【本文是吴稼祥先生于7月10日下午所作演讲记录稿，有删改】
吴稼祥：我的题目是“手术中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也会讲为什么要保A股，因为我的演讲，大家就会明白保卫A股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的演讲分为五个部分：
一、十八大前后，中国经济到底得了什么病；
二、怎么样医治这个病；
三、要治疗这些病，为什么需要体外循环的资本市场；
四、这些病带来哪些系统性风险，当然现在风险已经爆发，针对这个风险应该怎么做； 五、A股保卫战的意义是什么。
一、中国经济四大症状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四大症状。这些症状都用比喻的方式展现，但是每一个比喻的后面都是非常系统的数据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主要提出这些症状，具体的数据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找到。
第一个症状叫做心力衰竭，这是最严重的病，表示经济增长的动力枯竭了。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靠两大动力，一个是政府冲动。政府冲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指标，官升得快慢和GDP有关系，由此也带来了经济增长的血腥味。为什么说血腥味呢？因为土地财政。90年代实行新的财税制度以后，地方政府的事务没有减少，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只有两个办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一个是以土地作为担保的借款，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通过卖地增加财政收入。卖地就需要强行拆迁，就会出现防暴警察，就会发生恶性暴力事件。这种血腥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假增长，不是真增长。比如，某市政府要挂牌三块地，每一块地是三百亿，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一分钱的实际投入产出都没有，光靠卖地就收入一千亿。这个一千亿完全是账面上的，它基本的来源是老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只不过把它显现出来而已，实际上社会财富一分钱也没有增加，但是账面的价值增加了一千亿。所以过去的经济增长，我为什么认为是假性经济增长，这是原因之一。很多的经济增长完全是虚假的，根本没有社会财富在后边匹配，仅仅是一个土地价格的显现而已，还伴随着强拆和拖拉机轧人，所以是血腥的。政府冲动的主要后果就是债台高筑和对老百姓无底线的土地拆迁，破坏了社会生态、破坏了文物、破坏了自然环境。
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是人口红利。因为我们之前劳动力价格便宜。时间有限这一点我不具体展开讲述。我在美国的时候与人讨论，有人反对中国加入WTO，我说你不是公民领袖，你是工贼，你是反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上涨。全球化的后果很多，但有一个是肯定的，就是中国工人工资会上涨起来向发达国家看齐，你为什么反对这个呢？所以这个意义来讲就是说人口红利，是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搞“三来一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是80年代的口号，大进来的是原材料，大出的是工人的血汗。现在李总理提出“优进优出”。优秀的技术进来，高技术附加的高质量产品出去，这样来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应该讲十八大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枯竭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很多的国家认为中国要保护劳动力，搞最低工人工资以后，就把很多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去了，像越南、印尼这样的国家。
第二个症状叫做脂肪肝，脂肪肝是指产能过剩，造血功能下降。产能过剩是指什么，大量的设备投资，20%以上的设备投资过剩。这些投资确实也掺杂着GDP，但是这种GDP是通过脂肪肝导致的，吸取了过多的糖和过多的脂肪。根据2013年统计的结果，钢铁是过剩最严重的，煤炭亏损面达到80%，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70%左右，水泥产能利用率是62%，电解铝过剩率30%、亏损50%，中国是第一大造船国，国办的船企2013年、2014年的时候是零接单，太阳能电池过剩95%，很多是倒闭的，风电产能40%以上的闲置，石化产油炼油利用率67%。
这些就是自我循环的结果，为了要追求更高的增长，然后就要用增长来刺激增长。要炼更多的钢铁就要更多的煤炭，要更多的煤炭就要有更多的钢铁，倒过来就是更多的煤炭，然后就是炼焦、化工、油……自我循环，循环到一定的程度，结果就是产生了大批过剩产能，企业全面亏损，消费非常疲软，这个就是造血功能没有了，亏损了怎么造血？这个肝被脂肪所包围，这种病我叫做大量的产能过剩造成的脂肪肝。
第三个症状叫做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就是“官办”加“官享”，吞噬了健康细胞。我在大学毕业论文《中国封建工商界的特点》里，分析了四种工商业，第一种是官办官享的奢侈品工商业，第二种是民办官享的奢侈品工商业，第三种是官办民享的必需品，是以财政为目的的，第四种是民办民享的必需品。比如说清政府以前是盐铁专营，1949年之后是烟酒专营，现在是“三桶油”专营，“三桶油”只是一个代号，还有更多的专营。很多专营目的不是帮助人民生活，而是抽取民脂民膏。盐铁、烟酒、三桶油都是没有弹性的消费。一旦财政不行的话就涨价，这个盐一块钱一斤和一万块钱一斤，人们的消费量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是绝对无弹性的消费品。油也是一样，这个油基本上没有弹性。所以通过垄断这个资源，把你民脂抽到最后一滴血，你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样的工商业是极端腐朽的。那么四种工商业只有最后一种，民办民享必需品，才是有生命力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75%是属于前三种，这是中国为什么永远到不了现代工商业的原因。就是因为越发展就是越腐朽了，只为官府消费，这样的发展能有前途？
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这条老路上去了，75%已经腐朽，刚才已经看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九大产业的过剩，脂肪肝，这是官工带来的结果。还有“三桶油”的垄断，以及官府消费，使得我们的国家虽然看上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实际上老百姓是在痛苦的呻吟。
所以我把前面这三种工商业叫做恶性肿瘤，吞噬资源，腐败消费，在过去一直使得中国没有工商业能够走到现代产品经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会走回头路，步入历史循环。我们现在说是权贵资本主义，那是说得好听的。权贵抑制经济，那就是“封建”经济的回潮。当然这个“封建”是打引号的，还不是真正的封建，而是指皇朝政治经济。
第四种症状叫做偏瘫麻痹症。偏瘫麻痹症，就是市场经济的微循环发生了障碍，末梢神经是瘫痪的，市场功能丧失，具体导致了居民消费的疲软。2014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是35%，美国是71%，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都是55%。这些钱哪去了？生产过剩产能去了，供脂肪肝了，培养肿瘤去了。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生活质量怎么能够提高？
这样的结果，就是居民消费疲软，中小企业被杀鸡取卵，“小鸡仔”--民营企业家纷纷跑路，往哪跑？都在院子里。“铁公鸡”，锦衣玉食，妻妾成群。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都救到铁路公路机场去了，都到权贵那去了，都喂给“铁公鸡”去了。
这是中国经济的四大症状。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还能发展吗？我们都说断崖式的崩溃，这个不是断崖式的崩溃，而是天崩地裂的崩溃。第一个大问题说完了。
二、辩证施治，进行手术。
第二个大问题，我们来说说十八大习李上台以后在怎么样做。为什么习总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看看前面问题的严重性就知道了。第二个问题我取名“辩证施治，进行手术”。
第一个手术是切除肿瘤，手术方案是反腐、国改加上抑制权贵。抑制权贵包括8项规定，还有15道禁令。这些东西就是把权贵的消费抑制下去。通过国企混改把那些已经产能过剩的，那些没有生殖力的企业，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反腐败。
这道手术副作用是什么？浮华凋零，增长滑坡，十大领域被打压。我把这十个领域概括为十个字，好记得很，“女乐食住行，宝香衣醉人”。“女”，大家知道Girls，就是泡妞产业。“乐”是娱乐产业，什么夜总会、酒会、高端会所等等娱乐业。“食”是高档食品，人参、鱼翅、含着吃的虫草、海参等这些东西。“住”就是高档的住宅，有的小官僚一家几十套住房，这一打压为什么房地产萧条，是可以理解的。还有高档的宾馆，开房也是住的一个方面。“住”加“乐”就是开房，处长们都开总统套房，小科长都是开情侣房。“行”就是旅游，开会旅游、赌博旅游等等，还有高档轿车。“宝”是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古玩字画，加上拍卖，通过送一幅字画给领导就是好几个亿，这个产业现在也是萧条。“香”就是化妆品，整容，让一个女士好看的产业，现在好像也很萧条了。“衣”，就是服饰，也就是指郭美美们的产业，包、项链、高跟鞋等，还有高档服装这些。“醉”就是让你沉醉的东西，烟、酒、茶、毒品。“人”就是捞人和买官帽的产业，一个少将1500万，一个院士1500万，这是有价格的。
这么多的领域被打压，那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浮华、利润率最高的产业，一般都是300%左右的利润率，而且很多还是无烟、无税、无场所的产业，比如性服务产业。这些东西的消费不得了，而且拉动的产业非常多。所以看到的是哀鸿遍野，这些造成的经济下行至少有四个百分点。
以上说的副作用是经济增长滑坡的压力，此外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公职人员消极怠工：像周其仁说的“大领导踩油门，中领导挂空档，小领导踩刹车”。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在下面当官，我说你要不要争取一个市委书记，他说干不了，底下不干活，我干什么。底下人不干活是结果，是很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其中一个原因：你不让我泡妞我干什么活？不让我喝酒我干什么活？当然，还有些躺倒不干的人，是想看新团队笑话的人。
第二个手术是调理脂肪肝，手术方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最重要的出路就是产能输出，就是“一带一路”。这个手术方案搞起来的副作用也是比较大。“混改”首先触动了国内保守派的最深的底线。保守派有三大底线，第一个是金融不能自由化，第二个是土地不能私有化，第三个是国企绝对不能民营化。一混改就触动了保守派的底线，最近的股市大跌和这个有关系，因为混改要通过股票市场的繁荣来推进。这个就是国内的“山沟马”，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还有一头“约翰牛”。“约翰牛”就是美国，你搞“一带一路”，肯定会构造一个经过世界心脏地带--中亚的一条经济发展带，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然后再经过中欧，然后再到西欧，这是一条经济发展的带。海上丝绸之路，要经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可以辐射到澳洲，再经过马六甲海峡经过地中海，然后经过南欧到西欧。通过这两条线，美国人看到中国的雄心太大了，这也是美国人的软肋，美国的势力不能达到的，尤其是俄罗斯也不是很同意我们和中亚五国的交往。英国有一个政治地理学家，也叫地缘政治学家，名叫麦金德的写过一本书，是上上个世纪末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的报告，叫《历史的地理枢纽》。那本书里面提出一个概念，谁占领了中亚，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岛，谁控制了欧亚大陆岛，谁就统治全世界，因此他把中亚称之为世界心脏地带（“heart of the World”）。所以这个意义上，推进“一带一路”，在美国人来看你侵犯了他们称霸世界的雄心，所以就引起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怂恿南海诸国挑战中国。实际上副作用就是这个，这一套方案我开一个玩笑，触动了马的命根子和牛的生殖器，他们不干了。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产业的调整，短期内不可能马上见效的，有一个后延时间。比如说水泥产业输送到国外，要建设，要产出，要产生利润，要做成报表统计进国内GDP里，需要一两年时间。这也导致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还导致了GDP的国家队怠工。这么多国家队的央企和国企，要混改都不干了。这都是一些国家的中坚力量，关系国计民生，那一怠工的后果就不小。一个是骨头部分的央企国企的消极怠工，另外一个部分是浮华产业，就是奢侈品消费被打压。这对经济的下行压力相当大。
第三个手术是激活偏瘫。手术方案有四个环节：放权、减负、惠民、两创。十八大以后，国务院放了那么多权，就是为了激活偏瘫。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一共60条，说白了都是维护各种权利，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减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煤的，他说国务院一宣布撤掉所有关卡限制以后，煤当天每吨就降了好几块钱。还有惠民，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搞危旧房改造和工棚改造，这在西方就叫做贫民窟改造。这个是为了惠民。当然还有“两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为了激活偏瘫，让市场更有活力。
这个手术的副作用，是财政收入要减少，财政支出要增加。因为要放权，要减负，财政收入要减少；因为要惠民，财政支出就要增加。这样财政部就不干了，这个可以理解。还有一个副作用是既得利益群体受损，寻租暗道减少了，消极对抗更加剧烈。全国的官场不干活了，不能寻租了。
第四个手术是心脏手术，恢复心动力。心脏手术主要的方案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它的评述是，从2X（血腥与血汗）的经济发动机，转向2C（创业与创新）的经济发动机。副作用是血液的体外循环，还要清洗有毒的血洗，这就有系统性的风险。系统性的风险是什么呢？心脏手术的时候，心脏要停止跳动，还要洗血，所以必须把血液导出体外，洗了以后再输入到体内，因为动手术，心脏不能进行输血了。这个时候一剪刀把导管剪了，人就死了，血液回不去了。中国经济处在这个状态，最危机、最紧张的状态：实体经济还没有起来，还躺在手术台上，动心脏手术，切脂肪肝和肿瘤，末端神经和毛细血管还在被激活的过程中。这种情况真的被改革派的对手准确看到了，并且动手了。
三、体外循环的资本市场
第三个大问题，我们来分析手术为什么需要依赖体外循环的资本市场。心脏手术的导管就是资本市场。第一个，民间创业需要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支持不能光靠政府。银行业务无法为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我们知道银行贷款具有马太效应，越富越有，越穷越没有，银行还有对无风险的偏好，和对血统的偏好，越是大企业越好，越是民间企业越没有贷款。银行或中介结构即使给贷款，中小企业得到的资金成本也过高，民间小企业要从政府和银行系统筹措资金来进行创业，进行创新几乎是没有希望的。总的来说，经济要转型，心脏要重新起搏，如果没有体外的血液供应的话，几乎门都没有。
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红利停摆，技术创新需要的资金支持就非常困难了。因为政府的补贴支持有限，而人力成本不断增加，劳保、三险等等，小企业怎么能负担得了呢？还没有生出来就死在自己的子宫口上了，怀孕了，生下来就是死胎，就是这种状况。
再一个九大过剩产业相当于九条咸鱼需要翻身，翻身需要资金的活水。过去的所有和这些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都死掉了，它们的融资渠道全部关闭。所有这些产业的上市公司，资金极其困难，股票抵押贷款，融资渠道终结，重组并购无门，成了咸鱼，装在债务的罐子里。
最后就是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需要资本的反作用力，否则的话就是跳水，一滑千丈。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架马车依赖于产能输出和创业创新，如果没有的话这三架马车可能就停放在车库里，马都被杀了。产能产输和“两创”依赖于资本市场，因此，资本市场成为了手术台上中国经济体外循环的血管和血液供应的唯一渠道。所以中国的经济是命悬一线。
四、体外循环的系统风险。
第四个大问题，来说说体外循环的系统风险。我认为资本市场是连环拖带模式。二级市场吸纳国内外资金，可以拖带1.5级市场的定增，如果二级市场繁荣，定增就会繁荣，很多人在做定增就是这个原因。6月中旬以来的A股下跌风潮以后，定增都泡汤了，还没有爬起来，很多都流产了，或者是正在筹划中的定增已经搁置，就是因为这个发动机停火了。一级半市场如果繁荣，竞争繁荣的话会拖带一级市场的PE繁荣。现在很多人在筹划PE，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股指到了5000点，PE的筹划，每天开会，听人家怎么搞PE。股灾出现，PE没有了。一级市场的PE活跃可以拖带0级市场的天使投资和种子投资。天使投资和种子投资是解决“两创”资金的最好来源，政府没有资金，银行资金不给你，或者给你的成本也高。种子投资和天使投资是不要回报的，他要的是概率，我投一百个项目，两个项目活了，我就齐了，其他的失败了也没关系。这个对于创业者的压力很大，要是做不成什么都没有了，好处就在于这个资金压力的成本很小。所以天使投资和种子投资带动“两创”，股价上涨、定增繁荣，可以反哺实体经济，上市公司债务可以解套。股市繁荣，就有更多的公司去融资，融资可以进行兼并和重组。
我注意到最近纷纷停牌的这些公司主要推动力就是银行质押。举个例子，比如说通化东宝，在银行质押了3.5亿股，价格在23块钱左右，假如股票跌到20块钱以下银行就通知你要么还一部分资金，要么拿更多的股来质押，可是它没有了，它的大股东只有三亿六千万股，已经质押了三亿五千万了，因此就面临资金短缺的压力。为什么这么多公司停牌，走进防空洞？这是第一个冲动，要停牌，防止股价继续下跌。第二个冲动是怕被恶意收购。你看那个某科，就是涉嫌恶意收购。凭借团队的力量先把股价砸成萝卜白菜，然后全买了。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很多公司停牌了。这都是自我防卫，现在也是命悬一线了。
现在对手已经看到了，体外循环是救命稻草，也是新政的七寸，把七寸给打了，问题就比较严重。只要让二级市场崩盘，就等于春耕时杀了农户的耕牛，一年的收成泡汤了，就等于切断了手术台上被受术者的体外循环导管，可以造成四级市场同时的连环踩踏，引发全方位的国内外的金融危机，“两创”从美梦变成噩梦，心脏手术必然失败，中国经济的心电图就会成为6月7日创业版的K线图，一条无波动长线失去生命迹象。这样的话会导致外资出逃，股民被血洗，还可能酿成大规模的社会骚乱，重演光绪以来维新改革派的悲剧。
五、A股保卫战
最后一个大问题，说说A股保卫战。中国改革派的对手点到了改革派的死穴。如今的中国反改革派是2.0升级版。1988年1.0版的保守派，那一次他们策划了价格改革的危机。邓小平说价格改革要攻坚，于是反改革派导演了一次抢购风潮，让所有的银行不愿意去提供货币和保值储蓄。让存户挤兑银行。那个时候管经济的是保守派，死死把银行摁住，不让提高准备金和存款保险金，导致居民恐慌，开始抢购。最后导致了邓赵大败。前几天股灾，我就看到现在也有人在讨论谁要下台了，谁来接任的问题，还有人讨论谁谁只能干一届。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你就知道，这个股灾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刚才说的是A股保卫战的严重性，现在分析反改革派是怎么样演奏葬礼进行曲的，一共有三步曲。第一步，股市最低潮时，组织资金进入各市场权重股，握有大量的超级的便宜筹码。这种谋划几个月之前开始。第二步，是顺势鼓吹4000点底部，把A股尤其是创业版驱赶成疯牛，为屠牛埋下伏笔。第三步，借口买卖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天量做空A股造成踩踏，制造金融危机，扼杀中国经济，逼被血洗的股民上街，他们的招法是用市场埋葬市场这么一个做法。
保卫A股就是保卫中国的未来。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六、答问录
提问1：您讲了很多症状，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远离资本市场，也可以比较积极的参与，您说的“保卫”是大家都要参加吗？
吴稼祥：这个问题提得好。一般来讲，保守派错估了改革派，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派和过去差不多。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习总结了前人失败的教训，变得更强大了，人家说他“谈笑间强虏烟飞灰灭”，习是不动声色间强虏就灰飞烟灭了。
香港这次闹得多凶啊，两个月，习一个字都没有说，平定了之后他去澳门溜达了一圈。这次股市他有动静吗，出国了，正眼都不看你，你看今天不是全涨红了吗？怕什么呢？应该说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他们用最便宜的筹码把股市拉到最高，然后用低价格把这个筹码卖出去，一定要通过股指期货把它套利。下周17号，星期五是交割的最后时候，如果中国的股指跌不下去的话他们就破产。他们自己亲友操作的老鼠仓早精准逃顶了，但是他们操作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或者是国家的钱可能要赔了。为什么国家说保卫A股的时候把主战场放在中石油呢，因为中石油从来没有便宜的仓，你要砸他一定要花血本。因为中石油在去年的时候，就十二块多，今年都十三块了，后来还跌了，你要涨上去要花血本的，要亏几十亿才有可能把它打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保卫战主战场放在中石油，没有哪一个筹码具有这个品质，而且主板市场的权重非常大。我相信谁跟国家作战一定是死翘翘，有多少血可以流几天，国家的资源是源源不绝的。日本鬼子非要和美国打，山本五十六说是绝对不可以打的，日本空军飞到美国去，看到一望无涯的大陆，你把美国打得怎么样之后，输的一定是你，资源不能拼，你拼不了资源。谁和国家比资源，这太可笑了。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做梦。危机也不过一个月、两个月就过去了。
还有人把中国的股市说成是彩票市场，我说你根本没有搞懂。彩票市场是时空对应的，股票不是。我今天买了，不是今天就兑现，我今天买了可能就20年不动了，以后再卖，是不是？当年那个深发展上市以后，涨了三千倍，有吧？中国老百姓懂这个，只要对中国的前途有信心，现在买了有信心，五年后保证怎么也有五倍，当然不是全通教育、暴风科技那样的妖股。
提问2：您怎么看股票基金？
吴稼祥：我是不买股票基金的，赔得你没商量，拉着你一起下滑。要买就是买私募的，小的，收益高。股票可以涨回来，基金比较难。
提问3：您的解读可能是很另类的解读，我也大部分的同意。有没有不从政治来考虑，只是从资本逐利的角度考虑？
吴稼祥：你把股市看一下，除非地球毁灭，不会发生单边下跌，一天跌停过2019股。所有的基金和机构都有一个命令，只有卖不能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跌到这种程度，不可能取得这个共识。6月16号我打电话给一个特别大的基金老板，他当时正在香港，我问他，股市你怎么看？他说他们公司有两个王牌操手，一个看多，认为中国的股市完全没有到顶点，一个看空，认为经济有一些振荡，买涨就是赌死了。这样的王牌公司，两个王牌操手意见都不统一，在没有惊天利空消息下，那么大的股市怎么可能一致无差别的跌停呢？好比日本空军对重庆的轰炸，见到活物就炸。国家已经下决心进场，而且已经战斗两天了。交易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天价，中国平安单日成交679亿，一个单子20万手，20万手多少钱，16亿，谁能有这个钱？为什么公安部已经进去了，因为已经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了。股市这么大跌，有一个股票涨停，还要卖吗？巨单抛压要涨停的股票的政策意图是什么？
这个不是市场行为，这是被操纵的市场行为。有些人控制政府时，就嚷嚷市场失灵，要用政府矫正市场；不控制政府时，就是政府失灵，市场万能，其实是他们操控的市场“万能”。
提问4：我有两点疑问，您提到经济的脂肪肝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因为现在我接触一些行业，以前那种容易赚钱的机会没有了。现在提起改革政策，特别不满。您怎么看？
吴稼祥：现在习李到处推销过剩产能。中国作为一个二传手，西方国家提供技术，中国提供装备，第三世界提供场所，所以满世界推销高铁、核电站、水电站、港口建设等。刚刚前不久报道的我们为巴基斯坦建了三座水电站，已经开始发电了。现在中国是把所有的产能引向全世界。当然，对落后国家是一个福音，巴基斯坦晚上七点钟就断电了，现在有了水电，晚间孩子就能看电视了。
提问5：还有一个股市的问题，现在好像解决了，但是我昨天听到微信群里面说索罗斯到香港。
吴稼祥：那个团队吓唬你，空军的友军非常庞大，几乎把所有的微信圈和微博的发言权垄断了，好人是不可能造谣的，你会吗，你不会。还加上各种段子去传播，这都是高级的写手。“为什么老太监比小太监有钱，因为他割得比较早”，编得很有水平的。那都是高人啊！索罗斯退休了，他早就洗手不干了。
不过，目前还不能说胜利了，我只是说目前为止，“空军”因为有被抓的可能，消停点了。
为什么老骂那个倒霉的肖钢，肖钢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帮人老是要求一个太监给皇帝生一个儿子，有可能吗？证监会只是个行业部门，它协调不了保监会、银监会和各大金融机构，其次，肖钢在证监会，估计也没有人听他的。
提问6：我做土地流转信托，这一年来进展不是特别快。我想了解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在哪？另外，我也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这些天一直在盯盘，也在看中石油、平安和国泰君安。国泰君安空方一下子就抛几个亿，这么干不是神经病吗？空军一直在不停的加大火力，一直加到前天晚上。我的观点跟你是高度一致的。还一个问题是，下一步资本、基金的方向在那里？
