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

周舵:母亲的自杀

母亲的自杀

周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O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转载自:共识网 (转自铁峰山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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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下)

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下)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转载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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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1日星期六

胡适: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

胡适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0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九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 

“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想着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69岁的胡适 发表于1959年3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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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

梁文道:“终生反对派”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终生反对派”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梁文道

最近几年中国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学术的讨论,这些讨论很快的就会变成一些很激烈的争论,而这些激烈的争论在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一些围绕一件事,围绕着一个人,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而这些派别里面就会有种种的对立,这种气氛常常让我觉得很无聊。比如说最近大家还在关注的方舟子跟韩寒的争论。我说这个争论有点无聊,很多人以为我在冷嘲热讽。不,我非常严肃的说它无聊,而不是在冷嘲热讽。并不是说这个讨论双方的论战本身无聊,而是这个论战引起的一些氛围跟后果无聊。例如说方舟子,虽然有时候我不能够完全同意他的某些观点跟他有时候纠别人错,但是原来他自己也有不正确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承认,这不重要,这是之为细节,重要的是方舟子很了不起,他做了非常多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世道的打假工作,真的是让人看到这是一个求真的科学斗士。

另外一方面,韩寒过去几年写了很多甄贬社会时弊的文章,尽管我不能够完全欣赏他的小说创作,跟他的后来的一些的言论,但是光看他过去几年做的事,也让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简单的否定他,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必要为了二者的争论就形成了,好像你要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好像要不就是全盘否定这个人,就得全盘赞成那个人,我们有必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性格本身就有的一种,你也许可以叫做是缺陷吧,使得我当年在读胡适的时候,就特别觉得心心相印,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总是不肯轻易的去站队,总是不肯轻易的去否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主张。在他看来,好像凡事都可以再商议,凡事也都应该有保留。这样的态度就让人觉得胡适总是个很温吞的一个人,但也因此他这几年在大陆,为什么开始很多知识界的朋友喜欢他呢?就是他这样的态度仿佛是今天中国大陆特别需要的一种态度。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谈这本《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里面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叫《胡适致陈独秀》,我们知道胡适跟陈独秀当年是发动文学革命的战友,后来两个人在北大共同推动了很多文化革新的运动。在这篇文章前面的题解里面,这本书的编辑潘光哲他就说,后来胡适领导中国共产党推动共产党革命,然后成为了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跟胡适分道扬镳,但是两人政见虽然不同,友谊基本保持不变,原因所在正如胡适在信里面提到的,他们同持共向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彼此还能相互容忍尊重。但是,他们在书信里面谈到1925年北京有这么一家报馆叫《晨报》,被群众烧毁这个事件的时候,胡适就觉得不能够同意陈独秀的态度,于是写了这么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他一开头这么讲:“独秀兄,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燃烧晨报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然后他又讲:“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然后他又提到:”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个阶级专政的人。“他指的当然是当时还是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他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你们已经不相信‘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然后他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他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大家想想看,那时候是古文派跟他们主张白话文革命的这帮人简直是水火不利,应该是互相视为仇雠才对,然而胡适却说出当时要签名救陈独秀出狱的竟包括这些古文派的大将。他说:“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感觉这个黑暗社会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是一个仁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般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这是胡适的一个讲法。

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胡适又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说到这个对当时的种种的容忍该怎么去容忍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后面我们看到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回顾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因为陈独秀后来我们知道,他虽然做了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但却被开除党籍,但是国民党又抓他坐牢,却是为了他早已不再拥有的这个身份。1937年陈独秀出狱,忍受贫病流离的生活折磨,重新反省自己过去的一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他的最后论文跟他的最后思想。胡适是直到1949年的时候才读到他老朋友的这篇文章,他就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感动,他觉得他朋友的看法已经完全变了。

然后他提到,陈独秀就说到,当时他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都应该要谈到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结党结社的自由,能不能容许反对派的存在,我们是不是无参政,不纳税,法院以外机关没有捕人权,工人有没有罢工权,有没有思想宗教言论的自由。然后胡适回顾他老朋友这一生,又看到陈独秀在他生前最后的几封信里面也提到了胡适,他说:“适之兄曾经说我是‘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逼我不得不如此也。”胡适接着说:“因为他是一个‘终生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转载自:民主中国

冉云飞: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冉云飞


 冉按:这是应《人物》杂志纪念王小波十五周年专辑而写的短文,已刊于该刊今年第四辑,故持全文载于敝博,以便大家关心王小波和在下者观看。2012年4月17日19:40分于成都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了。他所写的文章与林达的著述构成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王小波明白、有趣、幽默,于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益,甚至使不少人有“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的先着我鞭的快感与心契。


我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甚至算不上他的忠实读者。我只读过他的随笔杂文,而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整体评价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现实永远比小说来得更有想像力的土地和时代,国人至今还没有创造出配得上这苦难大地的佳作。我想王小波的小说也许像有些读过它的人所认为的一样不错,但离成为配得上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但王小波的随笔杂文却算得上非常好的文字贡献,这些不多的贡献,不仅使大家知晓王小波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更接续了由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开创的平和理性、明白有趣的说理传统。这个传统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涤荡,如批判胡适运动及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已经使得许多人不知怎么说理、如何争论了,于是大肆谩骂、胡搅蛮缠、逻辑混乱的文章和言论流行,并俘获了许多人的心。不特如此,在丧失平和说理的同时,还丧失了有趣幽默的情感与智慧,这真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事实,可是有不少人将此视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学问的抄袭,没有原创,没有思想;写文章的人,老套八股,被意识形态大词所捆缚,不知逃离,还自得意满地在粪坑中歌颂这粪坑是多么举世无双。独独王小波从粪坑里跳出来,发现那些真实有趣的生活与事物,并用明白有趣的文字将其表达出来。


王小波不仅让大家学会思考,而且让人觉得真正的思考是件美好的事。真实地思考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虽然不乏痛苦,但仍然值得为此努力,因为真实地思考的确是一种乐趣。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事实上,有不少人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有真实澄澈的思考能力,而是因为他脑子成了一锅浆糊,丧失了鉴别和思考能力,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当作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是一种不幸的痛苦,但这痛苦的质量却比较低,因为它不会化为不痛苦而对人生有所增益。它只会增加痛苦,最终以至麻木消沉,人生因此而丧失生趣,只等了此残生。有些人清醒后更多的是无理智的愤怒,在思维上去做自己反对之人的俘虏,成为你所反对之人的思维复制器,在语言上成为你反对之人的应声虫。如此一来,你就容易被仇恨所束缚,为你应该抛弃的陈旧思维所围困。即便你再反对,也永远走不出那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成为无趣人生巨大绞肉机上的牺牲品。思维是有乐趣的,但要获得真正思考的乐趣,要能从六十多年来沉重的意识形态大词里突出重围,却并不容易,王小波是其中少数成功者。


有很多人生时没有尊严,死了更默无声息,惟独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发声的人,将会永远被人纪念,王小波将会进入永远被人纪念的行列。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王小波无疑是个人物,而一些人既不是人物更不是东西。如果说王小波对我有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不仅要知道思维的乐趣,平和理性、有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而且一个人还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一个人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那苦难就是白受了,那苦难还会像魔鬼怨魂一样纠缠着你,使你不得安心,无法得到做人的尊严。王小波那代人几乎都受过被捏成泥团的“上山下乡”之苦,但真正配得上这苦难的人却不多,因为有不少人还“青春无悔”呢。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墓地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愧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我为自由与有趣的生活努力过,现在该你们了。那么我们的墓志铭也许可以共有: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2012年3月12日上午于成都


转载自:冉云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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