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小时代 大人物 微动力
——在2009年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昨天，我和大家一样，在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连州。晚饭时品尝到了著名的“连州腊肉”。说到腊肉，想起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标语：“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赏华南虎照，品镇坪腊肉”，这是2008年网民的一场空前狂欢。很可惜，腊肉的余味在喉咙间尚存，2009年，我们被奉上了一道名为“老妈蹄花”的大餐。在这不寻常的一年的年末，我们聚会在连州，共品连州腊肉，让我们感谢十方神灵，我们来了，聚了，吃了，喝了，就是最大的快乐！
前几天，digitalboy在Twitter上说，“胡泳，将在2009网志年会做第一场演讲，《自由泳不是胡泳》。”然后他自己又批注说：“后半段是谣言”。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要永远记住，网络上的消息是真假参半的。说他这个话真假参半，是因为，我的确在下面的主题演讲中不会讲到自由泳，但是，我会讲到自由。
我的演讲题目是：《小时代，大人物，微动力》。
小时代
郭敬明
最近看很多育儿书，甚至把前两年买的王朔的《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翻出来看，昨天在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翻开《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看到这样一段话，讲到如何划分时代，王朔说：“说到大陆地区，有佯狂时期，党同伐异时期，全体变成孙子时期，假装不是孙子时期和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我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以怎样的命名？我想来想去，觉得郭敬明的一个说法其实蛮贴切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小时代”。
2008年，郭敬明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小时代1.0折纸时代》。做书的人是这样吹的：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这座风光而时尚的城市为背景，讲述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从小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先后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是一部当下时尚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郭敬明自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趴在被窝里的渺小的人物”。郭敬明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他后四部的创作。体例类似于美国连续剧，分第一季和第N季，内容风格分别用1.0、2.0等区分，用“小时代”中“小人物”的视角，反映大时代的都市变迁和人物命运。我们北大的评论家张颐武说，《小时代》的出现和创作、运营模式，无疑是2008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当然，这话信不信由你。
郭敬明的粉丝读后说：凄美！华丽！忧伤……这样的评语，让我想起郭的小说的名字《悲伤逆流成河》，又想起他在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夏至未至》中，将自己描写成了一个帅气、温柔、“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的男孩。
其实，小说的内容，用两个词组可以简单概括：时髦的大上海，混乱的大学生。一本关于大学生的小说，男女关系乱七八糟，读起来像是一本国际时尚名牌的解释字典，D&G、DIOR、CK、H&M等国际品牌反复出现，好似一种炫耀，充满了赤裸裸的物欲与拜金。
今年7月25日上市的《人民文学》600期专号，因收入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而脱销。小说是从“车从南京西路上开出来已经半个小时了”开始讲起的。车主是一个刚刚取得驾照3个月的新司机，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刚刚年过20的人，而其所开的车是“宝马750Li”。“八月热辣辣的阳光从挡风玻璃上迎面朝我撞过来，视线里一直都是这样仿佛曝光过度的照片般的视觉效果。”这个调调的确让我有点忧伤，因为我，枉自比郭敬明年长了这许多，压根都不知这车长啥样儿。
当然，还有一色穿戴名牌的少年，也让我忧伤。郭敬明让他的年轻的主角们生活在繁华的上海，过着养尊处优、极其奢华的生活，但还要告诉大家这些小孩是不幸福的。正如他自己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当代最成功的作家”却还是不开心一样。在郭敬明的小说里，男生一再幻想自己就是王子，而家境不好的女生相信一定会有王子爱她爱得死心塌地。对此，我只能引用郭敬明的同龄人韩寒对他的批评：“事实上，郭敬明提供的道路不能让人开心，他告诉人家爱马仕有多好（顺便说一句，爱马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以他的读者的购买力，可能买本他的杂志都够呛了，你给他灌输这种思想，而且看他书的孩子还小，多是90后，他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对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分对错，但是分贵贱，他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是你有一个理想，可能物质实现得了，可能物质实现不了，但是他给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用郭敬明的话讲，就是要“活得很物质”。
我非常想避免像一个唠叨的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批评我们的下一代，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郭敬明就是在“小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好像很西方和很现代，说起“美国偶像”和“变形金刚”如数家珍，其实心态是很守旧的和畸形的。譬如，抄袭剽窃被判决后，郭敬明接受赔款判决却拒绝道歉，反映了他极端缺乏公民意识，更说不上有“法律高于一切”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反而是80后作家中相对清醒的一个，那个叫张悦然的女孩出来批评郭敬明的这种举动，“因为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义、正义、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
这种外表和心态的分裂绝非郭敬明一人所独有。从来没有这样一代中国年轻人——表面上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彻底地全球化了，然而，这并不能打破一个悖论：他们在物理世界已经获得很大自由，包括可以任职于跨国公司，出入国门学习和旅行，但是在精神上并不能自由思考。他们向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社会环境，可是，他们的心态是跟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2008年三四月份发生了西藏事件和若干西方主要城市抵制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以80后为主体的境内外中国青年，通过网络迅速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所谓“四月青年”运动。这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这其中，有个著名的网站叫做Anti-CNN.com，旨在收集、整理并发布西方主流媒体作假诬陷中国的证据。在它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一段十分醒目的话：
