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虽然去国多载，余先生对当下大陆政局社会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频繁发言，语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屡屡出版、加印、重印，被奉为经典。我们聊及这一点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本访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电话采访构成，问答部分发表前经余英时审阅修订。

有自由，文化就会自己找出一个方向

问：你在纪念宾四先生（钱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故国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演变也很多。你怎么概括这个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钱宾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国魂"这个问题，钱先生大概有一种想法，中国有一种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可这个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这个志向，要恢复中国原有文化的一种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精髓很难概括，没办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钱先生大概认为就是以儒家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觉得可以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色，我在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里面讲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有一个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思想家各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定型作用和长期影响，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试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孟子解释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

我以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作对比，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之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后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而中国的超越世界——"道"——则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详见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这里不再详论。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特色也分别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政治权力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西方王权必受教会的约制。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须请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开除某一国王的教籍，这个国王便从此失去合法性。内向超越的中国也承认"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权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无正式的教会组织。"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国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须遁行"内心修养"，即正心、诚意那一套。这才可以成为有"道"的君臣，否则便不合格。西方与中国在政治权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现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权分立代替了教会，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更为有效了。

问：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举个例子，共产党在论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它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专政的。事实上这便是过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种现代变相。延安时期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执政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员有特殊修养。这就是儒家的东西被共产党给借用过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认为有"道"的君与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则必通过"心"的"修养"。如果是在西方，人们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共产党员就有特殊的修养呢？我们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会。而中国的内在超越是在内心的，修养也是内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养的没有几个人啊。

再比如说毛泽东，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后来中国文化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答：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对容易，因为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这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一样。佛教仅限于宗教、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则是全面涌入中国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外向超越的文化与一个内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

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处，比如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对于防范权力滥用，十分有效。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中国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现在内在超越。比如中国以前的官制里面有御史制度，这是监督官僚的。还有一个是谏官制度，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间权限也很分明：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审查诏令，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之责。但这些都是在政权内部的，遇到皇帝横起来就不灵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文明能合二为一吗？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没有人权概念，但是有人权意识。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民约》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比如希腊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后才开始被批判。可是我们汉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调人不可以卖自己的孩子为奴，也不可以买别人的孩子为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说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落后的。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如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消灭干净的话，就无法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批评激进主义。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了批评。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碰撞之后，从器物到制度，中国一下子溃不成军。激进主义最后将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认为他们是找错了病根？还是开错了药方？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对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搬过来，这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决的，还有政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权力总是有人会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启蒙和搞新文化这帮人手上。掌权的人不肯放弃权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产生不了压力作用，则政权也不会自动让步。所以这个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国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开的，这是西周以后的新发展。天听老百姓的话（"天听自我民听"），从此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书里面就说，虽然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天沟通，但是天会来听老百姓的民意，听他们的苦衷，然后决定把天命交给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主观念。汉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则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权势。但中国对皇权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阶层的争取，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况士大夫中肯为"道"而坚持的又是少数。总之，中国文化中难有与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国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多数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丢掉了。这也不是我的偏见。比如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领导权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学者反而不受人尊敬。过去我们提到蔡元培、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人物吗？

问：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一个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现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厉害了。比如说中国网络封锁那么厉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许在媒体上出现，文化怎么能够发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东西外，新儒家重新变成显学，民间重读国学也搞得非常热闹。

答：这是一个现象，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潮，因为共产党仍然会严格控制这些东西。他们认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权要用的，比如三纲五常，告诉你不能犯上作乱。所以中共看中的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比如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认为中国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湾做例子。首先政权不再那么专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样文化就会跟着变。因为只要你给它自由，它自己就会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后就是生活。

知识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传承

问：我看到你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在中国"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独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削弱了。出现这种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释一下"士"的形成，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后面的变化。士的出现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学家，基督教有传教士，但都与中国的士不同。中国的士是从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后是士，士是最后一级，再后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国时代出现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国去担任官职。他们的活动不易控制，以致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律中有一条"游士律"，便是对付这些到各国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轴心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突破表现为士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是最早的士。这个士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中国最早的士也有一种宗教的抱负和承担，就是"替天行道"。而这个"道"就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应该是合理的。到了秦汉时代，上述两个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现了后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国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国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中国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这个信仰直到清朝灭了明朝，以满人取代汉人治理天下，才不许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权。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十五、六世纪以下，商业在中国取得空前的发展，商人人数大增，地位也大为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贾之家。那个时候"士商"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个情况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这个行"道"的责任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划时代的宣言。这是士的观念的扩大，士本身慢慢与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士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扩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公车上书"，代表"士"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所以从皇帝到大臣，无不为之震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市、罢工相继兴起，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清朝亡了之后，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无形中由知识人继承了下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应该由知识人承担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为义不容辞。"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现出这一精神。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就成了知识人的责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追求民主要从他们那里开始。Walzer认为这种态度是从中国儒家传统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从权力体系内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学毕业并不必然代表你就会有权力。在西方，人们说知识人有影响力("influence")，而没有权力("power")。如果一个知识人有了power之后，他就已经变成官僚了，是另一个范畴了。

总之，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受西方影响很大，毕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认为中国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领袖，然后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路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后。

问：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现在对"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政治官僚对知识人极其不尊敬的现象。这对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点儿也不错。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产党起家的时候，里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协助，革命无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灭知识人，把他们贬成一钱不值的"臭老九"，这样党才能真正掌权。整体地看，共产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夺取政权以后，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产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敌人。现在中共重视的只是些有工具价值的技术人，比如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尽力压抑，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种"递折子"的心态，渴望着自己的声音被中南海听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去批判社会。

答：前一种"递折子"型的知识人是从过去那种"邀君宠"的士中演变而来的，即《水浒传》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士"很多。现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领袖上台，必有许多知识人"递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都纷纷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都是从道的力量，即一个合理的秩序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承认的。后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从这个好的传统中变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你曾举过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虽然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断，所以仍然不断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国好像就断掉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这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俄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和文艺传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许多诗人和作家，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加迫害，但并不禁绝他们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开放"("glasnost")之后，立刻出现了异议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开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泽东是从"诛心之论"的传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们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动，这是苏联所没有的。比如苏联的芭蕾舞还是传统的，没有动。但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样板戏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国文化传统扫除得十分干净，文化创新已绝无可能。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单位便只有饿死一条路了。在国民党时代，他们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现不了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历史变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个秩序

问：当年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你觉得到了今天，我们摆脱了当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了吗？

答：是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苏联是十多个小国组成，解体后各自还能发展。中国几乎没有亡国之后各地方还能各自发展的余地。这就导致中国转一个身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转身的长期过程中出现的。但不幸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走上反文明的歧路。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转入正途，则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内部的改变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把海外的东西拿过来当工具，对自己的体制又不去改变。但是后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乱了中国自我发展的节奏，也给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后掌政的机会。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一个最激烈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要把中国建成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体"比起中国以前传统的"体"还要更糟糕，因为传统的"体"至少是开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进行洋务运动，开国会、新学堂等等这些都开始了。中国转到共产党之后就转不动了，也没有落实到一个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体系。要走出这个僵局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历史很难假设，就算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能够继续延续，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答：是不能假设，但是至少有机会。国民党没有力量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会上尚有活动空间，可以反过来给政权以压力，逼它调整。台湾的民主化便是显例。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便是有无问题了。"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会是一个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不会有人有好日子过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认为在毛的时代，中共通过农村的生产队、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再加上户口、粮食配给等制度安排将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邓的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禁。

答：集权控制搞到最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么这个政权也就麻烦了。这是共产党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一个八字评论，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我的这个看法："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下台都是因为政治加紧这一块无法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好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党控制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还是在维系着邓小平的这条路。

但是这两个东西很难连在一起，经济放松之后，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现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现了王功权。两条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这个身体会被撕裂。

问：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一个大历史变局之中的话，你认为哪些力量将会对这个变局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答：我觉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在走一条很险的路子。农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里面不敢用电、不敢用水、不敢用电话，这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动能力，但是这个界限你很难划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关的，哪些是跟政治无关的呢？政治、法律、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就只有崩溃，出现流血、地方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等，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发生了。

问：所以你觉得中国的转型会是刚性的。

答：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的软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它非得找出一个合理的秩序，否则无法停止。但是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这个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认真地问，难道民主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吗？

答：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中国传统观念也强调"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关键。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步骤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长期违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许有人会说变革社会里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认社会改革也可以为起点，但社会改变到某一程度最后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它怎么可能保证永远公正？他们又不是圣人。

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则政权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证不流血而改变政权的制度。这一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觉得台湾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义大极了。

问：你提到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通古今之变。比如春秋战国、汉晋、唐宋和明清这些历史变局都是你的关注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

答：规律性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些"变"都是社会起了变化，要求一个新的秩序出现或者对原有的秩序进行很大的改变。春秋战国是因为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变，出现了一个郡县制。这个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变得重要起来。汉代就在地方办了一些学校，老百姓读书读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个体制不是贵族垄断的了。这个变化久了之后到了晋朝和六朝，世族门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权虚化。这就变成一群人垄断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举制度出现，把门第代替了。到了宋朝，这个改变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东西作为教本，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科举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里面商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又导致了清朝中叶的绅商合作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出现变化，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不是基本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化的调整，这个调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个确定的秩序出来。这一关过了，中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总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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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从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几句好心劝告“别把执政党逼进墙角”和我对她的维护，引出博粉一片乱骂，真有点始料不及。一如往常，还是理性温和派和激进愤怒派两极分化。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意见多元是常态也是好事，但极端意见占上风，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有病得治，我们没见过哪个医生是拿臭骂病人当药方的，更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把病人杀了，病就没了”的，可为什么就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好心人偏偏要拿治死病人、再造一个健康人当成治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让革命意识形态洗了脑。

　　革命的逻辑，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这明明是120%的混账话，旧社会其实是母亲，新社会是儿女，哪有为了生儿子要杀死老妈的道理？对待政治体制的道理也一样，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再加上好运气，就算是把旧体制整死了，生出新的好体制的概率也不比1%多多少。不信你把孙文从水晶棺里拉出来问问，问问他凭什么搞二次革命、让中华革命党党徒按手印效忠他个人、把苏俄势力引进中国、生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一个半列宁主义的党？不就是因为先前的辛亥革命越革越完蛋，越绝望吗？

　　前面说过，龙应台在香港请我吃饭，说起对马英九的失望，我给她鼓劲，顺便说起中国知识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脆”，像瓷器一样，一击就碎，太没有韧性，动不动就“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豁出去胡干蛮干，总之是不负责任。“不抱任何希望”，那里头包括你自己就对了，其实你是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放弃努力、抛弃责任了。其实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们的教导--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阶级敌人绝对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消灭一条路，没有任何温情的余地，还谈什么“希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态度是：只要还有一线亮光，我就决不放弃努力。诸位，现在一线亮光总还是有的吧？

　　“不抱任何希望”的另一个变种，叫作“只能依靠民众智慧”（或“民间智慧”）。这一路人马硬说，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发动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引起的。这要不叫作神话--很经典，我们太熟悉的民粹神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神话。稍微查一点资料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或明或暗的反抗从来就没停止过，中共干部当中从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子恢、陈云，到中层基层的冒死上书建言，实行分田到户的呼声此起彼伏，为什么一直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下场悲惨？小岗村要不是万里、杜老（杜润生）等极力袒护，最终是邓的支持，他们的“草根智慧”只够把他们送进大牢。年广久的案子竟然报到了老邓那里，要不是邓说“不要禁”，那胆大妄为的傻子早就也去吃了牢饭。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企业家和在座的一个科级官员--请注意，一个小小科长而已--一言不合吵了起来，那狗官恶狠狠地说，“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你信不信？”那企业家涨红着脸赶忙赔罪说，“我信我信，我太信了！”--可爱又可敬的，成天唠叨“民间社会”的企业家们，莫非你们从来没遇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狗官，一句话就能让你去死？查查帐就够了不是吗？没毛病也给你安个罪名，那有什么难？不知道重庆那位爷是怎么干的不成？不然你们也用不着急着慌着办移民啦。古人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莫非你们也没听说过？“顶层设计”，无非就是从顶层改起，上边不改，你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那点“民间”成绩，有什么鬼的用？

