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Fenng:充斥恶意的互联网有可能重新变好吗?

先从一件不被中国网络用户注意的事情说起。

Instagram 不久前增加了留言里的关键字过滤选项,允许用户过滤掉那些「不合适」的内容。此前 Instagram 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但还是不能有效遏制日益增多的广告评论和不友善内容,而后者,已经让不少明星不堪其扰,有些被迫关闭了账号,有的人甚至因屡被咒骂骚扰而患上忧郁症。

Twitter 更糟,一直以来,Twitter 就没找到有效的办法去应对这个问题。Twitter 前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特洛曾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该公司失去用户的原因是其平台上有很多 「喷子」( 英文:Troll )。而且,Twitter 对此无能为力,他说:「我们在处理谩骂和喷子方面表现糟糕,而且多年来都是如此。」

是的,Twitter 的「Mute」和「Block」这些所谓的解决机制对于网络暴力无能为力,因为喷子可以轻松绕过这些机制,比如再注册一个账号不停地发起攻击,而喷子们把这个叫做「言论自由」。网络赋予用户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你不能滥用这份自由去伤害别人,这不叫网络自由,这是网络犯罪。

整个互联网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友善,充斥着咒骂、骚扰、恶意攻击,喷子们自发形成一个一个群体裹胁更多人攻击任何目标。这个问题像瘟疫一样,威胁着所有网民聚集的地方。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微博、知乎…

Facebook 和微信还好一些,产品形态具备一定的信息隔离机制。你可以认为微博就像一个广场,随便一个人开始砸广场楼房的玻璃,其他人会群起效仿。微信和 Facebook 里,当然也会有人扔石头,但他们的行为很少被别人看到,危害稍微小一些,但这不等于没有。任何一个公众号作者都会遇到无礼的读者,久而久之,不少性情温和的作者也会满身戾气。这种读者对作者的伤害一旦放大,网络自然就会变得更糟。

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对微信公众平台提过很多建议,如果回顾一下,发现多数建议都是针对网络喷子的,因为他们对公众号作者影响太大了。但这些建议并不总会被采纳,因为优先级不高,可是,他们一旦影响到了一个内容创作者,危害就是不可恢复的。

Twitter 们该如何自救? 黄易山在 Quora 上的回答很有洞察力,他的观点是:你在 Twitter 上越受关注,你的使用体验越差,因为每天都要接受陌生人无理由的公开谩骂与羞辱。最好的使用的办法:只读模式,不发言。

在这里,可以把 Twitter 换成「微博」或是「知乎」。中文网络里,微博和知乎是两个典型代表。微博上每天都可以见到攻击谩骂的水军,而知乎,则是匿名者的乐园。在这些地方,如果你热衷于发言,吸引了喷子们的注意力,早晚会成为目标。而一旦被盯上,你会噩梦缠身,如同电影《釜山行》的场景,你身后有一群丧失逻辑思维的僵尸在追杀你。

黄易山的策略本质上是「隔离」,拉黑、关闭评论都是隔离的有效或无效的形式。有趣的是,「隔离」也是电影中远离僵尸保持自身安全的有效措施,如果做不到隔离,除非你能「免疫」,我们确实看到少数人面对恶意攻击而做到完全不受影响,但更多人做不到这样自如。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遇到网络上如此多的语言暴力,为什么现在的网络变成如此糟糕?很多老网民怀念当初上网的状态,那时候大家也吵架,但不会形成群体网络暴力,意见不合也能够保持一定的礼貌与风度,而不是现在一言不合恶语相向。互联网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随着技术的进步,环境变得更糟了。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总结为这是因为「网络去抑制效应」,即使是一个正常人,当他在「匿名」的保护下,躲在屏幕后面,他就极有可能变成一个「网络混蛋」。 「网络混蛋理论( Greater Internet Fuckwad Theory)」说,当给予一个总体上正常的普通人「匿名性」以及「被迫收看的观众」时,他将会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混蛋」,在网络上展现出各种反社会以及精神病态者般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网络去抑制」的行为?



