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芸：浦案评论- 民族宗教政策必须集思广议

浦志强起诉书所列7条涉案微博中，有4条是关于所谓“疑似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的”，其内容是批评政府在西藏、新疆推行的政策。前两条写于2012年1月25日，是关于在西藏、新疆推出的一些号称“淡化宗教意识”的做法，如寺庙挂领袖像，禁穆斯林留胡子和戴面纱。后两条写于昆明暴恐袭击之后，对治疆政策表达了强烈不满，且点名批评了曾镇抚新疆达15年的王乐泉。首先，我没看出这几条哪里煽动了民族仇恨，相反，我看到的是浦律这位汉人对藏胞和穆斯林的遭遇深切同情因而代抱不平。就算的确煽动了仇恨，那也是官民仇恨，而不是汉藏、汉穆仇恨。这种仇恨当然不是一个无官无职的汉人律师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就能煽动起来的。把鱼扔上砧板，它还要跳几跳挣扎一下呢，何况是大活人？西藏、新疆某些官员无视民情倒行逆施，倒指望疆民藏胞俯首帖耳引颈就戮，这可能吗？民怨早已在地底潜行，起诉书却将责任推到浦律身上，这才是真真正正明目张胆地拉仇恨呢。

我作为从事政教关系研究的学者，对西藏、新疆问题稍有涉猎，知道那里局势的险恶，知道它们之所以复杂难解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民族之别和地缘政治，更是由于涉及到宗教。宗教是跨民族、跨国界的现象，其核心是人作为会思想的生物的超越此世有限生命的渴望，它不可能被武力取消，也不可能被金钱收买，而只能以思想对思想，以观念对观念，这对于宗教学者来说乃是常识，遗憾的是，这些常识对崇尚无神论的各级主政者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迷信武力和金钱万能，而将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一边弃之不顾，从而导致官民关系极其紧张。浦志强的4条微博，前两条明确批评所谓“淡化宗教意识”，自不必说，第4条点出新疆政策的失误在于忽视了“袭击者渴望成为真主的烈士”，可知其着眼点也正在于西藏、新疆治理中的宗教政策。

昆明暴恐袭击是恶政结出的恶果，但类似的事件其实在新疆层出不穷，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只不过相关消息受到严格控制，因此未能引起公众注意而已。31位无辜平民的血，终于给最高层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开始考虑调整治疆政策。去年6月我在兰州参加“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研讨会，遇到一位有政府背景的学者，他刚刚接到任务，要撰写关于新疆问题的调研报告。他从公安部得来的、他以为是独家的消息，对我来说却早已不是新闻。于是，我向他推荐了卖大枣的回民电商王峻涛（老榕）。没过多久，对老榕的报道在《人民日报》以整版刊出。我不敢说我的推荐是否对这个报道起过什么作用，不过，它所传递出的政策调整的信息是确定无疑的。最近这次巴黎袭击发生后，我又去查媒体关于新疆的报道，发现，和过去警察当街扯掉穆斯林妇女的头巾的做法相比，现在是官员下乡挨家挨户宣传带面纱对健康的危害。虽然由于信息不够，无法判断新做法的普及程度及其实际效果，但这样的宣传至少表明，政府在有意识地尝试不同的治疆思路。

新疆问题由来已久，新政策未必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假如必要的配套措施未能跟上，短期内甚至可能出现混乱加剧。不过，倘若不改，而是延续过去的高压维稳策略，那迟早会有压不住的一天，届时玉石俱焚，受害的还是老百姓。西藏政策如不痛加反省，及时调整，将来恐怕会比新疆更麻烦。而要调整思路，科学决策，就必须集思广议：必须允许人们公开讨论，鼓励学者自由研究，切不可讳病忌医，划出一个禁区，动用专政机器对付胆敢提出异议的人士。鉴于新疆、西藏如此严峻的局势，必须允许广泛的异议，否则便不会有获益的机会。无论学者还是官员，律师还是媒体，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局限，只有当信息和思想能够自由地交流，才能让各自的局限得到充分暴露，才有可能以彼之长攻我之短。

