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宝俊：人民日报问“你是谁的人？” 到底什么意思？

 编辑评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路线的分歧，一般人从党媒中是看不出路线差异的。春节后，当网络知识分子猛批“党媒姓党”一说时，看看这篇文章脑子也许会多一个疑问，“如果党媒不姓党，那么姓谁呢？”这个“谁”，同人民日报《你是谁的人？》里这个谁，如果是同一个人呢？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你是谁的人？”，很有意思。

文章以一个刚入基层单位的年轻人，被同事私底下问“你是谁的人？”为开头，说这位年轻人很郁闷：是不是进机关就得“选边站队”，非得成为“谁的人”？难道靠认真工作、正直为人就没有好的前途吗？

进而引出官场中圈子、派性的问题，文章说：

共产党的干部，究竟是谁的人，答案其实很明白。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各级干部都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组织观念，自觉抵制“认人不认党”“拜码头不敬组织”的歪风邪气。

在周、薄、徐、郭、令已经落马的当下，在中共四级党委的换届之年，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发出此问，究竟是什么意思？

杜宝俊从琅琊榜说起吧：

在琅琊榜中，六部尚书，分成两派，户部、礼部、兵部尚书是太子的人；吏部、刑部、工部尚书是誉王的人。

扶持靖王夺嫡的梅长苏，用“剪裙边”的办法，把太子、誉王的干将一一拿下：

兰园藏尸案，拿下了太子的户部尚书楼之敬；

杨柳心妓馆杀人案，一举拿下了誉王的吏部尚书何敬中、刑部尚书齐敏；

朝堂论礼，又拿下了太子的礼部尚书陈元直。

但是，到了最后，梅长苏却放过了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

特别是兵部，一开始还跟靖王作对，在私炮坊爆炸后，上奏折弹劾靖王违规挪用军资救灾。这是为什么呢？

太子被废、誉王谋反，靖王成为新的太子，作为废太子的人，兵部尚书李林每天提心吊胆，以至于在靖王传召后，居然还迟到了。

靖王给他派了一个差事，说“春猎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想，牵头拟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二十天后报给我。”

接到任务的李尚书，有点意外，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出去时正好碰到了户部尚书沈追，二人有了一段对话。

沈追：李大人。

李林：噢呵，沈大人。

沈追：怎么这幅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被殿下训斥了？

李林：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沈追：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再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二十天后，沈追告诉靖王：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初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靖王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的，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初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内阁核准了。

镜头切换到了苏宅，梅长苏将写有兵部、工部的木牌投入了炭盆。

管家不解，问：宗主，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梅长苏回答说：因为我不会动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在和沈追、蔡荃对谈时，靖王说，“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沈追为这个表态做了注解，说：

其实多数人在入仕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智，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沈追口中的“朝廷气象”，换个当下的词，就是“政治生态”。

2014年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说，“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杜宝俊看来，十八大后的反四风也好，从严治党也好，打虎拍蝇也好，其指向都是，刷新政治生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

积习已深，非朝夕之功。在拿掉了搞团团伙伙的周永康、令计划后，2015年1月，习近平告诉中纪委全体委员，“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在习看来，“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而政治生态污浊的一个表现，就是门派朋党，从政之人不能以才干政绩胜出，而无能之辈，因为关系强，后台硬，却忝居高位。比如《太阳后后裔》里，姜暮烟这样能力强又敬业的医生评不上教授，走关系的那个垃圾，叫什么来着，却当上了教授。

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说的就是这种污浊的政治生态。

比如琅琊榜中，一身正气、坚持原则的蔡荃在刑部靠边站，而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齐敏，因为有誉王这棵大树，就能盘踞要津。

人民日报今天的文章也说：

“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历史的悲剧反复告诫我们：结党必定弄权，弄权必定营私。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热衷“圈子文化”，迷信“朝中有人好做官”，崇尚人身依附，污染了清爽的政治生态，更与“举贤为公”的宗旨严重背离。

这种山头主义者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我们需要“替他们解开”。

要党性，不要派性；相信“成绩自己会说话”，莫信“大树底下好乘凉”；对味道不正的“老乡会”“同学帮”“战友圈”，洁身自好、敬而远之。

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眼睛常往下边看，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凭业绩说话，靠实干进取，干部成长才会按下安全的“快捷键”、驶入健康的“快车道”。

