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6日星期三

腾讯娱乐:李安专访(第19届上海电影节)

中国电影该如何讲故事?

李安:中国电影这么多,不晓得从何说起。其实我只是知道怎么讲自己的故事,我不是行家,也不是制片人。我不是故意谦虚,我学戏剧出身,对于一个素材里面怎么利用戏剧的冲突性,都是跟我生活里有关系的,是有感而发。故事对我来讲只是一个载体、结构。

就像我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讲的一样,最后剪起来是空的,但是没有一个故事作为想象的结构和载体,那么本身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故事说穿了就是由开始到中间怎么转折,怎么起,怎么承,以西方来讲它的转会多几下,中间一段会引人入胜。经过这个过程,道理会越辨越明,或者也可以越变越模糊,最后把它结尾。

我个人觉得故事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假象。你想跟观众心心相映,是通过情节、音乐、笑、哭,或者用情感的起伏带着大家走的。不管是怎么样的旅程,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怎么交给观众看,观众看了以后怎么去做想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我一直觉得故事好像工作一样,它是一个技术,我们说艺术,毕竟还是一个术。

人生找不到什么答案,道可道非常道。如果你一定要讲出一个所以然的话,可以娱乐大家而且有启发,那就需要一个故事。我个人是把它当做工作来做,其实是蛮呆板的事情。你通过故事的假象,在黑黑的屋子里面和大家做默默的沟通,这对我来讲才是最真诚可贵的,我觉得电影也是这样。

电影明星在行业中的正确位置应该是怎样的?


李安:明星吸引人,大家都喜欢看八卦,本身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无可厚非,它会把电影炒热,这是好事。但是作为电影人自己心里面要有数,最后看的是他们打动人心的品质,思想也好,感情起伏也好。因为人不是看两三分钟的MTV,而他在电影里面看的是自己,所以要拍跟我们的情怀、思绪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陷井。就看你自己的克制能力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电影时机非常好。

另外,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的努力,可能是心里面太急切了一些。我知道的,大家继续努力,会有机会的,在这个荣景中要永续。谢谢。

我自己也用大牌明星。我也为大牌明星说一句公道话。我拍这么多电影,前几部我不相信,拍得多了相信真有“上相”这回事。老天真的不公平,有的人你看到他,你就开始在影像上想象了,有些人演死也不管用。你不得不服气,有些明星确实具有这些特质。而有的人很漂亮、气质很好、很努力、很上镜,但是电影一拍上来大家不喜欢,我看到这种很多。所以多给一点酬劳,你走红毯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走,不会有人看。我的意思是说对从业者来讲,不要忽略我们应做的努力,很多事情大家都需要明星,不要把水涨船高的本性误导了,或者像他讲的不去做筑基的东西,但把钱全花在明星那里也不行。

我知道,很多大牌演员也想演好戏,他一年可以拍好几部,所以他可以分开做他的事业规划。有时候赚钱赚人气,有时候做艺术的经营,这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企事业不需要担心,我知道大多数的电影明星都是很想演好戏的,他们会降价演出。

观众买票进来不是看别人怎么表演,而是看自己的脑子里面想象的自己是在怎么表演。我常常跟不是太大牌的明星讲(笑),我说你不重要,你永远演不到观众想象得那么好,观众是借你的脸来想象他想象的东西,所以不要把你想得那么重要,很诚恳的跟他说做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反映,观众自己会想象。你越少的话,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越多,你是为人民服务,不要是“大家来崇拜我”的感觉。当这个心态剥开以后,心路是很多的,这跟我们大公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非常符合。它本身不是一个强调英雄主义,不是人定胜天的思想。

我这种柔性的、永续的、天人合一的个性,很温柔的个性是我们东方民族的特性,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出路告诉全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一个英雄做一个决定,然后全世界就变成了“迪士尼乐园”,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我们古典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宝藏,有很多东西需要翻新,因为已经古老了。

这一点东西可以给全世界一个新的滋润,第一,你内中需要充实。第二,你在共通语言上可以沟通。大家可以买票获得他心里面需要的滋润。这样走出全世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谢谢。

应该如何兼顾技术与艺术?


李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自求多福吧。我可以两个兼顾,跟我个人的机遇和兴趣有关系,我原来是学戏剧的,不是搞技术的,现在我连电脑也不会用,可是我现在拍片用的是最先进的电脑技术。

我觉得我耳聪目明,我对很多东西都会有感应,大家也会有兴趣。而且我对影像有好奇心,就是这样而已。我和很多技术人员合作的时候,我就先抱歉说我不懂,他们不知道是哄我还是怎么样,他说其实你不懂还好,因为你就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所以我只是知道大概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对于技术和艺术的兼顾程度,我算是一个中间人吧,电影工作者会找到自己的路子,通常做艺术片的导演看不起技术派,觉得是比较粗人做的事情,或者哗众取宠,或者商业片才会这么做。我个人不觉得,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尤其拍电影的人不光是将故事和做戏剧,你怎么看待它,你的看法是什么占到了一半。同样的故事为什么有的人讲的有意思,同样的演员为什么有的人拍起来有味道,这跟技术、手法都有关系,我不会把技术看轻。

我觉得对每一个导演,他慢慢摸索到票房、兴趣以及大家对他的认可来做最大的发挥,步伐扯得越大越高兴,其实我个人的例子也是这样,可能个人胃口比较大一点。谢谢。


青年电影人该如何快速成长?


李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长的太快。不是说压抑他们,而是说你不要去偃苗助长,我觉得成长是很自然的事情,年轻的导演也是如此。给他一个时间自然发生,给我们自己一个健康环境,晚熟没有什么不好,不要太急。

在中国,电影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因为过去几十年没有,现在有一种新鲜感,热钱也进来了,大家求知的欲望这么高,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高峰,那么年轻人怎么接棒和继续发展呢?因为我是36岁才开张,是很晚熟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蛮感恩自己漫长的幼稚期。一个东西能够感人,能够成熟,能够成立的时候,本身就具有一股自然的力量,生长本身是需要孕育的,不管是环境孕育,还是年轻人准许自己被孕育,我觉得都要鼓励你们不要太急功近利,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

用同样的话大家互勉,现在医药很发达,我们都可以活这么长,急什么呢。我现在61岁,我看我爸爸61岁的时候什么都知道,其实他也是唬人的。我现在摸摸良心,我还是小孩,所以我们7、80岁还可以学习和工作,时间还很长。我儿子也想做演员,我说你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着急。

现在市场好,大家有浮躁的感觉,争相想出头,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幼苗来讲有偃苗助长的影响,电影资源分配不平均。香港和台湾都经过这个路子,我希望大家不要循环,不要像港台一样,走向恶性循环,不能去抢明星,抢资源。

内地电影行业都有哪些大陷阱?


