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提要：今日最没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来安慰自己。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图说：胡适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 )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 )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 )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明。

　　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是一个名词不应该有什么讥贬的涵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的文明，不过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质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对的一个贬词，我们可以不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 )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 )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徐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东方的哲人曾说：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勘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惟”，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班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远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二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澡，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Newton Pasteur以至于Edison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们且看看人类的情感与想象力上的要求。

　　文艺，美术，我们可以不谈，因为东方的人，凡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至少还都能承认西洋人并不曾轻蔑了这两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谈谈道德与宗教罢。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肯黎(Huxley)说的最好：

　　如果我对于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

　　这正是十分尊重我们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买一亩田，卖二间屋，尚且要一张契据;关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据，岂可没有证据就胡乱信仰吗?

　　这种“拿证据来”的态度，可以称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

　　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 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会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渡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功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功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排主敬，不过造成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人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仑布(Columbus)马汲伦(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变成范围人生的势力，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多大的影响。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口号。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战争，都是在这三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大革命。美国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至于南美洲诸国的宪法，都是受了这三大主义的绝大影响的。旧阶级的打倒，专制政体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论，出版”几大自由的保障的实行，普及教育的实施，妇女的解放，女权的运动，妇女参政的实现，……都是这个新宗教新道德的实际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三五个哲学家书本子里的空谈;这都是西洋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这都已成了范围人生，影响实际生活的绝大势力。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各国的”社会立法“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 )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这都是这个大运动已经做到的成绩，这也不仅仅是纸上的文章，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

　　东方的旧脑筋也许要说：“这是争权夺利，算不得宗教与道德。”这里又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蒸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的Ulysses 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们，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

　　永不退让，不屈伏。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

荣剑：价值一千元的灵魂

　　一个人自愿出售自己的灵魂，可以换回多少钱，我以前的确不知道行情。按历史形成的常识判断，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去交易，或因为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奈苟且偷生，或因为是主动输诚以换得高官厚禄。满清亡明时，晚明士林领袖钱益谦是属于前者，戍边大臣洪承畴则属于后者，从两人交易的结果看，大概也算是物有所值，毕竟拿灵魂换来的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从这以后约三百年，延安出了一个高人，在简陋的窑洞里凭一个讲话，既无暴力胁迫，又无高官厚禄诱惑，竟将无数文人作家说得口服心服，从此脱胎换骨，虔诚改造，力求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有这样的效果，讲话成了神话，每年都会有纪念，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仍历久不衰。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项活动，每年走个过场，也算正常，尽管在世俗层面，已听不到任何反响。谁料到，今年却有了变化，作家出版社为纪念讲话70周年，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这个按惯例属于体制内的自娱自乐，不经意间却在网络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恶评如潮。是什么触动了网民的神经？我是在昨晚才了解到相关信息，说实话，我的感受和大多数网民一样，震惊于文人的无耻已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竟会以如此低的价钱轻易将自己的灵魂售出。

　　事情起因于作家出版社，以这家老招牌来聚拢久已离心离德的作家队伍，比起宣传部来显然多了一些公信力。想出的点子也不错，邀请一百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每人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留下墨宝，影印成册，让买家珍藏。该书责任编辑王宝生披露，书的创意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何社长亲自写了约稿函，作了细密安排，然后由编辑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重申创作意图，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作家叶兆言在微博称，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王宝生称，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受邀请者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白刃、朱奇、冯德英等老同志不仅亲笔抄写，而且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山东的冯德英在来信中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极具创新价值的工作，相信文学界的广大朋友都会谢谢作家出版社。”对此我也相信，如果这项活动仅限于具有延安情结的老同志或身居作协主席副主席的那些作家，我想网络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类似的事情太多，已经让人司空见惯。因此，这部手抄珍藏纪念册里出现这些人的名字：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等，网民们肯定不会感到奇怪，这些人长期受惠于讲话精神和体制资源，理应站台，立场一以贯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

　　那么，在这个名单里，还有哪些人呢？摘录如下：

　　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等。

　　大概正是这些人出来为讲话背书，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按理说，上述这些人和那些党性作家一样，也都是吃体制饭的，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但人们之所以看高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还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和党的文学一起，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