当一个网络使用者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作恶的成本最糟情况不过是被禁言被删除帐号,缺少现实生活中的正常约束与限制,网络使用者会抑制不住释放心底的恶,也有更大的可能变成一个「网络混蛋」。

有越来越多的网络观察者开始担心「网络欺凌」对互联网的危害。什么是网络欺凌(英语:Cyberbullying,也叫「网络霸凌」):

一种涉及对信息及通信技术技术的应用,以支持针对个人或群体进行恶意的、重复的、敌意的行为,以使其他人受到伤害。

网络欺凌是种反社会行为,通常会造成受害人心灵创伤、扭曲,也会造成课业成就低落、人际疏离,甚至有可能逼迫受害人产生报复性攻击行为,或使受害人转而欺凌他人。

常见的网络欺凌方式如下:


  1. 重复并且不断地对其他网民使用言语暴力。
  2. 重复并且不断地对特定网民或网络群体进行杯葛。
  3. 模仿特定网民外表及行为特征,并且加以羞辱。
  4. 把受害人之个人数据(如真实姓名,容貌等)公开,俗称「起底」、「爆料」,用中国的叫法叫「人肉」,但是有时受害者也会公布加害者之个人数据藉以自我保护,由于牵涉言论自由,犯罪加害者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5. 把受害人容貌移花接木至他人照片中,或在这些照片旁加上诽谤性文字,俗称 「改图」。
  6. 重复并且不断地在论坛中以言语用发帖甚至以洗版等方式公开侮辱受害人。
  7. 重复并且不断地伤害跟受害人有关的人士与朋友藉以孤立受害者,称为关系欺凌。
  8. 使用不同的账户及身份攻击同一名受害人,导致受害人误以为很多人讨厌及攻击他。
  9. 匿名诽谤。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熟悉?是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么,谁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当更多的用户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危险,他们就会选择逃离,与网络空间形成「隔离」,干脆停用社交网络,或者,做一个潜水者,只看不发言,不参与互动。


这个互联网瘟疫有可能解决吗?目前看来,尚无更好的办法,作为一个还想继续使用互联网的网民,一方面尝试保护好自己,比如我已经把微博的评论设置为只有我关注的才可以评论,基本上等于关闭了评论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网民,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变成网络暴力的施害者。

至于微博和知乎以及更多滋生网络暴力的网络空间,我看他们也未必会如何重视这个问题,或许,他们还会为这种网络暴力行为带来的网络流量沾沾自喜(这是我的主观猜测,而且不打算修改。) 很多产品机制会催生网络欺凌,但是那些可以影响产品走向的人,他们没成为受害者之前不会感同身受,不会做出任何改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在屎壳郎的国度里卖大粪,获取所谓世俗的成功,但我并不认为那些对社会有什么正向的价值。

这个互联网环境会变好吗?如果不能引起更多人反思网络暴力的危害,不能引发每个人自我反省的话,我是悲观的。

我所热爱的互联网已经在变坏,我所信仰的互联网精神已经开始坍塌。

不出意外的话,这篇文章发布后,同样会收到令人不快的喷子留言。我只是希望你没有参与其中。

注:本文可以授权给任何机构或个人,保留作者署名即可。

题图:Greater Internet Fuckwad Theory

转载自:微信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

杨恒均:王林之死留下的五点疑问

准备写完这篇有关王林的短文后,就翻过这一页。虽然,你我都知道,王林现象,以及我下面呈现的几个疑问,不可能那么容易翻篇。

第一个疑问是针对我自己的。我搜索了一下互联网上这一个星期写王林之死的文章,上百篇,我发现:第一,正如朋友所说,全部是嘲讽、批判和诅咒他的,过去20年我没有见到过对一个死人有如此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包括恐怖分子本拉登。而很多写作者是同我有一样的价值理念的,他们讨厌官商勾结,讨厌没有信仰、神棍当道的社会。第二,这些写作者中几乎没有一个曾经同王林有过一面之缘的,更不用说像我那样同他深入交流过、研究过他的。第三,同王林有过交往的,除了我,几乎没有一个人发声。

以上三点只是我的观察,基于这些观察,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一些同我有相同立场和价值理念的写作者,在根本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为什么都会在第一时间写出了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近似讨伐檄文的文字呢?如果这些文字同我的观察一模一样,也就算了,可而这些文章恰恰与我的某些观察有出入。

我也讨厌官员与神棍勾结,装神弄鬼,但王林这些年已经处于极端的弱势,甚至早就成为主流官方势力打压的对象,对他的所有报道全部来自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大陆的媒体,几乎清一色是负面的。我想知道的是,很多同我有相同理念的人,包括一些被官媒贴上标签、赶到海外都无法回国且宣称从来不相信央视和官媒的人士,你们为什么在王林事件上,完完全全地相信并追随了官媒的报道?没有一点质疑呢?