习近平曾说：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诛一恶则众恶惧，用一贤则群贤至。三年从严治党之后，在大换届即将启幕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此问，呼吁：

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该抛开无原则的纷争，卸下拉帮结派的包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忠诚纯洁的战士。

这不就是沈追劝兵部尚书李林的一段话吗？（完）

转载自：精读党报

 

杜宝俊：《疯狂动物城》里的政治

 编辑评论：迪斯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无意中映射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最高权力者的政治生存状态，片中为了权力，制造对立、仇恨欲挑战狮子市长的羊副市长也可以在最近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中找到原型。

看了标题，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杜老师，你不会要从《疯狂动物城》里看权斗吧？

答对了！

先简单介绍下剧情吧，看过电影的可以直接跳过此段。

动物城是一个国家，常住居民为各类动物，有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它们和谐相处，因为有其他食物供应，食肉动物并不袭击、猎食食草动物，二者甚至还能通婚。

动物城实行民主选举，有能力者上台执政。目前狮子是市长，羊是副市长。

但羊不甘心做副市长，她要推翻狮子。羊采取的办法是，制造迷幻药，射入食肉动物体内，让其发狂，袭击食草动物，制造族群仇恨和对立，企图让动物城陷入动乱。

狮市长采取的对策是，把发狂的食肉动物都秘密关押起来，向群众隐瞒事件。但不巧，被查案的兔警官撞破。

此事曝光后，狮市长黯然下台。年轻稚嫩的兔警官在记者会上说，发狂的都是肉食动物，可能是它们的本性爆发。导致动物城陷入恐慌，食草、食肉族群尖锐对立。

兔子警官反省自己的作为，认为自己不但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更糟糕了。一个偶然，得知动物食用一种花后会发狂，茅塞顿开，决定追查真相。

在狐狸的配合下，查出策划这一切的，居然是羊副市长。二兽用计，拿到了羊副市长作案的证据，将其送上法庭。

真相大白，发狂的动物得到救治恢复神智，动物城再次恢复了秩序。

读报君要说的，是以下四点：

一，国家、民族、阶级是政治属性，但肤色、地域、人种虽然是自然属性，但只要能被政治利（cao）用（nong），也是政治属性。

在动物城里，饮食习惯——食肉or 食草，就被操弄成了政治属性。

本来，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动物。狐狸小时候会犯浑，兔子也会咬人。年少无知、青春期的躁动、叛逆，并不专属于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

这两种动物的区别，就像中国豆腐脑甜党和咸党一样，是一种多样性而已，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读报君可以引用3月3日下午，俞正声主席工作报告里的内容来谈这个问题：

在人民政协，‌‌“同‌‌”是基础和前提，就是共同致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我们团结奋斗的最大思想政治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异‌‌”是客观现实和重要特征，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利益诉求、知识背景、社会阅历、生活方式等不尽相同，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认识总会存在差异。

食肉动物、食草动物的‌‌“同‌‌”，或者说‌‌“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无论是狮子市长，还是兔子警察，抑或其他动物，都多次说过这句话。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价值观是相同的。

‌‌“异‌‌”，其实食肉，还是食草，这是一个饮食习惯问题，即‌‌“生活方式不尽相同‌‌”。

但这种不同，却给政治势力操弄，提供了可能性。最终导致动物城内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尖锐对立，几乎断送动物城的未来。

现实中的人类政治，可比动物城丰富得多：

本来都是美国人，却因为肤色问题，形成了种族歧视和压迫；

本来都是台湾人，却被分成了‌‌“本省籍‌‌”、‌‌“外省籍‌‌”，政治势力就能煽动仇恨和分裂，从中取利。

本来都是一样的公民，但一旦贴上‌‌“地‌‌”、‌‌“富‌‌”、‌‌“反‌‌”、‌‌“坏‌‌”、‌‌“右‌‌”的标签，那就成了‌‌“贱民‌‌”，处处低人一等；

无论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还是《1984》里的‌‌“仇恨日‌‌”，古今中外都一样。