　　没人说民间社会不重要，说起来，我还是鼓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鼻祖之一呢。1994年从美国回来，我就开始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纯民间公益事业《烛光工程》。那时候我逢人便谈“公民社会”——那可是将近20年前--所有的朋友听到这四个字，全都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结果如何呢？费尽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是上了轨道，而且腾飞在即，哪里想得到，就因为“挂靠单位”的头头换了，我们立刻死掉！这还不算，我们内部还有人把我告了密，说我的“公民社会”是想颠覆共产党。这就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我忧虑的是，要是上边不改革，你们那些“草根智慧”不定哪一天会成了你们的催命符，你们先驱没当成，成了先烈。比方说，你们诸位要是落在重庆那位爷和无比热爱他的那一大帮子老百姓手里，嘿嘿……

　　私下里，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妄测一下你们--堪称中国当下最优秀、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的内心。我很不善良地猜测，你们反对“顶层设计”，除了认识误区甚至望文生义之外，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既恐惧暴政，又恐惧暴民。因为恐惧暴政，就远离政治，去大谈“干好自己的事”；因为恐惧暴民，就拼命谄媚民众，好给自己留条后路，有朝一日一家人别让仇富的老百姓给吊在路灯杆子上。

　　不是这样吗？但愿不是。

　　那么巨量的各界精英居然不知道，民粹的逻辑，“不抱任何希望”的逻辑，离革命的逻辑实在只有一线之隔--顶多50米--这可真让我匪夷所思。我要是想绝望，这倒是最好不过的理由：精英尚且如此，遑论民众！

　　知识分子还一个大毛病是下判断惯于用泛泛而论、大而无当的哲学式大概括，什么二分法，政府/老百姓对立二分之类，不会做科学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调查，不做细分，不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在《南方周末》看了一篇关于“营改增”的文章，只懂个大意而已，不禁感慨系之。我还是教过经济学的，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我们国家几年前唯一的一位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她就对我的教研室主任赞我课讲得好，可我现在看“营改增”文章顶多懂一半而已。可是，有几个激进派朋友认真研究过习李新班子现在正艰难推进的财税改革，比如“营改增”？相关文章能看懂吗？不懂，去努力弄懂过吗？从这个小小事例，可曾想过每一项改革有多困难？先去找一篇“营改增”文章看看，就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实际情况多么无知了。而这只是中国改革难题的九牛一毛。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不但互不沟通、互不了解，而且互相轻视甚至互相敌视。不管责任在谁，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激进革命最肥沃的土壤--详情请上靠垫网“洞见中国”，或者“共识网”参看本人的文章“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鉴于此，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试着沟通学界、政界和商界（比如“共识网”、“共识堂”），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这再好不过。本人鼓吹了十多年的“促成中左和中右的大联盟”，“促成各界精英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说的就是这回事。

　　拿哲学（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当科学方法--还是“最高级”的科学方法--这又是科学素养极差的马克思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你们知道这个吗？反思过自己的思维习惯吗？

　　你们可以说，这不都是“他们”造的孽吗？可是，谁是“他们”？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一个大活人集合成的，那些个人和你有多大差别？“政府”里有理想主义者、改革派，“老百姓”里也有蛮不讲理、胡作非为的痞子，世上并没有一种大把戏，和你一样的人聚成某个群体，拿这把戏一变，他们就变成不是人了，变成魔鬼了，而你偏偏就是和魔鬼完全不一样的天使。逻辑上，这叫作“集合词谬误”，只要有个什么人瞎编一个集合名词，大家就以为真有那个名词的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其中害了无数中国人性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试想想，把你搁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多大不同吗？你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理想追求，他们和你其实差不太多。谁又是“老百姓”呢？我这辈子从来没当过哪怕是最小的芝麻官，我不是老百姓谁是老百姓？可我和你们并不站在同一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整齐划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老百姓”，和“政府”一样，全都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大杂凑，更没有什么政府/老百姓或者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二分这回事。这又是马克思造的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完全虚构的大把戏！阶级斗争就是把全人类一分为二，黑白敌我二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基本前提是认可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任何人不得侵夺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人权”在马克思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宪法、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要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所有这些“旧世界”彻底埋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者无论做出在普通百姓看来是多么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残忍血腥勾当，居然都能毫无愧疚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把他们一切杀人抢劫的罪责全都免除了；不但免除了，还大加赞美呢，说那是建造人间天堂必不可少的。

　　其实哪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回事，那都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不经过无产阶级的授权和同意，由这些激进分子一手操控的、实际上是他们这极少数人的革命和专政。这条革命邪路所制造的无数人间惨祸再雄辩不过地启示我们：对于一切开口闭口“民众”、“人民”、“老百姓”，自封人民和百姓的代言人，却从来拿不出授权书的人们，我们务必要保持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你就是你，张三李四，翠花栓柱，如此而已，少拿“老百姓”说事。至少，别把我算进去，我可没给你授权，让你替我说话。什么是民主？很简单，那就是一套授权程序，和授权者--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什么穷人或多数人--监督、撤换掌权者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非常、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除了所有后发国家都要解决的所谓“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格发展）也就是现代化问题，更难办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十月激进革命造就的“模式”是一个多么污糟的恶臭泥坑，要想从中拔出脚来要费尽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哪一个的深层根源不是这个模式？体制内外的那些极左们现在还在反宪政，足以说明那个罪恶的模式多么根深蒂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换脑子，哪有那么容易？换脑子不像砍脑袋，一刀就解决问题，可是，砍脑袋能砍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制度吗？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只能砍出一个更坏的制度。

　　深究下去，“他们”当年并不是存心作恶，相反，他们满腔热忱，流血牺牲，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制度，可惜得很，完全走错了路，选择了一条代价巨大而后果极坏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路径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代价会无比惨重--我们现在的改革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因为当年学错了、选错了，把邪路错当成了正路，而走邪路会形成“路径依赖”，就像是吸毒成瘾。邓小平等改革领袖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们开始把执政党带上一条正路。历史路径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贬低精英的领导作用、轻视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学习、在根本制度的选择上胡乱“摸石头”的理由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当年的位置上，我们会做得更好吗？谁敢这么保证？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罢了。所以，对于先辈们——不管是自强派、维新派、立宪派，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也罢错也罢，都不妨抱一份“同情式的理解”。照此办理，我们网上的那些刻毒、苛酷、戾气十足的谩骂，庶几乎能够少一点，危害轻一点。

　　再回过头来说蔡霞教授：她是个什么人，她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善意还是恶意，她为什么说这些话，……概不理会，一言不合就大张鞑伐，把人往死里整，以为自己有充分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和正义旗帜下，对所有人作严酷的道义审判--这要不是极左，要不是党文化阶级斗争邪教的毒素深入了骨髓，我真不知道还能作何解释。

　　是啊，不能不问，结这恶果的果树是谁载的。这苦果现在轮到栽树的人自己品尝了！还不即刻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每思及此，我对所有的激进派朋友们就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尽管我决不会赞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了解我真实处境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比我更有资格“不抱任何希望”，更有资格愤怒、仇恨、报复和“推翻”！不了解的，请读一读我的那篇写我母亲自杀的文章，《北京文学》曾经把它选进他们的“文学精品库”，网上都能查到。你们以为我冷血，我不会愤怒、不会为那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发生的不公不义流泪吗？只不过，我历来毫不含糊地坚决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的后果--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不是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决不能仅仅被荷尔蒙驱动，必须用科学理性指导、把控自己的言行，否则，用意再好，出发点再正义，也免不了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祸害。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这条两面挨骂、腹背受敌的最难走的路？--除了我的良知良能、家庭教育和许多好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信仰。目前中国一切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不一定非得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我正在研习的大同教（巴哈伊教），都可以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社会绝对（我主张慎用“绝对”这个字眼，但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当你有了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只从神那儿借来的慧眼，学会了从天上往下、往人间俯瞰，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现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争吵是多么琐屑无聊，甚至等而下之，多么龌龊肮脏。不管信不信，下个决断进门看看--就说偷窥，也得扒窗户不是吗？你在门外能看见什么好东西？实在不行，再退回来也不迟，又没人不让你退出。许进不许出，那一定是邪教，我可没让你进邪教的门--说实在话，你们之所以对宗教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因为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邪教教义--一种装扮成科学理论的无神论邪教--的缘故啊。

　　去借这一只慧眼吧，你们定当受益无穷--这是我最想和激进派朋友们说的一句话。

转载自：共识网

龙应台：“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转载自：共识网

野夫：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

编者按：著名作家野夫著有《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等作品，2012年散文集《乡关何处》荣登2012中国娇子新锐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作家。6月8日，野夫先生应邀来到中欧校友读书会，进行了主题为“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的演讲，内容视野开阔，展现了不同社会景象。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将这次演讲奉献给广大读者。

鸣谢中欧校友读书会微信群，欢迎关注微信：红枫书叶，ID:xiaoyoudushuhui。

以下为上半部分实录：

野夫：各位朋友，周末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交流一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江湖”这个词呢，最初源自于庄子。他是相对于庙堂，也就是朝廷来说的，泛指广大的民间。庄子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这个江湖就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真正赋予江湖精神实质内涵的是墨子，因此我们今天就先从墨子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江湖”这个词实际上是被污名化很久了的，一直遭官家打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是指隐约传承在民间的道统。清朝有诗人说——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说的正是这样的一辈草根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体制化”已经无孔不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和身边依旧还有一个江湖。在这人心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古老的善恶是非，永远在口耳相传的天良守则中，酒旗张扬。

我们为什么说墨子精神是江湖的始祖，是相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的思想代表着庙堂，代表着朝廷，而墨子思想代表着江湖，代表着民间，而且墨子是一个行动派。墨子的主要思想大家知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他的主要价值观。你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人多抢劫人少的，不能因为富贵去侮辱贫穷的，不能因为高贵而在贫贱的人面前傲慢，不能因为你狡诈去欺负愚氓。墨子的第二个思想是“兼爱”，第三个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大欺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就是义气的“义”，义这个字是江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道家的是“道”，那么墨家的就是“义”。至今的江湖社会都是以“忠义”二字，为他们的第一守则的。

形容墨子的一个重要的词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披头散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要有利于天下。他自己称自己是北方的“鄙人”，就是粗人，这个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且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早形成社团并行动的始祖。墨家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头目叫“钜子”，墨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社团，他们除了练武功，还发明一些守城的机械装置。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科学技术据说还很先进，能够很有效的阻止敌方的进攻，因此墨家经常组织帮助弱国，扶弱抗暴，帮弱小的国家守城。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去帮宋国守城，一下死了七十多个人。这个宋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殉葬。所以说自战国以来一直到汉初，墨家这一派是很茂盛的。所谓的朱家、郭解，都是墨子的徒子徒孙，朱家、郭解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侠客。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中，游侠精神，游侠之士都是一个非常高度肯定的人群，所以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除了为帝王作传以外，还专门作了《游侠列传》，而游侠不就是社会上的类似于荆轲、高渐离这样一些屠狗之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好打抱不平的勇士。

韩非子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是以自己的武功和勇敢去违抗统治者的一些禁令，因此在墨家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的一些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以侠义为精神的墨子之流，必然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到了汉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专制思想的提出，这加剧了墨子墨学的消亡。在战国那个时代，墨家是唯一可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儒家是为统治服务的，而墨家是为整个民间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种分庭抗礼的一种状况。木心说“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生、平等、博爱的先驱。”

简单地划分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庙堂和江湖，庙堂就是属于朝廷，属于统治者。江湖就是属于民间，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江湖，实际上就是来谈谈民间道统的一种传承。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庙堂和江湖就是两个世界。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像墨子他们要直接发起行动，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就是我们古代的隐士。不管是墨家游侠子弟，还是消极的这些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走江湖”这个口头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经常戏称自己是走江湖的人，走江湖这个说法，其实宋朝元朝以来，是禅宗的一个口头禅，叫“走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宋元以来禅宗在佛教里面发展最多影响最大，而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往往隐居在江西、湖南的深山中间，当时全国那些很多修禅宗的和尚，都要到江西、湖南这些名山里面去拜访这些禅宗的高僧大德，这样这些往来全国的和尚们就称自己是走江湖的，走江西、湖南的。

