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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那些信仰恐怖的人——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包含全书电子版下载）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 ‘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 “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我们是钢铁战士”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 ——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 “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 ——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 “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她。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 ‘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新政权了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了。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最后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牙齿。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 “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安德罗波夫在对付他所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时，一个最为恶劣的做法就是大大发展了“政治精神病学”，十多年间有八十万人被戴上 “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批评苏联社会的现状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由克格勃管辖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为黑暗、最为龌龊的一页。从“非人道”的程度上来说，可以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在集中营中实施活体解剖的暴行相提并论。而安德罗波夫正是这种无耻行径的积极的实行者。
安德罗波夫升任总书记之后，并没有放松对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的首领。果然不负众望，切布里科夫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待知识分子比前任还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里科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入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诋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些指责主要是针对演员哈扎诺夫的演出。对此，列昂尼德。姆列钦在著作中反问道：“克格勃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触角不放过任何一个领域。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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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永久的墓碑——《墓碑_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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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 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 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 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 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 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 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 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 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 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 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 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 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 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 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 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 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 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 （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 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 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 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 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 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 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 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 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 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 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 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 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 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 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 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 《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 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 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 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 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５０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 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 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 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 “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 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１９５０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 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 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 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 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 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 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 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 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 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 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 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 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 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 听话。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 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 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 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 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 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２０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 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 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３０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 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 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 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 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 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 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 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③[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邓 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 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 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 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 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 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 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 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 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 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 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 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 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 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 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 （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 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 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 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 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页]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 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 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 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 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 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 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 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 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 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 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⑦
[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 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 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 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 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 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 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 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 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 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 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 死了不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 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 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 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 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 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 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 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 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 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 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 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 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 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 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 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 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 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 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 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 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 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 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 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 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 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 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 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 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 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 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 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 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 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 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 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 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 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 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 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 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 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 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 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 （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 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 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 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 “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 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 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 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 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 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 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 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 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 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 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翟明磊:愤青不再,愤老尤存
壹报主人按:
杨继绳先生授权壹报刊登他的《墓碑——中国六十代大饥荒纪实》的前言,这是在大陆第一次发布,谢谢他对壹报的支持.
壹报主人想在这说几句话:
一,中国的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公众,杨继绳一书用铁一样的官方秘密档案证明这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三百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一千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此书重要贡献在实证了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又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仅此书中有明确纪录的已达三千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对公众与历史的影响超过文革，中国大饥荒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八年抗日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
我向每一位有志于弄清历史的人推荐此书，此书在中国第一次全面揭开六十年代大饥荒之真相，而且在于作者杨继绳是新华社老记者，92年始领国务院专家津贴的学者，所引用的均是中国官方不公开资料，故谓铁证如山。
壹报主人首先有对杨继绳先生的人物特写，随后便是此书的前言。壹报读者在炎炎夏日可得求真之福。
壹报也将冲破一人框架，尽力为读者引入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视角，老记者们的真相发布地。此为尝试。
愤青不再 愤老尤存
翟明磊
2007年10月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中央电视台一位年轻记者说:“即使是恶心的题目，我们也要用专业的职业水准去完成。”这时，一位老同志大声评介：“愤青不再，愤老尤存。”
这位老记者就是杨继绳。
愤老？初次见面，杨继绳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和和气气，满脸笑容的“农民伯伯”。脚蹬布鞋，每天爬山比谁都快。
他不承认自己是“愤老”，可著作中充满忧愤之情。他的《邓小平时代》在国内出版即遭禁。2004年，《改革时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出版)列入了黑名单，成为进入内地海关必没收的宝贝。2006年，《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没上市被令就地封存。甘肃人民出版社冒险出版，18000册销售一空，发现后被下令销毁胶片，受到处罚。
遭禁后，别人是忍了。他却仗着自己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设的一千个可以面见部长大人的专家之一。直闯中宣部长刘云山办公室，要讨个“说法”。刘部长不在，他就留下了一封信，陈说封书无理，还在网上发表了《一本书的辛酸故事》，批评禁书官员们：“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杨继绳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坚持讲真话，揭露天津经济地位下降的问题，市委书记李瑞环很恼火，多次批评。李调北京工作后，还念念不忘，他曾对身边的笔杆子说：“天津有一个杨继绳，还写文章反对我，一查——原来是个书呆子！”
没错，年纪越大，杨继绳却越来越愤怒。
杨继绳还在浠水第一中学读书时，他的父亲死于大饥荒，村里的树己被扒光了树皮,河水干涸,老人连扒树皮的力气都没有了。1959年四月底的那天，学生杨继绳知道了父亲快要饿死的消息，将三天停伙省下的三斤大米带回农村家中，煮粥端给父亲，此时父亲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睁开深陷眼洞的双眼,他伸出如同骨骼标本仅附着一层枯皮的手,举到一半无力放下,低声对儿子说：“快回到学校去！”父亲知道，只有学校粮食是有保障的。
埋葬了父亲，杨继绳只有悲痛没有愤怒，因为他因为他认为这只是自己家庭的悲剧，与政府无关。他相信“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中学小报的主编，他满腔热情地写文章歌颂“大跃进”。
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一直担任团委书记的好学生杨继绳被分到新华社，第一个十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中曾发了十四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回过头来，杨继绳说百分之九十的稿子都是应当烧掉。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杨评价当时《人民日报》： “那时我们都是文奴。”
这个十年杨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写的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击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二个十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三个十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
2001年，杨继绳一面以《炎黄春秋》副社长的身份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不停地鼓与呼。一面他花了十年的功夫，调查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作正面报道为掩护，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一路抄写资料。十年间，他完成白天的任务，每个晚上，除了特殊的日子，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书写。
2008年5月， 80万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纪实》在香港问世。
91岁新闻学者甘惜分戏谑地问：“世界充满谎言，为何要求新闻真实？”杨继绳答：“正因为世界充满谎言，所以新闻必须真实。”
杨继绳在书中写道：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
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份，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份，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年景。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公社对人身控制，计划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老记者最后沉思：
（八十年代，乡亲们劝杨继绳为父亲修一个气派的大墓碑。）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这位老记者就是杨继绳。
愤老？初次见面，杨继绳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和和气气，满脸笑容的“农民伯伯”。脚蹬布鞋，每天爬山比谁都快。
他不承认自己是“愤老”，可著作中充满忧愤之情。他的《邓小平时代》在国内出版即遭禁。2004年，《改革时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出版)列入了黑名单，成为进入内地海关必没收的宝贝。2006年，《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没上市被令就地封存。甘肃人民出版社冒险出版，18000册销售一空，发现后被下令销毁胶片，受到处罚。
遭禁后，别人是忍了。他却仗着自己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设的一千个可以面见部长大人的专家之一。直闯中宣部长刘云山办公室，要讨个“说法”。刘部长不在，他就留下了一封信，陈说封书无理，还在网上发表了《一本书的辛酸故事》，批评禁书官员们：“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杨继绳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坚持讲真话，揭露天津经济地位下降的问题，市委书记李瑞环很恼火，多次批评。李调北京工作后，还念念不忘，他曾对身边的笔杆子说：“天津有一个杨继绳，还写文章反对我，一查——原来是个书呆子！”
没错，年纪越大，杨继绳却越来越愤怒。
杨继绳还在浠水第一中学读书时，他的父亲死于大饥荒，村里的树己被扒光了树皮,河水干涸,老人连扒树皮的力气都没有了。1959年四月底的那天，学生杨继绳知道了父亲快要饿死的消息，将三天停伙省下的三斤大米带回农村家中，煮粥端给父亲，此时父亲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睁开深陷眼洞的双眼,他伸出如同骨骼标本仅附着一层枯皮的手,举到一半无力放下,低声对儿子说：“快回到学校去！”父亲知道，只有学校粮食是有保障的。
埋葬了父亲，杨继绳只有悲痛没有愤怒，因为他因为他认为这只是自己家庭的悲剧，与政府无关。他相信“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中学小报的主编，他满腔热情地写文章歌颂“大跃进”。
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一直担任团委书记的好学生杨继绳被分到新华社，第一个十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中曾发了十四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回过头来，杨继绳说百分之九十的稿子都是应当烧掉。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杨评价当时《人民日报》： “那时我们都是文奴。”
这个十年杨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写的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击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二个十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三个十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
2001年，杨继绳一面以《炎黄春秋》副社长的身份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不停地鼓与呼。一面他花了十年的功夫，调查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作正面报道为掩护，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一路抄写资料。十年间，他完成白天的任务，每个晚上，除了特殊的日子，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书写。
2008年5月， 80万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纪实》在香港问世。
91岁新闻学者甘惜分戏谑地问：“世界充满谎言，为何要求新闻真实？”杨继绳答：“正因为世界充满谎言，所以新闻必须真实。”
杨继绳在书中写道：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
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份，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份，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年景。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公社对人身控制，计划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老记者最后沉思：
（八十年代，乡亲们劝杨继绳为父亲修一个气派的大墓碑。）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杨莉藜:五毛党与中国“完全自由”的互联网
奥运年，中共官员的说谎本领也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不断刷新记录。先是有官员称“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人权）和科学而诞生的”，接着又有官员称 “中国的互联网是完全自由的”。中共对于“民主”、“人权”，甚至“科学”这些概念一向有自己的解释，硬把一个反民主、反人权、反科学的党摽到这些概念上，别人来反驳，最后也不过是鸡同鸭讲般的没有结果。但是，“中国的互联网是完全自由的”这一陈述，无论对张三李四都不会有歧义，光天化日下讲出这样一丝不挂的谎言，没有足够的鲜廉寡耻是无法讲出口的。
互联网“完全自由”的中国，有三十万虎视眈眈的网警（中共自己当然不承认有这么多），有倾国家之财力打造的封堵境外信息的网络长城，有数目惊人的官办或官助黑客团体……这些数据完全可以称为世界第一。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个互联网“完全自由”之邦还豢养着成员多达数十万，遍及全国各地的“五毛党”。
今年7月号的《远东经济评论》刊登了香港大学中国媒体研究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撰写的文章《中国的网络游击战》（China’s Guerrilla War for the Web），把五毛党横行的中国网络全方位介绍给西方读者。不过，班志远的一些表述并不十分准确。他认为，中国五毛党始于2005年3月，事实上，至少在 2004年，五毛党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初具规模。已有的资料证实， 2004年10月，湖南长沙市在委外宣办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网络评论员制度，“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还把正面反映长沙市情的帖子张贴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班志远还认为，中国的五毛党成员有二十八万，该数字也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据郑州师专网透露，该校2008年拟从教师学生中招聘人员，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郑州师专是新建院校，规模不大，尚且需要每个系、部、处有1－6名网络评论员，全国数以千计的大中专院校，五毛党徒的数目加起来远比二十八万要多。何况除了大中专院校外，还有像长沙市委外宣办掌控的非教育系统的五毛党。
五毛党是网络时代中共控制民众的新发明。但比照中共的历史，这个小聪明也不过是新瓶旧酒。五毛党兼具特务学生、红卫兵、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等多种功能。通过五毛党，中共试图对全民进行网络洗脑，以牢牢掌控网络民意。从手段上讲，中共的这一招数也没有太多新意，不过是特务本性的再次体现。中共出资豢养枪手，培植卧底，混入民众之中，为自己歌功颂德，对异见打压封杀，混淆视听。
五毛党自出道以来，一方面通过渗透的手法进入网民队伍，为中共制造舆论，占领网络言论阵地，另一方面则像是正规网警之外的“网络城管”，致力维护网络言论“秩序”，并向当局密报网上的可疑内容。当然，五毛党偶尔也具有扮演群众演员的作用，主要用来制造网络言论自由的假像。据网友报料，上次胡锦涛上网与网民对话，所谓的“网民”里就混有不少五毛党成员，胡总与网民同乐的假象背后原来不过是胡总与五毛党徒同乐。
前一段，震惊大陆网民的“博客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歌手金莎为自己装扮成自己的粉丝在博客上留言自我吹捧一事向网友道歉，说这样的行为“很寒很猥琐”。一个刚入道的艺人无奈之中自己操刀炒作自己，倘拿来跟这个豢养了数十万的五毛党人为自己歌功颂德，保驾护航的专制大党相比，实在是鸿毛泰山。更绝的是，金莎要向网友道歉，这个永远正确的统治集团却永远不需要道歉。岂止是不道歉，招募更多的五毛党的工作还在继续大张旗鼓地进行。
五毛党的存在和繁荣是中共恐怖统治的新发展。戴上了各种面具的五毛党人混迹网路，使人们相互猜疑，不敢讲真话实话，长此以往，曾经一度比中国的现实世界更真实的网路世界也将成为谎言纷飞的恐怖丛林。借助这种恐怖气氛，中共将再次牢牢掌控一度丧失的网络话语权。那时的“完全自由”，不过是中共独裁者的声音一呼百应的自由。
五毛党的存在和繁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又一处丑陋的伤疤。中共不厌其烦地向世界吹嘘中国不断增长的网民人数，如果网民无法自由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如果网络言论时刻面临着五毛党的骚扰和监控，网民时刻处在被举报被拘捕的恐惧中，这种不断增长的人数又有什么意思？
五毛党的存在和繁荣是中国人的一大耻辱。为了五毛钱的价值把自己卖给魔鬼，吸痂舔痔，颠倒黑白，尽管在网上可以换一千个马甲，但良心的谴责却永远洗却不掉。被权利毒化了心灵的中共骨干们是不会轻易反思自己的，他们铁了心要在反人民的道儿上一路走到黑，但这人数达几十万的五毛党们犯不上就这样去陪葬吧？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互联网“完全自由”的中国，有三十万虎视眈眈的网警（中共自己当然不承认有这么多），有倾国家之财力打造的封堵境外信息的网络长城，有数目惊人的官办或官助黑客团体……这些数据完全可以称为世界第一。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个互联网“完全自由”之邦还豢养着成员多达数十万，遍及全国各地的“五毛党”。
今年7月号的《远东经济评论》刊登了香港大学中国媒体研究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撰写的文章《中国的网络游击战》（China’s Guerrilla War for the Web），把五毛党横行的中国网络全方位介绍给西方读者。不过，班志远的一些表述并不十分准确。他认为，中国五毛党始于2005年3月，事实上，至少在 2004年，五毛党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初具规模。已有的资料证实， 2004年10月，湖南长沙市在委外宣办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网络评论员制度，“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还把正面反映长沙市情的帖子张贴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班志远还认为，中国的五毛党成员有二十八万，该数字也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据郑州师专网透露，该校2008年拟从教师学生中招聘人员，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郑州师专是新建院校，规模不大，尚且需要每个系、部、处有1－6名网络评论员，全国数以千计的大中专院校，五毛党徒的数目加起来远比二十八万要多。何况除了大中专院校外，还有像长沙市委外宣办掌控的非教育系统的五毛党。
五毛党是网络时代中共控制民众的新发明。但比照中共的历史，这个小聪明也不过是新瓶旧酒。五毛党兼具特务学生、红卫兵、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等多种功能。通过五毛党，中共试图对全民进行网络洗脑，以牢牢掌控网络民意。从手段上讲，中共的这一招数也没有太多新意，不过是特务本性的再次体现。中共出资豢养枪手，培植卧底，混入民众之中，为自己歌功颂德，对异见打压封杀，混淆视听。
五毛党自出道以来，一方面通过渗透的手法进入网民队伍，为中共制造舆论，占领网络言论阵地，另一方面则像是正规网警之外的“网络城管”，致力维护网络言论“秩序”，并向当局密报网上的可疑内容。当然，五毛党偶尔也具有扮演群众演员的作用，主要用来制造网络言论自由的假像。据网友报料，上次胡锦涛上网与网民对话，所谓的“网民”里就混有不少五毛党成员，胡总与网民同乐的假象背后原来不过是胡总与五毛党徒同乐。
前一段，震惊大陆网民的“博客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歌手金莎为自己装扮成自己的粉丝在博客上留言自我吹捧一事向网友道歉，说这样的行为“很寒很猥琐”。一个刚入道的艺人无奈之中自己操刀炒作自己，倘拿来跟这个豢养了数十万的五毛党人为自己歌功颂德，保驾护航的专制大党相比，实在是鸿毛泰山。更绝的是，金莎要向网友道歉，这个永远正确的统治集团却永远不需要道歉。岂止是不道歉，招募更多的五毛党的工作还在继续大张旗鼓地进行。
五毛党的存在和繁荣是中共恐怖统治的新发展。戴上了各种面具的五毛党人混迹网路，使人们相互猜疑，不敢讲真话实话，长此以往，曾经一度比中国的现实世界更真实的网路世界也将成为谎言纷飞的恐怖丛林。借助这种恐怖气氛，中共将再次牢牢掌控一度丧失的网络话语权。那时的“完全自由”，不过是中共独裁者的声音一呼百应的自由。
五毛党的存在和繁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又一处丑陋的伤疤。中共不厌其烦地向世界吹嘘中国不断增长的网民人数，如果网民无法自由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如果网络言论时刻面临着五毛党的骚扰和监控，网民时刻处在被举报被拘捕的恐惧中，这种不断增长的人数又有什么意思？
五毛党的存在和繁荣是中国人的一大耻辱。为了五毛钱的价值把自己卖给魔鬼，吸痂舔痔，颠倒黑白，尽管在网上可以换一千个马甲，但良心的谴责却永远洗却不掉。被权利毒化了心灵的中共骨干们是不会轻易反思自己的，他们铁了心要在反人民的道儿上一路走到黑，但这人数达几十万的五毛党们犯不上就这样去陪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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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文革”结束了吗？
大凡上了点年纪的国人都听说过“文革”初期的几位风云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过“王、关、戚”在风波迭起的“文革”大潮中如同昙花般开了又谢了。读罢《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出版），这是王力晚年的回忆与反思，虽然他至死未能摆脱对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忠诚、信仰乃至膜拜，但他曾亲历“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场合，自1960年起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1964年起还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红极一时。他与毛泽东等权力金字塔尖上的人物有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许多最高层权力内幕。武汉“7·20”事件中王力受伤回京曾享受百万人欢迎大会的殊荣，不过转眼之间，1967年8月底，他就突然被打倒在地，开始名为“请假检讨”、实为隔离审查的囚徒生涯，从1968年起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漫长的十三年半中他从未被起诉，他自认不过是“替罪羊”。他以劫后余生，写下的回忆，特别是《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因此而弥足珍贵，不仅对研究文革史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对解剖数千年相续的中国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权力斗争史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王力详细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 “文革”一幕，虽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一、没有限制的权力可以任意妄为，真是可怕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也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那么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980页）说白了，她内心也诚惶诚恐，缺乏安全感，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他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706页）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是由塔顶上的那个人授予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712页）他发起“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就越过了政治局、甚至常委会，到1967年2月毛说得很干脆：“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716页）陈云曾说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714页）“中央文革” 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用毛的话说“就是要这样好”。（795页）
即使号召夺权，也并“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804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所谓“造反有理”也只是针对他所不喜欢的人，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陶铸说：“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896页）实际上，“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后来对哪些部门能夺权，哪些不许夺都做了规定。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这些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看他的眼色，不能威胁到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曾对王力说过不怕乱的秘密：“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主席）指挥。”（849 页）
无限权力极容易导向造神运动，书中几次讲到这件事，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挤死好多人。傅崇碧（引者注：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卫戍司令）挤断了肋骨。”（623页）“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挤断了三根。”（709页）个人崇拜之狂热由此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623页）“文革”开始毛就讲过“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剥，“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铸，最后剥光了。”（715页）难免不让人想起“兔死弓藏”之类的古话。王力特别对毫无程序、 “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案组”深恶痛绝，“把政法同纪律合而为一，就很成问题。”（831页）这只是无限权力下才会产生的极端形式。
二、以往人们总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奸”观念来评价“文革”，好象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是因为几个包围着皇帝的奸佞小人（如林彪、“四人帮”、康生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对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处境艰难周恩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帅等等，他们显然是反对“文革”，一开始就洞察到了奸臣们的阴谋，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从而把什么责任都往“奸臣”、“坏人”身上推。其实，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观念化、脸谱化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力这样说： “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701页）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801页），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712页）对毛发动的 “文革”他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802页）“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890页）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 “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922页）
1966年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他不赞成一些口号，如“砸烂”、“火烧”等，他还说： “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王力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 （686页）1967年2月，陈毅有个讲话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921页）。徐向前还当过军委文革组长。（905页）
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 （924页）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革”时立案整邓小平的历史，邓的老部下莫文骅写信揭露邓当年离开广西“是逃跑”，连“德高望重，品质很好”的张云逸“在那种气氛下也写了信。”（733、734页）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725页）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921页），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肯定那些“忠臣”包括受害者同样不是毫无责任的。
“文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如果权力仍然是没有制约的，如果权力的产生、运作、更替和监督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程序可言，一切都在一个窗户也没有的铁屋子转动，我们难道可以轻易相信：“文革”真的过去了？“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王力详细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 “文革”一幕，虽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一、没有限制的权力可以任意妄为，真是可怕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也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那么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980页）说白了，她内心也诚惶诚恐，缺乏安全感，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他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706页）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是由塔顶上的那个人授予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712页）他发起“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就越过了政治局、甚至常委会，到1967年2月毛说得很干脆：“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716页）陈云曾说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714页）“中央文革” 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用毛的话说“就是要这样好”。（795页）
即使号召夺权，也并“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804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所谓“造反有理”也只是针对他所不喜欢的人，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陶铸说：“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896页）实际上，“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后来对哪些部门能夺权，哪些不许夺都做了规定。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这些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看他的眼色，不能威胁到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曾对王力说过不怕乱的秘密：“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主席）指挥。”（849 页）
无限权力极容易导向造神运动，书中几次讲到这件事，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挤死好多人。傅崇碧（引者注：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卫戍司令）挤断了肋骨。”（623页）“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挤断了三根。”（709页）个人崇拜之狂热由此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623页）“文革”开始毛就讲过“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剥，“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铸，最后剥光了。”（715页）难免不让人想起“兔死弓藏”之类的古话。王力特别对毫无程序、 “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案组”深恶痛绝，“把政法同纪律合而为一，就很成问题。”（831页）这只是无限权力下才会产生的极端形式。