公元2008年10月20日 中国青年报撰文《“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文章随后被新华网转载并更名为《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引起强烈反响。
有人评论说，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他们“被正义感所呼唤而挺身站起”， “得益于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不会像上代某些人那样迷失在西方作为霸权手段的伪学说丛林当中浑噩一生”；同时，他们“从容地要求公正，执著地坚持正义，克制地展开竞争，他们有着比前辈们更好的知识准备和更成熟的理性”。
果真如此吗？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80后”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酣畅挥洒着他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然而其诉求却是，要伟大祖国剥夺国内人民他正在享有的这种自由。这令很多残留80年代理想痕迹的上一代人感到痛苦，就连林培瑞这样的中国友人也很痛苦。林培瑞说，原来以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总在一点一点进步，但看到年轻人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逆转，真是失望。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试着给出了答案。
让我们先来看看构成“四月青年”的两个典型群体。
这一代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打拼和竞争，往往是一场孤独的奋斗。这一过程，作为个体的留学生所面临的困难、挫折、歧视、排挤甚至敌意，远远超过在祖国。……在试图挤入主流社会核心圈子的努力遭受挫折后，他们力求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冲动屡屡受阻，自然而然开始怀念母体。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快速崛起，本身就对海外留学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样，海外留学生群体回归民族认同和国家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向。“没出国就不能真正懂得爱国”。中国的强大本身，不但会给他们带来现实机遇，也会为他们在海外漂泊无依的情感世界中增添力量。
毋庸讳言，国内青年同样面对强大的危机感。就业难题常常困扰着新生代大学生。……本土企业聚集于廉价的低端制造业，缺乏足够多的“白领岗位”，吸纳不了连续“扩招”的大学生。因此，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为了高工资和高待遇削尖脑袋挤进外企，压低了白领就业的总体薪酬水平，造成本土劳动力的恶性竞争，抬高了外方资本的谈判筹码，还必须承受与母体文化相隔阂的疏离感。
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对内的诸多社会难题的“解套”，必须由中国对外的经济竞争的力量体现和胜负结果来决定。因此，这个时代要求“四月青年”必须同国家经济战略转型的大背景紧密地捆绑起来，以国家崛起为目标，以民族振兴为依托，只有这样，他们自身的成长才有足够的空间，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才能不断得到实现。这就是“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
原来“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么功利，这么拜金。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他们“反西方”行为发生猛烈的爆发。如果郭敬明确实反映了中国“80后”中很多人的精神面貌，那么，不要说他们很容易被刺激起来反西方，就是他们被刺激起来反其他的东西，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郭敬明所代表的80后青年时尚文化同主流文化是合流的。诚如《纽约时报》编辑部概括所言，官方不大干涉80后时尚写作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他们多么爱炫耀，他们的指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商业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他们不会给体制带来威胁，而是和体制展开合作。
诸君不要误解，以为我对80后一整代人持有年长者精英式的批评态度。我对年长者也持批评态度，40－50年代的人、60－70年代的人，在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建树上，一点也不比80－90年代的人做得更好。
王蒙
先讲40－50年代的人，我们也有一个符号性人物，那就是王蒙。评论家王干曾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革命是王蒙的“起点”。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被称为“相信的一代”，王蒙11岁就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庆祝革命的胜利，庆祝新中国的建立，这是这一代的一个基本底色。
正是王蒙，在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介绍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而且，他曾在湖南卫视文化节目《零点锋云》中，与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对话。王蒙对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是“没有昨天”，指出现在年轻作家写的生活场景，任何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写出来，看不出来是中国特有的，他认为80后作家在躲避历史。
“躲避历史”，换言之，就是没有把历史学好。王蒙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郭敬明，这位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每个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历史课，一直到高中，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把历史学好，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在诸多文字中，吴祚来的批评颇具杀伤力，他的批评是，王蒙当年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躲避崇高”，而“80后走上文学舞台的十五年，我们发现它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十五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后有80后一代虚置历史，成为‘漂浮人’或‘浮游生物’”。
80后是被喂大的一代。有人说，60后尚有“文革”可反思，有风云激荡的80年代可回味，70后们也赶上个尾巴，但80后一代又经历了什么？尤其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80后作家的作品——也许是绝大多数当代作家的作品——最致命的问题并不在于“躲避历史”，而在于“躲避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多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干预，更谈不上批判与反思了，而只有一些个人的闲愁野恨，抑或小资式的吟风弄月，除了个人欲望被压抑的痛苦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