　　对于这样一个不是买卖的买卖，已有人开始吃后悔药了。叶兆言在他的微博里纠结得很，感觉到丢人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的这个态度让我稍有同情，他至少还是有所反省的，以他自己的话说：“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和叶兆言相比，另一个吃后悔药的周国平，好像缺乏起码的坦诚，他应该意识到，他以往依靠制造哲学鸡汤而积累起来名声，这回可能要被这一千元砸在地上了。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成了他自责的理由，在他看来，纪念讲话，是纪念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正是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他发现，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

　　除了这两位抄写者之外，至今还没有第三个人出来公开向社会陈述他们在抄写讲话时的感受。就我本人来说，我是希望看到王蒙就此会发表什么言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对他的睿智、阅历和话语充满着太多的偏爱，他的政治人生和文学人生是如此精彩，我觉得以他的一个细胞来思考，也足以判断出这个事情的是非所在。为何会掉入这个微小的陷阱？难道仅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抑或如叶兆言和周国平那样，没太当回事？还是真的打心眼里认为毛的这个讲话值得纪念？这些猜测都不能代替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人们只能依据事实作出反应和评价。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时代，作家精神世界的集体沦陷恐也无法避免，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人们普遍感叹的是，这些作家的灵魂是不是太掉价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顾炎武，对明亡于满清有过系统总结，对明末心性之学的空疏学风有过深刻反省，尤其对士人在关键时期失去操守和气节多有鞭挞。为此，他重提孔子“行己有耻”的主张，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要求士人“有耻且格”。他最后的总结是：“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话说的掷地有声，对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其实，对于那些高明的统治者来说，变节者，不管是政治变节还是思想变节，皆是无耻之人，均不得列入正统。清于乾隆41年正式编纂《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在遭际时艰时，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实在是“大节有亏”，打入《贰臣传》，以警示后人。前面提到的钱益谦和洪承畴，均在其中，以无耻而名垂史册。

　　现在回过来看抄写讲话事件，这毕竟就是一个对讲话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不涉及两军对垒，权力更替，因此谈不上贰臣一说。但其中的道理还是一致的，关乎人的诚信、道义和气节。讲话对于执政党建立思想一律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教育人改造人和让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重要使命。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

　　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作家出版社都是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它以每人一千元的价格，以总计十万元的人民币，聚集起一支继续为讲话营造声势的浩荡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党的文学事业的薪火传承者，也有那些曾经扮演离经叛道的文学工作者，既有先锋作家，也有畅销书的超级写手，他们身份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在讲话的指引下，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他们还将走向哪里？

来源: 共识网特稿

狄 马：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

  一

翻阅苏联的文学史时，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苏联文学中后来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他们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凭着一种超凡的意志，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那么，有人会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作家的写作事业？换句话说，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在论到写作时有一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对写作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写作不是向谁交心，也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个人，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作家利季娅把索尔仁尼琴工作的书房称作“人复活的作坊”，并说“当他心里充满陌生人和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便急忙赶到书桌前，回到让死去的人复活的作坊。”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幻想《古拉格群岛》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后来因为它的微缩手稿流传到了巴黎，法国率先出版了第一卷，这座穷十年之功打造成的“人类尊严的纪念碑”才得以面世。它的直接后果是作者被逐出苏联，流亡异国20年。

当然这里面情况也复杂。有些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出版，只要他们肯按照当局的意思修改；但因为这样做有违作者的创作原意，往往遭到他们的拒绝。布尔加科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创作除了早年的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一两本小说获准发表外，晚年所有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在苏联发表，其剧作也几乎全被禁演。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等待他的只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他的书桌里常年放着一把枪，以便在被人逮捕或活不下去时自杀；但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肯按照当局的意图修改作品。斯大林曾希望他在《逃亡》一剧的八个梦外“再增加一两个梦，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他没有理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曾要求布尔加科夫将《莫里哀》一剧的着重点由艺术家的自由和幸臣的威逼，转移到表现莫里哀这位大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上，他严词拒绝。他曾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哈巴狗。”

