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周舵: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从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几句好心劝告“别把执政党逼进墙角”和我对她的维护,引出博粉一片乱骂,真有点始料不及。一如往常,还是理性温和派和激进愤怒派两极分化。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意见多元是常态也是好事,但极端意见占上风,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有病得治,我们没见过哪个医生是拿臭骂病人当药方的,更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把病人杀了,病就没了”的,可为什么就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好心人偏偏要拿治死病人、再造一个健康人当成治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让革命意识形态洗了脑。

  革命的逻辑,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这明明是120%的混账话,旧社会其实是母亲,新社会是儿女,哪有为了生儿子要杀死老妈的道理?对待政治体制的道理也一样,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再加上好运气,就算是把旧体制整死了,生出新的好体制的概率也不比1%多多少。不信你把孙文从水晶棺里拉出来问问,问问他凭什么搞二次革命、让中华革命党党徒按手印效忠他个人、把苏俄势力引进中国、生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一个半列宁主义的党?不就是因为先前的辛亥革命越革越完蛋,越绝望吗?

  前面说过,龙应台在香港请我吃饭,说起对马英九的失望,我给她鼓劲,顺便说起中国知识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脆”,像瓷器一样,一击就碎,太没有韧性,动不动就“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豁出去胡干蛮干,总之是不负责任。“不抱任何希望”,那里头包括你自己就对了,其实你是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放弃努力、抛弃责任了。其实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们的教导--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阶级敌人绝对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消灭一条路,没有任何温情的余地,还谈什么“希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态度是:只要还有一线亮光,我就决不放弃努力。诸位,现在一线亮光总还是有的吧?

  “不抱任何希望”的另一个变种,叫作“只能依靠民众智慧”(或“民间智慧”)。这一路人马硬说,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发动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引起的。这要不叫作神话--很经典,我们太熟悉的民粹神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神话。稍微查一点资料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或明或暗的反抗从来就没停止过,中共干部当中从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子恢、陈云,到中层基层的冒死上书建言,实行分田到户的呼声此起彼伏,为什么一直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下场悲惨?小岗村要不是万里、杜老(杜润生)等极力袒护,最终是邓的支持,他们的“草根智慧”只够把他们送进大牢。年广久的案子竟然报到了老邓那里,要不是邓说“不要禁”,那胆大妄为的傻子早就也去吃了牢饭。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企业家和在座的一个科级官员--请注意,一个小小科长而已--一言不合吵了起来,那狗官恶狠狠地说,“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你信不信?”那企业家涨红着脸赶忙赔罪说,“我信我信,我太信了!”--可爱又可敬的,成天唠叨“民间社会”的企业家们,莫非你们从来没遇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狗官,一句话就能让你去死?查查帐就够了不是吗?没毛病也给你安个罪名,那有什么难?不知道重庆那位爷是怎么干的不成?不然你们也用不着急着慌着办移民啦。古人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莫非你们也没听说过?“顶层设计”,无非就是从顶层改起,上边不改,你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那点“民间”成绩,有什么鬼的用?

  没人说民间社会不重要,说起来,我还是鼓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鼻祖之一呢。1994年从美国回来,我就开始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纯民间公益事业《烛光工程》。那时候我逢人便谈“公民社会”——那可是将近20年前--所有的朋友听到这四个字,全都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结果如何呢?费尽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是上了轨道,而且腾飞在即,哪里想得到,就因为“挂靠单位”的头头换了,我们立刻死掉!这还不算,我们内部还有人把我告了密,说我的“公民社会”是想颠覆共产党。这就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我忧虑的是,要是上边不改革,你们那些“草根智慧”不定哪一天会成了你们的催命符,你们先驱没当成,成了先烈。比方说,你们诸位要是落在重庆那位爷和无比热爱他的那一大帮子老百姓手里,嘿嘿……

  私下里,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妄测一下你们--堪称中国当下最优秀、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的内心。我很不善良地猜测,你们反对“顶层设计”,除了认识误区甚至望文生义之外,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既恐惧暴政,又恐惧暴民。因为恐惧暴政,就远离政治,去大谈“干好自己的事”;因为恐惧暴民,就拼命谄媚民众,好给自己留条后路,有朝一日一家人别让仇富的老百姓给吊在路灯杆子上。

  不是这样吗?但愿不是。

  那么巨量的各界精英居然不知道,民粹的逻辑,“不抱任何希望”的逻辑,离革命的逻辑实在只有一线之隔--顶多50米--这可真让我匪夷所思。我要是想绝望,这倒是最好不过的理由:精英尚且如此,遑论民众!

