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杜宝俊:为什么要维护张无忌这个核心

编辑评论:无论本文作者观点如何,这都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推荐阅读。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其最高权力——教主一职的承续,是由上一任教主指定接班人,同时交接信物——圣火令。

圣火令是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铸,刻着他毕生武功精要,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成为教主令符。不难理解,圣火令本质是明教的理论体系,身为教主,如果不掌握这个理论体系,就失去了“道统”上的合法性。

对新任教主来说,上一届教主的指定,赋予了“法统”合法性;再掌握圣火令,有了“道统”上的合法性,这样才能有令有权,有名有实。

但是,到了第31代教主手中,圣火令丢失。这导致32代、33代教主(阳顶天)有权无令,用灭绝师太的话说,“这教主便做得颇为勉强”。其实就是这两任教主虽有教主之权,但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后来,阳顶天猝死密道,遗书也未能传出,导致明教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上一任教主失踪,没有遗嘱指定接班人,没有圣火令,这下一任教主如何产生?

此时明教有左右光明二使(杨逍、范遥),四大护教法王(黛绮丝、殷天正、谢逊、韦一笑),还有五散人(说不得和尚,铁冠道人、冷谦、周颠、彭莹玉)。即使不算失踪的范遥和黛绮丝,中央也有九巨头。地方上则有香主、堂主;军队方面有五行旗。

杨逍、范遥地位虽高,但二十多岁,显然无法服众;殷天正虽老,但实力又欠缺;五散人,顾名思义,就是顾问角色,既无根基,能力也不够。

阳顶天执政时期,靠过人的能力和手腕,成为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这也导致后阳顶天时代,这群人中并没有木秀于林者,能够成为当仁不让的新核心。

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选举一说,即使选举,也很难有人能得票过半。

于是,明教分裂了。

地位最高的光明左使杨逍,虽然守着光明顶,但政令也不出光明顶。

用周颠的话说:你职位虽然最高,旁人不听你的号令,又有何用?你调得动五行旗么?四大护教法王肯服你指挥么?我们五散人更是闲云野鹤,没当你光明左使者是甚么东西!

光明右使范遥,毁容隐遁。

紫衫龙王黛绮丝出走;白眉鹰王殷天正另立门户;金毛狮王谢逊精神失常;五散人和杨逍因教主之争,更是赌气不再踏入光明顶。

由于统率无人,一个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闹得自相残杀、四分五裂。置身事外者有之,自立门户者有之,为非作歹者亦有之,从此一蹶不振,危机百出。

直至引来生死存亡之祸——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这一点,明教高层看得很清楚,就像韦一笑所言:六大门派所以胆敢围攻光明顶,没将本教瞧在眼里,还不是因为知道本教乏人统属、内部四分五裂之故。

对于明教高层来说,需要一个领导核心,这是共识;谁来做核心,这是分歧。

即便大敌当前,这个分歧也无法调和,五散人+韦一笑+杨逍,一言不合就动手。终于导致了七大高手被圆真所乘,明教教众面临被六大门派砍瓜切菜的死局。

这个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张无忌。

首先他是殷天正的外孙、谢逊的义子,是明教“自己的孩子”。

其次他武功高强,品性纯良,德才兼备。

第三他早就有恩于五行旗、杨逍,更是挽狂澜于既倒,在光明顶救下了整个明教,这政绩,是不世之功,形同再造明教。

所以,明教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教主产生了,他既没有法统,也没有道统,他是由明教各派系于危急时刻共同拥戴产生。

由杨逍挑明:我们决定了,你来当教主。

张无忌一开始是推辞的,说,我一个武当派传人,怎么能当明教教主呢?你们另请高明吧!

