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荣剑君近来在敏感话题上发力甚猛，且每发一文都短信提醒本人关注。如果再没有回应就太不够意思了，所以有这篇浅评。不求谁对谁错，只为追求真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而已。
先说《价值一千元的灵魂》（见共识网）。荣君这篇大作，我不但全部赞成，而且很想写一篇《“讲话”是个什么东西？》响应，但拖来拖去，看到李银河的文章“唾面自干”，觉得不必再废话了，照转就是（见文末附录二）。只说一句：什么叫极权主义制度的“文化政策”——应该叫作“毁灭文化的政策”——看这篇《讲话》就是。再补充一件亲历事实：1972或73年夏，我去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想买几本文学书当教学辅助材料。眼前景象说来如今的中国人估计根本不会相信：全部书架都是马恩列斯毛五个人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只有一个书架陈列着其它书籍，我数了数，总共13种！当然也都是什么样板戏、大批判文章、工农兵诗词选之类。这就是当时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全部书籍之总和，其它一切人类文明文字概在被严禁的“封资修”之列！如果有谁能告诉我，自有“书籍”这东西以来，除去日耳曼野蛮人反复扫荡西欧那五百年之外，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曾经把文化毁灭得如此彻底的，哪怕再找出一个例子，本人重奖！这就是《讲话》的“精神”终于得到彻底贯彻之后的伟大成绩。秦始皇、希特勒的焚书，比起大革文化命，可就太不成气候了。
荣、李二君痛斥的这些无耻文人，究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根本就没心没肺？著名作家们尚且如此，西红市“唱红黑打”那一套大行其道还有什么奇怪？温总理担心文革重演，他没说错啊！
再谈《中国的制度与革命》（见共识网）。同意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不同意见。
1.价值判断和原因追问
荣君说，之所以人们都没能预料到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对革命的价值否定遮蔽了对革命原因的追究。这话未免武断。且不说喜爱革命、大力鼓动革命的历来大有人在，他们也没有预料到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反对革命的，也不乏既看到了革命的负面后果、又研究了革命原因，并且提出了防止革命之道的明智之士。荣君当然是有感于当下现实而发，那么，稍微看一看当今我国众多反对再来一次大革命的学者专家，有哪个是不研究革命的原因，并且不谈防止革命的办法的？荣君批的根本是个不存在的伪问题。
2.专制政权只能用革命方式更替吗？
荣君又武断了。这就等于断言，古今中外就没有制度改良一说，唯有革命一途。鄙人以为，这不过是1949年以来的诸多伪学论断之一。但荣君不会如此低智商，他的问题，我认为是在“概念定义不当”上。这应当属于高级错误。概括言之，我们谈革命和政治制度，不能不首先把“革命”和“专制”两个基本概念定义清楚。
什么是“革命”，历来、并且至今歧义纷繁，我专门写过一篇辨析文章，不想重复了，照录于后，见附录一。
什么是“专制”，我反复申说，必须区分两种专制：普通专制和极权主义（参看拙作“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之“政体四分”一节）。普通专制以渐进改良或改革（包括政变）方式走向民主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土耳其、南韩、台湾都是最值得参照的好例子。极权主义的民主转型，也少见革命的事例，要么是战败后由外力强加，如纳粹德国；要么是通过改革，如苏联、东欧（注意：前提是我们把“革命”界定为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1949年的革命这种类型），而中国、越南、古巴走这条路的机会也很大。私下里我甚至怀疑，极权主义改良成功的几率说不定会更大，原因之一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强大组织力有可能比较能抵御社会彻底失序——冒昧说说，仅供参考。
为什么要如我所说的这样界定“革命”，不妨再补充一条理由：否则的话，革命根本就用不着我们担心和反对！政变，“天鹅绒革命”，等等，有什么好担心和反对的？那明明都是大好事么！我们担心和反对的仅仅是社会彻底失序而已。如此宽泛地界定“革命”，“告别革命”根本就是个不存在的伪问题！又是先设定一个没有人主张过的极低智商的伪问题，然后痛批之——荣剑老弟啊（也包括秦晖君），省点劲，留着干点别的事岂不更好？
（别生气，逗你玩的。）
附录一：多歧义的“革命”
《炎黄春秋》2008年第一期秦晖的大文《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十分精彩。仅有一处，我认为欠周详，就是对“革命”这个关键词的诠释——秦晖说，“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美国《独立宣言》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在秦晖的大文中，“革命”就是“反抗暴政”，“以暴抗暴”，“改变或废除政府”。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革命”是个歧义纷繁的多义词。如果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划分“科学”和“前科学”的标准的话，各门社会科学可能除经济学之外，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建立范式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每个基本概念都要有严格、单义、公认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现状却几乎是恰好相反。在这种不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只能是：第一，“要建大厦，先烧出好砖”，必须对于自己使用的、词义不统一的基本概念给出尽可能清晰、严谨的定义。第二，这个定义应当尽量不超出习惯用法的范围，尽量避免“横空出世”、“别出心裁”。第三，由于习惯用法是多义的，作者应明确说明自己在这多义中的取舍；第四，当选择的习惯用法实在不够用时，说明作者自己的附加义。
本文并不涉及作者自己对于“革命”的定义，只限于对“革命”一词的习惯用法作最简略的分类。
