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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

许锡良:“国学”果然是一个阴谋


“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第一次遇见雷颐先生是一件很有幸的事情。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先生的风格颇像他的名字那样,雷厉风行,发表意见,常常口无遮拦,滔滔不绝,痛快淋漓,而且常常是一针见血,不给你绕弯子,也不给你留余地。他高高的个子,半秃的头发,头中央已经空白光亮,但是四周的头发却很茂密,一看他的头发,就知道他是不喜欢中央集权的人。这样的相貌颇有点侠士风貌。以前拜读雷颐先生的文章不少,这次见其人如其文,真是文如其人。

在去番禺吃饭的路上,我找到雷颐先生攀谈。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我主要是想与他交流关于中国重新崇拜孔子与大兴国学的现象的意见。我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学也许是一个阴谋》在互联网上有点影响力。雷先生听后立即说,你说得对,国学就是一个阴谋。
那么究竟是什么阴谋呢?就是用来阻止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的阴谋,也是用来对抗“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的阴谋。

有些人非常天真,企图想从孔子与国学传统那里寻找到民主法治与普世价值,然后与世界接轨,这正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那些使劲提倡国学,重新崇拜孔子的人可不这样想,他们需要的是用这些东西维持一个专制制度与特殊利益集团。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特别是一些自由民主宪政主义者,常常受了这种蛊惑,也参与到这个新国学运动中来。想从自己的传统与国学中开出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与普世价值来,这是非常天真的。

雷先生还回忆了,中国新儒家、国学及孔子崇拜的再度兴起的过程。他说,事情发生与苏联的垮台是密切相关的。苏联垮台极大的刺激了一些当政者的神经。他们研究讨论分析,为什么苏联会垮台的时候,就想到了,马克思的斗争哲学,有利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是却不能够维护一个新秩序。其思想逻辑本身就决定了,要维护一个秩序,靠马克思列宁的斗争哲学是不行的。更何况这些东西都是舶来品,本来在中国就是没有多少根基的,之所以在中国流行,实在主要是靠暴力强力推行的结果。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是容易接受这样的斗争哲学的,但是,在和平时期,再靠这个就不行,一个社会不能够总是在斗争,还得稳定与和谐,但是现在马列的斗争哲学思想武器反而被那些被压迫者与弱势群体拿来与贪官污吏们斗,因此,现在“维稳”就成了头等大事,但是,自己起家的思想武器被人用来与自己斗毕竟不是一件爽快的事情,因此,改换门庭成为势在必行的急迫大事。

但是,要怎样才能够保证一个政权的稳定呢?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孔儒是天然的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的时候,造反的人都要反孔儒,但是新的政权建立的时候又都要重新把孔儒找回来崇拜。原因很简单,造反的时候如果不反孔儒,那么仅《论语》里的那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最好的挡箭牌。

孔儒永远是站在胜利者这一边说话的,是非曲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要成为胜利者。在这里,成王败寇才是关键,而且是孔儒价值中永恒的铁律。在中国,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方面,还没有哪个思想理论超出了孔儒的这个学说。因此,当马列在中国因苏联的垮台而岌岌可危的时候,孔儒的复现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在国内陆陆续续倡导国学,重提崇拜孔子开始,经过这近二十年的酝酿、策划及权力与财力的大力推广,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成了气候。很显然,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统治秩序。所以,这个转变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一个政权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从“批孔”到“尊孔”,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在这里,孔子再次被崇拜的同时,当年批孔的人也仍然被崇拜着。孔子是伟大的,而批孔的人也是伟大的,孔子是圣人,真理的化身,批孔的人也是圣人,也是真理的化身。想到这里,我们就不难明白,在中国的教育里,为什么害怕给学生起码的逻辑思维与逻辑常识。教育的目的自然就是要让孩子变得一脑袋瓜子浆糊与一头雾水,否则的话,这些混蛋的思维怎么能够让人心安理得?

雷先生还提到,他与他的同事,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晓光先生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场争论。他们原来是好朋友,但是在孔儒问题上让他们分道扬镳了。争论的结果竟然是这样:当年的康晓光先生说,我们倡导儒学,重尊孔子,其目的就是要为了维护中国的专制制度,防止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中国形成气候。听了这个话,雷颐先生不再说什么。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对话的空间与可能。倡导一种理论的目的,如此赤裸裸地不加掩饰,毫无顾忌地为专制制度辩护招魂,已经到了不需要任何遮羞布的地步了。康晓光先生最后还对雷颐先生说:我们走着瞧,十几年之后的中国肯定还是孔儒的中国,因为中国不可能走别的路,只能够走专制之路,而要走专制之路,就离不开孔儒思想。雷先生无话可说,他们不再往来。中国大陆当代新儒家的四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庆、陈明、康晓光与盛洪。于丹谈点《论语》的心灵鸡汤,就思想学问层次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儒家,她只是借用孔子的名义贩卖几个钱花花而已。但是,这四个代表人物中,我对盛洪先生还比较有点好感,因为,他倡导孔儒与传统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这次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教育与中国的未来”的第一场演讲的题目就是他的《法无禁止:每一个公民与机构都可行使教育权》,其基本理念仍然是民主自由人权。但是,这些东西被牵扯到孔儒上来,不知道这其间的逻辑究竟是怎样的。盛洪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宪政人士,但是,也经常写一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孔儒辩护的文章。那些企图从孔儒国学之类的传统中开出现代民主宪政政治的人,在听了雷颐先生与康晓光先生十几年前的一场争论后,应该洗洗睡了。

在中国当下,那些有权又有钱的人倡导儒家,重新尊孔,用纳税人的钱,在国内外四处开设孔子学院与国学馆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倒是一点也不含糊,就是要用孔儒国学之类的东西阻止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影响,阻断民主法治制度在中国的进程。同时趁机大捞民脂民膏,大发国难之财。像蒋庆这样,靠装神弄鬼,十多年来,编辑专门毒害青少年儿童的《国学经典诵本》发大其财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是不少的。他们大捞钱财的同时,还不忘记要做帝王之师,成为一代国师。国学腐败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一个孔子学院网站,自己给自己招标,竟然招到 3500 万元。国内外舆论哗然,称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网站。据网络专业人士称给他 10 万元做的网站肯定要比他们用 3500 万打造出来的要漂亮要实用。这种腐败现象已经到了无需装点门面,不需要遮羞布的地步。

他们有时也会说,孔儒多好啊,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都在尊重,而我们有许多国人反而抛弃。中国需要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预付人权”。人权天赋,就没有君主什么事,而人权预付,就给专制特权留有了一个很大的宝座。对专制者这样的精心设计与良苦用心,我们尤其要警惕。其实,如果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已经成了韩国、日本与台湾那样,那么,我准备第一个站出来为孔儒大力辩护,我的胸前一定佩戴孔子像章。只要这个时候,我及像我一样的平民都有投票权而不遭受“被代表”的命运,那么无论怎样崇拜孔儒,我都没有意见。而现在,中国的新儒学就是一场阴谋。我与雷颐先生在这里找到了共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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