当然正如我所说,我的第一个疑问不是质疑这些写作者,而是质疑我自己的:我在过往的写作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自以为价值理念正确,占据道德制高点就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与人发出刻薄的评论?甚至有选择的选择了写作素材?或者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理念而把自己的猜想当成了证据,伤害他人呢?不用质问我,这不是针对你的。你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说什么。只是对照你的写作,我觉得我有可能会错,甚至已经错过多次了。

王林之死留给我的第二个疑问是:王林到底会不会变蛇?他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为什么当局不愿意正面说清楚?作为从小被教育成的唯物主义者,我当然是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确切知道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中情局都曾经利用“特异功能者”(包括隔墙取物)为国家情报收集服务(不过都不成功,好像他们的特异功能只能在表演时才有作用),以前工作时也多次接触过“气功大师”(见我的“我与气功大师”),但让我相信不容易,可我也不会断然否定我不能理解的事。

其实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也是我的疑问,国家如果真要介入这类事件,是很容易解决的。不过,对待特异功能,有如对待宗教有神论一样,可能除了北朝鲜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政权会去说“上帝并不存在”、“佛祖是骗人”的,同样也没有任何国家会出头否定“特异功能”的存在。

网络上所有揭露王林变蛇是假的表演,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看过王林变蛇。王林据说变过一百场蛇,观看的人没有一个出来揭露他,甚至连那个要弄死他的弟子在央视上都无法说出王林是如何造假的,这也耐人寻味。如果王林变蛇是变戏法或者魔术,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而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生活并不比王林过得差。这是我的疑问,但我并没有能力去搞清楚,甚至也不想搞清楚,所以我第一次见王林时就明确告诉他:别在我面前变蛇。他也乖乖的没有变,可我介绍去见他的朋友,他却都当场表演了。

关于王林的第三个疑问是:假如王林不会变蛇,只是玩戏法,那么,他是如何欺骗了那么多达官贵人和明星商贾的。他给了我几本《我是中国人》,那里面同高官、明星和名人的合影让我震惊。很多都是变蛇时拍的。我可以理解,收集这类照片并不难,但难在他竟然大多是同他们变蛇时拍的。一个变戏法的,真有能耐靠一个戏法欺骗几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的半数著名大明星?有人说王林折射了中国精英的智商如此之低,作为文人说说俏皮话没问题,但如果真要让我硬是认为你比马云的智商高很多,估计也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如果说,王林靠变戏法织出了一个硕大的关系网,很多人希望靠他的关系网认识另外那些人,那一些显然不需要这些关系网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如何相信他并同他合影的?

第四个疑问同第三个相关且相反:如果这些人“相信”王林变蛇是托,认识王林是为了加入类似于西方的“名流俱乐部”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从一开始就不是王林在欺骗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在欺骗王林。他们并不相信他的变蛇与特异功能,而是假装相信,为的是通过他认识跨界的高官、富商与明星。

要知道,由于领域隔阂,真正要跨界认识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名人,其实并不是太容易。举例说,一位明星认识了王林,通过他就可以轻易认识某位省长,而明星和省长如果走动一起的话,真可谓如鱼得水,你发财我享受你表演我赚钱等等,不亦乐乎。这第四个疑问并不是我凭空推测,而是看到王林在过去几年中遭到如此挫折,却没有一个“名人”愿意帮他想到的。不是王林利用了他们,而是他们利用了王林。王林发挥了作用,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了。

正因为这样,王林混到最后,他结交的名人没有一个出来帮他。从法律上来说,王林几乎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否则,刘志军、朱明国等大贪官进去了,为什么对他一点牵连都没有?简单的思维是他有更大的靠山,靠,他有更大的靠山还会被一个近似小流氓的弟子邹勇折磨了好几年?最后病死在收监的医院床上?

王林的问题可能就出在他和这些大人物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真有问题,其中某个人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他继续在大陆闹下去,让他不要折腾了,正如我当初劝诫的,你一个拥有香港身份证的人,去香港生活一段时间不就行了?正因为认识他的这些人,都靠王林结交了他们真正想结交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对王林并没有怎么在意。再说,王林真出事了,也牵连不到他们,不就是一张合影吗?谁没有几张和高级领导人或者地方官员的合影?你能说他们是清白的?你当初挤着同他们合影时的思想是那么干净的?

对王林的了解与研究让我认识到,他确实是一个谜一样的人,他被周围的人称为“大师”,为人指点迷津,可他自己的问题如此简单,他却视而不见。如果他变蛇变戏法是假的话,我总结他的一生是:前半生他一直在欺骗、忽悠达官贵人,而他的后半生,几乎一直在被各路人马欺骗、忽悠和玩弄。

记得第一次我同他见面的短短两个多小时里,他收到了两个电话,内容都是深圳和某地的“有关系”的领导、“公安”要来帮他摆平邹勇,答应能把他的对头绳之以法。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在童话故事里,可爱的王林大师一直在寻找、期盼这样一个摆平对头、恢复他“名誉“的人出现——而更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人一个又一个涌现在他的面前!