李安:我想简单说,第一个是抢钱的陷阱,跟风很明显。因为观众会审美疲乏,同样的东西会看腻。所以拍电影很艰辛,比如说拍《卧虎藏龙》,我们的武术指导袁和平,他晚上要吃两片安眠药,睡不着的,因为他总是想着要创新。观众对新鲜的东西要求非常高。

另一方面,大家会疲乏。疲乏到他连电影都不想看了,现在不像小时候,不看电影看什么呢,那时候电视都没有。现在不是这样的,你要把观众拉到电影院很困难的,所以特殊性很重要。现在资本多的现象是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电影的生计,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只是说很容易走到这个陷井中去,变成一个疲乏状态,变成不光观众不喜欢这个类型,他连看电影这回事都觉得不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自食其果。

第二个陷阱,刚才徐峥导演也提到过大家的当务之急是去“抢明星”,而不是在内容上做好发挥。这样久而久之,市场已经把这个明星定了,你只需要交货就可以了,不管他好坏,这也是另外一个陷井。然后就是下面的人工分配不均,把钱都花在了明星身上,把电影的制作和场景做的都不够好。其实台湾是最早发生这种情形的,后来台湾市道下去,最后把香港也给害了。因为以前电影最大的市场在某一个年代是台湾,不是香港,最后台湾把香港搞下去了,现在都来这边(内地)了。要自救啊,此风不可长。

大家很期望听到李安导演的答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希望听到您的答案呢?

李安:(害羞地笑)我不是大家肚子里的蛔虫,我真的不晓得。我是一个蛮通俗的人,我关心的议题和我想做的事情,会打动很多人。所以我心里的准则是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懂了,别人不懂,不行。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思路和文法不通的地方。你如果去想象别人爱听什么,然后继续揣测,你常常会猜错。如果我们往肚子里面很诚恳的挖,大家不了解,不欣赏,但是你自己也觉得很踏实,所以没有什么得失之心。

我这个人的命也蛮好的,我做了我最想做的事情,有的人个性比较孤,他最想的事情大家却臭他,他还是要坚持做。有的人天生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比如说喜剧演员知道笑点在什么地方,节奏是怎样的,他一做,大家就会笑,而这个天分我就没有。

我是一个老实人,我扪心自问,好像大家就会被我吸引,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对我这种人来讲,诚信、正心、讲实话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也承认自己有一些天分,我过去是不好意思承认,比较害羞一点,但是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也不害羞了,我确实有一点天分(害羞地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浮动,电影人怎么跟大家接触,这个需要长期的跟观众实验,你最好可以找到共鸣,不然也没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面向,我的天性是比较温和一点,比较敏感,所以观众(看我的电影)就好像看到我,他们比较吃这个东西。当我做一些比较粗暴的东西,比较深入,比较不一样的时候,比如片子里面讲一句粗话,大家就会皱眉头,所以要为别人着想一点。我想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很幸运的,我就讲这么多。


中美电影行业差别大吗?


李安:美国的电影吃全世界,我们人多嘛,当然会超越它。而美国他们不光是票房,还有文化背景,我们很崇拜美国电影,包括他们的明星、文化、想法、内容、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的流行文化,力量非常强大,年轻人一碰到,就会跟着他走。这个力道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琢磨出来。我们的工业“虚心一点”,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但是可以假装自己是年轻人,给自己鼓励一下。我觉得美国的文化、作业方式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也非常僵化,建立起来一个制度,像满清末年的政府一样,不知道拿它有什么办法,很生气,当然也有这种东西。

但是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在美国做片子和跟做国片最大的不同是,国片什么都要下去做。做好莱坞的时候,做任何的细节是在享受和学习,他一个调光或者做任何技术的人,他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后面,器材都是一样,硬体都是一样,但是软体和经验,它的品位、文化背景,这个音真的这么调一下就会让你感受到做电影的乐趣,电影不光是逗你笑或逗你哭,而是很扎实的。

在电影现在荣景的时候,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为后面的人做筑基的工作,不要让年轻人浮躁,好好学习他的基本功,也不要看不起技术。因为艺术的术就是术业,技术是为人任务,各行各业都有专精的东西,都有乐趣,电影是一个整体的、很自然的、很多样性的发展。

当电影起伏的时候,伏的时候还可以延续,而不是一下泡沫化,这些都是要做筑基的工作,编剧、故事的处理、对戏剧冲突、对表演等每一个细节都要有专业的人才在当中,当然还有政策,这些我就不讲了。

我希望跟大家共勉之,鼓励大家。现在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大家好好把握,走到良性的循环,就可以活很长,越来越好,走到世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文化的事情,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希望大家耐心一点,继续努力,好吗。谢谢。

我觉得美国的产生是自然的,现在你突然有一个“超英赶美”的目标在前面,比如说上海菜细火慢炖出不来变成了速食面。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回收人家的东西。你赶快看了现成的东西然后用中国的方式讲一遍,但是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必须要赶上,至少跟它做的一样的强。

向长远说,我心里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人领导话语权,但讲久了也挺烦的,年轻人看的美国编剧书都是这么一套,你看一本,看十本,你看到第四本就会了,就可以把中国的东西上去凑一凑。我觉得短期内,这个会成功。长期来讲,我觉得中国文化比美国悠久很多,现在我们需要现代化,需要赶上普世价值。当然英美主导了好几百年,你必须要赶上去跟他们齐头并进,先在这个阶段把术业、手法、世界上共同的电影语言要学好,这是基本功。

我讲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因为我在台湾成长的,两岸三地的文化中间有断过,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中间这一段连接起来,我们东方民族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和情怀、逻辑,这个还没有变成普及的世界语言。当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以后,才可以到外面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不要去用掠夺市场的概念去做,而是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东西。

在中国拍片像皇帝?在美国拍片像总统?


李安:过去我觉得是机制不成熟,因为是一个新兴行业,拍电影是集体创作,好几百人在一起,上下游怎么通,所以机制是不是在顺利的运转,行政作业是怎样的,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现在不会这样子,包括我拍《色戒》的时候,离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已经七年,非常不一样。这和现在拍美国片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多。

我什么都自己做的原因是,在好莱坞,因为他们的专业素养很高,有时候我把原则讲出去,我就可以选择了。在这边(内地)你做皇帝,就是大家都听你的,你什么都要去思考,对“自己的权威”当然感觉很好了,但是在创作上来讲是更吃力的。

我一直希望整体素质可以一起提升,彼此大家互相帮忙。因为电影再怎么讲,导演再怎么来做,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不是说导演什么都要管。另外拍国片特别累,因为我是中国文化的底子,所以把“离自己特别近的东西”做成艺术品,本身就具有心理障碍。比如说我做《色戒》的时候,我非常忐忑和害怕,因为有民族的工业在里面,心里面的挣扎比较多,比较难以做艺术的发挥。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艺术是冷静以后的回味,不是近距离的,你要把它做成艺术品是需要一点距离的。我做英语片的时候,因为是第二文化,对我来讲没有那么伤元气。每次拍国片感觉很伤元气,因为挖的比较深,有切身之痛,对自己的责任比较多一点。

我讲这些话都是在发牢骚,你不要理我。其实我都很喜欢,无论是西片还是国片。

中西方电影能融合和交流吗?


李安:我一直不是刻意的追求,我本来是到台湾长大然后到美国生活,这都是我身边的事情。我的成长中是非常中式的教育,比较保守,是天地合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传统文化中成长出来的人。到美国以后,我发觉自己真正的天分是西方的戏剧,冲突强,怎么样好看,我在这方面也是有天分。所以中西方的冲击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不会说因为为东西方交流来拍片,因为我的内在就是东西方,我觉得是中学为体,西学为荣的一个人。信手拈来。
但是我的本性是很东方式,我只能这么讲。至于文化交流的东西,真的是太容易,就是说把故事安排好,元素排好以后本身就是中西交流的东西,它的爆发、冲突、如何收尾、做怎样的表态都是自然发生的,其实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一件事。

人最重要的是面对自己,不管你面对几亿观众,最后大家还是扪心自问,个人点滴在心头的那点东西是什么。包括我跟艺术,跟商业都搭到边,也不是我提前计划好的。我刚开始的《饮食男女》,是为台湾的电影主流观众拍的,它正好是外语片,在国际得了奖,所以是艺术院线发的,那时候中国艺术电影非常蓬勃,我们也有一个身段说不能被好莱坞同化,所以有一个自我意识在那边。我的工作人员在那时候是美国人,也做上手了,包括中国的同事需要了解,我们也跟他们沟通,常常我们不需要解释的东西,你要让他懂,他知道怎么工作,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事情。

我一部一部的拍,不同的题材,不是说有一个类型的名单一个一个勾过去,不是这样的。我蛮相信我可以变成我的电影,我和我的电影一起呼吸和生活,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方式,票房的好坏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再精明的都算不到。


《半场无战事》是在孤独求败吗?