不难理解，肯定会有某些官员想要极力掩盖自己的局限和施政的错误，因此，他们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打击敢于将它们曝光的人士。浦案所谓“疑似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的”4条微博，在学术圈乃是共识。假如说这样的言论都能够使人入罪，只怕从此以后国内学者要对新疆西藏相关研究敬而远之，以免给自己招来横祸。刚刚开始的治疆政策调整，也将会因此案的有罪判决而中止，倒退到高压维稳的旧路上去。治大国如烹小鲜，须得戒急用忍，才能以柔克刚。兵者不祥之器，倘非不得已，不宜轻用。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当以恬淡为上。倘用拳头说话，一味逞强使蛮，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鲜有不傷其手者。

我更担心的是，由于浦志强的批评明显地着眼于宗教政策，假如他因此而被判罪，受影响的恐怕不止是新疆西藏的治理政策，而是整个国家的宗教政策。就在浦律被抓之前不久，浙江开始了以“治理违章建筑”为名的拆架运动，该运动时松时紧，时断时续，近来发展到秘密羁押教会领袖以至三自两会领导，抓捕帮助教会依法维权的律师，且有向他省蔓延之势。学界对此一度困惑不解，不知这是某些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还是中央政府的既定决策。不过，鉴于近来中梵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在过去很多年里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相信最高层应该没有全面收紧宗教政策的意愿。因此，似乎有理由怀疑，在浙江拆架活动和以批评疆藏宗教政策的言论指控浦志强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之间，或许有某些关联，甚至可能是由同一批人操作，目的在于挑起矛盾，制造混乱，以便火中取栗。倘如此，那么，恐怕到时发生倒退的就不止是宗教政策而已。

转载自：作者facebook

刘瑜：控制思想的第一步，从语言开始

本文转自《新世纪》专栏

原标题 《语言的贫困》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

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

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

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

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 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

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 “万岁万岁万万岁”。

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

《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

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

《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朱学勤：中右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

A=朱学勤

　　 Q=杨鹏

Q：作为批判与反思革命史的学者，您对“right”有何见解？

A：Right这个名字起得好，而且你们占先。之前我一直有个想法，中国能不能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叫Right。因为Right这个英文单词的几重涵义我都非常赞赏。第一是所谓“右”，第二是“正确”，第三还有“权利”的意思。我认为这三个东西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这是最值得欣慰的。虽然它很幼小，很单薄，很孤立，但是我相信他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的发展。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前途非常曲折，遍布荆棘。这样一个Right，也许问世没多久就会被扼杀、窒息。完全有可能。

Right的概念最早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所谓“右”又可分为中右与极右等等，我比较心仪的是所谓“中右”。因为“极右”走向种族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中右”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讲近代的起源，至少应该从英国的辉格党人的传统说起。辉格党人中右的代表作——1791年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实际上是辉格党人思想史的文献。辉格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保皇党，他们是支持美国革命的，支持美国脱离大英帝国。对法国革命初期也抱同情理解的态度。只是当法国革命走到比较暴力的、偏执的、专制的极端，辉格党人就开始反对了。

到了法国革命时期，“中右”就是吉伦特派的立场。吉伦特派本身就是革命党中的一个派别，并不是反革命阵营，只是不赞成后面雅各宾派那种极端的做法。在对法国革命持一种理性的、同情的、批判的立场的学者中，做得最好的是托克维尔。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王党的立场上反对法国革命。他是站在历史的、理性的角度对王党和法国革命极左的一翼都给予激烈的抨击，而且是深刻的理性分析。

最能说明中右立场的就是托克维尔母亲的外祖父留下的那句名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这些自由派老贵族，初期是支持法国革命的，当年都是启蒙运动出版商的赞助者。在法国革命第一个阶段，是投身革命的，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 革命者非常非理性地要把国王一家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才站出来反对这种暴民的做法，并且留下那句名言，“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他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之前已经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过了。我觉得这就是中右最好的表达。