吴稼祥：第一个问题，2012年法国巴黎银行在云南昆明搞年终策略会议，由我做主报告。那是2011年春节前，十八大还得等一年才开，我给他们讲中国未来的发展核心是四化，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相信。这四化是国企民有化，金融自由化，土地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习李就是这四化的执行人。2014年被称为改革元年，四化当中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迈得最大，因为保守派反对的理由最少的就是这个。人民币已是很多国家的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要加入SDR，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也在加大，这意味着现在中国距离完全金融自由化只有半步之遥。四化已经快完成了一个。再看土地私有化，某部长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习最想做的事情之一，我以为就是土地私有化，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看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论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就是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比土地流转更早的阶段性目标是包干到户，或称单干，模糊性学术化语言，叫联产承包。土地不私有化，中国的一切价格都是虚假价格。如果价格体系是栋大楼，土地价格是是这栋楼的地基。如果土地价格紊乱，所有的价格都是扭曲的。所以说如果中国不把土地私有化，中国的整个价格体系都是一种海市蜃楼。
很多人担心土地私有化之后，土地会大规模的兼并，一兼并就要出大问题，我要反问你，全世界土地都不兼并，台湾兼并了吗，也不兼并，台湾不也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中国大陆就要出大问题？
再说国企民有化，我和国开投的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喝茶，他说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方案都放在某领导案头上，老高老高，他既不看，也不下发，就这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什么这些当官的这么不配合改革，因为他们不敢配合，他们内部的规则，配合改革就会下场很惨。
中国的四化要是实现了，中国就民主了，权力都下放了，权力的甜头变苦头了，哪个当官的愿意这样？现在有点官不聊生的样子，如果开始选举估计抵抗力会下降。越有本事的人越不反对，现在一个镇党委书记40岁可能就退休了，如果搞选举呢，可能会做到80岁，因为选举没有年龄限制，所以越有能力的人越不反对选举。所以说习有可能在十九大以后启动民主化进程。不可能运动式反腐败，腐败这个东西是人性，谁都挡不住诱惑。你以为领导这么笨啊，不懂得人性是什么，运动式反腐是难以持续的，只有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笼子只能是民主宪政。
十八大决议的第五个问题讲的就是事关民主前途的政治体制改革，写了两千多字，现在一个字都不提，为什么不提？就像你结婚入洞房一样，连新娘都没有，入啥洞房？人生四大乐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没有新娘，洞房里就没有什么乐事。现在大领导踩油门，中领导挂空档，小领导踩刹车，别说政治改革了，土地流转都不干，国企混改都不干，还指望政治体制改革？
提问7：您觉得中美关系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有人讲不管是希拉里还是杰布·布什上台，中美关系都会走向比较紧张的对抗，您怎么看？
吴稼祥：这个问题提得好，本来我想放开来讲习面临的三大挑战，经济是其中一个。你问的这个属于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世界霸权东移已经是不可遏制的了。欧盟，北美三国--美加墨，东亚三国--中日韩，这三个经济体是世界上势均力敌的三大经济体。2013年，北美三国GDP是19万亿美元多一点，欧盟是17万亿美元多一点，东亚三国加港澳台是16万亿美元多一点，世界权力东移，这是不可抗拒的。人类历史上世界权力的转移都会带来世界大战，首先是希腊与波斯之战，然后是马其顿东征终结了这个争夺，接着世界权力移到地中海的西岸和东岸，再后来东西罗马帝国争夺地中海，再往后十字军东征伊斯兰世界，最后西方世界兴起，发现新大陆等等。从那时起东方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大概一两个世纪，都是西方自己争夺全球霸权，主导争夺的是两大集团--海洋集团和大陆集团，海洋集团以英美为代表，大陆集团以德国和俄罗斯为代表。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争霸战。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最后谁也没取得胜利，胜利的是意识形态。所以东西两大阵营，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是国家集团的对抗慢慢让位于单个国家的对抗，国家的块头决定了世界格局。我在我的著作《果壳里的帝国》里提出了馒头帝国和煎饼帝国的概念，馒头帝国都是岛屿国家，岛屿国家总是最先兴起的，容易发展外向型工商业，比如最早的雅典，后来又有了大英帝国，英格兰其实就是个大岛屿，一个大馒头，然后是美国，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岛屿国家，它把煎饼做成了馒头，所以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既是煎饼也是馒头，没有能和他对抗的。现在轮到中国崛起了，一旦中国起飞，那就像杜甫写的诗一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华民族有一个很难被忽视的品质，这个品质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你看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大陆是NO.1，33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英国两次工业革命的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超过4%；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超过6%；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超过8%。中国的经济增速是史无前例的。
世界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就是亚洲，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日本，第三个是台湾，第四个是韩国。我想说，儒教文化是超越基督教新教的。马克斯。韦伯有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节俭加勤奋工作造就了资本主义。中国禅宗伦理与新教伦理很接近，儒教伦理则更胜一筹，儒教伦理到底是什么，我今天不说。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怎能不惧怕？但好消息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世界霸权争夺，从未有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美国是民主国家，咱们早晚也得实现民主，所以中美争霸战打不起来。
我相信美国人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和中国打一仗的，中国民主化以后就更不会打了，所有经济上的冲突、外交上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有必要打仗吗？奥巴马尤其不能打仗，奥巴马一直穿着尿不湿和普京打交道，他经常要尿裤子的。俄国打克里米亚，他说什么了？现在乌克兰的仗还在打呢，他什么也没有说。叙利亚战争他敢染指吗？也门打仗了，中国派军舰过去接侨民，美国没有，说没有费用。美国的侨民说回去要起诉美国政府。去年夏天，白宫停摆了，因为没有钱，这在中国可能吗？美国有钱，但那是老百姓的钱，不是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和中国打仗很花钱的，老百姓会答应吗？
更何况中国政府买了好几万亿美国国库券，只要中国一平仓，美国海军就开不出港。所以说中美之间肯定会有很多问题，但仗是打不起来的。我们捅了他的屁股，抓了他的睾丸，不也没事？习第一次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捅了他的屁股，他的后院和石油在那个地方；第二次是抓他的睾丸，两只睾丸，一只是古巴，一只是委内瑞拉。一抓美国就疼痛，立即和古巴恢复关系。
不仅奥巴马，普京在与习的博弈中，也没有占到便宜。中亚五国是俄罗斯小妾，别人不敢动，习动了，因为普京被习成功地引向与西方对抗，他需要中国的支持。
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成型了，中国需要一支蓝水海军保卫中国的利益，全世界都要有中国的港口，没有海军哪行？地中海上的不少希腊岛屿可以候选，海上丝绸之路，要经过地中海，商路需要海军保护。此外，中国乘美俄航天员上厕所的机会，在大力发展太空事业，中国的雄心是发展大陆-海洋-太空三位一体的世界强国。
中国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要么起不来，一旦起来了，谁也拦不住，因为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国家力量是啥？这一点在西方数犹太人悟得最深，一个叫约瑟夫·奈的提出了软实力这么一个概念。国家不仅要有硬实力，还要有软实力，这包括经济、文化、宗教等等。约瑟夫·奈说得这么高，还是不如中国。实力，无论是软硬，是排他的，中国的力量不是排他的。不排他的力量是什么？是魅力。唐朝没有魅力的话，遣唐使是怎么来的？
（完）
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
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
周舵：中共现状与海外民运前途
(北京) 周舵 (作者为1989年6月2日绝食的“四君子”之一)
要点：
1)民运已经“边缘化”；
2)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3)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早春三月，应某基金会之邀，我重访美国。这个基金会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要我接受采访。趁便，我临时决定在哈佛大学作一次关于渐进民主的演讲，又应邀给哈佛的本科生讲了两堂课。时隔七年，美国还是如此诱人地美丽，而且──与中国大不相同──美丽得如此 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刚刚离开。在演讲中我说起七年前“逃离美国”，不是因为美国不好，恰恰相反，美国太诱惑我，我担心，时日稍长，我会动 摇了回国的决心。在洛杉矶的姨妈、表弟、表姐妹们，在台湾的舅舅，苦 苦劝我长留美国，至少，拿了绿卡再回国，两位老人甚至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酸酸的，并不好受。 我自问：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讨厌的品质之一）了？亲戚 们问我回去的理由，我说：两个字，爱国，或者，六个字：我是个爱国狂（亲西方的，不是反西方反美的）。这个理由她们不能接受，问我中国有 什么好，值得你爱？
这个质问，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爱可爱的东西吗？我想回 答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好，她可爱、优秀、有什么“优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我实在找不出中国比美国优越之处），恰 恰相反，因为她是如此不幸，如此多灾多难，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无法卸 除的沉重责任。
爱国不是出自理性认知，不是来源于优劣比较，对我而言，爱中国是 溶于我全部血液中的东西。我为中国的每一个缺点痛心，为中国的每一点 进步高兴得要流泪──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艾青诗）；
但我没有这么说──虽然是实情但难免被人解说为自我拔高──我只能说，留在美国很好，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可以说虽不在天堂也离天堂不远了，只不过，这就象翻日历，除去数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从现在开始 ，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天堂大概都是这个 样子吧）。中国却恰好相反，每日、每时都在变，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做 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就这样，我逃离了美国。回国后的种种经历，千言万语无法尽述，我 会选择一部份写在明年杀青的加长的“六?四亲历记”（题目是：《血腥的黎明》）当中。在这里，我只能提及一点：我本应经常把国内的情况通 报给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但由于种种不便，我似乎是失职了。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些弥补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与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之间，隔阂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这当然不是好事。从我“关注人权，支持申奥”的声明 受到的批评来看，这个隔阂和误解确实不容小视。
让我先从三点建言说起。
一．边缘化的危险
余英时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谈到中共的“痞子化”，极为中肯。事实上，共产党和几乎一切革命党一样，大体上由两部份人组成：理 想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边缘群体。所谓“边缘群体”，是指那些在大动荡的时代，从原本有序的社会职业分工位置上被排挤出来，又找不到新 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失 去土地的农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阶段，是激进知识分子为主流，正是他们鼓动、组织、领导那些边缘群体起来造反。随后，这一类人逐渐被排挤 出领导核心，边缘人日益成为主导。边缘人的不择手段、非道德主义、赤 裸裸的实力主义和残忍冷酷，便成为革命党的常规。这大概应该算是一种 “革命的内在逻辑”吧！
有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痞子文化”）的大书，很值得推荐：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着《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 年9月），我极为钦佩的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评述 杜亚泉（杜亚泉先生是近代最早注意该问题的学者）的一段话：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 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 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份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 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 生计，疾恶官吏，仇视豪富为其特色。
这部书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好， “阳儒阴法”也罢，都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谓“隐性文化”即游民文化、痞子文化，它“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 一统天下”。自秦始皇以后，争夺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拼杀之中，有成功的“豪杰”，从刘邦、朱元璋到毛泽东；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 、吴广到张献忠、李自成，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流民群体的杰出代表；所谓 “江湖侠客”,正是游民的理想；影响中国人(从担夫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远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乃一代又一代游民的经典 教科书。这个反贵族、反主流社会，反知识、反道德的游民文化，已经成 为中国人灵魂深处一种最坚执的情结和本能，每逢乱世，必定冒出头来大显神威。及至近世，再被激进知识分子抹上一层民粹主义的油彩，它就尤 其威力无比，真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九四年回国伊始，就向刘晓波、王丹和其他民运朋 友极力告诫“千万不要边缘化”的理由所在。当然，边缘化不是我们选择的，但责任在谁并不影响其危害性。如果我们脱离主流社会，脱离广大民 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日益封闭，成为一个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自 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小圈子，民运就死定了。请注意：我所谓“主流社会 ”，是指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发育着的、代表未 来的主流。
请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去设法接近 、了解、体谅和同情海外华人的主流意见？更不用说，国内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到企业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用一句“他们都是中共的应声虫”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离列宁的职 业革命家阴谋小团伙有多远？共产党尚且有“三大法宝”──党、军队、 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 敌人”，而我们，除了理想、热忱，主张和口号之外，还有什么？
二．极端主义的陷阱
极端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早就是民主理论界的共识，本来不必赘 言。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这块土壤上,民主不得不从ABC说起。这既是由 于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多少民主化的资源可资凭借，也由于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对非主流的激进民主极为亲切和熟知)，更是由 于执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自由民主 理论自身的模糊、混乱、不完善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和中国人的普遍见 解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理论，一直落后于民主实践，是最近二、三 十年，才逐渐清晰和完善起来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不停地争论之中，远远谈不上成为大多数人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认为，“极端主义”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去定义。从目标角度说，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正确、正义、 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宽容）其他的目标（主义、主张、立场、价值观……）；从手段的角度说，极端主义者坚持，为了达 成这个唯一正确、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这两方面可以合而为一，也可以互相分离，成为仅限于目标范畴的极端主 义（如哈耶克、诺齐克），或仅限于手段范畴的极端主义（如机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种极端主义： 极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右（各种暴力推翻共产党，不计代价地推行“休克疗法”的政治派别），以及狭隘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陷阱。详细的论证，收入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预计明年出版，此处不便多说。
按照我“渐进民主论”的“六分法模型”，欧洲自由民主的主导类型 ──中左+中右（我所谓“中派的联盟”即中左、中右的竞争─合作）是中国民主化的合宜目标，美国式的过份偏右不适合中国（无法仿效）；途径 （手段）是渐进有序地培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别成为体制内、外的主流 ，同时，防止社会大动荡，尽力防止三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顺便提一句，按照这一模型，迄今为止，国内近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没有切中要害。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种左派？如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和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右，两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既竞争又合作便是；如果是新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和暴力颠覆中共的极右， 那也同样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两者都是不容争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杀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决没有任何反对何清涟女士的意思。只不过，我建议她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细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 极左之分，右派有中右和极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个好用的分析工具。
极端主义不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处处与自由民主为敌（不管其信从者主观认知是否如此），而且，各种极端主义派别互相之间也是既你死我活，同时又互相激发──一个极端的崛起，一定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 。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从本?拉丹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值得美国人警惕和反省的是：你的自由民主再好，如果你用极端主义的手段去推行，也 会引起本?拉丹式的疯狂反弹。照此下去，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到最弱者 不久也有能力毁灭人类的世界上，最终除去同归于尽，不会有别的结局。共和党右翼的“北风主义”，自恋式的一意孤行，就多半会有这样的效果 ；只有金大中式的“阳光政策”，曼德拉式的海一样宽阔的胸怀，才能使民主化少些坎坷和反复。当然，象“九?一一”如此震撼性的事件，不是这样三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容日后再谈。
我要请求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离极端主义有多远？我们真 懂自由民主吗？我们具备实行民主的资格了吗？
三．读书、回国的重要
七年前我“逃离美国”还有一个原因，在《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 答傅春雨先生”之中提过两句：对海外民运某些人身上那种极端主义的品 性──粗暴、仇恨、不宽容、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和痞子作风，我 避之惟恐不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海外民运的所谓“争论”，就象一个原始丛林，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上一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眼镜蛇的尾巴 ，被它狠狠咬上一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这就叫“民主斗士”，那么，“Bye bye，再见了斗士”，我与你们无关。
听听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是怎么说的吧；与之相比，某些“民主斗士” 只能说是有近乎狂热的“斗”，却没有起码的民主素养：一些内在性元规则对于自由民主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使争论非个人化的规则：踢球，不踢人。与个人毁谤博得普遍喝彩的社会相比，在一个专事人身攻击的论战 让位于实际争论的社会里，更可能存在和平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演化 ”（W?Kasper＆M?E?Streit）。
并不是说，极端主义者都不是好人。只不过，好人如果走火入魔，可以做 出让世人惊骇不已的大坏事，成为危害人类的大祸害。没有什么理由认为 ，好心一定会办好事。极端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疯狂、非理性、没脑子。从眼镜蛇的角度看，你踩了它的尾巴，它置你于死地，再合理不过。极端主 义也未必都不值得同情。兔子被逼急了，还要蹬蹬腿呢，何况人乎。甚至 我敢说，极端主义者身上经常不乏极可钦佩的品质──勇敢，坚定，正直 ，热忱，严格，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这个美德单子可以开得很长。我 能说的只是：在今日之中国，极端主义危害极大，万万不可行。如果是二十年前，则另当别论。