但最终,张无忌思虑再三,还是答应暂摄教主之位,这就叫:苟利江湖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杨逍等人,作为明教的高级干部,虽然彼此多有不睦,但在大局意识上,都无可挑剔,不然也就不会有五散人违背誓言,重上光明顶助拳了。即使上一开始不情愿的周颠,被说不得和尚问了一句“你是明尊火圣座下的弟子不是?”后,也放下与杨逍的旧账。

因为他们都清楚,只要张无忌出任教主,成为明教新的领导核心,那中兴可期。不然,用彭莹玉的话说,“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残杀、大起内哄的老路上”。

更重要的是,彼时异族统治者占领中原,要想恢复汉室河山,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而明教就是中国抗元大业的领导核心,张无忌教主就是明教的领导核心,这是事业的需要,是明教高度集中统一的需要,是明教实现坚强有力领导的需要。

对明教上下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维护张无忌这个核心、维护核心的权威,就是全教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过去,杨逍一直自认为是明教一人之下的二把手,但在核心意识方面,仍是头脑清醒。他告诉张无忌:“我们都是你的属下,在你跟前,连坐也不敢坐,还说甚么长辈平辈?”

殷天正也第一时间解散了天鹰教,重归明教,让明教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打从今日起只有张教主,哪个再叫我一声’殷教主’,便是犯上叛逆。”以实际行动维护明教的团结统一,维护张教主的权威。

张无忌出任教主之后,马上就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自今而后,从本人以下,人人须得严守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尊崇党章,为人民服务)

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要团结不要分裂)

本人请冷谦冷先生担任刑堂执法,凡违犯教规,和本教兄弟斗殴砍杀,一律处以重刑,即令是本人的外公、舅父等尊长,亦无例外。(反腐无禁区,没有铁帽子王)

第二件事。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双方门人弟子、亲戚好友,都是互有杀伤。此后咱们既往不咎,前愆尽释,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对外和平共处,造福江湖)

对于第一件事,明教教众的反应是:众人躬身说道:“正该如此。”

第二件事,就不同了:众人听了,心头都是气忿不平,良久无人答话。

此时真是一个大写的尴尬,新核心的权威,面临考验。

周颠想不通,跳出发问:“倘若各门派再来惹事生非呢?”

张无忌道:“那时随机应变。要是对方一再进逼,咱们自也不能束手待毙。”

铁冠道人站出来了,他说:“好罢!反正我们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教主要我们怎样,那便怎样。”

铁冠道人的话虽然有道理,但谁都知道,这么说,并没有真正认同新教主的新理念,没有做到“认识上一致、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同心、情感上认同”。

人就怕比较,接着出场的彭莹玉,水平就高出一大段位。只听彭莹玉大声道:

“各位兄弟:中原各门派杀了咱们不少人,咱们也杀了各门派不少人,要是双方仇怨纠缠,循环报复,大家只有越死越多。教主命令咱们不再寻仇,也正是为咱们好。”

这一席话的效果是:众人心想这话不错,便都答允了。(张无忌任命了冷谦为纪委书记,还应该任命彭莹玉为宣传部长。)

总之,这次光明顶会议,确立了以张无忌为教主的明教中央,结束了明教长达30年的内乱与分裂。张无忌以大无畏的担当,从严治教,对外修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元大业,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至于革命果实被教内野心家阴谋家朱元璋窃取,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转载自:微信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像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则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子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
2010-11-28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洪振快:口炮党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革命党的心态和魔障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近代思想家,政治业绩与学术学果均有大成,著有《饮冰室合集》。