差异化、多样性本来是让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但却被用来制造隔阂和对立，悲夫！

二，当权者是要维稳的；挑战者想破局，必然要搞事

动物城里接连出现了14个动物发狂失踪案，且都是食肉动物。

读报君把这个事件称之为‌‌“发狂-失踪‌‌”案。因为这是两码事。‌‌“发狂‌‌”，是羊副市长策划的；‌‌“失踪‌‌”，是狮市长采取的对策。

狮子市长，是动物城的最高领导人，来自食肉动物，能力强，但它是少数派。

羊副市长，是狮子市长的副手，来自食草动物，是多数派。她认为，狮子之所以任命她为副市长，是为了争取食草动物的选票。

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动物城是一个民主政体，领导人通过选票上台。

羊副市长不甘心做副手，想取代狮子成为市长，但如果只是比拼政治纲领，似乎信心不足。毕竟羊看上去很小，也不像很有能力的样子，虽然食草动物数量占优势，但由于在动物城，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是——食肉、食草动物没有本质区别，投票时，食草动物不会因为羊食草就投票给她。

成熟的民主社会，理性的选民已经超越了最简单的自然属性，是要看政纲或者参选人的魅力的。白人也会投票给奥巴马，台北市民也会投票给蔡英文。像2004年台湾南部农民‌‌“含泪也要投阿扁‌‌”的情况越来越少。

那如果让食草动物对食肉动物完全失去信任并且持有戒心呢？

这就是羊副市长做的，让食肉动物发狂，袭击、猎食食草动物，制造族群对立、煽动仇恨。

当食肉动物发狂案例出现后，狮子市长被动接招，把这些发狂的动物秘密关押起来。然后封锁消息，以免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导致社会不稳。

换位思考，很多人可能都会和狮子市长采取同样的措施。不过，‌‌“捂盖子‌‌”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即狮市长内心深处其实既对食肉动物缺乏自信，又对食草动物有信任。因此，只能是被动‌‌“维稳‌‌”。

读报君可以判断，狮子市长肯定清楚，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而是一场阴谋，其目标正是自己。它甚至知道，幕后主谋就是羊副市长，但是，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无法下手。唯一破局的办法，就是先把这些发狂的食肉动物控制住、关押起来，以换得时间，尽快查清楚真相。

从狮市长在收容所气急败坏来看，在已经出现了14起发狂案例的情况下，它仍未查清案情，也没有好的对策。

羊副市长也知道，她制造的发狂动物，都被狮市长被秘密关起来了。但她占据主动，可以从容不迫地继续制造更多食肉动物发狂案，再去煽动它们的家属去报案，去上访，去闹事。制造问题——左右开弓——围猎市长。

因此，狮市长必败无疑。

三，警察姓狮至关重要

狮子市长能不能不败？能，‌‌“警察姓狮‌‌”即可。

刚才说了，动物城是一个民主政体，领导人上台是要靠选票的。民主政体的一个特点是——军队国家化。在动物城中，军队就是警察，其职责是维护动物城的秩序和每一个动物的安全。市长违纪违法就抓市长，副市长违纪违法就抓副市长。它是中立的。

前面说，系列动物发狂案，狮子市长肯定清楚，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而是一场阴谋，其目标正是自己。它甚至知道，幕后主谋就是羊副市长。但是，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只能被动接招——发狂一个，关押一个，发狂一个，关押一个。

如果警察姓狮，绝对忠诚，听狮指挥，而且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忠诚，狮叫干什么就坚决干，狮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那就太简单了，先把羊副市长双规即可，查她！非法收受青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兽谋取利益；违反动物城道德，与犀牛通奸；妄议狮子市长……总能找出几条罪名吧。

更重要的是，只要双规了羊副市长，调查她的周边关系、通话记录，很快就能抓到那几个制造迷幻剂的羊同伙。动物城系列失踪案也就告破了。我们相信，一旦案情公布，全城动物都将谴责批判羊副市长。

搞不好还会看到这样一幕：冰川区、热带雨林区、沙漠区的动物，都会先后表态，坚决拥护动物城查处羊副市长这个‌‌“口言善、身行恶‌‌”的‌‌“城妖‌‌”，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狮市长周围。

四，如果羊副市长得逞，动物城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这是一部正能量的电影，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虽然只靠一个录音笔，而且是一个兔子+一个狐狸完成的。

