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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周舵:西方应该怎样推广民主?

摘要:中国的改革派不得不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安抚、说服保守派,又要严防激进势力崛起。西方显然应该更多些耐心、宽容和帮助,而不是一味苛责和嘲讽,千万不要帮倒忙。

   在全球推广民主是西方国家的神圣使命,这是多数西方人的共同信念,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人民的认同。我个人毫不怀疑,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必定成为全世界文明国家共享的普世价值,然而,我并不认为全球实现民主化的前景,和西方国家推广民主,两者必定成正相关。非常遗憾,仅以“阿拉伯之春”为例,事实表明两者其实是负相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的实际效果,完全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能不令人深思。

  三类国家

  问题首先在于,西方国家不区分非西方国家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用一种教条式、一刀切的草率手法处理全球民主化进程,所谓“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等等)便是其典型。

  尚未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1,与前东欧国家类似的,与西方地缘接近、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融合度比较高,原极权制度是被外力──苏联红军的刺刀强加的国家;
       2,中国、俄罗斯、越南、古巴等有着深厚反西方传统的,“内生型”共产党国家;
       3,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迄今为止,西方在这三类国家推进民主的实际效果大相径庭。

  对于1类国家,西方推行“颜色革命”表面看效果显著,但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从精英到民众,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认同度很高,原本就具备实现民主化的内因;更重要的是第二,苏联的强力干预退出。没有这两个内、外因素,“颜色革命”用力再大,民主化也不容易成功。而对于2、3类国家,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说,“颜色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有害。

  由于“颜色革命”的基本设想是颠覆性、带敌意的“政权更迭”,在第2类国家引起的反应,是让执政党及其拥护者更加警惕和抗拒民主化;又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对内有着相当强的控制力──第一,这些国家的政权是内生的,不是外力强加的;第二,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帝反殖”即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而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股强势潮流;第三,极权主义政权原本就对整个社会具有超强的控制力,这些“后极权”国家既延续了极权政权的控制力,同时又正在进行改革和转型,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人民对于“改革红利”合理期盼(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国家富强)基础上的合法性;第五,中国的改革更是效果显著,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当高。加上2008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败绩,以及“颜色革命”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恶果,凡此种种,西方在中俄等国推行“颜色革命”便适得其反,反而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平添了巨大阻力。

  第3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比较亲西方的专制国家;和更加传统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后一类国家的传统合法性程度很高,所以基本不为“颜色革命”所动;而恰恰是相对亲西方的、世俗化程度高的、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权反而更加软弱,内部分裂也更加严重,“颜色革命”也就越是容易得手。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旧专制统治者尽管不民主,却是亲西方的,并且在国内实行著有效治理,而“颜色革命”的结果却是,要么瓦解了国家基本秩序,形成无政府、半无政府状态,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渊薮;要么换上来一些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主义者,比被推翻的旧专制者更加专制和保守──总而言之,“颜色革命”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其次,“颜色革命”的推手们严重误解了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合理顺序。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国内秩序的建立,所谓“国家建设”。为数众多的西方激进派误以为秩序不重要,或者秩序是天经地义的,以为政治现代化就等同于民主化(其实民主化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其中一环),而民主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专制统治者,只要推翻他们,民主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事实上,非洲的许多失败国家不是因为不民主,是因为缺乏政府的有效治理,缺乏国内秩序。用推行民主解决有效政府的缺位,完全是诊错病、开错药。

  好民主与坏民主

  国家秩序又可以粗分为两种,专制秩序和自由秩序。历史事实是,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曾不约而同,选择了专制秩序,因为专制秩序很“自然”,合乎常理;只有英国是个罕见而幸运的例外,居然自发演进出自由秩序,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等等一整套制度设置和思想理论,然后先是传播到英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再向全球传播,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很“人为”,很复杂,需要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条件,难于维护而易于崩坏,远不是什么“全民普选、多党制和新闻自由”那么简单。非常遗憾,当今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恰恰就是普选、多党制加新闻自由这个“三位一体”。

  政治现代化的第三步才是民主化,进而把自由秩序变成自由平等秩序,即有着良好治理的自由民主。第一“秩序”,第二“自由秩序”,第三“自由平等秩序”──这才是代价小、成果显著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普选就万事大吉。

  迷恋“颜色革命”的西方人没有分清好民主和坏民主。好民主,就是上述英美传统的,上承古代罗马共和,从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制和基督新教的英国发源的自由民主;坏民主,则是深受古代希腊城邦民主影响,经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发扬光大,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推向极端的,法俄类型的,主张多数人统治、甚至是多数穷人绝对权力,排拒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民粹民主。对此一宏大题目,这篇小文无法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本文作者的两篇文章:《南方周末》2014年5月10日31版“何种民主” ,或共识网发布的“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非常遗憾,“颜色革命”在非西方国家推行的,恰恰是、或者基本是民粹民主。

  “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是黑白、敌我二分的民主vs.专制,从这种理念出发,很自然就会产生“圣战”式的冲动。但是,民主和专制根本就不是对立面。民主的核心含义是多数人统治,其对立面是一人统治或少数人统治;而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而且,民主与自由不是和谐的浑然一体,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因此,自由民主是不容易建立、更难于维护的,它要求相当苛刻的条件。需知民主有好坏之分:民主与自由联手,就是好民主;民主压倒、排斥自由,就是坏民主;更重要的是,用“圣战”式的办法推进民主,其内在逻辑就是外力强制;外力强制既反自由又反民主,其效果不佳,乃是势所必然。

原文首发:华尔街日报
转载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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