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洪振快:口炮党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革命党的心态和魔障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近代思想家,政治业绩与学术学果均有大成,著有《饮冰室合集》。

    最近,微信闻人王五四公开了一篇骂街文,题目竟然是“我保证,以后再说你傻逼时不阐述具体原因了”。在此之前,我对王五四其文是很欣赏的,对其人也很敬重。其文形象生动,酣畅淋漓,文笔极佳,我等自愧弗如。其观点,也都能理解,大致也都认可。其人,曾受打压,公号屡屡被封,都让人敬重。然而,这篇骂街文暴露了其短板:学养、修养均有不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下面仅举其中一例以明之。
    骂街文引用了他认为正确的看法:“晚清1903年至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你来我往,涉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与今天对改良的理论判断上可谓异曲同工。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后,在外部自由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主流普世价值时,今天的改良派还大言不惭说,“推翻皇帝,改换朝代,革命可能更加暴戾更加无法约束。”
    这段话,来自某位人士所写《三谈改良派: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这位动辄拿清末革命、改良争论来类比、论证当下争论合理性的人士,到底对清末的革命、改良争论了解多少,本人不得而知,但动辄指控他人“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的自我优越感,本人觉得有必要根据史实打破其幻觉。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争论,而只是想让“口炮党”明白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口炮党”仅指本人所见到的言论已经明显走火入魔的人士,而非指一个群体,群体中各人情况都不一致,很难一概而论,自不应一棒打翻一船人。
    口炮党从清末革命与改良争议中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革命党发起争议的目的不是真正追求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怕革命没市场,甚至希望政府作恶,自己阻挠改良,心态已入魔障。
    首先,这场争论,并非发生在“晚清1903年至1905年”。事实是,争论起自1905年,持续了二年多时间。基本事实不能搞错。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妄断历史,也是学养不足的一个表现。
    论战舞台,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前者由革命党人创办,后者由梁启超主持。《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1126日创刊于东京,后成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新民丛报》于1902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是梁启超宣扬君主立宪等观点的阵地。
    《民报》之创立,目的就是针对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的,因为梁启超是“青年导师”,还是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的立宪主张削弱了革命派的市场,革命派需要以围攻围剿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以获取革命主张的市场份额。
    革命派后来取胜,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掌握了话语权之后,把革命宣扬成如何如何正义,凡是与革命为敌的都在消灭之例,故历史真相未必如革命话语所宣扬的那样。百余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当日革命派的思路,会发现其非常怪诞和不符正义。比如,同年发生的革命党人炸五大臣事件。
   19057月,清廷宣布派遣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924日,五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及随员登上火车,出发考察,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当日,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想炸死五大臣,不料因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未掷出即爆炸。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自己被炸身死,从当时所拍照片看惨不忍睹。
    这起炸弹事件的起因,是清政府要改良,引起革命党人恐惧,因为清政府改良,革命就没有市场。炸弹事件的策划者之一杨笃生曾沮丧地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矣。”本来,清廷派员考察宪政,启动立宪改革程序,全国都在热望之中,为何杨笃生会认为“永无再见天日”呢?实际上革命党的心理是,如果考察成功,宪政改革启动,则革命话语将失去市场,因为绝大部分人希望改良而不希望革命。为此,他们要阻止五大臣考察,“击而杀之”。吴樾留下一个绝命书性质的《意见书》,称“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从中可以明白其心理,他认为立宪改良会导致“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地“归附彼族”,且“必日加多”,革命就没有市场了。
