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周舵 (作者为1989年6月2日绝食的“四君子”之一)
要点：
1)民运已经“边缘化”；
2)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3)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早春三月，应某基金会之邀，我重访美国。这个基金会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要我接受采访。趁便，我临时决定在哈佛大学作一次关于渐进民主的演讲，又应邀给哈佛的本科生讲了两堂课。时隔七年，美国还是如此诱人地美丽，而且──与中国大不相同──美丽得如此 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刚刚离开。在演讲中我说起七年前“逃离美国”，不是因为美国不好，恰恰相反，美国太诱惑我，我担心，时日稍长，我会动 摇了回国的决心。在洛杉矶的姨妈、表弟、表姐妹们，在台湾的舅舅，苦 苦劝我长留美国，至少，拿了绿卡再回国，两位老人甚至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酸酸的，并不好受。 我自问：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讨厌的品质之一）了？亲戚 们问我回去的理由，我说：两个字，爱国，或者，六个字：我是个爱国狂（亲西方的，不是反西方反美的）。这个理由她们不能接受，问我中国有 什么好，值得你爱？
这个质问，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爱可爱的东西吗？我想回 答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好，她可爱、优秀、有什么“优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我实在找不出中国比美国优越之处），恰 恰相反，因为她是如此不幸，如此多灾多难，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无法卸 除的沉重责任。
爱国不是出自理性认知，不是来源于优劣比较，对我而言，爱中国是 溶于我全部血液中的东西。我为中国的每一个缺点痛心，为中国的每一点 进步高兴得要流泪──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艾青诗）；
但我没有这么说──虽然是实情但难免被人解说为自我拔高──我只能说，留在美国很好，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可以说虽不在天堂也离天堂不远了，只不过，这就象翻日历，除去数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从现在开始 ，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天堂大概都是这个 样子吧）。中国却恰好相反，每日、每时都在变，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做 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就这样，我逃离了美国。回国后的种种经历，千言万语无法尽述，我 会选择一部份写在明年杀青的加长的“六?四亲历记”（题目是：《血腥的黎明》）当中。在这里，我只能提及一点：我本应经常把国内的情况通 报给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但由于种种不便，我似乎是失职了。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些弥补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与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之间，隔阂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这当然不是好事。从我“关注人权，支持申奥”的声明 受到的批评来看，这个隔阂和误解确实不容小视。
让我先从三点建言说起。
一．边缘化的危险
余英时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谈到中共的“痞子化”，极为中肯。事实上，共产党和几乎一切革命党一样，大体上由两部份人组成：理 想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边缘群体。所谓“边缘群体”，是指那些在大动荡的时代，从原本有序的社会职业分工位置上被排挤出来，又找不到新 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失 去土地的农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阶段，是激进知识分子为主流，正是他们鼓动、组织、领导那些边缘群体起来造反。随后，这一类人逐渐被排挤 出领导核心，边缘人日益成为主导。边缘人的不择手段、非道德主义、赤 裸裸的实力主义和残忍冷酷，便成为革命党的常规。这大概应该算是一种 “革命的内在逻辑”吧！
有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痞子文化”）的大书，很值得推荐：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着《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 年9月），我极为钦佩的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评述 杜亚泉（杜亚泉先生是近代最早注意该问题的学者）的一段话：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 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 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份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 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 生计，疾恶官吏，仇视豪富为其特色。
这部书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好， “阳儒阴法”也罢，都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谓“隐性文化”即游民文化、痞子文化，它“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 一统天下”。自秦始皇以后，争夺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拼杀之中，有成功的“豪杰”，从刘邦、朱元璋到毛泽东；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 、吴广到张献忠、李自成，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流民群体的杰出代表；所谓 “江湖侠客”,正是游民的理想；影响中国人(从担夫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远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乃一代又一代游民的经典 教科书。这个反贵族、反主流社会，反知识、反道德的游民文化，已经成 为中国人灵魂深处一种最坚执的情结和本能，每逢乱世，必定冒出头来大显神威。及至近世，再被激进知识分子抹上一层民粹主义的油彩，它就尤 其威力无比，真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九四年回国伊始，就向刘晓波、王丹和其他民运朋 友极力告诫“千万不要边缘化”的理由所在。当然，边缘化不是我们选择的，但责任在谁并不影响其危害性。如果我们脱离主流社会，脱离广大民 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日益封闭，成为一个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自 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小圈子，民运就死定了。请注意：我所谓“主流社会 ”，是指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发育着的、代表未 来的主流。