虽然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江湖社会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这种江湖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隐隐传承，从来没有断过。到了明代，大家知道商业在明代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业发展形势好了必然带来很多游商、坐商。坐商就是坐在本地看门面的，行商就是跑单帮的，也包含现在搞物流货运的。这样的商人多了，这个民间社会开始发育。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游民多了，游民多了他必然要慢慢形成自己一个行帮，各行各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民间组织，用现在的话来说各种行帮的诞生，也就是商会的概念。他这种行帮，兼有一定秘密社会的特征，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一些报价方式，有他们的接头暗号。因为每个商人出远门，尤其在古代那个时代，希望得到当地的朋友帮助，因此需要每个人组织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感，因此在明代的时候各种行帮、各种民间组织开始产生。比如石匠、木匠他们可以有一个行帮，因为石匠、木匠他们都是奉的同一个始祖，就是鲁班。鲁班既是石匠也是木匠，就是修赵州桥的。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石匠木匠他们拜的老祖也还是鲁班。铁匠也有铁匠的始祖，剃头匠也有剃头匠的始祖。

多数的行业都在历史中去找一个自己的始祖，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些这个行业的基本规矩，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大家到各个地方拜码头的时候，都会行使自己那一种交接方式，这就是他们内部的暗语。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比如在武汉，卖鱼的，河鲜行，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一套秘密暗语，一种报价方式。包括乞丐，乞丐有“丐帮”，这并不是武侠小说虚构出来的，丐帮是一直都存在的，包括现在当代社会丐帮都是存在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丐帮大会，实际上民间也有，我参加过几次，也看到了他们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广大的民间的各种自发组织，最初是以商会行帮为主要特色，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组织开始向一种政治组织转变。像明末的一些遗臣，以郑成功为主，逃 到 台湾的这批，因为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要恢复大明江山，他们在偏居台湾这一带的时候，想到为了团结弟兄们有组织的抵抗所谓的外族侵略，当时最初 在台 湾以军队为主成立了天地会。天地会为了向内地渗透，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派了一批弟兄登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洪英，是最有贡献的郑成功的部将，洪英 他们在 内地慢慢发展，天地会在内地发展的这一支派，就是大家知道的洪门。

洪门的弟兄到大陆来做一些游击战，对清朝进行一些反抗，作为一种秘密的帮会组织，他必须有很完整的一套制度，那么由洪门又派出兄弟，去当时清朝的主要粮道 京 杭大运河，当时漕运负责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为了打入整个漕运团队，就派了三个兄弟到漕运组织里去帮清朝运粮食，这个叫漕帮，后来就是清帮。洪门最 初的 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电影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陈近南，他从台湾派过来就到了四川的雅安，建了一个山头，这就是整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帮会——哥老会的源头，后来又叫袍哥。

也就是说在清初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江湖社会最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且在清初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家对满人有着很深的反抗情绪，所以说这种政治组织，在清初的秘密社会里，很快的在底层人中形成了串联。

但是到了清中期，由于最初的那些政治人物都慢慢的消亡了，人民的仇恨也渐渐的随着一代一代老去，新生的一代慢慢的遗忘了，因此帮会到了清中期的时候，实际 上 他的革命性就开始退化，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的组织。他与统治者不做一种硬性的抵抗了，大家自己抱团打天下，而且这个打天下已经不带有政治目的了，而是弱势者为了自己团结不被他人欺负。

无论洪门、青帮、哥老会，这是当时的几大民间社团。他们虽然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但到了清中后期，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是半公开身份的，朝廷也并不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发现他们是在维持各个地方秩序，这样的秘密社团和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革命组织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边缘生存方式，比如说赌博、娼妓、行业垄断、欺行霸市，这个是在各个国家、时代都存在的，这样一些边缘化地区，政府的手插不进去，普通守法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参与进去。这样一些边缘地区，就是社会民间组织和秘密帮会他们插手掌控的一些地方。那这些领域你不能把他说成是纯粹的犯罪组织，秘密社会和犯罪组织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犯罪就是打砸抢偷盗绑票等，但是真正的江湖社会，他们章程严格规定了几不准，很多纪律你拿到现在来看，完全可以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 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到了清朝后期，革命党兴起，在孙中山领导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深深知道江湖社会的作用，于是他必须要借助于江湖力量， 他自己在美国专门加入了洪门。所谓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的致公党，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叫致公堂。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在海外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的募捐主要是靠这些江湖社会的力量。在革命党这一支力量里面，有很多会党，同盟会，兴中会等，都在清末秘密准备革命中间形成互相联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 命、新军造反、宣布独立，实际上都是帮会组织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结束中国的帝制，江湖的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牺牲了众多弟兄，花费了大量钱财，这样 才有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由于中华民国的诞生与帮会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到了民国的时候，帮会就可以合法化存在了，在整个民国帮会都是合法化的。大家知道的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民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袍哥，很多军政两届的大佬，商人都是江湖帮户组织里面的人，更不要说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江湖大佬都是合法存在的，都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是党国要人都愿意结交的对象。

当共产党开始起来，1927年公开跟国民党分裂，开始武装起义，走到武装革命的路上，他们也知道要利用帮会的力量。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帮会子弟，大家知道的贺龙，他是湘西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这都是有历史资料准确记载的，像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也是加入了青帮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是帮会身份的， 包括红军长征中间，兵源损失很大，很多袍哥子弟因为老大号召加入也都加入了。

1950年之后共产党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其中这个运动当中有个分支叫消灭反动会道门，就是一统江湖，剿灭整个原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江湖行帮，整个民间组织全部取缔。其中的大佬，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普通的会众要求限期到政府登记，宣誓不再参加帮会活动，监督改造。所以到了1950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基本被摧毁，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完成了体制化。任何的民间组织在1950年之后都不复存在，必须要产生的组织，那也由国家政府设一个部门来取代。比如工会、农会、妇联、工商联，以及我们今天的各种官办协会，包含红十字会——连社会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都要由政府变成一个部门来领导，这就叫体制化。完全体制化之后，民间的道统受到了巨大的摧毁。因为体制化不能替代民间的道统，实际上无法做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面，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包括美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种原来的江湖社会都存在着，青帮、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海外留学，如果有机会接触，非常普遍。

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要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江湖社会帮了共产党。因此在台湾戒严时期，对江湖社会是不允许合法注册的，也打压，但是 没 有 像我们大陆采取的这种判刑和摧毁的方式，江湖帮会只是不让你合法注册，其实洪门、青帮一直以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延续存在着。台湾从80年代解除戒严之后，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民主转型，完成之后现在的台湾，江湖和帮会就可以合法注册登记了，台湾过去传统的江湖是老三大，洪门青帮白莲教，所谓的一青一红一白莲。 后来国军的国二代，也就是眷村子弟，为了和当地原著民争夺空间，也形成了自己的帮会，这个就是著名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台湾后来的原著民子 弟为了对抗外来人成立的帮会，于是也成立了天道盟。现在台湾的新三大江湖帮会就是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原来老的青帮、洪门、白莲教就开始衰弱了。

我去年到台湾去拜访了他们洪门的总会长，也拜访了四海帮，正好他们帮主死了，新的帮主接权，也去参加了他们老帮主的追悼会，就在台北市中心租了个几千人的大 广场，广场非常气派，完全合法存在，他们还有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警方联系，协调关于在这个追悼会期间警方应该怎么配合。四海帮的副帮主是我一个老朋友， 他亲自接待我，详细跟我讲过他们帮会的生存状态和现状，让我比较近的了解了一下台湾帮会的存在状况，他们现在注册叫四海同心协会，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不能叫什么帮，于是他们就叫协会，他们堂口分布到全岛，警方掌握他们所有资料，也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不取缔他们的帮会。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高度打压，对民间社会的高度警惕，严禁民间社会的发育，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看上去完全是一盘散沙。我们说的传统的江湖道义、江湖精神都是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取缔的，都被污名化了的，因此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已经乱了套，盗亦无道了，过去是盗亦有道。

虽然民间组织没有了，江湖行帮、帮会没有了，但是江湖精神在民间我还是知道一直在隐秘传承，我笔下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人物，说明这种江湖精神是杀不死、绞不灭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也是一定会存在的。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存在，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刚才谈了台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虽然是一国两制，江湖社会实际大量存在。

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万个，主要允许的有作公益的、慈善的、支教的，真正做维权这块的还是高度警惕的，至于做其他的，还是非常严禁的。 还有一些同乡会、同学会，还有一些行业的商会，现在也开始慢慢允许发育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无孔不入的管控社会，没有一个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是危险的。

我们就拿欧洲来说，我去年在荷兰被邀请去那三个月，做了浅层的一些调查。荷兰那么小一个国家，他的政府更加小，荷兰最大的组织翻译过来叫“水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民间管水的埝会。因为荷兰是一个高度要依赖运河的一个国家，他的水会是他最大的民间组织。荷兰的水会诞生了一千多年，人家一千多年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运河、湖泊、河流。整个政府远远不如他们这样一个水会大。去年荷兰有半年时间是没有政府的，但是各个运输、灌溉、航道井然有序，整个社会不会发生任何崩溃，这个就是整个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像著名的日本的“山口组”，大家知道他一直是黑社会、暴力犯罪组织。去年日本方面也邀请我去过，我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实际上山口组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他作为这个江湖的帮会也是合法存在的，只是警察掌握他所有情况，他帮会组织的任何成员具体犯罪了，那警察谁犯罪就抓谁，该怎么判怎么判，他不能因为个别成员的 犯罪就全部取缔整个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说现代的江湖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那么现在的江湖精神我们要给他一些新的内涵，江湖中原来讲的“忠、义、信”很重要。那公信力，就是我们应该在社会提倡的。江湖中原来的扶弱抗暴，我们用今天的概念来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这都是一种传统江湖精神的现代化。那我们把传统江湖应该要合法化，要把他从秘密社会走出来，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是个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江湖这个话题很大，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单独陈述。我今天只能泛泛的讲到这里，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探讨，我们接下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交流，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得错误的地方可以批评，大家如果感兴趣先读一些书的话，中国其实关于帮会啊江湖的书相当多， 比如说纯粹谈江湖的谈民国期间的，真正民间底层江湖的《江湖丛谈》，连阔如先生写的，写的非常好。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帮会史》，很多很多相关的书大家可以参考阅读，实际上我们谈江湖是为了把江湖和今天的民间社会挂钩来谈，民间社会不充分发育，政府组织不慢慢缩小，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不妙的，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转载自：腾讯文化

万里：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摘要：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 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 和 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 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 呈肺扌∈隆保馐鞘裁凑温呒?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 /SPAN>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 迅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 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转载:万里委员长的文章《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蒋福财：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国家犯罪破坏人类社会、国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本、最宏观、最深层次的理念和秩序，危害国家、人类社会运行的整体安全，侵蚀国家的国本、人类社会的根本。如果把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比喻成一幢大厦，国家犯罪腐蚀的是大厦的地基和框架，破坏的是大厦的整体安全。

　　国家犯罪产生在国家行为主体履行治理国家职责的国家行为过程中，而国家行为主体又是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国家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并且，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具有无可抗拒的权威。因此，国家犯罪行为一旦发生，直接对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产生损害性的冲击，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的权益产生破坏性后果。而这种损害性冲击对国家、人类社会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破坏性后果及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权益影响的深远性，是任何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不可比拟的。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是非常广泛的，在国家权力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是全面覆盖的，对国家治理秩序、国际秩序、公民权益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

　　同时，国家犯罪作为治理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涉及的都是国家治理、对外交往的大事，都是国家运营的大事。因此，国家行为一旦脱离了秩序和规则的约束而形成了国家犯罪，危害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等系统性秩序和利益。

　　国家犯罪还会直接对国家行为对象产生几乎无可救济的危害后果，对公民权益产生几乎不可救济的损害。作为国家行为对象的公民来说，由于公民与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处于绝对不可能对等的地位，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将对公民产生不可救济、不可抵抗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私力永远也无法与国家公力抗衡。同时，国家行为具有效仿性，对于具体国家行为对象的任何国家犯罪行为，非常容易地被其它国家行为主体复制和效仿而成为普遍性的国家行为，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常态性质的国家犯罪行为。

　（一）国家犯罪破坏国家政权的根基

　　1、国家政权的根基

　　《国家犯罪学》认为，国家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国家政权的存在和稳固，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国家政权，必定被推翻或替代。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为了得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国家政权必须满足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需求，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益，建立和维护符合国家发展和公民需要的国家治理秩序，谨慎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保障公民有序、幸福地生活和工作。

　　2、国家犯罪动摇国家根基

　　国家的根基是人民，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民基础之上。国家行为是国家行为主体代表国家意志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是国家政权的行为表现，是国家的行为。国家行为的权威性来自于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取决于人民对国家的支持，来自于国家行为本身的可靠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国家行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础。国家犯罪是国家行为形成的犯罪，直接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使人民对国家行为失去信任和依赖，使国家存续的人民基础动摇。