“中右”如果说还有一个表达，就是法国革命结束以后王党归来，整个欧洲各个王室弹冠相庆，在维也纳召开著名的维也纳和会。王党们的舞会通宵达旦，有一个法国自*由派贵族，冲进舞会大吼一声。“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这一声我觉得有穿越历史时空与人心的力量。“什么都没有忘记”，这些王党没有忘记革命前作威作福的权力；“什么都没有学会”，经过大革命如此极端的洗涤，他们也没有吸取教训。如果只是以复辟王政为能事，还是会受到历史的报复。果不其然，1815年确立的波旁王朝，到1830年就被推翻了。

这些就是我所心仪的历史上中右的一些经典人物、经典文献与经典名言。从埃德蒙德·柏克到托克维尔家族，到那位大吼一声的无名的自由派贵族。这就是中国最缺少的中右的价值理念、中右的立场。当国王强势的时候，中右站在国王面前理直气壮地为人民辩护。当人民失去理性的时候，他又同样毫不畏惧地站出来为国王辩护。这种立场我觉得是中国最缺少的。

在社会被两种极端的力量撕裂的时候，一个中右的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哪怕是孤立的。

中国讲独立知识分子讲了几十年，但是很少想过，独立首先意味着孤立，意味着两头都不落好，意味着两边的交叉火力会把你射死。在中国趋炎附势的人太多，当然趋炎附势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趋附强势。此外也有另一种趋炎附势，当社会失去理性时，他们又转过来对非理性的暴力力量趋炎附势。中国太缺少这种精神了，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所做的Right的事业。

Q：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谁最能代表您所说的中右立场？

A：五四运动中，中右立场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漱溟。当年对于火烧赵家楼事件，他提出，火烧赵家楼的学生要开庭审判，因为触犯刑律。打了曹汝霖，烧了人家的房子，砸了人家的私有财产。北大学生这样一种过激行为，在民国初年法制刚刚确立的时候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他当时提出两条：第一，必须开庭审判，不能纵容；第二，必须当庭特赦。不审判不足以维持法制的尊严，不特赦不足以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是最正确的一个立场。非常可惜，当时举世汹汹，“千人之诺诺”，淹没了“一士之谔谔”。现在回头看，只有梁漱溟当时最正确。

中右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反对权势，也反对暴力，反对非理性的做法。所以很难很难，意味着牺牲，至少要准备长期孤立长期寂寞。像梁漱溟这样的选择，60年，没有人搭理他。

Q：在当代史中，站在中右立场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A：文革时期，梁漱溟一直是与文革不合作的。也有奋起抗争的，像顾准、张志新、王佩英等。这些人实际上都站在了文革的极左之外，他们的立足之地实际上是一个中右的立场，最后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和屠戮。

到了改革，中右的立场，说白了就是被官方说成自*由化的这种立场。无论是80年代初还是后来清除自*由化的那些知识分子，虽然自觉程度不一，但是不约而同地都站在中右的立场，反对极左思潮的复归。

到了90年代以后，中右立场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慎之。李慎之当年做了自*由主*义破土第一声的工作。他1999年写的国庆50周年感言，《风雨苍黄50年》，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是可以和1791年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感言录》相媲美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极其艰难、极其凶险的环境当中，挣扎到现在，一直受到打击。基本上被左流所拒绝的这批人，都是站在右边的一群人。

Q：概括一下的话，中右群体可否视为文化与秩序的防护堤？

A：如果讲右边的文化立场的话，可以这么说，是保守*主义的立场，维护人类文明的传统，反对用暴力的手段来颠覆它，打断它，摧毁它。在政体上，可以说是民*主主义，要求共和政体，要求宪*政。他既反对个人的权威走向专制、走向独裁的帝制之维，又反对社会底层以非理性的方式来报复暴君。在经济上，当然取一种市场经济的取向。市场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围绕着价格的波动买卖双方的商业活动。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们自发的、自然的、天然的一种经济活动，这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传统的。市场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从几千年的传统中滋长出来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市场可以被暴力朝夕之间取缔掉，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又会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力量？因为市场植根于人性，植根于传统，植根于文明。

