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转载自：共识网

野夫：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

编者按：著名作家野夫著有《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等作品，2012年散文集《乡关何处》荣登2012中国娇子新锐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作家。6月8日，野夫先生应邀来到中欧校友读书会，进行了主题为“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的演讲，内容视野开阔，展现了不同社会景象。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将这次演讲奉献给广大读者。

鸣谢中欧校友读书会微信群，欢迎关注微信：红枫书叶，ID:xiaoyoudushuhui。

以下为上半部分实录：

野夫：各位朋友，周末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交流一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江湖”这个词呢，最初源自于庄子。他是相对于庙堂，也就是朝廷来说的，泛指广大的民间。庄子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这个江湖就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真正赋予江湖精神实质内涵的是墨子，因此我们今天就先从墨子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江湖”这个词实际上是被污名化很久了的，一直遭官家打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是指隐约传承在民间的道统。清朝有诗人说——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说的正是这样的一辈草根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体制化”已经无孔不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和身边依旧还有一个江湖。在这人心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古老的善恶是非，永远在口耳相传的天良守则中，酒旗张扬。

我们为什么说墨子精神是江湖的始祖，是相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的思想代表着庙堂，代表着朝廷，而墨子思想代表着江湖，代表着民间，而且墨子是一个行动派。墨子的主要思想大家知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他的主要价值观。你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人多抢劫人少的，不能因为富贵去侮辱贫穷的，不能因为高贵而在贫贱的人面前傲慢，不能因为你狡诈去欺负愚氓。墨子的第二个思想是“兼爱”，第三个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大欺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就是义气的“义”，义这个字是江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道家的是“道”，那么墨家的就是“义”。至今的江湖社会都是以“忠义”二字，为他们的第一守则的。

形容墨子的一个重要的词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披头散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要有利于天下。他自己称自己是北方的“鄙人”，就是粗人，这个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且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早形成社团并行动的始祖。墨家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头目叫“钜子”，墨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社团，他们除了练武功，还发明一些守城的机械装置。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科学技术据说还很先进，能够很有效的阻止敌方的进攻，因此墨家经常组织帮助弱国，扶弱抗暴，帮弱小的国家守城。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去帮宋国守城，一下死了七十多个人。这个宋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殉葬。所以说自战国以来一直到汉初，墨家这一派是很茂盛的。所谓的朱家、郭解，都是墨子的徒子徒孙，朱家、郭解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侠客。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中，游侠精神，游侠之士都是一个非常高度肯定的人群，所以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除了为帝王作传以外，还专门作了《游侠列传》，而游侠不就是社会上的类似于荆轲、高渐离这样一些屠狗之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好打抱不平的勇士。

韩非子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是以自己的武功和勇敢去违抗统治者的一些禁令，因此在墨家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的一些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以侠义为精神的墨子之流，必然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到了汉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专制思想的提出，这加剧了墨子墨学的消亡。在战国那个时代，墨家是唯一可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儒家是为统治服务的，而墨家是为整个民间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种分庭抗礼的一种状况。木心说“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生、平等、博爱的先驱。”

简单地划分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庙堂和江湖，庙堂就是属于朝廷，属于统治者。江湖就是属于民间，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江湖，实际上就是来谈谈民间道统的一种传承。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庙堂和江湖就是两个世界。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像墨子他们要直接发起行动，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就是我们古代的隐士。不管是墨家游侠子弟，还是消极的这些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走江湖”这个口头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经常戏称自己是走江湖的人，走江湖这个说法，其实宋朝元朝以来，是禅宗的一个口头禅，叫“走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宋元以来禅宗在佛教里面发展最多影响最大，而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往往隐居在江西、湖南的深山中间，当时全国那些很多修禅宗的和尚，都要到江西、湖南这些名山里面去拜访这些禅宗的高僧大德，这样这些往来全国的和尚们就称自己是走江湖的，走江西、湖南的。

虽然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江湖社会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这种江湖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隐隐传承，从来没有断过。到了明代，大家知道商业在明代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业发展形势好了必然带来很多游商、坐商。坐商就是坐在本地看门面的，行商就是跑单帮的，也包含现在搞物流货运的。这样的商人多了，这个民间社会开始发育。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游民多了，游民多了他必然要慢慢形成自己一个行帮，各行各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民间组织，用现在的话来说各种行帮的诞生，也就是商会的概念。他这种行帮，兼有一定秘密社会的特征，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一些报价方式，有他们的接头暗号。因为每个商人出远门，尤其在古代那个时代，希望得到当地的朋友帮助，因此需要每个人组织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感，因此在明代的时候各种行帮、各种民间组织开始产生。比如石匠、木匠他们可以有一个行帮，因为石匠、木匠他们都是奉的同一个始祖，就是鲁班。鲁班既是石匠也是木匠，就是修赵州桥的。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石匠木匠他们拜的老祖也还是鲁班。铁匠也有铁匠的始祖，剃头匠也有剃头匠的始祖。