　　3、国家根基动摇是犯罪现象产生的温床

　　如果国家犯罪频繁，长此以往，国家行为在人民心中不再具有任何信任感和权威性。那么，国家将失去人心，国家政权将失去民心，直接动摇了和破坏了国家政权的根基。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国家政权将不能有效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国家无法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国家治理秩序陷入混乱，国家法治精神丧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不仅会葬送国家政权，更会使人民生活在无秩序、无依靠的动乱环境中，失去尊严、幸福、畏惧，必将导致社会出现大规模不当行为，罪恶滋生，犯罪横行。

　（二）国家犯罪从根本上腐蚀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

　　1、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与国家

　　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是国家治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秩序中的基础性秩序。

　　社会秩序的根基在于社会秩序本身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国家的义务在于必须建立和维护符合一国绝大多数人民诉求的社会秩序，伸张社会正义，铲除社会毒瘤，使社会秩序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正义感和精神追求。国家秩序的根本作用是规范了国家政权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范了国家行为主体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定了国家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国家行为。因此，国家秩序的义务在于维系一个国家治理国家体系的完整性、正当性、合法性。

　　社会秩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秩序的存续，是因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天性需求。人类对有序社会秩序的诉求占据了人类对秩序追求的绝大部分。国家秩序是国家政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国家对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性、正当性、合法性需求，是国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2、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为文明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国家秩序的规范，也是因为有着对社会运转占支配地位的、正义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人民日常活动的有序调节。因此，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秩序基础。

　　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需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即使没有国家政权，没有国家事务秩序，只要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且没有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人民一样可以有序地、幸福地、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国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无序的状态常常存在。而这些常常是受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跟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没有根本性关系。中国素有“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虽然这句话更多的含义是指国家秩序的重组，但是，这种国家秩序的重组和混乱是由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而致的，讲的是国家事务秩序的发展是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3、国家犯罪对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事实证实，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人民活动产生的社会束力是不可忽视的，对国家行为主体治理国家活动发挥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社会秩序规范和引导人民的活动，国家秩序约束和指导国家行为主体的活动，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国家的运营和治理都起着其它任何秩序都不可能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约束和规范，或者国家犯罪行为破坏、损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仅仅依靠国家事务秩序的规范和国家行为的强制治理，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被压抑、被强迫的抑郁气氛中，社会缺乏自然的、传统的、传承的人文气息，人民生活缺乏人文关怀，缺少亲情友爱，缺失人伦纲常，人民就会生活在一个自私的、机械的世界，没有了人的感情和天性。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到人民对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对国家行为的服从。并且，在缺乏感情和人性的社会里，人更不可能去自觉遵守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和自愿服从国家行为，一切将坠入混乱。人民生活这样的社会里，产生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家犯罪损毁社会正义

　　1、国家行为具有当然的正义性

　　正义观是所有人内在的根本观念之一。人需要正义，社会更需要正义，国家也需要正义。一般说来，国家行为由于是国家的行为，应当具有当然的正义性，代表了正义。

　　在对秩序的追求中，正义应该是秩序中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国家秩序、国家事务秩序、社会秩序等作为国家运转和人民生活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所以，社会正义是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

　　2、国家犯罪对社会正义和产生犯罪的影响

　　国家行为应当代表社会正义。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实际上就是国家行为违背和抛弃了社会正义。国家行为如果不以正义为目的和价值取向，国家行为将不被社会和人民接受，将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功能和作用，国家治理秩序也将失去作为规范国家和人民活动的可能性，国家也就失去了有序运转的基础。

　　但是，人类对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自然天性。追求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是人类本能，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国家犯罪不仅使国家行为失去正义背景，破坏社会正义，更使国家治理秩序失去正义基础，还使国家失去正义光环。而追求正义的人类本能又会推翻非正义的恶秩序，建立起正义的国家治理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动乱和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犯罪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同时，如果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破坏社会正义，则具有强烈的榜样作用。在人民的意识和活动中，多数人的正义观和正义行为都遭到了来自国家犯罪行为的挑战和打击，人民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国家犯罪行为的恶劣行径，形成逐步扩散的不良之风、不法之风。而当这一切成为风气、成为惯常事件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成为一个国家中的惯常现象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反而被社会接受、保护、鼓励、默认的时候，则国将不国，社会混乱，邪恶盛行。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产生犯罪才是奇迹。

　（四）国家犯罪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破坏

　　国家行为本来是建立和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的国家强制力量，是国家治理秩序稳定和发挥治理国家功能的根本力量。但是，国家犯罪却带头违反和破坏了国家治理秩序，使国家治理秩序不能全面地实现规范、调节、约束国家运转一切事务的功能。因此，由于国家行为的性质，国家犯罪会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国家治理秩序也会因此变成形式，不能对国家和社会活动发挥规范、调节、指引作用。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上至国家行为主体，下至普通公民，人人行为没有依据，任何活动没有秩序，任何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习以为常的。

（五）国家犯罪破坏国家公信力

　　国家公信力是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国家行为应当体现了国家公信力。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不同，国家行为的权威，来自于国家的公信力，而不是个人权威。同时，国家的公信力也通过国家行为来体现。因此，国家行为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公信力。

　　国家行为构成犯罪，是国家行为失去公信力的一种反映。如果国家行为构成犯罪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则无法判定一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公信度，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如此下去，国家行为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如果国家行为都没有人信了，国家也就没有公信力了。国家和国家行为都没有了公信力，则国家治理秩序就没有了维护主体，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就没有了参考和依据，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了。此时，产生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不足为怪了。

　　正确处理国家公信力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还要妥善处理国家行为中个人意志问题。由于国家行为最终还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来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国家行为中渗透了个人意志。当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时，国家行为能够代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具有国家公信力。但如果个人意志超越国家意志，且个人意思与国家意志追求的理想和目的不相融洽时，国家行为实际上不能全部代表国家。但是，由于国家行为的特殊性，它仍然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仍然会被视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然而，由于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本质上是不符的，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公信力的破坏。而一旦此类行为大行其道，人人将对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行为及国家行为主体失去信心。长期下去，国家将失去人民基础，失去国家公信力基础；人民将失去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却滋生了犯罪的可能土壤。

 

转载自：共识网

崔卫平：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所站立的地方

　　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

　　中国便怎么样

　　你是什么

　　中国便是什么

　　你有光明

　　中国便不黑暗。

　　——崔卫平

　　编者按：

　　2010年10月，著名学者、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自己的手机上，写下这句话，并发到微博上。那时，“正能量”这个词语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有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的内涵，经转载，这句话在网上广泛流传。

　　2012年7月，北京暴雨，刚刚开通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了一条事后被转载7万多次的微博，其中便引述了这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凡此种种，让这句充溢着“正能量”的话，成为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对公民精神阐述的最好例证。2013年3月26日，崔卫平受邀到西北政法大学的课堂上演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在演讲中，崔卫平阐述这句话的含义，讲述个体如何从真实的自我出发，去关照世界，而每一个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自己”，又是如何对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产生积极的影响……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句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运用，而在其运用过程中都纷纷带上了自己的能量与阐释。如今，经过一系列演变之后，成为向我过来的另外一句话，同时也是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这是需要我来回答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直接表达一个东西是容易的，而当试图去回答为什么，则是有难度的。

>>>没有希望的生活 是没有尊严的生活

　　人必须抱有希望，抱有期待，对于未来的生活拥有一个展望和规划，否则就是听命于现实，就是承认或同意目前你的这种现状。

　　2010年10月某天，我去北京的万圣书苑参加由我本人组织的一个活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这个活动，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就是上面的这段话。这是我刚刚学会手机发微博不久。这个活动的主题，是关于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

　　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纪念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会议上，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中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第二，“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这两点都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样的表述。

　　但是，在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中，有人认为对于体制内的声音，我们没必要去响应。这个看法我不同意，我认为凡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表述，不管来自于何方，不管说话的人身份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而更多的人认为，不管上面如何，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没有改变。这是出于悲观和沮丧的态度，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普遍认为自己说话没用。我对这个考虑比较久。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在这个考虑中，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是否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还是没有甚至从来没有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是否感到别人从来都没有听进去你的一句话？实际上根本听不见你说过任何什么，没有人关心你在想什么。

　　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环境中，任何人说话都被人听见，人们实际上在互相回应。人必须抱有希望，抱有期待，对于未来的生活拥有一个展望和规划，否则就是听命于现实，就是承认或同意目前你的这种现状。

　　没有希望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生活。问题在于希望来自何方？何时？在什么地方出现？

　>>>以什么样的尺度来抵达你自己

　　什么样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尺度是低一点、高一点？还是宽一点、窄一点？是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是当下的尺度，还是未来的尺度？是别人评价你的尺度，还是你自己的尺度？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你”，一个是“中国”。

　　我们肯定都爱我们的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着许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这里的山山水水，是我们成长、痛苦和喜悦、成功和失败的见证。我们感到与自己的同胞之间，有一种手足情谊，否则，如何去关心千里之外因地震或者动车事故中丧生的或存活的人们？

　　而这里的“你”，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受吃喝拉撒这些本能所驱使，我们知道满足与匮乏。而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足够地“意识”到自身，“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比如婴儿知道饿了哭喊，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没有区分出自己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觉得那仿佛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如同梦游一般。我在电影学院上课时，经常会对一年级新生说，请用手掐一下自己，看看疼不疼，看看有多疼，看看自己是否有感受疼的能力。

　　这样做，是提倡一个人需要与自身建立关系，能够感受到自己和遇见自己。很有可能，一个人虽然活在自己身上，但是却离自身最为遥远。问题出在——我们如何意识到自身？以什么途径抵达自身？我们需要掌握怎样的一些工具，能够了解自身？需要掌握一些怎样的语词，才能够把握自身、道出自身？

　　什么样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尺度是低一点、高一点？还是宽一点、窄一点？是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是当下的尺度，还是未来的尺度？是别人评价你的尺度，还是你自己的尺度？

　　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时，是想到了什么？当我们体验自身时，是体验到了什么？我们是否能够恰当地把握自己，把握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足够地爱自己？

　　我不给你们任何解释或途径，只是请你们想一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这件头等大事。

>>>作为现实的存在 你不是没有力量的

　　你不仅在当下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即在未来存在，存在于未来的视线上。你有思想，有感情，在内心里有许多潜在的东西、规划、梦想。这些东西提示着种种可能性，提示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

　　也许太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他四下看过去，觉得这个世界，在他之上；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也个个都在他之上，比较起来，他简直灰暗极了。别人是somebody，他自己是nobody；别人是everything，他自己是nothing。别人是光明，他自己是黑暗；别人是荣耀，他自己是耻辱；别人是崇高，他自己则是卑贱；别人有一切办法，他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

　　当他体验到自身时，仿佛体验到一块皱巴巴、毫无起色的抹布，意味着空虚、匮乏、四肢无力。真理在别人手上，不，真理在任何人手上，唯独不在他自己手上。

　　这样的人，活在自己身上是一件比较难受的事情。怎么办？于是就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自己悬置起来。只要不跟自己在一起，只要追寻别人，好像一切就变得有希望，前途就变得明朗起来。

　　的确，周围有非常现实的力量，注视着我们，要求着我们。而你，你本人，为什么不也是已经存在和正在存在的现实一种，你不是一直存在着吗？你本人不也构成这个现实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占据一个位置或空间吗？

　　你不仅在当下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即在未来存在，存在于未来的视线上。你有思想，有感情，在内心里有许多潜在的东西、规划、梦想。这些东西提示着种种可能性，提示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你完全拥有一个更高的现实，即你想实现的那个你。

　　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

　　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

　　解除符咒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我的朋友当中，有的朋友通过心理学来完成，有通过做三个月志愿者来实现的，或者做一些看起来是逆向的事情。总之，你需要有这么一个契机，向世人宣布，你是有力量的，是准备承担自己和能够承担自己的。

>>>在任何情况下，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站在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真实这一边，这是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站在这些价值一边，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较高评价。

　　我想接着谈的一个维度是：在任何情况下，你是有选择的。

　　我们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困扰，人们往往被眼前的各种小理由带走。而所有这些小理由加起来，就掩盖了一个大理由，就是放着最重要的事情不去做，不去寻找。结果是，这些借口越是真实，你本人就越是不真实，这些理由越重要，你自己就越不重要，或者说越来越远离真实的和重要的力量。

