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出售公正的生意

　　上班的时候，老刘给我讲了一件他昨天经历的事情，说他夫人的一个山东亲戚到北京来告状，告当地公安局，他插手帮忙，结果气得昨天一夜没睡着觉。
　　事情的起因很寻常，该亲戚家的墙被邻居家的车撞倒了，两家打架，找来了公安局。公安局把两家人都带走，关了一夜，次日该亲戚家的老汉竟被关死了。公安局方面立刻请客，找去了村长，还把该亲戚被抓去关押的孩子的手铐打开，让他也去吃。这么一折腾，才知道老汉不明不白地死了。 过两天，公安方面重新牛气起来，拿出了一份法医鉴定，说老汉是自缢身亡，公安局不负责任。该亲戚不信这份鉴定，开始告状。但是所有方面都不受理，烟台不管，济南也不管，于是就告到了北京。
　　这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老刘找一个总政治部专管办案子的邻居，请他帮忙。他看了告状信，先问：他有钱没钱?老刘问要多少钱。总政的人说，至少十万。老刘大惊，说他一个农民，哪里有这么多钱。这么硬的事实还不够吗?
　　总政的人也惊道：老刘，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一直生活在外星吗?我告诉你，这钱根本不是我要。公安司法系统有一张全国性的网，一张网罩住了全国。一帮离退休的老家伙，彼此之间有个分工，你华北，我东南，任何一片都有人管。现任的干部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只要你掏钱，他们就能让这案子通天，肯定能给你解决问题。我只是这个网的外围，往这网里拉生意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 他说，前些天福建的一个台商也托人来告，他接了案子，说好了价钱。台商回去后，钱迟迟不打过来，事情就停了，他们就撒手了。没钱肯定别想办事。
　　老刘叹道，这不是逼人家拼命闹事吗?
　　听了这个故事，我一下想起了“焦点访谈”节目，想到了我当年在报社群工部接待的数以百计的农民。据说“焦点访谈”门前排着告状的队伍，而且也是拿着重金告状。我能猜测到，接待者一定是不耐烦的，因为新闻单位的能力和容量都太小，所告的问题通常又缺乏新闻价值。我在报社的时候办理过两三件有新闻价值的案子，而我打发走的人不计其数。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是一项出售公正的生意，由于价格是垄断的，供应者极其稀少，所以那张网能开出十万元的天价。这就是民主制度和独立司法的短缺的证明，也是这种制度的价值的体现。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潜规则，古人叫做“卖法”和“鬻狱”。卖法者通常出售的是作弊，而我们现在的生意更广，要出售公正。掏钱买公正的人，即使胜利了，他也失败了。出售公正的潜规则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是高额垄断价格，本身就有敲诈勒索的成分。政府已经违背了征税并向人民提供公正的宪政契约。
　　如果需求公正的一方掏不起十万，他就得不到公正。我猜哪个台湾商人就是觉得不合算，决定退出交易了。这就意味着制造不公正者的在此得逞，不必担心遭到报应。于是违法者可以肆无忌惮，良民自然也不能继续良了。然后就是黑手党，如果民间的黑手党可以提供稍微便宜一点的公正，他们会生意兴隆，与官商勾结型的黑手党争夺市场份额。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

转载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