因此,我的第五个疑问是:这些人都是谁?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我最想知道的。我们知道王林欺骗了谁,几乎都是达官贵人,好像没有一个普通百姓,相反他在自己的家乡据说还投了一个亿帮助当地普通人。但既然达官贵人没有一个告他,我们完全可以说,他谁都没有欺骗。可是,那些欺骗王林的人呢?就我短短同他的接触就知道,媒体人给他发任何一篇文章,少则20万,多则100万,而各种打着领导人名号,有关系,以及尤其恶劣的,打着公检法“公安”“国安”去“帮”他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些人找到他,从500万到后来发生财务危机后的200万,都是先打钱,再帮忙,随后就不了了之了。其中不少人,据说确实有国家某些部门的背景甚至公章。

王林死了,这些敲诈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可以不了了之?王林进去后,可能不会交代他同那些达官贵人的关系,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说,他可能也没有多少东西交代,但他不会也不应该放过这些曾经骗过他的各路骗子,办案人员应该都已经掌握在手里了。是不是应该公开,是不是应该继续办案?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媒体和媒体人,哪些打着公检法幌子的人去欺骗过这个传说中的“大骗子”王林……

最后,我的也可能是你的疑问一定是:被舆论公认为是“大骗子”的王林,一直在被各种骗子欺骗;在骗子横行的时代,骗子被骗子骗,骗子欺骗骗子,到底谁是骗子,谁又不是骗子呢?你真以为你是那个唯一没有上当受骗的?

杨恒均 2017/2/17

转载自:杨恒均博客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

许锡良:“国学”果然是一个阴谋


“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第一次遇见雷颐先生是一件很有幸的事情。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先生的风格颇像他的名字那样,雷厉风行,发表意见,常常口无遮拦,滔滔不绝,痛快淋漓,而且常常是一针见血,不给你绕弯子,也不给你留余地。他高高的个子,半秃的头发,头中央已经空白光亮,但是四周的头发却很茂密,一看他的头发,就知道他是不喜欢中央集权的人。这样的相貌颇有点侠士风貌。以前拜读雷颐先生的文章不少,这次见其人如其文,真是文如其人。

在去番禺吃饭的路上,我找到雷颐先生攀谈。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我主要是想与他交流关于中国重新崇拜孔子与大兴国学的现象的意见。我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学也许是一个阴谋》在互联网上有点影响力。雷先生听后立即说,你说得对,国学就是一个阴谋。
那么究竟是什么阴谋呢?就是用来阻止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的阴谋,也是用来对抗“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的阴谋。

有些人非常天真,企图想从孔子与国学传统那里寻找到民主法治与普世价值,然后与世界接轨,这正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那些使劲提倡国学,重新崇拜孔子的人可不这样想,他们需要的是用这些东西维持一个专制制度与特殊利益集团。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特别是一些自由民主宪政主义者,常常受了这种蛊惑,也参与到这个新国学运动中来。想从自己的传统与国学中开出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与普世价值来,这是非常天真的。

雷先生还回忆了,中国新儒家、国学及孔子崇拜的再度兴起的过程。他说,事情发生与苏联的垮台是密切相关的。苏联垮台极大的刺激了一些当政者的神经。他们研究讨论分析,为什么苏联会垮台的时候,就想到了,马克思的斗争哲学,有利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是却不能够维护一个新秩序。其思想逻辑本身就决定了,要维护一个秩序,靠马克思列宁的斗争哲学是不行的。更何况这些东西都是舶来品,本来在中国就是没有多少根基的,之所以在中国流行,实在主要是靠暴力强力推行的结果。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是容易接受这样的斗争哲学的,但是,在和平时期,再靠这个就不行,一个社会不能够总是在斗争,还得稳定与和谐,但是现在马列的斗争哲学思想武器反而被那些被压迫者与弱势群体拿来与贪官污吏们斗,因此,现在“维稳”就成了头等大事,但是,自己起家的思想武器被人用来与自己斗毕竟不是一件爽快的事情,因此,改换门庭成为势在必行的急迫大事。

但是,要怎样才能够保证一个政权的稳定呢?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孔儒是天然的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的时候,造反的人都要反孔儒,但是新的政权建立的时候又都要重新把孔儒找回来崇拜。原因很简单,造反的时候如果不反孔儒,那么仅《论语》里的那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最好的挡箭牌。

孔儒永远是站在胜利者这一边说话的,是非曲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要成为胜利者。在这里,成王败寇才是关键,而且是孔儒价值中永恒的铁律。在中国,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方面,还没有哪个思想理论超出了孔儒的这个学说。因此,当马列在中国因苏联的垮台而岌岌可危的时候,孔儒的复现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在国内陆陆续续倡导国学,重提崇拜孔子开始,经过这近二十年的酝酿、策划及权力与财力的大力推广,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成了气候。很显然,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统治秩序。所以,这个转变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一个政权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从“批孔”到“尊孔”,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在这里,孔子再次被崇拜的同时,当年批孔的人也仍然被崇拜着。孔子是伟大的,而批孔的人也是伟大的,孔子是圣人,真理的化身,批孔的人也是圣人,也是真理的化身。想到这里,我们就不难明白,在中国的教育里,为什么害怕给学生起码的逻辑思维与逻辑常识。教育的目的自然就是要让孩子变得一脑袋瓜子浆糊与一头雾水,否则的话,这些混蛋的思维怎么能够让人心安理得?