女作家利季娅在1940年前后完成了反映“大清洗”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慑于当时的舆论禁令，没有哪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国外虽然有几家出版社出了俄文本，接着又被译成好几个国家的语本在海外流传，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苏联出版。为此她足足等了二十年。一直到苏共22大以后，也就是1962年9月她才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答应出版，并预付了60%的稿酬；但遗憾的是，政策的风向变了。不久就传下令来，说文学家还是要多谈成绩，既然党在20大、22大上已经承认了错误，并答应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还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就不用再在伤口上撒盐了，还是按时开展春播和生产要紧！利季娅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官司算是赢了：法院判出版社违约，要求出版社支付100%的稿酬给利季娅，但小说仍然不能出版。

自此，她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利季娅决定与这种有预谋的遗忘战斗。她说：“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尽管此后她失去了发表的权利，报纸杂志不准出现她的名字，甚至由她编辑的父亲的文章也因为有一条“利季娅整理”的注释而不得出版；但正如她在1974年作协开除她的会议上讲的：“在你们采取这类措施的时候，永远忘记，现在仍然忘记，你们掌握的只是现在和部分过去。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将来的机构：文学史。”结果当然是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了她的会籍。但15年后，即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了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又过了两年，作协背后的强大政权也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垮台了。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极大震撼。人们震惊的是，在“大清洗”的高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就有人写出了反映当时恐怖气氛的小说。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三七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写于这里和那时”，这话说得多么平淡，但却蕴藏着多么大的自信啊！想想我们也有类似“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如镇反，如反右，如大跃进，如三年大饥荒，如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可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是一部记录反右的好作品，但却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继绳的《墓碑》是罕见的反映三年大饥荒的信史，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写大饥荒的优秀小说，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至于写土改、肃反、整风运动、工商业改造、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小说，除了海外出版的有限的几本——可以说是写于“那里和这时”的，在灾难发生的地方——中国大陆——基本上可以说付之阙如。

是谁让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苏联仍然出现了如阿赫玛托娃、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爱伦堡、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共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我们》等光耀千秋的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作家却可以说整体趴下？他们热泪盈眶写下的那些千恩万谢的东西，为什么短短几年就沦为垃圾？为什么人家能，我们不能？比起俄罗斯作家，我们缺少什么？

二

摩罗早年有一篇名文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人民培养了俄罗斯的文学家、革命家。这话当然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巨人的成长需要更多的土壤和养分，正如一棵大树的成长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一样；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你说巨人是从人民中来的，但人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恃才能无恐”，没错！巨人要凭依人民才能变得强大，但人民又要凭依什么才能变得强大？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为什么人家的“叛徒”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我们的“叛徒”一旦被当局盯上，人民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人家有那样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说这是天生的，就像北极产白熊，南极生企鹅，水中有鱼鳖，丛林出巨蟒一样都是造化使然的话，我认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传统里去寻找。

有人说，这关宗教和传统什么事？一国国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现在是我们的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学人家的。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言论管制，但结果却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哪些因素更深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

先说宗教。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无神论”洗礼，俄罗斯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东正教在这里差不多有近十个世纪的传播史。俄罗斯作家也历来有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传统，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习经义，每个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渴念，一种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使他们活着仿佛负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而在这种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们不许死去。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中国人因为信仰观念淡薄，作家们普遍缺乏终极关怀的能力，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前与克格勃发生的第一次争执，竟是为了一个十字架。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索尔仁尼琴要求发还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说“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员不给，说十字架是金属，他们的任务是要防止他自杀。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员终于在出境前还给了他。

其次是自由传统。苏联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更是将专制独裁和个人迷信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这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加上地缘的优势，作家或普通公民收听外台，接触西方人或西方书刊的机会很多，人们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而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更远的“远东”，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没有接触西方的机会，加上历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外在的势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即使算上“五·四”传统中断的几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说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像科举时代的文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邀名利、取富贵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压力一来，甚至还没有来，就主动送怀上去。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别。