  知识分子还一个大毛病是下判断惯于用泛泛而论、大而无当的哲学式大概括,什么二分法,政府/老百姓对立二分之类,不会做科学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调查,不做细分,不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在《南方周末》看了一篇关于“营改增”的文章,只懂个大意而已,不禁感慨系之。我还是教过经济学的,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我们国家几年前唯一的一位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她就对我的教研室主任赞我课讲得好,可我现在看“营改增”文章顶多懂一半而已。可是,有几个激进派朋友认真研究过习李新班子现在正艰难推进的财税改革,比如“营改增”?相关文章能看懂吗?不懂,去努力弄懂过吗?从这个小小事例,可曾想过每一项改革有多困难?先去找一篇“营改增”文章看看,就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实际情况多么无知了。而这只是中国改革难题的九牛一毛。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不但互不沟通、互不了解,而且互相轻视甚至互相敌视。不管责任在谁,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激进革命最肥沃的土壤--详情请上靠垫网“洞见中国”,或者“共识网”参看本人的文章“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鉴于此,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试着沟通学界、政界和商界(比如“共识网”、“共识堂”),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这再好不过。本人鼓吹了十多年的“促成中左和中右的大联盟”,“促成各界精英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说的就是这回事。

  拿哲学(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当科学方法--还是“最高级”的科学方法--这又是科学素养极差的马克思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你们知道这个吗?反思过自己的思维习惯吗?

  你们可以说,这不都是“他们”造的孽吗?可是,谁是“他们”?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一个大活人集合成的,那些个人和你有多大差别?“政府”里有理想主义者、改革派,“老百姓”里也有蛮不讲理、胡作非为的痞子,世上并没有一种大把戏,和你一样的人聚成某个群体,拿这把戏一变,他们就变成不是人了,变成魔鬼了,而你偏偏就是和魔鬼完全不一样的天使。逻辑上,这叫作“集合词谬误”,只要有个什么人瞎编一个集合名词,大家就以为真有那个名词的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其中害了无数中国人性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试想想,把你搁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多大不同吗?你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理想追求,他们和你其实差不太多。谁又是“老百姓”呢?我这辈子从来没当过哪怕是最小的芝麻官,我不是老百姓谁是老百姓?可我和你们并不站在同一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整齐划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老百姓”,和“政府”一样,全都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大杂凑,更没有什么政府/老百姓或者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二分这回事。这又是马克思造的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完全虚构的大把戏!阶级斗争就是把全人类一分为二,黑白敌我二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基本前提是认可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任何人不得侵夺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人权”在马克思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宪法、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要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所有这些“旧世界”彻底埋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者无论做出在普通百姓看来是多么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残忍血腥勾当,居然都能毫无愧疚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把他们一切杀人抢劫的罪责全都免除了;不但免除了,还大加赞美呢,说那是建造人间天堂必不可少的。

  其实哪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回事,那都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不经过无产阶级的授权和同意,由这些激进分子一手操控的、实际上是他们这极少数人的革命和专政。这条革命邪路所制造的无数人间惨祸再雄辩不过地启示我们:对于一切开口闭口“民众”、“人民”、“老百姓”,自封人民和百姓的代言人,却从来拿不出授权书的人们,我们务必要保持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你就是你,张三李四,翠花栓柱,如此而已,少拿“老百姓”说事。至少,别把我算进去,我可没给你授权,让你替我说话。什么是民主?很简单,那就是一套授权程序,和授权者--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什么穷人或多数人--监督、撤换掌权者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非常、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除了所有后发国家都要解决的所谓“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格发展)也就是现代化问题,更难办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十月激进革命造就的“模式”是一个多么污糟的恶臭泥坑,要想从中拔出脚来要费尽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哪一个的深层根源不是这个模式?体制内外的那些极左们现在还在反宪政,足以说明那个罪恶的模式多么根深蒂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换脑子,哪有那么容易?换脑子不像砍脑袋,一刀就解决问题,可是,砍脑袋能砍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制度吗?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只能砍出一个更坏的制度。