二、以往人们总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奸”观念来评价“文革”，好象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是因为几个包围着皇帝的奸佞小人（如林彪、“四人帮”、康生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对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处境艰难周恩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帅等等，他们显然是反对“文革”，一开始就洞察到了奸臣们的阴谋，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从而把什么责任都往“奸臣”、“坏人”身上推。其实，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观念化、脸谱化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力这样说： “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701页）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801页），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712页）对毛发动的 “文革”他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802页）“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890页）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 “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922页）
1966年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他不赞成一些口号，如“砸烂”、“火烧”等，他还说： “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王力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 （686页）1967年2月，陈毅有个讲话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921页）。徐向前还当过军委文革组长。（905页）
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 （924页）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革”时立案整邓小平的历史，邓的老部下莫文骅写信揭露邓当年离开广西“是逃跑”，连“德高望重，品质很好”的张云逸“在那种气氛下也写了信。”（733、734页）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725页）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921页），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肯定那些“忠臣”包括受害者同样不是毫无责任的。
“文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如果权力仍然是没有制约的，如果权力的产生、运作、更替和监督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程序可言，一切都在一个窗户也没有的铁屋子转动，我们难道可以轻易相信：“文革”真的过去了？“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许志永:明天去申请游行
今天很高兴听到一个消息，北京市开放了世界公园、日坛公园和紫竹院公园作为奥运期间公民游行示威的地点，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为承德冤案而努力，明天就去申请游行。
为了承德冤案，2005年我和滕彪、吕宝祥律师曾经向北京市公安局三次申请过游行，以抗议最高法院不作为。记得有一次我们申请游行的人数是四人，拟游行路线是北京师范大学南面的一条小路，游行距离100米，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但还是被北京市公安局驳回了，理由是“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申请公安部复议，仍然维持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结论。
这一次，应该会被受理吧。为社会的点滴进步而感动……
许志永 吕宝祥 2005 年 5 月 27 日
为了承德冤案，2005年我和滕彪、吕宝祥律师曾经向北京市公安局三次申请过游行，以抗议最高法院不作为。记得有一次我们申请游行的人数是四人，拟游行路线是北京师范大学南面的一条小路，游行距离100米，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但还是被北京市公安局驳回了，理由是“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申请公安部复议，仍然维持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结论。
这一次，应该会被受理吧。为社会的点滴进步而感动……
附：2005年的游行示威申请书附：承德陈国清冤案时间表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为表达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不作为的抗议，我们作为承德陈国清等冤案的代理人，申请于 2005 年 6 月 9 日 游行。
游行发起人：许志永、吕宝祥律师。
游行时间： 2005 年 6 月 9 日下午 2 ： 00 到 3 ： 00 。
游行路线：从公安部到最高人民法院。
游行人数：四被告人家属及代理人 许志永 博士和吕宝祥律师，共计 6 人。游行口号：五次死刑、十年冤案；抗议公安部和最高法院不作为。
申请游行理由：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位无辜青年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被以抢劫罪的罪名先后判处五次死刑，至今仍在狱中。关于抢劫杀人真凶的线索早在 7 年前就已经有人举报，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005 年 3 月 20 日我们已经将关于本案真凶的举报材料寄给公安部、最高法院和司法部，期待他们认真对待这起冤案，但至今杳无音讯。我们认为，一起拖了十多年的冤案在我们已经提供了关于真凶的详细举报材料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仍然不提审此案，公安部门仍然不予调查真相，对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唯有通过这种激烈的表达方式，以期唤醒国人对这起冤案的关注，还司法以正义。
1994 年 7 月 30 日 和 8 月 16 日，承德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杀害案。 10 月 30 日，城郊村民陈国清因一起民事纠纷被带到派出所，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他供述了自己抢劫杀害了出租车司机同时还陆续供述了二十多个村民是同案犯，警方通过逼供逐步从中圈定了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宣布破获了此案，专案组成员为此立功受奖。从 3 月 20 日到今天，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再次找了最高法院，我们见到了三位本案当年公安局专案组成员，其中一名承诺愿意配合有关部门调查说出真相。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为辩护人，该做的都做了——尽力搜集了所有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反驳指控；不该做的也做了——像侦探一样调查本案真相并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线索，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无辜者被判死刑蒙冤入狱的现实。现在，除了申请游行这样更为激烈的行为，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选择。如果因此行为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那么，为了四个无辜的青年，为了避免更多人蒙受冤屈，为了司法正义，我们无怨无悔。
1996 年 8 月 14 日，在辩护人杨大义、张连山等律师提供了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有力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陈国清等四人被承德市中级法院以抢劫罪一审判处死刑。
1996 年 10 月 6 日，河北省高级法院裁定认为原判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承德中院重审。并附上一个“发还提纲”，对陈国清供述的 20 多个人其他人的下落、被告人作案时间、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等问题提出质疑。
1997 年 8 月 12 日，承德中院在同一个法官王晓法担任审判长的情况下，不理会辩护人的无罪辩护，再次把四被告人判处死刑。
1998 年 2 月 16 日，河北省高院再次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承德中院的判决，发回重审。并附一份“发还提纲”，提出赃物始终没有下落、正在病床上输液的朱彦强有没有可能作案、刘成金揭发刘福全等人是真凶等一系列疑点。
1998 年 10 月 30 日，王晓法第三次担任本案审判长，承德市中级法院再次判处四被告人死刑。
1998 年 12 月 21 日，河北高级法院再次撤销承德中院的判决，发回重审。并附一份“发还提纲”，提出先出血型鉴定结果后抓到人、赃物下落不明、刑讯逼供等问题，指示承德中院“上述问题请你院查清后重新审判。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
2000 年 10 月 8 日，承德中院就此案第四次宣判，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
2001 年 3 月 4 日，田文昌律师主持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陈兴良教授、陈瑞华教授、李宝岳教授、周振想教授、胡云腾教授、赵秉志教授、梁华仁教授、傅宽芝教授、欧阳涛教授、樊崇义教授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四被告人应无罪释放。
2003 年两会期间，吕宝祥律师找到全国人大信访局负责人陈述冤案。 3 月 7 日，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法院循环审理未定罪，犯罪嫌疑人已被关押近十年”为标题，就陈国清案专门出了一份信访简报。
2003 年 7 月 22 日，河北省高院终于不再发回重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2004 年 3 月 26 日，河北省高院宣判：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对于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展示给法官的刑讯逼供留下的诸多伤痕，判决书中只字未提。
2004 年 4 月间，四被告人家属分别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高院申诉，最高法院说必须经过河北高院才可以提起申诉，河北高院则让她们等六个月再答复。
2004 年 10 月 25 日，四被告人家属再次来到河北高院询问申诉结果，法官说暂时还没有时间重新审查此案。家属再次来到最高法院申诉，没有人接待。
2004 年 12 月 27 日，承德市双桥区政法委副书记等一行四人找到四被告人家属家，宣读了一份文件，大致内容有：一、陈国清等抢劫案已经高院解决，不能再上访；二、再上访就违法；三、举了两个例子，说高院解决又上访的，一个判了三年，一个判了一年半；四、你们如果再上访，也违法，也可能被抓。家属要求复印该文件，他们不让。
2004 年 12 月 30 日，辩护人吕宝祥律师、许志永博士、陈岳琴律师、夏霖律师将承德市有关部门恐吓被告人家属不准再申诉、在河北高院已经无力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反映给了最高法院，同时在一系列新证据的基础上向最高人民法院再次申诉。
2005 年 3 月 12 日，许志永找到了在沧州监狱服刑的八年来坚持不懈的举报人刘成金，详细了解了刘成金举报的本案真正凶手的作案情况。 3 月 15 日，辩护组成员李玉洁、周敏律师赴沧州监狱取回刘成金的书面详细举报材料。
2005 年 3 月 20 ，我们将刘成金的举报材料发给最高法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希望最高法院提审此案，公安部侦查此案真相，司法部保护狱中举报人的安全。并且当天就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许志永 吕宝祥 2005 年 5 月 27 日
严家伟: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 —— 析所谓“地震唤醒了公民意识”
“公民”二字，曾经是个敏感词，焦国标先生在其著名的《讨伐中宣部》一文中曾提到，中宣部在对大陆媒体的“内部指示”中，明令媒体不得用“公民”一词，而要称“老百姓”。
也许是“风水轮流转”吧，自四川5.12大地震后，近来一些媒体竟十分热衷于大谈“公民意识”，并称这个“意识”是地震给“唤醒”出来的，真是怪哉斯言也。当年“毛伟人”曾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现在天上掉不下来，却从地下“唤醒”出来了。“毛老兄”地下有知，怕要啼笑皆非了。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大陆媒体所称的这个“公民意识”其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其一，首先便强调公民要进行自我的法律约束。其二，强调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立的，公民应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其潜台词自然是要公民与政府“高度保持一致”。其三是强调公民的奉献意识。
看了这些文人、学者苦心孤诣为官方设计的“公民意识”后，我不禁想起了《韩非子》里“买椟还珠”的故事。说一个楚國人，把一颗珍珠装在一个很精美的匣子里，拿到郑国去出售，结果那个郑国人付钱后只要了精美的匣子没要珍珠。如果那个郑国人是“老土”不识货的话，我们这些聪明绝顶的文人，学者，则是用心良苦的将珍珠从匣子内抽去，只给老百姓（或曰公民）一个精美的空匣子。他们“抽”去的正是公民意识精髓之所在。
所谓“公民意识”，或曰纳税人意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广大民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管是总统、主席、总理、部长等各级官员，以及军队，警察都是纳税人用钱（税款）雇佣来给民众办事的。就如一个家庭雇佣的保姆，炊事员，司机一样。所以政府官员必须服从多数民众的意志。如果他们不尽职守，平庸无能，当然更不要说贪腐了，民众就有权罢免或撤换他们。他们即使是把事情作得很好，也只是尽到了应尽之责，纳税人无需去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就象我们无需去对自己家的保姆或炊事员说“您一天三顿把饭莱作得又熟又香，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对我们家恩重如山啊”！谁见过这样神经兮兮的主人？
而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就在于缺乏这样的公民意识。说得更直白点，就是自已看不起自己，不但不敢把自己当主人，甚至不敢把自己看成是与官员平等的人。开口“小民”，闭ロ“草民”，芝麻大个官也是“父母官”，“大老爷”。虽然这样的话现在不挂在口头上了，但在心中却是根深柢固的。尤其是对于中央一级的大官，人家与他握个手，把就受宠若惊，甚至以为光宗耀祖了。当年毛泽东握了一个人的手，此人竟半月不洗这只手，别人还来争着握这只手，以便分享一点残余的“圣恩”。所以大官员，中央领导人，只要一来，就是什么“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官员随便说两句不痒不痛不着边际的话，也是“极其重要的指示”。而草民们则只有歌功颂德的份，甚至不敢对官员直呼其名，不是“我们的好书记”，就是“人民的好总理”。所以有人说“大人物之所以很高大，只因为你自已还跪着”，这种精神状态一言以蔽之，就叫臣民意识。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是两种冰炭不容的思想观念，而我前文提到的那些学者，文人们所设计的所谓“公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梳妆打扮的臣民意识。
首先，他们用含糊不清的说词，称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立的，公民要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却绝口不提这个政府是否经过公民们一人一票的方式合法授权产生，是不是能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片面要求公民与政府“合作”，（实为无条件服从）这实际上就是将公民置于臣民的地位。试想一想，在成克杰、胡长青、程维高、陈良宇、马向东、王怀忠、刘方仁、陈希同、……以及等而下之象“五毒书记”张二江之流（还可举出一长串名字），大小贪官专权的政府统治下的民众，越是要求民众与该政府“合作”，“保持一致”，而绝口不提公民对政府的不合作与监督，那就是假“公民意识”之名，行臣民意识之实，为“官为刀俎，民为鱼肉”提供“理论”依据。提倡宣扬这样的“公民意识”就等于拿了一个没有“珍珠”的“空匣子”来忽悠人，这样的“公民意识”是冒牌的伪劣货。
反观象美国这样真正的民主国家，哪怕象克林顿总统那样既经过民众合法授权，又是在治国上十分有作为的总统，与女实习生那点事，在中国不过是生活小节，何况克林顿又没有拿公款去为莱小姐购房买车，但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美国人，便绝不会与政府“合作”而要一查到底。再看台湾陈水扁先生的公务机要费，在大陆连贪腐也算不上，就是点不正之风，一个乡镇长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占点这类便宜，也是小莱一碟，绝对没事。但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意识高涨的台湾，大家都看见了后果是何等的严重。而笔者在前面列举的那一串贪官，未被“我党”“双规”以前，哪个老百姓敢对他们说个“不”字？有的还边腐边升，直到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才成了替罪羊。所以公民意识首先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只有在对政府官员的充分有效的监督下，才谈得上合作，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淆乱视听。
中国人公民意识缺乏，更表现在对官吏，特别是大官、高官的盲目崇拜上。管他什么小混混，大痞子，一旦官袍加身，人们便期望、甚至相信此人会是圣人，贤人，柳下惠，会是青天大老爷，大救星。而公民意识恰恰相反，美国人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当然，部长，国务卿，州长亦复如是。公民意识对国家任何官员均持质疑与审视的态度，不管你是英俊儒雅，还是慈眉善目，只要你握有公器，公权后，民众首先就防着你可能要做贼。而臣民意识，对官员连想都不敢这么想，似乎这样想都是“思想反动”，都是“犯罪行为”。所以他被剥夺得一贫如洗了，过年前父母官来作秀，送他点钱和一套棉衣，他便对着电视摄象机热泪盈眶了。这种“感恩”情结是臣民意识无可药救的典型症状。
2005年当卡特林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时，布什总统何尝不是十分重视，亲自指挥，还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美国人不但没说“伟大的共和党政府恩重如山”，更没有将丧事办成喜事，让颂歌高唱入云。而且政府稍有差池，民众便横挑鼻子竖挑眼，有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进行攻击。但最后也未见有任何人以“煽動颠复政府”罪而吃官司。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就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前者是以主人的姿態来督促检查政府，后者则是以奴才的心思去顶礼膜拜官员。
至于我们那些可爱的文人，学者说公民意识就是要公民用法律进行自我约束。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公民当然要自觉守法，但绝不接受恶法。比如宪法里明文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恶官们却给你另来一个可以随意认定，以言治罪的“煽動颠复政府罪”；宪法里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未经法院判决，其人身自由不容剥夺，恶官们却给你另来一个美其名曰“最高行政处分”的“劳教条例”，不经司法程序就可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宪法里明文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恶官们则给你另搞一个“游行示威条例”，实际上就是不准游行示威；中央政策明文规定的是提倡和鼓勵计划生肓，也就是国家只可引导，说服，教育，恶官们却给你另搞一套什么“条例”，强行堕胎，强行结扎，甚至形同盗匪地侵入民宅，牵走耕牛，扒掉房屋，抓走孕婦，象强奸犯一样地侵犯孕婦，弄死胎儿。诸如此类的恶法，帮闲文人要民众用这类恶法去“自律”，去“自觉遵守”，还美其名曰为“公民意识”，这究竟是现代的公民意识，还是皇家的臣民意识？
至于以什么“国家利益”，顾全“大局”的名义漠視民众、尤其是弱勢个体小民的利益，以“奉献”为名，行巧取豪夺之实，使强占地、强折迁、强令工人下岗失业，侵吞国有资产，均可以“改革”，“合法”的名义进行，这更是与现代公民意识背道而驰的歪理邪说。要民众去忍受这一切，还美其名曰为“奉献精神”，这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漠視民众个体利益，所谓“国家利益”，“顾全大局”都只不过是一句华而不实的空话，甚至是为特权者谋取私利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公民意识是建立在自由、人权与民主宪政基础上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它不容随意阉割或偷梁换柱的加以篡改。一位前央视的女主持人说得好“中国在未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前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同样，中国人在未能普遍具有公民意识以前，也不可能真正的“崛起”！
2008年6月18日完稿。
也许是“风水轮流转”吧，自四川5.12大地震后，近来一些媒体竟十分热衷于大谈“公民意识”，并称这个“意识”是地震给“唤醒”出来的，真是怪哉斯言也。当年“毛伟人”曾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现在天上掉不下来，却从地下“唤醒”出来了。“毛老兄”地下有知，怕要啼笑皆非了。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大陆媒体所称的这个“公民意识”其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其一，首先便强调公民要进行自我的法律约束。其二，强调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立的，公民应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其潜台词自然是要公民与政府“高度保持一致”。其三是强调公民的奉献意识。
看了这些文人、学者苦心孤诣为官方设计的“公民意识”后，我不禁想起了《韩非子》里“买椟还珠”的故事。说一个楚國人，把一颗珍珠装在一个很精美的匣子里，拿到郑国去出售，结果那个郑国人付钱后只要了精美的匣子没要珍珠。如果那个郑国人是“老土”不识货的话，我们这些聪明绝顶的文人，学者，则是用心良苦的将珍珠从匣子内抽去，只给老百姓（或曰公民）一个精美的空匣子。他们“抽”去的正是公民意识精髓之所在。
所谓“公民意识”，或曰纳税人意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广大民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管是总统、主席、总理、部长等各级官员，以及军队，警察都是纳税人用钱（税款）雇佣来给民众办事的。就如一个家庭雇佣的保姆，炊事员，司机一样。所以政府官员必须服从多数民众的意志。如果他们不尽职守，平庸无能，当然更不要说贪腐了，民众就有权罢免或撤换他们。他们即使是把事情作得很好，也只是尽到了应尽之责，纳税人无需去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就象我们无需去对自己家的保姆或炊事员说“您一天三顿把饭莱作得又熟又香，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对我们家恩重如山啊”！谁见过这样神经兮兮的主人？
而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就在于缺乏这样的公民意识。说得更直白点，就是自已看不起自己，不但不敢把自己当主人，甚至不敢把自己看成是与官员平等的人。开口“小民”，闭ロ“草民”，芝麻大个官也是“父母官”，“大老爷”。虽然这样的话现在不挂在口头上了，但在心中却是根深柢固的。尤其是对于中央一级的大官，人家与他握个手，把就受宠若惊，甚至以为光宗耀祖了。当年毛泽东握了一个人的手，此人竟半月不洗这只手，别人还来争着握这只手，以便分享一点残余的“圣恩”。所以大官员，中央领导人，只要一来，就是什么“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官员随便说两句不痒不痛不着边际的话，也是“极其重要的指示”。而草民们则只有歌功颂德的份，甚至不敢对官员直呼其名，不是“我们的好书记”，就是“人民的好总理”。所以有人说“大人物之所以很高大，只因为你自已还跪着”，这种精神状态一言以蔽之，就叫臣民意识。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是两种冰炭不容的思想观念，而我前文提到的那些学者，文人们所设计的所谓“公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梳妆打扮的臣民意识。
首先，他们用含糊不清的说词，称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立的，公民要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却绝口不提这个政府是否经过公民们一人一票的方式合法授权产生，是不是能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片面要求公民与政府“合作”，（实为无条件服从）这实际上就是将公民置于臣民的地位。试想一想，在成克杰、胡长青、程维高、陈良宇、马向东、王怀忠、刘方仁、陈希同、……以及等而下之象“五毒书记”张二江之流（还可举出一长串名字），大小贪官专权的政府统治下的民众，越是要求民众与该政府“合作”，“保持一致”，而绝口不提公民对政府的不合作与监督，那就是假“公民意识”之名，行臣民意识之实，为“官为刀俎，民为鱼肉”提供“理论”依据。提倡宣扬这样的“公民意识”就等于拿了一个没有“珍珠”的“空匣子”来忽悠人，这样的“公民意识”是冒牌的伪劣货。
反观象美国这样真正的民主国家，哪怕象克林顿总统那样既经过民众合法授权，又是在治国上十分有作为的总统，与女实习生那点事，在中国不过是生活小节，何况克林顿又没有拿公款去为莱小姐购房买车，但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美国人，便绝不会与政府“合作”而要一查到底。再看台湾陈水扁先生的公务机要费，在大陆连贪腐也算不上，就是点不正之风，一个乡镇长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占点这类便宜，也是小莱一碟，绝对没事。但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意识高涨的台湾，大家都看见了后果是何等的严重。而笔者在前面列举的那一串贪官，未被“我党”“双规”以前，哪个老百姓敢对他们说个“不”字？有的还边腐边升，直到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才成了替罪羊。所以公民意识首先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只有在对政府官员的充分有效的监督下，才谈得上合作，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淆乱视听。
中国人公民意识缺乏，更表现在对官吏，特别是大官、高官的盲目崇拜上。管他什么小混混，大痞子，一旦官袍加身，人们便期望、甚至相信此人会是圣人，贤人，柳下惠，会是青天大老爷，大救星。而公民意识恰恰相反，美国人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当然，部长，国务卿，州长亦复如是。公民意识对国家任何官员均持质疑与审视的态度，不管你是英俊儒雅，还是慈眉善目，只要你握有公器，公权后，民众首先就防着你可能要做贼。而臣民意识，对官员连想都不敢这么想，似乎这样想都是“思想反动”，都是“犯罪行为”。所以他被剥夺得一贫如洗了，过年前父母官来作秀，送他点钱和一套棉衣，他便对着电视摄象机热泪盈眶了。这种“感恩”情结是臣民意识无可药救的典型症状。
2005年当卡特林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时，布什总统何尝不是十分重视，亲自指挥，还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美国人不但没说“伟大的共和党政府恩重如山”，更没有将丧事办成喜事，让颂歌高唱入云。而且政府稍有差池，民众便横挑鼻子竖挑眼，有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进行攻击。但最后也未见有任何人以“煽動颠复政府”罪而吃官司。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就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前者是以主人的姿態来督促检查政府，后者则是以奴才的心思去顶礼膜拜官员。
至于我们那些可爱的文人，学者说公民意识就是要公民用法律进行自我约束。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公民当然要自觉守法，但绝不接受恶法。比如宪法里明文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恶官们却给你另来一个可以随意认定，以言治罪的“煽動颠复政府罪”；宪法里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未经法院判决，其人身自由不容剥夺，恶官们却给你另来一个美其名曰“最高行政处分”的“劳教条例”，不经司法程序就可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宪法里明文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恶官们则给你另搞一个“游行示威条例”，实际上就是不准游行示威；中央政策明文规定的是提倡和鼓勵计划生肓，也就是国家只可引导，说服，教育，恶官们却给你另搞一套什么“条例”，强行堕胎，强行结扎，甚至形同盗匪地侵入民宅，牵走耕牛，扒掉房屋，抓走孕婦，象强奸犯一样地侵犯孕婦，弄死胎儿。诸如此类的恶法，帮闲文人要民众用这类恶法去“自律”，去“自觉遵守”，还美其名曰为“公民意识”，这究竟是现代的公民意识，还是皇家的臣民意识？
至于以什么“国家利益”，顾全“大局”的名义漠視民众、尤其是弱勢个体小民的利益，以“奉献”为名，行巧取豪夺之实，使强占地、强折迁、强令工人下岗失业，侵吞国有资产，均可以“改革”，“合法”的名义进行，这更是与现代公民意识背道而驰的歪理邪说。要民众去忍受这一切，还美其名曰为“奉献精神”，这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漠視民众个体利益，所谓“国家利益”，“顾全大局”都只不过是一句华而不实的空话，甚至是为特权者谋取私利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公民意识是建立在自由、人权与民主宪政基础上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它不容随意阉割或偷梁换柱的加以篡改。一位前央视的女主持人说得好“中国在未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前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同样，中国人在未能普遍具有公民意识以前，也不可能真正的“崛起”！
2008年6月18日完稿。
刘晓波：改革时代的新启蒙----以西单民主墙为例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中国改革三十年，官方纪念肯定是隆重的自我赞美，是把所有功绩据为己有的垄断性纪念，是向全世界展示改革成绩单的炫耀性纪念，是把改革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官权推动，但在我看来，这样解读中国改革，因远离事实而有失公正。
事实上，三十年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党国的表面逻辑，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1979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党国改革是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是罔顾社会公正的效益优先，是只在乎"做大蛋糕"的GDP崇拜，是用六四大屠杀来回答民间的政治诉求，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人对现行制度的认可。
另一条是民间的深层逻辑，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步改革，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改革。最早的农村改革来自最底层的农民争取温饱的活命需求，村委会选举也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失灵后的村民自治。在城市，民间的求索新知、创造财富和保障利益的强烈欲求，带来市场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民间对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的自发诉求。所以，经济改革的启动和个人自由的扩展，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局部制度的变革，都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正是极端的物质贫困、精神沙漠和阶级斗争，才让民间意识到毛泽东体制的危机，才有了北京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正是毛时代的大规模人权灾难，才带来由大量冤民的上访告状所推动的平反运动。
在中共开列的三十年改革成绩单中，1979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被作为"思想解放"的唯一起点。虽然，我并不否定这个讨论对开启改革的重要意义，也赞赏胡耀邦推动这一讨论的开明，但我认为,仅仅用这个讨论来界定"思想解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官方企图垄断改革话语和打压民间反思的表现。
事实上，在思想观念的转变方面，早在官方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前，震惊国内外的"林彪事件"已经带来自发的民间觉醒。70年代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地下文学开启了民间的自我启蒙，1976年"四五运动"就是这种民间自我启蒙的结果。文革结束后，"西单民主墙运动"最早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势头也是以民间启蒙为先导，之后才有党内开明派的正面回应。换言之，民间的自发改革动力根植于向往自由和公正的人性逻辑，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以民间观念的变革推动社会改革，以民间诉求挑战官方逻辑，不断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
作为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我读大学时（1977年－1982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之初的极度精神饥渴中，文革后一代汲取新鲜观念的热情，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我的记忆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对中国人的观念转变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文化事件，决不是官方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间思潮，特别是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的深远影响，不但远远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超过当时颇为时髦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声"，让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性坚冰融化为人性的春风，让革命化审美裂变为现代性审美。
七十年代末，邓丽君的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唤醒了国人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俗称"砖头"的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那时，谁拥有那块日本产的"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与此同时，我这代人也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对于文革后一代青年的思想启蒙来说，"民主墙运动"的思想启蒙标志着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它所产生的精神成果是刻进我们这代大学生血肉中的印记，其作用远远超过体制内智囊和开明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今天》的诗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审美启蒙，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启蒙，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和徐文立的《庚申变法建议书》是超越传统的"平反政治"的现代政治觉醒。试想，改革之初的中国，如果只有《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等作品的流行，而没有的《今天》上的诗歌《回答》和《天空》（芒克）、小说《雪雨交加的夜晚》（万之）等作品的地下流传；如果只有官方画展上《父亲》的轰动，而没有民间的"星星画展"的叛逆；如果只有《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探索》上的《第五个现代化》和《沃土》上的《论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官方媒体上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没有民间的"民主墙运动"所开启的启蒙运动，那么改革时代的中国精神将会苍白得让人不堪回首。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说："观念改变世界。"特别是转型时代的社会大变革，由思想启蒙带来的观念更新往往扮演着引领变革的先锋角色。当昔日的异端变成明天的信条，新社会的到来就不会太远。由传统独裁转型为现代民主的变革如此，由现代极权转型为自由社会的变革亦如此。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共产极权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前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思想解冻" 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中国的改革发源于毛泽东死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启蒙运动"。
"民主墙一代"的新启蒙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先驱意义，起码达到了四个层面上的突破。
1，"民主墙运动"标志着民间的改革诉求与官方的改革诉求的第一次分野。前者的选择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全面改革，后者的选择是经济改革和政治独裁并存的跛足改革。这种分野，既凸现出迄今为止的邓小平跛足改革的根本局限，也标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方向。而对于急于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来说，他的卑鄙权谋表现为"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对上，他未掌权时给党国主席华国锋写效忠信，掌权之后便毫不留情地打到华国锋。对下，他未掌权时利用"民主墙运动"来扩大自己的民意支持，掌权后就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即便胡耀邦的反对也不会软化邓的铁腕。正是针对"民主墙一代"突破了官方改革模式的政治诉求，邓小平才于1979年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对"民主墙一代"进行镇压。由此，邓小平的暴君面目已经初露狰狞。
2，"民主墙运动"突破了体制内开明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局限，凸现了的独立性民间与依附性精英之间的歧途。当"民主墙一代"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独裁式改革，呼唤政治民主、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之时，体制内的开明精英却对中共体制保持"第二种忠诚"。他们在齐声欢呼邓式改革，他们卖力宣扬"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他们辩论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所以，当时重返舞台中心的体制内开明精英们，大都忙于为改革鼓与呼，而对遭遇镇压"民主墙一代"相当冷漠。即便不提被重判的魏京生等人没有得到开明精英的声援，就是《今天》遭遇官方打压知识之时，北岛和芒克向知识界的广泛求援，但得到的仅仅是萧军一个人的不明就里的回应。
3，更重要的是，"民主墙运动"突破了毛式思维方式和革命话语，为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价值观和话语奠定了最初基础。在文学上，《今天》文学代表着对延安整风以来的毛式文学语言的第一次大突破；在思想论述上，如果说魏京生等人的政论在语言方式上还有传统毛式语言的痕迹，那么，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已经见不到毛式政论的任何痕迹。现在回想起来，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彻底"毛化"的语境中，在绝大多数开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语言表述改革之时，民主墙一代的观念突进还不太令人吃惊。真正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居然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来抒情论政。
4，"民主墙运动"的群体勇气突破了毛时代的孤胆英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价值，"民主墙一代"不仅发挥出思想启蒙的先驱作用，而且作为一个群体迸发出强烈的道义激励作用。当邓小平由利用转向镇压，面对独裁中共的野蛮迫害时，他们不再是痛哭流涕的检讨者，而是不畏暴政的勇士。他们的道义勇气，不同于反右时期的林昭和文革初期的遇罗克，他们不再是个别人在光荣孤立中的罕见勇敢，而是一群人面对监狱时的相互激励。三十年前，魏京生等人在中共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的卓越表现，最早昭示出一代人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坚忍，激励着一代代不屈从于暴政的民间志士。可以说，今日中国的" 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其第一次民间推动就来自"民主墙一代"。
回想1979年十·一前夕的北京，为抗议官方取缔"星星画展"，北岛、芒克、黄锐等几十位民间艺术家走上街头。这群没有上过大学的民间艺术家，手中高举着"要言论自由"和"要艺术自由"的横幅，走在秋风萧瑟的北京街头，走在一大群军警之间，成就了中国民间为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次游行。残疾画家马德升拄着拐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记忆。
三十年改革，从民主墙一代争取"言论自由"到今天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民间知识群体在三十年前的维权，如今已经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民主墙运动"的新启蒙成就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没有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分散的个人无以抗衡强大衙门及其执法者的任意强制，个人无法获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机会，个人无法拥有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论自由，个人财产也无法得到法治化的安全保障，个人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时也很难讨还公道--很难得到制度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法律救济。所以，无论是为了保证私人财产的安全还是为了争取自身发展的机会，无论是为了争取基本人权还是要求民间自治，无论是为了再分配的社会公正还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各种形式的民间维权都将转变为争取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间运动。与其乞求自上而下恩赐的几片面包，远不如自下而上地争取到基本人权。
虽然，六四后的民间思想出现了大分化，新老左派重新举起毛泽东旗帜，新老儒家再次喊出"王道政治"的口号，二者又都贴上国家主义的膏药，以迎合时髦的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我相信，"民主墙一代"提供的自由观念和审美趣味，仍然是引导中国转型的核心价值。
在缔造自由中国的事业中，"民主墙一代"的先驱者地位已经进入历史；他们对自由中国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仍然活在今天。
2008年6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改革三十年，官方纪念肯定是隆重的自我赞美，是把所有功绩据为己有的垄断性纪念，是向全世界展示改革成绩单的炫耀性纪念，是把改革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官权推动，但在我看来，这样解读中国改革，因远离事实而有失公正。
事实上，三十年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党国的表面逻辑，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1979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党国改革是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是罔顾社会公正的效益优先，是只在乎"做大蛋糕"的GDP崇拜，是用六四大屠杀来回答民间的政治诉求，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人对现行制度的认可。
另一条是民间的深层逻辑，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步改革，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改革。最早的农村改革来自最底层的农民争取温饱的活命需求，村委会选举也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失灵后的村民自治。在城市，民间的求索新知、创造财富和保障利益的强烈欲求，带来市场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民间对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的自发诉求。所以，经济改革的启动和个人自由的扩展，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局部制度的变革，都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正是极端的物质贫困、精神沙漠和阶级斗争，才让民间意识到毛泽东体制的危机，才有了北京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正是毛时代的大规模人权灾难，才带来由大量冤民的上访告状所推动的平反运动。
在中共开列的三十年改革成绩单中，1979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被作为"思想解放"的唯一起点。虽然，我并不否定这个讨论对开启改革的重要意义，也赞赏胡耀邦推动这一讨论的开明，但我认为,仅仅用这个讨论来界定"思想解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官方企图垄断改革话语和打压民间反思的表现。
事实上，在思想观念的转变方面，早在官方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前，震惊国内外的"林彪事件"已经带来自发的民间觉醒。70年代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地下文学开启了民间的自我启蒙，1976年"四五运动"就是这种民间自我启蒙的结果。文革结束后，"西单民主墙运动"最早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势头也是以民间启蒙为先导，之后才有党内开明派的正面回应。换言之，民间的自发改革动力根植于向往自由和公正的人性逻辑，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以民间观念的变革推动社会改革，以民间诉求挑战官方逻辑，不断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
作为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我读大学时（1977年－1982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之初的极度精神饥渴中，文革后一代汲取新鲜观念的热情，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我的记忆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对中国人的观念转变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文化事件，决不是官方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间思潮，特别是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的深远影响，不但远远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超过当时颇为时髦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声"，让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性坚冰融化为人性的春风，让革命化审美裂变为现代性审美。
七十年代末，邓丽君的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唤醒了国人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俗称"砖头"的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那时，谁拥有那块日本产的"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与此同时，我这代人也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对于文革后一代青年的思想启蒙来说，"民主墙运动"的思想启蒙标志着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它所产生的精神成果是刻进我们这代大学生血肉中的印记，其作用远远超过体制内智囊和开明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今天》的诗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审美启蒙，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启蒙，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和徐文立的《庚申变法建议书》是超越传统的"平反政治"的现代政治觉醒。试想，改革之初的中国，如果只有《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等作品的流行，而没有的《今天》上的诗歌《回答》和《天空》（芒克）、小说《雪雨交加的夜晚》（万之）等作品的地下流传；如果只有官方画展上《父亲》的轰动，而没有民间的"星星画展"的叛逆；如果只有《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探索》上的《第五个现代化》和《沃土》上的《论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官方媒体上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没有民间的"民主墙运动"所开启的启蒙运动，那么改革时代的中国精神将会苍白得让人不堪回首。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说："观念改变世界。"特别是转型时代的社会大变革，由思想启蒙带来的观念更新往往扮演着引领变革的先锋角色。当昔日的异端变成明天的信条，新社会的到来就不会太远。由传统独裁转型为现代民主的变革如此，由现代极权转型为自由社会的变革亦如此。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共产极权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前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思想解冻" 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中国的改革发源于毛泽东死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启蒙运动"。
"民主墙一代"的新启蒙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先驱意义，起码达到了四个层面上的突破。
1，"民主墙运动"标志着民间的改革诉求与官方的改革诉求的第一次分野。前者的选择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全面改革，后者的选择是经济改革和政治独裁并存的跛足改革。这种分野，既凸现出迄今为止的邓小平跛足改革的根本局限，也标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方向。而对于急于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来说，他的卑鄙权谋表现为"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对上，他未掌权时给党国主席华国锋写效忠信，掌权之后便毫不留情地打到华国锋。对下，他未掌权时利用"民主墙运动"来扩大自己的民意支持，掌权后就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即便胡耀邦的反对也不会软化邓的铁腕。正是针对"民主墙一代"突破了官方改革模式的政治诉求，邓小平才于1979年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对"民主墙一代"进行镇压。由此，邓小平的暴君面目已经初露狰狞。
2，"民主墙运动"突破了体制内开明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局限，凸现了的独立性民间与依附性精英之间的歧途。当"民主墙一代"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独裁式改革，呼唤政治民主、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之时，体制内的开明精英却对中共体制保持"第二种忠诚"。他们在齐声欢呼邓式改革，他们卖力宣扬"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他们辩论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所以，当时重返舞台中心的体制内开明精英们，大都忙于为改革鼓与呼，而对遭遇镇压"民主墙一代"相当冷漠。即便不提被重判的魏京生等人没有得到开明精英的声援，就是《今天》遭遇官方打压知识之时，北岛和芒克向知识界的广泛求援，但得到的仅仅是萧军一个人的不明就里的回应。