三

看俄罗斯作家、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抗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自信所震惊。殊不知离开俄罗斯近十个世纪的宗教传统、近三百年的自由熏陶，这些作家、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单独成为巨人。巨人和人民都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吮吸着同样的乳汁而分别成为巨人和人民的；巨人不过是把久藏在人民心中的愿望勇敢地说出并担当起来而已。巨人的成长需要从人民那里获取丰富的资源，但如果人民自己都吃不饱，还怎么供给巨人呢？巨人只有自己把根扎在渊深的土里，向上生长，而无权要求人民分给他阳光和空气，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不能指望小花小草供给它营养一样。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巨人叫安泰俄斯，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在现在刚刚推翻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凡与他摔跤的，都被他摔死了；但他有个秘密：只有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接触大地能使他从母亲那里获得无限的力量。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把他举到空中扼死了。俄罗斯的巨人们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一样，力量来自俄罗斯的土地。他们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的脚踏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他就能从俄罗斯母亲那里获得战胜敌人的力量。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是上世纪20年代苏联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对各门艺术都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创办了当时最好的杂志叫《红色处女地》，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连左琴科都是它的作者之一。斯大林爱看歌剧，每次去都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实际上是想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的博雅，而伏伦斯基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父亲就是个神父，当导师和领袖打电话说：“一起去看《包里斯·戈杜诺夫》”，他去了，但去了以后却本着一个神父之子的良知说话，不肯做导师和领袖的应声虫。导师和领袖很生气，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大概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的新沙皇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只要他低低头，就能重新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伺候；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气坏了，下令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就又回到了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均无结果。最后一次是这个神父的儿子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领袖去看他，逼他在死前悔过。“见鬼去吧”，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气力对他说，然后死了。

像伏伦斯基这样决绝的人当然是少数，大部分人考虑到事业前程、妻子儿女都难免恐惧。比如，和其他几位诺奖得主相比，帕斯捷尔纳克就是比较软弱的，但到了事关生死的原则性问题上，这个天性柔弱的诗人仍然表现出了美术教授和钢琴家的儿子良好的人文素质。据他的第二任妻子吉娜伊达·尼柯拉耶夫娜回忆：在1937年大清洗的高潮中，有一天大白天来了一个人，征求作家签名，表示拥护判处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死刑。来人没有不敬，只是奉命行事，但帕斯捷尔纳克怒不可遏，冲到此人面前，大声嚷道：“要签名，得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应该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我对他们则一无所知，我没有给予他们生命，也无权剥夺它。只有国家才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不是个别公民。同志，这可不是签署一张剧院入场券，我无论如何不能签名！”这时，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见此情景吓傻了，求他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就签个名吧！他回答说：“将要出生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另一种观点的人的孩子，我不要，死就死吧。”当时正值大逮捕的高潮，仅他们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就有25位作家被捕，但他似乎完全忘了这回事，推开惊呆的妻子，冲到此人面前说：“就让那种命运也轮到我头上好啦，我完全情愿死去。”一边说，一边把那人赶下了楼。

这事传开以后，作协主席斯塔夫斯基把他叫去，希望他好好考虑一下，签个名。他回答说，要是签了名，那就等于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宁愿死在别人手里。他的妻子知道后十分害怕，就干脆把他的衣物都装在箱子里，彻夜不眠，等待克格勃来敲门。可他却像个婴儿似的酣睡，仿佛门口的箱子是为一场旅行而准备的。后来克格勃没有来抓人，斯塔夫斯基解释说，因为编辑的“错误”，他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在签名簿上了。

这当然是妻子的回忆，因为崇拜丈夫，细节上有夸张也有可能；但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见于好多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使人信服了。

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写诗讽刺斯大林而被捕。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正住在沃尔洪卡，曼德尔施塔姆也常来他们家，但他们的关系处得并不好，尤其是主妇吉娜伊达很不喜欢他，觉得“曼德尔施塔姆仿佛一个任性的美人，自尊性极强，又嫉妒别人的成功。”跟帕斯捷尔纳克说话，态度傲慢，好像老师教训学生。家中举办诗歌朗诵会，总是没完没了地朗诵自己的，不给帕斯捷尔纳克机会；但听说他被捕，帕斯捷尔纳克立刻找到《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求他向斯大林说情，释放曼德尔施塔姆。布哈林当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尾提了一句：“帕斯捷尔纳克同样不安。”一天，女邻居突然跑来告诉吉娜伊达，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要找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公共住宅，所谓公共住宅，就是每层楼上住着几家人，除了卧室分开，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只在楼道里装一部公用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拿起电话，才知道打来电话的人是斯大林。他说，抓曼德尔斯坦姆，他感到很吃惊！斯大林告诉他将重新审理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并假惺惺地问他：为什么不营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斯大林的朋友，斯大林就是跳墙也要去营救。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我不营救，你未必能知道这桩案子。斯大林又问：你为什么不找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协会1927年后便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说，他很想同他见一面，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问，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回答，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回答，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曼德尔施塔姆果然释放了，流放到了气候温和的沃罗涅日，这在当时算是较轻的处罚了。帕斯捷尔纳克也因为电话设在楼道的原因，名声大噪。整个莫斯科都知道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过电话。作家协会对他的态度亦为之大变。到作协的食堂里吃饭，不仅有人给他开门，脱大衣，请一些穷朋友吃饭，食堂还给他免了单。