我们又万万不可存有幻想，以为极端主义可能被根除。俗语云，“树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几十亿的人类，不可能个个温良恭俭让。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抑制极端主义的势力，缓和它的为害。这要靠执政者和 反对派双方共同努力。
中共执政者方面：应当充份认识极端主义的危害性，从自身开始放弃极端主义的信念和施政，对各种不同声音，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好，法轮功也罢，以及海外民运的温和派、激进派乃至极端主义派，只要没有极端到真正使用极端主义手段，都不妨对话、沟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否则，如同一只压力锅，底下猛烧火，上边连个出气孔都不留，迟早有一天要总爆发。
民运方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那一套“中共的专制本性注定不可能接受民主”的造反有理论根本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我在国内眼看着中共一天天在和平演变，令人担忧的反倒是，中共进步得比某些简单化的民 运极端派还要快！──这话听来刺耳，追究起来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罪，但我仍然非说不可，否则我就是一个怯懦的、昧良心说假话的、追着 浪头跑的投机分子。当前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中共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共， 甚至，它能不能叫做共产党尚且大可置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共产党的一整套信仰、价值观、理论和制度）是两回事，共产党里有太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不断地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影响，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尽管发生了“六?四”这样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分道扬镳的大悲剧，他们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眼看着这样的朋友在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呢？
我要再提一句老话：海外的朋友们，请你们多读书，多回国。我坚决反对那种无根据的信心，说什么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只要推倒专制，民众的民主天性就会迸发出来。正相反，自由民主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小心在意地引入。这就必定意味着精英们首先要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民主，而这不仅仅要生活在民主的空气之中，从事民主的实践，还要系统地接受民主 理论的教育。自由民主不是那么好懂的，它未必比其他学术更容易入门。没有什么比只要有良好愿望，人人都可以大谈民主更可怕的事了。也许， 我们应当互相商量，加上请教专家，开出一份自由民主必读书的书单，不 读完这些书，民主可以免谈。开汽车这样简单的事，尚且要上驾校训练上三个月，民主这种关天大事岂容马虎？
民主理论是洋人写的，没有几个洋人真懂中国──我就没见过几个。 中共夸口说，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话前一半是胡扯，马列主义不是普遍真理，是极左的 普遍谬说，但后一半却近乎普遍真理。几年、十几年不回国，还谈什么中国问题？从何谈起？我离开中国不过一年多一点，回来之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回感觉，居然就有那么多若干年，甚至一辈子没踏上过中国土地的中国 人、外国人，放心大胆地横说纵论中国的民主，指手划脚，这个对那个错 ，简直叫人哭都不知从何哭起。诚然，不回国怪不得海外的朋友们，是中共让你们有国不得回。但是，谦虚一点，自信和武断少一点，总是应该做到的吧！“知耻近乎勇”，知无知近乎有知。苏格拉底说过：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话不能作极端主义的理解，读作世上没有有 知识的人，但它肯定比“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离真知更近。我不是想贬低什么人，我真是在替很多朋友担心！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则需 要警惕另一种信息不全--被中共的片面宣传误导。
转载自：毕渡远的博客
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
钱钢语象观察:“司法独立”被谁判了死刑？
中国大陆正陷入有关“司法独立”的话语错乱。在18届4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中，出现了多篇批判“司法独立”的文章。最近的一次在1月7日，百余网站同时以《张春贤：我们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的路子》为题，转发了这位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书记在人民日报的专论。此文一出，网络哗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司法独立”一直是正面口号，现在要推翻此说，重回老路吗？
专政年代的黑词
毛时代政治话语，非红即黑。1949年后中共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遭到批判，成黑色词语。
这是法治理论问题，在当时更是有关执政者与司法关系的现实问题。在公布《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时，当局强调各级法院须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人民日报,1951.9.5），强调“司法工作必须积极地为政治服务”（人民日报，1951.10.30）。1952年到1953年，司法机关开展“反对旧法观念”斗争。被清算的观点包括：认为县、市长兼任法院院长违反“司法独立”精神；认为院长掌握案件判处是侵犯了审判员权力；认为由军法处办理镇压反革命妨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人民日报，1952.8.22）；认为“刑法具有世界性”，在刑法中特别强调“保护个人人身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日报，1952.10.17）；认为“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虽已被剥夺，但并未剥夺其诉讼权”（人民日报，1953.2.17）等。
1954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司法独立”再遭口诛笔伐。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社论称：
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上世纪50年代后，“司法独立”一语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清除。文革中公布的“75宪法”和文革后公布的“78宪法”，有关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文字均删去了“独立”字样。“75宪法”还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直到80年代初，“司法独立”方重新露面，这时它完全转换了颜色。
浅红与浅蓝兼容
笔者曾用下图，示意毛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治话语格局：
位于左端的深红是毛式话语，多数被弃用，少数仍露头；浅红是当政者话语，占主导地位；浅蓝是与浅红并存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话语，更具变革性；深蓝是被禁用的敏感政治语言。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这四色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历史。每一色块都是动态的。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在邓时代是热语，属于浅红，但到江、胡时期，已是深红。浅蓝与浅红有微妙的关系：当浅红显得开明，浅蓝便活跃，甚至同一个词语兼具浅红和浅蓝两色；当浅红趋于僵硬，浅蓝便消沉，一些曾被浅红兼容的浅蓝话语还有可能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即是一例。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毛时代的黑词“恢复名誉”。人民日报上，“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都成为正面词语。但两者命运不同。“三权分立”很快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却进入浅红色块。
1980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宣布成立，主任委员叶剑英（时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发表讲话，称在新宪法中，“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人民日报，1980.9.16）。
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国大陆习称“八二宪法”）体现了司法独立原则。其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有学者认为，80年代中国法学有多项进展：恢复和确认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彻底摒弃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人民日报，1989.1.27）。
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人民日报，1989.9.27）。江执政的十余年，至少在党媒的字面上，中共表示了对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的认同。这一时期，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WTO，亦在客观上有利司法独立原则的传播。
1999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学家李步云的文章《依法治国的里程碑》。李文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利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
21世纪头十年，“司法独立”属浅红话语，更是浅蓝话语，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兴盛和互联网的崛起，“司法独立”被广泛传播，直到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语象生变。
2008后浅蓝受压
论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中国舆论全面收紧。检索媒体可知，收紧的过程始于胡锦涛当政后期。2008年，“中国模式”派登台，“普世价值”等浅蓝词语受到挞伐。2009年，中共17届4中全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右作出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全党自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现行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四个重大界限”。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系列文章，其中《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一文， 打响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媒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第一枪（人民日报，2010.4.8）。但还只是冷枪。
党内的声音并不一致。2011年4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他们座谈。他谈到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包括“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要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人民日报，2011.4.15）。
18大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称“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
18大前，浅蓝话语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2012年10月22日，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在财新网撰文：《司法独立、政改与18大》，作者认为司法改革将成为18大后的改革突破口，“司法改革千头万绪，司法独立是核心内容”。
与许多知识分子的乐观期待相悖，18大后，中国舆论场竟遇寒流。2013年春夏开始“七不讲”，“司法独立”是箭靶之一。
“司法独立”成箭靶
观察政治语象演变，人们看到怪异的图景。在舆论清场的同时，习式“改革”次第登场。18届3中全会和4中全会，其主题“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确为党内外所期待，也令深红极左势力坐卧不宁。但两次全会后，改革舆论势头平平，反改革舆论却大行其道。4中全会后，党媒宣传解读的重点是党对法治的领导。对“宪政”的批判升级，“司法独立”也成为打击的重点。
张春贤在文章中说：
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的路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人民日报，2015.1.7）
吊诡的是，张文见报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出台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的“十条禁令”。“司法独立”一语，又以正面形象示人。
中共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提法？在宣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他们究竟是要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是决定废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陆续解禁启用了一批源自西方的词语，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同时，把一批敏感词锁进禁区，如“多党制”、“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可以使用，可能因为该语政治敏感度与前面的深蓝语有微妙分别。进入21世纪，中共最高领导不直接说“司法独立”，但在党代大会的报告中，语义相同的论述始终存在。试比较下列句段：
13大：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14大：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
15大：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障”改为“保证”，增加了“公正”）
16大：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17大：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18大：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证”改为“确保”）
从赵紫阳、江泽民到胡锦涛，报告中关于司法的表述均有“独立”一词。这一原则在18大后没有改变。
18届3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届4中全会同样强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更具体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上述所有表述，毫无疑问，就是80年代初叶剑英所称的司法独立原则，且最新的表述更鲜明具体。18届4中全会是主旨是法治，具体内容与司法改革密切相关，然而全会后，一种对宪政、对权力制约、对制度变革的忧惧似在高层蔓延。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会闭幕不久表示：
我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建立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对案件依法独立审判，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民日报，2014.11.7）
这段话，核心是“党的领导”。4中全会后所有的争议，核心问题仍为“党大还是法大”。
中共的政治话语正陷入泥沼。“划清界限”，越划越乱。讲“依宪执政”，不许讲“宪政”；讲“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许讲“司法独立”。依此逻辑，他们将如何对待“法治”、对待“人权”？中共声称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如果对每一条全球共同准则，都做如此的清洗切割，他们到底能否真正改革？又谈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旁观者无从判断，是谁要给“司法独立”判处死刑。可以预计的是，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战幕一旦拉开，他们信誓旦旦的“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成空文，权力干预司法将防不胜防，司法改革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专政年代的黑词
毛时代政治话语，非红即黑。1949年后中共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遭到批判，成黑色词语。
这是法治理论问题，在当时更是有关执政者与司法关系的现实问题。在公布《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时，当局强调各级法院须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人民日报,1951.9.5），强调“司法工作必须积极地为政治服务”（人民日报，1951.10.30）。1952年到1953年，司法机关开展“反对旧法观念”斗争。被清算的观点包括：认为县、市长兼任法院院长违反“司法独立”精神；认为院长掌握案件判处是侵犯了审判员权力；认为由军法处办理镇压反革命妨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人民日报，1952.8.22）；认为“刑法具有世界性”，在刑法中特别强调“保护个人人身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日报，1952.10.17）；认为“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虽已被剥夺，但并未剥夺其诉讼权”（人民日报，1953.2.17）等。
1954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司法独立”再遭口诛笔伐。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社论称：
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上世纪50年代后，“司法独立”一语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清除。文革中公布的“75宪法”和文革后公布的“78宪法”，有关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文字均删去了“独立”字样。“75宪法”还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直到80年代初，“司法独立”方重新露面，这时它完全转换了颜色。
浅红与浅蓝兼容
笔者曾用下图，示意毛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治话语格局：
位于左端的深红是毛式话语，多数被弃用，少数仍露头；浅红是当政者话语，占主导地位；浅蓝是与浅红并存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话语，更具变革性；深蓝是被禁用的敏感政治语言。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这四色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历史。每一色块都是动态的。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在邓时代是热语，属于浅红，但到江、胡时期，已是深红。浅蓝与浅红有微妙的关系：当浅红显得开明，浅蓝便活跃，甚至同一个词语兼具浅红和浅蓝两色；当浅红趋于僵硬，浅蓝便消沉，一些曾被浅红兼容的浅蓝话语还有可能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即是一例。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毛时代的黑词“恢复名誉”。人民日报上，“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都成为正面词语。但两者命运不同。“三权分立”很快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却进入浅红色块。
1980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宣布成立，主任委员叶剑英（时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发表讲话，称在新宪法中，“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人民日报，1980.9.16）。
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国大陆习称“八二宪法”）体现了司法独立原则。其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有学者认为，80年代中国法学有多项进展：恢复和确认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彻底摒弃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人民日报，1989.1.27）。
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人民日报，1989.9.27）。江执政的十余年，至少在党媒的字面上，中共表示了对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的认同。这一时期，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WTO，亦在客观上有利司法独立原则的传播。
1999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学家李步云的文章《依法治国的里程碑》。李文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利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
21世纪头十年，“司法独立”属浅红话语，更是浅蓝话语，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兴盛和互联网的崛起，“司法独立”被广泛传播，直到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语象生变。
2008后浅蓝受压
论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中国舆论全面收紧。检索媒体可知，收紧的过程始于胡锦涛当政后期。2008年，“中国模式”派登台，“普世价值”等浅蓝词语受到挞伐。2009年，中共17届4中全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右作出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全党自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现行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四个重大界限”。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系列文章，其中《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一文， 打响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媒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第一枪（人民日报，2010.4.8）。但还只是冷枪。
党内的声音并不一致。2011年4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他们座谈。他谈到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包括“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要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人民日报，2011.4.15）。