那正义如果没胜呢？如果羊副市长继续策划食肉动物发狂案，那动物城的政治发展，会是什么路径呢？

读报君开开脑洞，会是这样：

由于狮市长已垮台，发狂的食肉动物不会再被关押起来，它们将游走在动物城，袭击食草动物，造成全城恐慌，食草、食肉族群尖锐对立。

这种尖锐对立出现后，食草、食肉族群不再彼此信任，族群隔离、互相戒备。

极端情况下，即便没有被注射迷幻剂，食肉、食草动物也会彼此袭击。就像太平洋大逃杀的那艘渔船，只有杀死对方，自己才会安全。

羊副市长占据行政资源，代行市长之职，可以利用食草动物的恐慌，聚集选票，循民主路径，当选市长。

但一个为了市长职位，不惜撕裂族群、制造仇恨的政客，绝对不会甘心就此罢休。

我们很难指望羊市长去推动族群和解。族群和解，羊市长的执政基础就没了，下一次能否连任，很难。一旦食肉动物再次上台，启动真相调查，羊市长就是罪人，就要入狱。

为了维持统治，羊市长必须要持续制造、利用食肉和食草的对立，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因此，动物城的未来只有两个：

一是独裁，羊副市长江山永固，执政到死。食肉动物被戴上铁口罩，或被隔离起来，沦为政治贱民。

二是内战。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爆发战争。要么一方彻底消灭一方，要么动物城一分为二。

无论哪种未来，动物城都将倒退300年。

因此，读报君想说的是：多样性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它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差异化不应该成为被操弄的对象，成为制造对立、煽动仇恨的工具。

对于任何企图这么干的政治势力，我们都当警惕。

转载自：博谈网

郑春浩：现行宪法纠正了1975宪法的重大错误

　　已经在我国实行的宪法宣誓制度，在其70字誓词中果断删除了过去一些誓词中对特定的人和特定政治集团的“忠于”，只提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对国家各级官员的这种要求，体现了法治的观念和精神。深刻领会这种观念，能够在提升宪法地位的同时，还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法治的原则。常听到有些人说：“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 前些日子，连人民日报评论员都写文章说“要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说这种话的人太不了解现行宪法了，暴露了他们对法治原则基本常识异常陌生的软肋，他们的脑袋还停留在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如果他们四十年前说这种话，还可以找到根据，因为在文革中，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实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但文革结束后，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消除了文革左的影响，对宪法条文进行了大面积修改和清理。现行宪法就是在1982宪法的基础上，经过三次小量的修正于2004年确定下来的。做这种矫正指导观念的修改是彭真、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和大批立法工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现行宪法与1975宪法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现行宪法基本遵循了法治的原则，而1975宪法中有大量违背法治原则的条文。在具体比较这两部宪法的差别之前, 很有必要搞搞清楚, 像宪法、党章这一类文献到底应该写些什么，不能写什么。

　　宪法、党章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的总规则。它应该不同于一般性的文章。作为宪法，应该规定国家性质、政权形式，公民的权利义务、各级国家机关的产生办法等；作为党章，应该规定党的纲领、成员构成、组织机构、行事规则、权利义务等。总之，在宪法和党章中只适宜写 规定性的内容，而不适宜写抒发性、论述性、回顾性、展望性、歌颂性、表决心式和工作部署之类的非规定性内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宪法和党章中还是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非规定性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的序言和党章的总纲中。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规定性内容到底应该规定什么，不应该规定什么。很显然，只能是规定规则、标准、程序，而不能规定结果！九大党章居然把针对具体人的结果性内容规定进去，可笑地“规定”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这真是犯了基本常识的大忌。到底是不是“最亲密的战友”难道是主观“规定”出来的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主观“规定”太阳永远挂在天空的固定位置上不落下去呢？由谁做接班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进行比较、选择，最终经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的问题，章程只能规定遴选的运作规则，怎么能够规定运作的结果呢？由谁当领导怎么能事先明文 “规定”呢？如果把足球比赛的规则“规定”为不论球踢成什么样都必须判中国队得冠军，这种对结果进行规定的做法是不是太荒唐了呢？