3，更重要的是，"民主墙运动"突破了毛式思维方式和革命话语，为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价值观和话语奠定了最初基础。在文学上，《今天》文学代表着对延安整风以来的毛式文学语言的第一次大突破；在思想论述上，如果说魏京生等人的政论在语言方式上还有传统毛式语言的痕迹，那么，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已经见不到毛式政论的任何痕迹。现在回想起来，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彻底"毛化"的语境中，在绝大多数开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语言表述改革之时，民主墙一代的观念突进还不太令人吃惊。真正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居然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来抒情论政。
4，"民主墙运动"的群体勇气突破了毛时代的孤胆英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价值，"民主墙一代"不仅发挥出思想启蒙的先驱作用，而且作为一个群体迸发出强烈的道义激励作用。当邓小平由利用转向镇压，面对独裁中共的野蛮迫害时，他们不再是痛哭流涕的检讨者，而是不畏暴政的勇士。他们的道义勇气，不同于反右时期的林昭和文革初期的遇罗克，他们不再是个别人在光荣孤立中的罕见勇敢，而是一群人面对监狱时的相互激励。三十年前，魏京生等人在中共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的卓越表现，最早昭示出一代人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坚忍，激励着一代代不屈从于暴政的民间志士。可以说，今日中国的" 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其第一次民间推动就来自"民主墙一代"。
回想1979年十·一前夕的北京，为抗议官方取缔"星星画展"，北岛、芒克、黄锐等几十位民间艺术家走上街头。这群没有上过大学的民间艺术家，手中高举着"要言论自由"和"要艺术自由"的横幅，走在秋风萧瑟的北京街头，走在一大群军警之间，成就了中国民间为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次游行。残疾画家马德升拄着拐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记忆。
三十年改革，从民主墙一代争取"言论自由"到今天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民间知识群体在三十年前的维权，如今已经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民主墙运动"的新启蒙成就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没有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分散的个人无以抗衡强大衙门及其执法者的任意强制，个人无法获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机会，个人无法拥有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论自由，个人财产也无法得到法治化的安全保障，个人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时也很难讨还公道--很难得到制度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法律救济。所以，无论是为了保证私人财产的安全还是为了争取自身发展的机会，无论是为了争取基本人权还是要求民间自治，无论是为了再分配的社会公正还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各种形式的民间维权都将转变为争取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间运动。与其乞求自上而下恩赐的几片面包，远不如自下而上地争取到基本人权。
虽然，六四后的民间思想出现了大分化，新老左派重新举起毛泽东旗帜，新老儒家再次喊出"王道政治"的口号，二者又都贴上国家主义的膏药，以迎合时髦的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我相信，"民主墙一代"提供的自由观念和审美趣味，仍然是引导中国转型的核心价值。
在缔造自由中国的事业中，"民主墙一代"的先驱者地位已经进入历史；他们对自由中国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仍然活在今天。
2008年6月15日于北京家中
赵牧编辑：《解放日报》言论及中共领导人语录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 ”。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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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说：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2、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3、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5、不做懦夫，不做□□，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 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 ”。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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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说：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2、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3、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5、不做懦夫，不做□□，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 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陈勤:中国的七大恶心
陈勤的文章「中国七大恶心」于二00四年八月五日发表在《工人日报》附属报《北京新报》上，随后，中共政府就吊销了《北京新报》。中共在香港喉舌《文汇报》说，《北京新报》的文章"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诽谤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 《文汇报》还引述中国官员的话说，"（陈勤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社会极大愤慨，读者纷纷向出版管理部门投诉，因此该报出版号被吊销，编辑部人员被遣散。"
据说，陈勤为此而被捕，并遭酷刑暴打，头部严重受伤，导致陈勤失智失语。
作者陈勤，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是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记录片「世纪」的主要撰稿人，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电视台作兼职，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两地。陈教授曾以网名「Qw315」和「西北狼」在网络上发表过大量时政评论文章和帖子，以「中国七大恶心」最为著名。据闻因为刊登这篇文章，「工人日报」旗下「北京新报」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
如果你有幸看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电视节目，你就会明白为甚么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民素质是这个样子了。国内电视我虽然不怎么爱看，但就像被动吸烟一样，也略知一二。鄙人不才，在电视银屏的百花坛中摘取几朵，它们妖艳但不芬芳。国人们整天被这玩艺熏陶著，想不变蠢都难。
第一恶心：公仆们的「指出」
典型场景1：一群公仆在开会，级别最高的在发言，级别较低的则作认真记录状，或做聚精会神领会状。
典型场景2：一大公仆到地方视察，一群小公仆围绕著介绍情况。然后大公仆开口说话，小公仆们认真聆听。电视解说词此时一定是「xxx在会上/在听取了yyy 汇报后指出……」记者们用『指出』一词表达了对领导的无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芸芸众生在这个混沌迷茫的世界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的指引。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大多数时候公仆们给我们指出了些甚么呢？发大水了指出要抗洪，著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是一次一位国务委员到湘西考察脱贫，指出了一句大实话，指示当地官员「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我操,马路上要饭的都知道饿了要出去要饭，晚上冷了要找张报纸甚么的盖上，还劳您来指出？？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指不出来的话，不妨学学世界上先进国家现成的做法，走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道路，别拿国家的前途开玩笑，别拿中国特色来蒙事，别老摸著石头过河，不小心淹死了, 那可是十几亿人哪！
第二恶心：艺术家赞美的歌声
说到厚颜无耻，我国的艺术家和我国的记者有得一比。我们的艺术家在歌功颂德时不光糟踏自己，还自以为代表人民让人糟踏，真的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处含冤。
最早的东方红大救星之类还算是质朴，（但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华主席出道的时候，有一首交城的山是典型的狗尾续貂，幸亏没流行起来。）歌舞剧《东方红》里胡松华唱的赞歌算是赞歌里唯一有称得上艺术品的，一般人还是能够接受。到了文革时就开始有点瞎胡闹了，张振富耿莲凤有一首歌里唱到「您像天上的北斗，我们像（地下）的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写词的人也许头脑热过了，简直就是文理不通。到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有点肉麻了。国人讲孝道，父母是不能随便更换的。认贼作父，有奶就是娘，这在旧社会都是骂人的话。在借鉴了朝鲜艺术家「慈父」的修辞手法后，我们的艺术家找到了灵感，开始在母亲身上大做文章（我没有考证朝鲜艺术家的慈父和我国艺术家的党妈妈究竟是谁借鉴了谁）。听殷秀梅的那首党啊亲爱的妈妈，会让我出一身*皮疙瘩。真想像不出她是怎样把它唱完的，居然还声情并茂！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
第三恶心: 可怜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
每年的三月份，这一对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三月的银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甚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个月里它究竟在干甚么？代表们在干甚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甚么人大开会的重点就是围著《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于宪法赋予他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
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甚么的了。看著一群老得连自己姓甚么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 弱智的旁证
当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确霸道了点，社会主义阵营也确实惨了点。想要反对霸权，振作人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万人举行反美游行」，「卡斯特罗声言不放弃社会主义」，「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萨达姆说，」，「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痛斥，」这样一类报导我觉得连老娘们吵架的水平都不如。我不清楚负责舆论导向的官员就只有这么高的水平呢，还是出于其他甚么方面的考虑。后果就是让很多愤青们以为真理就是这样辩出来的，人多势众声音大就是赢，能说" 不"就是强者，堂而皇之的在其他领域丢人。
如果把地球当成一个村的话，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甚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吵架也犯不著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看看像加拿大、瑞典这样的国家怎样说, 恐怕会更有说服力。即便为了和美国较劲，把老米吹成个英雄，国人当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怎样交代？
第五恶心：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
在我看来，所谓的解放战争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根源在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现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识里，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在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是民族的悲剧，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伤是民族心灵上的一块伤疤，没有甚么值得炫耀的。说到军事胜负以外的话题，那就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半个世纪过去了，三民主义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共产主义，不说也罢。至于其他的，像什么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腐败的蒋家王朝等等，只要你睁眼看一下当今的现实，国内的现实，国际上的现实，只要你不是白痴，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如果你硬要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眼光来理解国共内战，那我无话可说，也许这正导演们的初衷。但军事上的胜利不是一块遮羞布。
第六恶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我们的银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飞机轰鸣著起飞，，最后电视画面淡出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飘扬。解说员激昂的声音「经过xx年的建设，，，」，「和解放前相比xx增长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过节图个吉祥说点好听的没问题，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文革时忆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某个大救星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连北都找不著。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要知恩图报。
为甚么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经于我们同时起步现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邻国相比？折腾了半个世纪，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按照可比的经济指标，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算老几？有甚么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还没有资格说已经居安了呢。
第七恶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灾人祸，意外事故全世界哪里都有。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救助理应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这些你都不管的话，纳税人花大把的银子养政府干吗？军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电视上政府军队应该做得的一切就变成了皇恩浩荡，记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政府给的工资一样。
还有，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著你的手谢恩时你对著镜头就那么得意？
第一恶心：公仆们的「指出」
典型场景1：一群公仆在开会，级别最高的在发言，级别较低的则作认真记录状，或做聚精会神领会状。
典型场景2：一大公仆到地方视察，一群小公仆围绕著介绍情况。然后大公仆开口说话，小公仆们认真聆听。电视解说词此时一定是「xxx在会上/在听取了yyy 汇报后指出……」记者们用『指出』一词表达了对领导的无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芸芸众生在这个混沌迷茫的世界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的指引。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大多数时候公仆们给我们指出了些甚么呢？发大水了指出要抗洪，著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是一次一位国务委员到湘西考察脱贫，指出了一句大实话，指示当地官员「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我操,马路上要饭的都知道饿了要出去要饭，晚上冷了要找张报纸甚么的盖上，还劳您来指出？？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指不出来的话，不妨学学世界上先进国家现成的做法，走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道路，别拿国家的前途开玩笑，别拿中国特色来蒙事，别老摸著石头过河，不小心淹死了, 那可是十几亿人哪！
第二恶心：艺术家赞美的歌声
说到厚颜无耻，我国的艺术家和我国的记者有得一比。我们的艺术家在歌功颂德时不光糟踏自己，还自以为代表人民让人糟踏，真的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处含冤。
最早的东方红大救星之类还算是质朴，（但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华主席出道的时候，有一首交城的山是典型的狗尾续貂，幸亏没流行起来。）歌舞剧《东方红》里胡松华唱的赞歌算是赞歌里唯一有称得上艺术品的，一般人还是能够接受。到了文革时就开始有点瞎胡闹了，张振富耿莲凤有一首歌里唱到「您像天上的北斗，我们像（地下）的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写词的人也许头脑热过了，简直就是文理不通。到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有点肉麻了。国人讲孝道，父母是不能随便更换的。认贼作父，有奶就是娘，这在旧社会都是骂人的话。在借鉴了朝鲜艺术家「慈父」的修辞手法后，我们的艺术家找到了灵感，开始在母亲身上大做文章（我没有考证朝鲜艺术家的慈父和我国艺术家的党妈妈究竟是谁借鉴了谁）。听殷秀梅的那首党啊亲爱的妈妈，会让我出一身*皮疙瘩。真想像不出她是怎样把它唱完的，居然还声情并茂！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
第三恶心: 可怜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
每年的三月份，这一对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三月的银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甚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个月里它究竟在干甚么？代表们在干甚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甚么人大开会的重点就是围著《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于宪法赋予他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
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甚么的了。看著一群老得连自己姓甚么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 弱智的旁证
当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确霸道了点，社会主义阵营也确实惨了点。想要反对霸权，振作人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万人举行反美游行」，「卡斯特罗声言不放弃社会主义」，「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萨达姆说，」，「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痛斥，」这样一类报导我觉得连老娘们吵架的水平都不如。我不清楚负责舆论导向的官员就只有这么高的水平呢，还是出于其他甚么方面的考虑。后果就是让很多愤青们以为真理就是这样辩出来的，人多势众声音大就是赢，能说" 不"就是强者，堂而皇之的在其他领域丢人。
如果把地球当成一个村的话，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甚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吵架也犯不著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看看像加拿大、瑞典这样的国家怎样说, 恐怕会更有说服力。即便为了和美国较劲，把老米吹成个英雄，国人当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怎样交代？
第五恶心：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
在我看来，所谓的解放战争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根源在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现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识里，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在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是民族的悲剧，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伤是民族心灵上的一块伤疤，没有甚么值得炫耀的。说到军事胜负以外的话题，那就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半个世纪过去了，三民主义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共产主义，不说也罢。至于其他的，像什么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腐败的蒋家王朝等等，只要你睁眼看一下当今的现实，国内的现实，国际上的现实，只要你不是白痴，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如果你硬要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眼光来理解国共内战，那我无话可说，也许这正导演们的初衷。但军事上的胜利不是一块遮羞布。
第六恶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我们的银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飞机轰鸣著起飞，，最后电视画面淡出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飘扬。解说员激昂的声音「经过xx年的建设，，，」，「和解放前相比xx增长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过节图个吉祥说点好听的没问题，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文革时忆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某个大救星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连北都找不著。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要知恩图报。
为甚么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经于我们同时起步现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邻国相比？折腾了半个世纪，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按照可比的经济指标，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算老几？有甚么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还没有资格说已经居安了呢。
第七恶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灾人祸，意外事故全世界哪里都有。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救助理应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这些你都不管的话，纳税人花大把的银子养政府干吗？军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电视上政府军队应该做得的一切就变成了皇恩浩荡，记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政府给的工资一样。
还有，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著你的手谢恩时你对著镜头就那么得意？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 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作者：杨子云贺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 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作者：杨子云贺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王怡等：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致成都市警方、政府、人大及广大市民：
2008年7月19日，我们在朋友聚会中，得知自6月10以来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的黄琦先生，已于今日下午，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
我们与黄琦素不相识，但尊敬他创办“天网”、致力于公民维权的努力。我们知道他曾因此坐牢，并在狱中遭受不当待遇，出狱后留下脑部疼痛等多处后遗症。我们尊敬他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事“天网”的民间维权活动，尤其是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唐妈妈争取政府补偿金的努力。
作为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几位四川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尊敬黄琦先生在地震后，参与民间震后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也与地震罹难者学生的家长有所联系。
但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救灾、了解灾区真实情形，这和“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参与过一些灾区救助的工作。我们和黄琦先生一样，也和成千上万在灾区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因此了解到一些非官方的、甚至与媒体的报道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可是，难道一个公民从媒体以外了解到的信息，就属于“国家机密”吗？难道国家天然地拥有一切社会信息的所有权吗？难道一个公民有幸（或不幸）见到或听到了一些和政府口径不一致的信息，他就“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和黄琦说过话的灾民，都非法持有着国家机密。换言之，一旦他们成了灾民，他们就同时成了“国家机密”或携带国家机密的病毒。成都和四川警方应该逮捕每一个和黄琦有过接触的灾民，而不是仅仅逮捕黄琦一人。或者至少把所有灾民都隔离起来，免得我们一和他们说话，就触碰了国家机密。
基于法治的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国家机密，第一是不为一般公民所知，第二是国家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换言之，凡是能在大街上看到的事，都不是机密。凡是在大街上看见裸体，一定不是看见的人有问题，而是被看见的人有问题。也就是说，一个非国家机关的普通公民，除非他以非法的方式刺探、偷窃被国家机关预先加以保护的信息；否则，他所知道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触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这一罪名。
因此，我们对成都警方因黄琦先生参与震后救灾而逮捕他、构陷他，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和抗议。尽管我们看出，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喜欢民间的救灾志愿活动，但成都警方逮捕黄琦的事件，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对民间的一次粗暴和傲慢的挑衅，也是对这个刚刚遭受地震的省份的一次羞辱。
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良心，不相信这是一次公正的逮捕。但我们希望成都警方能以尊敬法治、尊重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案件。我们主张并支持媒体、网络和民间可以自由地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我们更加鼓励成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媒体，更多地站出来质疑和批评成都警方，以公民的正当方式，帮助政府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呼吁成都警方对黄琦先生，不要采取任何刑讯逼供等违反法治的野蛮做法，呼吁成都警方准许黄琦先生的委托人可以与他见面，呼吁成都警方不要以非法的方式，继续骚扰、威胁黄琦身边的天网义工。
我们不愿这一案件，成为奥运年中又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但遗憾的是，我们怀疑成都警方正致力于这样做。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愿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遭到其他国家人士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批评自己的政府。
希望成都警方和成都司法部门，也能在这个案子中有率先的回应。愿我们的批评、抗议和政府的回应，都能成为对成都、对中国的祝福。
王怡 冉云飞 廖亦武 李亚东
2008-7-19
2008年7月19日，我们在朋友聚会中，得知自6月10以来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的黄琦先生，已于今日下午，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
我们与黄琦素不相识，但尊敬他创办“天网”、致力于公民维权的努力。我们知道他曾因此坐牢，并在狱中遭受不当待遇，出狱后留下脑部疼痛等多处后遗症。我们尊敬他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事“天网”的民间维权活动，尤其是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唐妈妈争取政府补偿金的努力。
作为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几位四川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尊敬黄琦先生在地震后，参与民间震后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也与地震罹难者学生的家长有所联系。
但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救灾、了解灾区真实情形，这和“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参与过一些灾区救助的工作。我们和黄琦先生一样，也和成千上万在灾区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因此了解到一些非官方的、甚至与媒体的报道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可是，难道一个公民从媒体以外了解到的信息，就属于“国家机密”吗？难道国家天然地拥有一切社会信息的所有权吗？难道一个公民有幸（或不幸）见到或听到了一些和政府口径不一致的信息，他就“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和黄琦说过话的灾民，都非法持有着国家机密。换言之，一旦他们成了灾民，他们就同时成了“国家机密”或携带国家机密的病毒。成都和四川警方应该逮捕每一个和黄琦有过接触的灾民，而不是仅仅逮捕黄琦一人。或者至少把所有灾民都隔离起来，免得我们一和他们说话，就触碰了国家机密。
基于法治的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国家机密，第一是不为一般公民所知，第二是国家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换言之，凡是能在大街上看到的事，都不是机密。凡是在大街上看见裸体，一定不是看见的人有问题，而是被看见的人有问题。也就是说，一个非国家机关的普通公民，除非他以非法的方式刺探、偷窃被国家机关预先加以保护的信息；否则，他所知道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触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这一罪名。
因此，我们对成都警方因黄琦先生参与震后救灾而逮捕他、构陷他，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和抗议。尽管我们看出，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喜欢民间的救灾志愿活动，但成都警方逮捕黄琦的事件，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对民间的一次粗暴和傲慢的挑衅，也是对这个刚刚遭受地震的省份的一次羞辱。
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良心，不相信这是一次公正的逮捕。但我们希望成都警方能以尊敬法治、尊重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案件。我们主张并支持媒体、网络和民间可以自由地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我们更加鼓励成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媒体，更多地站出来质疑和批评成都警方，以公民的正当方式，帮助政府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呼吁成都警方对黄琦先生，不要采取任何刑讯逼供等违反法治的野蛮做法，呼吁成都警方准许黄琦先生的委托人可以与他见面，呼吁成都警方不要以非法的方式，继续骚扰、威胁黄琦身边的天网义工。
我们不愿这一案件，成为奥运年中又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但遗憾的是，我们怀疑成都警方正致力于这样做。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愿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遭到其他国家人士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批评自己的政府。
希望成都警方和成都司法部门，也能在这个案子中有率先的回应。愿我们的批评、抗议和政府的回应，都能成为对成都、对中国的祝福。
王怡 冉云飞 廖亦武 李亚东
2008-7-19
冉云飞:官方十大愚民神话
六十年来官方制造的诸种愚民神话甚夥，如果选十大愚民神话的话，肯定各自都有自己的表述。我初步择如下十条作为我所选的官方十大愚民神话，朋友们可以列出自己的十大愚民神话，并给出自己的理由，以便大家互相交流，从中了解意识形态之毒荼对我们的权利与智商之伤害。
一：伟光正。针对伟光正的所有批评都是“反动言论”。
二：大救星。星空里没有大救星，人类也没有，可是中国却有人制造这样的垃圾神话。
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就没有”的句式，以再生父母自命，好像中国人数千年活下来，就是等着他们来拯救似的。
四：爱国神话。爱国的神话中最精彩的来自于要爱政府及爱党的李代桃僵。
五：代表最大人民群众利益。那少部分人之利益没代表着，那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至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不过是一种意淫，批评政府就是颠覆国家，才是实打实的对你利益的侵犯。
六：人民神话（人民币、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人民路、人民大救星、人民助学金）。人民和爱国一样，都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避孕套。
七：解放（解放鞋、解放牌车等）。四九年是个分水岭，其实是脱离虎口又进了更加凶险万状的狼窝，解放云乎哉？
八：等额选举。这种侮辱国人智商的把戏玩得太多，其违背逻辑如同不过脑子的“稳定压倒一切”。
九：主旋律。提倡主旋律就是鼓励造谣，所谓主旋律者，就是主子的旋律。
十：党妈妈。“党啊，亲爱的妈妈”，能够把党与妈妈这样的词汇联在一起，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作为奴才的聪明才智。著名的“小明作业题”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已沉睡，党在玩社会，社会在呻吟，人民在流泪。
2008年7月19日8：34分于成都
一：伟光正。针对伟光正的所有批评都是“反动言论”。
二：大救星。星空里没有大救星，人类也没有，可是中国却有人制造这样的垃圾神话。
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就没有”的句式，以再生父母自命，好像中国人数千年活下来，就是等着他们来拯救似的。
四：爱国神话。爱国的神话中最精彩的来自于要爱政府及爱党的李代桃僵。
五：代表最大人民群众利益。那少部分人之利益没代表着，那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至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不过是一种意淫，批评政府就是颠覆国家，才是实打实的对你利益的侵犯。
六：人民神话（人民币、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人民路、人民大救星、人民助学金）。人民和爱国一样，都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避孕套。
七：解放（解放鞋、解放牌车等）。四九年是个分水岭，其实是脱离虎口又进了更加凶险万状的狼窝，解放云乎哉？
八：等额选举。这种侮辱国人智商的把戏玩得太多，其违背逻辑如同不过脑子的“稳定压倒一切”。
九：主旋律。提倡主旋律就是鼓励造谣，所谓主旋律者，就是主子的旋律。
十：党妈妈。“党啊，亲爱的妈妈”，能够把党与妈妈这样的词汇联在一起，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作为奴才的聪明才智。著名的“小明作业题”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已沉睡，党在玩社会，社会在呻吟，人民在流泪。
2008年7月19日8：34分于成都
胡绩伟：突破重围 冲进一个新世界
被诬是“六四”闹事“黑后台”
九十年代初，当我的政治生涯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仍然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一位远方道地的同情者，给予我一个强大的支援。他那时还开始策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帮助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对於我这个在“共产社会”封闭了七八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来说，开启了我心灵深处的枷锁，触动和改变了我晚年的政治人生。
这个人就是陆铿.
几天前，在外电广播中听到陆铿老弟的去世消息，心里很难过，一段难忘的往事记忆上心头，促使我立即提笔将它描述出来，才得到心灵的安然。
（一）我前文所说的政治生涯中处於十分艰难的时期，是指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后，我被邓大人钦定为“天安门闹事的黑后台”，说来也真巧，这一罪名恰好是他在一九七六年曾经被扣上的“罪名”！那时是毛老人家为他定下的罪名，“四人帮”还叫他“中国的纳吉”。时隔十二年，这位“黑后台”手下的头号左将，又把这个罪名强加於我。这样，我在全国人大经受了三四个月的“审查”批判后，那位老“黑后台”又亲自出马，先撤销了我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又撤销了我的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一切职务。一九九○年初，这位黑后台的另一干将胡乔木又亲自出马在《人民日报》社指挥了一场对我长达两年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我在“八九民运”中所言所行的大批判。《人民日报》党委还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所幸的是当时的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认为这处分过重了，改为“留党察看”。我这样简略地说一说，就可以了解我当时所说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了。
江泽民指挥极左大合唱
在这种高压下，我仍然雄心不衰，坚持做“困兽犹斗”。一面埋头撰写我已经出版发行的《民主论》的“续篇”，一面抓住时机作公开的搏斗.这时正好是江泽民刚刚提升到中央，还摸不透邓大人的脾气，以为邓在“六四”镇压中刚刚显示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威风，江也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左劲，演出了一场“兴无灾资”的闹剧。结果，弄得经济滑坡，这就大大惹恼了邓大人。这帮极左狂人，攻击农村改变人民公社体制，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扩大“两极分化”，对《破产法》和《企业法》，他们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对於设立经济特区指责为引进资本主义的租界，指责沿海开放是“香港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兴起，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多一份外资企业和“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多了；他们认定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们甚至呼籲取消经济特区，说特区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竟然把矛头直指邓大人，说什么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求是》杂志都是这个极左大合唱的主要角色。这位新上任的儿皇帝甚至宣称，要把私菅经济和个体经济、把这些新资产阶级整得“倾家荡产”，要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
眼看这股极左狂潮冲得国民经济一再滑坡，邓小平这个自称是毛的第二代传人，不能不站出来给这些极左干将打一个招呼，为经济滑坡急刹车。
一声防左 八方呼应
（二）我们这些在“六四镇压”中再次被打倒的人，抓住这个时机，发起一场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左王们的反击。一时间引起海内外的热烈反应。一些朋友暗中串联，准备出版几本书，一九九二年我为《历史的潮流》一书写了一篇《论以防“左”为主》的专文。书还没有出版，消息已经传到了香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江迅先生贸然闯进我家，使我大为吃惊.这时正是我受到党内外的严厉处分，闭门思过，很少有人敢来问津。这次江先生好像从天而降，带着摄像器材和人员，直截了当地声明要对我进行採访，追问我对邓大人南巡讲话的意见。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当然知道他们的意图，正好我写成了一篇反左的专文，我也想趁此机会冲破自己两三年来所处的僵局和困境。我想，我已经受到党内外最严厉的处分，即使再“罪加一等”，也无所谓.於是我大胆地对记者侃侃而谈。我把邻居好友（老记者）帮我搜集的左王言论摆在桌面上加以引証.亚洲电视台这一专访播放后引起了轰动效应。那位刚刚写完《胡耀邦访问记》的资深记者──香港《百姓》杂志的主持人陆铿先生，马上写文章来进行声援。
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曾专程到深圳特区，邀请香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徵求对制定《中国新闻法》的意见，当时陆铿先生以《百姓》杂志社的社长名义参加了座谈，我们两人还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他对我的声援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在杂志上发表，《星岛日报》也立即转载.陆铿先生又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最后机会》一书，在书中全文转载了我那篇《论防“左”为主》的专文。陆铿先生在《星岛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历史的潮流》出版后，会上反映很好，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这本书不仅刊登了我的文章，还刊登了阮铭、苏绍智、吴明喻、张显扬、郑仲兵等着名“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约二三十人的文章。陆铿在六月八日这篇评论中点明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更引起海外学者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的注意。陆先生评论说：“这本书出笼的背景，正是“六四”后中共意识形态大都被极左分子掌握，由左王邓力群领头，下面的“二之”（王忍之、贺敬之）就好像螃蟹的两只大钳向文化界伸出，再加上一狄（高狄），共同拉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作虎皮，千方百计地把北京弄到“万马齐喑”的地步……因此邓小平南巡以后，当全国上下对“南巡讲话”表示热烈欢迎之时，北京却仍然颳着冷风，死水一潭。意识形态部门竟然对“南巡讲话”进行“冷处理”，千方百计加以封锁、淡化、歪曲，甚至利用《当代思潮》、《理论参考》等极左刊物贬低老邓，攻击老邓。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忧民之士，能不站出来说话吗？”陆先生还在《星岛日报》上专门写了一篇《胡绩伟论防左》的短评.这些当然是对我的极大的声援。我这个“六四”后再次被打倒、处於默默无闻的人，忽然又成为中国政界的闻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陆铿先生继续施展他的本领.一九九三年初，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去进行三个月的讲学.这是陆铿和李金铨教授（明大新闻学院院长）和台湾新闻界一些老领笔人物卜少夫先生等人发的邀请。当我将这封正式邀请信送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后，经过他们的斟酌，批准了我这次出访，一九九三年三月份送出的申请报告，五月份就得到正式批准。
这一来，通过陆铿先生等人的筹划，就把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登堂入室，进行亲身体验。使我这个在严密封闭和高压统治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主战士，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使我在年近八十的晚年，得到一次更为彻底的醒悟，进一步转变了我从此之后的这一二十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美国是相当富裕成熟的国家
（三） 在美国历时三个月的访问讲学，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政治与现实的教育。我在此简要地概述一下，更加看出陆铿等先生介绍我去美国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的中共对美国的片面宣传教育，使我们在这个染缸里染上了很严重的偏见。这正如我在《访美随笔》（全文见《胡绩伟自选集》第六卷）的序言中所说：“对美国我们长期形成一种偏见：它不仅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坏的地方。尽管以后中美恢复了邦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在我们某些权威人士心目中，是它，从理论到实际，推行我们认为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它，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坍塌的罪恶大本营；是它，妨害和威胁？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恶的根据地；是它，时时刻刻对我们进行着“和平演变”和颠覆活动；是它，是我们一切重大的错误和缺点，都是受其“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结果。”
这次，我在美国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在十几所大学和学术单位作过讲演和答问，发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既然是自己亲眼见了一些，亲耳听了一些，亲身经历了一些，总算有了一些独立判断真伪好坏的条件，应该比较客观地说出自己的见闻，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了。
美国朋友对我很坦率地说：“美国什么好东西都有，什么坏东西也有。”可是，我对美国还是有一个很原则的基本估计。正如我在《访美随笔》中所说的，我在回国以后，很多同志问我，美国究竟怎样？我说，突出的印象一是相当富裕，二是相当成熟。所谓“相当成熟”，就是这个国家尽管仍然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千难万险，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已经具有有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法制制度，已经具有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意识、经验和能力。有能力排除万难，解决问题，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正充满信心去改进自己的生活，去开创自己的前途。
言论新闻自由 政府备受监督
据我考察，美国的政局稳定，既没有内战的可能，也没有军事政变的危险，更没有发生大规模或长期性暴乱的威胁，主要有一整套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特别突出的是美国人民的新闻自由是十分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信仰都能充分地自由发挥.我以为美国人民有一个我们难以理解、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美国人民对政府、对最高领导人有一个很不信任的社会传统，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监督？政府，经常地苛责政府，特别是对总统，更是不断地予以苛刻的责难.整个舆论界都具有这种习以为常的批评和揭发检举.毫不夸张地说，在报纸的新闻和评论中，这种批评指责的内容和意见，佔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配合美国其它监督力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监督和鞭策？政府和首脑必须把事情办好，不能办坏；只能办得更好，不能办得更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社会力量，支持、鼓励、监督和鞭策？当局每个单位和每一个负责人员.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偏偏缺乏这个新闻自由的坚强阵营的坚强力量。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天渊之别
我在这篇《访美随笔》的最后一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中，对美国作了一个比较性的立论。我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常说，我们理想的社会不只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而且消灭了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在消灭三大差别上，美国早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我还从比较中得出结论：美国这个富裕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而且日益完善，至少在两个方面採纳了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一是美国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比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有天渊之别.因为我们的工会是官办的，并不是工人自己的独立工会，并未切实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美国在一九三五年颁佈社会保障法所实行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在公共住宅、医疗照顾、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这也是我们远远不如的。因此，美国着名学者加尔布雷恩说，这是资本主义“移植”社会主义的优点.而我们一直咒骂和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什么“全盘西化”，对於所谓最坏的“三权分立”中很多民主的措施，我们仍然视之为洪水猛兽，这正是我们固步自封、长期落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今天，悼念陆铿先生，重温在他们几位先生的帮助下，推动我突破封锁保守的堡垒，能够亲身到美国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优劣和美丑，给予我在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帮助，这是我十分感激和铭刻在心的。我将把我的余生更好地贡献给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陆先生的在天之灵！
胡绩伟
二○○八年七月二日
来源：动向杂志
九十年代初，当我的政治生涯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仍然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一位远方道地的同情者，给予我一个强大的支援。他那时还开始策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帮助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对於我这个在“共产社会”封闭了七八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来说，开启了我心灵深处的枷锁，触动和改变了我晚年的政治人生。
这个人就是陆铿.