    最近,微信闻人王五四公开了一篇骂街文,题目竟然是“我保证,以后再说你傻逼时不阐述具体原因了”。在此之前,我对王五四其文是很欣赏的,对其人也很敬重。其文形象生动,酣畅淋漓,文笔极佳,我等自愧弗如。其观点,也都能理解,大致也都认可。其人,曾受打压,公号屡屡被封,都让人敬重。然而,这篇骂街文暴露了其短板:学养、修养均有不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下面仅举其中一例以明之。
    骂街文引用了他认为正确的看法:“晚清1903年至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你来我往,涉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与今天对改良的理论判断上可谓异曲同工。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后,在外部自由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主流普世价值时,今天的改良派还大言不惭说,“推翻皇帝,改换朝代,革命可能更加暴戾更加无法约束。”
    这段话,来自某位人士所写《三谈改良派: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这位动辄拿清末革命、改良争论来类比、论证当下争论合理性的人士,到底对清末的革命、改良争论了解多少,本人不得而知,但动辄指控他人“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的自我优越感,本人觉得有必要根据史实打破其幻觉。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争论,而只是想让“口炮党”明白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口炮党”仅指本人所见到的言论已经明显走火入魔的人士,而非指一个群体,群体中各人情况都不一致,很难一概而论,自不应一棒打翻一船人。
    口炮党从清末革命与改良争议中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革命党发起争议的目的不是真正追求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怕革命没市场,甚至希望政府作恶,自己阻挠改良,心态已入魔障。
    首先,这场争论,并非发生在“晚清1903年至1905年”。事实是,争论起自1905年,持续了二年多时间。基本事实不能搞错。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妄断历史,也是学养不足的一个表现。
    论战舞台,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前者由革命党人创办,后者由梁启超主持。《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1126日创刊于东京,后成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新民丛报》于1902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是梁启超宣扬君主立宪等观点的阵地。
    《民报》之创立,目的就是针对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的,因为梁启超是“青年导师”,还是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的立宪主张削弱了革命派的市场,革命派需要以围攻围剿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以获取革命主张的市场份额。
    革命派后来取胜,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掌握了话语权之后,把革命宣扬成如何如何正义,凡是与革命为敌的都在消灭之例,故历史真相未必如革命话语所宣扬的那样。百余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当日革命派的思路,会发现其非常怪诞和不符正义。比如,同年发生的革命党人炸五大臣事件。
   19057月,清廷宣布派遣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924日,五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及随员登上火车,出发考察,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当日,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想炸死五大臣,不料因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未掷出即爆炸。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自己被炸身死,从当时所拍照片看惨不忍睹。
    这起炸弹事件的起因,是清政府要改良,引起革命党人恐惧,因为清政府改良,革命就没有市场。炸弹事件的策划者之一杨笃生曾沮丧地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矣。”本来,清廷派员考察宪政,启动立宪改革程序,全国都在热望之中,为何杨笃生会认为“永无再见天日”呢?实际上革命党的心理是,如果考察成功,宪政改革启动,则革命话语将失去市场,因为绝大部分人希望改良而不希望革命。为此,他们要阻止五大臣考察,“击而杀之”。吴樾留下一个绝命书性质的《意见书》,称“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从中可以明白其心理,他认为立宪改良会导致“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地“归附彼族”,且“必日加多”,革命就没有市场了。