　　不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站在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真实这一边，这是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站在这些价值一边，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较高评价而不是较低评价，你会更多地肯定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你会更多地信任自己而不是鄙视自己。

　　在许多情况下，这不难做到，仅仅是举手之劳。比如考试不作弊，写论文不抄袭。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识，乃至是否拥有这样的习惯和警醒。再比如说真话，我承认有时候说真话很难，但是至少可以不说假话，至少可以沉默。

　　即使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人也是可以有选择的。推荐一本小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来》，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这是一位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在进入纳粹集中营之前，就掌握着全套的心理学知识，还有哲学知识，所以他进入纳粹集中营之后的观察和感受，和别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当人饿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于世界的感受也同时萎缩，这时候是否能够以人的眼光去打量一切，去找出自己思想感受的不同层次，试图运用语言去描述这些不同层次，能够在黑暗中写出字来，则体现了人的身份和尊严。

　　在这本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即使在集中营里你也是有选择的。比如走进一个房间去安慰别人，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送给更需要的人，比如是否能够尽量克服冷漠、克制暴躁，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我也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其中谈到在那种极端困厄的条件下，男人是否能够尽量刮胡须，女人能否找到一点水，将自己的面庞洗净，都体现了人的尊严的要求，也体现了人的选择。

　　我们一辈子很少遇到那样的极端处境，因此，我们有着更多选择的可能、空间和机会。有时候我会说，哪怕从选择我们的外表开始，拥有一个整洁的外表，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都说美要从内心开始，但实际上也可以从外表开始，这不是追求奢华的意思，人在现有条件之下，就可以将自己弄得整洁漂亮许多。整洁的外表，对于我们的内心，也是一种提示。

>>>做出选择的理由更重要

　　那些来自内心的要求和理由，对别人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靠它安身立命。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选择，每时都在选择。但选择时请务必考虑——你做出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选择时所依据的价值观和立场是什么。不管你是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正面或逆反的事情，你需要拿出强而有力的理由，将你自己说服。实际上，有时候你能给出的理由更重要。你站在什么理由上，更能够道出你自身。

　　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是因为要捍卫某些价值，保护那些不应该伤害的人、事物或者价值，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而不是因为感到空虚无聊，只能从反对中获得力量。不，我们原来有许多好好生活的理由，只是这些理由遭到轻视或者被践踏了，所以需要站出来保卫。

　　那些来自内心的要求和理由，对别人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靠它安身立命。你掂量过它，知道它的分量。只有这个理由，只有坚持这个理由，你才能与自己保持一致，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才能够肯定自身，也才能够赞美自己。当我们做出某些选择的决定，当我们与自己内心深处最为强而有力的声音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踏实，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就会觉得有一种挺起胸膛做人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令旁人尊敬而且也是令自己尊敬和看重的。

　　当然，选择不止一次。或许你选择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会落入某种境地，可能会是悲催的，可能距离自己的想象很遥远，或者是不堪的现实，怎么办？还有第二次选择，第三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依旧需要选择的理由，这时候，拥有连贯的理由，则是十分重要。没有比连贯的人生，前后一致的人生，是更值得珍贵的。

　　>>>用看得见的行为给这个世界塑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某些东西，给出它的面貌，赋予它以形状。

　　当我说“你怎样，中国便怎么样”，非常强调一个人自身的力量，强调个人的自我关照，自我修正、提升和强大。然而同时需要区分，我的这种立场与心灵鸡汤的分野在哪里？

　　心灵鸡汤的问题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只要把我的心稳住；不管世界怎样混乱，我的心是干净的，不管世界怎样无序，我的心是安静的。

　　我不认为，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面前，你只要稳住你的内心就可以了。相反，我们内心正是需要随着周围世界的扩展而得到充实和增强。我们的眼光，正是因为能够认识周围的世界而得到丰富和拓展。对于世界，我们需要有一个始终敞开的心灵，既能听到自己内部世界的声音，也能够听到外部世界的声音。

　　当我们说“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时，那个“你”，指的是你看得见的行为，你需要通过行为来说明自己的情况，表达你的内心活动。没有比行为更能够表明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想”、“我梦想”、“我的梦想”等。你的梦想需要有实现的途径，有现实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是“我行动故我在”。

　　举个例子：一个小男孩打水漂，他朝水面扔了一个小石头，于是湖心产生一点震动，水面开始荡漾起来，一圈一圈的涟漪朝岸边扩展。正因小男孩的这个举动，世界的面貌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不经意的行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的行动，会引起一系列连锁的反应，激发不同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富有灵感和刺激的开端，给这个世界塑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某些东西，给出它的面貌，赋予它以形状，增加或者减少什么。既然“你也是现实一种”，为什么你不也是“中国一种”呢？

　　这个看得见的行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场合下发生的，是在人与人能够互相看见和听见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在人们互相之间能够分享、互动的情况下，我们来到公共领域，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事务，负起共同的责任。提到“共同”的，有人就会想到“集体”的，实际上完全不是。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个人，是有着各自的经历、兴趣、爱好、利益。人们是处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运用自己不同的眼光，来关心公共领域中的事物，也是我们互相之间的共同对象。我们共同看见的某些东西，很可能是你自己用不同方式去体验的，那么这个领域就叫做公共领域，这个舞台就是亮起来的公共舞台。在这个公共舞台上，我们更能体验自己，塑造自己，也更能够汲取力量和释放力量。以这种方式，我们不仅给自己塑形，也塑造我们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站到光亮中去

　　我们需要有亮光，这个亮光源自我们自身，由我们自己带来，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中国。

　　在一个看得见的舞台上，作为个人我们感到自己能够表述，能够在现有的格局和秩序中，采取一些行动，做出一些看得见的行动，添加一点灵感或刺激，可以使现有的格局发生一点变化，犹如看到自己的一个作品，也好像小男孩往河里扔石头时河面荡漾起水波。

　　在今天，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如今的网络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人们在互相倾听与看见，其间也有各种批评、呼吁、谴责等。我们可以通过自觉意识，来增强其公共性，对于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搭建不同意见的平台，让从前看不见的得以看见，让此前听不见的得以听见，让那些本该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人或事物，让更多的人得以知晓。

　　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举动和发言，具有一种自觉性或者责任感。既然你的声音会被人们听见，你想让这个世界上多一些怎样的声音呢？如果你的意见会被别人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划痕，你希望是怎样的一些划痕呢？你所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不也正是需要你自己先做起来吗？

　　有人说，我生气了我就骂。骂有什么意义呢？与其张口就骂，不如开动脑筋，看看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和立场。骂人并不会将人带离黑暗，只是处于同样的黑暗之中，因为它不提供新的思想起点。

　　我们不应该是从黑暗中来，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黑暗之后，再回到黑暗中去。相反，我们需要有亮光，这个亮光源自我们自身，由我们自己带来，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中国。

　　我们指望中国的，也正是指望我们自身的；我们希望中国如何，也在于我们拥有怎样的自我期许。不是吗？中国拥有怎样的前景或者现实，不正是从你自己开始的吗？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为这个国家提供塑形，提供新的不同的面貌。

　　除了这句“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我还喜欢说，“有时候不需要太多勇气，只需要一点良心的柔软。”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个世界活得比我们更长久，中国比我们更长久。世间来去匆匆，我们都是过客，但这个世界本身要存在下去，中国要存在下去，不能没有明天。我们这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段路程的人们，有理由站到光亮中去，并且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光亮的东西，就像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希望前人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启迪和能够指引我们的东西。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呢？

（本文内容是作者于2013年3月26日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由本报评论记者马想斌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修订。）

 

文章转载自：华商报

毛喻原：精神的绝育

（读书笔记No.17）

    陆蜉在《“语言”支撑的帝国》中说：“人间的奇迹之一是，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把‘语言’的事业视为终生的志职。它为‘语言’而生，为‘语言’而死；为语言而狂欢，而迷醉。同时，也为“语言”而失落，而气绝。”这是指这个国家那部分识破了它语言阴谋与语言勾当的人的内心感受。

    当然，这儿所说的语言并不是语言五大模式中那两种最优模式（对应与理应模式）的产物，而是其中三种恶劣模式（错应、虚应和倒应模式）的结果。既不是诺瓦利斯们所说的诗意栖居的场所，也不是海德格尔们所说的心灵存在的家园，而是促成错应、虚应和倒应现实的材料与手段，是专门用于政治、文化、德行造假的工具。这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功能似乎发挥到了它的极致，这就是——杜撰没有的，指称相反的。正如斯蒂芬所说，国家的语言情态与国家的现实状况恰成反比。即语言等于现实的倒数。用数学的关系式来表达就是：语言＝1/现实。

    实际上，国家对语言的崇拜，其语言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拟态与反向放大效应。与其说这是一种国家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国家病症；与其说这是一种狂热嗜好，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被动选择。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无奈和被逼，是现实的堕落程度决定了语言的疯狂飙高。也许，有人也清楚，语言救不了这个国家，口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但他们相信，语言至少能够暂时蒙混这个国家，暂时糊弄这个现实。由于蒙混者和糊弄者皆属标准的无神论者、一世论者、局部掠益者，所以，他们对这种蒙混与糊弄自然也就胸无旁碍，心安理得。再说了，亏欠的东西总要求得到补偿，生活之虚，它就冒语言之‘实’；现实之坏，它就充语言之‘好’。只不过他们寻求补偿的不是企图改变生活而让生活本身变好之后的那种回报，不是改变现实而让现实本身呈现的那种祥和，而是一种虚幻得来不能再虚，黑幽得来不能再黑的语言，一种自制的语言白粉与语言大麻，语言的海洛因。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语言策略类似于一种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育。其目的是维护它肉身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转载自：毛喻原：《精神的绝育-读书笔记17》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提要：今日最没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来安慰自己。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图说：胡适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 )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 )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 )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明。

　　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是一个名词不应该有什么讥贬的涵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的文明，不过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质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对的一个贬词，我们可以不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 )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 )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徐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东方的哲人曾说：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勘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惟”，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班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远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二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澡，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Newton Pasteur以至于Edison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们且看看人类的情感与想象力上的要求。

　　文艺，美术，我们可以不谈，因为东方的人，凡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至少还都能承认西洋人并不曾轻蔑了这两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谈谈道德与宗教罢。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肯黎(Huxley)说的最好：

　　如果我对于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

　　这正是十分尊重我们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买一亩田，卖二间屋，尚且要一张契据;关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据，岂可没有证据就胡乱信仰吗?

　　这种“拿证据来”的态度，可以称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

　　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 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会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渡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功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功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排主敬，不过造成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人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仑布(Columbus)马汲伦(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变成范围人生的势力，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多大的影响。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口号。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战争，都是在这三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大革命。美国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至于南美洲诸国的宪法，都是受了这三大主义的绝大影响的。旧阶级的打倒，专制政体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论，出版”几大自由的保障的实行，普及教育的实施，妇女的解放，女权的运动，妇女参政的实现，……都是这个新宗教新道德的实际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三五个哲学家书本子里的空谈;这都是西洋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这都已成了范围人生，影响实际生活的绝大势力。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各国的”社会立法“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 )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这都是这个大运动已经做到的成绩，这也不仅仅是纸上的文章，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

　　东方的旧脑筋也许要说：“这是争权夺利，算不得宗教与道德。”这里又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蒸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的Ulysses 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们，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

　　永不退让，不屈伏。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

荣剑：价值一千元的灵魂

　　一个人自愿出售自己的灵魂，可以换回多少钱，我以前的确不知道行情。按历史形成的常识判断，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去交易，或因为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奈苟且偷生，或因为是主动输诚以换得高官厚禄。满清亡明时，晚明士林领袖钱益谦是属于前者，戍边大臣洪承畴则属于后者，从两人交易的结果看，大概也算是物有所值，毕竟拿灵魂换来的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从这以后约三百年，延安出了一个高人，在简陋的窑洞里凭一个讲话，既无暴力胁迫，又无高官厚禄诱惑，竟将无数文人作家说得口服心服，从此脱胎换骨，虔诚改造，力求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有这样的效果，讲话成了神话，每年都会有纪念，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仍历久不衰。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项活动，每年走个过场，也算正常，尽管在世俗层面，已听不到任何反响。谁料到，今年却有了变化，作家出版社为纪念讲话70周年，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这个按惯例属于体制内的自娱自乐，不经意间却在网络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恶评如潮。是什么触动了网民的神经？我是在昨晚才了解到相关信息，说实话，我的感受和大多数网民一样，震惊于文人的无耻已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竟会以如此低的价钱轻易将自己的灵魂售出。