18大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称“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
18大前，浅蓝话语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2012年10月22日，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在财新网撰文：《司法独立、政改与18大》，作者认为司法改革将成为18大后的改革突破口，“司法改革千头万绪，司法独立是核心内容”。
与许多知识分子的乐观期待相悖，18大后，中国舆论场竟遇寒流。2013年春夏开始“七不讲”，“司法独立”是箭靶之一。
“司法独立”成箭靶
观察政治语象演变，人们看到怪异的图景。在舆论清场的同时，习式“改革”次第登场。18届3中全会和4中全会，其主题“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确为党内外所期待，也令深红极左势力坐卧不宁。但两次全会后，改革舆论势头平平，反改革舆论却大行其道。4中全会后，党媒宣传解读的重点是党对法治的领导。对“宪政”的批判升级，“司法独立”也成为打击的重点。
张春贤在文章中说：
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的路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人民日报，2015.1.7）
吊诡的是，张文见报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出台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的“十条禁令”。“司法独立”一语，又以正面形象示人。
中共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提法？在宣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他们究竟是要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是决定废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陆续解禁启用了一批源自西方的词语，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同时，把一批敏感词锁进禁区，如“多党制”、“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可以使用，可能因为该语政治敏感度与前面的深蓝语有微妙分别。进入21世纪，中共最高领导不直接说“司法独立”，但在党代大会的报告中，语义相同的论述始终存在。试比较下列句段：
13大：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14大：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
15大：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障”改为“保证”，增加了“公正”）
16大：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17大：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18大：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证”改为“确保”）
从赵紫阳、江泽民到胡锦涛，报告中关于司法的表述均有“独立”一词。这一原则在18大后没有改变。
18届3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届4中全会同样强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更具体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上述所有表述，毫无疑问，就是80年代初叶剑英所称的司法独立原则，且最新的表述更鲜明具体。18届4中全会是主旨是法治，具体内容与司法改革密切相关，然而全会后，一种对宪政、对权力制约、对制度变革的忧惧似在高层蔓延。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会闭幕不久表示：
我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建立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对案件依法独立审判，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民日报，2014.11.7）
这段话，核心是“党的领导”。4中全会后所有的争议，核心问题仍为“党大还是法大”。
中共的政治话语正陷入泥沼。“划清界限”，越划越乱。讲“依宪执政”，不许讲“宪政”；讲“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许讲“司法独立”。依此逻辑，他们将如何对待“法治”、对待“人权”？中共声称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如果对每一条全球共同准则，都做如此的清洗切割，他们到底能否真正改革？又谈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旁观者无从判断，是谁要给“司法独立”判处死刑。可以预计的是，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战幕一旦拉开，他们信誓旦旦的“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成空文，权力干预司法将防不胜防，司法改革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2015年1月1日星期四
钱钢：2014中国政治语象分析
2014年的中国舆论场，相较上年， 更加板结。经一年多思想清场，主 张政治改革的“浅蓝”词语几乎全被逐 入“深蓝”禁区。当政者的“浅红”话语 全面重组。改革开放前的一些“深 红”口号则被激活。
“宪”字风波
2014年中国大陆最大的话语事件， 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两个口号 的失踪、重现、和由此引发的宪政 批判。
这是18大后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 施行30周年时提出的口号。2013 年“七不讲”，批宪政，它们在党媒上 跌入低谷。2013年底语象报告，笔 者已注意到“依宪执政”的倏起忽落。 2014年，笔者发现在发行逾千万的 超级大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读本》中，习谈“依宪治 国”和“依宪执政”的讲话不见了。
同样情形出现在中共4中全会文件起 草过程中。这个关于依法治国的决 定，起草之初有这两个词语，后来 被删，到全会闭幕当天，根据“一位 领导同志”的指示，又匆匆写入（广 州日报，2014.11.6）。
笔者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高喊“依 宪”，未必真爱宪，真守宪，但删 除“依宪”，压制“依宪”传播，则确凿 证明，有一股强大势力，真怕宪， 真恨宪。就在4中全会公报发布当 天，各主要网站同时刊登署名“国 平”的文章《依宪执政与西方“宪 政”不容混淆》，同日人民日报为全 会闭幕所发的社论，也展开了对宪 政的批判。
人民日报是舆论风向标。2013年讨 伐宪政，人民日报（不包括海外 版）表现谨慎，公开批宪政的文章 全年仅两篇。2014年，在4中全会闭 幕前近10个月里，人民日报含有批 宪政内容的文章共5条。然而，全会 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10月24日至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13篇此 类文章。其中，11月13日的《中国 依宪执政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宪 政》，是该报有史以来首次就国内 政治问题，在标题上使用负面定义 的“宪政”一词。在百度新闻搜索可 见，4中全会前近10个月，标题出现 负面定义“宪政”的文章120条，而全 会后的两个月，此类文章689条。
强调依宪治国的4中全会刚刚结束， 党媒便迫不及待对“依宪执政”尾随消 毒。对全会精神的宣传，本应充分 阐释“依宪执政”是什么、应如何，结 果却变成“依宪执政”不是什么、不许 如何。这诡异情景，折射了不同力 量对依法治国定义权的争夺。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 执政”，4中全会决定中的这句话， 将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作为依法治 国的核心命题。依法治国，必须解 决法治还是人治问题，必须厘清党 与国家的关系。宪法实施，宪法监 督，违宪审查，都是依宪治国题中 应有之义。
对“依宪”，体制内外原有共识，那就 是“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人民日 报，2012.5.14），这也是对宪政的 一般定义。然而全会后批宪政的舆 论，表现出宣传机器对权力制约的 恐惧。这些文章高调重申党对法治 的领导，鼓励国家权力积极作为； 认为“宪政”是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政 治盘算；提出“宪政”一词有特定色 彩，中共不能使用。
“宪政”在中共词典中原是正面词语。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提出“新民 主主义的宪政”。2008年，人大委员 长吴邦国还将“人权入宪”称为“我国 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人民日 报，2008.3.22）。
18大以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态度 审慎，不轻言“宪政”，但尚容忍社会 使用这一概念。“宪政”和当今中共使 用的“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 概念，均来自西方。18大前，“宪 政”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学术课题，正 面语义的“宪政”在媒体常见，这使执 政者就此议题存有探讨协商的空 间。
2013，“宪政”、“公民社会”被打入另 册。2014年4中全会后，新一轮批判 高潮又起。宪政批判受到几位中共 党内学者抵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 说：宪政不是洪水猛兽（中青 网，2014.10.24）。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说：宪政 非资本主义独有（新浪网， 2014.11.15）。但这些声音，被官 方批宪政的强大声浪吞没。
党语沉浮
在此语境下，中国大陆政治话语发 生诸多演变。2014年，中国大陆若 干政治关键词，在党媒体上彻底转 为负面语，遭到批判，包括上届总 理温家宝曾正面强调的“司法独立”。 同时，当政者自己的话语也在重 组。
2013年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政治文明”、“民主政 治”、“党内民主”等8个词语在人民日 报的频度跌到10年最低点，“政治体 制改革”跌到7年最低点。2014年 （截至12月29日，下同），除“民主 政治”和“政治文明”略有回升，其余 继续下滑。“政治体制改革”，达 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前几任领导人的旗帜性用语，人走 词凉，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 是，“政治体制改革”及与其相关的若 干词语，在2014年发生了不寻常的 变化——
“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共13大到 18大历次党代大会都曾提及的口 号。虽然只说不做，已成空言，但 却是必要的门面语，2013年3中全会 也曾提及。2014年4中全会，主旨是 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和政治体制改 革，互为因果。然而全会通过的决 定，不见“政治体制改革”。该语在 2014年人民日报仅43篇文章使用。 而另一个内涵相近的新语句“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迅速 走红，2014年在人民日报的使用篇 数为457（“政治体制改革”在频率最 高的1987年，为348）。江泽民时 期曾用“政治文明”新口号论述政改， 胡锦涛时期用得较多的政改相关语 是“党内民主”。习近平是否要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 更技术性的新提法，作为政治建设 话语，替代承载着历史积淀、和胡 耀邦赵紫阳密切相关、在党内外易 于激起共鸣的敏感的“政治体制改 革”？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是政改的要义， 核心在“制约”。中共在17大前提出 此语，17大、18大报告均从权力结 构的角度使用这个提法。2013年3中 全会的决定，亦有此说，但局限 于“政府结构”和“行政运行机制” 。 2014年4中全会，此语消失。查全年 人民日报，这个语句仅出现6次。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8大 后，这一比喻被广泛传播。2014是 反腐打虎之年，党内外对依靠制度 反腐的呼声日高，但在强调依法治 国的4中全会决定中，不见这句犀利 的口号。
“权为民所赋”：这是习近平就任总书 记之前说的话。2014年，对习个人 的宣传空前强劲。他在地方和中央 任职时的许多“语录”都在媒体热传， 偏偏这一句被冷落。2014年全年， 人民日报只有4篇文章使用此语。
上述“党语”所受冷遇，可与宪政批判 相联系。上述4句，涉及权力的合法 性来源、权力的制约，恰是“依宪执 政”的支柱。然而舆论管制者对此避 之唯恐不及。4中全会号召法治，会 后的宣传却言多戒律，一只眼看 着“法”，一只眼望着“党”，甚至望着 强人。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 宁公开提出：“不能把法治神圣化， 把人治妖魔化”（人民网， 2014.12.6）。
4中全会决定色彩驳杂，“政治体制 改革”未写入，一些深红词语也未写 入（如“专政”和“四项基本原则”）， 强调党权的保守表述和推进制度变 革的开放性表述并存。笔者从中选 择了8个句段，比较在4中全会后两 个月的传播实况：
A，“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 责任追究制度”。
B，“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C，“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D，“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 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 分离”。
E，“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 点”。
F，（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 动”。
G，“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H，“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 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检索结果，人民日报的频率高低排 序为：BFACHDGE，慧科的排序 为：ABCHFDGE。两个数据库的相 同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均居高（人 民日报第一，慧科搜索第二）；“公 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和“必须以规范和 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同为倒数第一和 第二。
笔者还比较了决定中的5个关键 词：“宪法监督”、“以德治国”、“党 内法规”、“人权司法保障”、“党的领 导+依法治国”（在一篇文章中同时 使用两者）。在慧科新闻搜索，频 度最高的是“党内法规”，第二位 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第三位 是“以德治国”。“宪法监督”第 四，“人权司法保障”第五。首位与末 位的比率为3.5:1。在人民日报，频 度最高的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 第二位是“党内法规”，第三位是“以 德治国”。“人权司法保障”和“宪法监 督”频度居第四、第五。首位与末位 的比率为7:1。
党语之凉热，对被迫噤声的自由知 识分子也许已失去意义，但对体制 内仅存的开明力量，却是清晰的负 面信号 。
深红与粗蛮
中国大陆的语象图幅上，始终存在 着一方深红，它属于改革开放前30 年的话语体系。一些词语在邓小平 时代和后邓时代似已寿终正寝，但 在2014，却纷纷复活：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此语 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 光。2014年9月，王在《红旗文稿》 第18期刊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 不输理》，该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行阶 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斗争仍是当今 的“主线索”，“不可能熄灭”。
“反党反社会主义”。2014年12月， 《红旗文稿》第23期刊文《维护微 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 向》，提出在互联网上“要严厉打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色地带’”。
“刀把子”。这是毛时代用语，特指专 政机关。2014年1月9日，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 法工作的领导》称：“政法机关作为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 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须置于 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次日，媒体发 表公安部部长讲话《政法机关是党 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刀把 子”是一种粗蛮话语。2014，粗蛮话 语有蔓延之势。
“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 锅”。201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 原部长张全景在《红旗文稿》22期 刊文，称“有的党员披着共产党员的 外衣，干着反对共产党的勾当，吃 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污 蔑党、污蔑党的领袖，其危害比贪 污几百万元还要大”。一些媒体由此 衍伸出“砸锅党”一词，并由“砸锅”衍 伸出“砸碗”。解放军报称：“对那些 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人，不但不能 给饭吃，还必须夺下他的饭碗；‘砸 锅’者肆无忌惮，‘砸碗’就决不能手 软！”（解放军报，2014.12.24）
这些言论在互联网上有异乎寻常的 热传。2014年，“敌对势力”（含同 义语“境外势力”、“外部势力”等） 和“颜色革命”成为活跃词语。“敌对 势力”（含同义语）在人民日报的出 现频率为120，高于2013年的 98。“革命”原是中共词典里的第一 红词，冠以“颜色”，性质颠倒，变成 了“反革命的革命”。在人民网搜索标 题出现“颜色革命”的文章，发现世界 上并无颜色革命发生的2014年，竟 是该词在中国的井喷之年：
舆论场上的烈性词语，编织成一种 论述：鬼影幢幢，祸乱将至，令人 不知今夕何夕，恍若回到四面树 敌、时刻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全面 专政年代。
* * * * *
这是中共18大以来笔者第二次发表 年度语象分析。18大闭幕时，我和 港大学生解析大会报告，曾判断“保 守势力仍很强大，中国的政治体制 改革难有实质性推进。”两年的事实 表明，岂止“难有推进”，至少在舆论 控制上，人们已看到实质性倒行。 纵观两年，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的 启蒙话语、政治改革话语，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3中、4中两个全 会的制度改革努力，被极左意识形 态强力消解。执政者似乎正从邓后 退——但很少人相信，他们可能全方 位回到毛。纷纷复活的深红话语， 似乎更像是有人借用来吓人整人的 残刀断剑。执政者会走一条非邓非 毛的道路吗？那会是一条什么样的 道路？这是未来语象观察的要点。
本文的英文版来源于：http://cmp.hku.hk/2014/12/30/37469/
相关链接：
钱钢：《依宪治国为什么不见了》
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 port/politic/cnpol/story20140903-384770
钱钢：《2013中国政治语象分析》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 l/zbo/story20131231-294435
钱钢：《领袖姓名传播强度观察》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 ontent.php?aid=1563
2014年4月15日星期二
斯伟江：“十条须知”——当网民遇见警察
【编注】本文是根据斯伟江律师长微博编辑而成，部分字词可能出错，见谅。另有几处句子稍有改动，但文意不变。
【导读】刑事司法制度对我们都十分重要。我们中的某些人和我们的家庭成员可能有过成为刑事被害人或被告人的不幸经历。多数人可能足够幸运，没有亲历该制度。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剥夺自由和生命的权力的制度，保证该制度的公平公正运行，人人都利益攸关。任何信奉民主政治的人，都享有保证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享有权力而不用对人民负责的既得权益。——戴维斯《专横的正义》
@小斯在清远:《当网民遇到警察：十条须知》有感于@变态辣椒 兄被拘传。你如被警察拘传甚至拘留，你应当知道自己的法定权利，时间节点，休息权，沉默权，投诉权，请律师权，不上电视权等。请诸位同行指正。
一，注意时间节点
1，传唤时间一般为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才可以延长12小时（但公安一般会滥用后面特别重大，复杂，都会用足24小时，但你可以提出抗议）不能连续传唤，变相羁押。因此，24小时到了，要么放你，要么拘留你。
2，如对你出具刑事拘留证，这应该是马上进看守所，最迟不超过24小时。法律规定是应当立即进看守所，你可以要求马上去看守所，因为在看守所你有睡觉的时间，而在公安局，可能夜把你铐在审讯椅上（俗称：老虎凳。但公安往往是用足24小时，下面会谈到你的应付方法）。
3，到了看守所，你会发现比在公安的审讯室日子好过很多，但仍会有晚上讯问，我们下面会讲到，你可以拒绝。
二，你有权保持沉默
4，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按照北大陈瑞华教授的观点，其实这就是沉默权的基础。你有权保持沉默，因为你不是律师，你不知道哪些是会被公安用来指控你犯罪的，因此，吃不准的，你一定要咨询律师之后再说。公安往往说，法律还规定，你有如实供述的义务。你可以说，法律规定如果自相矛盾，那么各取所需，你执行对自己有利的规定，不自证其罪，因为你不知道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法律规定不矛盾，那么意思就是，除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犯罪嫌疑人可以说。因此，等咨询完律师再说。
三，你有休息睡觉的权利
5，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必要的休息时间和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公安的理解是让你在审讯椅上睡一会儿就是，怛你可以坚持要求平躺，另外，要求晚上睡觉。晚上拒绝审讯，因为公安往往是几班人车轮战的，因此，这个靠你自己坚持。如果他们用大灯照你，请你记住时间，地点，人物姓名，你可以要求看警察证，这是法律规定的。以后可以在法庭上申请排除这些证言（虽然法庭未必会支持）。
四，你有请律师的权利
6，法律规定，第一次讯日之日就可以请律师，而且，如果你直接说出律师的名字，公安是应该转告律师。如果说不出律师名宇，则是转告家属。（这一点公安很少会做到，你可以用“律师不咨询过，我不能说”来要求先见律师。）
7，很多重要的事实，你最好是等律师会见之后再说，会见律师时，要注意，虽然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得录音，事实上，很多地方是录音的（因为看守所也是公安管理的），对律师说时，非常重的的东西可以笔谈。
五，你有修改笔录的权利
8，我国审判中笔录非常重要，而且，十有八九，公安会让你说话，毕竟是专业运动员和业余之间的比害（这里西方的律师在场权就能看出专业对专业了），这时，你必须要看，公安是否如实记录了你的话，有曲解的地方特别重要，必须改正，否则有权不签字。文字杀人，必须较真。
六，你有投诉的权利
9，看守所有驻所检察官，如果公安违法，那么在公安对你违法审讯后，你可以向驻所检察官投诉，让他记录，以备后查。
七，当心被骗，你没有上电视的义务
10，因为是无罪推定，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推定你是无罪的，你没有上电视悔改的义务，公安往往会对你说，这对你有利，配合了就放你。对于这种软的，欺骗性的，实际上和刑讯逼供一样是违法的，也是常见的，有杀伤力的。对于这点，你想想薛蛮子就知道了，上了电视，行政拘留变刑事拘留了。他完全符合了自证其罪。配合，结果如何，你都看到了。公安对你的口头承诺大多是没用的，因为，你没有证据，同时，哪怕书面培你承诺（这不可能），看守所也可以把你收掉。在里面，真正能靠得上的，只有你，还有律师。在很多地方，看守所里劝你认罪什么的，很多可能是公安的线人，必须小心。在浙江，这样的人尤其多。
这十条未必能保证你不被刑讯或者变相刑讯，或者被骗，但知道法律规定，总比不知道要好很多。核心还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要见律师后再说。我进去也未必能做到，如同一个警察被刑讯后说，我虽然知道纪委、检察也就那么几招，（不让睡觉），但就是熬不过去。但也有文明的警察，你可以和他讨论沉默权，要求足够的休息权。
虽然@变态辣椒 是看不到这个帖子了，我祝福他很快会平安出来。你如果是非刑事律师，你可以看看这些，在中国，不管是巨富、高官（想想B说几十次晕倒）和昨日的南京市长，网民，都可能会面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就算是法治社会，警察也总归是有某种动力的，因此，知道法定权利，对你不会有坏处。如果你是刑事律师，麻烦您补充。
来源：新浪微博
转载自：法律读品
创业邦杂志：互联网上，内容多长最合适？
互联网上诞生了丰富的文字形式，如电子邮件、博客、微博、演示等等，我们往往关注于其中的内容，但是却很少考虑过一个问题——这些东西的篇幅究竟多长才是最合适的呢?