    假如不是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而从公共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就会发现吴樾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是否进步,而简单地认为革命就是正确的,谁阻挠革命就要“击而杀之”。在此之前,他们也组织过不少暗杀活动,暗杀对象是清政府中官声比较好的主张改革的官员,包括汉族官员。因为这些官员的改革主张,会使民众认为清政府还有希望,等于消解了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党的这种逻辑,在革命“成功”后没人敢于指责,吴樾后来也被革命党尊为烈士和英雄。但是,当时的公众并不接受这种逻辑。炸弹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谴责,对革命党极其不利。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报界纷纷致电慰问考察政治五大臣;稍后,上海各大报纸如《时报》《申报》《南方报》等纷纷致电表达慰问之意,电言:“窃喜五大臣之无恙,可知圣主贤臣锐意立宪以救中国宜其为天所佑,而绝非凶徒暴力之所能阻抗也。”《时报》发表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在华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刊文批判炸弹案:“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使炸弹袭击,表明他们眼中毫无法律可言。罪犯如果被抓到,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以警告那些无视法律存在的人。”从中可以看到,舆论视持炸弹者为“凶徒”、“暴徒”、“丧心病狂”、“罪真不容诛”。炸弹案发生后,清政府得到舆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则受到舆论谴责和批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革命党的辩解,无非是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目的是巩固满族的统治,因为出于这种目的也不可能真正推行立宪,所以革命是正确的。这样的辩解属于无力的辩解,改变不了舆论方向。
    《申报》刊登的文章,提到了革命党人攻击梁启超的立宪主义与炸弹事件的逻辑关系:“彼党之主义在于倾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机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康有为、梁启超以持立宪主义而为彼党所唾骂者屡矣。”也就是说,梁启超等立宪改革派之所以被革命党唾骂,道理与炸弹事件是一样的:革命党的目标是颠覆清政府,清政府越腐败,时局越坏,清政府越失民心,社会就越乱,革命就越有机会,而立宪改良主张则消解了革命,所以革命党对之视若仇雠,必然要组织围攻。
    炸弹案发不久后的19051126日,《民报》创刊,即发动了对梁启超立宪主张的攻击,开始了持续两年多时间的所谓革命、改良争论。革命党发动的初衷,是想消除梁启超之言论对革命的消极作用,通过矮化立宪派、唱衰清末新政来抬高自己,为“排满革命”造势,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路径之争,革命党的这点私心和不良动机,后世看得清清楚楚,革命党人也不讳言。
  为争论,革命党差不多倾巢出动,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均亲自披挂上阵;而论战的另一方,只有梁启超一人,亦即梁公以一人力战一党。其他人如杨度、徐佛苏等人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并未公开与革命党人论战。梁公是一头猛狮斗一群恶狼。
     从争论之后的百年历史经验来看,当下的口炮党首先要接受一个历史教训:当时革命党发动争论的心态已入魔障,完全背离了高尚的目的、正义的手段。他们不希望看到政府改良,而希望看到政府行恶,社会绝望,自己的主张有了市场,可以火中取栗,但凡不同意其逻辑者就成其障碍,发起围攻,这样的心态无疑已入魔障。因其目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也不管这主张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实行这主张是否会带来灾难的后果,可以说完全无视公义,无视社会苦难。这种逻辑后来被继承,为革命而不顾一切后果,致使之后一个世纪中灾难之深重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未有。当下的口炮党如果不吸取历史上革命党这种已入魔障的心态和逻辑,将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争论的学理明显在梁启超这边,社会现实帮助了革命党,并不证明革命学说的正确和胜利,革命党一直没弄清楚自己成功”的原因所在,给之后百年历史挫折埋下了祸因
  这场争论的结果,革命党方面宣称己方“大获全胜”。后世的革命话语,也多颂扬争论的“正面作用”,即为革命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然而百年之后回头看,革命党的确可能实现了其目的,但在理论上却不仅不能说“大获全胜”,实践上更证明其为“大获全败”。
  争议之议题颇广,差不多涉及中国百余年转型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命题,文字总数则超过百万。删繁就简,核心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应该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革命党的具体主张就是革命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然而,从历史看,当时革命党人阐述的“三民主义”差不多都是错误的,至少是问题多多,理论上浅薄而不自洽。而梁公,证明是近代中国对政治文明理解最深刻者,其洞见虽被革命话语压制,其至今仍不失光芒。