  深究下去,“他们”当年并不是存心作恶,相反,他们满腔热忱,流血牺牲,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制度,可惜得很,完全走错了路,选择了一条代价巨大而后果极坏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路径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代价会无比惨重--我们现在的改革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因为当年学错了、选错了,把邪路错当成了正路,而走邪路会形成“路径依赖”,就像是吸毒成瘾。邓小平等改革领袖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们开始把执政党带上一条正路。历史路径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贬低精英的领导作用、轻视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学习、在根本制度的选择上胡乱“摸石头”的理由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当年的位置上,我们会做得更好吗?谁敢这么保证?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罢了。所以,对于先辈们——不管是自强派、维新派、立宪派,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也罢错也罢,都不妨抱一份“同情式的理解”。照此办理,我们网上的那些刻毒、苛酷、戾气十足的谩骂,庶几乎能够少一点,危害轻一点。

  再回过头来说蔡霞教授:她是个什么人,她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善意还是恶意,她为什么说这些话,……概不理会,一言不合就大张鞑伐,把人往死里整,以为自己有充分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和正义旗帜下,对所有人作严酷的道义审判--这要不是极左,要不是党文化阶级斗争邪教的毒素深入了骨髓,我真不知道还能作何解释。

  是啊,不能不问,结这恶果的果树是谁载的。这苦果现在轮到栽树的人自己品尝了!还不即刻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每思及此,我对所有的激进派朋友们就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尽管我决不会赞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了解我真实处境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比我更有资格“不抱任何希望”,更有资格愤怒、仇恨、报复和“推翻”!不了解的,请读一读我的那篇写我母亲自杀的文章,《北京文学》曾经把它选进他们的“文学精品库”,网上都能查到。你们以为我冷血,我不会愤怒、不会为那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发生的不公不义流泪吗?只不过,我历来毫不含糊地坚决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的后果--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不是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决不能仅仅被荷尔蒙驱动,必须用科学理性指导、把控自己的言行,否则,用意再好,出发点再正义,也免不了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祸害。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这条两面挨骂、腹背受敌的最难走的路?--除了我的良知良能、家庭教育和许多好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信仰。目前中国一切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不一定非得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我正在研习的大同教(巴哈伊教),都可以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社会绝对(我主张慎用“绝对”这个字眼,但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当你有了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只从神那儿借来的慧眼,学会了从天上往下、往人间俯瞰,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现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争吵是多么琐屑无聊,甚至等而下之,多么龌龊肮脏。不管信不信,下个决断进门看看--就说偷窥,也得扒窗户不是吗?你在门外能看见什么好东西?实在不行,再退回来也不迟,又没人不让你退出。许进不许出,那一定是邪教,我可没让你进邪教的门--说实在话,你们之所以对宗教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因为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邪教教义--一种装扮成科学理论的无神论邪教--的缘故啊。

  去借这一只慧眼吧,你们定当受益无穷--这是我最想和激进派朋友们说的一句话。

转载自:共识网

龙应台:“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转载自:共识网

野夫: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

编者按:著名作家野夫著有《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等作品,2012年散文集《乡关何处》荣登2012中国娇子新锐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作家。6月8日,野夫先生应邀来到中欧校友读书会,进行了主题为“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的演讲,内容视野开阔,展现了不同社会景象。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将这次演讲奉献给广大读者。

鸣谢中欧校友读书会微信群,欢迎关注微信:红枫书叶,ID:xiaoyoudushuhui。

以下为上半部分实录:

野夫:各位朋友,周末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交流一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江湖”这个词呢,最初源自于庄子。他是相对于庙堂,也就是朝廷来说的,泛指广大的民间。庄子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这个江湖就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真正赋予江湖精神实质内涵的是墨子,因此我们今天就先从墨子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江湖”这个词实际上是被污名化很久了的,一直遭官家打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是指隐约传承在民间的道统。清朝有诗人说——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说的正是这样的一辈草根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体制化”已经无孔不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和身边依旧还有一个江湖。在这人心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古老的善恶是非,永远在口耳相传的天良守则中,酒旗张扬。

我们为什么说墨子精神是江湖的始祖,是相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的思想代表着庙堂,代表着朝廷,而墨子思想代表着江湖,代表着民间,而且墨子是一个行动派。墨子的主要思想大家知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他的主要价值观。你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人多抢劫人少的,不能因为富贵去侮辱贫穷的,不能因为高贵而在贫贱的人面前傲慢,不能因为你狡诈去欺负愚氓。墨子的第二个思想是“兼爱”,第三个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大欺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就是义气的“义”,义这个字是江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道家的是“道”,那么墨家的就是“义”。至今的江湖社会都是以“忠义”二字,为他们的第一守则的。