Q：在您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哪些思想层面的启蒙与推动？

A：我觉得就是“中右”的启蒙。尽可能地向公众讲清楚这100年走过的曲折。从五四到文革，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极左的思潮从思想到政治是怎么席卷中国的。另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也要尽可能向民众讲清楚。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那么反动，也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值得维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像美国革命，都是1.0版本的小革命。像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1.0的版本。要警惕的、要反对的，就是把这种1.0的版本扩大为2.0、3.0。在这些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要说的话也很多。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蔡霞：如果思想空间打不开，路可能越走越窄

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5年11月13-14日在深圳举办。著名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教授蔡霞出席并演讲。她表示，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除了既得利益的势力强大，体制的缺陷积重难返以外，还因为我们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困境。打破改革的僵局，关键在于推进思想解放。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霞：各位领导、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就解放思想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改革的命运。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地强调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信心。

　　当时许多人为三中全会决议而欢欣鼓舞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改革在一些领域或者不进反退，或者徘徊停滞。改革的停滞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内在紧张关系。曾经的欢欣鼓舞，现在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对前景预期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

　　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除了既得利益的势力强大，体制的缺陷积重难返以外，还因为我们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困境。事实表明，体制、利益、思想三者之间存在着纠缠复杂的关系。打破改革的僵局，关键在于推进思想解放，为此，我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几点粗浅的思考。

　　第一，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的禁锢，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曾经是我们打破“两个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然而，不能不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一直停留在观点改变的低层次上。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观点争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观点背后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改变。当下，我们看起来各种观点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但实际上思维方式却是两级相通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大概有几点：

　　1.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是不同于自己观点的都是谬误。
　　2.强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的多元。
　　3.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和平包容的精神。
　　4.把不同观念的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用强力来进行压制。

　　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难以心平气和地进行不同观点的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当中加以引导，以达到对重大问题的共识。这些问题都表明了，我们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变思维方式才能走出思想困境。

　　第二，我们追问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吗?这几年来国内的思想理论争论越发地激烈，一争论就各自搬出马克思主义书上的字句，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仿佛“文革”期间的打语录仗再现。我们在座有很多的老师、老前辈经历过“文革”，这种打语录仗真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我认为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洋洋洒洒4千多万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我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最根本的一点是思想的开放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是带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这一是批判社会现实，二是批判反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极为强烈，他们的思维充满着开放性，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放到社会实践当中去检验，并勇于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修正自己的认识。

　　举几个小例子：

　　1.比如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序言当中有那么一段话，大意是说25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些具体的步骤设想，现在看来许多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对社会分析的基本观点没有错。

　　2.当时法国有些人很教条地搬用马克思的话，并且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还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是跳蚤。”我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词句和观点，但是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我们缺乏思想的开放性，缺乏他们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

　　当我们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实表明我们撞了南墙以后是在调整思路，宣传上说这是开创了新局面，进入了新阶段，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反思就出发，忙于往前走。因为缺乏深刻的思想理论反思，一遇到复杂的局面，就容易做本能的反应式的决策，这种本能的反应恰恰受旧的思维方式支配，习惯性地沿用以往的老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复杂问题。需知，老办法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相反，可能造成新的被动。

　　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树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地用变化了的实际面对社会的进步，来检视我们的理论，检视我们的观点，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才有思想的不断解放，把实践和理论推向前进。

　　第三，摒弃“主义”思维，回到生活的本原看理论。无论是马恩还是其他学者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深刻观察和深入探寻的思想成果，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生活常识，理论是在生活常识的基础上努力把握生活的本质，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但是理论一旦变成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了各种主义，必然地有很强的政治性，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影响。

　　实践表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遇到诸如理论的激烈争论。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价值取向是我们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的根本动力。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它就必然有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对未来理想追求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坚持这种价值追求，矢志不渝地朝着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努力，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核心价值理念。

　　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始终站在社会民众这一边，他们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活动，始终是自觉地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这些年来，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而有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组织解放思想，为有严重缺陷的体制做辩护。我以为，打破思想禁锢推进解放思想的强大动力，就在于真正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价格取向，真正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五，打开思想空间，才能把路越走越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相应改变。从1992年十四大算起，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地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日益地突出，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突出地反映在近年来社会矛盾冲出的高发和多发，而且至今还没有和平化解矛盾冲突的制度性途径和办法。

