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克文评：这个应该是迄今对当代孟尝君和他的鸡鸣狗盗军团发出的最严厉警告了，不大敏感或者佯装不大敏感的看官，不妨注意一下最后两段的几个敏感词句，“篡臣”，“豢养底层士人”，“孟尝君绝后”。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贵族养士之风大盛，养士甚至已经上升为诸侯公卿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些诸侯公卿更是把网罗人才、礼贤下士作为展示自己实力和名望的一种手段。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这四位王公贵族被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虽然并称为“四公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高下各异，历史影响各不相同。齐国的孟尝君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孟尝君的争议就在于他的养士实际上搞的是团团伙伙，营造的是一己之私利。
孟尝君以豢养了数千名门客名扬天下，相传追随他的门客有三千多人。孟尝君为人诟病的就是他来者不拒的养士方式。孟尝君养士不问来头，四处招揽收留各国的游士。这些人中既有策士、辩士，也有武士、侠士，既有有一技之长的无业游民，也有有犯罪前科的好色之徒。仅他的封地薛地所收留的“任侠奸人”的“暴桀子弟”就有六万多家，这些人甚至都影响改变了薛地的社会风俗。以至于四百年后司马迁去薛地考察时发现其地与周边邹、鲁等地民风迥异，当地人就认为这是孟尝君当年招来的那六万多不安分守己的人造成的后果。
几千名食客常聚于孟尝君门下，这些人都觉得孟尝君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我们可以想见，孟尝君的名声想不传遍天下都难。但是宋代王安石却认为孟尝君所养的根本不是什么士，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士”为中国古代四民之首。传统社会对“士”的要求很高，“士”的志向担当和克己精神远远高于常人，“士人”要有不同常人的救世情怀，这种救世情怀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孟尝君所养之“士”的身上却看不到这种精神和情怀。正因如此，司马光也认为，孟尝君“是奸人之雄也”，这与王安石对孟尝君的看法倒是惊人的相似。司马光在评价孟尝君的第一篇“臣光曰”中开宗明义就说：“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司马光认为，蓄养一个人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被恩泽，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然而孟尝君的养士，不分聪明愚笨，不论好人坏人，一概收留；他盗用国库的薪俸，结立自己的私党，沽名钓誉，对上欺瞒国君，对下盘剥百姓。所以司马光认为孟尝君就是一个奸雄，决不值得颂扬。
司马光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孟尝君养士留下了许多典故。其中最有名的是鸡鸣狗盗和狡兔三窟。鸡鸣狗盗之徒助力孟尝君逃脱了秦昭王的加害，但这纯粹是为了孟尝君贪图荣华富贵的一己之私欲埋单。而孟尝君手下所养最有名的士人是冯谖，他为孟尝君所做的最主要的两件事便是焚券市义和营造狡兔三窟。焚券市义只不过是把孟尝君在自己封邑所放的无法回收的高利贷顺势免掉，从而起到了收买人心的效果。而狡兔三窟更是用秦魏两国对孟尝君的看重做筹码，迫使齐湣王满足孟尝君的私欲和个人利益罢了。所以，以上两件事固然引人入胜，富于传奇色彩，但仔细一想，可以发现孟尝君是一个先私后公的人。《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就指出，孟尝君的“一生活动都在谋求私利，维护其个人的富贵尊荣”，这话可谓一语中的。
《资治通鉴》记载说孟尝君“通傥饶智略”，意思就是通达倜傥，富于聪明才智。那么，孟尝君究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呢？ 孟尝君曾经在秦国、齐国、魏国都做过相国。
孟尝君在秦国和魏国为相时间都很短暂，政绩乏善可陈。而在自己的母国齐国，至迟在齐宣王十一年（前309年），孟尝君已经继其父位而为齐相。孟尝君在齐国“为相数十年”，但从总体上讲，他同样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孟尝君在齐国当政时期，采取了远攻近交的错误军事路线，虽然联合韩、魏两国大败楚国，后来又搞合纵攻入秦的函谷关，声势浩大，自己威名远扬，但齐国却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国力反而在连年的战争中消耗很多。再加上孟尝君独断专权，以致天下人都知道齐国有个孟尝君，至于谁是齐王，反而没人在意。
孟尝君早在其父靖郭君田婴尚在的时候，便于齐威王三十三年（前324年）被魏召为相，以加强魏、齐两国关系，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孟尝君与齐湣王关系僵化之后，魏昭王八年（前288年），应魏之请，孟尝君再次入魏为相。这一次，他致力于联合诸国，以求打败齐湣王。秦、魏、韩、赵、燕五国攻齐，燕昭王、乐毅、苏秦等人固然起了主导作用，但孟尝君此时身为魏相，在其中推波助澜力主伐齐，竟然推动秦相魏冉劝秦王伐齐，并厚颜无耻地向魏冉献媚：“你劝秦王伐齐。齐破，你就可以裂土封侯。”这就很让人诟病。
如果说燕国联合五国伐齐，孟尝君以魏相身份推波助澜是为了发泄齐湣王昏庸无道的怨气的话，眼看齐国七十余城相继为燕国所攻占，田单在即墨苦苦支撑，这个时候孟尝君在干什么？他竟然保持中立，既不偏向燕国，也不偏向齐国。俨然一个独立诸侯国的样子。司马光曾经写过一篇专门评价战国四公子的文章，他认为孟尝君养士，损坏了国家大法，树立了私人小恩，靠着投机钻营登上相国高位，看他做的那些事，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能为国为民谋求福祉。他说：“至其晚节，遂挟仇敌以覆宗国，保薛中立，自比诸侯，臣而不臣，孰甚于此！”孟尝君和仇敌为伍讨伐自己的母国，然后又在封地保持中立，把自己当成诸侯，做臣子的不守臣道，再没有比他更过分的了。
这就涉及政治操守、做人大节等大是大非问题了。虽然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频繁，朝秦暮楚已是常态，但那是对一般士人而言的。孟尝君不一样，他是齐国的宗室显贵。他凭借“王者亲属”的身份享受着齐国的财富，以此为资本豢养私人门客，通过私人门客谋一己之私利，眼看着国之重器尽归燕国所有，且不说鼓噪讨伐，就便是冷眼旁观也无法让人接受。
荀子是战国后期最有影响的大学者，曾经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是领袖级的人物，与孟尝君同时代，对孟尝君的评价应该够分量。荀子把为人臣者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四种类型。他说孟尝君就是篡臣。什么叫篡臣？荀子下了个定义：“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对君主不忠，对民众沽名钓誉，不恪守公道正义和规矩，搞团团伙伙，以小圈子的私利为重，这就是篡臣。荀子认为，“篡臣用则必危”。很不幸，孟尝君在齐国两度为相国，但却支持五国联军伐齐，齐湣王身死国也差一点亡，孟尝君的的确确难辞其咎。
我们只能说格局决定结局。孟尝君虽然通过豢养底层士人多次助其转危为安，但对稷下学宫的一代大师荀子这样的绝世大才不用，甚至把后来在秦国大展神威的干才范雎推荐给秦国，这就很让人不齿了。孟尝君最后在薛邑去世。他死后，几个儿子争夺权力，齐、魏两国趁机携手灭掉薛邑，孟尝君绝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