李安:我没有求败。不一定每一个片子都可以成功,只是做一个新的冒险,让我自己保持活力,做最好的东西,真的没有刻意求败(笑)。

李安导演和大家说再见李安:我觉得大家听得好像非常殷切。以中国目前的行业情形来讲,市场在上升,很多钱在这里。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电影梦,我跑世界很多地方,大家讲电影、看电影,好像没有在这里(内地)的求知欲这么强,从记者和大家问问题,到大家听我们讲话的神情,我觉得就有一种很强的求知欲,这非常可贵。

中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国家,有很多的朝气,我在很多其他地方没有办法体会。我觉得这是荣景的一种前奏,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基础做好,希望这个荣景永续。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故事是很动人的,可以给世界贡献很多,我们共同努力吧,谢谢。

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娱乐独家稿件。

野夫:与群友探讨何谓勇气

最近两天,群友关于在这个时代究竟是要小心翼翼还是要勇敢发声的话题,产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借此我也谈谈我的观点——在这个时代,在一个群里,如何勇敢,勇敢的边际大约在哪里?

首先要说,勇敢,在人类古今都是美德。勇闯敢是义之所在。义是五伦:仁义礼智信之二。是四维礼义廉耻之二。无论国家和个人,都当尚义。论语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勇敢的前提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而什么是义呢?义者,宜也,也就是说一切天良认为适宜和应该去做的事情和行为,就是义。

但是,古人又说——仁必及人,义必由我。这个意思是说,仁,这种美德,必须是能够抵达别人的,也就是要让他人感到你的仁爱,没有感到的,只是你内心的仁,那是不能叫仁的。而义这种美德,只能出自于自己,绝不能去要求他人。所以,我以前在牢里就日记写过——在一个无底线的政权面前,你不能要求任何他人去勇敢,勇敢只能是一种自我期许和自我的道德律令

董仲舒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即意为,勇敢也是只能正我,不能拿去正人的。我们这个时代,无数邪恶横行,也有无数义人前仆后继地奔赴监狱。前行者从不能指责怯懦者——你他妈为什么还不跟上来。正如歌中所唱——先行者只是为了不悲伤

在一个群里,几百人,多数都是互相陌生的,聚集在一起的唯一缘由,似乎是多是读书人或者还能接受野哥这个人的人。每个人的职业身份修养和勇敢的程度,不可能一致,也不要求一致。群不是党,群是聚落性质,因此各人心性气质和追求也不一致。如何在此共处,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群,一会正襟危坐,一会嘻哈疯癫,这种群风还算有意义和有趣味,那就继续呆着,继续保有这个群。如果觉得这个群基本扯淡而且三观混乱,那就解散这个群。因为,我只是这个国家的异见者,我还没有勇敢到要组党的程度。我对这个时代的绝望或者期望,都基于一个读书人的良知。我反对它批判它,也都是希望吾族有救,吾辈的孩子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恐惧的度过他们的人生。

我虽曾勇敢过,也付出过,但我内心深深地悲哀——因为骨子里我仍然是一个卑怯的人,在那些伟大的坦克人面前,我们卑微胆怯的像一个老鼠。在近几年失踪乃至绝食的那些兄弟们面前,我唯一敢做和能做的,顶多也不过送一碗牢饭。

不过鲁迅先生也说——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仍然堪谓脊梁。不能不愿上前线的人,力尽所能地为战士收尸,也是一种德行。

也因此,我从不鼓励他人的勇敢和牺牲。你想要做什么,自己去做。狮子出征,一匹足矣;饿狼扑食,一哄而上。真正的战士,舍身取义。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
这个群我若爱惜,只能取保守之态。我若以我真正私下的思想和追求来鼓动和要求大家,既不能保有这个聚落的交流,也不能坚持我自己对真正义气的理解。

也因此,还是希望诸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容比自由还重要——这是胡适先生一生的格言。我一直努力在学习和践行这一格言,真正做到其实不易。

要想激进的交流,这个时代还有无数的群,我和你们都可以换一个玩法。在那样的群里,彼此都是认识和相知很深的,至少多一份信任。我是有过被陷阱的人,我既不愿意再次被陷,也不愿大家因为我而获罪。

因此,最后拱手相拜,希望兄弟姐妹们和睦相处,既谈严肃话题,也可嬉皮笑脸,我本人也就是一个嬉皮笑脸的人。但是,更希望多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少一点完全的乏味乏趣。至于一些具体的行动号召之类,不建议在群里发布。想做的自己去做,自己私下去寻找同志——就像不妨自己去私聊乃至谈情说爱一样。祝福大家。到此为止。

2016.06.22深夜

2016年6月11日星期六

Twitter是怎么死的?

虎嗅注:Twitter这位墙外的选手,可能要在我们能用上之前就油尽灯枯了。Twitter 在死去不仅体现在公司不断下降的市值上,另外10月14日,Twitter宣布将在全公司范围裁员 336 人,占员工总数的8%。除非有灵丹妙药,不然Twitter的灭亡之运似乎已无法阻止。近日,由于微软前首席执行官、亿万富豪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在过去数月买入了Twitter 4%的股份,推动Twitter公司股价大涨近5%,不知是否为回光返照。

Medium原文:

今年初夏,我当时在杜邦环岛。我觉得有什么地方已经不大对劲了,人们突然不像以前那么热衷于发Twitter了。因为那会儿我有一本书还没截稿,所以只是把所见仔细的记录了下来,待日后再议。

夏末时候,我站在麦迪逊广场,内心惆怅,再次感受到了Twitter有些不对劲。那时,Twitter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废弃的酒吧……人们早早离场,匆匆忙忙,大失所望,转着眼睛。我对自己说,也许,每个人都度假去了吧。

初秋时节,我坐在伦敦最喜欢的咖啡馆里,活见鬼啊?Twitter已是满是行尸走肉的墓地!这些行尸走肉正是我们口中的专业人士,记者转发记者的推文……活动家转发活动家……经济学家转发经济学家……也许,不久之后,在这群专业人士中将会爆发一场大战,但事实却是:根本没人关心,因为其他人似乎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Twitter发生什么了?这是谜么?

不!