　　不能规定结果性或结局性的东西，这是法治原则的起码常识，我们的宪法当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所以要改。当今世界也只有像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才会去规定国家必须由哪个特定的政党来掌权这种对结果性的东西进行具体指认的条文。绝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都不会去做那种自我加冕式的、违背法治原则的可笑规定。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执政党，这只能由人民自愿抉择，而不能由法律来硬行规定。在体现法治精神的文献中，都不应该出现对特定政治集团的具体指认，更不应该出现诸如“永远”、“千秋万代” 之类对其地位进行固化的表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1975宪法和现行宪法的本质区别。1975宪法就存在着大量违背法治原则、对结果性或结局性内容进行具体指认和规定的条文，这些东西和九大党章犯的是同一类错误。现行宪法最大的进步就是在指导观念和整体写法上去掉了那些违背法治常识的内容。现在我们对1975宪法与现行宪法做个对比：

　　●1975宪法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现行宪法删掉了这一条。

　　●1975宪法第十一条：“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行宪法删掉了这一条。

　　●1975宪法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现行宪法改为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当中删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等具体指认性的规定。

　　●1975宪法第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现行宪法改为第五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删掉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定语。

　　●1975宪法第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

　　★现行宪法变更为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

　　这当中把“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和“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1975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现行宪法删掉了要求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项义务。另在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第四十一条中增加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也就是说，去掉了 “拥护”, 加上了 “批评”。

　　●1975宪法没有提到法治和依法治国。

　　★现行宪法在第五条中增加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使用了“各政党”的提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用“各政党”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把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放在了和其他组织和个人相平等的法律地位上。

　　比较两部宪法的差别使人眼界大开。可以看到，现行宪法在正文中，也就所有规定性条文中都去掉了有关“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只是在序言这种回顾性、展望性的段落中有所反映，但都不是规定性的。规定性条文和回顾性、展望性表述所用的口气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事情可以回顾或展望，但不能硬性规定。这就如同在足球世界杯的比赛中，你可以用展望性的口吻表达将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战略战术赢得冠军的决心，去憧憬夺冠的前景，但不能企图在比赛规则的条文中明文写上你就是冠军，而且永远是冠军。冠军是要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获得的，而且不能是永久性的。这就是展望性和规定性的本质区别。这是法治原则的基本常识，如果连这个区别都分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现行宪法之所以要对1975宪法做这种指导方针性的矫正，大规模清理原有条文，正是考虑到了法治原则的基本常识，避免了九大党章所犯的那种低级错误。改成这样才像个宪法！

　　不难发现，不是宪法确定了党的什么地位，而是党自己确定的。那些说“宪法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人，也该好好学习学习法治原则的基本常识了，把你们的脑袋从四十年前拉回到二十一世纪来吧，不要再闹违背法治基本常识的笑话了。但直到现在还一直有人主张用宪法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用法律来要求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是“以党治国”观念的表现。前一个时期由“喉舌”集中抛出的大量宣称强化党的领导的文章，多数都对宪法是否规定了党的领导这一点有意进行了回避，这可能就是顾忌到了宪法的现有写法。只有像人民日报评论员这种低水平不入流的写手，才会去帮倒忙，不知趣地去捅自己的软肋。

转载自网络

周瑞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错失三次良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瑞金在2014年11月7日举行的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中作出表示。

周瑞金指出，这三次良机分别是： 

一，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二，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 

三，第三次是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再次胎死腹中。

以下是周瑞金发言实录：

我已到古稀之年，与许多老党员、老干部

一样，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所形成的利益阶层固化现象，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需要一代领导集体大智慧、大胆略、大手笔，以强烈的时代责任心，真诚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情怀，来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我国政治体制形成简单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按照中国国情，以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为构架，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体制，民主党派许多头面人物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层。这对开国之初恢复国民经济，稳定政治社会局势，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起了重大作用。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虽然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还在，但多党合作、联合政府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照搬了苏联政治体制的许多东西，形成“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民主党派成为在共产党领导和管理下的政治协商性的团体。

经过反右派斗争，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影响下，我国政治权力越来越高度集中，从苏联搬来的政治体制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这一代人都亲身经历过运动不断、整人不止、瞎指挥、浮夸风、说假话、饿死人，直到“文革”大乱。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基础。以邓小平、陈云、叶劍英、胡耀邦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从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痛定思痛中，大彻大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下决心走出一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路。