　　事情起因于作家出版社，以这家老招牌来聚拢久已离心离德的作家队伍，比起宣传部来显然多了一些公信力。想出的点子也不错，邀请一百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每人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留下墨宝，影印成册，让买家珍藏。该书责任编辑王宝生披露，书的创意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何社长亲自写了约稿函，作了细密安排，然后由编辑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重申创作意图，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作家叶兆言在微博称，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王宝生称，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受邀请者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白刃、朱奇、冯德英等老同志不仅亲笔抄写，而且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山东的冯德英在来信中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极具创新价值的工作，相信文学界的广大朋友都会谢谢作家出版社。”对此我也相信，如果这项活动仅限于具有延安情结的老同志或身居作协主席副主席的那些作家，我想网络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类似的事情太多，已经让人司空见惯。因此，这部手抄珍藏纪念册里出现这些人的名字：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等，网民们肯定不会感到奇怪，这些人长期受惠于讲话精神和体制资源，理应站台，立场一以贯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

　　那么，在这个名单里，还有哪些人呢？摘录如下：

　　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等。

　　大概正是这些人出来为讲话背书，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按理说，上述这些人和那些党性作家一样，也都是吃体制饭的，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但人们之所以看高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还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和党的文学一起，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

　　对于这样一个不是买卖的买卖，已有人开始吃后悔药了。叶兆言在他的微博里纠结得很，感觉到丢人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的这个态度让我稍有同情，他至少还是有所反省的，以他自己的话说：“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和叶兆言相比，另一个吃后悔药的周国平，好像缺乏起码的坦诚，他应该意识到，他以往依靠制造哲学鸡汤而积累起来名声，这回可能要被这一千元砸在地上了。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成了他自责的理由，在他看来，纪念讲话，是纪念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正是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他发现，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

　　除了这两位抄写者之外，至今还没有第三个人出来公开向社会陈述他们在抄写讲话时的感受。就我本人来说，我是希望看到王蒙就此会发表什么言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对他的睿智、阅历和话语充满着太多的偏爱，他的政治人生和文学人生是如此精彩，我觉得以他的一个细胞来思考，也足以判断出这个事情的是非所在。为何会掉入这个微小的陷阱？难道仅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抑或如叶兆言和周国平那样，没太当回事？还是真的打心眼里认为毛的这个讲话值得纪念？这些猜测都不能代替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人们只能依据事实作出反应和评价。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时代，作家精神世界的集体沦陷恐也无法避免，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人们普遍感叹的是，这些作家的灵魂是不是太掉价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顾炎武，对明亡于满清有过系统总结，对明末心性之学的空疏学风有过深刻反省，尤其对士人在关键时期失去操守和气节多有鞭挞。为此，他重提孔子“行己有耻”的主张，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要求士人“有耻且格”。他最后的总结是：“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话说的掷地有声，对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其实，对于那些高明的统治者来说，变节者，不管是政治变节还是思想变节，皆是无耻之人，均不得列入正统。清于乾隆41年正式编纂《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在遭际时艰时，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实在是“大节有亏”，打入《贰臣传》，以警示后人。前面提到的钱益谦和洪承畴，均在其中，以无耻而名垂史册。

　　现在回过来看抄写讲话事件，这毕竟就是一个对讲话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不涉及两军对垒，权力更替，因此谈不上贰臣一说。但其中的道理还是一致的，关乎人的诚信、道义和气节。讲话对于执政党建立思想一律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教育人改造人和让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重要使命。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

　　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作家出版社都是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它以每人一千元的价格，以总计十万元的人民币，聚集起一支继续为讲话营造声势的浩荡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党的文学事业的薪火传承者，也有那些曾经扮演离经叛道的文学工作者，既有先锋作家，也有畅销书的超级写手，他们身份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在讲话的指引下，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他们还将走向哪里？

来源: 共识网特稿

狄 马：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

  一

翻阅苏联的文学史时，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苏联文学中后来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他们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凭着一种超凡的意志，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那么，有人会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作家的写作事业？换句话说，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在论到写作时有一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对写作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写作不是向谁交心，也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个人，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作家利季娅把索尔仁尼琴工作的书房称作“人复活的作坊”，并说“当他心里充满陌生人和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便急忙赶到书桌前，回到让死去的人复活的作坊。”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幻想《古拉格群岛》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后来因为它的微缩手稿流传到了巴黎，法国率先出版了第一卷，这座穷十年之功打造成的“人类尊严的纪念碑”才得以面世。它的直接后果是作者被逐出苏联，流亡异国20年。

当然这里面情况也复杂。有些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出版，只要他们肯按照当局的意思修改；但因为这样做有违作者的创作原意，往往遭到他们的拒绝。布尔加科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创作除了早年的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一两本小说获准发表外，晚年所有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在苏联发表，其剧作也几乎全被禁演。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等待他的只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他的书桌里常年放着一把枪，以便在被人逮捕或活不下去时自杀；但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肯按照当局的意图修改作品。斯大林曾希望他在《逃亡》一剧的八个梦外“再增加一两个梦，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他没有理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曾要求布尔加科夫将《莫里哀》一剧的着重点由艺术家的自由和幸臣的威逼，转移到表现莫里哀这位大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上，他严词拒绝。他曾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哈巴狗。”

女作家利季娅在1940年前后完成了反映“大清洗”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慑于当时的舆论禁令，没有哪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国外虽然有几家出版社出了俄文本，接着又被译成好几个国家的语本在海外流传，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苏联出版。为此她足足等了二十年。一直到苏共22大以后，也就是1962年9月她才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答应出版，并预付了60%的稿酬；但遗憾的是，政策的风向变了。不久就传下令来，说文学家还是要多谈成绩，既然党在20大、22大上已经承认了错误，并答应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还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就不用再在伤口上撒盐了，还是按时开展春播和生产要紧！利季娅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官司算是赢了：法院判出版社违约，要求出版社支付100%的稿酬给利季娅，但小说仍然不能出版。

自此，她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利季娅决定与这种有预谋的遗忘战斗。她说：“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尽管此后她失去了发表的权利，报纸杂志不准出现她的名字，甚至由她编辑的父亲的文章也因为有一条“利季娅整理”的注释而不得出版；但正如她在1974年作协开除她的会议上讲的：“在你们采取这类措施的时候，永远忘记，现在仍然忘记，你们掌握的只是现在和部分过去。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将来的机构：文学史。”结果当然是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了她的会籍。但15年后，即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了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又过了两年，作协背后的强大政权也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垮台了。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极大震撼。人们震惊的是，在“大清洗”的高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就有人写出了反映当时恐怖气氛的小说。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三七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写于这里和那时”，这话说得多么平淡，但却蕴藏着多么大的自信啊！想想我们也有类似“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如镇反，如反右，如大跃进，如三年大饥荒，如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可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是一部记录反右的好作品，但却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继绳的《墓碑》是罕见的反映三年大饥荒的信史，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写大饥荒的优秀小说，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至于写土改、肃反、整风运动、工商业改造、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小说，除了海外出版的有限的几本——可以说是写于“那里和这时”的，在灾难发生的地方——中国大陆——基本上可以说付之阙如。

是谁让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苏联仍然出现了如阿赫玛托娃、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爱伦堡、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共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我们》等光耀千秋的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作家却可以说整体趴下？他们热泪盈眶写下的那些千恩万谢的东西，为什么短短几年就沦为垃圾？为什么人家能，我们不能？比起俄罗斯作家，我们缺少什么？

二

摩罗早年有一篇名文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人民培养了俄罗斯的文学家、革命家。这话当然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巨人的成长需要更多的土壤和养分，正如一棵大树的成长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一样；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你说巨人是从人民中来的，但人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恃才能无恐”，没错！巨人要凭依人民才能变得强大，但人民又要凭依什么才能变得强大？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为什么人家的“叛徒”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我们的“叛徒”一旦被当局盯上，人民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人家有那样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说这是天生的，就像北极产白熊，南极生企鹅，水中有鱼鳖，丛林出巨蟒一样都是造化使然的话，我认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传统里去寻找。

有人说，这关宗教和传统什么事？一国国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现在是我们的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学人家的。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言论管制，但结果却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哪些因素更深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

先说宗教。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无神论”洗礼，俄罗斯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东正教在这里差不多有近十个世纪的传播史。俄罗斯作家也历来有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传统，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习经义，每个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渴念，一种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使他们活着仿佛负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而在这种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们不许死去。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中国人因为信仰观念淡薄，作家们普遍缺乏终极关怀的能力，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前与克格勃发生的第一次争执，竟是为了一个十字架。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索尔仁尼琴要求发还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说“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员不给，说十字架是金属，他们的任务是要防止他自杀。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员终于在出境前还给了他。

其次是自由传统。苏联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更是将专制独裁和个人迷信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这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加上地缘的优势，作家或普通公民收听外台，接触西方人或西方书刊的机会很多，人们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而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更远的“远东”，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没有接触西方的机会，加上历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外在的势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即使算上“五·四”传统中断的几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说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像科举时代的文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邀名利、取富贵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压力一来，甚至还没有来，就主动送怀上去。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别。

三

看俄罗斯作家、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抗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自信所震惊。殊不知离开俄罗斯近十个世纪的宗教传统、近三百年的自由熏陶，这些作家、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单独成为巨人。巨人和人民都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吮吸着同样的乳汁而分别成为巨人和人民的；巨人不过是把久藏在人民心中的愿望勇敢地说出并担当起来而已。巨人的成长需要从人民那里获取丰富的资源，但如果人民自己都吃不饱，还怎么供给巨人呢？巨人只有自己把根扎在渊深的土里，向上生长，而无权要求人民分给他阳光和空气，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不能指望小花小草供给它营养一样。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巨人叫安泰俄斯，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在现在刚刚推翻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凡与他摔跤的，都被他摔死了；但他有个秘密：只有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接触大地能使他从母亲那里获得无限的力量。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把他举到空中扼死了。俄罗斯的巨人们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一样，力量来自俄罗斯的土地。他们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的脚踏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他就能从俄罗斯母亲那里获得战胜敌人的力量。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是上世纪20年代苏联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对各门艺术都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创办了当时最好的杂志叫《红色处女地》，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连左琴科都是它的作者之一。斯大林爱看歌剧，每次去都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实际上是想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的博雅，而伏伦斯基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父亲就是个神父，当导师和领袖打电话说：“一起去看《包里斯·戈杜诺夫》”，他去了，但去了以后却本着一个神父之子的良知说话，不肯做导师和领袖的应声虫。导师和领袖很生气，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大概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的新沙皇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只要他低低头，就能重新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伺候；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气坏了，下令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就又回到了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均无结果。最后一次是这个神父的儿子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领袖去看他，逼他在死前悔过。“见鬼去吧”，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气力对他说，然后死了。

像伏伦斯基这样决绝的人当然是少数，大部分人考虑到事业前程、妻子儿女都难免恐惧。比如，和其他几位诺奖得主相比，帕斯捷尔纳克就是比较软弱的，但到了事关生死的原则性问题上，这个天性柔弱的诗人仍然表现出了美术教授和钢琴家的儿子良好的人文素质。据他的第二任妻子吉娜伊达·尼柯拉耶夫娜回忆：在1937年大清洗的高潮中，有一天大白天来了一个人，征求作家签名，表示拥护判处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死刑。来人没有不敬，只是奉命行事，但帕斯捷尔纳克怒不可遏，冲到此人面前，大声嚷道：“要签名，得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应该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我对他们则一无所知，我没有给予他们生命，也无权剥夺它。只有国家才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不是个别公民。同志，这可不是签署一张剧院入场券，我无论如何不能签名！”这时，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见此情景吓傻了，求他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就签个名吧！他回答说：“将要出生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另一种观点的人的孩子，我不要，死就死吧。”当时正值大逮捕的高潮，仅他们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就有25位作家被捕，但他似乎完全忘了这回事，推开惊呆的妻子，冲到此人面前说：“就让那种命运也轮到我头上好啦，我完全情愿死去。”一边说，一边把那人赶下了楼。

这事传开以后，作协主席斯塔夫斯基把他叫去，希望他好好考虑一下，签个名。他回答说，要是签了名，那就等于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宁愿死在别人手里。他的妻子知道后十分害怕，就干脆把他的衣物都装在箱子里，彻夜不眠，等待克格勃来敲门。可他却像个婴儿似的酣睡，仿佛门口的箱子是为一场旅行而准备的。后来克格勃没有来抓人，斯塔夫斯基解释说，因为编辑的“错误”，他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在签名簿上了。