  ▲《民报》发刊词

  排满兴汉,也就是排满革命,实际上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后也曾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提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为推翻满清政府找借口。因为满族掌控政权,排满就是推翻清政府,通过这种借口,可以更好地站在道德高地,煽动、争取汉族人的支持。但是,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控政权的满族属于体制内,包括那些为满族政权服务的汉人都是体制内奴才,也都在打倒之列,暗杀名单包括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中有两人是汉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说体制内的人都有原罪,不是自己犯有重罪,即为协同作恶。后来的发展,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统统打倒。当下,某些口炮党又强调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内皆有原罪。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倒的思维,是恐怖的思维。当时梁启超即反对该主张,认为政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满人手里,包括有“第二政府”之称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汉人,主持两江、两湖、两广等重镇的总督和管理作为满洲本土的东三省的巡抚,也都是汉人,所以认为政权都在满人手里不符事实;更重要的是,“排满”背后隐含“复仇主义”, 以“排满”为手段推动革命,意味着鼓动汉人向满人复仇,是以仇恨作为革命的推动力。梁启超认为,“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所以排满与救国“二者决不能相容”。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宣布“五族共和”,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但在争论中仍然振振有词,志满意得。
  革命付诸暴力。同时孙中山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革命靠暴力、靠武装斗争,这必然导致军权独大、武夫当国。近代革命的结果,就是把抓军权作为第一要务,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掌握枪杆子的人,如何使之尊重民权?孙中山自然也意识到其中的逻辑问题,一方面他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解决的办法是革命时“用兵贵有专权”,即军权为大,“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按照此设想,革命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间要经过“约法训政”即“开明专制”的阶段,以开启民智,训练其政治素养。然而,近代历史证明,这种设想根本就不成立,没有哪个领袖愿意放弃兵权而成就民权。梁启超当时质疑革命党的“民权主义”路径不可能走通,包括如何保证革命党均有高尚的人格,可以保证约法的履行,等等。事实证明,梁启超具有理论洞见和先见之明,“开明专制”(类同威权政治)还不如清政府的统治还有改进空间,离宪政距离更近一些。至于当下现实,口炮党定性为新极权主义,比“开明专制”更专制,连“宪政”的词都不让提,离宪政就更遥远了。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未完)》,《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1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核心是“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此还极为得意,寄望极高。然而,这一设想的错误和灾难,背离民权之远,历史已有明证,就无须多说了。梁启超当时的反驳,差不多也一一应验。
  因此,就争论的学理而言,梁启超差不多可说完胜,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然而,历史并没有珍重梁启超这位思想者,历史的发展转向有利于革命党的方向,即清政府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政治远见,搞出“皇族内阁”,大失民心,满足了革命党的愿望,以致武昌炮响,全国响应,清帝逊位,帝制终结。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成功,而恰恰是体制内改革力量的获胜。
  大清帝国终结前,社会力量分成四派: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介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改良派(立宪派),体制外革命派。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后三派的合力导致的。革命派的武昌枪声,使对体制改良失望的立宪派纷起响应,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而以袁世凯为首的掌握兵权的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没有严格执行体制内保守派的镇压指令,最终后三派合作,逼迫清帝逊位,体制内保守派独力难支,最终拱手让出权力,避免了流血冲突。因此,辛亥革命能称“成功”,并非革命派一派之力,如果体制内实力派全力支持保守派,则革命很可能被迅速镇压,没有立宪派支持和主持各省独立,革命派既难成功,保守派也不会觉得大势已去。因此,没有体制内力量,革命派既难成功,也难以避免流血。
  第三,革命党发动争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即使自己错了也不承认,争论不能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不过制造矛盾和撕裂,并无进步价值和意义。