形容墨子的一个重要的词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披头散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要有利于天下。他自己称自己是北方的“鄙人”,就是粗人,这个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且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早形成社团并行动的始祖。墨家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头目叫“钜子”,墨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社团,他们除了练武功,还发明一些守城的机械装置。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科学技术据说还很先进,能够很有效的阻止敌方的进攻,因此墨家经常组织帮助弱国,扶弱抗暴,帮弱小的国家守城。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去帮宋国守城,一下死了七十多个人。这个宋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殉葬。所以说自战国以来一直到汉初,墨家这一派是很茂盛的。所谓的朱家、郭解,都是墨子的徒子徒孙,朱家、郭解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侠客。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中,游侠精神,游侠之士都是一个非常高度肯定的人群,所以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除了为帝王作传以外,还专门作了《游侠列传》,而游侠不就是社会上的类似于荆轲、高渐离这样一些屠狗之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好打抱不平的勇士。

韩非子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是以自己的武功和勇敢去违抗统治者的一些禁令,因此在墨家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的一些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以侠义为精神的墨子之流,必然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到了汉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专制思想的提出,这加剧了墨子墨学的消亡。在战国那个时代,墨家是唯一可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儒家是为统治服务的,而墨家是为整个民间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种分庭抗礼的一种状况。木心说“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生、平等、博爱的先驱。”

简单地划分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庙堂和江湖,庙堂就是属于朝廷,属于统治者。江湖就是属于民间,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江湖,实际上就是来谈谈民间道统的一种传承。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庙堂和江湖就是两个世界。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像墨子他们要直接发起行动,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就是我们古代的隐士。不管是墨家游侠子弟,还是消极的这些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走江湖”这个口头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经常戏称自己是走江湖的人,走江湖这个说法,其实宋朝元朝以来,是禅宗的一个口头禅,叫“走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宋元以来禅宗在佛教里面发展最多影响最大,而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往往隐居在江西、湖南的深山中间,当时全国那些很多修禅宗的和尚,都要到江西、湖南这些名山里面去拜访这些禅宗的高僧大德,这样这些往来全国的和尚们就称自己是走江湖的,走江西、湖南的。

虽然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江湖社会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这种江湖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隐隐传承,从来没有断过。到了明代,大家知道商业在明代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业发展形势好了必然带来很多游商、坐商。坐商就是坐在本地看门面的,行商就是跑单帮的,也包含现在搞物流货运的。这样的商人多了,这个民间社会开始发育。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游民多了,游民多了他必然要慢慢形成自己一个行帮,各行各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民间组织,用现在的话来说各种行帮的诞生,也就是商会的概念。他这种行帮,兼有一定秘密社会的特征,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一些报价方式,有他们的接头暗号。因为每个商人出远门,尤其在古代那个时代,希望得到当地的朋友帮助,因此需要每个人组织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感,因此在明代的时候各种行帮、各种民间组织开始产生。比如石匠、木匠他们可以有一个行帮,因为石匠、木匠他们都是奉的同一个始祖,就是鲁班。鲁班既是石匠也是木匠,就是修赵州桥的。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石匠木匠他们拜的老祖也还是鲁班。铁匠也有铁匠的始祖,剃头匠也有剃头匠的始祖。

多数的行业都在历史中去找一个自己的始祖,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些这个行业的基本规矩,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大家到各个地方拜码头的时候,都会行使自己那一种交接方式,这就是他们内部的暗语。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比如在武汉,卖鱼的,河鲜行,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一套秘密暗语,一种报价方式。包括乞丐,乞丐有“丐帮”,这并不是武侠小说虚构出来的,丐帮是一直都存在的,包括现在当代社会丐帮都是存在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丐帮大会,实际上民间也有,我参加过几次,也看到了他们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广大的民间的各种自发组织,最初是以商会行帮为主要特色,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组织开始向一种政治组织转变。像明末的一些遗臣,以郑成功为主,逃 到 台湾的这批,因为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要恢复大明江山,他们在偏居台湾这一带的时候,想到为了团结弟兄们有组织的抵抗所谓的外族侵略,当时最初 在台 湾以军队为主成立了天地会。天地会为了向内地渗透,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派了一批弟兄登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洪英,是最有贡献的郑成功的部将,洪英 他们在 内地慢慢发展,天地会在内地发展的这一支派,就是大家知道的洪门。