为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让我们审视一下什么没有发生,是竞争!这还要开始从新兴的初创企业来大谈特谈。对于Twitter的突然衰落,有人认为原因很简单,是人们使用不足造成的。但这其量就是一个打酱油的,不能把Twitter衰败的真正原因全部归结到它,而更大原因则是它不能够替代聊天软件,而只是补充。

Twitter的麻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绝非那么简单,它对自己的通病视而不见。从真正意义上而言,它是自己失明的受害者。

对此,我有自己的微理论,简而言之,就是网络滥用。更进一步来说,我打算在这篇短文中对当今科技界及媒体所面临的更大问题展开讨论,这个问题绝不是赚不到钱,而是网络滥用,是网络暴力。这个问题是现今互联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的段数远在审查、监管货币化之上。这是一个有着惊人规模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代价还相当之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靠科技界所钟爱的廉价、简单的方式就能处理好的问题,例如修补代码,推出更新等等。

是我们造成了网络的暴力和滥用

为了表述的更清楚,我先来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暴力和滥用是什么。我不仅仅指那种显而易见的暴力事件:暴力恐吓,其实还包括无休止的争吵、可预测的怒骂以及已经渗透到社交媒体中、普遍存在的小型暴力等等......而且实际上,大众对此还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曾经骄傲地将Twitter视为一个伟大的、全球性的城市广场,是一场每个人都能加入其中的盛大集会。但是我从未见过在哪个城市广场上的人们可以相互推搡、嘲笑、欺负、叫喊、骚扰、威胁、追踪、谄媚和包围……为了偷听一次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的谈话……为了缓解自己的愤怒……因为自己已经破碎的梦想……你甚至都不能报警。对你而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听起来像什么?Twitter本可能是一个城市广场,但现在却更像是一个烂醉如泥、摇摇晃晃的狂舞池。虽然这样的狂舞池也会有追随者,但是这群人应该不是花了十亿美元打造、想要改变世界的上市公司所希望的受众。

社交网站变成了肮脏、野蛮的地方。这一切都因为它的公司并不把网络暴力当成一回事儿,公司也真的从未考虑过这件事。你还能记起最近一次听科技巨头企业的CEO谈及暴力而非广告吗?为什么不能呢?因为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将暴力问题视为“商业模式”的边缘问题,一个小麻烦,当然不值得投资,他们所重视的是努力卖出更多的广告。

他们错了,没有什么比真相更为深远了,是网络暴力杀死了社交网络,它并对于互联网商业模式来说,并非次要而是核心。它具有典型的寒蝉效应:到达特定的某点,人们将会停止使用这一网络,转身离开……很显然,这正是Twitter目前的遭遇。在社交科技界中, 暴力问题对于人们而言就像是在食品行业卖肉要杀菌一样重要。简单的事实是,没人愿意把生命浪费被陌生人的吼叫上面,况且这些人的怒火还与我们自己无关。我想要再次强调这一重要观点:如果我们以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打造一个充满暴力的平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把它当成一回事,那么你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只是自己还不知道罢了。

这些天,Twitter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顾过去,人们自发形成了一些小派系、小团体,甚至是部落。然而这些部落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以及他们的文化,即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然而,如今这种信念,我们称之为“主义”。想来也是如此,经济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男权主义,持有这些信念的人们将其发展成为一种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主义”奉之为一种信念的集合体。同时,他们也拥有足够的信心,认为正是信念的统一才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对他们来说,图腾是一种必需品,一个团体中的每个人,包括外来人,都要对其顶礼膜拜。任何失敬的表现、甚至是挑战其权威的行为,都将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信徒们会以他们信仰的名义来向你发起攻击,从而捍卫他们信仰的权威。

所以,对你来说,首先你需要表示对一种信仰——通常是指某种“主义”——表现出自己的反抗,从而表现出你在质疑信仰的权威。然后,得到他们的注意。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充满愤怒、争斗、暴力和羞辱的斗争开始了。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将很可能会在这场暴力事件中受到更多的威胁和伤害。但请注意,在所有的这些无休止的争吵、充满愤怒的情绪以及难以平息的暴力事件里,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其中,一定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信念需要我们来捍卫。那么,是否有足够明智的人能够制止这类幼稚的争斗呢?

工程师、MBA和工程MBA课程等等技术和文化,是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们所不喜欢的,更不可能参与其中。同时,他们还为了反抗这些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而不停地作斗争。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知识威胁到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信仰。毕竟,他们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了自己所认同的世界观,并将其发展成为一项事业,就像我们现在常见的“产品”部门,“工程”部门,“货币化”等现象一样自然。

被暴力,被滥用

没错,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根本分不清目前首要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如上述提到的组织,他们从来都是致力于工业时代的目标,同时不断提高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力求以最低的制造成本,达到最高的销售价格。但正如一个肉类加工公司,如果一再出售不洁的牛肉产品而造成消费者生病的事件,最终会沦落至销售量下降的境地。同样的道理,社交网络一旦被滥用甚至暴力使用,必定会减少用户的使用量。如不介意,我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网络效应对社交平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网络滥用却是一种消极的反网络行为,这种行为百害而无一利。

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来说,真正有利于发展的,应该是在技术层面的不断质疑与革新。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的接轨甚至不明白与企业有什么关系,将是一件十分悲剧的事情。许多人认为,企业与社会的互动比编程序代码有用的多,然而在八十年代,又有几个人能够知道代码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问题。因此,技术不再只是与产品质量有关,所谓的“质量”也不再只是一堆完美的代码,而是一种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

你可以创造一堆完美的技术代码,完美是指它不是用来进行无情的贬低、欺负、殴打、折磨、轻佻、践踏、争吵甚至叫喊的。那么,这将是一种进步的迹象。人们将其看做是一个中心点,而不是全部。当一项技术的发明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的时候,将不能够将其视为一项能够创造价值的技术。 所以人们会对其进行调整,但结果往往最终将其忽略甚至摒弃。因为我们都能明白,这样的技术将不能够为我们创造长远的价值。当我们发现,技术为社会带来和谐、减少抗争的时候,那时我们可以说,这项技术的发明不及社会的发展水平,未来人们还会再它身上发现更大的效益。这种相互作用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矛盾,并且是一个有害的矛盾。

但网络的滥用问题却更为微妙、更为无形,其严重性超过了以上所有问题。
  
滥用的问题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个健康的身心不需要暴力。暴力是心灵创伤的表现,也是心灵创伤的一种弊端。它体现在自我逃避、愤怒、沮丧和受虐心态,因此这种暴力的心态必须要改正,否则会总会受到某种方式的伤害,即使还侥幸没有受到,也会在改正之前,冒着很大的风险。
  
但令人不安的事实依然存在。我们创造了一个社会暴力的理论,并将其常态化、正规化和程序化,也就是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暴力。我们在工作中被暴力对待,按照外界给我们设定的规定、规范和期望来工作,潜意识中认为,我们只是“人力资源”,理所应当地被人利用、听从分配,直至自己的能力耗尽。同时,我们在工作之余也在被暴力对待,有些企业利用我们的无知,利用人类的弱点来攫取利益。而且我们也正在无时无刻地滥用网络资源,通过视频,跟我们永远不会见面的人谈论着原本打算保留一辈子的秘密;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但依然会有校园枪击案发生;总会有人不计后果地滥用抗抑郁药……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会对网络进行滥用,传播一些肆无忌惮的评论、懒惰的思想、小题大做的事,甚至是不值一提、毫无意义的经历。
  
这是一个停滞的时代,人们有着破碎的梦想和被挫败的期望。这里的停滞的不仅仅指的是“经济”,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潜力和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原本生活的模样,它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循环滥用的过程。停滞是滥用的结果,我们是它的受害者。我们被骗走的不只是我们的储蓄、退休权利、工作、社会契约,还有那些做自己的自由,而我们拥有的只是愤怒和绝望,这些都是停滞所带来的后果。其无休止的——至少在社会关系中的——掠夺、欺凌、争论、谴责、愤怒……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被滥用的人,最终成为滥用者。
  