二、政治体制改革错失三次良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于是，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这场得到邓小平全力支持、赵紫阳大力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

第三次是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当时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到中央党校听取了他们意见。后来，又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意见说，十五大提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要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想不到后来，又是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再次胎死腹中。

三、政改艰难的五条启示

回顾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经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要正确把握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80年代初邓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领导集体强推市场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2、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3、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在不能指望全能的政治权力壮士断腕的时候，由于政治权力本身也已经利益化，只能依靠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多元化推进改革。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推动力。

4、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防止社会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空心化、虚伪化，导致社会知行不一，信仰空白。调查表明，地方干部最为信奉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场的“潜规则”。某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员财产不敢公布，不能公布，以及大面积贪腐，使得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国之本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淡化。所以，30多年的改革造就了伟大的中国经济，却缺乏一种伟大的现代中国文化。我们能出口“中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内心缺少一种阳光的自主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损害了社会风气，急需弘扬改革启动阶段那种诚实坦荡、摧枯拉朽、奋勇直前的大无畏首创精神。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一要推动网络媒体、都市媒体的发展，建设网络民主平台。二是推动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放开体制内舆论，鼓励专家建言议政，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

5、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极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制度设计和策略推进，少说多做，避免起哄，吊高胃口。要小步渐进，允许试错，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六条途径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说是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宪治国”，“以宪执政”，就是建立宪政的政治体制。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近代中国政党的发轫，始自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宪政”二字，就是从那时开始叫响的。然而，时隔一百多年，这“宪政”二字，依然难识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所谓宪政，就是以一种宪法大于天的超然力量，对各种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的一条科学路径，也是中国志士仁人奋斗了上百年，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以求的救国、兴国之策。

目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表示了深重的忧患意识，认为腐败的泛滥，使执政党面临巨大的合法性挑战，而剪除腐败最有成效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衡。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种高度共识。我们要遵循法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按这个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按以下步骤循序渐进：

（一）、让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个良好开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调整革命党的惯有思维，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根本点，就是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制度和执政方式制度。过去在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即以党组织执政（党政不分）、以党的政策执政、以党的领导人直接执政的方式，要得到较大改变。党的领导将主要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途径，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的执政重心，要转移到领导和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职能，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机关有活力有担当的领导作用，加强制度建设，而且要保证党的政策的合法性。应当制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法”一类法律，来完善执政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据。

（二）、以增强党的民主为中心，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应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并能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如在部分县、市进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以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发挥党员代表作用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同时，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将普遍实行差额选举，以保障党员自由选择的权利。建立一套民主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保证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民主化，防止主要负责人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中央委员会也应进一步贯彻民主选举制度，以开拓党内民主选举的新局面。

（三）、采取新举措新制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中国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许多严重腐败事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由此而引起。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巡视制度，逐步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要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推行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建立党代会、人代会对领导干部问责和质询制度。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议政，对官员实施监督。

（四）、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增加法律与社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确保依法履行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今后凡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人大必定公开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同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将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建立起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并实行财政分权制衡体制。多党合作制度要发展，民主党派优秀人才要有职有权地进入政府、法院、文化、人民团体的领导岗位，也可以探索以党派形式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应当也可以办报，对执政党实行舆论监督。

（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按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基本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探索行政机构的改革整合新路径，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改变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政府的决策透明、财务透明、用人透明，合法行政，诚信高效，推进行政信息公开，善纳民众诉求，探索建立一个民评政府、民评官员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坚决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防止让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的现象出现。

（六）、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我国长期实行由政府统包社会治理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基层群众缺少民主权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强烈，价值取向也日益多样化。所以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制度安排提到重要议程。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新制度。今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迈出新步伐，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并对基层干部、公务员实行民主监督。这一来，必定活跃民间组织，比如各种协会、学会、环保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真正让他们担负起社会责任。他们将更为积极地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以深圳大梅沙为论坛的永久会址。论坛秉持独立、开放、创新的理念，聚焦中国改革创新进程。每年邀请数百位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精英齐聚大梅沙海滨，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经济转型、社会治理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转载自：财经网