多数的行业都在历史中去找一个自己的始祖，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些这个行业的基本规矩，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大家到各个地方拜码头的时候，都会行使自己那一种交接方式，这就是他们内部的暗语。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比如在武汉，卖鱼的，河鲜行，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一套秘密暗语，一种报价方式。包括乞丐，乞丐有“丐帮”，这并不是武侠小说虚构出来的，丐帮是一直都存在的，包括现在当代社会丐帮都是存在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丐帮大会，实际上民间也有，我参加过几次，也看到了他们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广大的民间的各种自发组织，最初是以商会行帮为主要特色，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组织开始向一种政治组织转变。像明末的一些遗臣，以郑成功为主，逃 到 台湾的这批，因为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要恢复大明江山，他们在偏居台湾这一带的时候，想到为了团结弟兄们有组织的抵抗所谓的外族侵略，当时最初 在台 湾以军队为主成立了天地会。天地会为了向内地渗透，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派了一批弟兄登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洪英，是最有贡献的郑成功的部将，洪英 他们在 内地慢慢发展，天地会在内地发展的这一支派，就是大家知道的洪门。

洪门的弟兄到大陆来做一些游击战，对清朝进行一些反抗，作为一种秘密的帮会组织，他必须有很完整的一套制度，那么由洪门又派出兄弟，去当时清朝的主要粮道 京 杭大运河，当时漕运负责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为了打入整个漕运团队，就派了三个兄弟到漕运组织里去帮清朝运粮食，这个叫漕帮，后来就是清帮。洪门最 初的 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电影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陈近南，他从台湾派过来就到了四川的雅安，建了一个山头，这就是整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帮会——哥老会的源头，后来又叫袍哥。

也就是说在清初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江湖社会最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且在清初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家对满人有着很深的反抗情绪，所以说这种政治组织，在清初的秘密社会里，很快的在底层人中形成了串联。

但是到了清中期，由于最初的那些政治人物都慢慢的消亡了，人民的仇恨也渐渐的随着一代一代老去，新生的一代慢慢的遗忘了，因此帮会到了清中期的时候，实际 上 他的革命性就开始退化，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的组织。他与统治者不做一种硬性的抵抗了，大家自己抱团打天下，而且这个打天下已经不带有政治目的了，而是弱势者为了自己团结不被他人欺负。

无论洪门、青帮、哥老会，这是当时的几大民间社团。他们虽然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但到了清中后期，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是半公开身份的，朝廷也并不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发现他们是在维持各个地方秩序，这样的秘密社团和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革命组织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边缘生存方式，比如说赌博、娼妓、行业垄断、欺行霸市，这个是在各个国家、时代都存在的，这样一些边缘化地区，政府的手插不进去，普通守法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参与进去。这样一些边缘地区，就是社会民间组织和秘密帮会他们插手掌控的一些地方。那这些领域你不能把他说成是纯粹的犯罪组织，秘密社会和犯罪组织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犯罪就是打砸抢偷盗绑票等，但是真正的江湖社会，他们章程严格规定了几不准，很多纪律你拿到现在来看，完全可以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 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到了清朝后期，革命党兴起，在孙中山领导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深深知道江湖社会的作用，于是他必须要借助于江湖力量， 他自己在美国专门加入了洪门。所谓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的致公党，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叫致公堂。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在海外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的募捐主要是靠这些江湖社会的力量。在革命党这一支力量里面，有很多会党，同盟会，兴中会等，都在清末秘密准备革命中间形成互相联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 命、新军造反、宣布独立，实际上都是帮会组织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结束中国的帝制，江湖的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牺牲了众多弟兄，花费了大量钱财，这样 才有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由于中华民国的诞生与帮会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到了民国的时候，帮会就可以合法化存在了，在整个民国帮会都是合法化的。大家知道的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民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袍哥，很多军政两届的大佬，商人都是江湖帮户组织里面的人，更不要说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江湖大佬都是合法存在的，都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是党国要人都愿意结交的对象。

当共产党开始起来，1927年公开跟国民党分裂，开始武装起义，走到武装革命的路上，他们也知道要利用帮会的力量。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帮会子弟，大家知道的贺龙，他是湘西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这都是有历史资料准确记载的，像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也是加入了青帮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是帮会身份的， 包括红军长征中间，兵源损失很大，很多袍哥子弟因为老大号召加入也都加入了。

1950年之后共产党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其中这个运动当中有个分支叫消灭反动会道门，就是一统江湖，剿灭整个原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江湖行帮，整个民间组织全部取缔。其中的大佬，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普通的会众要求限期到政府登记，宣誓不再参加帮会活动，监督改造。所以到了1950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基本被摧毁，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完成了体制化。任何的民间组织在1950年之后都不复存在，必须要产生的组织，那也由国家政府设一个部门来取代。比如工会、农会、妇联、工商联，以及我们今天的各种官办协会，包含红十字会——连社会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都要由政府变成一个部门来领导，这就叫体制化。完全体制化之后，民间的道统受到了巨大的摧毁。因为体制化不能替代民间的道统，实际上无法做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面，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包括美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种原来的江湖社会都存在着，青帮、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海外留学，如果有机会接触，非常普遍。