然而现在的主流趋势,造成了社交网络成为了被社会滥用的部分之一,社会发展的停滞引起了公众愤怒的浪潮。如果你觉得我言过其实,不妨回看历史,从世界各地的右翼极端主义者的崛起开始,这场运动的根源于社会积怨和令人失望的停滞。而这种情绪和挫折,无论是从持续的社会愤怒还是对消极侵略的讽刺来看,也许正是今天的文化特征。我们彼此滥用的同时,自己也正在被滥用。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技术必须发挥它们的作用来恢复社会对它们的认可。最成功的那些社交平台,将会从产品的停滞开始探究、对网络滥用现象现行进行反向发展。在这个梦想破灭的时代,这样做将有助于治愈人们的情感创伤。这些创伤对人们的影响很深,不像是一次失误而引起的阴影那样简单。它也不是一把普工的小刀,而是一把手术刀,比剃刀边缘的刀刃更加锋利。尽管等伤口愈合后还会继续出血,尽管没有绷带、没有药膏。但不同的是社会被赋予了恩典、怜悯、爱和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欣赏以下这段话,并乐意将其当做我未来的墓志铭。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死去,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延续生命的,因为曾经有过承诺,即使不是承诺,也是其他别的什么。不妨听我把我的故事慢慢道来。
  
我梦见,我们制造了一场革命,但我们却没有了解到这场革命的伟大性。今天的革命也许会变成明天的暴政。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它为人民的力量谱写了辉煌的赞歌,但同时它也代表着一场恐怖的血雨腥风。因此,每一场革命——包括电子时代的革命,都会在历史上都留下其消极的一笔。因此,请保持沉默,请不要为了革命本身而表达出你的愤怒。
  
我们梦想着,渐渐地,我们会像所有充满渴望的革命者一样,我们将为社会创建一个新的秩序,一个让人们可以获得更多自由,一个更真实、更美好的社会秩序。我们敢于颠覆灰色阶级制定的规则,我们敢于不受拘束地畅所欲言。但其实,我们只是创造了一个汲汲于权利和控制人民的秩序,与那些革命渴望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什么是革命,因而也不可能获得在权利之上的自由。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从谦卑、感恩、现实开始做起,摒弃傲慢情绪、特权和盲目。到那时将不会再有腐败的问题,“那些人”也最终归于平凡,与我们一起忍受着肮脏与辛劳,为改变和创造杰出的世界而努力。这个过程可能会历经严寒,甚至中途停滞,甚至一切努力都被颠覆而重新开始。但最终将会开花结果,像生命一样地蓬勃发展。如果你的目的是实现全社会的互动,但却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请立即将其否定,就像2015年的Twitter一样果断。这个过程并没有充满魅力,而是充满了激烈的冲撞。现在开始行动吧,祝你好运!