周志兴：中国的未来不能操纵于各家激进派手中丨对话许纪霖

摘要：年关将近，旧文新读。这是三年前我和上海学者许纪霖的一次对话，主要是我问他答，我占便宜了。重新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于是，我把这个对话分成三部分分享给大家，今天是第一部分，话题是从当下社会思潮呈现极度撕裂状谈起的。

 

 

 

 

 

激进化趋势会让思想界更加撕裂 

技术让意见领袖与偏激的声音占主流

 

 

周志兴：我同意你的观点，很多声音有气势，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激进化，代表着撕裂更加厉害。而温和的声音却出不来声音。

许纪霖：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各家各派都有激进化趋势，而且激进的声音最容易浮出水面，在网络上释放出来。

自从网络出现以后，特别是博客和微博、微信出现以后，思想界的格局改变了。过去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基本上还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现在他们在网络上已经退居二线了。如今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对公众最有影响的，是那些网络大V，或者说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这个词非常好，意味着他不一定要说理，只须有意见、有看法，但无须论证。意见不需要论证，要么附和，要么反对，是一个立场问题。

台湾也是这样，在80年代“解严”前后，许倬云、林毓生、胡佛等大知识分子经常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整版整版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背后还有一大套学理论证。他们到大学演讲，下面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听众。而现在台湾则成为名嘴的天下，这个名嘴，与我们的意见领袖差不多。而过去的大知识分子再到台大去演讲，下面也就最多稀稀落落坐几十号人，不复当年情景。我过去认为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才会出现台湾的现象，而如今有了微博以后，学者在媒体被边缘化的现象已经提前来临了。在微博微信这个场域里，谁的立场坚定、话语偏激、更有修辞感、戏剧化效果，就更能吸引眼球，粉丝就越多，越能成为网络大V。微博这种技术形式决定了偏激的声音是占主流的。

现在演艺人士、社会人士、媒体人和企业家的影响在微博上远远超过学者。特别是媒体人，你很难想象90后的小孩子对经常在镜头前出现的媒体人的那种痴迷和狂热。因为媒体人特别擅长表达，有一种修辞和表演的魅力。

反而各家各派温和的声音如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我曾经说过，不要感觉太好，以为还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的士大夫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学者们大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学者们的影响基本在学院里面，是对一些有公共关怀的学生们，以及一小部分有知识关怀的白领。不过，学者也有学者的影响，意见领袖影响现实，学者影响未来，因为他们在学院传播的价值观念，等到学生们进入社会之中，那些价值观念就会发酵，影响新的一代人的行动。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极端的声音最能俘获庸众的拥护和欢呼

平和理性的声音却很小

 

 

 

 

周志兴：其实，我跟很多学者说，我不主张你们开微博，一开微博容易被粉丝绑架，除非你非常理性能够把握住自己。确实有很多的学者开了微博后，特别是有了几百万上千万粉丝后，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粉丝的影响，发声也没那么理性了。

许纪霖：有你们这个共识网挺好的，现在毕竟还有一批读者愿意看共识网的长文章。我在新浪微博上，是一个只有二十六万粉丝的小V，但我告诫自己每天上网时间要控制在二个小时之内，留下大量时间要读书。在微博上呆久了，会发现自己的思路越来越短平快，即刻反应很快，值得回味的东西少。而真正的大思想，深刻的东西都是反复回味出来的，不是即刻反应出来的。意见领袖都是即刻反应，看者很过瘾，但也就发泄而已。你会去看第二遍吗？不会的，又被新的、更刺激的声音吸引过去了。

周志兴：是个交流的渠道，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不理性。因为现在是注意力经济时代，而容易引起注意的，是冒尖的东西。孙立平举过一个例子，像一个盛菜的大盘子，有两个耳朵是方便端盘子的，菜是盛在盘子里的，那才是主体，但是，人们往往只注意了那两个耳朵，忽视了主体。现在的社会思潮也有这样的现象，主体部分是平和的理性的，但是，声音很小，极端的意见容易引起关注。

许纪霖：现在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就希望各派吵架，最好天天有韩寒与方舟子干架，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那就好看嘛。而中庸、理性一点的声音，是很难在媒体特别是微博上释放出来的。看微博，别说年轻人，我自己都很有体会，没耐心看140字以外的任何一个字，你给他做个链接，弄个长微博，但大部分没有耐心看，只看那摘出来的140个字。由此立马下结论，自觉站队。标题党，指的不仅是博主，而且也是受众。