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要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江湖社会帮了共产党。因此在台湾戒严时期，对江湖社会是不允许合法注册的，也打压，但是 没 有 像我们大陆采取的这种判刑和摧毁的方式，江湖帮会只是不让你合法注册，其实洪门、青帮一直以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延续存在着。台湾从80年代解除戒严之后，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民主转型，完成之后现在的台湾，江湖和帮会就可以合法注册登记了，台湾过去传统的江湖是老三大，洪门青帮白莲教，所谓的一青一红一白莲。 后来国军的国二代，也就是眷村子弟，为了和当地原著民争夺空间，也形成了自己的帮会，这个就是著名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台湾后来的原著民子 弟为了对抗外来人成立的帮会，于是也成立了天道盟。现在台湾的新三大江湖帮会就是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原来老的青帮、洪门、白莲教就开始衰弱了。

我去年到台湾去拜访了他们洪门的总会长，也拜访了四海帮，正好他们帮主死了，新的帮主接权，也去参加了他们老帮主的追悼会，就在台北市中心租了个几千人的大 广场，广场非常气派，完全合法存在，他们还有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警方联系，协调关于在这个追悼会期间警方应该怎么配合。四海帮的副帮主是我一个老朋友， 他亲自接待我，详细跟我讲过他们帮会的生存状态和现状，让我比较近的了解了一下台湾帮会的存在状况，他们现在注册叫四海同心协会，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不能叫什么帮，于是他们就叫协会，他们堂口分布到全岛，警方掌握他们所有资料，也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不取缔他们的帮会。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高度打压，对民间社会的高度警惕，严禁民间社会的发育，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看上去完全是一盘散沙。我们说的传统的江湖道义、江湖精神都是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取缔的，都被污名化了的，因此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已经乱了套，盗亦无道了，过去是盗亦有道。

虽然民间组织没有了，江湖行帮、帮会没有了，但是江湖精神在民间我还是知道一直在隐秘传承，我笔下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人物，说明这种江湖精神是杀不死、绞不灭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也是一定会存在的。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存在，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刚才谈了台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虽然是一国两制，江湖社会实际大量存在。

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万个，主要允许的有作公益的、慈善的、支教的，真正做维权这块的还是高度警惕的，至于做其他的，还是非常严禁的。 还有一些同乡会、同学会，还有一些行业的商会，现在也开始慢慢允许发育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无孔不入的管控社会，没有一个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是危险的。

我们就拿欧洲来说，我去年在荷兰被邀请去那三个月，做了浅层的一些调查。荷兰那么小一个国家，他的政府更加小，荷兰最大的组织翻译过来叫“水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民间管水的埝会。因为荷兰是一个高度要依赖运河的一个国家，他的水会是他最大的民间组织。荷兰的水会诞生了一千多年，人家一千多年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运河、湖泊、河流。整个政府远远不如他们这样一个水会大。去年荷兰有半年时间是没有政府的，但是各个运输、灌溉、航道井然有序，整个社会不会发生任何崩溃，这个就是整个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像著名的日本的“山口组”，大家知道他一直是黑社会、暴力犯罪组织。去年日本方面也邀请我去过，我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实际上山口组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他作为这个江湖的帮会也是合法存在的，只是警察掌握他所有情况，他帮会组织的任何成员具体犯罪了，那警察谁犯罪就抓谁，该怎么判怎么判，他不能因为个别成员的 犯罪就全部取缔整个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说现代的江湖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那么现在的江湖精神我们要给他一些新的内涵，江湖中原来讲的“忠、义、信”很重要。那公信力，就是我们应该在社会提倡的。江湖中原来的扶弱抗暴，我们用今天的概念来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这都是一种传统江湖精神的现代化。那我们把传统江湖应该要合法化，要把他从秘密社会走出来，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是个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江湖这个话题很大，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单独陈述。我今天只能泛泛的讲到这里，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探讨，我们接下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交流，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得错误的地方可以批评，大家如果感兴趣先读一些书的话，中国其实关于帮会啊江湖的书相当多， 比如说纯粹谈江湖的谈民国期间的，真正民间底层江湖的《江湖丛谈》，连阔如先生写的，写的非常好。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帮会史》，很多很多相关的书大家可以参考阅读，实际上我们谈江湖是为了把江湖和今天的民间社会挂钩来谈，民间社会不充分发育，政府组织不慢慢缩小，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不妙的，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转载自：腾讯文化

万里：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摘要：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 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 和 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 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 呈肺扌∈隆保馐鞘裁凑温呒?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 /SPAN>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 迅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 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转载:万里委员长的文章《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蒋福财：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国家犯罪破坏人类社会、国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本、最宏观、最深层次的理念和秩序，危害国家、人类社会运行的整体安全，侵蚀国家的国本、人类社会的根本。如果把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比喻成一幢大厦，国家犯罪腐蚀的是大厦的地基和框架，破坏的是大厦的整体安全。