KEVAN LEE 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
他通过收集各方的资料，得出的研究结果如下：
1、推特的理想长度是100字符
Buddy Media和Track Social的研究均得出类似的结果。
推特长度在71-100字之间的转发量最高
2、Facebook帖子的理想长度不超过40字符
Jeff Bullas 通过分析帖子的受“喜欢”率和评论率发现，帖子内容少于 40 字者获得的互动率要高 86%。
3、Google+标题理想长度不超过60字符
这个是 Copyblogger 的 Demian Farnworth 的发现。他的建议是标题最好一行解决。如果一行实在放不下，那就执行 B 计划，构思文章出色的第一句话。
4、标题的理想长度6个字
KISSmetrics 的研究结果发现，受众最关注的是标题的前 3 个字和后 3 个字。
5、博客的理想篇幅是7分钟、1600字
这是出色的博客网站 Medium 的研究结果。
Medium 衡量文章表现的标准并非点击量而是关注度。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文章的受关注度(阅读时间)随篇幅上升，到 7 分钟篇幅时到达顶峰，此后受关注度便逐步下降。如果是图片较多的文章则字数以 1000 字左右为宜。
6、段落的理想宽度为40-55字符
社交媒体专家 Derek Halpern发现，内容宽度决定了媒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内容宽度大小决定了文章给人的观感是简单还是复杂，同时也是让读者理解程度最大化的关键。
而他的发现是，每行以 40-55 字符为宜。当然，这里的字符是指西文，按照英文的单词平均长度来看，大概相当于 8 到 11 个单词。相对而言，中文的信息压缩率显然更高。
7、演示篇幅以18分钟为宜
这个是 TED 组织者，演说家 Carmine Gallo 的发现，所有来 TED 做演讲的人都要满足这个要求。其理论依据是人的注意广度有限，因为人的大脑处理新信息需要消耗大量的葡萄糖、氧气和血量，能量的消耗容易令人疲劳。
8、域名的理想长度为8个字符
Daily Blog Tips 总结了好域名的若干特征：
●简短
●易记
●易读
●具有描述性或品牌效应
●不含连接符或数字
●有.com 扩展
此外，他们通过对 Alexa 报告中 250 家顶级网站的域名分析发现，其在 70% 的网站域名长度小于或等于 8，平均长度刚刚过 7。
作为总结，下面的信息图可以概括此文的发现：
概括起来可以发现，内容似乎是越精简越好，如果的确存在这种关系的话，我想大抵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吸收那么多的信息了，所以内容必须以更加高效的方式编码或者更加引人入胜的开头才能有效吸引到受众。
不过在我看来，媒体的关键依然取决于内容，也许上述结果在内容水平中位数表现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只要内容精彩，篇幅精干依然能令人回味深远，长篇累牍仍旧可使人不忍掩卷。
via：thenextweb
转载自：创业邦
赵子龙：怎样看懂艾胖子
赵子龙，艺术评论人、策展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曾多次参与、策划大型艺术展览，曾担任《艺术时代》副主编，为《证券日报》、《投资者报》、《上海证券报》等撰写艺术市场评论。现致力于艺术品电商的探索和实践。
此文章经由赵子龙本人授权转载，来自赵子龙公众微信，ID：artbase。最近赵子龙将更新《十分钟看懂西方美术史》。（另透露一下：17号全球摄影人档案将对赵子龙进行专访哦！为了让你们提前了解他，主页君特此转发他的文章与你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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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懂》系列第一次对准艺术家。本编最近的几次讲座中，总有人一听当代艺术就提到胖子，不禁感慨，胖子真的是厉害，远不仅仅是出风头那么简单。称呼他为艾胖胖，是避免被查封看官们看不到——比如上次关于东莞事件的评论就是转发超过4万次后被割了。
不止都敏俊教授有一个遥远的星，地球上的艾胖子也有。2010年，国际天文学会批准将小行星83598星命名为“艾weiwei星”。本编承认看不懂都教授，但是本编今日让看官们看懂艾胖子。
要知道，艾胖子之所以这么牛逼，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单凭艺术家身份旱地拔葱。单纯写写画画做俩装置，再出名也不会出到哪里去。看懂这个胖子，看官得分两段——一段先天，一段后天。
先天上，此胖子绝非方力钧那类90年代流浪圆明园的屌丝可比，他算是典型的官二代。他的父亲艾青在1932年初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那可是鲁迅鼓捣的事；1941年在延安担任《诗刊》主编，参加毛爷爷主持的文艺座谈会；随后被打成右派，后得到平反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懂历史的人当然知道，平反之后的干部日子好过多了。尽管在访谈中艾胖子一直都说自己跟父亲没啥关系，但实际上这天然光环罩在头上你不想要也熠熠生辉。
后天上，艾胖子是个极其聪明，情商极高的人，他的聪明是一种理性聪明，他从一开始对政治和社会的判断就比大多数人更清晰。1979年星星画会之后，中国大部分前卫艺术家开始苦逼兮兮地过了十年盲流屌丝的日子，艾胖子果断去美国，直到93年父亲病重才回——邓爷爷南巡、没饿死的方力钧们被美国人从农村里找出来是在1992年，那时候也正是王石、王功权、冯仑等大腕们下海的时间。
如果选择回国，我想不到比这更适合的时间。
即使在美国，胖子也断然没有仅靠领取帝国主义救助而活。他在美国纽约就开始一边当艺术家，同时给中国文艺兄弟们提供帮助——有一摞照片记录了他在纽约曼哈顿东三街一间12平米小屋里的一干当时很穷的过客：陈凯歌、谭盾、徐冰、翟永明、金斯伯格、舒婷、北岛、冯小刚——光他帮过的这票兄弟，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90年代初他担任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最重要的是，当国内艺术家们还在靠《美术》上那几张马蒂斯、梵高、毕加索小分辨率的图惊叹的时候，艾胖子已经把安迪沃霍尔、杜尚、博伊斯给吃透了。在当代艺术的启蒙上，胖子领先了国内艺术家一个世纪。
更不用说，胖子是“鸟巢”的设计艺术顾问，光是建筑界的名声，他就没少拿。不然他在草场地盖得方格子工作室有谁会知道，得大奖更是不可能。
所以呢，在这个胖子被看官们知道以前，他就已经很牛逼了。这些牛逼的经历让他在2004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起来之后，变的更牛逼了。不过仍然有那么几年，当代艺术家是方力钧王广义们的天下，那时候胖子还没有直接将艺术指向政治。直到2008年之前，这个胖子仍然没有发飙。
在2008年之前，胖子在做两方面准备：一是专拣西方当代艺术大师研究吃透消化，二是融入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在中国许多美术学院都还在研究这一笔该怎么画、艺术家们不食人间烟火沉浸在唐宋元明之中修炼的时候，胖子已经明白了未来的艺术趋势——开放以后的中国会走向艺术的社会化、时尚化、商业化。后来他的艺术中，把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尔合体之后进行了最适合中国的使用，稍后介绍。
在看胖子的作品之前，还是有必要说一说当代艺术这三位大神。杜尚把小便池放在展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艺术回到生活”；博伊斯整的那些事都是“艺术回到社会”；安迪沃霍尔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艺术回到传播”——而胖子把这三样都用活了。
胖子从2001年就开始做装置艺术，可是一直不温不火，没有今天名气大。2001到2008年这段时间，老外猛炒的中国当代艺术方向是“过去的政治”，所以对文革、历史的反思题材特别吃香，画一张红卫兵风格就能热卖。这段时间中国的当代艺术主要讨论的还是历史与文化，直接切入现实的很少——所以这段时间成就了走政治路线的方力钧、王广义们和走文化路线的徐冰蔡国强黄永砯们。
胖子也曾做过这方面的文章：2007年，他参加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是“童话”——将1001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带到德国卡塞尔市，这意思就是咱们以为卡塞尔牛逼哄哄，中国人也只当一次旅游。其实这就是典型地讨论“文化交流”问题的作品，与蔡国强跑到外国去鼓捣“火药”，徐冰鼓捣中国“文字”是差不多的事——不过，胖子这件作品里面隐约闪烁着三位大神的影子——让艺术回到普通人身上，回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并且像安迪沃霍尔那样把作品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事件。此前1981年，大神博伊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开始种著名的《7000棵橡树》——不过博伊斯玩的是树，胖子玩的是人——而熟悉三位大神的西方人一看就懂了。
胖子真正的牛逼，从2008年开始了。其实，说穿了不是胖子牛逼，是时代牛逼，只不过那些牛逼的故事都让这个胖子给用了。他从三位大神身上提取出来的三样东西，开始具体到中国——生活、社会、传媒——他悟到了，中国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三样神器：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社会和政治、互联网传媒。那么结合到一起，就可以这样描述：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体现中国政治制度下的老百姓生活，把它们做成艺术——这就是胖子牛逼的全部秘密。
2008年中国发生三件事——地震、经济危机和互联网爆发。胖子选择了中国人最关心的地震。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大众的意见开始参与到地震中来，胖子挨个调查地震中遇难的学生们名字，最后收集到5196名遇難學生的年齡、地區、學校、班級等完整信息，然后把它们印到一个大板子上当做作品展出，同时制作了调查过程中与遇四川警方碰撞的《老妈蹄花》——胖子用这件事让自己的身份成了“异见者”而获得上至知识分子下到老百姓的认可，真正成为公众人物。而那件写满学生遇难者名字的大牌子，即使没有艺术史知识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牛逼的是那些名字组合到一起的力量，而不是胖子。2009年，在德国慕尼黑美术馆展出作品“So Sorry”，将9000个书包在展览馆外墙组成汉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纪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同理，牛逼的是那些书包，而不是这种形式。你在义乌批发市场上弄9000个书包也这样摆起来，就没多大意思。
此后，胖子专门拣大众关心的具体社会事件做文章：维权、反强拆、反对网络管制等等，每一样都是微博上的首要话题——这些话题既是老百姓关心的，也特别能体现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还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与此同时，有无数艺术家还窝在工作室里琢磨这一笔到底是像范宽还是像李唐——注定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
胖子把自己变成明星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打上艺术的标签，这正是艾迪沃霍尔的秘密。平常人蹲下站起来大众不会关注，而安迪沃霍尔蹲下再起来就会引发大家的狂热追捧，今天中国胖子也做到了这个地步。不过他比沃霍尔更先进，安迪沃霍尔时代只有摄像机，而胖子拥有互联网——这是唯一一次中国艺术家走在商业的前面——那时候互联网金融还没有开始抢钱，而这个胖子已经以艺术的名义进行了一次众筹。
2011年11月1日，胖子摊上大事了。这次，对方不再跟他玩文化艺术游戏，因为这胖子玩艺术太专业。对方祭出最牛逼的杀手锏：经济调查。熟悉中国的人们知道这东西的厉害，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多大的明星，只要爆出你偷税漏税，你必难翻身。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做出对发课公司补罚税款1522万元决定，并且按现行的诉讼法规定，胖子的公司须交纳其中的845万元或提供相应担保才有诉讼资格。
那么胖子是怎么把这件祸事又一次变成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唯一一件真正体现了互联网精神的作品呢？
首先，2011年11月2日，胖子的母亲高瑛声明以艾青故居为发课税案提供担保，第一举就逆转了形势——文学先烈的故居能随便碰吗？谁知道这要碰出什么事？紧接着好戏开始，11月4日，胖子的支持者在网上发起借钱运动，通过支付宝、邮政汇款、银行转账等方式汇款，甚至有人夜间隔着墙往他家里扔钱。截止2011年11月13日，胖子从支持者那获得借款近3万笔，总金额居然有903万元！关键是，最后胖子弄了一堆很有艺术感的借据，裱装起来，成了艺术！
这件作品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不明原因，得不到传播，许多人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经典的作品，没有之一。这件作品到底是什么手法甚至是不是艺术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胖子以艺术的手段真真实实地解决了一次大麻烦，同时又借此在一次成为公众人物，3万次心甘情愿挡都挡不住的送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中的奇迹，也是堪称一次小型的选举，每一分钱都是选票，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民众的声音，无论对错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杜尚提倡的让艺术回到生活，博伊斯发动大众一起参与艺术的行为，安迪沃霍尔用自己明星身份处处引发的疯狂，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作品——这胖子的思路，与商界中马云的思路如出一辙。
今天，无论懂不懂这个胖子的艺术，大众都知道了这个人，都本能地以为只要这个人做出来的，一定是牛逼的艺术。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体现中国当下政治制度下的老百姓生活，把它们做成艺术——这就是胖子牛逼的全部秘密。
赵子龙公众微信，ID：artbase。
全球摄影人档案微信号: sheyingdangan
转载自：全球摄影人档案
冉云飞：在不自由的时代如何互为异见者
冉按：经常有年轻人以及颇有阅历的成年人来信，要我谈谈与他人特别是与亲人朋友意见有异，怎么处理的事。老实说，我这方面也没什么独得之秘，只不过有些自己的感悟说出来让大家去体会。观念之不同，是人之一生常见的事，首先放平自己，想想他人为何如此想，而不是一听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或者快速打入另册，更不要以说服他人为己任。这是一篇四年前的旧文，有些朋友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现转于敝公微，让有此困扰者自己悟。2014年4月14日于成都
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社会正加速溃败。一些看到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只要看上去“繁荣”就没有问题，其实这正是大问题之所在。对一个健康社会的评价指标，如果只拿畸形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衡量，没有正义和公平，其偏颇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令整个社会深感不安的是，这个社会早已没有能让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疆土上、在表面的政治结构上，这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和国家，但其实从骨子里看，这是个人们互不信任、人心分裂、价值观不堪收拾的碎片化时代。请大家温习下面两人的对话：明末首辅王锡爵面对明末人心分裂的危局，困惑地向当时供职吏部的大学者顾宪成问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宪成非常直截了当地答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众位看看，明末与当今到底有何不同？
有人会说，当今与明末完全相同。不对，这话不准确。当今之坏更甚于明末，为什么呢？明末不管怎么样，不鼓励家人互相攻讦，还以亲亲相隐来处理亲人之间与国家的关系。但四九年后的中国，彻底破坏了这一切。换言之，明末民众与官方的对立是有目共睹的，但民众与民众之间，家人与家人之间，尚未价值分裂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更进一步地说，明末一家人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不会像今天这般分裂对立。虽然官方要民众为了向组织交心，不惜夫妻反目、父子攻讦、兄弟阋墙的做法，在如今无法完全实施了。但这种高压下将个人孤立和原子化的做法，依旧是民众挥之难去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警察（国保、国安等）给家人打电话，告知其亲人，正在做“违法之事”时，家人的反对非常激烈、恐惧不安的原因。
几十年的高压与恐惧，使得亲人们都已经变得麻木胆小，只求灾祸不要降临我。即便降临了他，他也期望自己能够承受，不到万不得已，既不维权也不反对。更要命的是，官方通过制造人为的信息不对称，将所有的人打造成接受不同信息渠道的人，成功地在价值观上分裂了大家，这一点在亲人之间也未能幸免，这是比明末更糟糕的地方。在这种糟糕的境况下，加上官方对你自身的打压、骚扰、威胁，会使得异见者心烦意乱，如再碰上至亲不理解，就很容易将怒气发泄在他们身上，更进一步加深亲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如是循环往复，必然使异见者意难平、心绪不宁，随着与亲人裂隙的扩大，恶言相向，仳离析产，终至让有司达到你家破人亡的地步。你纵有革命意志，恐怕理智将退出你的审视域场，更何能智慧地处理人事，这就是有司成功地毁掉一个观念和行动的前驱者的基本路径。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要处理好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正遭受被有司离间而家破人亡的痛心事实。
批评社会不公、行动上的维权者，特别是所做之事，只关涉公共利益的异见人士，一般说来，道德感甚至道德优越感都比较强，易于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是亲友分裂和互相指责的开始。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没被有司骚扰前，有往来的朋友，之后往来稀少者或者不往来者，也是有的。但我并不就此与他们决裂，更不恶言相向，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因此悲伤的必要，这并不超出我对人性的基本判断。我的做法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可之事，并不强迫别人认可及参与，就像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从改变自己开始。我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把批评社会不公，视为自己所尽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自我修炼之事，这是我漫长人生的一部分，我并不以此自傲，更不强求亲朋好友的支持和认同。要言之，即便是在一个糟糕且黑暗的时代，只要你自己改变了，你的部分世界就改变了。直白地说，改变你自己，坚定、韧性、宽谅、平和地去面对亲友对自己的不公，这样你的生活圈子就会好很多。当我们遭遇不理解时，改变自己虽然困难，但总比改变世界要容易得多。改变世界的豪情，应该更多落实到改变自己的点滴努力之中，庶几能免更多的日常困扰。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令是中国民主自由了，人们的观念也会互相撞击，更不会搞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就是说，我们得有互为异见者的心理准备。在一个价值倒错、信息渠道不畅、价值观分裂的时代，互为异见者就更是常事一桩。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和民主社会的互为异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要包容他人，互为异见者，但有人不准备包容你，特别是官方。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如此困境将是长期存在的。我的做法是，尽最大努力批判政府和制度，和个体打交道时，因人而异，尽量不把对方妖魔化，更不侮辱其人格。诚然，当他侮辱你人格时，你也应该让他知道这样无济于事的道理。你随时应该告知他，其职务行为也是应有边界的，你可以而且应该将你的枪口抬高一寸，这对大家都好，并告知其不应结私人梁子。结私人梁子为公家的事背书，得不偿失的道理，你应该尽量让他知道。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事，应该少做，这才符合一个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而不被虚幻的官家正义所困扰。
在不自由的时代要做一个异见者，本身就是难事，何况还要互为异见者呢？但你既然要做一个异见者，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被他人批评、反对，甚至辱骂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不能忍受一些不理智的批评、反对乃至辱骂，那么你就落入他们丧失理智的圈套。大家都不讲规则的话，你一定赢不了比你更不讲规则、更没有底线的他。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赢不了不说，连和平相处的机会也丧失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异见者处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陷入非此即彼、敌我对立的二元思维中，因为总是认为自己所做之事对到不容置疑，就容易在道德气焰上逼人，同时也固执地听不进一些本来有可采纳之处的意见。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错误，虽然不容易，但你内心随时要自我提醒，不仅对自己的亲人要如此，哪怕是面对有司这样胡搅蛮缠的家伙，也应该如此想想。
我不是道德高标，是个缺点多多的人，从来也没想过做道德完人，也不是说我在对待亲人利益和社会批评之间的冲突上做得多么好。我说出以上这些话，来与同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的朋友共勉，这并不是我在这方面就做得多么好，值得来教训大家，只是说出来让大家分享我的一得之愚。我的浅见是，如果你想为社会公正做得更多，你就应该给家人做同样多或者是更多，而不是内外有别到于外面的公正做得很多，而对自己的家人关心得不够或者很少，这本身就颠倒了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不要被大公无私所困扰，先私而后公看上去不够高尚，并且不具备在道德上的煽惑激情，但这个秩序却包含着天然的人事稳定准则，我们不能丢掉这样的常识。在内外不能兼顾，在家人和社会公正有所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尽最大限度地协调这层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给亲友的困扰，这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驼鸟式的回避，只能积累问题，无助于双方的融洽。
下面将我昨天与人在推特上与此有关的推文转于下，以便大家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整体观察：
1：兄弟而途人之，以及职业革命家那套不顾亲人死活的高蹈大义，我认为不甚可取。其实与家人在意见不相同的情况下，友好相处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异见者行走于世重要的第一课。虽然艰难，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2：做事以自己的能量为限，做到问心无愧，不逾此律，必能持久而有寸进。做事时，并不是比赛谁更勇敢，而是谁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于社会稍有助益即可。至于家人，我们应该常怀愧疚之心去爱他们，但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3：中国的民主自由必然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当然需要有领跑者，但你作为一个跟随者壮大民主自由的队伍，就是为自己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有时不能与家人友好相处，是我们太峻急地要实现民主自由的心情有关
4：我从不主动向家人灌输自己的观点，更不需要他们遵从我的意见。当他们问我对某事看法时，我会坦诚以告，并准备接受他们的反驳，求同存异。在生活中尽量做到民主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可能比一味地向他们诉说某种理念更重要
5：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跟至爱亲朋，都因观念之别，而无法友好相处的话，我们怎么与陌生且观念、利益相左的人相处呢？民主自由的精义肯定不只赞同某事，大家可能时常互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没有包纳的情怀，于大家都有害。
6：在这个被官方愚弄而价值倒错的时代，不只是你与至爱亲朋可能在观念、利益上分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不理解，随处可见。别的不说，翻墙者与墙内人群都因信息来源及渠道不一而分歧多有，但互相歧视不解决问题。
7：乌有之乡的网友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该网友比较有爱心，是做义工时我们认识的，他亦曾帮助过我。由于互相尊重，时常的争论也不会失和气。我与体制内一些朋友之往来，率多类此。
2010年9月8日9：29分于成都
转载于：冉云飞微信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虽然去国多载，余先生对当下大陆政局社会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频繁发言，语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屡屡出版、加印、重印，被奉为经典。我们聊及这一点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本访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电话采访构成，问答部分发表前经余英时审阅修订。
有自由，文化就会自己找出一个方向
问：你在纪念宾四先生（钱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故国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演变也很多。你怎么概括这个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钱宾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国魂"这个问题，钱先生大概有一种想法，中国有一种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可这个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这个志向，要恢复中国原有文化的一种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精髓很难概括，没办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钱先生大概认为就是以儒家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觉得可以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色，我在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里面讲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有一个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思想家各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定型作用和长期影响，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试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孟子解释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
我以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作对比，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之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后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而中国的超越世界——"道"——则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详见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这里不再详论。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特色也分别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政治权力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西方王权必受教会的约制。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须请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开除某一国王的教籍，这个国王便从此失去合法性。内向超越的中国也承认"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权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无正式的教会组织。"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国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须遁行"内心修养"，即正心、诚意那一套。这才可以成为有"道"的君臣，否则便不合格。西方与中国在政治权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现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权分立代替了教会，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更为有效了。
问：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举个例子，共产党在论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它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专政的。事实上这便是过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种现代变相。延安时期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执政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员有特殊修养。这就是儒家的东西被共产党给借用过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认为有"道"的君与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则必通过"心"的"修养"。如果是在西方，人们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共产党员就有特殊的修养呢？我们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会。而中国的内在超越是在内心的，修养也是内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养的没有几个人啊。
再比如说毛泽东，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后来中国文化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答：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对容易，因为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这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一样。佛教仅限于宗教、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则是全面涌入中国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外向超越的文化与一个内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
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处，比如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对于防范权力滥用，十分有效。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中国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现在内在超越。比如中国以前的官制里面有御史制度，这是监督官僚的。还有一个是谏官制度，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间权限也很分明：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审查诏令，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之责。但这些都是在政权内部的，遇到皇帝横起来就不灵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文明能合二为一吗？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没有人权概念，但是有人权意识。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民约》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比如希腊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后才开始被批判。可是我们汉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调人不可以卖自己的孩子为奴，也不可以买别人的孩子为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说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落后的。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如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消灭干净的话，就无法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批评激进主义。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了批评。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碰撞之后，从器物到制度，中国一下子溃不成军。激进主义最后将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认为他们是找错了病根？还是开错了药方？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对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搬过来，这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决的，还有政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权力总是有人会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启蒙和搞新文化这帮人手上。掌权的人不肯放弃权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产生不了压力作用，则政权也不会自动让步。所以这个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国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开的，这是西周以后的新发展。天听老百姓的话（"天听自我民听"），从此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书里面就说，虽然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天沟通，但是天会来听老百姓的民意，听他们的苦衷，然后决定把天命交给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主观念。汉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则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权势。但中国对皇权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阶层的争取，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况士大夫中肯为"道"而坚持的又是少数。总之，中国文化中难有与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国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多数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丢掉了。这也不是我的偏见。比如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领导权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学者反而不受人尊敬。过去我们提到蔡元培、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人物吗？
问：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一个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现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厉害了。比如说中国网络封锁那么厉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许在媒体上出现，文化怎么能够发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东西外，新儒家重新变成显学，民间重读国学也搞得非常热闹。
答：这是一个现象，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潮，因为共产党仍然会严格控制这些东西。他们认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权要用的，比如三纲五常，告诉你不能犯上作乱。所以中共看中的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比如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认为中国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湾做例子。首先政权不再那么专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样文化就会跟着变。因为只要你给它自由，它自己就会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后就是生活。
知识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传承