    假如不是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而从公共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就会发现吴樾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是否进步,而简单地认为革命就是正确的,谁阻挠革命就要“击而杀之”。在此之前,他们也组织过不少暗杀活动,暗杀对象是清政府中官声比较好的主张改革的官员,包括汉族官员。因为这些官员的改革主张,会使民众认为清政府还有希望,等于消解了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党的这种逻辑,在革命“成功”后没人敢于指责,吴樾后来也被革命党尊为烈士和英雄。但是,当时的公众并不接受这种逻辑。炸弹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谴责,对革命党极其不利。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报界纷纷致电慰问考察政治五大臣;稍后,上海各大报纸如《时报》《申报》《南方报》等纷纷致电表达慰问之意,电言:“窃喜五大臣之无恙,可知圣主贤臣锐意立宪以救中国宜其为天所佑,而绝非凶徒暴力之所能阻抗也。”《时报》发表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在华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刊文批判炸弹案:“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使炸弹袭击,表明他们眼中毫无法律可言。罪犯如果被抓到,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以警告那些无视法律存在的人。”从中可以看到,舆论视持炸弹者为“凶徒”、“暴徒”、“丧心病狂”、“罪真不容诛”。炸弹案发生后,清政府得到舆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则受到舆论谴责和批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革命党的辩解,无非是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目的是巩固满族的统治,因为出于这种目的也不可能真正推行立宪,所以革命是正确的。这样的辩解属于无力的辩解,改变不了舆论方向。
    《申报》刊登的文章,提到了革命党人攻击梁启超的立宪主义与炸弹事件的逻辑关系:“彼党之主义在于倾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机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康有为、梁启超以持立宪主义而为彼党所唾骂者屡矣。”也就是说,梁启超等立宪改革派之所以被革命党唾骂,道理与炸弹事件是一样的:革命党的目标是颠覆清政府,清政府越腐败,时局越坏,清政府越失民心,社会就越乱,革命就越有机会,而立宪改良主张则消解了革命,所以革命党对之视若仇雠,必然要组织围攻。
    炸弹案发不久后的19051126日,《民报》创刊,即发动了对梁启超立宪主张的攻击,开始了持续两年多时间的所谓革命、改良争论。革命党发动的初衷,是想消除梁启超之言论对革命的消极作用,通过矮化立宪派、唱衰清末新政来抬高自己,为“排满革命”造势,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路径之争,革命党的这点私心和不良动机,后世看得清清楚楚,革命党人也不讳言。
  为争论,革命党差不多倾巢出动,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均亲自披挂上阵;而论战的另一方,只有梁启超一人,亦即梁公以一人力战一党。其他人如杨度、徐佛苏等人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并未公开与革命党人论战。梁公是一头猛狮斗一群恶狼。
     从争论之后的百年历史经验来看,当下的口炮党首先要接受一个历史教训:当时革命党发动争论的心态已入魔障,完全背离了高尚的目的、正义的手段。他们不希望看到政府改良,而希望看到政府行恶,社会绝望,自己的主张有了市场,可以火中取栗,但凡不同意其逻辑者就成其障碍,发起围攻,这样的心态无疑已入魔障。因其目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也不管这主张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实行这主张是否会带来灾难的后果,可以说完全无视公义,无视社会苦难。这种逻辑后来被继承,为革命而不顾一切后果,致使之后一个世纪中灾难之深重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未有。当下的口炮党如果不吸取历史上革命党这种已入魔障的心态和逻辑,将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争论的学理明显在梁启超这边,社会现实帮助了革命党,并不证明革命学说的正确和胜利,革命党一直没弄清楚自己成功”的原因所在,给之后百年历史挫折埋下了祸因
  这场争论的结果,革命党方面宣称己方“大获全胜”。后世的革命话语,也多颂扬争论的“正面作用”,即为革命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然而百年之后回头看,革命党的确可能实现了其目的,但在理论上却不仅不能说“大获全胜”,实践上更证明其为“大获全败”。
  争议之议题颇广,差不多涉及中国百余年转型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命题,文字总数则超过百万。删繁就简,核心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应该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革命党的具体主张就是革命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然而,从历史看,当时革命党人阐述的“三民主义”差不多都是错误的,至少是问题多多,理论上浅薄而不自洽。而梁公,证明是近代中国对政治文明理解最深刻者,其洞见虽被革命话语压制,其至今仍不失光芒。



  ▲《民报》发刊词