　　国家犯罪产生在国家行为主体履行治理国家职责的国家行为过程中，而国家行为主体又是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国家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并且，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具有无可抗拒的权威。因此，国家犯罪行为一旦发生，直接对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产生损害性的冲击，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的权益产生破坏性后果。而这种损害性冲击对国家、人类社会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破坏性后果及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权益影响的深远性，是任何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不可比拟的。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是非常广泛的，在国家权力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是全面覆盖的，对国家治理秩序、国际秩序、公民权益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

　　同时，国家犯罪作为治理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涉及的都是国家治理、对外交往的大事，都是国家运营的大事。因此，国家行为一旦脱离了秩序和规则的约束而形成了国家犯罪，危害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等系统性秩序和利益。

　　国家犯罪还会直接对国家行为对象产生几乎无可救济的危害后果，对公民权益产生几乎不可救济的损害。作为国家行为对象的公民来说，由于公民与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处于绝对不可能对等的地位，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将对公民产生不可救济、不可抵抗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私力永远也无法与国家公力抗衡。同时，国家行为具有效仿性，对于具体国家行为对象的任何国家犯罪行为，非常容易地被其它国家行为主体复制和效仿而成为普遍性的国家行为，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常态性质的国家犯罪行为。

　（一）国家犯罪破坏国家政权的根基

　　1、国家政权的根基

　　《国家犯罪学》认为，国家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国家政权的存在和稳固，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国家政权，必定被推翻或替代。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为了得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国家政权必须满足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需求，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益，建立和维护符合国家发展和公民需要的国家治理秩序，谨慎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保障公民有序、幸福地生活和工作。

　　2、国家犯罪动摇国家根基

　　国家的根基是人民，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民基础之上。国家行为是国家行为主体代表国家意志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是国家政权的行为表现，是国家的行为。国家行为的权威性来自于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取决于人民对国家的支持，来自于国家行为本身的可靠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国家行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础。国家犯罪是国家行为形成的犯罪，直接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使人民对国家行为失去信任和依赖，使国家存续的人民基础动摇。

　　3、国家根基动摇是犯罪现象产生的温床

　　如果国家犯罪频繁，长此以往，国家行为在人民心中不再具有任何信任感和权威性。那么，国家将失去人心，国家政权将失去民心，直接动摇了和破坏了国家政权的根基。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国家政权将不能有效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国家无法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国家治理秩序陷入混乱，国家法治精神丧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不仅会葬送国家政权，更会使人民生活在无秩序、无依靠的动乱环境中，失去尊严、幸福、畏惧，必将导致社会出现大规模不当行为，罪恶滋生，犯罪横行。

　（二）国家犯罪从根本上腐蚀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

　　1、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与国家

　　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是国家治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秩序中的基础性秩序。

　　社会秩序的根基在于社会秩序本身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国家的义务在于必须建立和维护符合一国绝大多数人民诉求的社会秩序，伸张社会正义，铲除社会毒瘤，使社会秩序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正义感和精神追求。国家秩序的根本作用是规范了国家政权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范了国家行为主体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定了国家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国家行为。因此，国家秩序的义务在于维系一个国家治理国家体系的完整性、正当性、合法性。

　　社会秩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秩序的存续，是因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天性需求。人类对有序社会秩序的诉求占据了人类对秩序追求的绝大部分。国家秩序是国家政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国家对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性、正当性、合法性需求，是国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2、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为文明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国家秩序的规范，也是因为有着对社会运转占支配地位的、正义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人民日常活动的有序调节。因此，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秩序基础。

　　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需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即使没有国家政权，没有国家事务秩序，只要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且没有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人民一样可以有序地、幸福地、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国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无序的状态常常存在。而这些常常是受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跟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没有根本性关系。中国素有“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虽然这句话更多的含义是指国家秩序的重组，但是，这种国家秩序的重组和混乱是由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而致的，讲的是国家事务秩序的发展是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3、国家犯罪对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事实证实，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人民活动产生的社会束力是不可忽视的，对国家行为主体治理国家活动发挥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社会秩序规范和引导人民的活动，国家秩序约束和指导国家行为主体的活动，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国家的运营和治理都起着其它任何秩序都不可能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约束和规范，或者国家犯罪行为破坏、损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仅仅依靠国家事务秩序的规范和国家行为的强制治理，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被压抑、被强迫的抑郁气氛中，社会缺乏自然的、传统的、传承的人文气息，人民生活缺乏人文关怀，缺少亲情友爱，缺失人伦纲常，人民就会生活在一个自私的、机械的世界，没有了人的感情和天性。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到人民对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对国家行为的服从。并且，在缺乏感情和人性的社会里，人更不可能去自觉遵守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和自愿服从国家行为，一切将坠入混乱。人民生活这样的社会里，产生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家犯罪损毁社会正义