  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讲理透彻,用语克制。后来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漱溟则回忆“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在革命党一方,则文风粗野霸道,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则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胡汉民则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所以连革命党中的章太炎,也说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辞近诟谇”(卓如即梁启超)。更有甚者,如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本段及后两段主要引用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一文)
  在研究者看来,这场辩论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对于革命党来说,辩论的目的本来不是探求真理,因此即便梁启超把道理说特,他们也不会接受。后来的历史演变,一再证明他们的逻辑和行为方式。
  事实上,这场辩论表明,“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因此,现在有些口炮党人认为辩论正当,有价值,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也是自以为是,完全不懂历史,也不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四,革命、改良依时势而定,梁启超和立宪派并不简单反对革命,而是有更深的考虑;革命是手段而非目的,达到同一目的可取多个手段,革命并非最优选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也讲革命,并与孙文打得火热;在经过游历和思考后,他转而主张立宪。这种转变,有深刻的学理支持。这也就是说,革命党的思维,梁启超完全理解;而梁启超的思维,革命党则未必理解。然而革命党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视梁启超为障碍,发起围攻,制造争论和撕裂。这对革命党固然有好处,但对社会进步这一公共利益则无价值。
  梁启超认为,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手段。革命与改良,本可互相促进,梁启超也不否定革命的价值,也没有说一定不能革命。清末的宪政运动得以展开,与革命党不断起义的行动给清政府造成的压力不无关系。但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立宪,而非推翻清政府。革命可以推翻清政府,但未必能建起宪政制度。仅从建立宪政制度而言,并非只有推翻清政府一条路可行。君主立宪,在当时本是一个更佳选项。对于社会进步来说,暴力革命并不是最佳选项,而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次优选项。如果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整个社会都觉得非革命不可,那也就只能如此。但在此之前,不应当放弃更优的可能。清末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种思路。因此到“皇族内阁”出台,社会彻底失望,立宪派也大多持革命主张,武昌枪声一起,即各地响应,最终共同推翻了大清王朝。但推翻大清王朝并没有建立宪政制度,而且离宪政越行越远。从历史看,完全证明梁启超的主张是对的,证明梁启超的思路是有远见的。
  从辛亥之后的百余年世界历史来看,离宪政较近的是威权(authoritarianism),而非极权(totalitarianism),威权社会容易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而极权通常难以直接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台湾和韩国转型比较顺利,是威权转向民主。苏联、东欧,从后极权向民主宪政转型,则挫折较多,前途各异,并无必然成功之把握: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转到了民主,其间有波折;波黑、阿尔巴尼亚,明显不成功;俄罗斯立足不稳,近期还在倒退,回到威权。
  综合历史和外国经验,假定中国开始革命,结果会如何呢?前途应当不确定,没谁敢说一定会成功,转型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是高风险。在此情况下,仅仅在高喊革命,而不顾及可能的后果,显然是不负责任。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务,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看历史上革命党的特点,就是会喊口号,以煊惑性的口号忽悠老百姓,最后如何,口号如何实现,忽悠完了完全不承担责任,这是无德之表现。
    口炮党宣扬革命的正当性、抗争的正义性不过是肤浅的认知,道理无人不清楚,根本用不着他们来“教育”他人。口炮党理解不了(或根本不想了解)改良思维的内在深刻性,却以自己的浅薄来揣度他人。更何况,梁启超在论儒家仁政思想时说过一句话:儒家论仁政,只能论证“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套用这句话,可以说口炮党论革命,也是只能简单地论证“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附记:本文快完成时,微信朋友圈中在传共识网将被关闭的消息,口炮党们再次兴高采烈、幸灾乐祸,与他们对某杂志被接管的消息传出去后的表现一样。口炮党的心态,看来的确与1905年的革命党一样,他们希望社会越烂越好,越烂表明他们的主张正确、有市场,所以他们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总认为越烂越忧心,而他们对越烂越高兴,这正表现出他们缺乏公义、德性不足,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是个人主张那点无足轻重的私利。不过我以为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越烂不代表他们有火中取栗的机会,恰恰是清末那种政府对社会掌控较弱的情况,革命才有可能,而极权社会,控制严密,革命几无可能,包括前苏联垮台,都是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体制内人士的原因,导致控制减弱,而不是革命导致的。