几天前，在外电广播中听到陆铿老弟的去世消息，心里很难过，一段难忘的往事记忆上心头，促使我立即提笔将它描述出来，才得到心灵的安然。
（一）我前文所说的政治生涯中处於十分艰难的时期，是指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后，我被邓大人钦定为“天安门闹事的黑后台”，说来也真巧，这一罪名恰好是他在一九七六年曾经被扣上的“罪名”！那时是毛老人家为他定下的罪名，“四人帮”还叫他“中国的纳吉”。时隔十二年，这位“黑后台”手下的头号左将，又把这个罪名强加於我。这样，我在全国人大经受了三四个月的“审查”批判后，那位老“黑后台”又亲自出马，先撤销了我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又撤销了我的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一切职务。一九九○年初，这位黑后台的另一干将胡乔木又亲自出马在《人民日报》社指挥了一场对我长达两年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我在“八九民运”中所言所行的大批判。《人民日报》党委还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所幸的是当时的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认为这处分过重了，改为“留党察看”。我这样简略地说一说，就可以了解我当时所说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了。
江泽民指挥极左大合唱
在这种高压下，我仍然雄心不衰，坚持做“困兽犹斗”。一面埋头撰写我已经出版发行的《民主论》的“续篇”，一面抓住时机作公开的搏斗.这时正好是江泽民刚刚提升到中央，还摸不透邓大人的脾气，以为邓在“六四”镇压中刚刚显示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威风，江也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左劲，演出了一场“兴无灾资”的闹剧。结果，弄得经济滑坡，这就大大惹恼了邓大人。这帮极左狂人，攻击农村改变人民公社体制，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扩大“两极分化”，对《破产法》和《企业法》，他们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对於设立经济特区指责为引进资本主义的租界，指责沿海开放是“香港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兴起，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多一份外资企业和“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多了；他们认定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们甚至呼籲取消经济特区，说特区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竟然把矛头直指邓大人，说什么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求是》杂志都是这个极左大合唱的主要角色。这位新上任的儿皇帝甚至宣称，要把私菅经济和个体经济、把这些新资产阶级整得“倾家荡产”，要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
眼看这股极左狂潮冲得国民经济一再滑坡，邓小平这个自称是毛的第二代传人，不能不站出来给这些极左干将打一个招呼，为经济滑坡急刹车。
一声防左 八方呼应
（二）我们这些在“六四镇压”中再次被打倒的人，抓住这个时机，发起一场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左王们的反击。一时间引起海内外的热烈反应。一些朋友暗中串联，准备出版几本书，一九九二年我为《历史的潮流》一书写了一篇《论以防“左”为主》的专文。书还没有出版，消息已经传到了香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江迅先生贸然闯进我家，使我大为吃惊.这时正是我受到党内外的严厉处分，闭门思过，很少有人敢来问津。这次江先生好像从天而降，带着摄像器材和人员，直截了当地声明要对我进行採访，追问我对邓大人南巡讲话的意见。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当然知道他们的意图，正好我写成了一篇反左的专文，我也想趁此机会冲破自己两三年来所处的僵局和困境。我想，我已经受到党内外最严厉的处分，即使再“罪加一等”，也无所谓.於是我大胆地对记者侃侃而谈。我把邻居好友（老记者）帮我搜集的左王言论摆在桌面上加以引証.亚洲电视台这一专访播放后引起了轰动效应。那位刚刚写完《胡耀邦访问记》的资深记者──香港《百姓》杂志的主持人陆铿先生，马上写文章来进行声援。
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曾专程到深圳特区，邀请香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徵求对制定《中国新闻法》的意见，当时陆铿先生以《百姓》杂志社的社长名义参加了座谈，我们两人还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他对我的声援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在杂志上发表，《星岛日报》也立即转载.陆铿先生又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最后机会》一书，在书中全文转载了我那篇《论防“左”为主》的专文。陆铿先生在《星岛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历史的潮流》出版后，会上反映很好，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这本书不仅刊登了我的文章，还刊登了阮铭、苏绍智、吴明喻、张显扬、郑仲兵等着名“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约二三十人的文章。陆铿在六月八日这篇评论中点明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更引起海外学者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的注意。陆先生评论说：“这本书出笼的背景，正是“六四”后中共意识形态大都被极左分子掌握，由左王邓力群领头，下面的“二之”（王忍之、贺敬之）就好像螃蟹的两只大钳向文化界伸出，再加上一狄（高狄），共同拉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作虎皮，千方百计地把北京弄到“万马齐喑”的地步……因此邓小平南巡以后，当全国上下对“南巡讲话”表示热烈欢迎之时，北京却仍然颳着冷风，死水一潭。意识形态部门竟然对“南巡讲话”进行“冷处理”，千方百计加以封锁、淡化、歪曲，甚至利用《当代思潮》、《理论参考》等极左刊物贬低老邓，攻击老邓。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忧民之士，能不站出来说话吗？”陆先生还在《星岛日报》上专门写了一篇《胡绩伟论防左》的短评.这些当然是对我的极大的声援。我这个“六四”后再次被打倒、处於默默无闻的人，忽然又成为中国政界的闻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陆铿先生继续施展他的本领.一九九三年初，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去进行三个月的讲学.这是陆铿和李金铨教授（明大新闻学院院长）和台湾新闻界一些老领笔人物卜少夫先生等人发的邀请。当我将这封正式邀请信送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后，经过他们的斟酌，批准了我这次出访，一九九三年三月份送出的申请报告，五月份就得到正式批准。
这一来，通过陆铿先生等人的筹划，就把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登堂入室，进行亲身体验。使我这个在严密封闭和高压统治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主战士，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使我在年近八十的晚年，得到一次更为彻底的醒悟，进一步转变了我从此之后的这一二十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美国是相当富裕成熟的国家
（三） 在美国历时三个月的访问讲学，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政治与现实的教育。我在此简要地概述一下，更加看出陆铿等先生介绍我去美国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的中共对美国的片面宣传教育，使我们在这个染缸里染上了很严重的偏见。这正如我在《访美随笔》（全文见《胡绩伟自选集》第六卷）的序言中所说：“对美国我们长期形成一种偏见：它不仅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坏的地方。尽管以后中美恢复了邦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在我们某些权威人士心目中，是它，从理论到实际，推行我们认为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它，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坍塌的罪恶大本营；是它，妨害和威胁？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恶的根据地；是它，时时刻刻对我们进行着“和平演变”和颠覆活动；是它，是我们一切重大的错误和缺点，都是受其“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结果。”
这次，我在美国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在十几所大学和学术单位作过讲演和答问，发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既然是自己亲眼见了一些，亲耳听了一些，亲身经历了一些，总算有了一些独立判断真伪好坏的条件，应该比较客观地说出自己的见闻，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了。
美国朋友对我很坦率地说：“美国什么好东西都有，什么坏东西也有。”可是，我对美国还是有一个很原则的基本估计。正如我在《访美随笔》中所说的，我在回国以后，很多同志问我，美国究竟怎样？我说，突出的印象一是相当富裕，二是相当成熟。所谓“相当成熟”，就是这个国家尽管仍然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千难万险，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已经具有有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法制制度，已经具有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意识、经验和能力。有能力排除万难，解决问题，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正充满信心去改进自己的生活，去开创自己的前途。
言论新闻自由 政府备受监督
据我考察，美国的政局稳定，既没有内战的可能，也没有军事政变的危险，更没有发生大规模或长期性暴乱的威胁，主要有一整套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特别突出的是美国人民的新闻自由是十分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信仰都能充分地自由发挥.我以为美国人民有一个我们难以理解、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美国人民对政府、对最高领导人有一个很不信任的社会传统，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监督？政府，经常地苛责政府，特别是对总统，更是不断地予以苛刻的责难.整个舆论界都具有这种习以为常的批评和揭发检举.毫不夸张地说，在报纸的新闻和评论中，这种批评指责的内容和意见，佔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配合美国其它监督力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监督和鞭策？政府和首脑必须把事情办好，不能办坏；只能办得更好，不能办得更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社会力量，支持、鼓励、监督和鞭策？当局每个单位和每一个负责人员.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偏偏缺乏这个新闻自由的坚强阵营的坚强力量。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天渊之别
我在这篇《访美随笔》的最后一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中，对美国作了一个比较性的立论。我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常说，我们理想的社会不只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而且消灭了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在消灭三大差别上，美国早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我还从比较中得出结论：美国这个富裕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而且日益完善，至少在两个方面採纳了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一是美国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比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有天渊之别.因为我们的工会是官办的，并不是工人自己的独立工会，并未切实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美国在一九三五年颁佈社会保障法所实行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在公共住宅、医疗照顾、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这也是我们远远不如的。因此，美国着名学者加尔布雷恩说，这是资本主义“移植”社会主义的优点.而我们一直咒骂和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什么“全盘西化”，对於所谓最坏的“三权分立”中很多民主的措施，我们仍然视之为洪水猛兽，这正是我们固步自封、长期落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今天，悼念陆铿先生，重温在他们几位先生的帮助下，推动我突破封锁保守的堡垒，能够亲身到美国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优劣和美丑，给予我在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帮助，这是我十分感激和铭刻在心的。我将把我的余生更好地贡献给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陆先生的在天之灵！
胡绩伟
二○○八年七月二日
来源：动向杂志
陈行之：谁格式化了我们的生活？
1．从昨天到今天
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于我到陕北插队以后，生活中有一种“天天读”的内容——之所以说“内容”而不说“习惯”，是因为它来自于外力规定，而不是自主选择——即每天都要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这在当时是全体中国人民标准的生活方式。假如你有一双俯瞰世界的眼睛，你会看到这样一种奇异的景观：全国十几亿人，或者在田间地头，或者在机器车间，或者在学校教室，或者在地下八百米深处采煤工作面，一个个饥肠辘辘，面有菜色，却像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施予了魔咒一样，手捧小红书，嘴里念念有词……这个魔咒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把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化。
插队那年我十八岁，正是对人生满怀期待、脑子里有很多幻想的年龄，在这个如同花季的人生阶段，我最大的梦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竟然是“如果以后没有了‘天天读’该多好啊！”现在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我这种渴望的意义，所以我必须把“天天读”给一个年轻生命造成的巨大精神和生理创痛描述一下。
我是那个知识青年小组组长，负有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责任，既然组织大家学习，你自己必须首先学好，哪怕是做样子也要比大家做得好一些。因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每个人都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总是人模狗样地手捧红宝书在那里假装学习。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年终能否把口粮钱包住，青春期寂寞，少男少女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结，能不能吃上一顿可口饭菜……等等一切与生命的真实存在相关的东西在精神世界里回旋着的时候，红宝书那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对你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就不能构成吸引，因此那些文字经常就会像蚂蚁一样蠕动起来，蠕动在一片迷蒙之中，你开始打盹。打盹是很不好很不严肃的行为，你必须努力睁开眼睛，强迫自己接受那些文字，于是，阅读就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和生理的酷刑：你会产生出一种极度虚脱的感觉，无数双冰冷的手伸向你的灵魂，恣意揉搓它，敲打它，你徒然地听着呻吟，看着它挣扎，但是你没有任何办法，而在心灵以外的地方，一片死寂，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看到，一切都是那样安谧，就好像世界失去了依托，在虚空中飘飘摇摇……人被分裂了，真我在苍茫的时空之中像孤魂那样游荡，假我则像悟了五百年禅机并且成了佛那样平静而安详。所有痛苦都在深处，很深很深的深处，它绵延不绝，它使你觉得了无生趣，使你绝望，使你认为活着是一件极为疲累的事情，你有一种强烈的摆脱“存活”的愿望。
这种状态持续到我被招工离开农村，大约是1971年9月林彪出事以后。“9·13事件”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上层政治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性，撬动了始终沉重压迫在社会与民众头上的意识形态板块，那里出现了裂隙，生长出了很多不让人尊重的东西，有一种傀儡戏的滑稽意味……政治第一次不为人察觉地在人性面前退却，“天天读”之类的东西再也无法作为社会规则存在下去了。我还记得听到工厂党委书记宣布取消每天班前半个小时“天天读”时内心发出的欢呼，就好像生命获得了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到处都是铺满鲜花的原野，到处都是鸟儿们的啁啾鸣啭——这差不多已经是爱情的境界了。
爱情的境界也仅仅是“内 ”的境界，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心灵图景，我们仍旧被很多类似于“天天读”的东西束缚着，扭曲着 (“评法批儒”、“9·13事件”以后听传达、进行政治表态，粉碎“四人帮”以后超量的学习和讨论……)，生活就像一系列仪式，你必须像被精神控制了的人那样，做控制者要求你做的任何事情，在人模狗样和真实的心灵图景中寻找平衡点，让自己认为值得活下去，你要继续说官话（“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说套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说假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为什么给我们权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人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其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说就连鬼也不相信的话（“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种个人状态以及由个人状态联结而成的社会状态一天一天延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是的，今天，我说的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可能不再说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三年前、一年前说的那些官话、套话、假话、鬼话了，仪式的内容也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谁也不能说我们今天不再参加仪式，谁也不能说我们今天不再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任何一个读者，只要想一想你在读这篇文章之前 24小时里发生的事情，譬如你从报纸、广播上了解被统一了口径的新闻信息，你从舞台上观赏与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艺术表演，你从电视上聆听苍老的女播音员字字珠玑般的训诫，你就是在参加仪式；你在社会交往中仍旧有意无意说着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它们仍旧是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些人（尤其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生活的全部内容。
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活该过这种绵延无尽的仪式化生活？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有说官话、套话、假话、鬼话的天性和爱好？
此事重大，不可不察。
2．政治化=格式化
这个世界的有心人越来越多了，我居然看到一份解放以后我国历次开展政治运动的资料统计，这份资料表明，截止到1975年，也就是建国26年间，我们一共进行了52次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次。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土地改革运动；这些运动与我们的话题有关么？有关，不仅有关，它甚至就是话题本身。我还是以插队期间遇到的事实材料为据来展开讨论。
2、镇压反革命运动；
3、抗美援朝运动；
4、第一次整风运动；
5、连队民主运动；
6、“三查”运动；
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
8、清理“ 中层”运动；
9、民主改革运动；
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
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
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
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17、教育、文艺、科学等战线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
21、整党建党运动；
22、学习运动；
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6、整风运动；
27、反右派运动；
28、工商界整风运动；
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0、大跃进运动；
31、人民公社化运动；
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
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
35、增产节约运动；
36、养猪运动；
37、整风运动；
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
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40、爱国卫生运动；
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
42、学习雷锋运动；
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
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
46、增产节约运动；
47、文化大革命运动；
48、清查“五·一六”运动；
49、批陈整风运动；
50、批林批孔运动；
51批《水浒》运动；
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饿殍遍野，我插队的富县位于贫瘠的陕北高原向富庶的关中平原过度地带，所以就成为了向南寻找活路的陕北（严格意义上的陕北是延安县以北包括榆林地区的广阔区域，富县则在延安县以南近百公里，并且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塬区）乞丐的必经之路。清晨，我们经常会被悠扬的笛声、清脆的竹板声和齐整的歌声惊醒，这是“讨吃的”（陕北人对乞丐的称呼）站到知青院门前讨要来了。有一次，我看到衣衫褴褛的一家五口人错落有致地站在院门外边，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说讨要的话，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这样反反复复、锲而不舍地唱这首歌曲，肃穆，庄严，还有某种程度的悲壮。
事后我反复想，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首歌曲？是赞颂社会主义好到了让他们讨饭的程度？还是赞颂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恩之心？我没有找到答案。后来看到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讲述蔬菜水果店经理的故事——这位经理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摆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以后才有所顿悟。
李慎之先生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一文中转述了这个故事。哈维尔设问：这个老板为什么要这样所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想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 他真的热心于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么? 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水果店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标语的意义一无所知，它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把它展示在蔬菜中间，否则他便会有很大的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在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我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
如果把哈维尔的观点应用到陕北农民乞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上面来，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大致相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乞讨在那个“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伟大国度是非法的，乞讨者用这首歌曲无非是在证明“非法”行为的合法性，即：我其实是很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即使乞讨也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所以我应当得到同情。
对此，哈维尔归纳为“用一种崇高的的东西掩盖生存的基本现实”，那么，这里所说的“崇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哈维尔回答：“这个崇高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来自陕北的乞丐也被意识形态“格式化”了，这个家庭有意无意被罗织到了意识形态大网中，他必须在它的笼罩下讨生活。
一个连在偏远山村乞讨的陕北农民都被“格式化”了，那些深陷于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人还能够逃脱命定吗？所以，在那个年代，甚至于在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为生存而挣扎、根本没有闲心关心上层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草芥小民，也懂得流行的政治语汇，能够应付各种形式的表态和讨论；报纸、广播、戏剧、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表彰会、报告会、宣讲会、讨论会、研讨会、学术交流会、文艺晚会，甚至于学校讲堂、少年儿童节目演出也贯穿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今天，就连地震中一只偶然存活的猪都被赋予政治涵义而被命名为“朱坚强”，这究竟是对猪过于尊崇还是对人过于蔑视了呢？除了卡夫卡小说之外还有比这更荒诞、更让人黯然神伤的事情么？正是这些东西，以一种不容怀疑不容抵制的方式把公众的日常生活彻底地“格式化”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符号……人就这样被撕裂了，不仅仅是成人，连孩子也被撕裂了——当你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述说政治话语的时候，你只能意识到一个残酷事实，这些稚嫩的心灵被侵扰了，被撕裂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状况，我们假设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响应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我上面列举的所有52项运动，你能够想象他要说多少表态性的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才能够顺利地活下来并顾住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吗？要知道，那不是一次两次口是心非的虚饰和造伪，那是贯穿他整个生命历程的高超技艺，它需要一个人拥有的全部经验和智慧；他最开始可能不那么娴熟，有些笨拙，有些脸红，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罪恶感——因为一个正派社会中的正派人是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过去，他很快就会学会操纵表情，学会操纵心灵，说官话正襟危坐一丝不苟，说套话有条不紊驾轻就熟，说假话不露声色感人至深，说鬼话真挚坦诚感天动地……当这样的人大规模盘桓世界的时候，我们提出“人们的精神会有多高的刻度”、“道德会不会沦丧”、“人性是否还能够坚守”、“生活会有怎样的质地”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陈行之同志，你这样说是不是太暗淡了？能不能把事情想好一点儿？”
好，我换一个角度，把生活想象光明一些——仍然以前面那个人为例：现在那个家伙不说官话了，也不说套话了，更不说假话了，他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别人说“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这个人却要为民请命，说大跃进正在把人饿死，并且斗胆放言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将要把3000万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迫害至死的彭德怀就摆在那里。
别人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表示对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可和归附的时候，这个人偏要书生气十足地说：“一个社会如果把多数人的牺牲作为少数人享乐的条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合理的，这也是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之英明所在。”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寂寞死去的顾准就摆在那里。
别人熟练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为什么给我们权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人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其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时，这个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至少从局部意义上说，我们的权力还不是人民给的，而是更大的权力给的；共产党人也并非没有私利，那些变质了的共产党人早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了人民的牧人……”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枪毙了的林昭就摆在那里。
别人挥舞小红书“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时候，这个人嘲笑说：“这是违背历史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世界上没有不朽的东西，即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可能万寿无疆……”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隔断喉管的张志新的尸体就摆在那里。
可见，不说官话很难，不说套话更难，不说假话难上加难，而不说鬼话，则差不多就等于直接选择死亡了——谁会让自己如此为难呢？谁不想好好过哪怕是平凡的日子呢？谁真的整天想着去赴死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生动演绎了我们说到这种的情景。民众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至少在表面上）被“格式化”为统一版本的，而格式化民众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不具备这个功能），犹如计算机软盘不能被自身格式化一样，他们必须在“主机”设定的程序之内进行。
主机是什么？主机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与之相匹配软件系统：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现实或者条件。
3．格式化=工具化
那么，强力为什么要用意识形态主机格式化它的人民？是谁编写了这个程序？它要达到什么目的？这里边隐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密码？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20世纪最有深刻的哲学家早在60年前就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个人叫汉娜·阿伦特（1906-1975）。作为在德国出生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长大成人的犹太人，阿伦特亲眼目睹了极权主义统治，对极权主义有一种直接的切肤之痛。1941年，阿伦特逃往美国，在那里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极权主义研究，1951年出版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
我们的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习惯于把社会归纳为一种受规则支配的、等级制的和以专家为基础的官僚制，它的显见特征是有多层次权威和职能划分。阿伦特则论证出，极权主义把韦伯的传统定义完全颠覆了，创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原则和基础，在这些原则基础上，领袖意志绝对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弥漫于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恐怖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领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政党活动和国家机构运转进行随意干预，从而使政党和国家机构成为贯彻和实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崇信法制的社会，也根本不存在对官僚机器进行询问和制约的程序，在国家机构中，所有部门的设置甚至于司法机构都被用来服务于领袖意志，这意味着“ 权力不经过任何中间层的过滤，从上面直接到达社会底层。……没有任何中间层次，它们全部分别接受领袖的一部分权力并服从之，领袖意志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体现。”（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发生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阿伦特这一理论的生动图解。
根据德国发生的情况，汉娜·阿伦特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和恐怖为基础的全新的统治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则认为“它是从传统的统治向理性的统治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是从专制主义向自由的宪法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怪胎（拉尔夫·达仁道夫：《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怪胎总是围绕一种核心理念对民众进行宣传，这里所说的核心理念，既可能是种族（民族主义）的，也可能是阶级的，更可能是国家的。它必然要借助于恐怖，即在心理和生理上系统地、制度化地、仔细筹划并合法地、不加限制地使用暴力。
这就是说，公民被“格式化”是一个强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没有任何制约的强制机器，它用强力剥夺民众的思维、感觉和判断的能力，消泯民众的个人特征，不再容许人存有什么 “隐私”，这样，民众作为人的存在的全部特征就都被剥夺了，他们生活在机械式的、非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里。阿伦特认为，任何专制和暴政都是对民众权利最野蛮的剥夺，它甚至改变了和颠覆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破坏了人从行为中产生自由的条件，从而破坏和瓦解了人的真正有意义的存在。
联系到26年经历52次政治运动，我们应当注意阿伦特的如下论述：“极权主义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于荒诞的：一方面，他必须建立一个不断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人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导致社会的恒长和稳定，因为这个世界稳定都会消灭运动自身。”
“运动”，这是一个多么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是我们短暂人生经历中比妻子和丈夫离我们都要近的事物！它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举动。正是在运动中，我们被确立了政治性的人格；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把“我”分为了自我和非我；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深深地掩藏了本性；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变得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这个世界负责；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盲目地成为了被任意驱使的工具；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让身边的这个世界有了与正常世界完全不同的质地、色彩和声响。
“运动”是一个窗口，通过“运动”这个孔隙，我们窥见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知道了我们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将要去向何方。通过“运动” 这个窗口，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既清醒又糊涂；我们极为智慧又极为愚蠢；我们快乐无比又承载者千古忧愁；我们顶天立地又胆小如鼠；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也盲目地屈从于某种要挟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多么可怕的轮回！多么可耻的轮回！然而你能够逃避这种轮回么？！
我们面对的是一架性能完好的机器，它制作精良，意识形态润滑油保证了它各个部位运转良好；它面目冰冷，你不要指望它会与你发生任何人的意义上的交流，它庞大而坚固，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你物化，把你变成为一种合格的社会产品，变成为工具。
阿伦特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她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大规模制造了这种工具：盲目的党员，盲目的军人，盲目的民众……独裁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挥舞这种失去意志的工具，把整个欧洲乃至于世界拖到地狱一样的战火之中的。因为这场战争，5500万鲜活的生命化为齑粉。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人类在洒下鲜血的地方总归要思索一些什么，所以，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才浩如烟海，这场人类浩劫极大地刺激了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于心理学的发展，整个人类文化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所有这些思索中，有两个概念尽管因为学科不同而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被置于各种学科理论的核心位置，这就是：意志和工具。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法西斯意志以及由这种意志武装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导致了这样一场浩劫，德意志民族仅仅是法西斯的国家意志驱使的工具，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应作为因果关系来看的话，我们不是也同样可以说，由于有了这些工具，法西斯主义才能够挑战良知、涂炭这个世界的生灵吗？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两个端点，它们并不完全彼此相向，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可以转换的，原因可以成果，果也可以成因。这种见解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成为工具的民众在一定条件下会是多么危险；它还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中，民众的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在历史和上帝的审判中，每一个民众都将被宣判为有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是工具，因为他们有意无意曾经说过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正是这些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在宏观意义上构成了对邪恶的帮衬，为反人类力量注入了血液。
不要再声讨欧洲那个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民众了，让我们回到自身。
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覆灭之后不久，在遥远的东方，同样出自德国的另外一种主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开始了让全世界瞩目的新的历史创造（1949-当下）。这段历史是如此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人们看到耀眼光斑的同时也能够看到触目的黑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议论。历史评价可以伴随历史同步进行，你甚至可以做出终结性的结论，但是历史对自身的评价则需要时间，更需要自身所提供的机缘，所以，这个国家这段历史的终极评价还远远没有到来，我当然更不能够在这篇短文中说它究竟是“是”还是“非”。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检点它，毕竟，我们这些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伟大国度前程似锦灿烂辉煌。当我们看到1949年至1965年共计26年发生52 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国家意志通过无数政治运动把民众驯化成为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的群体的时候，当我们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狼烟四起血雨腥风，200万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瓦解、流失于极权主义的野蛮和疯狂的时候，她的心在流血，那里的巨大创口在流血，一刻不停地在流血。
我们非常不想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拉尔夫·达仁道夫轻飘飘的评价：“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我也不愿意听弗朗西斯·福山的指责：“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能全面了解人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寻求对其公民的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每个社会成员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其组织形式和运作都完全由国家控制。每个社会成员被变成一个原子，由这些原子组成的社会，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外不和任何中介机构发生任何联系。”我更反感约翰·罗尔斯对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说教：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美德一样。不管一种理论任何精致或者简洁，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必须抛弃它或修正它；同样，不管法律和制度是怎样有效而巧妙地设计出来的，只要它不是正义的，就必须改革或废除它。”
然而，我们用什么方式让他们闭嘴？作为一个不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就难以存活下去或者即使存活下去也会极为艰难的民众，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还能够守住自我吗？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格式化？我们能否不成为工具？我们能吗？
4.信念是一片高地
2005年，中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吉林艺术学院一个叫卢雪松的青年讲师由于教学需要在课堂上播放了一部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影片，表达了某些按照标准意识形态来说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讲台下的某个角落栖息着一个年轻但猥琐的灵魂，这个学生没有公开与卢雪松老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用阴暗卑劣的方式向学院领导进行了秘密告发——据我想象，应当是“政治告发”（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官方不愿意提到的林昭），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杀伤力：该院领导没过多久即做出了“卢雪松停课检查，听候进一步处理”的决定，从而酿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
在一件事的开始与结果之间必定存在一个过程，存在作用于事件发展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在“卢雪松事件”中表现为被暗中启动的一种程序——它无所不在地窥伺着你，无所不能地操纵着你，你却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它有如幽灵，似乎存在，却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具体影像；它不需要面对，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负责；它驰骋自如，对谁都有办法，却谁都拿它没有办法……实际上，不仅仅卢雪松，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程序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同点在于绝大部分过程带来的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些许改变，只有极少部分才演变成为社会瞩目的事件。