   四

读这些作家的行传，你有时会想：是不是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格外宽容，或者是由于这些作家名气大，政府不敢动他，才使这些作家如此“放肆”？但最终你发现这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日瓦戈医生》写完后，帕斯捷尔纳克把稿子寄给国内的《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但两家都拒绝发表，哪怕按照他们的要求删节也不成。意大利出版商费里特利奈里将手稿拿回国内出版，很快就被译成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在国外流传，并于195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政府恼羞成怒，立即将其定性为“反苏小说”展开批判。他们除了向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讯问手稿的流传情况，还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着标语牌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地游行，牌子上写着“犹大滚出苏联！”并于获奖四日后将他开除出作协。帕斯捷尔纳克不愿当面受辱，写了一封信给开除他的主席团。他说：“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苏联政府不理睬他的愤怒，他们将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开除，派克格勃的密探在他居住的楼梯口跳舞。为了掩人耳目，这些特务竟穿上女人的衣裳大摇大摆。

这还不算，听说在他们的家里装上了窃听器，他和家里人说话都得“俯首帖耳”。每天都想着怎样把重要的资料和手稿带出去，重要的信件则偷着烧掉。在最紧张的时刻，中央委员会竟给他派了一位“女医生”，住在他们家里一个月。家里人都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为了不被驱逐出境，他先是给瑞典文学院发电报，声明放弃这份该得的奖金，最后还被迫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恳请对我不要采取这项极端措施。”两年后他便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寓所中孤独谢世。

比起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遭遇当然要严酷得多。

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由于作战勇敢，升任炮兵连长。后来在给一封友人的信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斯大林，被苏联反间谍机关逮捕，判处8年劳教。苏共20大后，他因为率先写了反映苏联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迅速走红；但随着《癌症楼》、《第一圈》在国外出版，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大变。他们先是命令梁赞作协开除了他的会籍，随后在他的住处和朋友家到处查抄他的手稿。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们更是如影随形地监视着他的几乎所有生活。有时他们化装成房屋租赁社的来敲门，有时又说是宣传站的宣传员要送资料，有时又说楼下漏水要进来检查……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叫戈尔洛夫的工程师，是索尔仁尼琴岳母的同事，有一天到索尔仁尼琴的住处去取一个修理汽车的配件，主人不在，却发现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在别墅里搜查。搜查的人把他抓住打了一顿，打完后还要他作出保证：不把看到的事讲出去，尤其是不能告诉索尔仁尼琴；但这个勇敢的人出来后就把事情讲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立即向国安部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结果是戈尔洛夫被解除公职，被迫离开俄罗斯。

在家不得安宁，外出活动更是有“专人保护”。1971年12月，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去世。在安葬仪式上，索尔仁尼琴不仅神出鬼没地闯进了会场，而且西装革履地在第一排就座。安全部顿时如临大敌。他们立即抽调特工在会场布控，其中一个拿着对讲机向上峰报告：“他来了。场内我们的人有100名。”告别仪式结束后，大家扶着灵柩到了墓地。索尔仁尼琴铲下了第一抔土，特务们不敢轻举妄动，但一直远远地注视着。后来随着《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这种秘密的监控就变成了公开的“保护”。他们有时干脆就在楼下设一个点，每班五六人轮流站岗。主要任务是盘问进出他家的人，闲了就不停地往他们家打电话，直至将索尔仁尼琴逮捕并驱逐出境。