请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去设法接近 、了解、体谅和同情海外华人的主流意见？更不用说，国内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到企业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用一句“他们都是中共的应声虫”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离列宁的职 业革命家阴谋小团伙有多远？共产党尚且有“三大法宝”──党、军队、 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 敌人”，而我们，除了理想、热忱，主张和口号之外，还有什么？
二．极端主义的陷阱
极端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早就是民主理论界的共识，本来不必赘 言。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这块土壤上,民主不得不从ABC说起。这既是由 于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多少民主化的资源可资凭借，也由于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对非主流的激进民主极为亲切和熟知)，更是由 于执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自由民主 理论自身的模糊、混乱、不完善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和中国人的普遍见 解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理论，一直落后于民主实践，是最近二、三 十年，才逐渐清晰和完善起来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不停地争论之中，远远谈不上成为大多数人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认为，“极端主义”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去定义。从目标角度说，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正确、正义、 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宽容）其他的目标（主义、主张、立场、价值观……）；从手段的角度说，极端主义者坚持，为了达 成这个唯一正确、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这两方面可以合而为一，也可以互相分离，成为仅限于目标范畴的极端主 义（如哈耶克、诺齐克），或仅限于手段范畴的极端主义（如机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种极端主义： 极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右（各种暴力推翻共产党，不计代价地推行“休克疗法”的政治派别），以及狭隘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陷阱。详细的论证，收入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预计明年出版，此处不便多说。
按照我“渐进民主论”的“六分法模型”，欧洲自由民主的主导类型 ──中左+中右（我所谓“中派的联盟”即中左、中右的竞争─合作）是中国民主化的合宜目标，美国式的过份偏右不适合中国（无法仿效）；途径 （手段）是渐进有序地培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别成为体制内、外的主流 ，同时，防止社会大动荡，尽力防止三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顺便提一句，按照这一模型，迄今为止，国内近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没有切中要害。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种左派？如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和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右，两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既竞争又合作便是；如果是新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和暴力颠覆中共的极右， 那也同样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两者都是不容争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杀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决没有任何反对何清涟女士的意思。只不过，我建议她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细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 极左之分，右派有中右和极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个好用的分析工具。
极端主义不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处处与自由民主为敌（不管其信从者主观认知是否如此），而且，各种极端主义派别互相之间也是既你死我活，同时又互相激发──一个极端的崛起，一定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 。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从本?拉丹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值得美国人警惕和反省的是：你的自由民主再好，如果你用极端主义的手段去推行，也 会引起本?拉丹式的疯狂反弹。照此下去，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到最弱者 不久也有能力毁灭人类的世界上，最终除去同归于尽，不会有别的结局。共和党右翼的“北风主义”，自恋式的一意孤行，就多半会有这样的效果 ；只有金大中式的“阳光政策”，曼德拉式的海一样宽阔的胸怀，才能使民主化少些坎坷和反复。当然，象“九?一一”如此震撼性的事件，不是这样三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容日后再谈。