雷先生还提到,他与他的同事,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晓光先生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场争论。他们原来是好朋友,但是在孔儒问题上让他们分道扬镳了。争论的结果竟然是这样:当年的康晓光先生说,我们倡导儒学,重尊孔子,其目的就是要为了维护中国的专制制度,防止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中国形成气候。听了这个话,雷颐先生不再说什么。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对话的空间与可能。倡导一种理论的目的,如此赤裸裸地不加掩饰,毫无顾忌地为专制制度辩护招魂,已经到了不需要任何遮羞布的地步了。康晓光先生最后还对雷颐先生说:我们走着瞧,十几年之后的中国肯定还是孔儒的中国,因为中国不可能走别的路,只能够走专制之路,而要走专制之路,就离不开孔儒思想。雷先生无话可说,他们不再往来。中国大陆当代新儒家的四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庆、陈明、康晓光与盛洪。于丹谈点《论语》的心灵鸡汤,就思想学问层次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儒家,她只是借用孔子的名义贩卖几个钱花花而已。但是,这四个代表人物中,我对盛洪先生还比较有点好感,因为,他倡导孔儒与传统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这次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教育与中国的未来”的第一场演讲的题目就是他的《法无禁止:每一个公民与机构都可行使教育权》,其基本理念仍然是民主自由人权。但是,这些东西被牵扯到孔儒上来,不知道这其间的逻辑究竟是怎样的。盛洪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宪政人士,但是,也经常写一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孔儒辩护的文章。那些企图从孔儒国学之类的传统中开出现代民主宪政政治的人,在听了雷颐先生与康晓光先生十几年前的一场争论后,应该洗洗睡了。

在中国当下,那些有权又有钱的人倡导儒家,重新尊孔,用纳税人的钱,在国内外四处开设孔子学院与国学馆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倒是一点也不含糊,就是要用孔儒国学之类的东西阻止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影响,阻断民主法治制度在中国的进程。同时趁机大捞民脂民膏,大发国难之财。像蒋庆这样,靠装神弄鬼,十多年来,编辑专门毒害青少年儿童的《国学经典诵本》发大其财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是不少的。他们大捞钱财的同时,还不忘记要做帝王之师,成为一代国师。国学腐败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一个孔子学院网站,自己给自己招标,竟然招到 3500 万元。国内外舆论哗然,称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网站。据网络专业人士称给他 10 万元做的网站肯定要比他们用 3500 万打造出来的要漂亮要实用。这种腐败现象已经到了无需装点门面,不需要遮羞布的地步。

他们有时也会说,孔儒多好啊,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都在尊重,而我们有许多国人反而抛弃。中国需要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预付人权”。人权天赋,就没有君主什么事,而人权预付,就给专制特权留有了一个很大的宝座。对专制者这样的精心设计与良苦用心,我们尤其要警惕。其实,如果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已经成了韩国、日本与台湾那样,那么,我准备第一个站出来为孔儒大力辩护,我的胸前一定佩戴孔子像章。只要这个时候,我及像我一样的平民都有投票权而不遭受“被代表”的命运,那么无论怎样崇拜孔儒,我都没有意见。而现在,中国的新儒学就是一场阴谋。我与雷颐先生在这里找到了共鸣点。

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杜宝俊:萧景琰的核心地位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