　　所以本来是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维稳机制，现在也成了“新常态”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似乎在复杂矛盾面前踯躅徘徊，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何以如此?我觉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支撑我们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资源严重不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努力从人类文明转型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这个认识角度的转换和提升，至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人清晰地认识到。

　　人类文明发展有共同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趋势和规律就在那里，无论是谁的主观意志和愿望都不可能改变。当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和作用，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人类文明转型一般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此而言，中国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特色讲成中国特殊，不承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思想倾向可能误党误国，有可能使我们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

　　承认客观规律，我们就需要放开眼界，打开思想空间，勇敢地去吸收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来探索我们深化改革、和平推进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子。俗话说，“人遇到极难处，想不开就容易走绝路。”其实政党和人是一样的，如果思想空间打不开，路也就可能越走越窄，陷入困境和僵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我们改革的命运。

　　最后，借用林达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的手里。”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完了。

转载自：共识网

李剑芒：说“水军”

李剑芒说水军：

说到“圈子”，我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中国“圈子”。

在令狐掌管国新办的年代，网络上有组织比较强大的水军是国新办的四大水军。不要以为官方水军都是像司马南那样的五毛（他确实是四大水军的头目之一）。用官爷的话说“占领舆论阵地不是左派打倒右派，更不是右派打倒左派，而是左中右都是我们的人”。国新办水军有两只在左翼，两只在右翼，通过两边对骂来控制网上热点话题的设置权。

因此不要相信网民有多大的力量，那些你认为民间巨大力量的，十有八九是人家的设局。没有官方左右水军的对敲热炒，草民的冤情再悲惨也炒不成网上热点新闻。右翼水军一般试图拉拢网上已经知名的自由派人士，能拉来你就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为了他们圈子的利益服务，拉不来就把你搞臭。

令狐后期把官方水军主要用于政治派系的工具，蛤蟆之所以被炒成了蛤蟆，网上死了好几次，就是这些官方水军的功劳。包子上台后，把这些水军的经费给切断，通过国信办夺了国新办的网络控制权，使得原来的“圈子”乱了套，各奔东西相互践踏。但很快这些人会围着各个官爷的利益组成新的“圈子”。都打着民主的旗号，可背后的老板都是党内部的大爷。

泡面说水军

国新办是块牌子，现给人感觉团中央走上前台，因这块牌子被揭掉而已，兵源一直是那些人，某些“右派”替某人洗地说团系水军是新军，实胡说八道。原总指挥部在中办秘书局综合信息室，十八大后被端。下边有N次水军N多传播公司，寻找大V转他们制作的官谣，再制作纸本内参返销老同志，以影响政局。

某已撤并宣传机构五毛部队有四支，两支极左，两支偏右。在令夫人谷被控制后，被刘部长（团）、孔丹（极右太子）等接管，中国的左派大多是极右太子在出资支持。该机构下，有一传播公司，承接重庆卫视一些政论性节目制作，而制作费畸高，或为地方卫视同类节目之4一5倍。这是重庆金援北京水军之一证据。

整个宣传、外宣掌握在团手里，奥运前推大外宣，几百亿收购海外中文网。秘书局综合信息室编几份纸制内参。其一为海外媒体中国报道摘编类；其二为网络动态类。某系在海外之对国内政治人物定向敲打，编入一；某系网谣让大V转发混淆视听者，编入二。内参供高层阅读，这些高干读的内参也是令狐系谣言。

某系通过所谓外媒编制传播组织化谣言，辅之萱萱水军“右派”谣洞，出口转内销，扭曲高层信息，打击国内政敌。禁止和封杀与海外中文网不同的言论，让国内精英以海外中文网为现实认知之中国图景，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网络的统治力量，是重庆的原同盟者。在新媒体，人家布局十多年。

12年底13年初，秘书局综合信息室被撤编，最早在网上揭露其事的是夏商等。如李伟东等右派水军，传谣无数，安然无恙。他们原从某部级单位拿津贴，每个人头2000左右有计件工资，其余以战养战，服务对象地方当局企业主。天下公言股东即是李伟东等，这间经营小家电的公司，养了些研究员，负责包装大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