首先，从词源说，“革命”一词最初是占卜术士预言“命运之突然转折”，从“revolution”的构词法便可看出这一“转折”、“回旋”的含意；用于政治领域时，则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即今人所称的“政变”。《独立宣言》所言“革命”即此义。美国革命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改成共和制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基本政制仍然是英国式的自由宪政。是美国人基于联法抗英的立场，夸大了这一“革命”的实质意义。
其次，革命本身并没有方向性，可以往未来革，也可以往过去革。指向未来者为激进革命、左翼革命，指向过去者为保守革命、右翼革命（“激进”也是个多义词，既指目标，多指向未来；也指手段，与“渐进”相对）。照此，英国17世纪的内战和短命的共和创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属于前者，而美国革命则相反，属于后者，即恢复被当时英王剥夺的“英国人的自由”这一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古就享有的传统习惯权利。所以，美国“革命”是既不“彻底”，又是往回“倒退”的，和我们习惯理解的激进革命恰好相反。
第三，左翼革命又有程度（“彻底性”）之别：最不“彻底”的是政治革命，即除政权更替之外还伴随政治制度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然后是“社会革命”，不仅有以上两点，还要对社会基础建构如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更彻底的是“文化革命”，即除以上三点外，还要对文化（观念、信仰、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
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对革命的理解就仅是第三种含义——左翼的、极端激进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的，也就是说，极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而不是秦晖所说的含义，当然就更不是美国式的保守革命。秦晖所说的“革命”，如今叫做“政变”。
附录二：李银河：那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唾面自干的知识分子
最近听到100名作家手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闹剧，也看到了周国平和叶兆言对自己行为的解释，觉得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几十年没再看这篇文章了，但是其中的一些话却一直鲜活地活在记忆中，比如说知识分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说知识分子只是一些“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为艺术而艺术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等等。隐约记得最仇视知识分子的党棍柯庆施说过一句更露骨的话：知识分子就是一群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些话曾经像雷雨天的气压，沉重地压在知识分子的头上，让他们觉得无比压抑，喘不过气来，无法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篇讲话有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它不承认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也是人类有价值的劳动，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而不是被其它劳动者养活的寄生虫，这就是“皮毛”之论的谬误之所在。它认为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就是不劳而食，无耻地被劳动人民供养。直到1980年代，这个错误才被纠正过来，虽然用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归类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无论听上去有多么别扭，知识分子总算摆脱了寄生虫的地位，被“扶正”了。其实，人类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艰辛，更杰出，创造出来的价值更多，为人类的福祉贡献更大。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不仅应当有与体力劳动者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劳动价值更高。这就是在商品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往往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原因之一。
第二，它完全彻底地扼杀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原本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创造美的艺术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美。而这篇讲话却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彻底改变，将其改变为为某个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的宣传工具。凡是不符合这个目标和功能的，统统被否定，被批判。这就是一大批曾经的文学家（如茅盾、沈从文等）后来完全不再写作的原因。这篇讲话的效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独立人格的、唾面自干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们不能全怪他们，如果1957年打了右派，那就不但做不成知识分子，连人都做不成了，50万知识分子精英在他们的大好年华就是这样悲惨地生活过来的，如果那还能叫生活的话。那个可怕的年代过去了，人们也还难免心有余悸。这100名知识分子参与这场闹剧也许就是因为心有余悸，我愿意这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真的很可悲，差不多就是柯庆施所说的那样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