虎嗅译自Medium

陈齐乐:莆田系四大家族上海资产大起底


    今年“五一”期间,大学生魏则西之死,再次唤起了舆论对莆田系民营医院经营模式的关注,此前早已屡受争议的莆田系一时之间成为了全民公敌。
    上世纪90年代末,太原《都市生活》周刊发出第一篇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报道后,莆田系游医们开始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从太原街头“多过米铺”的性病诊所,到肿瘤生物免疫疗法(DC-CIK),15年间,莆田系游医们登堂入室,转战多个领域,在导流、经营、资本运作模式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尤以资产体量最为庞大的“詹、林、陈、黄”四大家族为甚。
    在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后,这些游医中的佼佼者们或将目光投向更广的产业领域,或引入现代企业组织模式,更有甚者,开始以台湾长庚医院为模板,背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高校展开合作,意图打造民营医院的“2.0版本”。
    据国家卫计委网站披露,截至2013年10月底,全国共有医院2.4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3440家,民营医院10877家。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则宣称拥有全国超过80%民营医院会员,也就是说,莆田系控制了全国80%的民营医院。
    而上海因为地处经济中心,成为了莆田系资本布局的重点。
    导流有术
    要成为百度推广的一个环节,詹、林、陈、黄四大家族首先要拥有自己的网站。其实,早在百度推广机制形成之前,他们就已经对网络导流深有心得,除去大量活跃于新浪微博、大众点评等平台的专业水军,四大家族对于自营网站的建设和运营同样关注。
    据笔者调查,于2003年8月注册的“上海仁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林氏家族为包装上海地区医院专门设立的公司,其注册仅比仁爱医院晚了18个月。该公司备案了包括“仁爱健康网(www.renai.cn)”、“上海远大胸科医院(www.yodak.net)”在内的11个网站。
    同年6月,陈氏家族则成立了“上海健桥医院有限公司”,法人陈国雄,实际控股者陈国兴,其备案网站数更是多达24个。此外,陈氏还为“上海闵行虹桥医院有限公司”备案了8个网站,关键词全部为“虹桥医院”。
    詹氏于2009年4月注册的“上海万众医院有限公司”亦拥有12个备案网站。细查这些网站名称,可以发现,除了医院本身的名称外,四大家族还喜欢“地区+疾病”的命名方式。比如万众医院备案网站有“上海男科医院(www.wznzyy.com)”、“失眠抑郁网(www.smyyrx.com)”;仁爱医院有“心胸疾病网(www.shyuanda.org)”、“脑瘫网(www.naotan.com.cn)”;健桥医院则有“孕育网(www.dnlc.cn)”。这些网站所提供的咨询、预约服务,与百度的推广一起,构成了导流病人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互联网还不能满足四大家族对导流的需求,那么全媒介载体的投放,以及针对外地来沪人员、单身年轻女性和老年人的一整套筛选、引导机制,则可以构成更加直接而有效的手段。
    笔者调查发现,电视广告、公共交通视听载体、一些都市类报纸社区版等是莆田系常见的广告投放对象。同时,有些医院还会在公立三甲医院,诸如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等内布设医托,以“专业、人少、私密性强”等作为卖点哄骗年轻单身女性前往就医。
    而医托多为中老年妇女,混迹于患者中,难以分辨,有时还会挑选公立医院周日休息时间出现;或者,有些还会以“免费会诊”的方式进入社区。比如,沪申五官科医院曾先后进入闵行区虹桥镇、梅陇镇、颛桥、浦东三林、周家渡等地社区,为老年人诊断白内障;西郊骨科医院则在长宁区多家敬老院为老年人测试骨密度;南浦妇科医院还在松江泗泾镇为外来务工女性检查妇科疾病。这些检查的目的,无非是要被检查者前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此外,莆田系还通过58同城等平台销售体检套餐,及单位福利体检承包,四大家族也以“便宜”吸引了众多本地居民。
    一名就医者孙筱婷(化名)向笔者表示,2013年,她听同事介绍,团购了上海仁爱医院的体检。“同事说这家医院的态度还可以,就和另一个同事团购了一起去。检查好后,医生开始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要求做微创手术。我信不过,就去公立医院又检查了一下,一点儿事都没有。后来听说其他两个同事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舆论所建构的“一锤子买卖”的印象不同,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甚至发展出了“VIP会员”制度。另一名就医者华姿(化名)表示,2010年,她被上海真爱女子医院诊断为“重度宫颈糜烂”,前后花费1万元治疗费后成为该院的VIP。
    吸金有方
    通过上述方法,四大家族的医院筛选出了信息严重不对称,辨识能力弱,且易受医生左右的群体。
    接下来,医院还会对他们进一步细分,策略性地采取不同应对方式。但其核心,不外是“恐惧消费”。“再不治就要转癌症了!”这句话可谓“莆田系”的“名言”。
    在诊断阶段,针对被廉价体检吸引而来的顾客,医院会以某项指标不正常为由,要求顾客进行进一步的自费检查。针对身体有恙的顾客,医院则会立刻进入全面检查,随即“确诊”大量疾病。由医托或社区导流而来的顾客往往已经过诊断,直接进入治疗。在治疗阶段,这些医院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其倾向于夸大某些非病理性、或对身体无害的常见症状,或干脆虚构疾病,诊断结果往往可以导向医院最拿手且费用不菲的治疗方案。
    以男科来说,常见的虚构疾病有包皮过长、前列腺炎、阴茎敏感、精囊囊肿;以妇科来说,则有阴道炎、宫颈息肉、尿道炎、急性膀胱炎等。
    由于事实上顾客并没有生病,或仅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炎症等轻症,医院为了推销治疗,就要对这些顾客的症状进行错误归因,制定几乎没有效果的疗法,甚至引导不同病症的病人实施相同的手术。
    比如通过腹腔镜治疗事实上不存在的宫外孕,通过微创、激光手术切除鼻息肉、“淋巴滤泡增生”等“病灶”,或实施鼻中隔偏曲手术、包皮切除手术这类对病人求诊疾病毫无治疗效果的疗法;或是治疗并不被视为疾病的宫颈糜烂。某些医院甚至要求病人在切除包皮前先做背神经阻断术。
    配合上述各类手术,医院还会布置准备大量的点滴、中药治疗、术前清洗、红外线照光消毒、太空舱、各类B超等辅助手段,有的还会设置时间长度不等的各类物理、中药疗程,每期疗程都极其昂贵。由于这种疗程一般没有治疗效果,时间不断延长,更加方便医院延长周期,最大程度地消耗病人钱财。
    2007年,徐天护(化名)的妻子在上海虹桥医院被诊断为某恶性妇科疾病。“一次护理2000元以上,还有各种调理的药,来回花了两万多元。最后,我们换了家医院,马上就看好了。”
    据笔者了解,莆田系医院为了延迟顾客对费用的敏感,医生一般不会告知整个诊疗过程的具体项目,不会告知每个检查和手术针对什么疾病,也不会告知检查和手术的具体费用,病人只有在付费时才第一次知道。
    知情人士说,在这些莆田系医院的科室里,顾客可以见到两个医生,一个负责诊断和恐吓,一个负责陪同顾客缴费,对顾客的心理和决策施展双重攻势。这种纯粹为了获利而遂行的手术在诊断报告中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2013年底,李若兰(化名)在上海南浦妇科医院被诊断出“多种重度妇科炎症”。同时,“就诊当天,还被查出疑似子宫息肉,主治医生洪晓敏要求我立即手术。在未明确告知治疗方案的情况下,让导医盯着我交了4000元手术费。且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做了宫腔镜检查及宫腔镜手术。手术前本来还做了影像学诊断,但报告单上无任何影像,仅有简单的超声描述和超声提示。最令人气愤的是,我从来没要求全身麻醉,主治医师也未告知。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说,宫腔镜手术不能进行全麻,更不能在有‘重度炎症’的情况下做!”
    笔者查阅上海市卫计委发布的《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2014)》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宫颈管息肉、阴道残端再生物都可以用“宫颈息肉切除术”来治疗,而该治疗项目价格标准仅为280元/次,即使是“经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其收费也仅为900元。
    而李若兰向笔者提供的“上海南浦妇科医院门急诊医药费明细账单”显示,“宫腔镜检查”一项的费用就高达1500元。
    为了更好地了解收费情况,5月中旬,笔者还实地走访了另一家四大家族控股医院上海万众医院口腔科。该院口腔全科医师程玉珠向笔者推荐了一款“正在搞活动”的氧化锆全瓷牙套,据她所称,该牙套原价3500元,现在仅售2800元。同样是《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2014)》则显示,“氧化锆全瓷冠”价格标准应为1800元。
    资产腾挪
    由于吸金能力有效而持久,四大家族在上海的业务也水涨船高。
    据天眼查检索公开工商信息显示,詹、林、陈三家在过去三年中分别对旗下医院及企业进行了多次增资。2014年,蓝十字脑科医院被两次增资,资本从2013年注册时的2000万元增至7000万元;2014及2015年,万众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也得到两次增资,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增至1.5亿元。2015年,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本金从3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2016年3月,上海远大医谷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实现增资,资本金从1.645亿元增至2.4亿元。2015年,医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亦完成200万元的增资。
    而唯一没有对旗下企业进行增资的是黄氏。该家族经营虽不出彩,相对稳健。2013年,黄氏旗下上海九龙男子医院有限公司资产总和1187万元,销售总额7260万元,净利润236万元;2014年资产总和1396万元,销售总额8655万元,净利润264万元;2015年资产总和1659万元,销售总额6521万元,净利润177万元。同时,黄氏旗下另一家医院——上海西郊骨科医院有限公司2013年的资产总和为3734万元,销售总额5506万元净利润246万元;2015年资产总和8080万元,销售总额8005万元,净利润260万元。其销售总额和利润均有缓慢增长。
    除对旗下医院及企业增资外,开设新公司,拓展新业务领域,重整产业以确立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是这些医院近年来最热衷的产业运作。
    詹、林、陈、黄中第一个进入上海的是林氏。2000年9月,依托深圳市博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雄厚基础,林新平在徐汇区龙漕路注册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之后,林氏又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注册上海仁爱医院、上海沪申五官科医院以及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之后陆陆续续还设立了上海心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10年)、上海远大医谷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上海医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下设上海医都医院(2015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林氏对旗下产业进行了重构,使其形成了两大板块。一是位于徐汇区龙漕路-石龙路-漕溪路一带的深圳博爱-仁爱系,下设仁爱医院、沪申五官科医院、天大医疗美容医院、远大心胸医院,及各类广告和通信公司。二是位于青浦区联民路的“远大健康城”(尚在施工建设中),其拥有远大医谷/天大医谷、医都投资管理(医都医院)、钱库实业、美华医疗投资、沃美企业管理等附加产业。其重构的方式是通过深圳博爱吸收所有林姓自然人的投资并增资,形成林姓与其他自然人投资者-深圳博爱投资管理-仁爱投资管理-下属医院-附属公司的五层组织架构。
    对于林氏的运作,熟谙莆田系的知名打假人王海表示,“这是学外资企业的做法,主要是为了转移利润以避税。通过在医院之上设立投资公司控股,或将股权分配给投资公司,医院可将利润输送给后者,实现账目平衡。”
    与专注组织与财务管理的林氏有所不同,陈氏家族稍晚布局上海,其经营也更加多元化。2002年,陈国兴在上海注册第一家医院上海闵行虹桥医院。之后,陈氏又分别注册上海健桥医院(2003年)、上海美迪亚医院(2003年)、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2004年)、上海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7年)、美迪西普亚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2008年)、上海汉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汉国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2014年)等。截至2015年,陈氏在上海地区的产业已形成医院、医药研发、房地产、医疗美容、金融五大板块。
    陈氏的产业不完全集中于上海,其资本辐射至全国各地。由陈国雄担任法人的艺星医疗美容集团有限公司在黑龙江、合肥、武汉、烟台、长沙、杭州、昆明、济南、重庆、成都、温州、石家庄、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同名医疗美容医院。莆田仍旧是陈氏的主战场之一。
    “长庚梦”冲突
    “洗白”后的莆田系医院,打造大陆版“长庚医院”是詹氏家族近年来最主要的目标。
    职业医院经理人徐广尚在博客中披露,早在2009年4月,詹国团投资的浙江新安国际医院正式开业时,詹氏就意图以“三级医院规模和超三甲装备的综合性国际医院”的定位为自身正名。
    据笔者调查,詹国团在上海的主要平台为上海华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元(其中詹国连、詹国营、詹国团三人分别投资3900万元、1500万元和5100万元),该公司是浙江与福建两所新安国际医院的大股东。福建新安的注册地甚至就设在秀屿区人民政府大院中,显示出詹国团与莆田地方政府非同寻常的关系。同时,华衡的股东中还有北京五洲投资有限公司法人黄德锋与上海万众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詹阳斌。作为詹氏在上海地区的医院经营主体,詹阳斌及占阳珊的万众医疗得到了詹国团堂叔詹玉鹏的资金支持,其资本运作也显示出了强烈的“洗白”冲动。
    2013年注册成立、2014年两次增资的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不仅是上海地区注册资本最雄厚的莆田系民营医院,而且其经营范围包括神经外科、内科专业,小儿神经外科专业、临床体液、微生物、免疫、血清学专业等也是之前其他民营医院鲜有涉及的。
    更让人对詹氏的社会活动能力刮目相看的是,2015年3月,万众医疗还与上海同济大学合资成立了“上海天佑医院有限公司”,占阳珊担任该医院监事。
    然而,就在浙江新安医院开业后不久,同为莆田系商人的卓国勇、卓国金(曾投资黄氏真美妇科医院)在黑龙江、天津和山西开设了三家与台湾长庚医院同名的耳鼻喉医院,且把“长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在了上海静安区,显示出莆田系新生代对詹氏“长庚梦”的巨大反差。
    虽然四大家族在经营模式上高度个性化,但他们还是在产业联盟与融资平台方面进行了初步合作。
    目前,将詹、林、陈、黄四大家族联系起来的有两条路径。一是“莆田总慧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称“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莆田系”元老陈德良为终身荣誉会长。上海“莆田系”四大家族中的詹国团、詹阳斌、林志忠、陈金章、黄开添分别在该协会中身居要职。二是以上海和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医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医健联资产管理(平潭)有限公司搭建的莆田系融资平台。陈国兴、詹阳斌、黄开添三者分别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上述两大产业实体的成立,似乎标志着莆田系游医们终于从散兵游勇的状态,过渡到了凝聚在四大家族周围的利益共同体。
    截至本稿刊发时,上海同济医学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华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邦泰医院管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等四大家族控股医院与企业均未对《中国经营报》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应,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转载自:《中国经营报》