徐贲先生在《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分析“卢雪松事件”，特别引述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强调极权主义对民众组织控制和宣传教育的巨大功能：“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像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徐贲指出：“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卢雪松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徐贲强调：“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 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 ’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把“卢雪松事件”和徐贲先生的论说置放到这篇文章的语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事实上遭遇的都是被“格式化”的过程，不同的是“学生”是作为“格式化”结果显现的，卢雪松老师则抵制和中止了这个过程，它凸显了后者的意义。
如前所言，意识形态对民众生活“格式化”作为一种程序历经60年修炼早已经炉火纯青，坚韧而有力，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年幼无知如“学生”者只能在无条件条件下接受“格式化”，只能无选择选择被“格式化”为某种社会产品。那么，卢雪松又是凭什么东西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所支撑选择了抵抗这强大的被“格式化”过程的呢？
信念。
让我们从卢雪松致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信中了解她这种信念吧——
“我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昌荣的年轻公民，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必是一个真实的人，清醒的人，坚定的人；一个对未来有理想、对现实有反省、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我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更多缘自于虚伪、麻木和冷漠，这与百年来的文化异变有关。我们更愿意说那些我们内心并不相信的话，通过‘表态’换取安全；我们更愿意在别人的苦难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否则就可能轮到自己；我们不信任别人，别人常常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巨网的一个网结；我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够有勇气和智慧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这也应该是一个七八千年流光溢彩的堂堂艺术大国为什么百年来艺术萎顿的原因。一个艺术人，虚伪、麻木和冷漠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进一步说，那面具背后的恐惧与仇恨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我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自己身上继续，更不能忍受再这样伤害我的学生们。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学生们一道，探索回归真实之路。这就是我的艺术自救的种种努力的真实动因。”
“说我的课堂有‘倾向性’，所谓的‘倾向性’如何界定？我根本无心去触及某些人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人、文化人，政治问题何足挂齿？但思想无疆界，在探求真理的路上政治又怎配在其中指手划脚？如果说我有‘倾向性’，那么我倾向的只是‘自由’、‘正义’、‘美’与‘善’。如果这种倾向性触动到了谁，那也是因为它首先干预了真理的正常传播。 ”
“我当然清楚地意识到……坚持真实的存在与言说，我是有危险的。但我更清楚……这种危险并不是来源于任何法律、法规、规章与规定。恰恰相反，危险来自于触动了长期统御和奴役我们的生活的潜规则，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使宪法和法律对我的教学科研的权利的保护成为了难以落实的东西。按我对宪政精神的粗浅理解，法不明令禁止者皆为允许。允许我什么？允许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对我的学生、我的事业、我的祖国献上自己真实的爱。”
与苟且偷生者不同，卢雪松选择的是“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她诉求的是作为一个人本真的生活，是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这片大地上犹如光轮照耀，放射出让人敬仰的人性的光辉，信念的光辉。多么不同啊！有的人灵魂潮湿干瘪并且带着腐腥味，而用灵魂直立的人则站立在一片高地上，一片未必所有人都能够攀登并且有勇气在上面站立的高地。
我们还可以把这件事往前想，假设相同的事件发生在1957年，卢雪松必定会像林昭一样被打成右派，被放逐，被监禁，被不明不白杀掉；如果发生在1966年，必定会有学生挥动皮带、板凳，像北师大女附中那些优秀女学生一样女校长活活打死，因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格式化”的结果，没有人能够阻挡它发生……但是今天，这个因果链断了，它遇到了一个普通女教师的殊死抵抗，遇到了无数人给与的强有力支援，它们在网络上汇集成一条波涛汹涌的江河……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有一种东西比表面上看起来极为强大的东西更为强大，这说明历史正在把人类良知信赖和期盼的东西呈递给值得尊重的人面前，这还说明：一切都到了最后关头，一切。
至于那个可怜的学生，说什么好呢？当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艺术家都被“格式化”为统一型号并且成为权力者得心应手工具的时候，你怎么好责怪一个年轻稚嫩的心灵不够高尚不够坚强？我们只能祈祷时间给他一双看透这个迷蒙世界的眼睛——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得到这双眼睛。
（2008年7月1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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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现代新儒家的反思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儒学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新儒家已失去了其特有的规定性,从而成为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而经过改造属于"后儒学"范畴的"心性之学"将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而大有用武之地。
本世纪中外学术界评价儒学之几度变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笔墨官司,无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都算是世界现代学案之奇观。本来,中国人喜以五四作为现代史之开端,正是因为五四时期之学界对儒家伦理产生了"最后之觉悟",倾其全力颠覆儒学这一被认为已不合时宜、从而导致中华民族落伍的意识形态,并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开创新机运、确定新的方向、建立新的规范。环顾当今中国学界,人们却奇异地发现,标榜认同儒学并致力于复兴儒学的新儒家举目皆是,"国学热"大行其道,远非儒学死灰复燃一词所能形容。西方对儒学的评判,似乎也有类似景观。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和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书为代表,西方学术界将儒学视为妨碍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从70年代开始,西方学界一些人,透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发现了儒学对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有价值",于是乎"东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以至于"太平洋世纪"或"中国世纪"的颂歌与约言响彻全球。1997年亚洲地区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儒学复兴的呼声又痛失锋锐。儒学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如果人们认定,儒学是现代化的动力而非阻力,那么,五四之非儒反孔,便不仅多余、而且有害,至少也是"有失偏颇"。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特别批评五四的"许多领导人物"都犯有"形式主义"的错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西方学者对五四的责难以林毓生最为突出。他在70年代以来一直深责五四人物使用"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形式主义式的全盘否定传统"。他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与"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
从学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不是十全十美,是应该超越、也是可以超越的。五四人物确实没来得及对他们所批判的传统文化和他们所拥抱的现代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疏理、甄别和分析。但他们的千秋功业正是积中国近代化几十年之痛苦经验,将中国的总体问题归结为文化的再造,致力于打倒"孔家店"、颠覆"吃人的礼教"(以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代之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他们留给后人的真正憾事是没有机会、精力和平静的心境去完成这一至为崇高的事业。
因而,对五四的真正超越,便只能是承继五四人物的旗帜与薪火,完成他们信誓旦旦却无力完成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运动,以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取代以等级尊卑为核心的传统观念,以现代的科学理性取代蒙昧与迷信,并在完成观念转换的同时通过宪政与法治的建立将自由民主落实到制度层面。毛泽东依照革命战争的需要,以阶级观点立论,将五四时期的现代人文主义运动斥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特别是轻易地放过了封建专制主义这一思想大敌。直到封建主义的遗毒在后来一再借尸还魂、疯狂报复,中国人才如梦初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弘扬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文化大革命"则使专制和蒙昧登峰造极,林毓生举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位代表人物为例来责难五四"全盘反传统"。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反传统显然是有选择的。他们所要推倒的只是摧残中国人心智、维护封建专制等级秩序的封建意识形式(儒家的纲常礼教),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全部。相反,他们都依旧醉心于"整理国故",并大有建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古典文学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及陈独秀的中国文字研究,都有很高成就。五四以来的新儒家,既不反对民主和科学、又以复兴儒学为职志,他们似乎是超越了五四。其实并不然。从源流上说,现代新儒家本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其公认的鼻祖梁漱溟便是一位重要的五四人物。梁漱溟在当时是既"看着西洋人可怜"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而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梁漱溟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激烈的反儒学和西化思潮,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孔子人生"贡献给世人,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为后来的新儒家们建构新的儒学思想定下了基调。第一,儒学在实质上既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一种伦理,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因为作为儒家核心观念的"仁"是基于直觉的一种生活智慧。第二,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基于"意欲"的不同走着三种不同的路。第三,儒学在把握人生的意义方面优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增进物质生活。梁漱溟将"中体西用"的命题从器物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连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也在接纳之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在五四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大进步。但他那种将西方文明视为物质文明、将中国文明视为精神文明的倾向,远远地落后于五四精神的时代高度,当然也谈不上超越五四。
继梁漱溟之后,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抨击五四非儒运动的言论更为激烈。韦政通曾列出一份"新儒家抨击五四运动言论表",标出他们对"打倒孔家店"的责难有如下数项:"以辨真伪之考据代善恶标准"、"悍于求变"、"偏激的意见和态度"、"丧失自信"、"导向马列主义"、"重功利、轻理想"、"情感的气机之鼓荡"、"科学主义"、" 全无心肝"等。诚如韦政通所说,这些批评大多是新儒家人士源于政局剧变、生活动荡而形成心理上深沉的挫折感,转而将郁积的怨气用学术的语言发泄出来。例如,将科学精神与实证方法斥为"不辨善恶",将破除家族本位主义、追求个人独立和个性解放斥为"全无心肝",将中国人在与列强对恃中相形见绚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归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破坏,将造应时势所需、应运而生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归结为五四反孔所致,这些纯属意气用事。
当然,他们对五四的抨击,也有切中要害之处口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礼赞,确实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过激之词;他们将"传统"和"现代"视为势同水火、你死我活、绝无折中余地的两极,确实没有把握文化发展变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继承关系;他们既非科学家,救国救民的功利之心又过于急切,确实有迷信科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也不曾有机会深思科学发达之后可能带来的异化;他们对论敌所抱持的不宽容态度,确实与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主义所要求的雍容大度还相去甚远。
但是,现代新儒家们的因应之道,并不如他们的论敌五四启蒙战士。我们已经提及,从文化层面去探导中国在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源,认定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五四人物与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分歧在于,现代新儒家认为五四人物过于偏激、肤浅和浮躁,只有新儒家才真正找到了复兴中国文化、从而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这条道路便是返归儒家之本,"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牟宗三说得最清楚:"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 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窗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应该说,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现代新儒家和五四启蒙战士一样看到了中国文化所存在的根本缺失,特别是缺少西方源自希腊的那种讲求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学术传统和科学精神、以及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民主政治。但是,五四自由主义人物虚怀若谷,主张向西方学习,从西方移植个性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造合于现代社会发展却在中国发育不良的人类普遍价值;新儒家却带着偏狭的民族主义激情,硬是要勉为其难地从儒家之本中"开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两种路向之高低,似乎不难辨明。
至于新儒家们大声疾呼要维护的儒家道统与"道德宗教",可谓壮怀激烈,至为感人。问题在于,在新儒家看来代表着中国文化之"血脉"的"心性之学",是否真能继续统摄中国人心以至于整个西方人心(文化),他们自己也毫无信心。对"花果飘零"的无限忧伤,是新儒家们的普遍心态。历史也早就证明,空谈心性对于社会发展于事无补。
从情感上说,无论是经由"直通"还是"曲通",如果能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和制度,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表明此路不通,我们没有理由死死抱住这条独木桥。将传统神秘化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一些传统是无意中相传相习而成,一些传统则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两者都是人们在特定时空中为了适应人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今日所立之规矩即为明日之传统。当代中国知识界如果有志于超越五四,其首要责任正是要带着饱满的理性、心平气和地从东西方两种文化中吸取文化资源,培植民主、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来不发达、于今尚付缺如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法治精神。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正轨应是只问高低,不问"东"、"西"。
研究现代新儒家的专家郑家栋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当代新儒家越来越将对儒学的诠释与阐发当成"为学"而不是"弘道"。而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不在于"为学"、而在于"弘道";一旦学术、知识的探求成为其主导方面,作为特定学派的新儒家也就失去其特有的规定性,从而成为;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平心而论,只要认为并推广儒学的人都可以称为"新儒家",对这一称号大可不必那么认真。
倒是"新儒学"这一概念值得讨论,因为中外学术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相当混乱。"新儒学"(neo -Confucianism)是冯友兰在1922年的一篇英文论文中首次使用的,指的是区别于原始儒学的宋明理学。此后neo-Confucianism 便在西方流行开来,至今仍旧是专指宋明理学。与70年代未以来,先是在港台、随后在大陆使用"新儒学"一词来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的思想与言论。但这种用法并没有在西方获得认可与流行,大概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国学研究素来注重考据词章,对于"新儒学"这一重要概念却不较真,也属奇迹之一。
为了避免概念混乱,也为了名实相副,用"后儒学"(Post-Confucianism)一词来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的思想言论,似乎更为合适。宋明时代之儒者成功地"援佛人儒",以原始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有关"超越"等方面的思想成分,证明"心性"与"天道"、"天理"的一致性,创立了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以"新儒学"来概括他们的思想,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当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和大家族制度崩溃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也崩溃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西来的、全新的、更高级的工商业文明的全面挑战口新儒家们深感儒学处于存亡绝继之秋。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象宋明时代的儒者那样、凭据儒家的政治伦理为主干来重振儒学。
自梁漱溟以降,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所诠释、弘扬的儒学已不再有"君臣之大义"、"男女之大防"以及传统的儒家纲常名教所要求的伦理规范。原始儒学最关键的两个中心观念是"礼" 与"仁",前者是维护等级尊卑秩序的一整套政治伦理规范,后者是将这种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内在道德追求和修养。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抛弃了"礼",并从知识、智慧和情感的角度去诠释"仁",将儒学归结为一种生活、一种态度、一种意境、甚至于一种工作伦理。由是观之,新儒家已经置换了原始儒学的中心观念。他们既继承儒学的余绪、以重整儒学为职志,同时又反对、抛弃儒家的纲常名教,并热烈拥抱与儒家纲常名教截然对立的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及其他与传统儒学异质的现代价值。他们与原始儒学之关系,恰如"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因缘与断裂,因而将他们的思想言论称为"后儒学",更顺理成章。
就生存发展的机运而言, 现代社会已不再有"新儒学"(宋明理学)的位置,"后儒学"则或许有光明的前途。前文提及,"儒家资本主义"曾经成为东、西方共同的热门话题。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迅速实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已足以表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存在着韦伯所概括的"新教伦理"的对应精神品性、存在着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而且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存在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尽管这些"工作伦理"和文化资源是否都可以归结为儒学思想、它们对现代化进程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学界仍然争论不体。
笔者曾在另一处提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品性本就更适合于后工业社会而不适合于现代化,当中华民族把握时机迅速走完了现代化的艰难行程,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明在后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光芒和魅力。"西方一位中国学家还在东亚工业化起步不久的80年代初就提出了"后儒家的挑战"这一命题。他小心地假设:"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开拓时期,后儒家的‘集体主义'也许就更适合于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当然愿望与假设不等于现实。
充分现代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着诸多人文困境,例如家庭解体、工作热情衰退、人生意义目标的迷惘、越陷越深的精神空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等等。关心人类命运的全球学人都在苦苦追寻医治"后现代综合症"的灵丹妙药。一些学贯中西的新儒家,居然无视西方人文主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一基本的事实,重弹西方人道德破产、只讲功利和"工具理性"而不讲道德修养的旧调,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如何创立适合于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情怀,确实是困扰西方哲人的难题。福山在其十分畅销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欢呼自由民主主义在全球的凯歌行进,并将自由民主主义当做全人类最高的共同理想,但是,对于人性自身的弱点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弊病,他自始至终带有挥之不去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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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外学术界评价儒学之几度变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笔墨官司,无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都算是世界现代学案之奇观。本来,中国人喜以五四作为现代史之开端,正是因为五四时期之学界对儒家伦理产生了"最后之觉悟",倾其全力颠覆儒学这一被认为已不合时宜、从而导致中华民族落伍的意识形态,并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开创新机运、确定新的方向、建立新的规范。环顾当今中国学界,人们却奇异地发现,标榜认同儒学并致力于复兴儒学的新儒家举目皆是,"国学热"大行其道,远非儒学死灰复燃一词所能形容。西方对儒学的评判,似乎也有类似景观。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和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书为代表,西方学术界将儒学视为妨碍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从70年代开始,西方学界一些人,透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发现了儒学对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有价值",于是乎"东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以至于"太平洋世纪"或"中国世纪"的颂歌与约言响彻全球。1997年亚洲地区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儒学复兴的呼声又痛失锋锐。儒学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一、新儒家没有超越五四
如果人们认定,儒学是现代化的动力而非阻力,那么,五四之非儒反孔,便不仅多余、而且有害,至少也是"有失偏颇"。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特别批评五四的"许多领导人物"都犯有"形式主义"的错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西方学者对五四的责难以林毓生最为突出。他在70年代以来一直深责五四人物使用"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形式主义式的全盘否定传统"。他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与"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
从学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不是十全十美,是应该超越、也是可以超越的。五四人物确实没来得及对他们所批判的传统文化和他们所拥抱的现代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疏理、甄别和分析。但他们的千秋功业正是积中国近代化几十年之痛苦经验,将中国的总体问题归结为文化的再造,致力于打倒"孔家店"、颠覆"吃人的礼教"(以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代之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他们留给后人的真正憾事是没有机会、精力和平静的心境去完成这一至为崇高的事业。
因而,对五四的真正超越,便只能是承继五四人物的旗帜与薪火,完成他们信誓旦旦却无力完成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运动,以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取代以等级尊卑为核心的传统观念,以现代的科学理性取代蒙昧与迷信,并在完成观念转换的同时通过宪政与法治的建立将自由民主落实到制度层面。毛泽东依照革命战争的需要,以阶级观点立论,将五四时期的现代人文主义运动斥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特别是轻易地放过了封建专制主义这一思想大敌。直到封建主义的遗毒在后来一再借尸还魂、疯狂报复,中国人才如梦初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弘扬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文化大革命"则使专制和蒙昧登峰造极,林毓生举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位代表人物为例来责难五四"全盘反传统"。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反传统显然是有选择的。他们所要推倒的只是摧残中国人心智、维护封建专制等级秩序的封建意识形式(儒家的纲常礼教),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全部。相反,他们都依旧醉心于"整理国故",并大有建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古典文学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及陈独秀的中国文字研究,都有很高成就。五四以来的新儒家,既不反对民主和科学、又以复兴儒学为职志,他们似乎是超越了五四。其实并不然。从源流上说,现代新儒家本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其公认的鼻祖梁漱溟便是一位重要的五四人物。梁漱溟在当时是既"看着西洋人可怜"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而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梁漱溟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激烈的反儒学和西化思潮,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孔子人生"贡献给世人,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为后来的新儒家们建构新的儒学思想定下了基调。第一,儒学在实质上既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一种伦理,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因为作为儒家核心观念的"仁"是基于直觉的一种生活智慧。第二,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基于"意欲"的不同走着三种不同的路。第三,儒学在把握人生的意义方面优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增进物质生活。梁漱溟将"中体西用"的命题从器物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连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也在接纳之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在五四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大进步。但他那种将西方文明视为物质文明、将中国文明视为精神文明的倾向,远远地落后于五四精神的时代高度,当然也谈不上超越五四。
继梁漱溟之后,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抨击五四非儒运动的言论更为激烈。韦政通曾列出一份"新儒家抨击五四运动言论表",标出他们对"打倒孔家店"的责难有如下数项:"以辨真伪之考据代善恶标准"、"悍于求变"、"偏激的意见和态度"、"丧失自信"、"导向马列主义"、"重功利、轻理想"、"情感的气机之鼓荡"、"科学主义"、" 全无心肝"等。诚如韦政通所说,这些批评大多是新儒家人士源于政局剧变、生活动荡而形成心理上深沉的挫折感,转而将郁积的怨气用学术的语言发泄出来。例如,将科学精神与实证方法斥为"不辨善恶",将破除家族本位主义、追求个人独立和个性解放斥为"全无心肝",将中国人在与列强对恃中相形见绚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归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破坏,将造应时势所需、应运而生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归结为五四反孔所致,这些纯属意气用事。
当然,他们对五四的抨击,也有切中要害之处口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礼赞,确实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过激之词;他们将"传统"和"现代"视为势同水火、你死我活、绝无折中余地的两极,确实没有把握文化发展变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继承关系;他们既非科学家,救国救民的功利之心又过于急切,确实有迷信科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也不曾有机会深思科学发达之后可能带来的异化;他们对论敌所抱持的不宽容态度,确实与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主义所要求的雍容大度还相去甚远。
但是,现代新儒家们的因应之道,并不如他们的论敌五四启蒙战士。我们已经提及,从文化层面去探导中国在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源,认定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五四人物与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分歧在于,现代新儒家认为五四人物过于偏激、肤浅和浮躁,只有新儒家才真正找到了复兴中国文化、从而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这条道路便是返归儒家之本,"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牟宗三说得最清楚:"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 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窗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应该说,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现代新儒家和五四启蒙战士一样看到了中国文化所存在的根本缺失,特别是缺少西方源自希腊的那种讲求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学术传统和科学精神、以及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民主政治。但是,五四自由主义人物虚怀若谷,主张向西方学习,从西方移植个性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造合于现代社会发展却在中国发育不良的人类普遍价值;新儒家却带着偏狭的民族主义激情,硬是要勉为其难地从儒家之本中"开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两种路向之高低,似乎不难辨明。
至于新儒家们大声疾呼要维护的儒家道统与"道德宗教",可谓壮怀激烈,至为感人。问题在于,在新儒家看来代表着中国文化之"血脉"的"心性之学",是否真能继续统摄中国人心以至于整个西方人心(文化),他们自己也毫无信心。对"花果飘零"的无限忧伤,是新儒家们的普遍心态。历史也早就证明,空谈心性对于社会发展于事无补。
从情感上说,无论是经由"直通"还是"曲通",如果能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和制度,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表明此路不通,我们没有理由死死抱住这条独木桥。将传统神秘化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一些传统是无意中相传相习而成,一些传统则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两者都是人们在特定时空中为了适应人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今日所立之规矩即为明日之传统。当代中国知识界如果有志于超越五四,其首要责任正是要带着饱满的理性、心平气和地从东西方两种文化中吸取文化资源,培植民主、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来不发达、于今尚付缺如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法治精神。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正轨应是只问高低,不问"东"、"西"。
二、"新儒学"还是"后儒学"
研究现代新儒家的专家郑家栋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当代新儒家越来越将对儒学的诠释与阐发当成"为学"而不是"弘道"。而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不在于"为学"、而在于"弘道";一旦学术、知识的探求成为其主导方面,作为特定学派的新儒家也就失去其特有的规定性,从而成为;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平心而论,只要认为并推广儒学的人都可以称为"新儒家",对这一称号大可不必那么认真。
倒是"新儒学"这一概念值得讨论,因为中外学术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相当混乱。"新儒学"(neo -Confucianism)是冯友兰在1922年的一篇英文论文中首次使用的,指的是区别于原始儒学的宋明理学。此后neo-Confucianism 便在西方流行开来,至今仍旧是专指宋明理学。与70年代未以来,先是在港台、随后在大陆使用"新儒学"一词来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的思想与言论。但这种用法并没有在西方获得认可与流行,大概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国学研究素来注重考据词章,对于"新儒学"这一重要概念却不较真,也属奇迹之一。
为了避免概念混乱,也为了名实相副,用"后儒学"(Post-Confucianism)一词来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的思想言论,似乎更为合适。宋明时代之儒者成功地"援佛人儒",以原始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有关"超越"等方面的思想成分,证明"心性"与"天道"、"天理"的一致性,创立了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以"新儒学"来概括他们的思想,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当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和大家族制度崩溃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也崩溃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西来的、全新的、更高级的工商业文明的全面挑战口新儒家们深感儒学处于存亡绝继之秋。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象宋明时代的儒者那样、凭据儒家的政治伦理为主干来重振儒学。
自梁漱溟以降,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所诠释、弘扬的儒学已不再有"君臣之大义"、"男女之大防"以及传统的儒家纲常名教所要求的伦理规范。原始儒学最关键的两个中心观念是"礼" 与"仁",前者是维护等级尊卑秩序的一整套政治伦理规范,后者是将这种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内在道德追求和修养。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抛弃了"礼",并从知识、智慧和情感的角度去诠释"仁",将儒学归结为一种生活、一种态度、一种意境、甚至于一种工作伦理。由是观之,新儒家已经置换了原始儒学的中心观念。他们既继承儒学的余绪、以重整儒学为职志,同时又反对、抛弃儒家的纲常名教,并热烈拥抱与儒家纲常名教截然对立的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及其他与传统儒学异质的现代价值。他们与原始儒学之关系,恰如"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因缘与断裂,因而将他们的思想言论称为"后儒学",更顺理成章。
就生存发展的机运而言, 现代社会已不再有"新儒学"(宋明理学)的位置,"后儒学"则或许有光明的前途。前文提及,"儒家资本主义"曾经成为东、西方共同的热门话题。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迅速实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已足以表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存在着韦伯所概括的"新教伦理"的对应精神品性、存在着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而且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存在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尽管这些"工作伦理"和文化资源是否都可以归结为儒学思想、它们对现代化进程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学界仍然争论不体。
笔者曾在另一处提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品性本就更适合于后工业社会而不适合于现代化,当中华民族把握时机迅速走完了现代化的艰难行程,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明在后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光芒和魅力。"西方一位中国学家还在东亚工业化起步不久的80年代初就提出了"后儒家的挑战"这一命题。他小心地假设:"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开拓时期,后儒家的‘集体主义'也许就更适合于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当然愿望与假设不等于现实。
充分现代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着诸多人文困境,例如家庭解体、工作热情衰退、人生意义目标的迷惘、越陷越深的精神空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等等。关心人类命运的全球学人都在苦苦追寻医治"后现代综合症"的灵丹妙药。一些学贯中西的新儒家,居然无视西方人文主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一基本的事实,重弹西方人道德破产、只讲功利和"工具理性"而不讲道德修养的旧调,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如何创立适合于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情怀,确实是困扰西方哲人的难题。福山在其十分畅销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欢呼自由民主主义在全球的凯歌行进,并将自由民主主义当做全人类最高的共同理想,但是,对于人性自身的弱点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弊病,他自始至终带有挥之不去的忧虑。
我们绝不应奢望中国一些古老的思想足以担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将会在未来"定于一尊"。不过,如果我们不是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等价值为中心的"后儒学"文化,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当没有疑义。就中国本身而言,当中国已经扎扎实实地告别了"前现代",经过改造而属于"后儒学"范畴的"心性之学"可望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而大有用武之地。
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其他民族的大众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
甚至也没有迹象表明新儒家所推崇的那些伦理道德及人文关怀对中国的大众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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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为杨佳驱魔——什么才是公民品格
什么才是公民品格
壹报主人按:我看着杨佳在网上户外活动的录相镜头,听着随录相播放怒放生命的曲子,内心的压抑与伤感无以复加。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热爱户外运动与美女。然而在一场争执中，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也可能是控制不住的愤怒，杀害了六个警察。随后，网上有如狂欢般对他的歌颂，我的友人们也称之为侠士。我理解不少民众的心情，长期压抑与不公正带来的集群爆发。可是暴戾之气也同样渗透着他们的心灵，这是什么样的魔性让我们与魔同样附体。
我深深地为死去的六个民警哀悼，他们毕竟不能代表他们的机构，机构的错误不能让他们用个体生命来偿还。这是生命的悲剧。
我也同样为杨佳而伤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着魔般杀人，如果我们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们就不应当掩饰什么，让他和母亲道出真实的理由。在这个基础上反思，沉痛。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年轻人报复,在死去的生命前,我们要庄严地追问!
我注意到为杨佳叫好的还有维权人士，我理解他们在和平维权受到殴打，心里对强权部门会产生怎样的恶感。一个杨佳成了民众的狂欢节日象征不是偶然的。
可是这个年轻的生命并不愿成为象征，我们能理解他吗？
人性中的恶造就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制度加剧了人性中的恶因，而暴力打压让更多的善良的人在无奈中变态，理智上我们认为杀人是罪，可是情绪上又有那么多人为杨佳叫好。
一种沉重的罪感在我的心头。因为在得知杨佳的消息一瞬间，我也是有点兴灾乐祸的快感……我不知这种快感来自何方，我的遭遇，还是我的情绪，还是我朋友的灾祸，渐渐地我们在变态。
相互的仇恨何时能终了，暴力只能用暴力解决吗？我困惑，前所未有的困惑，翻看以前和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曾想用公民社会的宽容与理性改变这个社会，虽然遭受挫折，我仍没有放弃做公民教员的想法……
我找出了《民间》编委，我认为是最优秀的公民教员陈健民博士的一文，什么叫公民品德，不是乌托邦，我用此文献给壹报的读者，特别是孩子们父母，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生活人与人之间有着优雅分寸与尊重的时代？
对于杨佳悲剧，这样的文章似乎无力，甚至让激动的朋友觉得是反讽。
可是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接着上篇《缺德的大国》，沉痛中让我们思索公民美德为何物……
我们需要驱魔，在我们的心头，为杨佳的灵魂，为六个公安的灵魂，为我们自己的灵魂，人与人不是为了撕咬而存在，先知们说：“你们是盐却不咸，你们是人却不相爱……”
25项公民守则，提高公共生命素质
陈健民
公民社会虽然崇尚关爱、正义、参与、宽容等崇高理想，但在NGO生活中，却又经常因为人际间的冲突，令不少参与者对这些理想产生怀疑。譬如说参与者在筹备活动过程中觉得意见不受尊重、参与者间缺乏关爱，那又如何能从组织中孕育一股生命力，去尊重和关爱服务对象?