我认为，80后陷入“躲避历史”与“躲避现实”这双重困境，40－50年代的人难辞其咎。我们不妨看一下王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例如，龙应台目睹台湾的中国人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敢也不会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便写了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掀起了一场“龙卷风”，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人和大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蒙却说“万不可生气，已经生了气也不能自认生气”；“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高调虚火，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抢地，唯我独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丑态百出。……我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远的建设性态度去求其逐渐解决。”
“建设性”当然是一个好词，王蒙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法宝。他说：“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如我们所周知的，也如有识之士所一再指出的，何时真正形成过一场批判思潮来颠覆帝王们需要臣民歌功颂德的传统？在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批判态度更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销声匿迹，批判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这一切王蒙都是经历过的，从哪里来的“批判够猛”了的奇谈怪论？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夹击之下，这个社会哪里还有独立意识、自由境界与批判精神？而一个没有批判性的社会，又哪里来的建设性？
王蒙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自己的《青春万岁》。他感叹道：我们白白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处，如果理想主义再扔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可以理解那一辈人的无奈和失落。然而，后来王蒙显然是想通了，到90年代开始大讲“理性”，讲“理解”，讲“躲避崇高”，甚至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一锅端了，开始鼓吹赵本山的“文化革命”：“知识精英们从西方发达国家趸进了那么多知识观念，……却因中国与西方的多元制衡社会大异其趣，精英们便只能吞吞吐吐，磨磨唧唧，不能不令人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感觉（如新自由主义）或找错了感觉（如新左派）。他们生活在情况全然不同的中国，却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如赵本山。”（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读书》2009年第4期）
有了这样的历程，王蒙10月18日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讲出那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王蒙曾以“蝴蝶”自喻：“你抓住我的头，却抓不住腰，你抓住腿，却抓不住翅膀。”其实，不需要这么美丽的比喻，我们已经看到了王蒙的媚权、媚俗的绝顶聪明与世故。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异化为犬儒主义者的完美标本。
王朔
再来看一下60－70年代的人。犬儒主义者王蒙目光向下，看见了王朔，他将王朔抬到台面上，造像、祭酒，供了起来。
不可否认，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这种犬儒主义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正如王蒙指出的，“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然而，王蒙对王朔的赞许无法察觉到在王朔对“特深沉”的嘲弄背后，是对一切意义的消解和对精神麻木的拥抱，王朔的人物通过绝对的“玩”认同和妥协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没有什么比王朔小说《顽主》中的这一段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
顽主们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欣喜，以致开始向社会发出挑衅：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王蒙对王朔的这种“机智”是很赞许的：“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他把读者砍得晕晕乎乎，欢欢喜喜。……发泄一些闷气，搔一搔痒痒筋，到也平安无事。”（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1989年之后，我们能享受的文学作品就是王朔，这不是偶然的。王朔的东西让大家现实起来，何苦呢！大家都从纠缠不休的政冶漩涡中跳出来吧！踊跃投入到“过把瘾就死”的挣钱狂潮中去吧！
和郭敬明一样，王朔的东西之所以流行，也和官方的认可有关，它有利于安定团结，也有利于经济建设，牺牲的不过是某种精神和理想。王蒙的总结“既不违背四项原则，又能顺应市场经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环球时报》等等不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迅跑么！
当王朔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消解“伪价值”时连“价值”本身也消解（即将洗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时，中国进入了“既然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无信仰状态。政治上没有参与权，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没有信仰导致的茫然和毫无罪恶感，这一切都让中国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欲，别无他求。如果这一切要是在公正和法治的框架内还好一点，可实际并不是这样。小时代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我们进入了平庸政治。北大法学院的教授王锡锌有个比喻，他说：“现有的体制就像一个人，他的性格是非常拘谨的，不是害羞。拘谨的人也有可能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强有力的，装作很蛮横的。用一种比较拘谨的态度来看稳定，一出什么事就可能影响稳定。而亨廷顿认为‘稳定’是社会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要成比例。如果一方面社会在变，另外一方面国家的各种管理制度也在变，只要管理制度的改革能够跟上社会改革的速度，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换句话说，维持稳定的最重要的技术其实是变革。”
我们一次次期待变革，然而我们一次次失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倒是自我复制的，正如郭敬明笔下的《小时代》分第一季和第N季。你费了半天劲看《小时代1.0折纸时代》，看到最后，才得知这居然只是第一季，那么请问还需要出多少季？不要忘记郭敬明说过：“请不要放弃我，请看我漂亮的坚持。”
大人物
这样看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生在一个“小时代”里而感到悲哀了。并不然。小时代里有一个希望，因为这个时代一反常态，出现了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是英雄，不是圣人，不是领袖，不是舵手，而是一个个经由网络获得了表达权，并且一旦拥有这种权利，就开始学会越来越好地实施它的普通中国公民。