萧景琰的核心地位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
请看杜宝俊从梁国帝都金陵发回的报道:
杜宝俊从苏宅获悉:靖王萧景琰已经被明确为梁国的领导核心,老梁帝已经彻底不再过问政务,颐养天年。
过去两年,萧景琰从一名籍籍无名的郡王,先后被擢升为亲王、五珠亲王、七珠亲王,最后入主东宫,成为梁国的领导核心,出乎很多人意料。
但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
在萧景琰决定夺嫡那一刻起,这场伟大斗争就开始了。
夺嫡的本质,是一场政治斗争。所谓政治斗争,就是我上去,你下来。
当时朝中的局势是:
当朝太子萧景宣和七珠亲王、誉王萧景桓,分别占据了梁国政坛的半壁江山。
朝廷六部,兵部、礼部、户部,属于太子一党;吏部、刑部、工部,是誉王一党。
军方:一品军侯、宁国侯谢玉,节制巡防营,表面中立,实则是太子一党。庆国公柏叶,是誉王一党。禁军统领蒙摯,只效忠皇帝。云南穆府的霓凰郡主,因为和赤焰旧人的渊源,皇帝既忌惮又拉拢,太子和誉王则是极力想收服。
后宫:太子生母越贵妃,宠冠六宫。誉王生母虽然早逝,但皇后是其养母,兼皇后膝下无子,其凝聚党政治力量,都属于誉王阵营。
悬镜司:首尊夏江只效忠皇帝,不介入党争。
老同志纪王、言阙,不问朝政,一个纵情声色,一个一心求道。(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而靖王呢?
因为和赤焰旧人的渊源——从小跟着祁王长大,和林府少帅林殊又是好基友,坚信他们不会谋反,而与皇帝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长年被放逐在外,四处争战,成为一个“武人”,在朝堂毫无根基。
其母亲,虽然育有皇子成年,却也受赤焰一案牵连,仍是嫔位,芷萝宫堪称冷宫,既无越贵妃的宠,也无皇后的势。
要破局突围,简直是难于登天。
但靖王一开始并不想夺嫡,甚至都没动过这个念头,因为觉得不可能,直到一个号称麒麟才子的梅长苏出现。
最终让靖王下决心参与这场冒险游戏的,是不想看着国家,落入太子或誉王之手。这两人,在朝堂恶斗十几年,他们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与民争利,搞得整个政坛乌烟瘴气,严重破坏了梁国的政治生态。
想当年,祁王主政,激浊扬清,大梁上下,是何等进取,何等明快。
而如今,内有灾殃,外有边患,朝廷却如此气象,有识之士有的归隐山林,远离了朝堂,因为哀莫大于心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靖王决定要拿到这个至尊之位,为了梁国,为了赤焰军,为了祁王,为了小殊。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你决定了?那就去做,不用管我,无论结局如何,你我母子共担。
告诉了贴身将领列战英,获答复:永远跟随。
一个以靖王为核心的团队成型,身边是梅长苏、静嫔、列战英。
昭仁宫中勇救霓凰郡主,靖王赢得了云南穆府的好感。而梅长苏坦白身份,让未婚妻霓凰郡主,偕同整个云南穆府,倒向了靖王。
滨州侵地案,拔掉了誉王在军方的党羽庆国公柏叶;
兰园藏尸案,打掉了太子的党羽——户部尚书楼之敬;
妓馆杀人案,同时折掉了誉王的两个尚书——刑部尚书齐敏、吏部尚书何敬中。
萧景睿生日宴,扳倒了威名赫赫的一品军侯谢玉。
和自己气味相投的沈追,补缺了户部尚书;曾在自己手下做过事的蔡荃,补缺了刑部尚书。
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忠勇谋国之人,过去因为朝堂风气不正长期受冷落,却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虽然明面上没有说破,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与靖王保持一致,朝堂之上,时时处处维护靖王这个核心。
悬镜司高阶掌镜使夏冬,听到谢玉招认的赤焰一案原委后,和自己的师父夏江决裂,和靖王因赤焰案形成的心结打开。夏冬,也加入到了靖王阵营。
禁军统领蒙摯,先是调自己的部下寿春去靖王府探路,再亲自直闯密室,当面剖白,抬出赤焰渊源,心情愉快地被靖王收服。
梅长苏雪天亲自登门,以一句“血仍未冷”说服了老同志言阙出山,襄助靖王。
在太皇太后丧期,靖王守灵期间的表现(好像是不吃零食),赢得了朝臣的一致赞扬。
私炮坊爆炸后,靖王亲赴一线,抚恤灾民,受到了从皇帝到朝臣、舆论的一致好评。
五州灾荒,靖王主理救灾,不贪污有章法,稳定了局面,更是受到朝中赞扬,“上马能战,下马能治”。
后宫之中,最是安静的静嫔,让终日鸡飞狗跳的皇帝,找到了一个心灵港湾,升为静妃。
天平逐渐倾斜,终于迎来质变。
太子萧景宣,不修德政,没有拧紧人生的总开关,先是勾结原户部尚书楼之敬(另案处理,已执行死刑)开设私炮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引发爆炸致上百名百姓死伤;还结党营私,假手宁国侯谢玉(另案处理,流放贵州)打击异己,刺杀朝廷重臣。更严重的事,在太皇太后国丧期间纵情酒色,妄议中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贬为献王,逐出京城。
与此同时,靖王从郡王升为亲王。
政治敏锐的蔡荃和沈追相视一笑:新的格局开始了。
面对靖王的蹿升,不甘心的誉王和惶恐的夏江,联起手来,利用赤焰军旧将卫峥,设了一个局。最终在梅长苏主持、老同志纪王、言阙等人的协助下,破了此局,还把夏江拉下马,彻底断送了誉王的帝位。
誉王挟持皇后,发动武装政变时,梅长苏开始了豪赌:一旦赢了,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靖王的至尊之路了。
老天庇佑,赌赢了。
万安山猎宫平叛,靖王打动了老皇帝。
虽然不是朕最优秀的儿子,但还是把他送入了东宫。
中书令柳澄的孙女成了太子妃,柳家兄弟——一个中书令,一个礼部尚书,加入了靖王阵营。
通过言阙,争取到了夏江发妻的支持,清理了夏江余党,消除了政治隐患。