参与NGO的人许多都是带着善良的动机，但这种动机不一定就令人懂得处理公共生活。特别当NGO不像政府部门或企业般权责分明时，如何能通过沟通合作解决问题是一种考验。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修养计划 (Johns Hopkins Civility Project) 创办人P.M. Forni在他的 Choosing Civility一书中提出了25项处世守则，虽然是教人讲礼貌、注意人际关系技巧，但我觉得不少守则对于堤高「公民性」，改善公共生活有相当参考价值。
修养和公民性的英语都是 civility，或者我们就称之为「公民修养」吧。此字的字根是拉丁文 civitas，代表城市。此字亦是 “文明” (civilization)的字根，可见早年西方社会已认为城市生活有开启民智和教化礼仪的功能，令人进入文明的殿堂。 Forni提出要注意25项公民修养如下:
1. 关注 (pay attention) - 留意他人的处境。在公众地方大声谈手机便是没有关注其它人可能受到骚扰。
2. 肯定他人的存在价值 (acknowledging others) – 插队不单浪费了排队的人的时间，而且是否定人们的存在，否定往往引发冲突。
3. 向好处想 (think the best) – 先往人家的好处想，不单令自已的心灵保持纯真轻省，亦会影响对方更真诚与您相处。在基督教文化中，有教导说接待陌生人，无意中便接待了天使。我在美国迷路、坏车时经常踫到人们积极协助。但中国人「防人之心不可无」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对热情的陌生人会有所顾忌，结果是向人家浇了一盘冷水。其实往好处想不是盲目不设防，只是世上如果好人居多，就不应先假设对方是坏人，结果是大家崩紧神经做人。
4. 聆听 (listen) – 当我们打断人家的说话，抢着提出自己的论点时，不单显示我们不耐烦，而且反映我们有「自恋」倾向，要将水银灯移到自己头上。打断人家说话的一种不显眼做法，是对人家说话的内容不作响应，然后自说自话。同事告诉你刚去过云南，你却未及追问她对云南的感觉，便兴高彩烈谈你两年前在云南的游历和您对云南的观感。您的目光注视在自己的过去，而不是当下的友人。我们要学习安静，让人家有机会说话。关掉电视、手机，不要想着下一个约会的事情，让自己聆听别人的观点和感受，也让自己逃离自我中心的世界。
5. 兼容接纳 (be inclusive) – 每个人都乐于被人接纳。群体带给人安全感，甚至生活意义和方向，谁也不想被群体排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孤立群体中的小数人，譬如一群人聚会时最好说普通话，不要用方言交谈而令其它人在旁边发呆; 留意找一些共同话题让人人参与，而非只有小圈子有发言权; 如果有新朋友加入聚会，应该总结一下之前的讨论，让他易于加入讨论；主持会议的人，应尽可能引导所有与会者发言，提高每个人的参与感。
6. 言调温和 (speak kindly) – 深思熟虑、言调温和是公民修养的核心。我们不要低估语言的力量，它可以建立也可以摧毁听者的自我。善良的说话令身边的人生活在喜乐之中。有时，要懂得在陈述自己的观点后，让对方有说话的机会。要控制声量，大声说话令人受惊，窒息对话。争论时要以事论事，不要攻击对方的种族、国籍、性别或其它与论题无关的私人生活。 “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不讲逻辑…”、“你们北方人就是那样不设实际…”都是不能接受。即使意见分歧，亦要把对方视为有血有肉的人，而非只是一个要被彻底打倒的谬误。想一想对方为何会接受这样(你认为是错误)的理念，有助于平心静气、化解分歧。必须尊重对方，不要把人的弱点作为取笑的对象、不要扁低人家的成就。用语言践踏人家是想抬高自己，是嫉妒，是自卑感作祟。
7. 不在背后说闲话 (don’t speak ill) – 如果您经常以中性或正面的方式谈论他人，人们便放心坦诚地与您交往而不用担心您会在背后蜚短流长。您控制您的舌头，换来更多真诚的关系。
8. 接纳和给予赞赏 (accept and give praise) – 不要吝啬赞美，它令对方心情愉快，亦令自己有正面的人生观。但赞美必须出于真诚，否则变成花言巧语。要注意在工作地方不能随便赞美同事的外形，目不转睛盯着女同事亦会惹来反感。
9. 尊重他人意愿 (respect even a subtle “no”) – 无论您的提议是出自最良好的愿望，人家说 “不”，就不应强求。有时人家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用种种间接的方式向我们说 “不”，我们应该领情，而非因为人家未有明言，便穷追不舍。为甚么我们不愿意面对人家的拒绝? 因为我们还像小孩一样自我中心，希望世界按着我们的喜好运转。有时是因为我们自信心太低，觉得人家拒绝我的好意，便是把我全盘否定。
10. 尊重他人意见 (respect others’ opinions) – 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便要看我们采取怎样的方式与人争论。有几个要点应该注意: i) 即使您只是有保留地接受对方的观点，亦不应全面否定他人的主要论点:「我同意一般来说您的观点是对的，但在一些情况下….」ii) 即使您不同意对方观点，亦无需认为对方是全不合理的: 「您的想法的确有其说服力，但是….」iii) 容许自己有改变看法的空间: 「我现在还未被您说服，或者我对这问题还是了解不够。」iv) 明白有些事情是见仁见智: 「您说得没错，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事情….」。讨论问题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意见看为一种观点，而非绝对的真理。容许有异议的空间，甚至应主动征求参与者发表意见。
11. 身体护理 (mind your body) – 好好打理自己的身体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干净而没有异味的身体和头发、指甲不藏污纳垢、干净的牙齿和清新的口气，令您在公共生活中，无论在公交车、地铁、或者与人讨论时更有自信，亦令人更愿意与您交往。我们亦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声音: 打喷嚏、打呵欠、倒胃气、放屁都会令人感到不适，应该用手帕遮掩或者躲入洗手间处理。
12. 迁就他人 (be agreeable)
13. 表达自己 (assert yourself) – 过度迁就他人而失却自我对精神健康有害，适当时候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意见，拒绝过度的要求。
14. 保持安静 (keep it down and rediscover silence) – 燥音带来精神紧张、高血压、失聪，我们有责任留意自己制造的声浪 (如谈话、音乐)是否骚扰他人。
15. 尊重他人的时间 (respect other people’s time) – 守时是对他人时间的尊重，迟到便应设法通知对方，到达后必须向各人道歉。
16. 尊重他人的空间 (respect other people’s space) – 不要挤拥他人、让人们先离开一个空间 (升降机、车厢)才进去。
17. 真诚道歉 (apologize earnestly)
18. 避开私人问题 (avoid personal questions) – 除非彼此已进入朋友关系，在公共生活中避免询问人家的年龄、婚姻状况、有否异性好友、为何不生孩子、为何看医生、做了甚么手术、收入和消费情况等。对某些国家的人来说，详细询问他人的政治取向(如投票记录)，或者宗教信仰(如是否经常上教堂和祈祷)，可能视为侵犯私隐。
19. 好好接待访客 (care your guests)
20. 做一个为他人设想的访客 (be a considerate guest)
21. 不要随便要人行方便 (think twice before asking for favors) – 特别是当那件事会为第三者带来不便或者违反纪律，我们便陷他人于不义。
22. 不要只懂批评 (refrain from idle complaints) – 与其咀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人生悲喜交集，每天有得有失，在乎我们选择以何种态度观之。不断投诉叫自己亦叫身边的人疲累。
23. 接纳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accept and giv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 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批评之前应确定自己是想解决问题而非藉此侮辱、操控、或报复对方。弄清楚问题所在、能否自控情绪、是否适当的时空作出批评等。忠言逆耳，批评令我们直面一些自己无法或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如果批评是无理取闹，便要学习如何断然否认，却又不会流于互相谩骂。
24. 爱护环境和仁慈对待动物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and be gentle to animals)
25. 不要推卸责任，怪罪他人 (don’t shift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
上述一些守则显然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对一些行为 (如人与人距离、交谈的声量)的阐释可能和美国人不同。最重要的是掌握这些礼貌、风度、谦让等守则最终是要表达一种 “觉醒” (awareness)，是对他人的存在和需要的一种关切。有了这种关切，自然懂得用文明的方式去过公共生活。
刘晓波：上海警方不能私吞杨佳案的真相
北京小伙子杨佳独闯上海闸北警局，连刺10人，毙命六人，重伤四人。
案发后，人们纷纷在问：“究竟有多少深仇大恨，能让他做出以命易命的决绝选择？”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杨的动机，先有民间版本在网上广为流传，后有上海警方版本在官方媒体上发布。
民间版本提供的信息大致如下：去年10月，杨佳到上海旅游，租自行车代步，闸北分局警察怀疑他盗车，拦截查问，杨佳出示租车凭证，警察以看不清为由，强行把杨佳带回警局审讯长达六个小时，后来事情搞清楚了，杨被无罪释放。在警局内，杨据理力争，警察施以暴力逼供和殴打，以至于，他出狱后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其性器官严重受损，今后将无法生育。这对于一个年轻男性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于是，无辜受害的杨佳去闸北分局讨说法，要求赔偿3万元，但加害方只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杨拒不接受，屡次向闸北分局理论，警察们失去耐性，干脆不理他。该分局领导还曾恫吓他说：“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
上海警方出面否定的民间版本，并很快抓获了在网上发布民间版本的苏州男子郏啸寅。据郏交代，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他为了扩大其在网络上的影响，编造了上述故事。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民警执法有据，无不当之处。杨佳被带回芷江路派出所后，也没有遭到警方的虐待和殴打。为此，上海官方公布了去年10月5日的一段录音，记载了杨佳与盘查他的警察在街头发生争执。而杨佳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事后向公安督察部门多次申诉。大概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警方分别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对杨佳母子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未达成和解。在第二次赴京协商时，上海警方还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首先，尽管由于缺乏权威的信息来源，网上流传的民间版本并不准确，但并不影响杨佳严重受辱和多次申冤无果的大致过程。上海官方提供的信息貌似具有权威性，但从提供信息的主体看，官控媒体本身就不可信，何况还违反了当事人必须回避的中立原则。上海警方作为此案的当事人之一，按照涉案当事方回避原则，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信息发布，上海警方都不应该主导此案的调查和新闻发布，而应该聘请第三方调查此案，更应该开放媒体的自由采访报道，特别是让上海官方媒体之外的媒体介入此案的采访报道，这样才能让此案信息的透明。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上海警方不但垄断了此案的调查权与信息发布权，而且还为杨佳指定了律师谢有明。这位律师居然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闸北官方具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根本不适合担任杨佳的律师。除非杨佳本人或他的家人出面聘请身份中立的律师代理此案，否则的话，谢有明律师所透露的信息都不足以采信，他在法庭上的辩护也不可能有利于杨佳的权益最大化。如果上海警方继续垄断杨佳案的调查权和新闻发布权，那就等于利用公权力私吞了杨佳案，无论怎样辩解，也无法取信于民，更无法带来公正的审判。
其次，上海警方关于杨佳袭警原因的解释，含糊不清之处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1，警方的解释仅仅是单方面说辞，为什么不敢公开杨佳或杨佳的母亲的说法？2，上海警方仅仅公布了民警与杨佳在大街上争吵的录音片段，但为什么不公布全部录音？3，杨佳在派出所六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公布杨佳被带到芷江路派出所后的录音和笔录？ 4，如果杨佳没有遭到极不公正待遇，以至于在派出所内被警察殴打至重伤，他为什么如此执着地投诉？5，杨佳多次投诉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警方不敢公布投诉书？6，上海警方称杨佳的投诉都是无理取闹，为什么还要两次前往北京找杨佳寻求和解？杨佳为什么不接受警方的和解要求？
第三，除了以上疑点之外，即便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片段，也能证明警察的滥权。录音中，杨佳说话的火气确实不小，但这火气是警察滥权激起的。杨佳给警察看了租车凭证，警察检查后就必须放行，但警察却以看不清证件为由继续扣留杨佳，已经是滥权了；再把杨佳带到派出所关了六个小时，就是更严重的滥权。正如法学专家周永坤先生在“强国论坛”评论说：“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六个小时？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民（《法学专家周永坤对上海袭警案的看法》，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7228437&boardId =2）
第四，杨佳的母亲应该知道杨佳的作案动机及其申诉的内容，也知道上海警方两次来北京为何没有达成和解。但在案发后，上海警方以“协助调查”为由，强行把杨佳的母亲从北京带到上海，截至目前，这位母亲既不能在媒体上说话，也不能为儿子请律师。公众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位母亲被上海警方强行封闭在与世隔绝之中，事实上她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这位母亲将遭遇什么？是否遭到上海警方的胁迫而不得不违心地与上之合作？这一切，公众无从知晓。只要杨佳的母亲无法自由地与外界接触，无法为儿子聘请身份中立的律师，即便不久后杨佳的母亲出现在媒体上并说出不利于她儿子的证词，公众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些证词的可信性。
总之，如果杨佳案不能由第三方来调查取证，那就无法澄清诸多含混之处，被上海警方私吞的杨佳安，很难有司法公正可言，更无法消除公众的疑惑。在此情况下，民众根据网络信息和自身经验所形成的判断只能是：在中国现行的制度及其司法环境下，警民冲突的发生大都由警方的不公正执法引起，事后大都是平民上访，而警方屈尊下访则极为罕见。如果上海警方没有不公正对待杨佳，没有给杨佳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怎么可能两次屈尊来北京下访。而在杨佳一方，如果不是遭遇极不公正的对待，他怎么可能没完没了地多次申诉！如果不是多次申诉未果，他怎么会采取暴力袭警这样的极端手段来申冤呢！
基于以上种种，民间舆论的主流只能倾向于这样的判断：正是极为恶劣的司法环境和警察的野蛮执法，才导致杨佳的铤而走险、以杀警察申冤。
上海暴力袭警案，无论对正值青春年华的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亲人，都是无可挽回的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某种意义上，此案可视为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而直指高度紧张的警民关系背后的制度性成因。中共当局把杨佳定性为“歹徒”或“暴徒”，而网络舆论把杨佳奉为“大侠”或“英雄”，官媒简单地谴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或冷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上海当局和中央政权的深刻自省，检讨警察制度的弊端以及警察执法的问题，检讨造成杨佳案和网络舆论的制度原因。
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而是“恶制苛政出刁民”。
不是刁民喜欢用暴力反抗政府，而是制度性暴虐逼出民间的暴力反抗。
不是“以官为仇”的民间思维带来“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民意，而是“以民为敌”的官权思维和专政工具的暴虐造就“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家中
案发后，人们纷纷在问：“究竟有多少深仇大恨，能让他做出以命易命的决绝选择？”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杨的动机，先有民间版本在网上广为流传，后有上海警方版本在官方媒体上发布。
民间版本提供的信息大致如下：去年10月，杨佳到上海旅游，租自行车代步，闸北分局警察怀疑他盗车，拦截查问，杨佳出示租车凭证，警察以看不清为由，强行把杨佳带回警局审讯长达六个小时，后来事情搞清楚了，杨被无罪释放。在警局内，杨据理力争，警察施以暴力逼供和殴打，以至于，他出狱后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其性器官严重受损，今后将无法生育。这对于一个年轻男性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于是，无辜受害的杨佳去闸北分局讨说法，要求赔偿3万元，但加害方只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杨拒不接受，屡次向闸北分局理论，警察们失去耐性，干脆不理他。该分局领导还曾恫吓他说：“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
上海警方出面否定的民间版本，并很快抓获了在网上发布民间版本的苏州男子郏啸寅。据郏交代，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他为了扩大其在网络上的影响，编造了上述故事。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民警执法有据，无不当之处。杨佳被带回芷江路派出所后，也没有遭到警方的虐待和殴打。为此，上海官方公布了去年10月5日的一段录音，记载了杨佳与盘查他的警察在街头发生争执。而杨佳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事后向公安督察部门多次申诉。大概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警方分别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对杨佳母子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未达成和解。在第二次赴京协商时，上海警方还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首先，尽管由于缺乏权威的信息来源，网上流传的民间版本并不准确，但并不影响杨佳严重受辱和多次申冤无果的大致过程。上海官方提供的信息貌似具有权威性，但从提供信息的主体看，官控媒体本身就不可信，何况还违反了当事人必须回避的中立原则。上海警方作为此案的当事人之一，按照涉案当事方回避原则，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信息发布，上海警方都不应该主导此案的调查和新闻发布，而应该聘请第三方调查此案，更应该开放媒体的自由采访报道，特别是让上海官方媒体之外的媒体介入此案的采访报道，这样才能让此案信息的透明。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上海警方不但垄断了此案的调查权与信息发布权，而且还为杨佳指定了律师谢有明。这位律师居然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闸北官方具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根本不适合担任杨佳的律师。除非杨佳本人或他的家人出面聘请身份中立的律师代理此案，否则的话，谢有明律师所透露的信息都不足以采信，他在法庭上的辩护也不可能有利于杨佳的权益最大化。如果上海警方继续垄断杨佳案的调查权和新闻发布权，那就等于利用公权力私吞了杨佳案，无论怎样辩解，也无法取信于民，更无法带来公正的审判。
其次，上海警方关于杨佳袭警原因的解释，含糊不清之处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1，警方的解释仅仅是单方面说辞，为什么不敢公开杨佳或杨佳的母亲的说法？2，上海警方仅仅公布了民警与杨佳在大街上争吵的录音片段，但为什么不公布全部录音？3，杨佳在派出所六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公布杨佳被带到芷江路派出所后的录音和笔录？ 4，如果杨佳没有遭到极不公正待遇，以至于在派出所内被警察殴打至重伤，他为什么如此执着地投诉？5，杨佳多次投诉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警方不敢公布投诉书？6，上海警方称杨佳的投诉都是无理取闹，为什么还要两次前往北京找杨佳寻求和解？杨佳为什么不接受警方的和解要求？
第三，除了以上疑点之外，即便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片段，也能证明警察的滥权。录音中，杨佳说话的火气确实不小，但这火气是警察滥权激起的。杨佳给警察看了租车凭证，警察检查后就必须放行，但警察却以看不清证件为由继续扣留杨佳，已经是滥权了；再把杨佳带到派出所关了六个小时，就是更严重的滥权。正如法学专家周永坤先生在“强国论坛”评论说：“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六个小时？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民（《法学专家周永坤对上海袭警案的看法》，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7228437&boardId =2）
第四，杨佳的母亲应该知道杨佳的作案动机及其申诉的内容，也知道上海警方两次来北京为何没有达成和解。但在案发后，上海警方以“协助调查”为由，强行把杨佳的母亲从北京带到上海，截至目前，这位母亲既不能在媒体上说话，也不能为儿子请律师。公众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位母亲被上海警方强行封闭在与世隔绝之中，事实上她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这位母亲将遭遇什么？是否遭到上海警方的胁迫而不得不违心地与上之合作？这一切，公众无从知晓。只要杨佳的母亲无法自由地与外界接触，无法为儿子聘请身份中立的律师，即便不久后杨佳的母亲出现在媒体上并说出不利于她儿子的证词，公众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些证词的可信性。
总之，如果杨佳案不能由第三方来调查取证，那就无法澄清诸多含混之处，被上海警方私吞的杨佳安，很难有司法公正可言，更无法消除公众的疑惑。在此情况下，民众根据网络信息和自身经验所形成的判断只能是：在中国现行的制度及其司法环境下，警民冲突的发生大都由警方的不公正执法引起，事后大都是平民上访，而警方屈尊下访则极为罕见。如果上海警方没有不公正对待杨佳，没有给杨佳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怎么可能两次屈尊来北京下访。而在杨佳一方，如果不是遭遇极不公正的对待，他怎么可能没完没了地多次申诉！如果不是多次申诉未果，他怎么会采取暴力袭警这样的极端手段来申冤呢！
基于以上种种，民间舆论的主流只能倾向于这样的判断：正是极为恶劣的司法环境和警察的野蛮执法，才导致杨佳的铤而走险、以杀警察申冤。
上海暴力袭警案，无论对正值青春年华的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亲人，都是无可挽回的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某种意义上，此案可视为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而直指高度紧张的警民关系背后的制度性成因。中共当局把杨佳定性为“歹徒”或“暴徒”，而网络舆论把杨佳奉为“大侠”或“英雄”，官媒简单地谴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或冷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上海当局和中央政权的深刻自省，检讨警察制度的弊端以及警察执法的问题，检讨造成杨佳案和网络舆论的制度原因。
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而是“恶制苛政出刁民”。
不是刁民喜欢用暴力反抗政府，而是制度性暴虐逼出民间的暴力反抗。
不是“以官为仇”的民间思维带来“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民意，而是“以民为敌”的官权思维和专政工具的暴虐造就“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家中
吴冠中：真正的艺术家都在苦难中成长
如今，吴冠中2007年新作展正在全国巡展，吴冠中为展览撰写了一篇题为《近照》的简短前言：“老人走向遥远，虽渐远渐小，却背影清晰。有人追去摄其影，老人猛回首，被摄了前胸。他笑说：我的衣饰及肌肉都是透明的，你恰恰摄了我的心肺。这里展出的，是其血淋淋的肝胆、心脏。”——这，也是现实里的吴冠中。
衣服是半旧的，绛红色衬衫，藏蓝色鸡心领毛衣，深灰色裤子，运动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元楼，简单的家具，略显狭窄的客厅。一切朴素得与他的名气是那么不配。4月29日，89岁的艺术大师吴冠中在北京方庄的家中，与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签订了捐赠协议，将66幅绘画作品无偿捐赠给上海美术馆。
本次捐赠的作品都是吴冠中精心挑选的代表作，包括《鲁迅故乡》等30件油画、《狮子林》等36件彩墨作品，时间上涵盖了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创作时期。这也是吴冠中迄今为止向国家文化机构捐赠作品最多的一次。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表示，上海美术馆将专门开辟吴冠中作品展厅，长期陈列吴冠中的捐赠作品。2009年1月，上海美术馆将举办吴冠中诞辰90周年作品回顾大展，全面展示他的绘画历程。
捐赠协议签署完毕后，吴冠中接受了本报采访。
我的画不是遗产，我的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国家
记者：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作品捐赠给国家？
吴冠中：我摸索了几十年，画了很多画，也许是有一些成绩吧，我要把更多的代表作捐给国家。这些作品需要让历史去检验，几十年后，我的作品如果是垃圾就会被淘汰，如果是宝贝就会被留下来。
我的儿子在新加坡，过去为了便于在国外展览，很多作品一直存放在新加坡，这次跟上海美术馆签了捐赠协议，会运回来。我常跟我的孩子们讲，我的画不是遗产，我的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国家。我到年龄了，已经快90岁了，再不捐我就走了（笑），捐了我就轻松了。
记者：曾经一段时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您的艺术，您甚至想把作品放到国外去？
吴冠中：当年，我考取公费留学的名额，去了法国巴黎，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当时我觉得旧中国黑暗腐败，对艺术不重视，心想，到法国我就能“飞黄腾达”了，我就再也不回国了。可是，有一次，我看到凡高写给他弟弟的话：“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再在巴黎道貌岸然地浪费年轻的生命啦！”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了，后来，经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我选择了回国。我希望回国后，能让真正的艺术在国内生长。
有段时间，我觉得西方博物馆是保存我作品的主要地方。但是，这些年西方的艺术发展得不快，还基本保持原地踏步。大英博物馆、巴黎赛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都给我办过个人作品展，我也留了一些画给他们，但现在恐怕还存放在仓库里。每个国家都重视自己本国画家的作品，美国重视美国的，法国重视法国的，日本每个县（相当于我们的省）的博物馆都收藏本县画家的作品……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要他们把你的画做大展、长期展出，不大可能。西方的博物馆不可能保护我的画，只有排斥。那么，把画放在他们的仓库里，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改变了想法，我要把最好的作品放在中国的博物馆里。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一共捐赠给国家多少幅作品？
吴冠中：截至目前捐了100幅以上。这次再加上2005年捐的6件，现在上海美术馆有我72件作品了。将来，如果上海美术馆地方大起来，我还可能再捐。
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美术的现状？
（聊到这儿，身材消瘦、安静温和的吴冠中像是变了个人，脸色发红，声音洪亮，挥舞双手，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吴冠中：当代中国美术的现状比较混乱，误区很多，可以说是“处处是误区”，我们是生活在夹缝里面，我们要做艺术，但这种艺术又不该是西方的艺术，可是，在中国的艺术里，又有很多不是艺术而是垃圾。我们过去走俄罗斯写实主义的道路，画家画画就停留在“画得像”的层面上，这样的画，是写真，不是艺术。
搞艺术要有感情，艺术是诞生于感情的。比如，我对你有感情，我就用各种办法，用眼神、用语言、用耳朵跟你交流。我画一个东西，不是画这个东西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个东西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告诉你，你一看就有新的感受。凡高画的向日葵，不是画向日葵的肖像，而是把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向日葵组合在一起，那是一种感情，不是向日葵本身。所以，艺术就是一种感受。
记者：您一贯对美协、画院这类机构的存在，公开表达不满。
吴冠中：是的。除了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画院。我们却有那么多画院，养那么多人，出来的作品很多都不行，因为，这类机构的设置，完全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集体下去，打着旗帜，跟老乡照相，这样做，老乡都不敢讲话了。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在苦难中成长的。诗人没有职业，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出很震撼人的诗，社会才关注他。美术也是这样，画家要吃得苦，才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这样的作品经过历史考验，才能流传下来。
记者：这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热，美术作品屡屡爆出高价。您的画作在国际大拍卖行也拍出天价。
吴冠中：一次拍卖会后，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一幅画卖到几千万了。我说，这个就像“心电图”，不准确。我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坏，要让历史来考验，拍卖的价格高低，跟我本人毫无关系。
记者：现在很多博物馆已经免费开放了，以后美术馆也要陆续免费开放，您怎么看？
吴冠中：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就怕博物馆里面没有好东西，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多半没有好东西。我们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一直都讲“关系”，比如，我当馆长了，我们关系不错，你的画我就收藏了；如果你画得很好，但我们没关系，也收不进去。所以我建议，博物馆、美术馆把所有藏品都拿出来晒一晒，让大众来投票，大家认为不好的，统统把它们拿走，这样就不会成暗箱操作了。
一个青年人学画的冲动，如果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才能让他学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化现状？
吴冠中：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搞国学。国学要研究，但不值得普及，因为它是死掉的文字、死掉的语言，死掉的文化不能复兴。我觉得，中学生学《论语》就没有必要，国学让研究所的专家们去研究就行了。
在文学艺术上，鲁迅曾用带引号的“国粹”两个字来讽刺没有创造性的旧东西，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多好东西，而且从官方到民间一直讲“保护传统，重视国粹，在继承传统上发展”。但是，儿子不要学老子，儿子要创造新东西。美国人不讲保护传统，只讲发展，重视创新才是价值，把老东西抄来抄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吃老祖宗的老本上。
记者：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创新？
吴冠中：就是要推陈出新，把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来。这过程，必须学习旧东西，把古人的智慧融化在你的脑子里，形成资料供你参考。但是，创造新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是用生命去冒险，要有殉道精神的。历史上，创造性东西多半是殉道出来的，包括科学艺术，布鲁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烧死了。学习艺术的人要献身于艺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
记者：现在每年有好多人报考艺术院校学美术，但是他们出来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您对学美术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
吴冠中：我的头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不学。一个青年人学画的冲动，如果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才能让他学。侯宝林的孩子就是偷着学相声，都成功了，这是典型例子。眼下艺术学院的盲目扩招，只会误人子弟。
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学画画的，学画作为爱好，可以，作为专业，就尽量别干，艺术家不是“从小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现在好多孩子很小就去少年宫，很小就练钢琴，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永远成不了艺术家。只有对艺术有深厚情感，历经磨难，才能对艺术有真正感受。艺术讲求的就是“不一样”。
他们至少是民间的，比学院里的更接近人民，更接近泥土
记者：3月初，您将您的2007年新作展首展，设在北京798这样一个民间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园地。为什么到798办展览？
吴冠中：当年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觉得画画特别高贵，特别神圣。有一次，我来到蒙马特高地那个举世闻名的卖画广场，一看，全都是卖画的人。那一刻我很心痛。回到学院，每当看到同学背着画夹画箱出门，就总感觉他们都要到广场上卖画去。那滋味让我很难受。我再没去过那个广场。自此，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艺术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高贵，艺术应该是人民的，大众的。
前几年，我去过798，也悄悄去过宋庄。在宋庄，我看了几个画家，当然每个画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在努力钻研，有的人在投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讲，他们至少是民间的，比学院里的更接近人民，更接近泥土。我也是学院出身的，但我觉得我还在民间这支队伍里面，所以，后来我决定在798做展，而且我也想看看，我的作品普通百姓是不是可以接受。
记者：您关注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吗？您是否认为，中国未来的艺术力量会在民间出现？
吴冠中：有可能的。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教条太多了，框框太多了，你根本不能动。现在开放了，民间的东西冲击了死规定、死规矩。现在这拨搞艺术的，有的是炒作出来的，有的刚露出点儿好苗头，但还不成熟，比如，有的人这幅画画得还不错，但是下一幅就不行了。几幅画都画成一样的，就自己重复自己了。但是，总的来说，希望还在他们身上。
记者：您如何看待海外留学艺术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吴冠中：海外留学很重要。当你留学后，就有比较，才知道我们传统的局限。我绝对不是反对传统，我们的传统也有好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糟粕。所以，任何文化都一定要交流。
我们那个年代，留学很不容易，很多人不懂外语，西方绘画虽能看一点儿，但没有语言交流，就不能有更深的领会。绘画有很多道理，如果只是看看，就只能学个表皮，有的甚至起反作用，最后出来的作品，就像是把茶倒进咖啡里，不伦不类。真正把东西方的东西都学懂了，懂得其中的精华，是很难很难的。林风眠就将西方的现代感和中国的传统结合得很好。你只有看完西方的大师原作之后，才能和我们的民族艺术有个比较，只有比较和交流后，才能真正成才。
衣服是半旧的，绛红色衬衫，藏蓝色鸡心领毛衣，深灰色裤子，运动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元楼，简单的家具，略显狭窄的客厅。一切朴素得与他的名气是那么不配。4月29日，89岁的艺术大师吴冠中在北京方庄的家中，与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签订了捐赠协议，将66幅绘画作品无偿捐赠给上海美术馆。
本次捐赠的作品都是吴冠中精心挑选的代表作，包括《鲁迅故乡》等30件油画、《狮子林》等36件彩墨作品，时间上涵盖了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创作时期。这也是吴冠中迄今为止向国家文化机构捐赠作品最多的一次。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表示，上海美术馆将专门开辟吴冠中作品展厅，长期陈列吴冠中的捐赠作品。2009年1月，上海美术馆将举办吴冠中诞辰90周年作品回顾大展，全面展示他的绘画历程。
捐赠协议签署完毕后，吴冠中接受了本报采访。
我的画不是遗产，我的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国家
记者：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作品捐赠给国家？
吴冠中：我摸索了几十年，画了很多画，也许是有一些成绩吧，我要把更多的代表作捐给国家。这些作品需要让历史去检验，几十年后，我的作品如果是垃圾就会被淘汰，如果是宝贝就会被留下来。
我的儿子在新加坡，过去为了便于在国外展览，很多作品一直存放在新加坡，这次跟上海美术馆签了捐赠协议，会运回来。我常跟我的孩子们讲，我的画不是遗产，我的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国家。我到年龄了，已经快90岁了，再不捐我就走了（笑），捐了我就轻松了。
记者：曾经一段时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您的艺术，您甚至想把作品放到国外去？
吴冠中：当年，我考取公费留学的名额，去了法国巴黎，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当时我觉得旧中国黑暗腐败，对艺术不重视，心想，到法国我就能“飞黄腾达”了，我就再也不回国了。可是，有一次，我看到凡高写给他弟弟的话：“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再在巴黎道貌岸然地浪费年轻的生命啦！”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了，后来，经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我选择了回国。我希望回国后，能让真正的艺术在国内生长。
有段时间，我觉得西方博物馆是保存我作品的主要地方。但是，这些年西方的艺术发展得不快，还基本保持原地踏步。大英博物馆、巴黎赛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都给我办过个人作品展，我也留了一些画给他们，但现在恐怕还存放在仓库里。每个国家都重视自己本国画家的作品，美国重视美国的，法国重视法国的，日本每个县（相当于我们的省）的博物馆都收藏本县画家的作品……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要他们把你的画做大展、长期展出，不大可能。西方的博物馆不可能保护我的画，只有排斥。那么，把画放在他们的仓库里，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改变了想法，我要把最好的作品放在中国的博物馆里。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一共捐赠给国家多少幅作品？
吴冠中：截至目前捐了100幅以上。这次再加上2005年捐的6件，现在上海美术馆有我72件作品了。将来，如果上海美术馆地方大起来，我还可能再捐。
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美术的现状？
（聊到这儿，身材消瘦、安静温和的吴冠中像是变了个人，脸色发红，声音洪亮，挥舞双手，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吴冠中：当代中国美术的现状比较混乱，误区很多，可以说是“处处是误区”，我们是生活在夹缝里面，我们要做艺术，但这种艺术又不该是西方的艺术，可是，在中国的艺术里，又有很多不是艺术而是垃圾。我们过去走俄罗斯写实主义的道路，画家画画就停留在“画得像”的层面上，这样的画，是写真，不是艺术。
搞艺术要有感情，艺术是诞生于感情的。比如，我对你有感情，我就用各种办法，用眼神、用语言、用耳朵跟你交流。我画一个东西，不是画这个东西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个东西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告诉你，你一看就有新的感受。凡高画的向日葵，不是画向日葵的肖像，而是把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向日葵组合在一起，那是一种感情，不是向日葵本身。所以，艺术就是一种感受。
记者：您一贯对美协、画院这类机构的存在，公开表达不满。
吴冠中：是的。除了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画院。我们却有那么多画院，养那么多人，出来的作品很多都不行，因为，这类机构的设置，完全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集体下去，打着旗帜，跟老乡照相，这样做，老乡都不敢讲话了。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在苦难中成长的。诗人没有职业，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出很震撼人的诗，社会才关注他。美术也是这样，画家要吃得苦，才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这样的作品经过历史考验，才能流传下来。
记者：这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热，美术作品屡屡爆出高价。您的画作在国际大拍卖行也拍出天价。
吴冠中：一次拍卖会后，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一幅画卖到几千万了。我说，这个就像“心电图”，不准确。我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坏，要让历史来考验，拍卖的价格高低，跟我本人毫无关系。
记者：现在很多博物馆已经免费开放了，以后美术馆也要陆续免费开放，您怎么看？
吴冠中：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就怕博物馆里面没有好东西，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多半没有好东西。我们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一直都讲“关系”，比如，我当馆长了，我们关系不错，你的画我就收藏了；如果你画得很好，但我们没关系，也收不进去。所以我建议，博物馆、美术馆把所有藏品都拿出来晒一晒，让大众来投票，大家认为不好的，统统把它们拿走，这样就不会成暗箱操作了。
一个青年人学画的冲动，如果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才能让他学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化现状？
吴冠中：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搞国学。国学要研究，但不值得普及，因为它是死掉的文字、死掉的语言，死掉的文化不能复兴。我觉得，中学生学《论语》就没有必要，国学让研究所的专家们去研究就行了。
在文学艺术上，鲁迅曾用带引号的“国粹”两个字来讽刺没有创造性的旧东西，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多好东西，而且从官方到民间一直讲“保护传统，重视国粹，在继承传统上发展”。但是，儿子不要学老子，儿子要创造新东西。美国人不讲保护传统，只讲发展，重视创新才是价值，把老东西抄来抄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吃老祖宗的老本上。
记者：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创新？
吴冠中：就是要推陈出新，把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来。这过程，必须学习旧东西，把古人的智慧融化在你的脑子里，形成资料供你参考。但是，创造新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是用生命去冒险，要有殉道精神的。历史上，创造性东西多半是殉道出来的，包括科学艺术，布鲁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烧死了。学习艺术的人要献身于艺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