转载自:微信

洪振快:我看革命、改良之争:兼评“口炮党”

这两年,看到很多无谓之争,深感厌烦。这几天朋友圈中又有人在争吵革命和改良,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想说几句。首先要说明,一个人的社会主张如何,那是宪法赋予的思想自由权利,他人即使不赞成(那也是思想自由权利),也应该尊重,但恶意攻击他人于法律、于道德均不受支持,每个人都应该克制。
关于革命、改良话语之争,个人看法如下:
第一,未来不可预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个人都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2001年11月9日下午,正是昆明书会期间,在一家五星级饭店,老板叫我:小洪,快来看电视。随后,我看到了飞机撞向大楼的画面。震惊!震惊!还是震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世上有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美国的FBI很牛B,获取情报的能力全球少有比肩,然而,他们事前没能准确掌握这个飞机撞大楼的信息。这件事,说明社会进程中总有让人不可预知的力量,一个人或一群人很难掌控全部的信息,哪怕美国政府这么强大的力量也做不到。因此,个人要有谦抑之精神,不可太自以为是。
20世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社会变革事件,大概非前苏联垮台莫属。事后虽有很多研究,分析种种因素,得出必然垮台结论。但在发生前,有谁能够预料?又有谁能够预料是在什么时候垮台?没有。
再说个中国例子。辛亥革命“成功”,当时谁能预料?“革命党”预料到了吗?武昌起义仓促,枪声响起时,并没有人预料会成功,黎元洪被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也说明其并不认同革命,也没有预料革命会成功。事实上,当时社会主流并没有认为满清王朝一定会倒台;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不是袁世凯骑墙观望,故意拖延,清政府迅速镇压、扑灭起义并无问题,未必会引起全国连锁反应,武昌起义的结局与革命党已经组织的众多失败的起义并不会两样。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之能“成功”,流血得以避免,袁世凯的功绩要大于孙大炮,当时各界推选袁世凯当大总统,并非是孙大炮的谦让,而是无论实力和贡献,袁都可孚众望。
因此,面对社会大变革,面对一个大国崩溃解体这么重大的事,这世上没有人能够预测,盖因其太过复杂,谁也无法事前掌握所有信息,而且发生过程中还有不可预知的重要人物的个人选择等因素,故没有人能预知,谁也不要把自己当神仙。
目前的中国,可能正在变革之中。但正如四年前没有人想到现在会是这种局面一样,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四年后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不确定、不可预知才是实际情况;若有共识,不确定、不可预知才是最大的共识。数月前,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位对中国政治极有研究、剖析现实极为深刻的政治学者说,现在他们政治学圈中,对未来没有什么共识,只有不确定才是唯一的共识。
第二,真正的变革是制度变革——解决“公权力困境”,而非推翻某个皇帝。
真正的变革,不是希拉里(或川普)代替奥巴马(一人代替另一人),共和党代替民主党(一党代替另一党),而是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核心问题是解决“公权力困境”。
所谓“公权力困境”,指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公权力(国家、政府),对外维护共同体安全(军队),对内维持基本秩序(司法),为此必须赋予公权力合法使用暴力,这是文明的要求;但公权力拥有的合法暴力,却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对外维护共同体安全,对内维持基本秩序,而反过来对共同体的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甚至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人类社会的困境由此而生。这种困境,即“公权力困境”。
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尤其是过去百年,更加明确地展示出这种“公权力困境”。突破这个困境,迄今为止,只有一条较为稳妥的路径:宪政。即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其具有威力,但又不伤害个人自由。然而,实现宪政,并非易事。为了避免“多数人暴政”和民主可能引起的混乱,最好是要先有法治。然而,没有民主,又很难实现法治,因为掌握公权力者从不会自动放弃权力。这就是转型的困境。世界各国转型,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经验,英美是成功典范,法、德、西班牙等曾经代价高昂,属于失败典型。
第三,社会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变正式制度,但很难改变非正式制度。社会变革需要夯实根基,确保转型成功,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不可缺少。
历史复杂,现实更复杂。以历史经验推测现实变革,并无一个颠扑不破的可视为“真理”的方案或路径。世界各国转型经验,学者研究很多,但也没有提供确定不疑的公理或定律。对于中国,也没有人敢说一定如何变革。在不确定之下,可以做一些确定的事:即制度变革要获得成功,避免变成劣质民主,致使转型反复乃至倒退,就得在非制度方面促进,夯实根基:正是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需要补课。不知道何时变革,但这方面的工作永远有意义,应该更加尽力地去未雨绸缪。