这当然是妻子的回忆，因为崇拜丈夫，细节上有夸张也有可能；但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见于好多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使人信服了。

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写诗讽刺斯大林而被捕。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正住在沃尔洪卡，曼德尔施塔姆也常来他们家，但他们的关系处得并不好，尤其是主妇吉娜伊达很不喜欢他，觉得“曼德尔施塔姆仿佛一个任性的美人，自尊性极强，又嫉妒别人的成功。”跟帕斯捷尔纳克说话，态度傲慢，好像老师教训学生。家中举办诗歌朗诵会，总是没完没了地朗诵自己的，不给帕斯捷尔纳克机会；但听说他被捕，帕斯捷尔纳克立刻找到《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求他向斯大林说情，释放曼德尔施塔姆。布哈林当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尾提了一句：“帕斯捷尔纳克同样不安。”一天，女邻居突然跑来告诉吉娜伊达，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要找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公共住宅，所谓公共住宅，就是每层楼上住着几家人，除了卧室分开，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只在楼道里装一部公用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拿起电话，才知道打来电话的人是斯大林。他说，抓曼德尔斯坦姆，他感到很吃惊！斯大林告诉他将重新审理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并假惺惺地问他：为什么不营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斯大林的朋友，斯大林就是跳墙也要去营救。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我不营救，你未必能知道这桩案子。斯大林又问：你为什么不找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协会1927年后便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说，他很想同他见一面，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问，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回答，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回答，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曼德尔施塔姆果然释放了，流放到了气候温和的沃罗涅日，这在当时算是较轻的处罚了。帕斯捷尔纳克也因为电话设在楼道的原因，名声大噪。整个莫斯科都知道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过电话。作家协会对他的态度亦为之大变。到作协的食堂里吃饭，不仅有人给他开门，脱大衣，请一些穷朋友吃饭，食堂还给他免了单。

   四

读这些作家的行传，你有时会想：是不是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格外宽容，或者是由于这些作家名气大，政府不敢动他，才使这些作家如此“放肆”？但最终你发现这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日瓦戈医生》写完后，帕斯捷尔纳克把稿子寄给国内的《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但两家都拒绝发表，哪怕按照他们的要求删节也不成。意大利出版商费里特利奈里将手稿拿回国内出版，很快就被译成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在国外流传，并于195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政府恼羞成怒，立即将其定性为“反苏小说”展开批判。他们除了向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讯问手稿的流传情况，还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着标语牌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地游行，牌子上写着“犹大滚出苏联！”并于获奖四日后将他开除出作协。帕斯捷尔纳克不愿当面受辱，写了一封信给开除他的主席团。他说：“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苏联政府不理睬他的愤怒，他们将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开除，派克格勃的密探在他居住的楼梯口跳舞。为了掩人耳目，这些特务竟穿上女人的衣裳大摇大摆。

这还不算，听说在他们的家里装上了窃听器，他和家里人说话都得“俯首帖耳”。每天都想着怎样把重要的资料和手稿带出去，重要的信件则偷着烧掉。在最紧张的时刻，中央委员会竟给他派了一位“女医生”，住在他们家里一个月。家里人都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为了不被驱逐出境，他先是给瑞典文学院发电报，声明放弃这份该得的奖金，最后还被迫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恳请对我不要采取这项极端措施。”两年后他便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寓所中孤独谢世。

比起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遭遇当然要严酷得多。

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由于作战勇敢，升任炮兵连长。后来在给一封友人的信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斯大林，被苏联反间谍机关逮捕，判处8年劳教。苏共20大后，他因为率先写了反映苏联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迅速走红；但随着《癌症楼》、《第一圈》在国外出版，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大变。他们先是命令梁赞作协开除了他的会籍，随后在他的住处和朋友家到处查抄他的手稿。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们更是如影随形地监视着他的几乎所有生活。有时他们化装成房屋租赁社的来敲门，有时又说是宣传站的宣传员要送资料，有时又说楼下漏水要进来检查……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叫戈尔洛夫的工程师，是索尔仁尼琴岳母的同事，有一天到索尔仁尼琴的住处去取一个修理汽车的配件，主人不在，却发现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在别墅里搜查。搜查的人把他抓住打了一顿，打完后还要他作出保证：不把看到的事讲出去，尤其是不能告诉索尔仁尼琴；但这个勇敢的人出来后就把事情讲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立即向国安部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结果是戈尔洛夫被解除公职，被迫离开俄罗斯。

在家不得安宁，外出活动更是有“专人保护”。1971年12月，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去世。在安葬仪式上，索尔仁尼琴不仅神出鬼没地闯进了会场，而且西装革履地在第一排就座。安全部顿时如临大敌。他们立即抽调特工在会场布控，其中一个拿着对讲机向上峰报告：“他来了。场内我们的人有100名。”告别仪式结束后，大家扶着灵柩到了墓地。索尔仁尼琴铲下了第一抔土，特务们不敢轻举妄动，但一直远远地注视着。后来随着《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这种秘密的监控就变成了公开的“保护”。他们有时干脆就在楼下设一个点，每班五六人轮流站岗。主要任务是盘问进出他家的人，闲了就不停地往他们家打电话，直至将索尔仁尼琴逮捕并驱逐出境。

    五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后，就一直处于公开或秘密的监视之中。她回忆说，每个进她家楼门的人，一到楼梯口，就有人问他到哪儿去？如果客人不回答，他们就追着客人一直送到她家门口才罢。有一个英国女人的遭遇最令人称奇：她是俄国人，但常年住在英国，不会讲俄语。因而当开电梯的问她找谁时，她比划了半天也讲不清，就自己按了电钮。开电梯的一看层数，大惊失色，立刻摆了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POSE，横在电梯门上。英国女人一看大事不好，就推开她，飞奔着往楼道里爬。利季娅住在六层，英国女人一层一层地爬，开电梯的就一层一层地追，一直追到她家门口。花容失色的英国女人跑进她家，气喘吁吁地说：“我看过很多追捕电影——乘汽车、飞机、骑马、潜水艇、摩托艇、快艇、轮船、直升机追捕罪犯的，但开电梯追捕还是头一次见。”

至于秘密警察趁他们家没人，撬开门搜查；或打骚扰电话，监听她和别人的谈话；威胁与她来往的朋友；更是家常便饭。更绝的是：利季娅的视力不好，写东西必须用一种特殊的黑水笔才能看清，但莫斯科的商店里缺这种货，于是只好委托国外的朋友购买；但不知是哪位领导认为这种笔会危害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因而命令管进出口货物的官员，用剃须刀将这种笔的笔尖削掉。这样，利季娅收到的外国黑水笔就再也不出水了。

通讯检查也是极权统治的惯用伎俩。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人该收到什么信，收多少，在什么时候收，都是由领导决定的。利季娅从国外收到的信，有时一下能收到几封，有时又几个星期收不到一封。收到的信七扭八歪、残破不堪倒还罢了，神奇的是，有时会把信装错。1975年10月，她的女儿叶连娜收到两封信：从邮戳和笔迹上看，一封是列宁格勒来的，一封是高加索来的；但打开一看，奇迹出现了：列宁格勒来的装在了高加索的信封里，高加索来的又装在了列宁格勒的信封里。除非是高加索的朋友跑到列宁格勒，商量好写信，写好后不约而同认为有必要借用对方的信封；否则，只能说明负责检查信件的官员太马虎。

尤其是到了这个政权垮台前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利用作协开除作家越来越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低劣，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1974年4月25日，文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埃特金德被开除时，来自克格勃大楼的秘密警察也参加了作协书记处的会议，而开除他的直接证据正是来自克格勃的监听资料。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这一点每个苏联作家都知道；但这种公开的“联席办公”、“资源共享”还是头一遭。更令人惊奇的是，当列宁格勒作协的第一书记霍洛波夫当众宣读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监听资料时，所有与会作家没有一个觉得有什么不对。“克格勃监听到埃特金德1969年与索尔仁尼琴见过面……”在“审查材料”中还发现，埃特金德教授竟然劝说犹太裔的年轻人到以色列去。因而，人们不但不应该谴责克格勃对作家的秘密监控，还应当感谢他们。你看，要不是克格勃人员在五年前就盯上他，谁知道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还会干出什么事？

尽管这样为所欲为，主管部门还是很头痛。因为不论开除，还是暗杀都不能阻止作家利用小说“反苏”；相反，他们把开除当成一种“深入生活”，把参加开除自己的会议视为一次“创作出差”。弗拉基莫夫在1977年被开除时，甚至说不是你们开除我，而是我开除你们。“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这是作家们最后的吼声。当这吼声最初只是从知识分子口中发出时，人们还感到有些异样，甚至有些恐惧，但仅仅过了14年，当这吼声传遍了俄罗斯，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也听见了它的回声，那里的囚徒都知道“谁拥护人民，谁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据说坍塌的时候，总统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哪怕是它的受益者。总统府圆屋顶上的红旗被降下来时，没有任何人来送行。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就这样默默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012年1月31日～3月9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转载自：狄马博客

沙叶新：平反「六四」之可能

种种迹象显示严控六四已有松动，「十八大」习李顺利接班之后，地位得以稳定，权力得以巩固，平反「六四」便有可能摆上议事日程。

●1989 年上海文化界支持北京学运的示威游行。
右起：沙叶新、徐中玉、白桦、王若望、戴厚英。

四月八号中午在北京，九十一岁的何方先生宴请我，说：「今天聚会，一为沙叶新来京接风洗尘，二为提供机会让大家说笑。」被邀者还有李锐九十六岁、张思之八十六岁、蒋彦永八十一岁、邵燕祥八十岁。我、杨继绳、章诒和、贺卫方等六七十岁的人都属小字辈了。我何能何德，惊动如许前辈和名家，我受宠若惊，感动至极。

正如李锐诗句所说：「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这次重量级的餐会，在一饮一啄之间，诸前辈无一不纵谈「朝中事」，众贤人皆争先月旦今君臣；某老要为薄敬酒，某贤要为王设宴；这个说狗急跳墙咬主子，那个道大水沖了龙王殿；大家喜的是：死水始有微澜，黑幕幽光初显，华夏将有所变……

捍卫悲壮歷史记忆的二十三年

席间最敏感的一个话题是「六四」。某贤问某老，「十八大」期间，「六四」能否平反？某老说不大可能。某老如此慎言，可能是考虑目前政局虽有所改观，但各派势力仍在明争暗斗；越是临近「十八大」，越是拼死一搏；尽管民主派暂时得势，但变数甚多，结局难料，现在还无法料定谁能笑到最后，所以「六四」平反一事还很玄乎。

现「六四」又至，缅怀英烈，遥祭冤魂，满腔热血又沸腾，我以为，「六四」平反并非遥遥无期，在可见之将来即可实现。这是因为：

一、中共为了逃避罪责，消除民间记忆，将「六四」一事，竭力迴避，媒体上不登，书籍上不提，课堂上不讲，党史上不记。每逢「六四」周年，既不敢纪念镇压之「功」，又不敢面对抗议之声。好像一九八九年根本就不存在六月四日这一天。中共善于篡改歷史，而今又悄然消灭歷史！

但是「六四」二十三年以来，人们始终在重温这段歷史，一直在捍卫自己的记忆。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从未停止对当局的控诉；在香港，每年此日必有示威游行；在美国，全美学自联年復一年都点燃幽幽的「六四」烛光；在世界各地，「六四」悲壮的腥风血雨，总能激发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

遥想「六四」当年，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举国怒吼，世界震惊。这怎么会失忆？怎可能被忘记。「六四」那一代人还健在，歷史那一页仍深刻；屠夫们自己就从未遗忘「六四」，半夜都会在梦中惊醒！他们知道，亿万人脑中的记忆，比「六四」屠夫手中的枪炮更具杀伤力。那是更直接、更现实的「围观」，比网络的「围观」，更让屠夫们惊恐焦虑。

作者到北京领奖，资深的苏联问题与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接风。老朋友聚会。
前排自左向右：2 沙叶新、4 李锐夫妇、5 何方、6 张思之。
后排自左向右：2 蒋彦永、3 杨继绳、4 章诒和、5 邵燕祥、6 贺卫方。

所以屠夫们为了卸下沉重的歷史包袱，为了摆脱可怕的梦魇，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有所让步。首先他们对「六四」的定性已从「六四反革命暴乱」，退到「六四动乱」，再退到「六四风波」，直退到「六四事件」，已经主动地一步一步地消解敌意。尽管这是被迫是，是无奈的。