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降的中国互联网，在精神上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存在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暗夜里最先睁开眼睛的总是诗人。晚清时，龚自珍那句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当了一个沮丧民族的心声出口。中国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十年，我们对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都耳熟能详。顾城的这首诗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叫做《一代人》。
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1986年，在深圳曾经有过一场现代诗大展。发起者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敬亚。1986年7月5日，徐敬亚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50多封邀请信。在这封手写的信中，徐敬亚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地道尽了互联网精神？诗人杨黎曾经感慨，当时的中国有太多限制了，诗展的推出，让大家“在这一瞬间都自由了”，有了“说话的权力”。王朔说，在 “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文学强迫自己冒充一股社会势力的现象被终结了”。诗歌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让我们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力”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互联网。
倡导中国文艺复兴的刘军宁先生，把非常大的希望寄托在互联网上：“我以为，中国的希望，都在于曾经沉默数千年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长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们，开始在网上争辩着、表述着、呐喊着、呼唤着、参与着、推动着！如果一个人的声音不够大，大家就一起写、一起喊、一起画、一起唱、一起播。这不正是博客、播客、访客们个人的自我发现，个人意识的自我觉醒吗？这不就是文艺复兴吗？”
纵观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体评价：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对于这种公共精神，其实，我们的执政党也已经发现并意识到它的可贵，否则，十七大报告不会提出“四权”，也即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正是这种公共精神，在我们这个“小时代”催生了层出不穷的“大人物”。他们可能还是要被迫“开胸”或是“断指”，但即便这样也不能阻挡他们喊出一句话：“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而互联网将成为他们的天然盟友，正如郝劲松律师对上海法官“你要听话哦”的威胁的著名回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24小时内通过互联网将传遍全世界！”也正如成都警察的著名一问：“谁看见了？”谁看见了？艾未未说：我看见了，我直播了，因此全世界也看见了。再后来，警方给艾未未助手打电话，让他们不要炒作，全世界又听见了。还能回到全世界又看不见又听不见的时代吗？不可能了！
微动力
说到艾未未，我必须在此引用他的一句话：“我觉得每个人承担责任，可能是这个社会将来变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这个社会不会发生变化。”
每个人承担责任，不是别的，就是微动力。微，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在上面称之为“大人物”的人。动力，指的不是别的，而是说，不论言语有千条万条，改变世界的其实还是行动。
微，也可以指日常化的微观政治。政治可以分为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是结构性的，微观政治是日常化的。匈牙利作家康诺德1982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反政治》，其中包含了许多被后来的人们追踪的议题。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和“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既然极权的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全面扑灭来自生活的任何自发性和自主性，是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那么，从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起点、领域开始，都可能造成对于极权制度的抵制和反抗。哈维尔的翻译者崔卫平老师认为，“反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权力，不制定一种纲领反对另外一种纲领，不试图以政治手段（更替领导人乃至改朝换代）解决问题。相反，“反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其实，这也说的就是如何从身边的治理做起。所以，在以上我说到的互联网激发的中国民众的公共精神之中，我们必须大力强调“公民的首创精神”，即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微动力。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比如，一封小小的明信片，也能汇成强大的呐喊。
还需十分强调的是，微动力的精神实质，就是冉云飞先生屡次申明的“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容我引用朱学勤先生《让人为难的罗素》中的一段话对此加以说明：“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竿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長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軍，却无一日不拱‘卒’。”
提到朱学勤先生，让我想起上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为一件事情而苦恼。他说，我们集体经历的是一个“无名时代”，我们丧失了自我命名的能力。历史上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新时代无法获得自己的命名权，要挣脱旧时代的束缚才能获得命名。
无法命名的时代，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一种尴尬，一种耻辱。我们不再能够用“改革”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了，历史上没有长达三十年甚至六十年的改革。“你们的命名能力哪里去了？”如果将来，我们面对我们的子孙如此尖锐的提问，我们会无以应对。学勤先生说，自己思考的结果，还是称为“社会转型”，比较中性。在转型时期，新的肌理的肉芽在艰难地成长，而大片腐肉在脱落。
其实，学勤先生忘记了，我们的近代史上，曾经也遭遇过类似的尴尬，而有一位大学者，已经提出过一个命名，他就是梁启超。任公于20世纪的第一年（1901 年）所发表的文章《过渡时代论》，明白无误地刻划出那个时代的不新不旧之处：“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
这个 “过渡时代”的提法，我觉得完全可以拿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如任公所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
任公发出了“美哉过渡时代乎！”的赞叹，但又指出了过渡时代的危险，以及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他说：“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我把它修改一下：网络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物质的力量。愿网络成就越来越多芸芸平等之英雄！祝网志年会越来越有力量！
转载自：胡泳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