记者：现在每年有好多人报考艺术院校学美术，但是他们出来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您对学美术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
吴冠中：我的头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不学。一个青年人学画的冲动，如果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才能让他学。侯宝林的孩子就是偷着学相声，都成功了，这是典型例子。眼下艺术学院的盲目扩招，只会误人子弟。
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学画画的，学画作为爱好，可以，作为专业，就尽量别干，艺术家不是“从小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现在好多孩子很小就去少年宫，很小就练钢琴，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永远成不了艺术家。只有对艺术有深厚情感，历经磨难，才能对艺术有真正感受。艺术讲求的就是“不一样”。
他们至少是民间的，比学院里的更接近人民，更接近泥土
记者：3月初，您将您的2007年新作展首展，设在北京798这样一个民间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园地。为什么到798办展览？
吴冠中：当年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觉得画画特别高贵，特别神圣。有一次，我来到蒙马特高地那个举世闻名的卖画广场，一看，全都是卖画的人。那一刻我很心痛。回到学院，每当看到同学背着画夹画箱出门，就总感觉他们都要到广场上卖画去。那滋味让我很难受。我再没去过那个广场。自此，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艺术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高贵，艺术应该是人民的，大众的。
前几年，我去过798，也悄悄去过宋庄。在宋庄，我看了几个画家，当然每个画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在努力钻研，有的人在投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讲，他们至少是民间的，比学院里的更接近人民，更接近泥土。我也是学院出身的，但我觉得我还在民间这支队伍里面，所以，后来我决定在798做展，而且我也想看看，我的作品普通百姓是不是可以接受。
记者：您关注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吗？您是否认为，中国未来的艺术力量会在民间出现？
吴冠中：有可能的。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教条太多了，框框太多了，你根本不能动。现在开放了，民间的东西冲击了死规定、死规矩。现在这拨搞艺术的，有的是炒作出来的，有的刚露出点儿好苗头，但还不成熟，比如，有的人这幅画画得还不错，但是下一幅就不行了。几幅画都画成一样的，就自己重复自己了。但是，总的来说，希望还在他们身上。
记者：您如何看待海外留学艺术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吴冠中：海外留学很重要。当你留学后，就有比较，才知道我们传统的局限。我绝对不是反对传统，我们的传统也有好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糟粕。所以，任何文化都一定要交流。
我们那个年代，留学很不容易，很多人不懂外语，西方绘画虽能看一点儿，但没有语言交流，就不能有更深的领会。绘画有很多道理，如果只是看看，就只能学个表皮，有的甚至起反作用，最后出来的作品，就像是把茶倒进咖啡里，不伦不类。真正把东西方的东西都学懂了，懂得其中的精华，是很难很难的。林风眠就将西方的现代感和中国的传统结合得很好。你只有看完西方的大师原作之后，才能和我们的民族艺术有个比较，只有比较和交流后，才能真正成才。
中国青年报
陈奎德：二十世纪的先知——海耶克——《海耶克》导言
一、「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
公元1989年——1991年，全球狂潮排击，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性红色帝国轰然崩颓。其时其刻，人们念念有词，其中，有一个名字不时飘荡于那片红色废墟之上。
那个名字就是：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海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中国大陆译为哈耶克）。
正是他，堪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最主要的先知，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海耶克的幸运在于，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亲眼目睹了他一生中主要理念的戏剧性实现。在经历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后，他在二十世纪所主要抗拒的邪恶——共产主义，终于溃败；共产统治的主要象征符号——柏林墙，转眼之间灰飞烟灭。历史之神居然如此眷顾，这对任何思想家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尽管学术界对他的理论仍然聚讼纷纭，但是，当他两年多之后去会见其自由主义先驱时，已经足资欣慰，可以死而瞑目了。
1994年，为纪念海耶克的经典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在其封面上，赫然印着：
「近半个世纪前，当海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如此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奈尔（Janos Kornai）在八十年代末期也写道：「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海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①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海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②
「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一位特立独行对抗举世狂潮的思想家获得如此盛誉，可谓不虚此生了。
从他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间算起，在海耶克学术生涯的六十多年中，其思想和学术涵括面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知识论和伦理学诸方面，其研究领域可以被概括地称为「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的统一理论体系。他在每一方面均非浅尝辄止，而是深刻犀利，入骨三分，真正当得上「博大精深」这一套语。特别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方面，其卓越建树在本世纪的影响既深且远，并于一九七四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自成一派振聋发聩的学术创获已改变了历史，刻在了二十世纪人类精神成就丰碑上。
二、思想渊源与传承
当然，海耶克的成就并非横空出世，并非空无依傍。他有其深厚的思想传承与学术传承。
他曾从师于维舍和米塞斯，研究经济学。同时又于192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J？U？D？），1923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Dr？ rer？ pol？）。1943年，海耶克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博士学位（Dr？ Sci？）（经济学），同年，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经济学渊源
海耶克学术思想的渊源，在经济学脉络方面，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由创立者孟格（Carl Menger）以及维舍（Friedrich von Wiesee）、庞巴卫克（Eugen von Bohm-Bawerk）并称三杰。后继并集大成者则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与海耶克本人。
在经济学上，海耶克通过维舍与米塞斯，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入手，研究货币理论与产业波动，由此从一个广泛的观点探讨自由市场秩序的运作及其理论假设，也即适当的运作功能所需要的法律与道德条件。于是，越出经济学的边界，从自由社会之哲学的发展途径上，进入政治理论与科学底哲学之领域，然后进一步考察这些预设的政治哲学依据，并在其中精心地提出若干在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明智抉择上非常重要的概念，从而进入更广大的学术领域，建立了贯通性的复杂精深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政治思想渊源
在政治哲学脉络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海耶克的影响，思想史上划分出了所谓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或两种启蒙运动传统）的对比，这一划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风云流传，成为对於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析模式之一。这两种传统，一个是英国传统（English Tradition），又称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另一个则是法国传统（French Tradition），又称法国启蒙运动传统。在海耶克看来，虽然二者以地理命名，但显然，对自由主义这两大传统的划分，主要依据的并不是地理的脉络，而是思想内涵脉络。
在这一划分的脉络里，海耶克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人。他继承了英国老辉格党人的自由主义（Whiggism）传统，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主要代言人。同时，针对二十世纪出现的对於自由主义的两种主要挑战——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作出了赋有原创性的深刻回应，并且幸运地获得了历史的辉煌而及时的回响。
所谓英国传统，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英国人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孟德维列（Bernard Mandeville）、弗格森（Adam Ferguson）、杜克尔（Josiah Tucker）、柏克（Edmund Burke）、佩利（William Paley）、阿克顿（Lord Acton）、巴柏（Karl Popper）；
法国人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cu）、康斯坦（Banjamin Constant）、托克维尔（Aleis de Tocqueville）以及图尔果（Turgot）、康非拉克（E？B？DE，Confillac）；
德国人康德（Immanuel Kant）、洪保特（Wilhelm von Humboldt）、席勒（Friedrich Schller）、卢朴克（Wilhelm Ropke）、萨维尼（F？C？von Savigny）；
意大利人维科（G？B？Vico）；
美国人麦迪逊（Madison）等。
这一英国传统还可以追溯到英国辉格党人直至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和古希腊雅典人。
所谓法国传统，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
法国人笛卡尔（唯理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s）、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孔多塞（MarquisdeCondocet）；
英国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高德温（William Godwin）、普利斯列（Joseph Priestley）、潘恩（Thomas Paine）；
美国人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旅法之后]；
这一法国传统还可追溯到罗伯斯庇尔（Roberspiere）和圣鞠斯（Saint Just）直至古希腊军事城邦国家斯巴达（Sparta）。
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批判的唯理主义，主张文明生长论和社会演化论，强调一种历史的、自然的、有机的、演化的和渐进的社会成长，尊重个人自由，尊重法治，反对无限地夸大理性的作用，反对人为的、全盘性的社会设计。
这一传统是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发端的（英国传统之名由此而来）。事实上，达尔文最初也是从苏格兰哲学家的著作中知道社会演化的概念的，并受其启发，创立了生物演化论。另外，英国的自由观念，还出自英国历史上法学家和法官们，如柯克（Edward Coke）和首席平衡法官霍尔（Chief Justice Hale）的经验和直觉：法律是长期的经验积累的产物，是人类发展出的最明智的典范之一。英国习惯法的实践告诉人们，长期的经验能够获得很多创见，由此所导致的法律上的裁决，往往是当事人的理性不能立刻看出其合理性之所在的，但从久远的效果而言，却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认为理性具有无限裁判能力，是一种理性万能论。它强调人类理性的一种超历史的对社会进行设计的能力，崇拜组织，崇拜人为建立的新社会，新秩序。
法国传统大部分本来源于解释英国制度的企图。故开初二者区别不显，而法国作家的诠释尤其众多。到后来，连在英国居领导地位的自由党人，其思想亦受到大量法国传统的影响。以至到了边沁哲学的激进派（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战胜了辉格党人后，愈加遮盖了这两种传统的差别。
然而，英法传统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区分二者也是极其重要的。举其荦荦大者，人们不难发现：
法国唯理主义者假定人有天赋的良善（natural goodness），即道德秉赋，以及智能秉赋，故而能铸造文明。而英国演化论者则认为文明是通过试错的过程（trial and error）累积而成，其中包含两个主要成分：一是世代相传的明确知识，二是更大的部分，已融汇为工具和制度的未经明确道出的知识，它是我们文明进展的基础。
法国的唯理主义者极其推崇「天赋」「与生俱有」等东西的全能性，对人的理性有极高的信赖。英国演化论者则深信文明的构造非常微妙而脆弱，必须依赖制度的力量来约束并导正人类的原始本能。这种制度并非人所设计，也非个人所能控制。制度正是适应协调社会上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和成长的。「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并非天赋自由，而是制度。
受法国传统影响的边沁（Jeremy Bentham）说：「任何法律都有害，因为每项法律都侵犯自由。」这一观点的逻辑后果是无政府主义。而英国传统则只相信法治下才可能有自由，它主张有限国家。
关于人性。英国传统比较接近基督教的观点，人必有误且有罪恶。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是「爱己」（self love），人生而具有惰性、放纵、愚昧和浪费等天性，只是由于环境和制度的驱迫，他才去选择取舍，谨慎地运用各种方式去达到目标。而法国的唯理派则对人性持天真的乐观态度，认定人有天赋的智能和善良，是一个运用理性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关于传统。凡是相信一切有用的制度出自于精巧的设计者，以及相信凡非出于人们有意识设计的一切事物，都无助于人类的任何目标者，必定是自由之敌。唯理论者如杰弗逊则认为：「前人先辈赋有超越的智慧，……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增删不可修正的。」这就杜绝了演化之路。英国演化论者相信制度中凝聚了众多人「试错」的历史经验，不是某一人所创发的。
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已构成了历史悠久的传统，人们遵守此类习俗，并不是出于命令或压力，很多自己甚至还未意识到，但它已经是此类习俗和道德的结果了。我们生活世界的秩序所以能维持，与上述习俗和道德能获得普遍的遵守有很大的关系。自动地无意识地遵守习俗、道德和有意识地服从法律，为一个自由社会运作的基本条件。
对于上述不具压力的习俗规范的遵守，还预留了其他变迁的空间。大多数人的遵守，固然是常态，但也有少数人，不顾社会习俗的普遍非议而我行我素，他亦享有法律下的自由。因为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有其弹性，因此渐进的演变和自发的生长才有可能。由于此可能性的存在，往后的经验才可能走向变化或改进。法律，由于具有强制性，因此是相对稳定的，带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它若变动，必须具备间断性和齐一性，一旦变动，则对所有人同时有效。
文化的发展，是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演化过程的结果。如果说本能比习惯和传统来得古老，习惯和传统就比理性来得古老；无论就逻辑、心理或时间先后顺序的观点来看，习惯和传统都是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他们的来源不是所谓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也不是直觉（intuition），更不是理性的理解（rational understanding），它们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就此意义而言，它们是人类经验的积累。尽管如此，它们并不是我们运用理性所归结出来的③。
而唯理主义者的想法则较为单纯而直接，只是简单地把习俗等看做社会进步的障碍，希图一举彻底扫荡之。这从他们对待「迷信」（superstition）的看法上，表现的最为清楚。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猛烈地抨击了已被证明为错误的观念，当然有其历史功绩。但如果将「迷信」一词用于称所有未证明为真的信念，则缺乏根据，并且遗害甚多。不相信已被证明为错误的观念，并不等于应当只相信已经证明为真的观念。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生活于社会中且希望有所成就时，必须接受某些共同信念。这与该信念是否真理关系不大。这些信念产生于过去积累的经验，但那些经验并不是某人能提出证据而确认的「真理」。事实上，有些过去的信念就曾被人们淘汰过。然而，我们不可能证实或否证一切目前还缺乏科学证据的信念。如果我们把一切尚未获得科学证据的经验统统束之高阁甚至决然抛弃，那将从根本上断送行动的可能和成功的可能。我们采取行动，并不必然以我们已经懂得其中的道理为前提。洞察理路当然是采取适当行动的一种方式，但并非唯一途径。「水至清则无鱼」。倘若我们将社会上存在的一切还未理解阐明的因素，一律铲除，则世界将变成一个单调、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极其恐怖。
以道德律为例。虽然道德律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们从何处来，将变成怎样，对我们有什么确定的影响。
唯理主义者认为自己已经洞悉了人性，所以很容易发现适合人性的道德。但是，他们所谓的「人性」，基本上是来源于人们从口头或书面交往以及思考中所习得的道德观念或行为观念。
任何创造和进化都是社会生长和文化生长的一部分，不可能无所凭籍地产生，它们有自己成长的土壤。所以，除了遵循共同规范外，我们别无选择。就此意义而言，道德律具有工具性，它协助我们获取其他的价值。我们不必就每一件特殊的事项，都去追问穷究其背后的存在之理。
当然，并不是来自任何社会的所有道德观，都会永远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一个部落的兴盛，可以追溯到其成员所遵循的道德律被全民族所接受，因而取得领导地位。但是也有固守其道德观而日益衰落的例证。指导社群的价值观孰优孰劣，全靠事实印证。自由社会的优越之处在于，由于人们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则某一价值观导致全社会衰落或灭亡的悲剧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衰落的趋势将自行得到修正，或仅限于自甘衰败的不切实际的人群。而那些能适应的人们，则调整方向，起而代之。而在无选择自由的社会，则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进一步的问题是，大多数同意的道德律，是否应强行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即：有无更一般的原则在前面所说的各种道德律之上？答案是：有。这就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人类经过长期「试错」调整后发展出来的最一般的原则中的最重要者。可以视之为政治行动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是一项「独立的价值」，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容许追问它在具体时间中是否产生有利的后果。在每一特殊情况下，人们都容易找出借口说削减自由可以得一些具体有形的实惠，但所牺牲掉的永远是未知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发现并确定理性的限度，为最重要而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保留不被控制的、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地，以便既运用理性，又不滥用理性。
反对唯理主义，并非主张非唯理主义（irrationalism）或神秘主义（mysticism）。实际上我们仍然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性，去裁定理性能够适当发挥功用的范围，即，明智地使用理性。实质上，指出传统的文化、器物，典章制度，风俗道德及一切广义的工具，都是出自历代人们的经验、智慧和理性凝聚成长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性是无法使之完全还原、重现的，是无法彻底推论出其所以然的。获得这一见识，本身就是高度运用理性的范例。
海耶克并不反对以理性去从事崭新的实验，所谓理性的滥用，典型的事例是指：政府拥有无所不至的、高度垄断的、压制性的权力，排斥其他一切独立的权力，排斥一切未经政府认可的新实验，并宣称自己具有超越性的智慧，不容许任何替代的方式存在，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通过竞争而出现较优方法的可能性。
简言之，一派从自发生长、压迫不存的条件下寻求自由的本质，另一派则坚信自由必须依赖一个绝对的集体目标实现后才可能实现；一派主张有机的渐进的半意识的生长，另一派则主张独断式的教条；一派推荐试错式的程序，另一派则追求强制有效的统治模型。
上述差别只是经过各自的历史后果出现，即演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态后才昭然于天下的：英国传统演变成了现代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法国传统经过未曾预料到的复杂演变，促成了社会主义或全权主义的制度的出现。
三、力挽狂澜重建古典自由
经济学成就
海耶克的学术活动经历了奥地利（维也纳）—美国（纽约）—奥地利（维也纳）—英国（伦敦、剑桥）—美国（芝加哥）— 德国（弗赖堡））—奥地利（萨尔茨堡）—德国（弗赖堡）这样一个地理迁移过程，其中在奥地利和英国居住时间最长。他出生成长于奥地利，在英国居住了二十年，并最後归化为英国公民。因此，他的基本心态、智慧和学术渊源主要与这两国的关系深远，仔细寻觅他的思想学术线索，也可以看出这两国文化的痕迹。
海耶克1924年由维也纳赴美在纽约研究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后，不久即返回维也纳，并于1927年就任奥地利商业循环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术集团。两年后，海耶克兼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发表其第一部专著《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从此其学术生涯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演及其出版物《价格与生产》引起广泛注目。1931年他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1938年归化英国国籍。此后，他发表了《货币的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纯资本论》（1941）等专著，建立起一套有关资本与产业波动的完备理论。而他自己非常看重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认为是自己在经济学上的原创性贡献。
在经济学上，海耶克于三十年代早期同凯恩斯（Keynes）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其分歧的要点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减少不稳定性，克服经济危机，并改善预期；而海耶克却认为政府干预从长远看必将束缚经济发展并使经济形势越来越坏。
从当时看起来，这场辩论表面上以凯恩斯的获胜而结束。这当然不是由于凯恩斯证明了自己的论点，而是在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大衰退。其时没有人会去仔细考察导致危机的原因，也无人有兴趣去研究经济是否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内重新振兴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从外部的干预，例如：严厉的金融管制，超常的贸易保护，大规模的国家福利政策等，翼图使经济起死回生。没有人再有兴趣听「市场的自发的调节功能」和「自发的秩序」之类被认为是陈旧的告诫了。于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以（民族）国家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希特勒主义崛起，它与共产主义一起，成为国家干预乃至统制经济的极端派别。甚至在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也兴起了以凯恩斯主义为特征的「新政」，例如在美国就有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上述趋势，只是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扭转过来。这是后话，下面我们将详细论及。
总之，分析海耶克与凯恩斯的分歧，也许可以追溯到双方的气质和民族背景上。凯恩斯是一个设计政策解决问题的人，而海耶克则更有兴趣于分析和推荐可以预防问题发生的法则与制度。海耶克曾经用一句格言来对比凯恩斯和他自己：「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无庸置疑，人类社会的成功管理既需要「狐狸」，也需要」刺猬」。而海耶克，正是这样一只巨大的「刺猬」。
政治哲学上的贡献
在海耶克作为思想家的生涯中，他对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是促成这一全球性潮流的衰落与终结的核心人物。
自1848到1948年，在这一百年里，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部分知识界领袖人物，二次世界大战后臻于顶峰。将来的历史学家或将把这一百年命名为欧洲社会主义时代。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有相当确定的内涵和纲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交付国家控制，使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并走向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社会主义者并宣称其生产的目的，是用途，而不是利润。
虽然社会主义有各不同派别的区分，例如有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派和主张渐进道路的费边派（Fabianism），但其间只是方法道路上轻重缓急的差别，二者的最终目标，并无不同。
由於所处时代的基本思潮背景，在英国伦敦执教期间，海耶克逐步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开始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勋业。他全面而深入地批判业已广为泛滥的集体主义思潮：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主编了《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1935），出版了《自由与经济系统》（1939），指出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性，阐述了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危害。为了追根溯源，他特别发表专著《科学反革命》，指出，以圣西门和孔德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后果，他们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助长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和发展。而上述实证主义主要导因于对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误解。于是， 1942、1943和1944年连续三年海耶克在《经济学》上发表《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厘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区别，批评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的信条。
1944年，海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一部捍卫自由，系统抨击社会主义的经典。在举世滔滔的社会主义浪潮前，它力拒狂潮，发出警告，指出了社会主义导致奴役的基本特征；它以其深刻的洞见，昭告天下；从而永垂青史，声震环宇。它被翻译成十一国文字，畅销于英美两国，风行于全世界，毁誉纷纭，引发轩然大波。但同时也引起全球性的对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入考察与思考，成为世界性讨论的热点。
1947年4月，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的培勒林山，海耶克发起组织培勒林山（亦译为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共有三十九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政评家出席，海耶克任首届会长。该学会会员有：原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米塞斯、鼐特（Frank H？ Knight）、巴柏（K？ Popper）和斯悌格勒（G？Stigler）等。学会是一个与海耶克有相近学术观点的强调自由的学者的集合，在海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0年，海耶克应邀赴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建构自由哲学的完整体系。作为准备性的工作，1951年发表有关思想史的《密尔与泰勒》，1952年发表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感觉秩序》，1955年发表有关法理学的《法治的政治理想》。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海耶克终于完成了他的煌煌大著《自由的宪章》，建构起了他的自由哲学的基本体系。以后，在七十年代，又写成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补充并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
海耶克的体系性著作《自由宪章》，作为密尔（S？J？Mill）上世纪经典著作《论自由》在二十世纪的姊妹篇，使他成了自己时代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也是最具原创性的自由价值的守护者。虽然，二十世纪曾涌起过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汹涌，但随後的历史发展表明，那已经不过是其彻底衰退前夕的泡沫政治的回光返照而已。
1962年，海耶克结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工作，应聘前往德国讲学，并成为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终身教授。1967年，他从弗赖堡大学退休。1974年，他又接受了萨尔兹堡大学名誉教授的位置并前往讲学。
四、自由主义的辉煌复兴
自由狂飙再起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类思想界的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典的自由主义开始了其历史性的伟大复兴。首先，最根本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困境、甚至经济灾难，并且这些国家内部都毫无例外地实施残酷的政治高压，其次，则是由於西方世界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这是与凯恩斯理论完全矛盾的，它使信奉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严重困难，此外，在那些民主福利国家（主要在北欧），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
於是，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其时以降，环望全球，从东到西，自由的复兴此起彼伏，席卷整个世界。先是，在远东的中国，在疯狂的毛主义的「文革」旋风停息后，以安徽省一个村庄的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危险，秘密立下生死文书，分田到户自主经营开始，以「四大自由」「三自一包」为出发点的中国经济自由化浪潮汹涌而起，随后，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和「尊重个人权利」，西班牙、菲律宾、南韩、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风云；……而在西方工业国家，最典型地象征潮流转换的就是美国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和英国撒切尔（Thacherl）政府的出现，及其它们引人注目的成功。这就是史称「新保守主义」（实即古典自由主义）潮流的兴起，也即社会主义衰落、凯恩斯主义退潮和海耶克风靡全球的时代降临天下。
至此，海耶克的论点已获得辉煌胜利。社会主义已在全球知识分子中丧失号召力，同时也被民众所抛弃。其中的主要失败原因不外如下三点：
1） 以社会主义的方法组织生产，生产效率远低于私有企业；
2） 社会主义并不比过去的制度有更高的社会正义，反而产生了独断的、无可逃遁的等级身分秩序。
3） 社会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它许诺的更大自由，而且产生了新的极权主义，其控制和压迫社会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君。
知识分子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全面剥夺了个人自由。
劳工阶级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贫穷以及他们与国家交涉的能力远低于过去与资本家交涉的能力。因为国家雇主的地位是唯一的、垄断的，劳工无从选择；同时，工会也已成了官方的一个附庸机构。因此，劳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还远不如前。
社会主义以许诺经济平等和经济安全为旗帜，他们看来确乎触摸到了一点人性的脆弱面。诚然，所有的人都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但是深入追究，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未能区分两类不同的安全概念：一类是有限的相对的安全，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对人民提供的最低限度的营养保障，因此不至于发生特权。而另一类则是绝对的安全，是无法对一切人提供的「一定的生活标准」，它要求把社会的全体生活水准拉成同等整齐。要达成后者，必须依赖国家强制性地对另一些人的合法收入进行剥夺，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最後造成经济的衰退、普遍的贫穷以及高度的国家控制。
这是海耶克用清晰的理论语言早就预言了的。而历史的进展一步步摊开了惊人的证据。
迟到的桂冠
为表彰海耶克在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及其高瞻远瞩，1974年，海耶克与孟德尔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年，海耶克已近八十高龄，与社会主义思潮搏斗一生的他，希望对社会主义来个总的清算。因此，他试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正式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另一方是主张市场秩序的理论家。辩题则为：「社会主义是否是错误？」但由于某些技术性理由，譬如应当如何遴选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难以解决等等原因，因而未能实现这场大辩论。然而，这一设想却促使海耶克写出并发表了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精辟而扼要地总结了他的基本思想，并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和创获。被列于《海耶克作品全集》之首，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广泛注意。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海耶克对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重要的发展。主要之点在於仔细绵密地分析了延续的秩序（The Extended Order）是人类群体生长出的奇迹般的极复杂结构，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间，对人类文明的保存和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这种延续的秩序是由一些中心价值和制度成规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规范。
海耶克在书中对唯理主义作了空前坚决的拒绝。他集中批判了近代西方的四个基本的哲学概念：唯理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过去几百年间，这四种信条一直是科学的时代精神的代词。而海耶克在其晚年这部著作中，对上述信条批判之彻底与坚决令人大为惊讶。这同他过去对於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褒扬，对巴柏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情都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照。他的逐渐疏离经验主义同他更深地倾心于不可知论构成了某种同步演化的思想历程。同时，海耶克也对在左翼思想阵营里极其时髦流行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批判，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异化说是如何反对现代文明而又无法逃离现代文明的。该书还包含有海耶克的语言批判，这是他过去的著作里所罕见的。作者分析了在社会主义者影响下，我们的语言如何被变形被毒化。我们应如何应付，以免受这种语言的牵引而进入社会主义思考的陷阱。
要言之，海耶克在本书中，围绕「延续秩序」这个中心概念，总结并发展了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深化和修正了他过去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剔除了原存在于其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成分，从而完成了他的独特体系。他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正在迅速走向衰落，而这一现象特别发生在已经实施共产主义的地区，只有在那些地方才有机会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幻灭，并使那些在西方一度时髦新颖的左翼理论成为笑柄，并被彻底扫荡之。
1984年，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提议和推动下，海耶克成为英国的荣誉院士。
历史的报偿
自1989年开始，仅仅在海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于1988年出版一年之后，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态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述全球性自由主义复兴迅速臻于顶点，海耶克的预言戏剧性地兑现了。这就是1989年至1991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溃灭。
这一大崩溃几乎是出乎所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专家学者的预料之外的。人们一直被一个巨大的问号所困惑：何以至此？
西方知识界之所以跌破眼镜的原因，与长期流行的两个神话有关：一个来自历史的类比，一个来自现实的观察。
第一个神话认为，现代人类世界，正在惊人相似地重复古希腊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帝国衰亡的两道覆辙。即，正象当年有较高文化的民主繁荣的雅典被军国主义的斯巴达所战胜一样，也正如繁华奢侈文明的古罗马被军事化的东日尔曼蛮族的入侵而消亡一样，现代自由民主繁荣而奢侈的西方世界也将被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共产主义阵营所击败。
而第二个神话则断言，根据来自现实的观察所获得的结论，鉴于共产党控制国家的严厉程度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消灭了民间社会，消除了任何反对力量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共产党存在的唯一性就保证了它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它就将不可逆转永世长存。而过去的经验，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阵营的扩张，文明古老的中国被内战染成红色，韩战的僵局，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失败，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特别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加强了这个神话蛊惑人心的力量。
於是，这两大神话犹如两朵浓重的阴云，笼罩在文明人类精神世界的上空。
然而，海耶克却是一个异数。虽然在其早年他曾为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而忧心忡忡，然而越到晚年，他反而越来越摆脱了焦虑和悲凉之雾的笼罩了。他以其独特的洞察力指出，正是在实验共产主义国家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变革力量。因为那里的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狂妄和压迫性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行不通的制度。而且那场实验的失败已经日益明显，无可掩盖了。
果如其言，1989年，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一次解除魔咒的潮流呼啸而起，扫荡全球。它证实了海耶克作为本世纪的先知的独特魅力，证实了其观察力之犀利与深远。
1991年11月，海耶克获得美国自由勋章。这是对他毕生的工作对自由事业的伟大贡献和影响的确认与表彰。
1992年，在目睹了人类历史上千年难遇的冷战结束后，海耶克那颗与自由事业息息相关的心赃，那颗一直随这场人类命运之战起伏跳动的心赃，也随之结束了跳动。他的生命与他全心关注的基本事业是同时划上阶段性句号的。
虽然他的学说还会引起绵延不尽的争论和批评，虽然各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仍然视他为老古董而对之不屑一顾。但是，历经苦难和沧桑的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千千万万民众，却对他投以极高的敬意；历史，无可争辩地眩人眼目地赫然站在他一边。海耶克已经获得了最辉煌的回报。在任何意义上，他都可以平静地阖上双眼了。
因为，人们可以在「先知」这个字眼最精确的意义上说：他是二十世纪的先知。
注释：
①From Robert Skidelsky's "After Serfdom"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gazine， September 20， 1996
②From F？A？Hayek， HAYEK ON HAYEK （Reverse Cov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③See Chapter 1， 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 London， 1988
狄马:汉语是怎样被阉割的？
胡适撰写公墓启
1916年的夏天，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凯约嘉湖泛舟游览。兴致正浓时，突然黑云压城，风雨交集，这帮青年男女就赶紧弃舟登岸，躲避风雨。慌乱中竟然弄翻了船只，弄湿了一个叫陈衡哲的女生的裙子。在场的男生任鸿隽就写了一首叫《凯约嘉湖上覆舟》的诗寄给胡适，内容不外乎“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看了此诗，很不以为然，认为死的文字不可能写出好诗。任不服气，就写信和他辩论起来，后来，哈佛的梅光迪也路见不平，加入到任的阵营，和胡适叫起板来。几个朋友就这样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张明信片地讨论起汉语的改革以至存废问题，最后竟掀起一场叫白话文的运动来。