许纪霖:一个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

近来的思想界有一点小热闹。从杨绛去世,扯出如何评价钱锺书夫妇生前的“默存”,再到激烈争议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其道德责任何在,这场久违的争论似乎尚未结束,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混沌一片。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沉默的看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研究者,我的专业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说几句,以试图澄清争论中的一些雾霾。
面对社会不义,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这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却不是一个不正自明、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常识,而是具有内在紧张、冲突和悲壮的实践困境,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做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倘若挥舞一条天然正当的道德大棒横扫士林,必定会误伤贤良、连累无辜。
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在法律上说毋庸置疑,连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何况知识分子乎?问题仅仅在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还是有德性上的亏欠?
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要做道德审判,第一条原则,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都是无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沉默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是指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它属于天赋的、人人都拥有的、自然正当的权利。但自然正当,不等同于道德正当。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愿性选择。一旦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下,而被迫选择沉默,虽然这一选择是“自觉的”,却不是“自愿的”,只能说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选择,其道德意义也因而变得复杂。
沉默的道德意义,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
第一种在自由社会,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言论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依然缄默不语,态度冷漠,不闻不问。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道德上无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发生的不义,与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关系,对自由人的道德要求无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过了一个违背公众利益也包括你个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么代价,却不愿参与公众的抗议活动,只想不劳而获,搭便车,这种沉默既是一种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该受到谴责。
第二种是在非常年代,运动之势,雷霆万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压之下,强迫人人表态,互相揭发批判,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呼喊口号的时候,倘若有人在红色潮中悄然隐身,做一个沉默的“逍遥派”,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在那个年头,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发批判老师、同事,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
将钱锺书与冯友兰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云泥之别。同样面对江青的恩惠,一个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另一个是写效忠信表达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钱锺书夫妇有揭发批判别人的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岁月里,张志新、顾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有所不为,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钱锺书常常让我想到魏晋时代的阮籍。“竹林七贤”众杰,个性刚烈的嵇康被杀,世故的山涛入仕周旋于权力场中,而阮籍则退隐山林明哲保身,司马昭提出要与这位大名士结儿女亲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绝。阮籍、钱锺书虽非道德英雄,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他们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虽非英雄、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
钱锺书杨绛夫妇钱锺书杨绛夫妇
第三种是在威权社会,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不像非常时代那样强迫人人表态,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却又不完全;沉默的权利是有的,甚至沉默为当权者所默许与鼓励,社会的沉默与政治的威权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同谋。然而与非常年代一样,知识分子的议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气与担当。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便成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选择。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发声固然是道德担当,沉默就必定意味着道德亏欠吗?
依我之见,对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道德诊断,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而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审慎。道德评判最适用于“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对于“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则不过是削足适履、强人所难。在非常年代,洁身自好只是少数,沉默反而彰显出正派的低调美德;在威权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对于“不自由意志”所做的不得已选择,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与宽容。因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圣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审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么道德尺度必须符合人性。
从柏拉图、阿奎那到19世纪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义化身自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舆论对其人性的期待会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与鞋匠同样的职业,而非某种精神象征,社会对他们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这一特殊的职业过去是神圣的,担当天命的,现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担当。因此,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令人习以为常,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便引起了争议。
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着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
对政治冷漠,对不义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扫入犬儒主义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然而,被归入犬儒的知识分子,据我的观察,有真伪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价值虚无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者,在他们内心深处,拒绝一切道德的善恶和价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虚无,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为了一己之私利,怎么干都行;不要与哥讨论正义、良知,神马都是浮云!如此“没头脑”的犬儒主义者,都是一些精致的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平时奉行低调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环境险恶,为了自保,不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甚至参与作恶。
然而,混迹在犬儒大军中的,还有一批“装睡的”清醒者,是为“假犬儒”。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善恶,只是缘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敢也无法站出来说话,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于是“外圆内方”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场面上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视的套话,重压之下也偶尔做个把违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静之时,尚存的良知会出来折磨,让自己痛苦一会儿,需要找一两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机会弥补自己良心的亏欠,偷偷给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假犬儒”,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相当普遍,公平地说,可能还是“犬儒”中的大多数。
陈寅恪陈寅恪
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范。然而,从表面观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经历了三朝风雨,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抗议社会不义,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园守护学术自由。陈寅恪所体现的道德,不属于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与勇气的私下表达”。表面来看政治上的确“犬儒”,但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风骨,守得住道德底线;不屑“有所为”,但必定“有所不为”——其实,钱锺书何尝不是如此?
讨论到这里,就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的存在?还是道德的存在?
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个世纪之交,曾经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季羡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征。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成为博学鸿儒的为学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为启蒙领袖,民间有“南王北李”之称,但启蒙方式颇有异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学风浮躁,只问主义,不屑问题,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继承的是“五四”理性主义传统。他如同清代的戴震,义理考据并重,赋予“尊德性”以“道问学”的基础,化启蒙理想为深厚的学理。李慎之继承的是“五四”狂飙传统,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为了鼓舞士气,指点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实践,试图身体力行,杀出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潜思,慎之热忱,道相同而路相异。这不仅是两位启蒙大师的分野,也是追随其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同的努力方向。
三位学界大儒,季羡林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则是知识与道德并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积极地有所作为,而王元化则是低调地有所不为,紧紧坚守为人的尊严。
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
三位学界大儒,孰高孰低?基于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需要有人“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担当道德先锋;也需要有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价值最高。但倘若知识分子徒有烈士之悲壮情怀,缺乏深邃的思想与学理支撑,如此的道德勇气也只是沙滩上的巨塔。何况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并非知识分子一家之专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属性,作为知识分子公民,他的道德实践,最好具有深刻的专业背景,避免成为空头道德家,诚如王小波所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识分子的选择首先是不作恶,有所不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沉默未必是金,但也无可厚非。道德对“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权,对随波逐流的作恶者从严,要求“枪口抬高一寸”,担当作恶者该担当的罪责;而对洁身自好的沉默者从宽,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
“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底线的道德伦理。道德这个玩意儿,不是用来谈论的,而是用来实践的。与其成为空头道德家,不如自我践行,以一己之风范激励士林,改变风气;不能作为底线道德苛求众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同仁。而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
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种相互残杀的戾气。自己不敢直面不义,就将勇敢发泄到同样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处于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觉地产生此类道德强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国为甚。
一个正派的士林,是对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体,对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对任何人轻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问。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点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对子民也充满怜悯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神,有英雄圣人的豪迈,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怜。对凡人提出类似神的圣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圣人之德,但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面,不可被强迫成为圣人——不管这一强迫来自何方、何种名义。
我永远谨记,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价值——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严、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性脆弱。其实,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已。
【注】本文原标题为《不一样的沉默:也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全文转载自:腾讯大家