　　1、国家行为具有当然的正义性

　　正义观是所有人内在的根本观念之一。人需要正义，社会更需要正义，国家也需要正义。一般说来，国家行为由于是国家的行为，应当具有当然的正义性，代表了正义。

　　在对秩序的追求中，正义应该是秩序中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国家秩序、国家事务秩序、社会秩序等作为国家运转和人民生活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所以，社会正义是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

　　2、国家犯罪对社会正义和产生犯罪的影响

　　国家行为应当代表社会正义。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实际上就是国家行为违背和抛弃了社会正义。国家行为如果不以正义为目的和价值取向，国家行为将不被社会和人民接受，将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功能和作用，国家治理秩序也将失去作为规范国家和人民活动的可能性，国家也就失去了有序运转的基础。

　　但是，人类对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自然天性。追求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是人类本能，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国家犯罪不仅使国家行为失去正义背景，破坏社会正义，更使国家治理秩序失去正义基础，还使国家失去正义光环。而追求正义的人类本能又会推翻非正义的恶秩序，建立起正义的国家治理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动乱和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犯罪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同时，如果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破坏社会正义，则具有强烈的榜样作用。在人民的意识和活动中，多数人的正义观和正义行为都遭到了来自国家犯罪行为的挑战和打击，人民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国家犯罪行为的恶劣行径，形成逐步扩散的不良之风、不法之风。而当这一切成为风气、成为惯常事件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成为一个国家中的惯常现象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反而被社会接受、保护、鼓励、默认的时候，则国将不国，社会混乱，邪恶盛行。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产生犯罪才是奇迹。

　（四）国家犯罪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破坏

　　国家行为本来是建立和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的国家强制力量，是国家治理秩序稳定和发挥治理国家功能的根本力量。但是，国家犯罪却带头违反和破坏了国家治理秩序，使国家治理秩序不能全面地实现规范、调节、约束国家运转一切事务的功能。因此，由于国家行为的性质，国家犯罪会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国家治理秩序也会因此变成形式，不能对国家和社会活动发挥规范、调节、指引作用。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上至国家行为主体，下至普通公民，人人行为没有依据，任何活动没有秩序，任何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习以为常的。

（五）国家犯罪破坏国家公信力

　　国家公信力是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国家行为应当体现了国家公信力。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不同，国家行为的权威，来自于国家的公信力，而不是个人权威。同时，国家的公信力也通过国家行为来体现。因此，国家行为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公信力。

　　国家行为构成犯罪，是国家行为失去公信力的一种反映。如果国家行为构成犯罪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则无法判定一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公信度，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如此下去，国家行为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如果国家行为都没有人信了，国家也就没有公信力了。国家和国家行为都没有了公信力，则国家治理秩序就没有了维护主体，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就没有了参考和依据，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了。此时，产生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不足为怪了。

　　正确处理国家公信力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还要妥善处理国家行为中个人意志问题。由于国家行为最终还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来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国家行为中渗透了个人意志。当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时，国家行为能够代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具有国家公信力。但如果个人意志超越国家意志，且个人意思与国家意志追求的理想和目的不相融洽时，国家行为实际上不能全部代表国家。但是，由于国家行为的特殊性，它仍然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仍然会被视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然而，由于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本质上是不符的，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公信力的破坏。而一旦此类行为大行其道，人人将对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行为及国家行为主体失去信心。长期下去，国家将失去人民基础，失去国家公信力基础；人民将失去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却滋生了犯罪的可能土壤。

 

转载自：共识网

崔卫平：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所站立的地方

　　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

　　中国便怎么样

　　你是什么

　　中国便是什么

　　你有光明

　　中国便不黑暗。

　　——崔卫平

　　编者按：

　　2010年10月，著名学者、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自己的手机上，写下这句话，并发到微博上。那时，“正能量”这个词语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有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的内涵，经转载，这句话在网上广泛流传。

　　2012年7月，北京暴雨，刚刚开通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了一条事后被转载7万多次的微博，其中便引述了这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凡此种种，让这句充溢着“正能量”的话，成为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对公民精神阐述的最好例证。2013年3月26日，崔卫平受邀到西北政法大学的课堂上演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在演讲中，崔卫平阐述这句话的含义，讲述个体如何从真实的自我出发，去关照世界，而每一个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自己”，又是如何对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产生积极的影响……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句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运用，而在其运用过程中都纷纷带上了自己的能量与阐释。如今，经过一系列演变之后，成为向我过来的另外一句话，同时也是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这是需要我来回答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直接表达一个东西是容易的，而当试图去回答为什么，则是有难度的。

>>>没有希望的生活 是没有尊严的生活

　　人必须抱有希望，抱有期待，对于未来的生活拥有一个展望和规划，否则就是听命于现实，就是承认或同意目前你的这种现状。

　　2010年10月某天，我去北京的万圣书苑参加由我本人组织的一个活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这个活动，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就是上面的这段话。这是我刚刚学会手机发微博不久。这个活动的主题，是关于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