问：我看到你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在中国"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独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削弱了。出现这种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释一下"士"的形成，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后面的变化。士的出现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学家，基督教有传教士，但都与中国的士不同。中国的士是从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后是士，士是最后一级，再后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国时代出现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国去担任官职。他们的活动不易控制，以致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律中有一条"游士律"，便是对付这些到各国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轴心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突破表现为士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是最早的士。这个士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中国最早的士也有一种宗教的抱负和承担，就是"替天行道"。而这个"道"就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应该是合理的。到了秦汉时代，上述两个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现了后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国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国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中国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这个信仰直到清朝灭了明朝，以满人取代汉人治理天下，才不许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权。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十五、六世纪以下，商业在中国取得空前的发展，商人人数大增，地位也大为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贾之家。那个时候"士商"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个情况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这个行"道"的责任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划时代的宣言。这是士的观念的扩大，士本身慢慢与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士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扩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公车上书"，代表"士"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所以从皇帝到大臣，无不为之震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市、罢工相继兴起，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清朝亡了之后，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无形中由知识人继承了下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应该由知识人承担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为义不容辞。"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现出这一精神。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就成了知识人的责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追求民主要从他们那里开始。Walzer认为这种态度是从中国儒家传统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从权力体系内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学毕业并不必然代表你就会有权力。在西方，人们说知识人有影响力("influence")，而没有权力("power")。如果一个知识人有了power之后，他就已经变成官僚了，是另一个范畴了。
总之，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受西方影响很大，毕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认为中国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领袖，然后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路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后。
问：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现在对"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政治官僚对知识人极其不尊敬的现象。这对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点儿也不错。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产党起家的时候，里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协助，革命无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灭知识人，把他们贬成一钱不值的"臭老九"，这样党才能真正掌权。整体地看，共产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夺取政权以后，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产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敌人。现在中共重视的只是些有工具价值的技术人，比如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尽力压抑，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种"递折子"的心态，渴望着自己的声音被中南海听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去批判社会。
答：前一种"递折子"型的知识人是从过去那种"邀君宠"的士中演变而来的，即《水浒传》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士"很多。现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领袖上台，必有许多知识人"递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都纷纷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都是从道的力量，即一个合理的秩序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承认的。后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从这个好的传统中变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你曾举过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虽然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断，所以仍然不断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国好像就断掉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这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俄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和文艺传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许多诗人和作家，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加迫害，但并不禁绝他们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开放"("glasnost")之后，立刻出现了异议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开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泽东是从"诛心之论"的传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们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动，这是苏联所没有的。比如苏联的芭蕾舞还是传统的，没有动。但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样板戏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国文化传统扫除得十分干净，文化创新已绝无可能。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单位便只有饿死一条路了。在国民党时代，他们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现不了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历史变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个秩序
问：当年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你觉得到了今天，我们摆脱了当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了吗？
答：是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苏联是十多个小国组成，解体后各自还能发展。中国几乎没有亡国之后各地方还能各自发展的余地。这就导致中国转一个身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转身的长期过程中出现的。但不幸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走上反文明的歧路。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转入正途，则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内部的改变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把海外的东西拿过来当工具，对自己的体制又不去改变。但是后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乱了中国自我发展的节奏，也给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后掌政的机会。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一个最激烈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要把中国建成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体"比起中国以前传统的"体"还要更糟糕，因为传统的"体"至少是开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进行洋务运动，开国会、新学堂等等这些都开始了。中国转到共产党之后就转不动了，也没有落实到一个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体系。要走出这个僵局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历史很难假设，就算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能够继续延续，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答：是不能假设，但是至少有机会。国民党没有力量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会上尚有活动空间，可以反过来给政权以压力，逼它调整。台湾的民主化便是显例。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便是有无问题了。"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会是一个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不会有人有好日子过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认为在毛的时代，中共通过农村的生产队、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再加上户口、粮食配给等制度安排将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邓的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禁。
答：集权控制搞到最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么这个政权也就麻烦了。这是共产党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一个八字评论，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我的这个看法："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下台都是因为政治加紧这一块无法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好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党控制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还是在维系着邓小平的这条路。
但是这两个东西很难连在一起，经济放松之后，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现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现了王功权。两条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这个身体会被撕裂。
问：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一个大历史变局之中的话，你认为哪些力量将会对这个变局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答：我觉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在走一条很险的路子。农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里面不敢用电、不敢用水、不敢用电话，这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动能力，但是这个界限你很难划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关的，哪些是跟政治无关的呢？政治、法律、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就只有崩溃，出现流血、地方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等，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发生了。
问：所以你觉得中国的转型会是刚性的。
答：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的软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它非得找出一个合理的秩序，否则无法停止。但是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这个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认真地问，难道民主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吗？
答：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中国传统观念也强调"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关键。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步骤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长期违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许有人会说变革社会里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认社会改革也可以为起点，但社会改变到某一程度最后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它怎么可能保证永远公正？他们又不是圣人。
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则政权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证不流血而改变政权的制度。这一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觉得台湾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义大极了。
问：你提到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通古今之变。比如春秋战国、汉晋、唐宋和明清这些历史变局都是你的关注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
答：规律性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些"变"都是社会起了变化，要求一个新的秩序出现或者对原有的秩序进行很大的改变。春秋战国是因为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变，出现了一个郡县制。这个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变得重要起来。汉代就在地方办了一些学校，老百姓读书读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个体制不是贵族垄断的了。这个变化久了之后到了晋朝和六朝，世族门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权虚化。这就变成一群人垄断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举制度出现，把门第代替了。到了宋朝，这个改变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东西作为教本，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科举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里面商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又导致了清朝中叶的绅商合作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出现变化，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不是基本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化的调整，这个调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个确定的秩序出来。这一关过了，中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总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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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周舵：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从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几句好心劝告“别把执政党逼进墙角”和我对她的维护，引出博粉一片乱骂，真有点始料不及。一如往常，还是理性温和派和激进愤怒派两极分化。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意见多元是常态也是好事，但极端意见占上风，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有病得治，我们没见过哪个医生是拿臭骂病人当药方的，更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把病人杀了，病就没了”的，可为什么就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好心人偏偏要拿治死病人、再造一个健康人当成治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让革命意识形态洗了脑。
革命的逻辑，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这明明是120%的混账话，旧社会其实是母亲，新社会是儿女，哪有为了生儿子要杀死老妈的道理？对待政治体制的道理也一样，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再加上好运气，就算是把旧体制整死了，生出新的好体制的概率也不比1%多多少。不信你把孙文从水晶棺里拉出来问问，问问他凭什么搞二次革命、让中华革命党党徒按手印效忠他个人、把苏俄势力引进中国、生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一个半列宁主义的党？不就是因为先前的辛亥革命越革越完蛋，越绝望吗？
前面说过，龙应台在香港请我吃饭，说起对马英九的失望，我给她鼓劲，顺便说起中国知识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脆”，像瓷器一样，一击就碎，太没有韧性，动不动就“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豁出去胡干蛮干，总之是不负责任。“不抱任何希望”，那里头包括你自己就对了，其实你是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放弃努力、抛弃责任了。其实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们的教导--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阶级敌人绝对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消灭一条路，没有任何温情的余地，还谈什么“希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态度是：只要还有一线亮光，我就决不放弃努力。诸位，现在一线亮光总还是有的吧？
“不抱任何希望”的另一个变种，叫作“只能依靠民众智慧”（或“民间智慧”）。这一路人马硬说，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发动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引起的。这要不叫作神话--很经典，我们太熟悉的民粹神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神话。稍微查一点资料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或明或暗的反抗从来就没停止过，中共干部当中从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子恢、陈云，到中层基层的冒死上书建言，实行分田到户的呼声此起彼伏，为什么一直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下场悲惨？小岗村要不是万里、杜老（杜润生）等极力袒护，最终是邓的支持，他们的“草根智慧”只够把他们送进大牢。年广久的案子竟然报到了老邓那里，要不是邓说“不要禁”，那胆大妄为的傻子早就也去吃了牢饭。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企业家和在座的一个科级官员--请注意，一个小小科长而已--一言不合吵了起来，那狗官恶狠狠地说，“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你信不信？”那企业家涨红着脸赶忙赔罪说，“我信我信，我太信了！”--可爱又可敬的，成天唠叨“民间社会”的企业家们，莫非你们从来没遇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狗官，一句话就能让你去死？查查帐就够了不是吗？没毛病也给你安个罪名，那有什么难？不知道重庆那位爷是怎么干的不成？不然你们也用不着急着慌着办移民啦。古人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莫非你们也没听说过？“顶层设计”，无非就是从顶层改起，上边不改，你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那点“民间”成绩，有什么鬼的用？
没人说民间社会不重要，说起来，我还是鼓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鼻祖之一呢。1994年从美国回来，我就开始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纯民间公益事业《烛光工程》。那时候我逢人便谈“公民社会”——那可是将近20年前--所有的朋友听到这四个字，全都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结果如何呢？费尽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是上了轨道，而且腾飞在即，哪里想得到，就因为“挂靠单位”的头头换了，我们立刻死掉！这还不算，我们内部还有人把我告了密，说我的“公民社会”是想颠覆共产党。这就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我忧虑的是，要是上边不改革，你们那些“草根智慧”不定哪一天会成了你们的催命符，你们先驱没当成，成了先烈。比方说，你们诸位要是落在重庆那位爷和无比热爱他的那一大帮子老百姓手里，嘿嘿……
私下里，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妄测一下你们--堪称中国当下最优秀、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的内心。我很不善良地猜测，你们反对“顶层设计”，除了认识误区甚至望文生义之外，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既恐惧暴政，又恐惧暴民。因为恐惧暴政，就远离政治，去大谈“干好自己的事”；因为恐惧暴民，就拼命谄媚民众，好给自己留条后路，有朝一日一家人别让仇富的老百姓给吊在路灯杆子上。
不是这样吗？但愿不是。
那么巨量的各界精英居然不知道，民粹的逻辑，“不抱任何希望”的逻辑，离革命的逻辑实在只有一线之隔--顶多50米--这可真让我匪夷所思。我要是想绝望，这倒是最好不过的理由：精英尚且如此，遑论民众！
知识分子还一个大毛病是下判断惯于用泛泛而论、大而无当的哲学式大概括，什么二分法，政府/老百姓对立二分之类，不会做科学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调查，不做细分，不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在《南方周末》看了一篇关于“营改增”的文章，只懂个大意而已，不禁感慨系之。我还是教过经济学的，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我们国家几年前唯一的一位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她就对我的教研室主任赞我课讲得好，可我现在看“营改增”文章顶多懂一半而已。可是，有几个激进派朋友认真研究过习李新班子现在正艰难推进的财税改革，比如“营改增”？相关文章能看懂吗？不懂，去努力弄懂过吗？从这个小小事例，可曾想过每一项改革有多困难？先去找一篇“营改增”文章看看，就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实际情况多么无知了。而这只是中国改革难题的九牛一毛。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不但互不沟通、互不了解，而且互相轻视甚至互相敌视。不管责任在谁，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激进革命最肥沃的土壤--详情请上靠垫网“洞见中国”，或者“共识网”参看本人的文章“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鉴于此，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试着沟通学界、政界和商界（比如“共识网”、“共识堂”），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这再好不过。本人鼓吹了十多年的“促成中左和中右的大联盟”，“促成各界精英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说的就是这回事。
拿哲学（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当科学方法--还是“最高级”的科学方法--这又是科学素养极差的马克思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你们知道这个吗？反思过自己的思维习惯吗？
你们可以说，这不都是“他们”造的孽吗？可是，谁是“他们”？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一个大活人集合成的，那些个人和你有多大差别？“政府”里有理想主义者、改革派，“老百姓”里也有蛮不讲理、胡作非为的痞子，世上并没有一种大把戏，和你一样的人聚成某个群体，拿这把戏一变，他们就变成不是人了，变成魔鬼了，而你偏偏就是和魔鬼完全不一样的天使。逻辑上，这叫作“集合词谬误”，只要有个什么人瞎编一个集合名词，大家就以为真有那个名词的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其中害了无数中国人性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试想想，把你搁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多大不同吗？你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理想追求，他们和你其实差不太多。谁又是“老百姓”呢？我这辈子从来没当过哪怕是最小的芝麻官，我不是老百姓谁是老百姓？可我和你们并不站在同一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整齐划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老百姓”，和“政府”一样，全都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大杂凑，更没有什么政府/老百姓或者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二分这回事。这又是马克思造的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完全虚构的大把戏！阶级斗争就是把全人类一分为二，黑白敌我二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基本前提是认可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任何人不得侵夺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人权”在马克思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宪法、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要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所有这些“旧世界”彻底埋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者无论做出在普通百姓看来是多么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残忍血腥勾当，居然都能毫无愧疚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把他们一切杀人抢劫的罪责全都免除了；不但免除了，还大加赞美呢，说那是建造人间天堂必不可少的。
其实哪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回事，那都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不经过无产阶级的授权和同意，由这些激进分子一手操控的、实际上是他们这极少数人的革命和专政。这条革命邪路所制造的无数人间惨祸再雄辩不过地启示我们：对于一切开口闭口“民众”、“人民”、“老百姓”，自封人民和百姓的代言人，却从来拿不出授权书的人们，我们务必要保持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你就是你，张三李四，翠花栓柱，如此而已，少拿“老百姓”说事。至少，别把我算进去，我可没给你授权，让你替我说话。什么是民主？很简单，那就是一套授权程序，和授权者--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什么穷人或多数人--监督、撤换掌权者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非常、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除了所有后发国家都要解决的所谓“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格发展）也就是现代化问题，更难办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十月激进革命造就的“模式”是一个多么污糟的恶臭泥坑，要想从中拔出脚来要费尽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哪一个的深层根源不是这个模式？体制内外的那些极左们现在还在反宪政，足以说明那个罪恶的模式多么根深蒂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换脑子，哪有那么容易？换脑子不像砍脑袋，一刀就解决问题，可是，砍脑袋能砍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制度吗？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只能砍出一个更坏的制度。
深究下去，“他们”当年并不是存心作恶，相反，他们满腔热忱，流血牺牲，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制度，可惜得很，完全走错了路，选择了一条代价巨大而后果极坏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路径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代价会无比惨重--我们现在的改革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因为当年学错了、选错了，把邪路错当成了正路，而走邪路会形成“路径依赖”，就像是吸毒成瘾。邓小平等改革领袖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们开始把执政党带上一条正路。历史路径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贬低精英的领导作用、轻视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学习、在根本制度的选择上胡乱“摸石头”的理由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当年的位置上，我们会做得更好吗？谁敢这么保证？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罢了。所以，对于先辈们——不管是自强派、维新派、立宪派，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也罢错也罢，都不妨抱一份“同情式的理解”。照此办理，我们网上的那些刻毒、苛酷、戾气十足的谩骂，庶几乎能够少一点，危害轻一点。
再回过头来说蔡霞教授：她是个什么人，她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善意还是恶意，她为什么说这些话，……概不理会，一言不合就大张鞑伐，把人往死里整，以为自己有充分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和正义旗帜下，对所有人作严酷的道义审判--这要不是极左，要不是党文化阶级斗争邪教的毒素深入了骨髓，我真不知道还能作何解释。
是啊，不能不问，结这恶果的果树是谁载的。这苦果现在轮到栽树的人自己品尝了！还不即刻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每思及此，我对所有的激进派朋友们就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尽管我决不会赞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了解我真实处境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比我更有资格“不抱任何希望”，更有资格愤怒、仇恨、报复和“推翻”！不了解的，请读一读我的那篇写我母亲自杀的文章，《北京文学》曾经把它选进他们的“文学精品库”，网上都能查到。你们以为我冷血，我不会愤怒、不会为那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发生的不公不义流泪吗？只不过，我历来毫不含糊地坚决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的后果--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不是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决不能仅仅被荷尔蒙驱动，必须用科学理性指导、把控自己的言行，否则，用意再好，出发点再正义，也免不了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祸害。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这条两面挨骂、腹背受敌的最难走的路？--除了我的良知良能、家庭教育和许多好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信仰。目前中国一切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不一定非得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我正在研习的大同教（巴哈伊教），都可以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社会绝对（我主张慎用“绝对”这个字眼，但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当你有了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只从神那儿借来的慧眼，学会了从天上往下、往人间俯瞰，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现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争吵是多么琐屑无聊，甚至等而下之，多么龌龊肮脏。不管信不信，下个决断进门看看--就说偷窥，也得扒窗户不是吗？你在门外能看见什么好东西？实在不行，再退回来也不迟，又没人不让你退出。许进不许出，那一定是邪教，我可没让你进邪教的门--说实在话，你们之所以对宗教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因为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邪教教义--一种装扮成科学理论的无神论邪教--的缘故啊。
