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No.17）
陆蜉在《“语言”支撑的帝国》中说：“人间的奇迹之一是，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把‘语言’的事业视为终生的志职。它为‘语言’而生，为‘语言’而死；为语言而狂欢，而迷醉。同时，也为“语言”而失落，而气绝。”这是指这个国家那部分识破了它语言阴谋与语言勾当的人的内心感受。
当然，这儿所说的语言并不是语言五大模式中那两种最优模式（对应与理应模式）的产物，而是其中三种恶劣模式（错应、虚应和倒应模式）的结果。既不是诺瓦利斯们所说的诗意栖居的场所，也不是海德格尔们所说的心灵存在的家园，而是促成错应、虚应和倒应现实的材料与手段，是专门用于政治、文化、德行造假的工具。这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功能似乎发挥到了它的极致，这就是——杜撰没有的，指称相反的。正如斯蒂芬所说，国家的语言情态与国家的现实状况恰成反比。即语言等于现实的倒数。用数学的关系式来表达就是：语言＝1/现实。
实际上，国家对语言的崇拜，其语言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拟态与反向放大效应。与其说这是一种国家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国家病症；与其说这是一种狂热嗜好，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被动选择。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无奈和被逼，是现实的堕落程度决定了语言的疯狂飙高。也许，有人也清楚，语言救不了这个国家，口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但他们相信，语言至少能够暂时蒙混这个国家，暂时糊弄这个现实。由于蒙混者和糊弄者皆属标准的无神论者、一世论者、局部掠益者，所以，他们对这种蒙混与糊弄自然也就胸无旁碍，心安理得。再说了，亏欠的东西总要求得到补偿，生活之虚，它就冒语言之‘实’；现实之坏，它就充语言之‘好’。只不过他们寻求补偿的不是企图改变生活而让生活本身变好之后的那种回报，不是改变现实而让现实本身呈现的那种祥和，而是一种虚幻得来不能再虚，黑幽得来不能再黑的语言，一种自制的语言白粉与语言大麻，语言的海洛因。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语言策略类似于一种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育。其目的是维护它肉身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