　　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纪念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会议上，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中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第二，“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这两点都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样的表述。

　　但是，在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中，有人认为对于体制内的声音，我们没必要去响应。这个看法我不同意，我认为凡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表述，不管来自于何方，不管说话的人身份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而更多的人认为，不管上面如何，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没有改变。这是出于悲观和沮丧的态度，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普遍认为自己说话没用。我对这个考虑比较久。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在这个考虑中，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是否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还是没有甚至从来没有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是否感到别人从来都没有听进去你的一句话？实际上根本听不见你说过任何什么，没有人关心你在想什么。

　　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环境中，任何人说话都被人听见，人们实际上在互相回应。人必须抱有希望，抱有期待，对于未来的生活拥有一个展望和规划，否则就是听命于现实，就是承认或同意目前你的这种现状。

　　没有希望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生活。问题在于希望来自何方？何时？在什么地方出现？

　>>>以什么样的尺度来抵达你自己

　　什么样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尺度是低一点、高一点？还是宽一点、窄一点？是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是当下的尺度，还是未来的尺度？是别人评价你的尺度，还是你自己的尺度？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你”，一个是“中国”。

　　我们肯定都爱我们的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着许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这里的山山水水，是我们成长、痛苦和喜悦、成功和失败的见证。我们感到与自己的同胞之间，有一种手足情谊，否则，如何去关心千里之外因地震或者动车事故中丧生的或存活的人们？

　　而这里的“你”，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受吃喝拉撒这些本能所驱使，我们知道满足与匮乏。而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足够地“意识”到自身，“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比如婴儿知道饿了哭喊，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没有区分出自己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觉得那仿佛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如同梦游一般。我在电影学院上课时，经常会对一年级新生说，请用手掐一下自己，看看疼不疼，看看有多疼，看看自己是否有感受疼的能力。

　　这样做，是提倡一个人需要与自身建立关系，能够感受到自己和遇见自己。很有可能，一个人虽然活在自己身上，但是却离自身最为遥远。问题出在——我们如何意识到自身？以什么途径抵达自身？我们需要掌握怎样的一些工具，能够了解自身？需要掌握一些怎样的语词，才能够把握自身、道出自身？

　　什么样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尺度是低一点、高一点？还是宽一点、窄一点？是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是当下的尺度，还是未来的尺度？是别人评价你的尺度，还是你自己的尺度？

　　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时，是想到了什么？当我们体验自身时，是体验到了什么？我们是否能够恰当地把握自己，把握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足够地爱自己？

　　我不给你们任何解释或途径，只是请你们想一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这件头等大事。

>>>作为现实的存在 你不是没有力量的

　　你不仅在当下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即在未来存在，存在于未来的视线上。你有思想，有感情，在内心里有许多潜在的东西、规划、梦想。这些东西提示着种种可能性，提示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

　　也许太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他四下看过去，觉得这个世界，在他之上；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也个个都在他之上，比较起来，他简直灰暗极了。别人是somebody，他自己是nobody；别人是everything，他自己是nothing。别人是光明，他自己是黑暗；别人是荣耀，他自己是耻辱；别人是崇高，他自己则是卑贱；别人有一切办法，他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

　　当他体验到自身时，仿佛体验到一块皱巴巴、毫无起色的抹布，意味着空虚、匮乏、四肢无力。真理在别人手上，不，真理在任何人手上，唯独不在他自己手上。

　　这样的人，活在自己身上是一件比较难受的事情。怎么办？于是就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自己悬置起来。只要不跟自己在一起，只要追寻别人，好像一切就变得有希望，前途就变得明朗起来。

　　的确，周围有非常现实的力量，注视着我们，要求着我们。而你，你本人，为什么不也是已经存在和正在存在的现实一种，你不是一直存在着吗？你本人不也构成这个现实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占据一个位置或空间吗？

　　你不仅在当下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即在未来存在，存在于未来的视线上。你有思想，有感情，在内心里有许多潜在的东西、规划、梦想。这些东西提示着种种可能性，提示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你完全拥有一个更高的现实，即你想实现的那个你。

　　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

　　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

　　解除符咒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我的朋友当中，有的朋友通过心理学来完成，有通过做三个月志愿者来实现的，或者做一些看起来是逆向的事情。总之，你需要有这么一个契机，向世人宣布，你是有力量的，是准备承担自己和能够承担自己的。

>>>在任何情况下，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站在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真实这一边，这是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站在这些价值一边，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较高评价。

　　我想接着谈的一个维度是：在任何情况下，你是有选择的。

　　我们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困扰，人们往往被眼前的各种小理由带走。而所有这些小理由加起来，就掩盖了一个大理由，就是放着最重要的事情不去做，不去寻找。结果是，这些借口越是真实，你本人就越是不真实，这些理由越重要，你自己就越不重要，或者说越来越远离真实的和重要的力量。