如今的粉丝争夺战，其实都不是向敌对阵营争夺粉丝，粉丝早已板块化、固态化了，敌对阵营的一定不会来粉你，来的话也一定是踢馆、开骂的。真正的粉丝争夺，都在自家阵营内部，争夺帮派的老大。于是广场效应就出现了：谁的声音最极端、立场最坚定，越是能够获得本阵营庸众的拥护和欢呼。骂人也好，打耳光也好，其实都是做给自己人看的，显示自己旗帜多么鲜明，立场多么坚定，勇气何其十足，斗争何其果断，以此在本阵营的基本教义派面前，显示自己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勇士。

玩过微博的都知道，一个大V的跟帖评论之中，来了一个异己，不用你自己，你的粉丝就会把他骂走，最后团结在你周围的，都是铁杆脑残粉，因此玩微博的人自我感觉都很好，都觉得自己代表民意，代表民众大多数，他不屑于去了解异己的声音。微博的这种特性会让不少大V自我膨胀，感觉自己代表民意。这种膨胀感非常强。今天中国这个社会，完全被撕裂了，每个人都有一种幻觉感，感觉自己代表人民，代表民意的大多数，到处都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而能够超脱出来，具有自我反思的人不多。

我个人对这点比较警惕，常常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以此获得自己相对独立的立场和观点。我每天既看共识网，也看观察者网。我一直相信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的看法，真理是多元的，不可能被哪家所独占。在不同的声音里面，首先你应该保持良好的平衡，不会滑向某个极端，其次你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理由，也有助于自我反思，更好地守住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未来不能操纵于各家激进派手中 

多交流，要共识，先认识

 

 

周志兴：我认为，这才是理性的态度。我的主张一直是要多交流，甚至要认识成为能够交流的朋友。要共识，先认识，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许纪霖：温和派通常都会被误解，觉得是骑墙派，甚至是投降派。我记得王元化先生在世时自称是蝙蝠。蝙蝠的命运是两头不认他，哺乳动物开会，蝙蝠去了，被赶出来，说你是鸟类；去参加鸟类大会，又被赶出来，说你是哺乳动物。但王先生还是很坚定地愿意做一只蝙蝠，用他的话说，我愿意做单干户，不加入互助组，更不用说合作社、人民公社了。这是陈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最好继承。

杜亚泉先生

我也是一头独立的蝙蝠，虽然更偏向自由派，却是左翼的自由派，同时对基督教和儒家都有某种亲和性。我们家族长辈当中有一位五四时期著名的调和派人物叫杜亚泉，他在激进主义如排山倒海之势来临的时候，坚守调适的立场，提倡“接续主义”，要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接续”起来，加以调适。当年被陈独秀狂批，被傅斯年嘲笑为半新半旧、不新不旧的过气人物。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发现还是杜亚泉对。国家要有未来，一定不能一派独大，而是各种价值、各种派别、各种力量的妥协与调和，任何一家极端派占据上风，都会带来动荡，而各派中间的温和势力如果能够携手合作，那么就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天。

周志兴：新媒体的发展，扩大的是音量，在观点方面，特别是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得出的观点方面，已经成了凤毛麟角。学者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许纪霖：今天这个时代，新媒体的形式决定了各派激进的声音都被放大，反而是温和、理性的声音在那个空间里没有市场。为什么一些学者搞起来的牛津共识论坛有一定意义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方式释放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神学研究中比较温和的声音，让社会了解原来还有一批愿意对话与和解的人。中国的未来不能操纵于各家激进派手中，那势必是整个中国被撕裂，左右撕裂、上下撕裂、朝野撕裂。如果要实现和平的制度转型，恰恰不是通过激进派的对抗，而是各家中温和派占据主流，实现有原则、有共识的妥协、和解。

有一点非常清楚，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是多元了，思想的多元、利益的多元、社会的多元，甚至政治的多元，你不可能再回到某家某派的一统。多元不是撕裂、不是对抗，而是要创造一些空间，让多元的利益、价值能够获得基本的共识，和平相处。我认为你们共识网就在创造这样的空间，让各种声音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获得表达。

转载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