    五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后，就一直处于公开或秘密的监视之中。她回忆说，每个进她家楼门的人，一到楼梯口，就有人问他到哪儿去？如果客人不回答，他们就追着客人一直送到她家门口才罢。有一个英国女人的遭遇最令人称奇：她是俄国人，但常年住在英国，不会讲俄语。因而当开电梯的问她找谁时，她比划了半天也讲不清，就自己按了电钮。开电梯的一看层数，大惊失色，立刻摆了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POSE，横在电梯门上。英国女人一看大事不好，就推开她，飞奔着往楼道里爬。利季娅住在六层，英国女人一层一层地爬，开电梯的就一层一层地追，一直追到她家门口。花容失色的英国女人跑进她家，气喘吁吁地说：“我看过很多追捕电影——乘汽车、飞机、骑马、潜水艇、摩托艇、快艇、轮船、直升机追捕罪犯的，但开电梯追捕还是头一次见。”

至于秘密警察趁他们家没人，撬开门搜查；或打骚扰电话，监听她和别人的谈话；威胁与她来往的朋友；更是家常便饭。更绝的是：利季娅的视力不好，写东西必须用一种特殊的黑水笔才能看清，但莫斯科的商店里缺这种货，于是只好委托国外的朋友购买；但不知是哪位领导认为这种笔会危害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因而命令管进出口货物的官员，用剃须刀将这种笔的笔尖削掉。这样，利季娅收到的外国黑水笔就再也不出水了。

通讯检查也是极权统治的惯用伎俩。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人该收到什么信，收多少，在什么时候收，都是由领导决定的。利季娅从国外收到的信，有时一下能收到几封，有时又几个星期收不到一封。收到的信七扭八歪、残破不堪倒还罢了，神奇的是，有时会把信装错。1975年10月，她的女儿叶连娜收到两封信：从邮戳和笔迹上看，一封是列宁格勒来的，一封是高加索来的；但打开一看，奇迹出现了：列宁格勒来的装在了高加索的信封里，高加索来的又装在了列宁格勒的信封里。除非是高加索的朋友跑到列宁格勒，商量好写信，写好后不约而同认为有必要借用对方的信封；否则，只能说明负责检查信件的官员太马虎。

尤其是到了这个政权垮台前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利用作协开除作家越来越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低劣，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1974年4月25日，文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埃特金德被开除时，来自克格勃大楼的秘密警察也参加了作协书记处的会议，而开除他的直接证据正是来自克格勃的监听资料。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这一点每个苏联作家都知道；但这种公开的“联席办公”、“资源共享”还是头一遭。更令人惊奇的是，当列宁格勒作协的第一书记霍洛波夫当众宣读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监听资料时，所有与会作家没有一个觉得有什么不对。“克格勃监听到埃特金德1969年与索尔仁尼琴见过面……”在“审查材料”中还发现，埃特金德教授竟然劝说犹太裔的年轻人到以色列去。因而，人们不但不应该谴责克格勃对作家的秘密监控，还应当感谢他们。你看，要不是克格勃人员在五年前就盯上他，谁知道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还会干出什么事？

尽管这样为所欲为，主管部门还是很头痛。因为不论开除，还是暗杀都不能阻止作家利用小说“反苏”；相反，他们把开除当成一种“深入生活”，把参加开除自己的会议视为一次“创作出差”。弗拉基莫夫在1977年被开除时，甚至说不是你们开除我，而是我开除你们。“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这是作家们最后的吼声。当这吼声最初只是从知识分子口中发出时，人们还感到有些异样，甚至有些恐惧，但仅仅过了14年，当这吼声传遍了俄罗斯，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也听见了它的回声，那里的囚徒都知道“谁拥护人民，谁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据说坍塌的时候，总统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哪怕是它的受益者。总统府圆屋顶上的红旗被降下来时，没有任何人来送行。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就这样默默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012年1月31日～3月9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转载自：狄马博客