　　不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站在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真实这一边，这是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站在这些价值一边，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较高评价而不是较低评价，你会更多地肯定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你会更多地信任自己而不是鄙视自己。

　　在许多情况下，这不难做到，仅仅是举手之劳。比如考试不作弊，写论文不抄袭。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识，乃至是否拥有这样的习惯和警醒。再比如说真话，我承认有时候说真话很难，但是至少可以不说假话，至少可以沉默。

　　即使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人也是可以有选择的。推荐一本小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来》，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这是一位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在进入纳粹集中营之前，就掌握着全套的心理学知识，还有哲学知识，所以他进入纳粹集中营之后的观察和感受，和别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当人饿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于世界的感受也同时萎缩，这时候是否能够以人的眼光去打量一切，去找出自己思想感受的不同层次，试图运用语言去描述这些不同层次，能够在黑暗中写出字来，则体现了人的身份和尊严。

　　在这本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即使在集中营里你也是有选择的。比如走进一个房间去安慰别人，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送给更需要的人，比如是否能够尽量克服冷漠、克制暴躁，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我也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其中谈到在那种极端困厄的条件下，男人是否能够尽量刮胡须，女人能否找到一点水，将自己的面庞洗净，都体现了人的尊严的要求，也体现了人的选择。

　　我们一辈子很少遇到那样的极端处境，因此，我们有着更多选择的可能、空间和机会。有时候我会说，哪怕从选择我们的外表开始，拥有一个整洁的外表，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都说美要从内心开始，但实际上也可以从外表开始，这不是追求奢华的意思，人在现有条件之下，就可以将自己弄得整洁漂亮许多。整洁的外表，对于我们的内心，也是一种提示。

>>>做出选择的理由更重要

　　那些来自内心的要求和理由，对别人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靠它安身立命。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选择，每时都在选择。但选择时请务必考虑——你做出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选择时所依据的价值观和立场是什么。不管你是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正面或逆反的事情，你需要拿出强而有力的理由，将你自己说服。实际上，有时候你能给出的理由更重要。你站在什么理由上，更能够道出你自身。

　　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是因为要捍卫某些价值，保护那些不应该伤害的人、事物或者价值，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而不是因为感到空虚无聊，只能从反对中获得力量。不，我们原来有许多好好生活的理由，只是这些理由遭到轻视或者被践踏了，所以需要站出来保卫。

　　那些来自内心的要求和理由，对别人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靠它安身立命。你掂量过它，知道它的分量。只有这个理由，只有坚持这个理由，你才能与自己保持一致，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才能够肯定自身，也才能够赞美自己。当我们做出某些选择的决定，当我们与自己内心深处最为强而有力的声音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踏实，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就会觉得有一种挺起胸膛做人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令旁人尊敬而且也是令自己尊敬和看重的。

　　当然，选择不止一次。或许你选择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会落入某种境地，可能会是悲催的，可能距离自己的想象很遥远，或者是不堪的现实，怎么办？还有第二次选择，第三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依旧需要选择的理由，这时候，拥有连贯的理由，则是十分重要。没有比连贯的人生，前后一致的人生，是更值得珍贵的。

　　>>>用看得见的行为给这个世界塑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某些东西，给出它的面貌，赋予它以形状。

　　当我说“你怎样，中国便怎么样”，非常强调一个人自身的力量，强调个人的自我关照，自我修正、提升和强大。然而同时需要区分，我的这种立场与心灵鸡汤的分野在哪里？

　　心灵鸡汤的问题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只要把我的心稳住；不管世界怎样混乱，我的心是干净的，不管世界怎样无序，我的心是安静的。

　　我不认为，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面前，你只要稳住你的内心就可以了。相反，我们内心正是需要随着周围世界的扩展而得到充实和增强。我们的眼光，正是因为能够认识周围的世界而得到丰富和拓展。对于世界，我们需要有一个始终敞开的心灵，既能听到自己内部世界的声音，也能够听到外部世界的声音。

　　当我们说“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时，那个“你”，指的是你看得见的行为，你需要通过行为来说明自己的情况，表达你的内心活动。没有比行为更能够表明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想”、“我梦想”、“我的梦想”等。你的梦想需要有实现的途径，有现实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是“我行动故我在”。

　　举个例子：一个小男孩打水漂，他朝水面扔了一个小石头，于是湖心产生一点震动，水面开始荡漾起来，一圈一圈的涟漪朝岸边扩展。正因小男孩的这个举动，世界的面貌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不经意的行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的行动，会引起一系列连锁的反应，激发不同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富有灵感和刺激的开端，给这个世界塑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某些东西，给出它的面貌，赋予它以形状，增加或者减少什么。既然“你也是现实一种”，为什么你不也是“中国一种”呢？