去借这一只慧眼吧，你们定当受益无穷--这是我最想和激进派朋友们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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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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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
编者按：著名作家野夫著有《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等作品，2012年散文集《乡关何处》荣登2012中国娇子新锐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作家。6月8日，野夫先生应邀来到中欧校友读书会，进行了主题为“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的演讲，内容视野开阔，展现了不同社会景象。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将这次演讲奉献给广大读者。
鸣谢中欧校友读书会微信群，欢迎关注微信：红枫书叶，ID:xiaoyoudushuhui。
以下为上半部分实录：
野夫：各位朋友，周末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交流一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江湖”这个词呢，最初源自于庄子。他是相对于庙堂，也就是朝廷来说的，泛指广大的民间。庄子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这个江湖就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真正赋予江湖精神实质内涵的是墨子，因此我们今天就先从墨子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江湖”这个词实际上是被污名化很久了的，一直遭官家打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是指隐约传承在民间的道统。清朝有诗人说——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说的正是这样的一辈草根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体制化”已经无孔不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和身边依旧还有一个江湖。在这人心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古老的善恶是非，永远在口耳相传的天良守则中，酒旗张扬。
我们为什么说墨子精神是江湖的始祖，是相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的思想代表着庙堂，代表着朝廷，而墨子思想代表着江湖，代表着民间，而且墨子是一个行动派。墨子的主要思想大家知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他的主要价值观。你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人多抢劫人少的，不能因为富贵去侮辱贫穷的，不能因为高贵而在贫贱的人面前傲慢，不能因为你狡诈去欺负愚氓。墨子的第二个思想是“兼爱”，第三个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大欺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就是义气的“义”，义这个字是江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道家的是“道”，那么墨家的就是“义”。至今的江湖社会都是以“忠义”二字，为他们的第一守则的。
形容墨子的一个重要的词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披头散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要有利于天下。他自己称自己是北方的“鄙人”，就是粗人，这个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且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早形成社团并行动的始祖。墨家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头目叫“钜子”，墨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社团，他们除了练武功，还发明一些守城的机械装置。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科学技术据说还很先进，能够很有效的阻止敌方的进攻，因此墨家经常组织帮助弱国，扶弱抗暴，帮弱小的国家守城。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去帮宋国守城，一下死了七十多个人。这个宋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殉葬。所以说自战国以来一直到汉初，墨家这一派是很茂盛的。所谓的朱家、郭解，都是墨子的徒子徒孙，朱家、郭解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侠客。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中，游侠精神，游侠之士都是一个非常高度肯定的人群，所以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除了为帝王作传以外，还专门作了《游侠列传》，而游侠不就是社会上的类似于荆轲、高渐离这样一些屠狗之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好打抱不平的勇士。
韩非子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是以自己的武功和勇敢去违抗统治者的一些禁令，因此在墨家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的一些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以侠义为精神的墨子之流，必然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到了汉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专制思想的提出，这加剧了墨子墨学的消亡。在战国那个时代，墨家是唯一可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儒家是为统治服务的，而墨家是为整个民间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种分庭抗礼的一种状况。木心说“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生、平等、博爱的先驱。”
简单地划分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庙堂和江湖，庙堂就是属于朝廷，属于统治者。江湖就是属于民间，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江湖，实际上就是来谈谈民间道统的一种传承。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庙堂和江湖就是两个世界。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像墨子他们要直接发起行动，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就是我们古代的隐士。不管是墨家游侠子弟，还是消极的这些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走江湖”这个口头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经常戏称自己是走江湖的人，走江湖这个说法，其实宋朝元朝以来，是禅宗的一个口头禅，叫“走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宋元以来禅宗在佛教里面发展最多影响最大，而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往往隐居在江西、湖南的深山中间，当时全国那些很多修禅宗的和尚，都要到江西、湖南这些名山里面去拜访这些禅宗的高僧大德，这样这些往来全国的和尚们就称自己是走江湖的，走江西、湖南的。
虽然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江湖社会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这种江湖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隐隐传承，从来没有断过。到了明代，大家知道商业在明代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业发展形势好了必然带来很多游商、坐商。坐商就是坐在本地看门面的，行商就是跑单帮的，也包含现在搞物流货运的。这样的商人多了，这个民间社会开始发育。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游民多了，游民多了他必然要慢慢形成自己一个行帮，各行各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民间组织，用现在的话来说各种行帮的诞生，也就是商会的概念。他这种行帮，兼有一定秘密社会的特征，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一些报价方式，有他们的接头暗号。因为每个商人出远门，尤其在古代那个时代，希望得到当地的朋友帮助，因此需要每个人组织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感，因此在明代的时候各种行帮、各种民间组织开始产生。比如石匠、木匠他们可以有一个行帮，因为石匠、木匠他们都是奉的同一个始祖，就是鲁班。鲁班既是石匠也是木匠，就是修赵州桥的。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石匠木匠他们拜的老祖也还是鲁班。铁匠也有铁匠的始祖，剃头匠也有剃头匠的始祖。
多数的行业都在历史中去找一个自己的始祖，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些这个行业的基本规矩，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大家到各个地方拜码头的时候，都会行使自己那一种交接方式，这就是他们内部的暗语。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比如在武汉，卖鱼的，河鲜行，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一套秘密暗语，一种报价方式。包括乞丐，乞丐有“丐帮”，这并不是武侠小说虚构出来的，丐帮是一直都存在的，包括现在当代社会丐帮都是存在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丐帮大会，实际上民间也有，我参加过几次，也看到了他们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广大的民间的各种自发组织，最初是以商会行帮为主要特色，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组织开始向一种政治组织转变。像明末的一些遗臣，以郑成功为主，逃 到 台湾的这批，因为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要恢复大明江山，他们在偏居台湾这一带的时候，想到为了团结弟兄们有组织的抵抗所谓的外族侵略，当时最初 在台 湾以军队为主成立了天地会。天地会为了向内地渗透，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派了一批弟兄登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洪英，是最有贡献的郑成功的部将，洪英 他们在 内地慢慢发展，天地会在内地发展的这一支派，就是大家知道的洪门。
洪门的弟兄到大陆来做一些游击战，对清朝进行一些反抗，作为一种秘密的帮会组织，他必须有很完整的一套制度，那么由洪门又派出兄弟，去当时清朝的主要粮道 京 杭大运河，当时漕运负责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为了打入整个漕运团队，就派了三个兄弟到漕运组织里去帮清朝运粮食，这个叫漕帮，后来就是清帮。洪门最 初的 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电影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陈近南，他从台湾派过来就到了四川的雅安，建了一个山头，这就是整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帮会——哥老会的源头，后来又叫袍哥。
也就是说在清初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江湖社会最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且在清初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家对满人有着很深的反抗情绪，所以说这种政治组织，在清初的秘密社会里，很快的在底层人中形成了串联。
但是到了清中期，由于最初的那些政治人物都慢慢的消亡了，人民的仇恨也渐渐的随着一代一代老去，新生的一代慢慢的遗忘了，因此帮会到了清中期的时候，实际 上 他的革命性就开始退化，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的组织。他与统治者不做一种硬性的抵抗了，大家自己抱团打天下，而且这个打天下已经不带有政治目的了，而是弱势者为了自己团结不被他人欺负。
无论洪门、青帮、哥老会，这是当时的几大民间社团。他们虽然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但到了清中后期，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是半公开身份的，朝廷也并不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发现他们是在维持各个地方秩序，这样的秘密社团和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革命组织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边缘生存方式，比如说赌博、娼妓、行业垄断、欺行霸市，这个是在各个国家、时代都存在的，这样一些边缘化地区，政府的手插不进去，普通守法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参与进去。这样一些边缘地区，就是社会民间组织和秘密帮会他们插手掌控的一些地方。那这些领域你不能把他说成是纯粹的犯罪组织，秘密社会和犯罪组织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犯罪就是打砸抢偷盗绑票等，但是真正的江湖社会，他们章程严格规定了几不准，很多纪律你拿到现在来看，完全可以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 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到了清朝后期，革命党兴起，在孙中山领导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深深知道江湖社会的作用，于是他必须要借助于江湖力量， 他自己在美国专门加入了洪门。所谓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的致公党，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叫致公堂。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在海外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的募捐主要是靠这些江湖社会的力量。在革命党这一支力量里面，有很多会党，同盟会，兴中会等，都在清末秘密准备革命中间形成互相联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 命、新军造反、宣布独立，实际上都是帮会组织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结束中国的帝制，江湖的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牺牲了众多弟兄，花费了大量钱财，这样 才有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由于中华民国的诞生与帮会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到了民国的时候，帮会就可以合法化存在了，在整个民国帮会都是合法化的。大家知道的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民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袍哥，很多军政两届的大佬，商人都是江湖帮户组织里面的人，更不要说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江湖大佬都是合法存在的，都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是党国要人都愿意结交的对象。
当共产党开始起来，1927年公开跟国民党分裂，开始武装起义，走到武装革命的路上，他们也知道要利用帮会的力量。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帮会子弟，大家知道的贺龙，他是湘西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这都是有历史资料准确记载的，像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也是加入了青帮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是帮会身份的， 包括红军长征中间，兵源损失很大，很多袍哥子弟因为老大号召加入也都加入了。
1950年之后共产党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其中这个运动当中有个分支叫消灭反动会道门，就是一统江湖，剿灭整个原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江湖行帮，整个民间组织全部取缔。其中的大佬，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普通的会众要求限期到政府登记，宣誓不再参加帮会活动，监督改造。所以到了1950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基本被摧毁，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完成了体制化。任何的民间组织在1950年之后都不复存在，必须要产生的组织，那也由国家政府设一个部门来取代。比如工会、农会、妇联、工商联，以及我们今天的各种官办协会，包含红十字会——连社会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都要由政府变成一个部门来领导，这就叫体制化。完全体制化之后，民间的道统受到了巨大的摧毁。因为体制化不能替代民间的道统，实际上无法做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面，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包括美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种原来的江湖社会都存在着，青帮、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海外留学，如果有机会接触，非常普遍。
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要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江湖社会帮了共产党。因此在台湾戒严时期，对江湖社会是不允许合法注册的，也打压，但是 没 有 像我们大陆采取的这种判刑和摧毁的方式，江湖帮会只是不让你合法注册，其实洪门、青帮一直以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延续存在着。台湾从80年代解除戒严之后，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民主转型，完成之后现在的台湾，江湖和帮会就可以合法注册登记了，台湾过去传统的江湖是老三大，洪门青帮白莲教，所谓的一青一红一白莲。 后来国军的国二代，也就是眷村子弟，为了和当地原著民争夺空间，也形成了自己的帮会，这个就是著名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台湾后来的原著民子 弟为了对抗外来人成立的帮会，于是也成立了天道盟。现在台湾的新三大江湖帮会就是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原来老的青帮、洪门、白莲教就开始衰弱了。
我去年到台湾去拜访了他们洪门的总会长，也拜访了四海帮，正好他们帮主死了，新的帮主接权，也去参加了他们老帮主的追悼会，就在台北市中心租了个几千人的大 广场，广场非常气派，完全合法存在，他们还有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警方联系，协调关于在这个追悼会期间警方应该怎么配合。四海帮的副帮主是我一个老朋友， 他亲自接待我，详细跟我讲过他们帮会的生存状态和现状，让我比较近的了解了一下台湾帮会的存在状况，他们现在注册叫四海同心协会，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不能叫什么帮，于是他们就叫协会，他们堂口分布到全岛，警方掌握他们所有资料，也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不取缔他们的帮会。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高度打压，对民间社会的高度警惕，严禁民间社会的发育，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看上去完全是一盘散沙。我们说的传统的江湖道义、江湖精神都是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取缔的，都被污名化了的，因此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已经乱了套，盗亦无道了，过去是盗亦有道。
虽然民间组织没有了，江湖行帮、帮会没有了，但是江湖精神在民间我还是知道一直在隐秘传承，我笔下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人物，说明这种江湖精神是杀不死、绞不灭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也是一定会存在的。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存在，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刚才谈了台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虽然是一国两制，江湖社会实际大量存在。
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万个，主要允许的有作公益的、慈善的、支教的，真正做维权这块的还是高度警惕的，至于做其他的，还是非常严禁的。 还有一些同乡会、同学会，还有一些行业的商会，现在也开始慢慢允许发育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无孔不入的管控社会，没有一个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是危险的。
我们就拿欧洲来说，我去年在荷兰被邀请去那三个月，做了浅层的一些调查。荷兰那么小一个国家，他的政府更加小，荷兰最大的组织翻译过来叫“水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民间管水的埝会。因为荷兰是一个高度要依赖运河的一个国家，他的水会是他最大的民间组织。荷兰的水会诞生了一千多年，人家一千多年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运河、湖泊、河流。整个政府远远不如他们这样一个水会大。去年荷兰有半年时间是没有政府的，但是各个运输、灌溉、航道井然有序，整个社会不会发生任何崩溃，这个就是整个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像著名的日本的“山口组”，大家知道他一直是黑社会、暴力犯罪组织。去年日本方面也邀请我去过，我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实际上山口组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他作为这个江湖的帮会也是合法存在的，只是警察掌握他所有情况，他帮会组织的任何成员具体犯罪了，那警察谁犯罪就抓谁，该怎么判怎么判，他不能因为个别成员的 犯罪就全部取缔整个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说现代的江湖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那么现在的江湖精神我们要给他一些新的内涵，江湖中原来讲的“忠、义、信”很重要。那公信力，就是我们应该在社会提倡的。江湖中原来的扶弱抗暴，我们用今天的概念来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这都是一种传统江湖精神的现代化。那我们把传统江湖应该要合法化，要把他从秘密社会走出来，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是个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江湖这个话题很大，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单独陈述。我今天只能泛泛的讲到这里，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探讨，我们接下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交流，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得错误的地方可以批评，大家如果感兴趣先读一些书的话，中国其实关于帮会啊江湖的书相当多， 比如说纯粹谈江湖的谈民国期间的，真正民间底层江湖的《江湖丛谈》，连阔如先生写的，写的非常好。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帮会史》，很多很多相关的书大家可以参考阅读，实际上我们谈江湖是为了把江湖和今天的民间社会挂钩来谈，民间社会不充分发育，政府组织不慢慢缩小，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不妙的，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转载自：腾讯文化
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万里：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摘要：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 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 和 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 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 呈肺扌∈隆保馐鞘裁凑温呒?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 /SPAN>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 迅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 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转载:万里委员长的文章《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蒋福财：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国家犯罪破坏人类社会、国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本、最宏观、最深层次的理念和秩序，危害国家、人类社会运行的整体安全，侵蚀国家的国本、人类社会的根本。如果把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比喻成一幢大厦，国家犯罪腐蚀的是大厦的地基和框架，破坏的是大厦的整体安全。
国家犯罪产生在国家行为主体履行治理国家职责的国家行为过程中，而国家行为主体又是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国家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并且，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具有无可抗拒的权威。因此，国家犯罪行为一旦发生，直接对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产生损害性的冲击，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的权益产生破坏性后果。而这种损害性冲击对国家、人类社会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破坏性后果及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权益影响的深远性，是任何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不可比拟的。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是非常广泛的，在国家权力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是全面覆盖的，对国家治理秩序、国际秩序、公民权益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
同时，国家犯罪作为治理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涉及的都是国家治理、对外交往的大事，都是国家运营的大事。因此，国家行为一旦脱离了秩序和规则的约束而形成了国家犯罪，危害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等系统性秩序和利益。
国家犯罪还会直接对国家行为对象产生几乎无可救济的危害后果，对公民权益产生几乎不可救济的损害。作为国家行为对象的公民来说，由于公民与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处于绝对不可能对等的地位，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将对公民产生不可救济、不可抵抗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私力永远也无法与国家公力抗衡。同时，国家行为具有效仿性，对于具体国家行为对象的任何国家犯罪行为，非常容易地被其它国家行为主体复制和效仿而成为普遍性的国家行为，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常态性质的国家犯罪行为。
（一）国家犯罪破坏国家政权的根基
1、国家政权的根基
《国家犯罪学》认为，国家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国家政权的存在和稳固，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国家政权，必定被推翻或替代。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为了得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国家政权必须满足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需求，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益，建立和维护符合国家发展和公民需要的国家治理秩序，谨慎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保障公民有序、幸福地生活和工作。
2、国家犯罪动摇国家根基
国家的根基是人民，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民基础之上。国家行为是国家行为主体代表国家意志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是国家政权的行为表现，是国家的行为。国家行为的权威性来自于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取决于人民对国家的支持，来自于国家行为本身的可靠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国家行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础。国家犯罪是国家行为形成的犯罪，直接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使人民对国家行为失去信任和依赖，使国家存续的人民基础动摇。
3、国家根基动摇是犯罪现象产生的温床
如果国家犯罪频繁，长此以往，国家行为在人民心中不再具有任何信任感和权威性。那么，国家将失去人心，国家政权将失去民心，直接动摇了和破坏了国家政权的根基。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国家政权将不能有效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国家无法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国家治理秩序陷入混乱，国家法治精神丧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不仅会葬送国家政权，更会使人民生活在无秩序、无依靠的动乱环境中，失去尊严、幸福、畏惧，必将导致社会出现大规模不当行为，罪恶滋生，犯罪横行。
（二）国家犯罪从根本上腐蚀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
1、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与国家
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是国家治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秩序中的基础性秩序。
社会秩序的根基在于社会秩序本身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国家的义务在于必须建立和维护符合一国绝大多数人民诉求的社会秩序，伸张社会正义，铲除社会毒瘤，使社会秩序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正义感和精神追求。国家秩序的根本作用是规范了国家政权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范了国家行为主体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定了国家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国家行为。因此，国家秩序的义务在于维系一个国家治理国家体系的完整性、正当性、合法性。
社会秩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秩序的存续，是因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天性需求。人类对有序社会秩序的诉求占据了人类对秩序追求的绝大部分。国家秩序是国家政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国家对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性、正当性、合法性需求，是国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2、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为文明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国家秩序的规范，也是因为有着对社会运转占支配地位的、正义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人民日常活动的有序调节。因此，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秩序基础。
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需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即使没有国家政权，没有国家事务秩序，只要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且没有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人民一样可以有序地、幸福地、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国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无序的状态常常存在。而这些常常是受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跟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没有根本性关系。中国素有“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虽然这句话更多的含义是指国家秩序的重组，但是，这种国家秩序的重组和混乱是由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而致的，讲的是国家事务秩序的发展是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3、国家犯罪对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事实证实，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人民活动产生的社会束力是不可忽视的，对国家行为主体治理国家活动发挥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社会秩序规范和引导人民的活动，国家秩序约束和指导国家行为主体的活动，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国家的运营和治理都起着其它任何秩序都不可能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约束和规范，或者国家犯罪行为破坏、损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仅仅依靠国家事务秩序的规范和国家行为的强制治理，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被压抑、被强迫的抑郁气氛中，社会缺乏自然的、传统的、传承的人文气息，人民生活缺乏人文关怀，缺少亲情友爱，缺失人伦纲常，人民就会生活在一个自私的、机械的世界，没有了人的感情和天性。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到人民对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对国家行为的服从。并且，在缺乏感情和人性的社会里，人更不可能去自觉遵守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和自愿服从国家行为，一切将坠入混乱。人民生活这样的社会里，产生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家犯罪损毁社会正义
1、国家行为具有当然的正义性
正义观是所有人内在的根本观念之一。人需要正义，社会更需要正义，国家也需要正义。一般说来，国家行为由于是国家的行为，应当具有当然的正义性，代表了正义。
在对秩序的追求中，正义应该是秩序中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国家秩序、国家事务秩序、社会秩序等作为国家运转和人民生活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所以，社会正义是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