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张鸣:阅卷的困境

一说到高考,首先想到的是考生,考生不容易,因为是被考的人,想要不被烤糊。平时的用功,考场的发挥都得到一定火候。但是,阅卷者也不容易,尤其是阅作文卷子。有专做高考的媒体人告诉我,现在阅作文,一篇文章就是几秒钟的事儿,什么性质的作文,都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段落该说什么,有就给分,没有就不给。跟语文知识一样,凭采分点给分。至于文章的文采如何,有谁管得?
记得刚恢复高考那阵儿,作文的文采,还是有人理会的,各地考卷中的佼佼者,还会被选到报纸上刊载。当然,真要是看文采,衡文之际,会有许多麻烦。很好的和很差的文章,容易被看出来,除非个别人口味特别特殊。但是,一般性的文章,彼此之间的优劣则很难判断,恰恰,在考场上,这样的作文是最多的。给这个79分,给那个81分,其实很难说清楚为什么。
所以,你就会明白了,为求“公正”起见,中学生的作文训练,为何必须套路化,程序化,说到底,就是标准答案化。何时点题,何时发挥,何时上典故,何时收尾,都得按套路来。只要你被训练成了,写出的作文,分就低不了。方便考生,也方便阅卷。高考把关老师,频繁的训练,不是为了拿高分,而只是让学生别丢分。毕竟,高考不是按一张语文卷录取的。
其实,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也是这个套路。八股文,起承转合,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套路和规矩。考题大多取之于四书,坊间吃考试饭的书商,把四书所有的章句做题目的文章,都找高手做了个遍。进士和举人的名次靠前的八股文,也都被广泛刻印。只要有钱,尽管买来自己琢磨,无需创新,模仿即可。
全国上百万的读书人,能考到应乡试(举人)阶段的,基本上八股文都做熟做滥了。阅卷人也是读书人,真正的好文章,当然多半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四平八稳,合乎规矩,也能踩到采分点的文章。那时没有其他的科目,录取与否,主要看文章。一遍看过去,很难分出优劣来,有时候似乎分出来了,但再看一遍,又含糊了。但是,科举考试的意思,是必须在众多的文章中,拔出几个优秀的来。所以,有的考官,只好在文章的格式,有无错别字上面较劲儿。先把有问题的,淘汰下去,然后再说。进士的殿试,更是这样,阅卷者,除了挑格式、别字,主要看字写的好坏(在其他阶段,为了防止考官作弊,卷子是重新誊写过的,分不出来书法的优劣),殿试主要拼书法,成了公开的秘密。清代儒学大师俞樾,不善小楷,殿试幸好碰上了曾国藩做考官,由于诗文俱佳,在曾的坚持下,被取为第一,但到了皇帝那里,却因为字太丑,被降为二甲第十九名,活生生落了一个状元。看来,即便是在意人才的皇帝,也不能免俗。
 
乡试以上的考试,各个阅卷人先看阅,然后挑出好的,送给主考和副主考定夺。分阅卷人,就被录取者称为房师,主考和副主考,则被称为座师。做房师难,做座师更难,难就难在衡文。座师要在房师送来的卷子中挑选录取者,往往头更大,看了半天,也分不出优劣来。绝大多数考生,都是练熟了的,文章做的四平八稳,错倒是没有,但就是一个模子,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个别较真的主考副主考,往往直接下去,从哪些被房师淘汰的卷子中,试图能找出个把让人眼睛一亮,觉得不一样的文章来。你还别说,凡是这样做的,真的每每能有收获。越是到晚清,这样的事儿越是多。好些做得老成,纯熟的文字,结果不得售(录取),一些怪文章,却意外得中了。
但是,这样负责任的主考副主考,其实不多。因为这样做,容易被人究弹,说你作弊,弄得不好,乌纱帽就丢了。更多的人,只好硬在送上了的文章里面挑,凭感觉,挑上那个算那个。晚清重臣潘祖荫做翰林的时候,就很红,经常被派下去做乡试主考。跟众多主考一样,面临着挑选的难题。据说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房师们送来的卷子一圈儿排开,他拿一个鼻烟壶,放在中间,转动鼻烟壶,最后鼻烟壶停下来,烟嘴对着那个卷子,就取那个,依次这样的转,名额满了为止。那年月,录取者对于座师,是视为终身的老师的,具有伦理的意义。因而人称他这个座师,是“鼻烟壶老师”。这个事儿,属于传闻,但也有佐证,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一次跟潘祖荫同为殿试阅卷官,发现此老半天不到就完事了,而他则通宵达旦,都弄不完。凭良心说,翁同龢通宵达旦,点灯熬夜判出来的,跟潘祖荫用鼻烟壶转出来的,其实也差不太多。
所以,在科举时代,由于士子们复习得太纯熟了,文章练得太四平八稳了,最后能不能考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成了撞大运。跟文章无关,跟才华更无关。所以有的人,说考上与否,是要看积没积过阴德。明清笔记上,记载某人积阴德而导致子孙成为科门高第的故事,一把一把的。而今天的高考,作文实际上已经被半废了,因为多数的重点中学的考生,都把各种文体练得很熟,套路程式都没问题。到了考场上,大抵不会丢什么分。高考把关老师,追求的也就是这个目的。结果最后的较量,是在其他科门,作文反而无所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教了那么多的课时,学生的作文水平,反而越来越低的缘故。

转载自: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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