  排满兴汉,也就是排满革命,实际上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后也曾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提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为推翻满清政府找借口。因为满族掌控政权,排满就是推翻清政府,通过这种借口,可以更好地站在道德高地,煽动、争取汉族人的支持。但是,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控政权的满族属于体制内,包括那些为满族政权服务的汉人都是体制内奴才,也都在打倒之列,暗杀名单包括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中有两人是汉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说体制内的人都有原罪,不是自己犯有重罪,即为协同作恶。后来的发展,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统统打倒。当下,某些口炮党又强调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内皆有原罪。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倒的思维,是恐怖的思维。当时梁启超即反对该主张,认为政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满人手里,包括有“第二政府”之称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汉人,主持两江、两湖、两广等重镇的总督和管理作为满洲本土的东三省的巡抚,也都是汉人,所以认为政权都在满人手里不符事实;更重要的是,“排满”背后隐含“复仇主义”, 以“排满”为手段推动革命,意味着鼓动汉人向满人复仇,是以仇恨作为革命的推动力。梁启超认为,“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所以排满与救国“二者决不能相容”。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宣布“五族共和”,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但在争论中仍然振振有词,志满意得。
  革命付诸暴力。同时孙中山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革命靠暴力、靠武装斗争,这必然导致军权独大、武夫当国。近代革命的结果,就是把抓军权作为第一要务,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掌握枪杆子的人,如何使之尊重民权?孙中山自然也意识到其中的逻辑问题,一方面他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解决的办法是革命时“用兵贵有专权”,即军权为大,“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按照此设想,革命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间要经过“约法训政”即“开明专制”的阶段,以开启民智,训练其政治素养。然而,近代历史证明,这种设想根本就不成立,没有哪个领袖愿意放弃兵权而成就民权。梁启超当时质疑革命党的“民权主义”路径不可能走通,包括如何保证革命党均有高尚的人格,可以保证约法的履行,等等。事实证明,梁启超具有理论洞见和先见之明,“开明专制”(类同威权政治)还不如清政府的统治还有改进空间,离宪政距离更近一些。至于当下现实,口炮党定性为新极权主义,比“开明专制”更专制,连“宪政”的词都不让提,离宪政就更遥远了。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未完)》,《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1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核心是“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此还极为得意,寄望极高。然而,这一设想的错误和灾难,背离民权之远,历史已有明证,就无须多说了。梁启超当时的反驳,差不多也一一应验。
  因此,就争论的学理而言,梁启超差不多可说完胜,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然而,历史并没有珍重梁启超这位思想者,历史的发展转向有利于革命党的方向,即清政府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政治远见,搞出“皇族内阁”,大失民心,满足了革命党的愿望,以致武昌炮响,全国响应,清帝逊位,帝制终结。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成功,而恰恰是体制内改革力量的获胜。
  大清帝国终结前,社会力量分成四派: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介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改良派(立宪派),体制外革命派。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后三派的合力导致的。革命派的武昌枪声,使对体制改良失望的立宪派纷起响应,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而以袁世凯为首的掌握兵权的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没有严格执行体制内保守派的镇压指令,最终后三派合作,逼迫清帝逊位,体制内保守派独力难支,最终拱手让出权力,避免了流血冲突。因此,辛亥革命能称“成功”,并非革命派一派之力,如果体制内实力派全力支持保守派,则革命很可能被迅速镇压,没有立宪派支持和主持各省独立,革命派既难成功,保守派也不会觉得大势已去。因此,没有体制内力量,革命派既难成功,也难以避免流血。
  第三,革命党发动争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即使自己错了也不承认,争论不能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不过制造矛盾和撕裂,并无进步价值和意义。
  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讲理透彻,用语克制。后来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漱溟则回忆“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在革命党一方,则文风粗野霸道,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则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胡汉民则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所以连革命党中的章太炎,也说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辞近诟谇”(卓如即梁启超)。更有甚者,如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本段及后两段主要引用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一文)