　　这个看得见的行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场合下发生的，是在人与人能够互相看见和听见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在人们互相之间能够分享、互动的情况下，我们来到公共领域，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事务，负起共同的责任。提到“共同”的，有人就会想到“集体”的，实际上完全不是。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个人，是有着各自的经历、兴趣、爱好、利益。人们是处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运用自己不同的眼光，来关心公共领域中的事物，也是我们互相之间的共同对象。我们共同看见的某些东西，很可能是你自己用不同方式去体验的，那么这个领域就叫做公共领域，这个舞台就是亮起来的公共舞台。在这个公共舞台上，我们更能体验自己，塑造自己，也更能够汲取力量和释放力量。以这种方式，我们不仅给自己塑形，也塑造我们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站到光亮中去

　　我们需要有亮光，这个亮光源自我们自身，由我们自己带来，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中国。

　　在一个看得见的舞台上，作为个人我们感到自己能够表述，能够在现有的格局和秩序中，采取一些行动，做出一些看得见的行动，添加一点灵感或刺激，可以使现有的格局发生一点变化，犹如看到自己的一个作品，也好像小男孩往河里扔石头时河面荡漾起水波。

　　在今天，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如今的网络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人们在互相倾听与看见，其间也有各种批评、呼吁、谴责等。我们可以通过自觉意识，来增强其公共性，对于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搭建不同意见的平台，让从前看不见的得以看见，让此前听不见的得以听见，让那些本该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人或事物，让更多的人得以知晓。

　　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举动和发言，具有一种自觉性或者责任感。既然你的声音会被人们听见，你想让这个世界上多一些怎样的声音呢？如果你的意见会被别人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划痕，你希望是怎样的一些划痕呢？你所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不也正是需要你自己先做起来吗？

　　有人说，我生气了我就骂。骂有什么意义呢？与其张口就骂，不如开动脑筋，看看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和立场。骂人并不会将人带离黑暗，只是处于同样的黑暗之中，因为它不提供新的思想起点。

　　我们不应该是从黑暗中来，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黑暗之后，再回到黑暗中去。相反，我们需要有亮光，这个亮光源自我们自身，由我们自己带来，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中国。

　　我们指望中国的，也正是指望我们自身的；我们希望中国如何，也在于我们拥有怎样的自我期许。不是吗？中国拥有怎样的前景或者现实，不正是从你自己开始的吗？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为这个国家提供塑形，提供新的不同的面貌。

　　除了这句“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我还喜欢说，“有时候不需要太多勇气，只需要一点良心的柔软。”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个世界活得比我们更长久，中国比我们更长久。世间来去匆匆，我们都是过客，但这个世界本身要存在下去，中国要存在下去，不能没有明天。我们这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段路程的人们，有理由站到光亮中去，并且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光亮的东西，就像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希望前人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启迪和能够指引我们的东西。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呢？

（本文内容是作者于2013年3月26日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由本报评论记者马想斌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修订。）

 

文章转载自：华商报

毛喻原：精神的绝育

（读书笔记No.17）

    陆蜉在《“语言”支撑的帝国》中说：“人间的奇迹之一是，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把‘语言’的事业视为终生的志职。它为‘语言’而生，为‘语言’而死；为语言而狂欢，而迷醉。同时，也为“语言”而失落，而气绝。”这是指这个国家那部分识破了它语言阴谋与语言勾当的人的内心感受。

    当然，这儿所说的语言并不是语言五大模式中那两种最优模式（对应与理应模式）的产物，而是其中三种恶劣模式（错应、虚应和倒应模式）的结果。既不是诺瓦利斯们所说的诗意栖居的场所，也不是海德格尔们所说的心灵存在的家园，而是促成错应、虚应和倒应现实的材料与手段，是专门用于政治、文化、德行造假的工具。这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功能似乎发挥到了它的极致，这就是——杜撰没有的，指称相反的。正如斯蒂芬所说，国家的语言情态与国家的现实状况恰成反比。即语言等于现实的倒数。用数学的关系式来表达就是：语言＝1/现实。

    实际上，国家对语言的崇拜，其语言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拟态与反向放大效应。与其说这是一种国家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国家病症；与其说这是一种狂热嗜好，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被动选择。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无奈和被逼，是现实的堕落程度决定了语言的疯狂飙高。也许，有人也清楚，语言救不了这个国家，口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但他们相信，语言至少能够暂时蒙混这个国家，暂时糊弄这个现实。由于蒙混者和糊弄者皆属标准的无神论者、一世论者、局部掠益者，所以，他们对这种蒙混与糊弄自然也就胸无旁碍，心安理得。再说了，亏欠的东西总要求得到补偿，生活之虚，它就冒语言之‘实’；现实之坏，它就充语言之‘好’。只不过他们寻求补偿的不是企图改变生活而让生活本身变好之后的那种回报，不是改变现实而让现实本身呈现的那种祥和，而是一种虚幻得来不能再虚，黑幽得来不能再黑的语言，一种自制的语言白粉与语言大麻，语言的海洛因。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语言策略类似于一种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育。其目的是维护它肉身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转载自：毛喻原：《精神的绝育-读书笔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