洪门的弟兄到大陆来做一些游击战,对清朝进行一些反抗,作为一种秘密的帮会组织,他必须有很完整的一套制度,那么由洪门又派出兄弟,去当时清朝的主要粮道 京 杭大运河,当时漕运负责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为了打入整个漕运团队,就派了三个兄弟到漕运组织里去帮清朝运粮食,这个叫漕帮,后来就是清帮。洪门最 初的 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电影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陈近南,他从台湾派过来就到了四川的雅安,建了一个山头,这就是整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帮会——哥老会的源头,后来又叫袍哥。

也就是说在清初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江湖社会最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且在清初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家对满人有着很深的反抗情绪,所以说这种政治组织,在清初的秘密社会里,很快的在底层人中形成了串联。

但是到了清中期,由于最初的那些政治人物都慢慢的消亡了,人民的仇恨也渐渐的随着一代一代老去,新生的一代慢慢的遗忘了,因此帮会到了清中期的时候,实际 上 他的革命性就开始退化,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的组织。他与统治者不做一种硬性的抵抗了,大家自己抱团打天下,而且这个打天下已经不带有政治目的了,而是弱势者为了自己团结不被他人欺负。

无论洪门、青帮、哥老会,这是当时的几大民间社团。他们虽然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但到了清中后期,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是半公开身份的,朝廷也并不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发现他们是在维持各个地方秩序,这样的秘密社团和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革命组织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边缘生存方式,比如说赌博、娼妓、行业垄断、欺行霸市,这个是在各个国家、时代都存在的,这样一些边缘化地区,政府的手插不进去,普通守法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参与进去。这样一些边缘地区,就是社会民间组织和秘密帮会他们插手掌控的一些地方。那这些领域你不能把他说成是纯粹的犯罪组织,秘密社会和犯罪组织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犯罪就是打砸抢偷盗绑票等,但是真正的江湖社会,他们章程严格规定了几不准,很多纪律你拿到现在来看,完全可以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 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到了清朝后期,革命党兴起,在孙中山领导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深深知道江湖社会的作用,于是他必须要借助于江湖力量, 他自己在美国专门加入了洪门。所谓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的致公党,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叫致公堂。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在海外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的募捐主要是靠这些江湖社会的力量。在革命党这一支力量里面,有很多会党,同盟会,兴中会等,都在清末秘密准备革命中间形成互相联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 命、新军造反、宣布独立,实际上都是帮会组织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结束中国的帝制,江湖的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牺牲了众多弟兄,花费了大量钱财,这样 才有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由于中华民国的诞生与帮会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到了民国的时候,帮会就可以合法化存在了,在整个民国帮会都是合法化的。大家知道的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民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袍哥,很多军政两届的大佬,商人都是江湖帮户组织里面的人,更不要说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江湖大佬都是合法存在的,都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是党国要人都愿意结交的对象。

当共产党开始起来,1927年公开跟国民党分裂,开始武装起义,走到武装革命的路上,他们也知道要利用帮会的力量。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帮会子弟,大家知道的贺龙,他是湘西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这都是有历史资料准确记载的,像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也是加入了青帮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是帮会身份的, 包括红军长征中间,兵源损失很大,很多袍哥子弟因为老大号召加入也都加入了。

1950年之后共产党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其中这个运动当中有个分支叫消灭反动会道门,就是一统江湖,剿灭整个原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江湖行帮,整个民间组织全部取缔。其中的大佬,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普通的会众要求限期到政府登记,宣誓不再参加帮会活动,监督改造。所以到了1950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基本被摧毁,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完成了体制化。任何的民间组织在1950年之后都不复存在,必须要产生的组织,那也由国家政府设一个部门来取代。比如工会、农会、妇联、工商联,以及我们今天的各种官办协会,包含红十字会——连社会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都要由政府变成一个部门来领导,这就叫体制化。完全体制化之后,民间的道统受到了巨大的摧毁。因为体制化不能替代民间的道统,实际上无法做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面,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包括美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种原来的江湖社会都存在着,青帮、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海外留学,如果有机会接触,非常普遍。