大义面前,萧景睿说服了自己的母亲——莅阳长公主,举告谢玉,掀开了赤焰翻案的序幕。
终极对决时刻。
莅阳长公主首告,蒙摯、霓凰、蔡荃、言阙、纪王、柳澄先后站出来,一声声“臣附议”,就是一声声“维护靖王这个核心”。
大是大非,没有模糊的空间,必须旗帜鲜明,必须亮明态度。
确立靖王这个核心,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名实相副。
过去两年,在靖王的推动下:
朝廷吏治上:反腐倡廉,激浊扬清,选贤用能。(有人说反腐说政治斗争排斥异己,可看看太子、誉王、夏江、谢玉、楼之敬、齐敏,哪个不是罪大恶极?哪个不是罪有应得?)
国家法度上:推动了军马制和驻防改革,有效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裁撤了悬镜司,让朝廷法度归于统一。
民生问题上:抚恤私炮坊爆炸的受灾民众;对南方五州的灾民进行良好的安置。
对外关系上:平定了五国的入侵,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更重要的是:平反了赤焰冤案,全国人心大顺。
如果这不是伟大斗争,什么是伟大斗争?
靖王成为梁国的核心,正是在领导和推进这一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
从备受冷落的王子,到全梁国的核心,这是梁国干部群众的郑重选择,符合梁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梁国的发展和长治久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杜宝俊:为什么要维护张无忌这个核心

编辑评论:无论本文作者观点如何,这都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推荐阅读。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其最高权力——教主一职的承续,是由上一任教主指定接班人,同时交接信物——圣火令。

圣火令是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铸,刻着他毕生武功精要,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成为教主令符。不难理解,圣火令本质是明教的理论体系,身为教主,如果不掌握这个理论体系,就失去了“道统”上的合法性。

对新任教主来说,上一届教主的指定,赋予了“法统”合法性;再掌握圣火令,有了“道统”上的合法性,这样才能有令有权,有名有实。

但是,到了第31代教主手中,圣火令丢失。这导致32代、33代教主(阳顶天)有权无令,用灭绝师太的话说,“这教主便做得颇为勉强”。其实就是这两任教主虽有教主之权,但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后来,阳顶天猝死密道,遗书也未能传出,导致明教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上一任教主失踪,没有遗嘱指定接班人,没有圣火令,这下一任教主如何产生?

此时明教有左右光明二使(杨逍、范遥),四大护教法王(黛绮丝、殷天正、谢逊、韦一笑),还有五散人(说不得和尚,铁冠道人、冷谦、周颠、彭莹玉)。即使不算失踪的范遥和黛绮丝,中央也有九巨头。地方上则有香主、堂主;军队方面有五行旗。

杨逍、范遥地位虽高,但二十多岁,显然无法服众;殷天正虽老,但实力又欠缺;五散人,顾名思义,就是顾问角色,既无根基,能力也不够。

阳顶天执政时期,靠过人的能力和手腕,成为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这也导致后阳顶天时代,这群人中并没有木秀于林者,能够成为当仁不让的新核心。

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选举一说,即使选举,也很难有人能得票过半。

于是,明教分裂了。

地位最高的光明左使杨逍,虽然守着光明顶,但政令也不出光明顶。

用周颠的话说:你职位虽然最高,旁人不听你的号令,又有何用?你调得动五行旗么?四大护教法王肯服你指挥么?我们五散人更是闲云野鹤,没当你光明左使者是甚么东西!