  在研究者看来,这场辩论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对于革命党来说,辩论的目的本来不是探求真理,因此即便梁启超把道理说特,他们也不会接受。后来的历史演变,一再证明他们的逻辑和行为方式。
  事实上,这场辩论表明,“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因此,现在有些口炮党人认为辩论正当,有价值,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也是自以为是,完全不懂历史,也不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四,革命、改良依时势而定,梁启超和立宪派并不简单反对革命,而是有更深的考虑;革命是手段而非目的,达到同一目的可取多个手段,革命并非最优选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也讲革命,并与孙文打得火热;在经过游历和思考后,他转而主张立宪。这种转变,有深刻的学理支持。这也就是说,革命党的思维,梁启超完全理解;而梁启超的思维,革命党则未必理解。然而革命党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视梁启超为障碍,发起围攻,制造争论和撕裂。这对革命党固然有好处,但对社会进步这一公共利益则无价值。
  梁启超认为,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手段。革命与改良,本可互相促进,梁启超也不否定革命的价值,也没有说一定不能革命。清末的宪政运动得以展开,与革命党不断起义的行动给清政府造成的压力不无关系。但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立宪,而非推翻清政府。革命可以推翻清政府,但未必能建起宪政制度。仅从建立宪政制度而言,并非只有推翻清政府一条路可行。君主立宪,在当时本是一个更佳选项。对于社会进步来说,暴力革命并不是最佳选项,而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次优选项。如果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整个社会都觉得非革命不可,那也就只能如此。但在此之前,不应当放弃更优的可能。清末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种思路。因此到“皇族内阁”出台,社会彻底失望,立宪派也大多持革命主张,武昌枪声一起,即各地响应,最终共同推翻了大清王朝。但推翻大清王朝并没有建立宪政制度,而且离宪政越行越远。从历史看,完全证明梁启超的主张是对的,证明梁启超的思路是有远见的。
  从辛亥之后的百余年世界历史来看,离宪政较近的是威权(authoritarianism),而非极权(totalitarianism),威权社会容易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而极权通常难以直接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台湾和韩国转型比较顺利,是威权转向民主。苏联、东欧,从后极权向民主宪政转型,则挫折较多,前途各异,并无必然成功之把握: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转到了民主,其间有波折;波黑、阿尔巴尼亚,明显不成功;俄罗斯立足不稳,近期还在倒退,回到威权。
  综合历史和外国经验,假定中国开始革命,结果会如何呢?前途应当不确定,没谁敢说一定会成功,转型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是高风险。在此情况下,仅仅在高喊革命,而不顾及可能的后果,显然是不负责任。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务,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看历史上革命党的特点,就是会喊口号,以煊惑性的口号忽悠老百姓,最后如何,口号如何实现,忽悠完了完全不承担责任,这是无德之表现。
    口炮党宣扬革命的正当性、抗争的正义性不过是肤浅的认知,道理无人不清楚,根本用不着他们来“教育”他人。口炮党理解不了(或根本不想了解)改良思维的内在深刻性,却以自己的浅薄来揣度他人。更何况,梁启超在论儒家仁政思想时说过一句话:儒家论仁政,只能论证“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套用这句话,可以说口炮党论革命,也是只能简单地论证“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附记:本文快完成时,微信朋友圈中在传共识网将被关闭的消息,口炮党们再次兴高采烈、幸灾乐祸,与他们对某杂志被接管的消息传出去后的表现一样。口炮党的心态,看来的确与1905年的革命党一样,他们希望社会越烂越好,越烂表明他们的主张正确、有市场,所以他们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总认为越烂越忧心,而他们对越烂越高兴,这正表现出他们缺乏公义、德性不足,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是个人主张那点无足轻重的私利。不过我以为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越烂不代表他们有火中取栗的机会,恰恰是清末那种政府对社会掌控较弱的情况,革命才有可能,而极权社会,控制严密,革命几无可能,包括前苏联垮台,都是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体制内人士的原因,导致控制减弱,而不是革命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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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Unknown 说...

为啥看不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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