白话通行以后，中国人口里说的和笔下写的基本取得了一致。一个生活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人，不管他的程度有多低，也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他识得一千个汉字，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书写，不需要经过从私塾到县学、府学十几年的训练。“我手写我心”，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不需要考虑对仗押韵、破题入典等繁难规则。一个贫寒之家过去要三个到四个劳动力的艰辛劳作才能供养一个读书人的生活消费，现在只需要两个甚至一个就够了。因为白话的通行使得知识的获得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了。比如，在文言文时代，一个男人要向一个女人求爱，得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写起，过渡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最后还要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现在只说“我爱你”就可以了；过去人们谈生意，先得讲“义利之辨”，最后还要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之类，现在只说“我想发财”就够了。
因而，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917年算起，白话文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大众语言差不多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白话文和它的使用族群一样经历了许多历史的潮涨潮落，甚至直到今天也有人说，“五四”激烈地反传统是错的，白话文不及文言简洁，也缺少文言的音韵美，但没有人敢说，文言淡出、白话畅行从方向上就是错的。因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尽管提倡者从阶级的观点看已经很不“草根”，看银行的存款，他们中有的甚至属于上流社会人士，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气量、他们着眼未来的目光使得他们超越了自身的利益羁绊，真正做到了大爱无疆。
我曾在一份旧报上，看到胡适为家乡安徽绩溪的一个墓园撰写的公墓启。这墓启的写作缘起是：1931年，安徽绩溪的地方贤达余亚青等42人，想在城区兴建一个“址源公墓”，就请当时绩溪籍的名人、著名学者胡适作为发起人并亲笔撰写了墓启。墓启不长，全文引用如下：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还做不到这样文明的葬法，只好在土葬上想出比较方便的公墓办法。公墓办法是选定公共的墓地，做好坟墓，由私家务价分葬，每棺只许占一定的地。这个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可免去私家寻地做坟的困难；第二，可以定时安葬，免得停丧不葬；第三，可以破除风水迷信；第四，可以省地；第五，可以省费；第六，可以稍稍讲究建筑的壮丽，墓树的培养，而不必由私人独力担任，可不愁损坏了无人过问。
徽州是风水之学的中心，所以坟地也特别讲究。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究竟我们徽州人民受了风水多少好处呢？我们平心想想，不应该及早觉悟吗？不应该决心忏悔吗？
现在绩溪县的几位明白事理的人，发起在本乡建筑公墓。这是最可喜的事。我盼望明事理的同乡都能热心赞助这件美事。
——民国廿年五月四日胡适
我不知诸位看了这墓启有何感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读完了，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无论是胡适，还是稍后的陈独秀、钱玄同以及周氏兄弟，都已经靠古文在社会上取得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古文中打拼了出来。按照人性趋利避害的原则，他们本不应该向给了他们荣誉和地位的古文开战；不仅不应该，文言文作为他们立身的资本，应该成为炫耀的工具、晋升的台阶才对，但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从古文中来，但却自废武功，肩住古文黑暗的大门，向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大声喝道：“此路不通！”
为了亲身践履他的白话文主张，这个实验主义大师，不惜用一种朴素得近乎简陋的语言书写白话，甚至连一个撰写公墓启的机会也不放过。我们今天不用说那些躺在课题经费上，靠“职称文章”糊弄人的学者、教授，就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敢不敢拿这样一种妇孺老幼皆可诵读的语体写文章？一代启蒙思想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良苦用心，即使在这样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公文中也毕显无遗。
被伤害的汉语
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但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因为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和衬词都省掉，最后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诸位知道，我国早期的字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样一来，不要说写长篇小说，就是记录政府工作报告，也得尽量省字。如果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年终总结时，拿着稿子一念两小时，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汉代以后文字记在竹简和布帛上，那也相当昂贵。如果把政府要员每天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史”，最后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识形态的“巫”和“史”，还是后来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目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我们乡下人有病瞧不起医生，就请神汉来画符。符上的字没有人能识得，但神汉们说，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没有人能识得。一个木匠、瓦匠来家做工，总要把他的行当说得神乎其神，说窗子上的图案有讲究，做上一个不吉的鸟，就要全家遭病。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窑时，说只要他将铁器留在窑洞的砖瓦间，这家人就会有灭顶之灾。主人吓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钱就不敢还价。知识分子故意要将文章作得谁也看不懂，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原因也在这里。你看人家不仅仗打得好，就连文章也作得这么通俗易懂，还不卷起铺盖跟他走么？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诸如，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历史观、人生观，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重新解释。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唯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如唐的武则天，就造了好几个字玩，“曌”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这东西惰性很强，硬要当仓颉，没有人买账。最好的办法是仍然沿用旧的字眼，但完全改变这些字词的意义。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学课上，教授让三个学生分别采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来，结果三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让学生第二次出去，采集一种叫“植物”的东西，结果每个学生都空手而返。因为他们不知道“植物”是什么东西。
1958 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作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
在这儿， “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层、锻炼、表扬、批判、进步、落后、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献、牺牲、组织、作风、做工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这种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全面伤害。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当然，更多的是与“人民”一样，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全看有权使用它的人当时的需要。有时一个词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们之所以还被继续使用仅仅是因为极权主义领袖和他的宣传家不能另造一套汉字。
白话文与“学报体”
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以后，人们逐渐弄懂了这些词的本来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手段变得更为便捷。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极权主义者从此变得善良，有意对自由思想、独立言论网开一面，而是说在书写和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的今天，旧有的封锁、查禁、垄断书号、强求舆论一致的做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官话还在讲——世界上有官就会有官话——但底气已经不足了；谎言还在继续，但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时，就像其他任何有机体一样，极权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新的代理服务器。旧的打手、旧的阵地、旧的“棍棒+威吓”的手段，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要让人们相信并为之服务的价值仍然是正确的，必须要说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至少要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在他们群体当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过洋的偶像级名人也和他们持有的目标价值一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学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硕士，豢养在各个学术机构里的作家、学者，就这样戴着浆洗过的假发披挂上阵了。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宣传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步骤是：1，意识形态部门通过控制出版和“核心期刊”来控制这些作家、学者的发表权；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根据这些作家、学者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来控制他们的职称与官位； 3，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后勤部门根据职称与官位发放猪肉、房子和逢年过节的赏钱。
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规范”都是以“学术语言”来实现的，因而控制和修订这些“学术语言”的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以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些“学术语言”的无聊、枯燥与乏味是十分困难的，但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比如，张大娘进城卖鸡蛋，他们说“论张氏高龄妇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货币与鸡卵的等价兑换”；两条狗在野地里交配，他们说“两只犬科哺乳动物在地表的裸露处以身体语言表达情爱进而实现生命的创造与传递管窥——兼与某教授商榷”；……我手头拿一本社科杂志，随手一翻，就翻到这样一个标题——“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请问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这些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水果刀可以削苹果，也可以杀人一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诚然，不是所有学界中人都喜欢“学报体”，就像在文言时代，也未必人人喜欢八股文一样，但端着体制的饭碗，捞到里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人，又有几个真正走出来了呢？
我读文学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至少是在中国，都是由落榜生写的。《红楼梦》不消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生活的乱世，恐怕是想参加高考都没有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多次参加过高考，但到“乡试”这一级，就再也考不上了，地方政府看他可怜，三十几岁时给补了个“岁贡生”，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定向委培”，毕业了不包分配。最差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年考了个秀才，看清了“科场”的卑污实质，就终生再没有经过“科考”。晚年住在南京，生活穷困潦倒，冬夜没有柴烧，就绕南京城墙跑几十圈取暖。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时不可能也不想，撇开八股文用白话写作。原因很简单：“白话”不是科举应试语体，用今天的话说，不符合“学术规范”，不能升官发财；“小说”也不是科考项目，不能评职称，更不会发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费也不行。只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间寻找灵感和素材，从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有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活的工具”当然是指白话文，但问题是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产生“活的文学”。中国人要想写出“活的文学”，必须要敢于抛弃因袭的重担，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造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2008年4月14日～23日 草于长安饮马窟
──《观察》首发
杨继绳：中国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 编者按：作者在中国市场经济之初，便提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但今天权钱交换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色。各级掌权者及其子弟家族和商家的关系极为强势，加深社会不公的危机。而强人政治的结束，改革更趋艰难......本文对改革三十年的困境作出深刻分析。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裤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都有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式的。如小布殊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但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殊或家族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能不让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否则，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经济改革了，公权力没有改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如果球场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高干子弟在权力市场广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这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二十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公平问题。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因为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印尼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样板
一九九八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导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二十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许多经济领域，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清盘，就要涉及大批小股民的利益。反腐败难度很大。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因此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其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一九六六年的七十美元增加到一九九六年的一千一百六十美元。但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式游戏。
权力与金钱强势结盟二例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三十个年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大量国有财富。他们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他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
以公务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三百五十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三千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被官员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机私用。一九九八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二○○五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五百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六千多亿元。而二○○五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六千一百零四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七百六十一亿元，国防费用为一千八百一十七亿元。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
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九六年政府硬性规定，到九八年七月一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一九九八年以后，按每平米一千四百八十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六千元左右）。二○○七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四千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却被官员吃掉。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藉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杨继绳：新华社资深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裤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都有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式的。如小布殊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但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殊或家族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能不让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否则，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经济改革了，公权力没有改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如果球场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高干子弟在权力市场广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这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二十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公平问题。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因为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印尼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样板
一九九八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导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二十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许多经济领域，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清盘，就要涉及大批小股民的利益。反腐败难度很大。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因此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其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一九六六年的七十美元增加到一九九六年的一千一百六十美元。但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式游戏。
权力与金钱强势结盟二例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三十个年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大量国有财富。他们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他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
以公务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三百五十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三千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被官员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机私用。一九九八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二○○五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五百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六千多亿元。而二○○五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六千一百零四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七百六十一亿元，国防费用为一千八百一十七亿元。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
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九六年政府硬性规定，到九八年七月一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一九九八年以后，按每平米一千四百八十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六千元左右）。二○○七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四千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却被官员吃掉。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藉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杨继绳：新华社资深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郑恩宠:六四和国民党政治反攻
● 蒋经国八七年六四以政治反攻的构思决定开放大陆探亲，邓小平八九年六四镇压学运，两个六四的历史功过，谁来评说？
二○○三年六月四日，是六四惨案十四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之前，我与东八块的居民揭露了周正毅，牵出陈良军、陈良宇和黄菊，又向海外媒体透露了江泽民当过工程师和厂长的上海益民一厂工人上街堵路、情愿、罢工的情况，得罪了新上海帮。六月六日上海当局将我刑事拘留入狱，我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服刑七个月，直至二○○四年一月十四日转到提蓝桥监狱服刑。
今年六四再读一遍蒋经国
在这七个月七天中，每个月新华书店都要到看守所一次，向犯人推销革命红色说教的书。我至今保存了一本二○○一年九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松林着的《晚年蒋经国》。这本按大陆中共宣传部门严格审查和 统一口径出版的书，我看了好几遍，今年六四期间我又看了一遍。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马英九完成《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的报告，六月四日将该案依「总统府」内公文作出程式正式提交蒋经国签呈。蒋经国赞同与嘉许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是以台湾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进步向大陆展开「政治反攻」的提法，目的是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经济开放，成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该书第三百九十二页至三百九十四页，曾详述国民党开放大陆探亲的决策过程。
五月下旬，蒋经国在例外接待外宾后，特将担任第一局副局长的英文秘书马英九留下，询问他对最新政情及舆情的意见。马英九答称：最近立法院及舆论均强烈要求政府开放老兵返乡探亲，政府应考虑积极回应。蒋经国听后，要马与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联系，并尽快研究开放大陆探亲的可行性方案。
六月二日马英九完成《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究》初稿，经总统府第一文胆副秘书长张祖诒修正，于六月四日将本案正式提出签呈，并经张祖诒、沈昌焕层层转呈蒋经国核处。马英九出于保密起见，私下将该草案定名为「颖考专案」。所谓「颖考」，乃取材于《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一篇。讲郑国发生内乱，郑庄公打败其弟段于鄢，并放逐其母姜氏，而郑国大夫颖考叔以事亲至者感动郑庄公，并促成郑庄公与其姜氏重逢团聚的故事。
马英九李焕直接策划颖考专案
「颖考专案」出炉后，蒋经国指示李登辉与马树礼，分别从党政系统的立场，进一步研拟因应方案的具体做法。七月份马树礼去职，李焕接掌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策划开放大陆探亲案，并很快订出了原则方案。当蒋经国将方案交总统府研议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是限制开放探亲还是普遍开放民间交往。
一派观点主张，把开放探亲看做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将开放、观光、体育交流。他们主张两岸官方关系仍坚持「三不政策」，而民间则开放接触，使台湾两岸由封闭进入互动关系，由紧张对峙进入和平竞赛。开放探亲事实上等于打破两岸的封闭关系，今后的关系如奔腾的江水，不易再阻拦。他们还认为：台湾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已有优越性，可以经由积极开放的大陆政策对大陆进行「政治反攻」，开放接触对台有利无害。立委孙胜治就曾说过，政府常花数千万元将台湾的富足及安乐用空飘介绍给大陆同胞，如果再开放探亲，这些进入大陆的人将是「免费宣传者」。同时，开放对大陆的接触，也有助于减低台湾人对大陆的疏离感，从而减少「台独」的影响。
这一派观点的首倡与代表者应是李焕。九月四日，李在高雄市党部发表的讲话表述了上述主张。他还宣称：「这种政治反攻，绝对不是要取代大陆上的中共政权，而是要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经济开放，使中国解除共产主义的桎梏，成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李焕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与气魄，有人说这是与李焕一贯作风相一致的，同时也是蒋经国对他支持的后果。当李焕提出上述观点后，蒋经国深表「赞同」与「嘉许」。
《晚年蒋经国》发行七年未禁书
《晚年蒋经国》这书在大陆出版发行至今已有七年，没有听说这本书成为禁书。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国民党决定开放大陆探亲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可能是时间上的巧合。今年「六四」已十九周年了，蒋经国政治反攻的预言是否应验？得由世人和历史来评说。
诺贝尔和平奖授给活人不授逝者，否则我要投蒋经国一票。如果不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坦克冲进天安门，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变为当代中国腐败的总设计师，我早就投他了一票。现在就看上海当局能否公开我在看守所、法庭和监狱中受审、辩论的全部档案和视听资料了。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军事上的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任何个人、组织、集团和政党都不可能永远垄断真理、垄断政治、垄断历史和文化。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人要举行隆重的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活动，如果这是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也应用这条标准来检验邓小平的后期实践，也应用这个标准检验一下两岸关系。
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只用一次，用来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树立邓小平的权威，用来树人神、造党神、建神党。只能证明有些人拿真理标准来作为打击别人的武器，真理被少数人所垄断。
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当年要高举反苏共修正主义的大旗，目的是想打破苏共对于「马列主义真理」的垄断。当年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为什么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目的之一是想打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真理」的垄断。毛泽东等为什么要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目的是想打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抗战的垄断权。
毛泽东为什么说，他不相信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他想成为第二个太阳。无非是指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是太阳，我延安的毛泽东也是太阳。毛泽东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乱神论者。
《圣经》：「虚谎的舌恨他们压伤的人，谄媚的口坏人的事。」谎言千遍成不了真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两岸当局和人民都想搞好美国的关系。美国前总统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都欺骗一部份人，却无法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事实证明，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同一时期欺骗所有地点的人。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证明，什么时候社会实行多元和宽容的新政，什么时候中国的民族在地球上相对强盛。
台湾二次实现和平政党轮换，不是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胜利，不是台湾民主的胜利，是中国十三亿人的胜利，是中国和世界民主制度的胜利。
转载自：《开放》杂志7月号
二○○三年六月四日，是六四惨案十四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之前，我与东八块的居民揭露了周正毅，牵出陈良军、陈良宇和黄菊，又向海外媒体透露了江泽民当过工程师和厂长的上海益民一厂工人上街堵路、情愿、罢工的情况，得罪了新上海帮。六月六日上海当局将我刑事拘留入狱，我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服刑七个月，直至二○○四年一月十四日转到提蓝桥监狱服刑。
今年六四再读一遍蒋经国
在这七个月七天中，每个月新华书店都要到看守所一次，向犯人推销革命红色说教的书。我至今保存了一本二○○一年九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松林着的《晚年蒋经国》。这本按大陆中共宣传部门严格审查和 统一口径出版的书，我看了好几遍，今年六四期间我又看了一遍。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马英九完成《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的报告，六月四日将该案依「总统府」内公文作出程式正式提交蒋经国签呈。蒋经国赞同与嘉许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是以台湾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进步向大陆展开「政治反攻」的提法，目的是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经济开放，成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该书第三百九十二页至三百九十四页，曾详述国民党开放大陆探亲的决策过程。
五月下旬，蒋经国在例外接待外宾后，特将担任第一局副局长的英文秘书马英九留下，询问他对最新政情及舆情的意见。马英九答称：最近立法院及舆论均强烈要求政府开放老兵返乡探亲，政府应考虑积极回应。蒋经国听后，要马与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联系，并尽快研究开放大陆探亲的可行性方案。
六月二日马英九完成《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究》初稿，经总统府第一文胆副秘书长张祖诒修正，于六月四日将本案正式提出签呈，并经张祖诒、沈昌焕层层转呈蒋经国核处。马英九出于保密起见，私下将该草案定名为「颖考专案」。所谓「颖考」，乃取材于《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一篇。讲郑国发生内乱，郑庄公打败其弟段于鄢，并放逐其母姜氏，而郑国大夫颖考叔以事亲至者感动郑庄公，并促成郑庄公与其姜氏重逢团聚的故事。
马英九李焕直接策划颖考专案
「颖考专案」出炉后，蒋经国指示李登辉与马树礼，分别从党政系统的立场，进一步研拟因应方案的具体做法。七月份马树礼去职，李焕接掌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策划开放大陆探亲案，并很快订出了原则方案。当蒋经国将方案交总统府研议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是限制开放探亲还是普遍开放民间交往。
一派观点主张，把开放探亲看做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将开放、观光、体育交流。他们主张两岸官方关系仍坚持「三不政策」，而民间则开放接触，使台湾两岸由封闭进入互动关系，由紧张对峙进入和平竞赛。开放探亲事实上等于打破两岸的封闭关系，今后的关系如奔腾的江水，不易再阻拦。他们还认为：台湾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已有优越性，可以经由积极开放的大陆政策对大陆进行「政治反攻」，开放接触对台有利无害。立委孙胜治就曾说过，政府常花数千万元将台湾的富足及安乐用空飘介绍给大陆同胞，如果再开放探亲，这些进入大陆的人将是「免费宣传者」。同时，开放对大陆的接触，也有助于减低台湾人对大陆的疏离感，从而减少「台独」的影响。
这一派观点的首倡与代表者应是李焕。九月四日，李在高雄市党部发表的讲话表述了上述主张。他还宣称：「这种政治反攻，绝对不是要取代大陆上的中共政权，而是要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经济开放，使中国解除共产主义的桎梏，成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李焕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与气魄，有人说这是与李焕一贯作风相一致的，同时也是蒋经国对他支持的后果。当李焕提出上述观点后，蒋经国深表「赞同」与「嘉许」。
《晚年蒋经国》发行七年未禁书
《晚年蒋经国》这书在大陆出版发行至今已有七年，没有听说这本书成为禁书。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国民党决定开放大陆探亲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可能是时间上的巧合。今年「六四」已十九周年了，蒋经国政治反攻的预言是否应验？得由世人和历史来评说。
诺贝尔和平奖授给活人不授逝者，否则我要投蒋经国一票。如果不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坦克冲进天安门，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变为当代中国腐败的总设计师，我早就投他了一票。现在就看上海当局能否公开我在看守所、法庭和监狱中受审、辩论的全部档案和视听资料了。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军事上的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任何个人、组织、集团和政党都不可能永远垄断真理、垄断政治、垄断历史和文化。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人要举行隆重的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活动，如果这是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也应用这条标准来检验邓小平的后期实践，也应用这个标准检验一下两岸关系。
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只用一次，用来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树立邓小平的权威，用来树人神、造党神、建神党。只能证明有些人拿真理标准来作为打击别人的武器，真理被少数人所垄断。
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当年要高举反苏共修正主义的大旗，目的是想打破苏共对于「马列主义真理」的垄断。当年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为什么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目的之一是想打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真理」的垄断。毛泽东等为什么要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目的是想打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抗战的垄断权。
毛泽东为什么说，他不相信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他想成为第二个太阳。无非是指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是太阳，我延安的毛泽东也是太阳。毛泽东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乱神论者。
《圣经》：「虚谎的舌恨他们压伤的人，谄媚的口坏人的事。」谎言千遍成不了真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两岸当局和人民都想搞好美国的关系。美国前总统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都欺骗一部份人，却无法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事实证明，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同一时期欺骗所有地点的人。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证明，什么时候社会实行多元和宽容的新政，什么时候中国的民族在地球上相对强盛。
台湾二次实现和平政党轮换，不是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胜利，不是台湾民主的胜利，是中国十三亿人的胜利，是中国和世界民主制度的胜利。
转载自：《开放》杂志7月号
杨莉藜:如果堵死了和平变革的路
“我反对使用暴力，因为暴力看似有益，但益处很短暂，留下的恶果却很持久。”非暴力运动的开山祖圣雄甘地这样表述他选择非暴力的缘由。自从他在1920年代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理念并付诸行动，最终推动了印度的独立自由以来，非暴力成为文明世界认可的实现社会变革的主要途径。1950和1960年代，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非暴力运动，反对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和歧视。他的努力促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这是非暴力运动又一次颇具影响的成功尝试。
当世界步入政治文明的轨道，中国总是鬼使神差地慢上若干个节拍。当圣雄甘地发起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喜玛拉雅这边的中国仿佛嫌一个革命党不够闹心，又借着十月革命的炮响，从苏俄复制了又一个革命党。从此两党厮杀数十年，最终以手腕子最毒辣者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也从此踏上了万劫不复的道路。1960年代，暴君毛泽东风闻非洲裔美国人向华盛顿进发，按捺不住地幸灾乐祸。他推想，非洲裔美国人就要占领首都，人们革命简直指日可待。在这样一个暴力得鼎，暴力治国的皇帝眼里，非暴力的概念——如果有人斗胆告诉他——简直是天方夜谭。
毛之后，红色皇帝又历三世，任凭世界文明潮流浩浩荡荡，这些政治机器人膜拜与炫耀暴力的痼习不曾有明显的消减。严打、六四、捕杀异议人士、压制维权抗争，剿灭藏人、镇压宗教信众……每一位红色皇帝的手上都沾着无辜者的血ᦁ
当世界步入政治文明的轨道，中国总是鬼使神差地慢上若干个节拍。当圣雄甘地发起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喜玛拉雅这边的中国仿佛嫌一个革命党不够闹心，又借着十月革命的炮响，从苏俄复制了又一个革命党。从此两党厮杀数十年，最终以手腕子最毒辣者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也从此踏上了万劫不复的道路。1960年代，暴君毛泽东风闻非洲裔美国人向华盛顿进发，按捺不住地幸灾乐祸。他推想，非洲裔美国人就要占领首都，人们革命简直指日可待。在这样一个暴力得鼎，暴力治国的皇帝眼里，非暴力的概念——如果有人斗胆告诉他——简直是天方夜谭。
毛之后，红色皇帝又历三世，任凭世界文明潮流浩浩荡荡，这些政治机器人膜拜与炫耀暴力的痼习不曾有明显的消减。严打、六四、捕杀异议人士、压制维权抗争，剿灭藏人、镇压宗教信众……每一位红色皇帝的手上都沾着无辜者的血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