继而又在去年，公安部门多次上门和「六四」难属谈判，提出经济赔偿，虽然谈判被难属坚决要求首先公布真相、政治平反顶了回去，但是这样的谈判显然是一种和解的姿态，表现了一定的诚意，也透露出平反「六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哪怕是一点一滴，也应珍惜。

当局对纪念六四的微小松动

二、今年四月清明之后，我在北京，给丁子霖打电话，问她，清明祭扫「六四」亡灵还有无阻碍。她说：「还好，在墓园，虽然仍有公安的监督，但态度比以往和善，甚至还主动帮我们清洗墓碑，帮我们用油漆涂写墓碑上剥落的名字。」我问以往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她说：从未有过。

这一「和善」的姿态，当然不应仅仅视为个别公安人员的同情心所致，也不应简单看作他们为日后形势的可变而预留后路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或默许，他们绝不可能在公开场合会有如此「善举」。

这一举动虽然细小，但意义又非同寻常。见微知着，任何风向之变，都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东风？或是南风？当然还要政治风向仪的准确认定，但至少这风不是冷冽的西北风吧？借用毛诗一句：「大地微微暖气吹」，是耶，非耶？拭目以待。

三、今年四月清明，赵紫阳的故居，突然进来二百多人，祭奠前总理。据说，有各地访民，有异议人士，有復员军人，有离退干部。他们未被阻拦，未被驱赶，使得来者大为惊喜。

在赵紫阳被免职、被监控、失去自由的十六年中，只有极少数同乡和故旧，经过审查才能进得赵家大门。二○○五年赵紫阳去世后，理应解除监控。可是虽然人去楼空，人已无可监，楼仍依旧控，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奇闻！

赵家大门打开、渐露春天曙光

需知，赵紫阳是因为反对「六四」屠杀而被免职、被软禁的。他已和「六四」密不可分，联为一体。他是「六四」祭案上的牺牲，是「六四」不倒的战旗。他的居处，他的楼宇，也已是政治改革的象徵，是民主自由的圣地，屠夫们怎不满怀恐惧！

可这方被禁的圣地如今为何可以自由出进？学运领袖徐志强在拜谒紫阳故居之后，留言四个字：「春天到了！」他欣喜地认为是因为平反「六四」的春天已经到了。可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时则说：「不太可能。」

我不像徐先生那么乐观，也不像王女士那么悲观，我以为赵紫阳故居大门的打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信号；它打开了大门，也同时开启了「六四」的小窗，增加了平反的可能性。以往大门内曾幽居紫阳，而今小窗外渐露曙光。

四、今年的政治局面较好，极左派失势，民主派小胜。相对而言，要好过往年的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今年，温家宝再次重申政改，多次放风要为「六四」平反。「六四」屠杀的共谋者李鹏，前几年还出版日记为自己罪行辩解，今年则无声无息，龟缩起来。「六四」得益者江泽民，虽然期望维护「六四」原先定性，但他来日不长，已难发力。党外，平反「六四」的民意自不待言；党内，平反之声也不再孤立。即便目前这一届党中央未能完此重任，相信未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也会顺应现时的民意和党意，把握「六四」这张牌，打好这张牌。这是极好的政治资源，无一害而有百利；谁上臺谁都会视为珍宝，定会把这沉重的歷史包袱，看作是前任留下的大礼。

拖延太久将会变      平反为造反

只要不是白痴，谁都知道「六四」一定会平反，连当年参与过「六四」屠杀决策的杨尚昆，也有过悔悟。中共执政以来，制造了多少冤案，不是都平反了吗？「六四」也不会例外，只是迟早问题。但早比迟好。

「六四」已经奄冉二十三年，平反之事实在拖延太久。没一个冤案这么多年还不昭雪。千万不要把普通民众的耐心等没了，不要把知识精英的耐心等没了，不要把党内改革派的耐心也等没了，到那时他们就将联合起来，不再是平反，而是造反了！

如今中共危机四伏，民心不向，官员贪赃，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如果此时此刻能在处理薄王之后，不失时机地以平反「六四」来启动政治改革，大力整党，痛改前非，实施民主，重聚民心，兴许还可以还权力的合法性于万一。就像一九七六年解决了「四人帮」之后，及时清理冤假错案，为千百万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民众平反，顿时，中共的威信大增，形象大为改观，很快就恢復了合法地位。否则就真的要分崩离析，呜唿哀哉了！

五、平反「六四」的可能，何时变为现实？我以为「十八大」以前此事难以实现。目前的头等大事是如期开好「十八大」，让习李顺利接班。「十八大」之后，习李地位如果得以稳定，权力得以巩固，方能将平反「六四」摆上议事日程。到那时，这个以前说难极难、如今说易也极易的「六四」平反，便易如反掌了。

最后我要说，政治没有必然，只有可能。我在这里讨论的仅仅是可能，但愿我又一次地有幸而言中。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夜

转载自：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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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母亲的自杀

母亲的自杀

周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转载自:共识网 （转自铁峰山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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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下）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转载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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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

胡适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0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九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 

“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想着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69岁的胡适 发表于1959年3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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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终生反对派”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终生反对派”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梁文道

最近几年中国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学术的讨论，这些讨论很快的就会变成一些很激烈的争论，而这些激烈的争论在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一些围绕一件事，围绕着一个人，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而这些派别里面就会有种种的对立，这种气氛常常让我觉得很无聊。比如说最近大家还在关注的方舟子跟韩寒的争论。我说这个争论有点无聊，很多人以为我在冷嘲热讽。不，我非常严肃的说它无聊，而不是在冷嘲热讽。并不是说这个讨论双方的论战本身无聊，而是这个论战引起的一些氛围跟后果无聊。例如说方舟子，虽然有时候我不能够完全同意他的某些观点跟他有时候纠别人错，但是原来他自己也有不正确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承认，这不重要，这是之为细节，重要的是方舟子很了不起，他做了非常多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世道的打假工作，真的是让人看到这是一个求真的科学斗士。

另外一方面，韩寒过去几年写了很多甄贬社会时弊的文章，尽管我不能够完全欣赏他的小说创作，跟他的后来的一些的言论，但是光看他过去几年做的事，也让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简单的否定他，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必要为了二者的争论就形成了，好像你要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好像要不就是全盘否定这个人，就得全盘赞成那个人，我们有必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性格本身就有的一种，你也许可以叫做是缺陷吧，使得我当年在读胡适的时候，就特别觉得心心相印，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总是不肯轻易的去站队，总是不肯轻易的去否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主张。在他看来，好像凡事都可以再商议，凡事也都应该有保留。这样的态度就让人觉得胡适总是个很温吞的一个人，但也因此他这几年在大陆，为什么开始很多知识界的朋友喜欢他呢？就是他这样的态度仿佛是今天中国大陆特别需要的一种态度。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谈这本《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里面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叫《胡适致陈独秀》，我们知道胡适跟陈独秀当年是发动文学革命的战友，后来两个人在北大共同推动了很多文化革新的运动。在这篇文章前面的题解里面，这本书的编辑潘光哲他就说，后来胡适领导中国共产党推动共产党革命，然后成为了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跟胡适分道扬镳，但是两人政见虽然不同，友谊基本保持不变，原因所在正如胡适在信里面提到的，他们同持共向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彼此还能相互容忍尊重。但是，他们在书信里面谈到1925年北京有这么一家报馆叫《晨报》，被群众烧毁这个事件的时候，胡适就觉得不能够同意陈独秀的态度，于是写了这么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他一开头这么讲：“独秀兄，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燃烧晨报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然后他又讲：“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然后他又提到：”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个阶级专政的人。“他指的当然是当时还是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他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你们已经不相信‘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然后他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他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大家想想看，那时候是古文派跟他们主张白话文革命的这帮人简直是水火不利，应该是互相视为仇雠才对，然而胡适却说出当时要签名救陈独秀出狱的竟包括这些古文派的大将。他说：“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感觉这个黑暗社会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是一个仁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般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这是胡适的一个讲法。

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胡适又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说到这个对当时的种种的容忍该怎么去容忍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后面我们看到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回顾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因为陈独秀后来我们知道，他虽然做了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但却被开除党籍，但是国民党又抓他坐牢，却是为了他早已不再拥有的这个身份。1937年陈独秀出狱，忍受贫病流离的生活折磨，重新反省自己过去的一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他的最后论文跟他的最后思想。胡适是直到1949年的时候才读到他老朋友的这篇文章，他就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感动，他觉得他朋友的看法已经完全变了。

然后他提到，陈独秀就说到，当时他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都应该要谈到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结党结社的自由，能不能容许反对派的存在，我们是不是无参政，不纳税，法院以外机关没有捕人权，工人有没有罢工权，有没有思想宗教言论的自由。然后胡适回顾他老朋友这一生，又看到陈独秀在他生前最后的几封信里面也提到了胡适，他说：“适之兄曾经说我是‘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逼我不得不如此也。”胡适接着说：“因为他是一个‘终生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转载自:民主中国

冉云飞：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冉云飞

 冉按：这是应《人物》杂志纪念王小波十五周年专辑而写的短文，已刊于该刊今年第四辑，故持全文载于敝博，以便大家关心王小波和在下者观看。2012年4月17日19：40分于成都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了。他所写的文章与林达的著述构成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王小波明白、有趣、幽默，于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益，甚至使不少人有“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的先着我鞭的快感与心契。


我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甚至算不上他的忠实读者。我只读过他的随笔杂文，而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整体评价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现实永远比小说来得更有想像力的土地和时代，国人至今还没有创造出配得上这苦难大地的佳作。我想王小波的小说也许像有些读过它的人所认为的一样不错，但离成为配得上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但王小波的随笔杂文却算得上非常好的文字贡献，这些不多的贡献，不仅使大家知晓王小波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更接续了由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开创的平和理性、明白有趣的说理传统。这个传统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涤荡，如批判胡适运动及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已经使得许多人不知怎么说理、如何争论了，于是大肆谩骂、胡搅蛮缠、逻辑混乱的文章和言论流行，并俘获了许多人的心。不特如此，在丧失平和说理的同时，还丧失了有趣幽默的情感与智慧，这真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事实，可是有不少人将此视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学问的抄袭，没有原创，没有思想；写文章的人，老套八股，被意识形态大词所捆缚，不知逃离，还自得意满地在粪坑中歌颂这粪坑是多么举世无双。独独王小波从粪坑里跳出来，发现那些真实有趣的生活与事物，并用明白有趣的文字将其表达出来。


王小波不仅让大家学会思考，而且让人觉得真正的思考是件美好的事。真实地思考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虽然不乏痛苦，但仍然值得为此努力，因为真实地思考的确是一种乐趣。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事实上，有不少人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有真实澄澈的思考能力，而是因为他脑子成了一锅浆糊，丧失了鉴别和思考能力，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当作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是一种不幸的痛苦，但这痛苦的质量却比较低，因为它不会化为不痛苦而对人生有所增益。它只会增加痛苦，最终以至麻木消沉，人生因此而丧失生趣，只等了此残生。有些人清醒后更多的是无理智的愤怒，在思维上去做自己反对之人的俘虏，成为你所反对之人的思维复制器，在语言上成为你反对之人的应声虫。如此一来，你就容易被仇恨所束缚，为你应该抛弃的陈旧思维所围困。即便你再反对，也永远走不出那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成为无趣人生巨大绞肉机上的牺牲品。思维是有乐趣的，但要获得真正思考的乐趣，要能从六十多年来沉重的意识形态大词里突出重围，却并不容易，王小波是其中少数成功者。


有很多人生时没有尊严，死了更默无声息，惟独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发声的人，将会永远被人纪念，王小波将会进入永远被人纪念的行列。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王小波无疑是个人物，而一些人既不是人物更不是东西。如果说王小波对我有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不仅要知道思维的乐趣，平和理性、有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而且一个人还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一个人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那苦难就是白受了，那苦难还会像魔鬼怨魂一样纠缠着你，使你不得安心，无法得到做人的尊严。王小波那代人几乎都受过被捏成泥团的“上山下乡”之苦，但真正配得上这苦难的人却不多，因为有不少人还“青春无悔”呢。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墓地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愧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我为自由与有趣的生活努力过，现在该你们了。那么我们的墓志铭也许可以共有：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2012年3月12日上午于成都


转载自：冉云飞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