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要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江湖社会帮了共产党。因此在台湾戒严时期,对江湖社会是不允许合法注册的,也打压,但是 没 有 像我们大陆采取的这种判刑和摧毁的方式,江湖帮会只是不让你合法注册,其实洪门、青帮一直以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延续存在着。台湾从80年代解除戒严之后,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民主转型,完成之后现在的台湾,江湖和帮会就可以合法注册登记了,台湾过去传统的江湖是老三大,洪门青帮白莲教,所谓的一青一红一白莲。 后来国军的国二代,也就是眷村子弟,为了和当地原著民争夺空间,也形成了自己的帮会,这个就是著名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台湾后来的原著民子 弟为了对抗外来人成立的帮会,于是也成立了天道盟。现在台湾的新三大江湖帮会就是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原来老的青帮、洪门、白莲教就开始衰弱了。

我去年到台湾去拜访了他们洪门的总会长,也拜访了四海帮,正好他们帮主死了,新的帮主接权,也去参加了他们老帮主的追悼会,就在台北市中心租了个几千人的大 广场,广场非常气派,完全合法存在,他们还有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警方联系,协调关于在这个追悼会期间警方应该怎么配合。四海帮的副帮主是我一个老朋友, 他亲自接待我,详细跟我讲过他们帮会的生存状态和现状,让我比较近的了解了一下台湾帮会的存在状况,他们现在注册叫四海同心协会,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不能叫什么帮,于是他们就叫协会,他们堂口分布到全岛,警方掌握他们所有资料,也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不取缔他们的帮会。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高度打压,对民间社会的高度警惕,严禁民间社会的发育,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看上去完全是一盘散沙。我们说的传统的江湖道义、江湖精神都是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取缔的,都被污名化了的,因此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已经乱了套,盗亦无道了,过去是盗亦有道。

虽然民间组织没有了,江湖行帮、帮会没有了,但是江湖精神在民间我还是知道一直在隐秘传承,我笔下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人物,说明这种江湖精神是杀不死、绞不灭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也是一定会存在的。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存在,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刚才谈了台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虽然是一国两制,江湖社会实际大量存在。

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万个,主要允许的有作公益的、慈善的、支教的,真正做维权这块的还是高度警惕的,至于做其他的,还是非常严禁的。 还有一些同乡会、同学会,还有一些行业的商会,现在也开始慢慢允许发育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无孔不入的管控社会,没有一个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是危险的。

我们就拿欧洲来说,我去年在荷兰被邀请去那三个月,做了浅层的一些调查。荷兰那么小一个国家,他的政府更加小,荷兰最大的组织翻译过来叫“水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民间管水的埝会。因为荷兰是一个高度要依赖运河的一个国家,他的水会是他最大的民间组织。荷兰的水会诞生了一千多年,人家一千多年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运河、湖泊、河流。整个政府远远不如他们这样一个水会大。去年荷兰有半年时间是没有政府的,但是各个运输、灌溉、航道井然有序,整个社会不会发生任何崩溃,这个就是整个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像著名的日本的“山口组”,大家知道他一直是黑社会、暴力犯罪组织。去年日本方面也邀请我去过,我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实际上山口组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他作为这个江湖的帮会也是合法存在的,只是警察掌握他所有情况,他帮会组织的任何成员具体犯罪了,那警察谁犯罪就抓谁,该怎么判怎么判,他不能因为个别成员的 犯罪就全部取缔整个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说现代的江湖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那么现在的江湖精神我们要给他一些新的内涵,江湖中原来讲的“忠、义、信”很重要。那公信力,就是我们应该在社会提倡的。江湖中原来的扶弱抗暴,我们用今天的概念来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这都是一种传统江湖精神的现代化。那我们把传统江湖应该要合法化,要把他从秘密社会走出来,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是个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江湖这个话题很大,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单独陈述。我今天只能泛泛的讲到这里,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探讨,我们接下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交流,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得错误的地方可以批评,大家如果感兴趣先读一些书的话,中国其实关于帮会啊江湖的书相当多, 比如说纯粹谈江湖的谈民国期间的,真正民间底层江湖的《江湖丛谈》,连阔如先生写的,写的非常好。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帮会史》,很多很多相关的书大家可以参考阅读,实际上我们谈江湖是为了把江湖和今天的民间社会挂钩来谈,民间社会不充分发育,政府组织不慢慢缩小,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不妙的,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转载自: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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