2、国家犯罪对社会正义和产生犯罪的影响
国家行为应当代表社会正义。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实际上就是国家行为违背和抛弃了社会正义。国家行为如果不以正义为目的和价值取向，国家行为将不被社会和人民接受，将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功能和作用，国家治理秩序也将失去作为规范国家和人民活动的可能性，国家也就失去了有序运转的基础。
但是，人类对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自然天性。追求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是人类本能，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国家犯罪不仅使国家行为失去正义背景，破坏社会正义，更使国家治理秩序失去正义基础，还使国家失去正义光环。而追求正义的人类本能又会推翻非正义的恶秩序，建立起正义的国家治理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动乱和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犯罪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同时，如果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破坏社会正义，则具有强烈的榜样作用。在人民的意识和活动中，多数人的正义观和正义行为都遭到了来自国家犯罪行为的挑战和打击，人民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国家犯罪行为的恶劣行径，形成逐步扩散的不良之风、不法之风。而当这一切成为风气、成为惯常事件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成为一个国家中的惯常现象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反而被社会接受、保护、鼓励、默认的时候，则国将不国，社会混乱，邪恶盛行。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产生犯罪才是奇迹。
（四）国家犯罪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破坏
国家行为本来是建立和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的国家强制力量，是国家治理秩序稳定和发挥治理国家功能的根本力量。但是，国家犯罪却带头违反和破坏了国家治理秩序，使国家治理秩序不能全面地实现规范、调节、约束国家运转一切事务的功能。因此，由于国家行为的性质，国家犯罪会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国家治理秩序也会因此变成形式，不能对国家和社会活动发挥规范、调节、指引作用。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上至国家行为主体，下至普通公民，人人行为没有依据，任何活动没有秩序，任何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习以为常的。
（五）国家犯罪破坏国家公信力
国家公信力是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国家行为应当体现了国家公信力。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不同，国家行为的权威，来自于国家的公信力，而不是个人权威。同时，国家的公信力也通过国家行为来体现。因此，国家行为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公信力。
国家行为构成犯罪，是国家行为失去公信力的一种反映。如果国家行为构成犯罪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则无法判定一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公信度，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如此下去，国家行为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如果国家行为都没有人信了，国家也就没有公信力了。国家和国家行为都没有了公信力，则国家治理秩序就没有了维护主体，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就没有了参考和依据，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了。此时，产生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不足为怪了。
正确处理国家公信力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还要妥善处理国家行为中个人意志问题。由于国家行为最终还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来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国家行为中渗透了个人意志。当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时，国家行为能够代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具有国家公信力。但如果个人意志超越国家意志，且个人意思与国家意志追求的理想和目的不相融洽时，国家行为实际上不能全部代表国家。但是，由于国家行为的特殊性，它仍然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仍然会被视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然而，由于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本质上是不符的，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公信力的破坏。而一旦此类行为大行其道，人人将对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行为及国家行为主体失去信心。长期下去，国家将失去人民基础，失去国家公信力基础；人民将失去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却滋生了犯罪的可能土壤。
转载自：共识网
2013年4月4日星期四
崔卫平：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所站立的地方
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
中国便怎么样
你是什么
中国便是什么
你有光明
中国便不黑暗。
——崔卫平
编者按：
2010年10月，著名学者、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自己的手机上，写下这句话，并发到微博上。那时，“正能量”这个词语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有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的内涵，经转载，这句话在网上广泛流传。
2012年7月，北京暴雨，刚刚开通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了一条事后被转载7万多次的微博，其中便引述了这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凡此种种，让这句充溢着“正能量”的话，成为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对公民精神阐述的最好例证。2013年3月26日，崔卫平受邀到西北政法大学的课堂上演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在演讲中，崔卫平阐述这句话的含义，讲述个体如何从真实的自我出发，去关照世界，而每一个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自己”，又是如何对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产生积极的影响……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句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运用，而在其运用过程中都纷纷带上了自己的能量与阐释。如今，经过一系列演变之后，成为向我过来的另外一句话，同时也是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这是需要我来回答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直接表达一个东西是容易的，而当试图去回答为什么，则是有难度的。
>>>没有希望的生活 是没有尊严的生活
人必须抱有希望，抱有期待，对于未来的生活拥有一个展望和规划，否则就是听命于现实，就是承认或同意目前你的这种现状。
2010年10月某天，我去北京的万圣书苑参加由我本人组织的一个活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这个活动，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就是上面的这段话。这是我刚刚学会手机发微博不久。这个活动的主题，是关于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
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纪念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会议上，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中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第二，“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这两点都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样的表述。
但是，在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中，有人认为对于体制内的声音，我们没必要去响应。这个看法我不同意，我认为凡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表述，不管来自于何方，不管说话的人身份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而更多的人认为，不管上面如何，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没有改变。这是出于悲观和沮丧的态度，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普遍认为自己说话没用。我对这个考虑比较久。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在这个考虑中，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是否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还是没有甚至从来没有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是否感到别人从来都没有听进去你的一句话？实际上根本听不见你说过任何什么，没有人关心你在想什么。
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环境中，任何人说话都被人听见，人们实际上在互相回应。人必须抱有希望，抱有期待，对于未来的生活拥有一个展望和规划，否则就是听命于现实，就是承认或同意目前你的这种现状。
没有希望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生活。问题在于希望来自何方？何时？在什么地方出现？
>>>以什么样的尺度来抵达你自己
什么样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尺度是低一点、高一点？还是宽一点、窄一点？是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是当下的尺度，还是未来的尺度？是别人评价你的尺度，还是你自己的尺度？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你”，一个是“中国”。
我们肯定都爱我们的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着许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这里的山山水水，是我们成长、痛苦和喜悦、成功和失败的见证。我们感到与自己的同胞之间，有一种手足情谊，否则，如何去关心千里之外因地震或者动车事故中丧生的或存活的人们？
而这里的“你”，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受吃喝拉撒这些本能所驱使，我们知道满足与匮乏。而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足够地“意识”到自身，“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比如婴儿知道饿了哭喊，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没有区分出自己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觉得那仿佛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如同梦游一般。我在电影学院上课时，经常会对一年级新生说，请用手掐一下自己，看看疼不疼，看看有多疼，看看自己是否有感受疼的能力。
这样做，是提倡一个人需要与自身建立关系，能够感受到自己和遇见自己。很有可能，一个人虽然活在自己身上，但是却离自身最为遥远。问题出在——我们如何意识到自身？以什么途径抵达自身？我们需要掌握怎样的一些工具，能够了解自身？需要掌握一些怎样的语词，才能够把握自身、道出自身？
什么样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尺度是低一点、高一点？还是宽一点、窄一点？是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是当下的尺度，还是未来的尺度？是别人评价你的尺度，还是你自己的尺度？
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时，是想到了什么？当我们体验自身时，是体验到了什么？我们是否能够恰当地把握自己，把握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足够地爱自己？
我不给你们任何解释或途径，只是请你们想一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这件头等大事。
>>>作为现实的存在 你不是没有力量的
你不仅在当下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即在未来存在，存在于未来的视线上。你有思想，有感情，在内心里有许多潜在的东西、规划、梦想。这些东西提示着种种可能性，提示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
也许太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他四下看过去，觉得这个世界，在他之上；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也个个都在他之上，比较起来，他简直灰暗极了。别人是somebody，他自己是nobody；别人是everything，他自己是nothing。别人是光明，他自己是黑暗；别人是荣耀，他自己是耻辱；别人是崇高，他自己则是卑贱；别人有一切办法，他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
当他体验到自身时，仿佛体验到一块皱巴巴、毫无起色的抹布，意味着空虚、匮乏、四肢无力。真理在别人手上，不，真理在任何人手上，唯独不在他自己手上。
这样的人，活在自己身上是一件比较难受的事情。怎么办？于是就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自己悬置起来。只要不跟自己在一起，只要追寻别人，好像一切就变得有希望，前途就变得明朗起来。
的确，周围有非常现实的力量，注视着我们，要求着我们。而你，你本人，为什么不也是已经存在和正在存在的现实一种，你不是一直存在着吗？你本人不也构成这个现实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占据一个位置或空间吗？
你不仅在当下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即在未来存在，存在于未来的视线上。你有思想，有感情，在内心里有许多潜在的东西、规划、梦想。这些东西提示着种种可能性，提示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你完全拥有一个更高的现实，即你想实现的那个你。
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
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
解除符咒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我的朋友当中，有的朋友通过心理学来完成，有通过做三个月志愿者来实现的，或者做一些看起来是逆向的事情。总之，你需要有这么一个契机，向世人宣布，你是有力量的，是准备承担自己和能够承担自己的。
>>>在任何情况下，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站在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真实这一边，这是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站在这些价值一边，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较高评价。
我想接着谈的一个维度是：在任何情况下，你是有选择的。
我们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困扰，人们往往被眼前的各种小理由带走。而所有这些小理由加起来，就掩盖了一个大理由，就是放着最重要的事情不去做，不去寻找。结果是，这些借口越是真实，你本人就越是不真实，这些理由越重要，你自己就越不重要，或者说越来越远离真实的和重要的力量。
不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站在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真实这一边，这是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站在这些价值一边，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较高评价而不是较低评价，你会更多地肯定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你会更多地信任自己而不是鄙视自己。
在许多情况下，这不难做到，仅仅是举手之劳。比如考试不作弊，写论文不抄袭。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识，乃至是否拥有这样的习惯和警醒。再比如说真话，我承认有时候说真话很难，但是至少可以不说假话，至少可以沉默。
即使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人也是可以有选择的。推荐一本小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来》，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这是一位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在进入纳粹集中营之前，就掌握着全套的心理学知识，还有哲学知识，所以他进入纳粹集中营之后的观察和感受，和别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当人饿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于世界的感受也同时萎缩，这时候是否能够以人的眼光去打量一切，去找出自己思想感受的不同层次，试图运用语言去描述这些不同层次，能够在黑暗中写出字来，则体现了人的身份和尊严。
在这本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即使在集中营里你也是有选择的。比如走进一个房间去安慰别人，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送给更需要的人，比如是否能够尽量克服冷漠、克制暴躁，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我也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其中谈到在那种极端困厄的条件下，男人是否能够尽量刮胡须，女人能否找到一点水，将自己的面庞洗净，都体现了人的尊严的要求，也体现了人的选择。
我们一辈子很少遇到那样的极端处境，因此，我们有着更多选择的可能、空间和机会。有时候我会说，哪怕从选择我们的外表开始，拥有一个整洁的外表，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都说美要从内心开始，但实际上也可以从外表开始，这不是追求奢华的意思，人在现有条件之下，就可以将自己弄得整洁漂亮许多。整洁的外表，对于我们的内心，也是一种提示。
>>>做出选择的理由更重要
那些来自内心的要求和理由，对别人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靠它安身立命。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选择，每时都在选择。但选择时请务必考虑——你做出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选择时所依据的价值观和立场是什么。不管你是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正面或逆反的事情，你需要拿出强而有力的理由，将你自己说服。实际上，有时候你能给出的理由更重要。你站在什么理由上，更能够道出你自身。
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是因为要捍卫某些价值，保护那些不应该伤害的人、事物或者价值，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而不是因为感到空虚无聊，只能从反对中获得力量。不，我们原来有许多好好生活的理由，只是这些理由遭到轻视或者被践踏了，所以需要站出来保卫。
那些来自内心的要求和理由，对别人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靠它安身立命。你掂量过它，知道它的分量。只有这个理由，只有坚持这个理由，你才能与自己保持一致，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才能够肯定自身，也才能够赞美自己。当我们做出某些选择的决定，当我们与自己内心深处最为强而有力的声音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踏实，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就会觉得有一种挺起胸膛做人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令旁人尊敬而且也是令自己尊敬和看重的。
当然，选择不止一次。或许你选择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会落入某种境地，可能会是悲催的，可能距离自己的想象很遥远，或者是不堪的现实，怎么办？还有第二次选择，第三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依旧需要选择的理由，这时候，拥有连贯的理由，则是十分重要。没有比连贯的人生，前后一致的人生，是更值得珍贵的。
>>>用看得见的行为给这个世界塑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某些东西，给出它的面貌，赋予它以形状。
当我说“你怎样，中国便怎么样”，非常强调一个人自身的力量，强调个人的自我关照，自我修正、提升和强大。然而同时需要区分，我的这种立场与心灵鸡汤的分野在哪里？
心灵鸡汤的问题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只要把我的心稳住；不管世界怎样混乱，我的心是干净的，不管世界怎样无序，我的心是安静的。
我不认为，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面前，你只要稳住你的内心就可以了。相反，我们内心正是需要随着周围世界的扩展而得到充实和增强。我们的眼光，正是因为能够认识周围的世界而得到丰富和拓展。对于世界，我们需要有一个始终敞开的心灵，既能听到自己内部世界的声音，也能够听到外部世界的声音。
当我们说“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时，那个“你”，指的是你看得见的行为，你需要通过行为来说明自己的情况，表达你的内心活动。没有比行为更能够表明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想”、“我梦想”、“我的梦想”等。你的梦想需要有实现的途径，有现实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是“我行动故我在”。
举个例子：一个小男孩打水漂，他朝水面扔了一个小石头，于是湖心产生一点震动，水面开始荡漾起来，一圈一圈的涟漪朝岸边扩展。正因小男孩的这个举动，世界的面貌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不经意的行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的行动，会引起一系列连锁的反应，激发不同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富有灵感和刺激的开端，给这个世界塑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某些东西，给出它的面貌，赋予它以形状，增加或者减少什么。既然“你也是现实一种”，为什么你不也是“中国一种”呢？
这个看得见的行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场合下发生的，是在人与人能够互相看见和听见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在人们互相之间能够分享、互动的情况下，我们来到公共领域，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事务，负起共同的责任。提到“共同”的，有人就会想到“集体”的，实际上完全不是。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个人，是有着各自的经历、兴趣、爱好、利益。人们是处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运用自己不同的眼光，来关心公共领域中的事物，也是我们互相之间的共同对象。我们共同看见的某些东西，很可能是你自己用不同方式去体验的，那么这个领域就叫做公共领域，这个舞台就是亮起来的公共舞台。在这个公共舞台上，我们更能体验自己，塑造自己，也更能够汲取力量和释放力量。以这种方式，我们不仅给自己塑形，也塑造我们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站到光亮中去
我们需要有亮光，这个亮光源自我们自身，由我们自己带来，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中国。
在一个看得见的舞台上，作为个人我们感到自己能够表述，能够在现有的格局和秩序中，采取一些行动，做出一些看得见的行动，添加一点灵感或刺激，可以使现有的格局发生一点变化，犹如看到自己的一个作品，也好像小男孩往河里扔石头时河面荡漾起水波。
在今天，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如今的网络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人们在互相倾听与看见，其间也有各种批评、呼吁、谴责等。我们可以通过自觉意识，来增强其公共性，对于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搭建不同意见的平台，让从前看不见的得以看见，让此前听不见的得以听见，让那些本该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人或事物，让更多的人得以知晓。
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举动和发言，具有一种自觉性或者责任感。既然你的声音会被人们听见，你想让这个世界上多一些怎样的声音呢？如果你的意见会被别人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划痕，你希望是怎样的一些划痕呢？你所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不也正是需要你自己先做起来吗？
有人说，我生气了我就骂。骂有什么意义呢？与其张口就骂，不如开动脑筋，看看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和立场。骂人并不会将人带离黑暗，只是处于同样的黑暗之中，因为它不提供新的思想起点。
我们不应该是从黑暗中来，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黑暗之后，再回到黑暗中去。相反，我们需要有亮光，这个亮光源自我们自身，由我们自己带来，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中国。
我们指望中国的，也正是指望我们自身的；我们希望中国如何，也在于我们拥有怎样的自我期许。不是吗？中国拥有怎样的前景或者现实，不正是从你自己开始的吗？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为这个国家提供塑形，提供新的不同的面貌。
除了这句“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我还喜欢说，“有时候不需要太多勇气，只需要一点良心的柔软。”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个世界活得比我们更长久，中国比我们更长久。世间来去匆匆，我们都是过客，但这个世界本身要存在下去，中国要存在下去，不能没有明天。我们这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段路程的人们，有理由站到光亮中去，并且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光亮的东西，就像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希望前人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启迪和能够指引我们的东西。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呢？
（本文内容是作者于2013年3月26日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由本报评论记者马想斌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修订。）
文章转载自：华商报
2013年4月2日星期二
毛喻原：精神的绝育
（读书笔记No.17）
陆蜉在《“语言”支撑的帝国》中说：“人间的奇迹之一是，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把‘语言’的事业视为终生的志职。它为‘语言’而生，为‘语言’而死；为语言而狂欢，而迷醉。同时，也为“语言”而失落，而气绝。”这是指这个国家那部分识破了它语言阴谋与语言勾当的人的内心感受。
当然，这儿所说的语言并不是语言五大模式中那两种最优模式（对应与理应模式）的产物，而是其中三种恶劣模式（错应、虚应和倒应模式）的结果。既不是诺瓦利斯们所说的诗意栖居的场所，也不是海德格尔们所说的心灵存在的家园，而是促成错应、虚应和倒应现实的材料与手段，是专门用于政治、文化、德行造假的工具。这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功能似乎发挥到了它的极致，这就是——杜撰没有的，指称相反的。正如斯蒂芬所说，国家的语言情态与国家的现实状况恰成反比。即语言等于现实的倒数。用数学的关系式来表达就是：语言＝1/现实。
实际上，国家对语言的崇拜，其语言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拟态与反向放大效应。与其说这是一种国家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国家病症；与其说这是一种狂热嗜好，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被动选择。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无奈和被逼，是现实的堕落程度决定了语言的疯狂飙高。也许，有人也清楚，语言救不了这个国家，口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但他们相信，语言至少能够暂时蒙混这个国家，暂时糊弄这个现实。由于蒙混者和糊弄者皆属标准的无神论者、一世论者、局部掠益者，所以，他们对这种蒙混与糊弄自然也就胸无旁碍，心安理得。再说了，亏欠的东西总要求得到补偿，生活之虚，它就冒语言之‘实’；现实之坏，它就充语言之‘好’。只不过他们寻求补偿的不是企图改变生活而让生活本身变好之后的那种回报，不是改变现实而让现实本身呈现的那种祥和，而是一种虚幻得来不能再虚，黑幽得来不能再黑的语言，一种自制的语言白粉与语言大麻，语言的海洛因。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语言策略类似于一种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育。其目的是维护它肉身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2013年4月1日星期一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提要：今日最没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来安慰自己。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图说：胡适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 )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 )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 )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明。
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是一个名词不应该有什么讥贬的涵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的文明，不过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质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对的一个贬词，我们可以不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 )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 )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徐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东方的哲人曾说：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勘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惟”，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班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远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二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澡，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Newton Pasteur以至于Edison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们且看看人类的情感与想象力上的要求。
文艺，美术，我们可以不谈，因为东方的人，凡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至少还都能承认西洋人并不曾轻蔑了这两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谈谈道德与宗教罢。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肯黎(Huxley)说的最好：
如果我对于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
这正是十分尊重我们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买一亩田，卖二间屋，尚且要一张契据;关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据，岂可没有证据就胡乱信仰吗?
这种“拿证据来”的态度，可以称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
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 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会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渡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功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功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排主敬，不过造成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人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仑布(Columbus)马汲伦(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变成范围人生的势力，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多大的影响。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口号。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战争，都是在这三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大革命。美国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至于南美洲诸国的宪法，都是受了这三大主义的绝大影响的。旧阶级的打倒，专制政体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论，出版”几大自由的保障的实行，普及教育的实施，妇女的解放，女权的运动，妇女参政的实现，……都是这个新宗教新道德的实际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三五个哲学家书本子里的空谈;这都是西洋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这都已成了范围人生，影响实际生活的绝大势力。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各国的”社会立法“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 )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这都是这个大运动已经做到的成绩，这也不仅仅是纸上的文章，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
东方的旧脑筋也许要说：“这是争权夺利，算不得宗教与道德。”这里又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蒸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的Ulysses 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们，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
永不退让，不屈伏。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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