沙叶新：平反「六四」之可能

种种迹象显示严控六四已有松动，「十八大」习李顺利接班之后，地位得以稳定，权力得以巩固，平反「六四」便有可能摆上议事日程。

●1989 年上海文化界支持北京学运的示威游行。
右起：沙叶新、徐中玉、白桦、王若望、戴厚英。

四月八号中午在北京，九十一岁的何方先生宴请我，说：「今天聚会，一为沙叶新来京接风洗尘，二为提供机会让大家说笑。」被邀者还有李锐九十六岁、张思之八十六岁、蒋彦永八十一岁、邵燕祥八十岁。我、杨继绳、章诒和、贺卫方等六七十岁的人都属小字辈了。我何能何德，惊动如许前辈和名家，我受宠若惊，感动至极。

正如李锐诗句所说：「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这次重量级的餐会，在一饮一啄之间，诸前辈无一不纵谈「朝中事」，众贤人皆争先月旦今君臣；某老要为薄敬酒，某贤要为王设宴；这个说狗急跳墙咬主子，那个道大水沖了龙王殿；大家喜的是：死水始有微澜，黑幕幽光初显，华夏将有所变……

捍卫悲壮歷史记忆的二十三年

席间最敏感的一个话题是「六四」。某贤问某老，「十八大」期间，「六四」能否平反？某老说不大可能。某老如此慎言，可能是考虑目前政局虽有所改观，但各派势力仍在明争暗斗；越是临近「十八大」，越是拼死一搏；尽管民主派暂时得势，但变数甚多，结局难料，现在还无法料定谁能笑到最后，所以「六四」平反一事还很玄乎。

现「六四」又至，缅怀英烈，遥祭冤魂，满腔热血又沸腾，我以为，「六四」平反并非遥遥无期，在可见之将来即可实现。这是因为：

一、中共为了逃避罪责，消除民间记忆，将「六四」一事，竭力迴避，媒体上不登，书籍上不提，课堂上不讲，党史上不记。每逢「六四」周年，既不敢纪念镇压之「功」，又不敢面对抗议之声。好像一九八九年根本就不存在六月四日这一天。中共善于篡改歷史，而今又悄然消灭歷史！

但是「六四」二十三年以来，人们始终在重温这段歷史，一直在捍卫自己的记忆。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从未停止对当局的控诉；在香港，每年此日必有示威游行；在美国，全美学自联年復一年都点燃幽幽的「六四」烛光；在世界各地，「六四」悲壮的腥风血雨，总能激发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

遥想「六四」当年，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举国怒吼，世界震惊。这怎么会失忆？怎可能被忘记。「六四」那一代人还健在，歷史那一页仍深刻；屠夫们自己就从未遗忘「六四」，半夜都会在梦中惊醒！他们知道，亿万人脑中的记忆，比「六四」屠夫手中的枪炮更具杀伤力。那是更直接、更现实的「围观」，比网络的「围观」，更让屠夫们惊恐焦虑。

作者到北京领奖，资深的苏联问题与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接风。老朋友聚会。
前排自左向右：2 沙叶新、4 李锐夫妇、5 何方、6 张思之。
后排自左向右：2 蒋彦永、3 杨继绳、4 章诒和、5 邵燕祥、6 贺卫方。

所以屠夫们为了卸下沉重的歷史包袱，为了摆脱可怕的梦魇，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有所让步。首先他们对「六四」的定性已从「六四反革命暴乱」，退到「六四动乱」，再退到「六四风波」，直退到「六四事件」，已经主动地一步一步地消解敌意。尽管这是被迫是，是无奈的。

继而又在去年，公安部门多次上门和「六四」难属谈判，提出经济赔偿，虽然谈判被难属坚决要求首先公布真相、政治平反顶了回去，但是这样的谈判显然是一种和解的姿态，表现了一定的诚意，也透露出平反「六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哪怕是一点一滴，也应珍惜。

当局对纪念六四的微小松动

二、今年四月清明之后，我在北京，给丁子霖打电话，问她，清明祭扫「六四」亡灵还有无阻碍。她说：「还好，在墓园，虽然仍有公安的监督，但态度比以往和善，甚至还主动帮我们清洗墓碑，帮我们用油漆涂写墓碑上剥落的名字。」我问以往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她说：从未有过。

这一「和善」的姿态，当然不应仅仅视为个别公安人员的同情心所致，也不应简单看作他们为日后形势的可变而预留后路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或默许，他们绝不可能在公开场合会有如此「善举」。

