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下）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转载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