从理论上说,社会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制度变迁。制度是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别,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就文化传统来说,长期的专制传统,会对国民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一定的塑造,对社会转型造成不利影响,而民主、法治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转型会比较顺利,这已被各国转型实践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一场社会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变正式制度,但很难一下子改变非正式制度,这正是英美传统的国家转型比较顺利、社会代价较小,而法、德、西传统的国家转型普遍不顺、社会代价较高的原因所在。从世界范围看,西欧、北欧与中欧、东欧,北美与拉美,英属殖民地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转型顺利与挫折,社会运转良好与失序,再再证明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何时变革不确定,但应该在社会层面做好准备,提高转型成功的概率,这是一个理性、负责任的知识人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和情怀。
第四,变革要获得成功,社会精英的德性非常重要。社会变革需要华盛顿式人物。
英国“光荣革命”成功,美国“独立革命”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失败。虽然都是“革命”,实质既有差别,结果更是迥异,这与精英的德性不无关系。
英国精英,在长久的历史中一直抵制国王的专制权力,形成理性、温和、有条件的妥协、不崇尚暴力等德性;而法国精英在长久的历史中则迎合王权,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可怜的一点特权而向国王摇尾乞怜,成为专制者的奴仆,其浪漫主义、激进、不妥协、崇尚暴力等性格特点,德性远不如英国精英。两国精英德性的差异,不能不说是两国“革命”的后果完全不一样的重要原因。
英国精英德性最伟大的传承者是华盛顿。美国能够奠定宪政基石,与华盛顿的德性和选择关系甚大。华盛顿领导“独立革命”成功,掌控军队,威望如日中天,要想当国王亦非不可以,事实上当时也有人劝其当国王,但是华盛顿不仅在制宪会议中克制自己,而且在总统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谦抑而完全没有私心私利,华盛顿的伟大德性,成就了美国宪政。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转型成功,需要有德性的精英,更需要华盛顿式人物奠定宪政、民主的根基。
华盛顿向议会交出军权
↑功成不居,华盛顿向议会交出军权。某些人无寸功,即想着抢位子,其品行、境界之低下,与华盛顿可谓天壤之别。
第五,革命还是改良,应据时势而定,无须争论。个人更应秉公心去私欲。
中国百余年转型的挫折,不能不说与二千余年专制传统遗留的非正式制度有关,也不能不说与长期受专制传统浸润的精英德性不足有关。孙、袁、蒋、毛,都不难发现严重的德性缺陷。尽管中国未来变革具有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即不会一蹴而就,肯定需要付出高昂代价。
秦失其鹿,惟有德者得之。未来变革要成功,领导者必须是有德之人,其德性应如华盛顿,需以公共利益克制一己之私,且需具有谦抑、包容等性格。
观近年所谓革命、改良的争议,看那些对改良的无理指责,不能不感到厌烦。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攻击柴静、茅于轼、贺卫方、资中筠等受人尊敬的言行。他们攻击柴静,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想像,之后也没见他们公开道歉。改革派、公知顶着压力,在揭露真相、普及常识、争取权利方面,已经做得很多,即便推动正式制度良性转变没有取得效果,那也并非他们之过;而在非正式制度方面,他们所做的显然有利于公众理性心态的形成,对转型成功的奠基工作,不可不谓尽心尽力。结果是他们被官方打压、毛左围剿,身心承受极大压力,他们出于良知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心愿而自动放弃了本可得到的更多体制内好处,本应得到理解和尊重。相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不知道口炮党(此处仅指看到的发表某些言论的个体,非指群体,群体内个体有很大差异,很多人是我尊重的朋友)对社会进步到底作了什么有益工作。
由于转型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的是“真理”,自己设想的路径是最好路径,因此应该具有谦抑精神。对于一个希望推进公共利益的人来说,更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言行是否就是推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而有些人对历史、现实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仅凭简单思维就意图指点江山,对自己的言行是否就是推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根本无意识、无判断、无确信,就对他人的行为无端指责,对他人进行诛心之论,这都是无德之表现。
革命还是改良,选择何种路径,应据时势而定,本无须争论,社会变革也不会按哪个人设定的路径发展。革命还是改良,其内容本属复杂,并无高下之分。推翻一个皇帝,改换一个朝代,更换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样的“革命”不是真有价值的革命,可能连改良都谈不上,因为换上来的可能更加暴戾,权力更大、更无法约制;而改良可以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方面以量变换取质变,实现真正的变革,这些又可以说是真革命的。因此,革命或改良不是形式上的,要看有没有真正推动文明进程。给自己贴个“革命”标签,然后就自封掌握真理,他人都可以打倒在地,这是红卫兵的思维。
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诚意,是持公义还是藏私心,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看其言论是否主要针对不受约制的公权力。若不是,而是喜欢对他人放横炮,基本可以判定其缺乏德性。
转载自: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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