这一举动虽然细小，但意义又非同寻常。见微知着，任何风向之变，都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东风？或是南风？当然还要政治风向仪的准确认定，但至少这风不是冷冽的西北风吧？借用毛诗一句：「大地微微暖气吹」，是耶，非耶？拭目以待。

三、今年四月清明，赵紫阳的故居，突然进来二百多人，祭奠前总理。据说，有各地访民，有异议人士，有復员军人，有离退干部。他们未被阻拦，未被驱赶，使得来者大为惊喜。

在赵紫阳被免职、被监控、失去自由的十六年中，只有极少数同乡和故旧，经过审查才能进得赵家大门。二○○五年赵紫阳去世后，理应解除监控。可是虽然人去楼空，人已无可监，楼仍依旧控，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奇闻！

赵家大门打开、渐露春天曙光

需知，赵紫阳是因为反对「六四」屠杀而被免职、被软禁的。他已和「六四」密不可分，联为一体。他是「六四」祭案上的牺牲，是「六四」不倒的战旗。他的居处，他的楼宇，也已是政治改革的象徵，是民主自由的圣地，屠夫们怎不满怀恐惧！

可这方被禁的圣地如今为何可以自由出进？学运领袖徐志强在拜谒紫阳故居之后，留言四个字：「春天到了！」他欣喜地认为是因为平反「六四」的春天已经到了。可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时则说：「不太可能。」

我不像徐先生那么乐观，也不像王女士那么悲观，我以为赵紫阳故居大门的打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信号；它打开了大门，也同时开启了「六四」的小窗，增加了平反的可能性。以往大门内曾幽居紫阳，而今小窗外渐露曙光。

四、今年的政治局面较好，极左派失势，民主派小胜。相对而言，要好过往年的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今年，温家宝再次重申政改，多次放风要为「六四」平反。「六四」屠杀的共谋者李鹏，前几年还出版日记为自己罪行辩解，今年则无声无息，龟缩起来。「六四」得益者江泽民，虽然期望维护「六四」原先定性，但他来日不长，已难发力。党外，平反「六四」的民意自不待言；党内，平反之声也不再孤立。即便目前这一届党中央未能完此重任，相信未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也会顺应现时的民意和党意，把握「六四」这张牌，打好这张牌。这是极好的政治资源，无一害而有百利；谁上臺谁都会视为珍宝，定会把这沉重的歷史包袱，看作是前任留下的大礼。

拖延太久将会变      平反为造反

只要不是白痴，谁都知道「六四」一定会平反，连当年参与过「六四」屠杀决策的杨尚昆，也有过悔悟。中共执政以来，制造了多少冤案，不是都平反了吗？「六四」也不会例外，只是迟早问题。但早比迟好。

「六四」已经奄冉二十三年，平反之事实在拖延太久。没一个冤案这么多年还不昭雪。千万不要把普通民众的耐心等没了，不要把知识精英的耐心等没了，不要把党内改革派的耐心也等没了，到那时他们就将联合起来，不再是平反，而是造反了！

如今中共危机四伏，民心不向，官员贪赃，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如果此时此刻能在处理薄王之后，不失时机地以平反「六四」来启动政治改革，大力整党，痛改前非，实施民主，重聚民心，兴许还可以还权力的合法性于万一。就像一九七六年解决了「四人帮」之后，及时清理冤假错案，为千百万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民众平反，顿时，中共的威信大增，形象大为改观，很快就恢復了合法地位。否则就真的要分崩离析，呜唿哀哉了！

五、平反「六四」的可能，何时变为现实？我以为「十八大」以前此事难以实现。目前的头等大事是如期开好「十八大」，让习李顺利接班。「十八大」之后，习李地位如果得以稳定，权力得以巩固，方能将平反「六四」摆上议事日程。到那时，这个以前说难极难、如今说易也极易的「六四」平反，便易如反掌了。

最后我要说，政治没有必然，只有可能。我在这里讨论的仅仅是可能，但愿我又一次地有幸而言中。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夜

转载自：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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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母亲的自杀

母亲的自杀

周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转载自:共识网 （转自铁峰山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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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下）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转载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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