光明右使范遥,毁容隐遁。

紫衫龙王黛绮丝出走;白眉鹰王殷天正另立门户;金毛狮王谢逊精神失常;五散人和杨逍因教主之争,更是赌气不再踏入光明顶。

由于统率无人,一个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闹得自相残杀、四分五裂。置身事外者有之,自立门户者有之,为非作歹者亦有之,从此一蹶不振,危机百出。

直至引来生死存亡之祸——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这一点,明教高层看得很清楚,就像韦一笑所言:六大门派所以胆敢围攻光明顶,没将本教瞧在眼里,还不是因为知道本教乏人统属、内部四分五裂之故。

对于明教高层来说,需要一个领导核心,这是共识;谁来做核心,这是分歧。

即便大敌当前,这个分歧也无法调和,五散人+韦一笑+杨逍,一言不合就动手。终于导致了七大高手被圆真所乘,明教教众面临被六大门派砍瓜切菜的死局。

这个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张无忌。

首先他是殷天正的外孙、谢逊的义子,是明教“自己的孩子”。

其次他武功高强,品性纯良,德才兼备。

第三他早就有恩于五行旗、杨逍,更是挽狂澜于既倒,在光明顶救下了整个明教,这政绩,是不世之功,形同再造明教。

所以,明教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教主产生了,他既没有法统,也没有道统,他是由明教各派系于危急时刻共同拥戴产生。

由杨逍挑明:我们决定了,你来当教主。

张无忌一开始是推辞的,说,我一个武当派传人,怎么能当明教教主呢?你们另请高明吧!

但最终,张无忌思虑再三,还是答应暂摄教主之位,这就叫:苟利江湖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杨逍等人,作为明教的高级干部,虽然彼此多有不睦,但在大局意识上,都无可挑剔,不然也就不会有五散人违背誓言,重上光明顶助拳了。即使上一开始不情愿的周颠,被说不得和尚问了一句“你是明尊火圣座下的弟子不是?”后,也放下与杨逍的旧账。

因为他们都清楚,只要张无忌出任教主,成为明教新的领导核心,那中兴可期。不然,用彭莹玉的话说,“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残杀、大起内哄的老路上”。

更重要的是,彼时异族统治者占领中原,要想恢复汉室河山,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而明教就是中国抗元大业的领导核心,张无忌教主就是明教的领导核心,这是事业的需要,是明教高度集中统一的需要,是明教实现坚强有力领导的需要。

对明教上下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维护张无忌这个核心、维护核心的权威,就是全教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过去,杨逍一直自认为是明教一人之下的二把手,但在核心意识方面,仍是头脑清醒。他告诉张无忌:“我们都是你的属下,在你跟前,连坐也不敢坐,还说甚么长辈平辈?”

殷天正也第一时间解散了天鹰教,重归明教,让明教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打从今日起只有张教主,哪个再叫我一声’殷教主’,便是犯上叛逆。”以实际行动维护明教的团结统一,维护张教主的权威。

张无忌出任教主之后,马上就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自今而后,从本人以下,人人须得严守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尊崇党章,为人民服务)

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要团结不要分裂)

本人请冷谦冷先生担任刑堂执法,凡违犯教规,和本教兄弟斗殴砍杀,一律处以重刑,即令是本人的外公、舅父等尊长,亦无例外。(反腐无禁区,没有铁帽子王)

第二件事。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双方门人弟子、亲戚好友,都是互有杀伤。此后咱们既往不咎,前愆尽释,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对外和平共处,造福江湖)

对于第一件事,明教教众的反应是:众人躬身说道:“正该如此。”

第二件事,就不同了:众人听了,心头都是气忿不平,良久无人答话。

此时真是一个大写的尴尬,新核心的权威,面临考验。

周颠想不通,跳出发问:“倘若各门派再来惹事生非呢?”

张无忌道:“那时随机应变。要是对方一再进逼,咱们自也不能束手待毙。”

铁冠道人站出来了,他说:“好罢!反正我们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教主要我们怎样,那便怎样。”

铁冠道人的话虽然有道理,但谁都知道,这么说,并没有真正认同新教主的新理念,没有做到“认识上一致、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同心、情感上认同”。

人就怕比较,接着出场的彭莹玉,水平就高出一大段位。只听彭莹玉大声道:

“各位兄弟:中原各门派杀了咱们不少人,咱们也杀了各门派不少人,要是双方仇怨纠缠,循环报复,大家只有越死越多。教主命令咱们不再寻仇,也正是为咱们好。”

这一席话的效果是:众人心想这话不错,便都答允了。(张无忌任命了冷谦为纪委书记,还应该任命彭莹玉为宣传部长。)

总之,这次光明顶会议,确立了以张无忌为教主的明教中央,结束了明教长达30年的内乱与分裂。张无忌以大无畏的担当,从严治教,对外修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元大业,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至于革命果实被教内野心家阴谋家朱元璋窃取,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转载自:微信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像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则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子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
2010-11-28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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