我要请求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离极端主义有多远？我们真 懂自由民主吗？我们具备实行民主的资格了吗？
三．读书、回国的重要
七年前我“逃离美国”还有一个原因，在《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 答傅春雨先生”之中提过两句：对海外民运某些人身上那种极端主义的品 性──粗暴、仇恨、不宽容、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和痞子作风，我 避之惟恐不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海外民运的所谓“争论”，就象一个原始丛林，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上一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眼镜蛇的尾巴 ，被它狠狠咬上一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这就叫“民主斗士”，那么，“Bye bye，再见了斗士”，我与你们无关。
听听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是怎么说的吧；与之相比，某些“民主斗士” 只能说是有近乎狂热的“斗”，却没有起码的民主素养：一些内在性元规则对于自由民主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使争论非个人化的规则：踢球，不踢人。与个人毁谤博得普遍喝彩的社会相比，在一个专事人身攻击的论战 让位于实际争论的社会里，更可能存在和平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演化 ”（W?Kasper＆M?E?Streit）。
并不是说，极端主义者都不是好人。只不过，好人如果走火入魔，可以做 出让世人惊骇不已的大坏事，成为危害人类的大祸害。没有什么理由认为 ，好心一定会办好事。极端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疯狂、非理性、没脑子。从眼镜蛇的角度看，你踩了它的尾巴，它置你于死地，再合理不过。极端主 义也未必都不值得同情。兔子被逼急了，还要蹬蹬腿呢，何况人乎。甚至 我敢说，极端主义者身上经常不乏极可钦佩的品质──勇敢，坚定，正直 ，热忱，严格，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这个美德单子可以开得很长。我 能说的只是：在今日之中国，极端主义危害极大，万万不可行。如果是二十年前，则另当别论。
我们又万万不可存有幻想，以为极端主义可能被根除。俗语云，“树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几十亿的人类，不可能个个温良恭俭让。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抑制极端主义的势力，缓和它的为害。这要靠执政者和 反对派双方共同努力。
中共执政者方面：应当充份认识极端主义的危害性，从自身开始放弃极端主义的信念和施政，对各种不同声音，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好，法轮功也罢，以及海外民运的温和派、激进派乃至极端主义派，只要没有极端到真正使用极端主义手段，都不妨对话、沟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否则，如同一只压力锅，底下猛烧火，上边连个出气孔都不留，迟早有一天要总爆发。
民运方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那一套“中共的专制本性注定不可能接受民主”的造反有理论根本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我在国内眼看着中共一天天在和平演变，令人担忧的反倒是，中共进步得比某些简单化的民 运极端派还要快！──这话听来刺耳，追究起来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罪，但我仍然非说不可，否则我就是一个怯懦的、昧良心说假话的、追着 浪头跑的投机分子。当前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中共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共， 甚至，它能不能叫做共产党尚且大可置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共产党的一整套信仰、价值观、理论和制度）是两回事，共产党里有太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不断地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影响，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尽管发生了“六?四”这样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分道扬镳的大悲剧，他们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眼看着这样的朋友在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呢？
我要再提一句老话：海外的朋友们，请你们多读书，多回国。我坚决反对那种无根据的信心，说什么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只要推倒专制，民众的民主天性就会迸发出来。正相反，自由民主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小心在意地引入。这就必定意味着精英们首先要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民主，而这不仅仅要生活在民主的空气之中，从事民主的实践，还要系统地接受民主 理论的教育。自由民主不是那么好懂的，它未必比其他学术更容易入门。没有什么比只要有良好愿望，人人都可以大谈民主更可怕的事了。也许， 我们应当互相商量，加上请教专家，开出一份自由民主必读书的书单，不 读完这些书，民主可以免谈。开汽车这样简单的事，尚且要上驾校训练上三个月，民主这种关天大事岂容马虎？
民主理论是洋人写的，没有几个洋人真懂中国──我就没见过几个。 中共夸口说，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话前一半是胡扯，马列主义不是普遍真理，是极左的 普遍谬说，但后一半却近乎普遍真理。几年、十几年不回国，还谈什么中国问题？从何谈起？我离开中国不过一年多一点，回来之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回感觉，居然就有那么多若干年，甚至一辈子没踏上过中国土地的中国 人、外国人，放心大胆地横说纵论中国的民主，指手划脚，这个对那个错 ，简直叫人哭都不知从何哭起。诚然，不回国怪不得海外的朋友们，是中共让你们有国不得回。但是，谦虚一点，自信和武断少一点，总是应该做到的吧！“知耻近乎勇”，知无知近乎有知。苏格拉底说过：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话不能作极端主义的理解，读作世上没有有 知识的人，但它肯定比“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离真知更近。我不是想贬低什么人，我真是在替很多朋友担心！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则需 要警惕另一种信息不全--被中共的片面宣传误导。
转载自：毕渡远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