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

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

冉云飞 

提要：《与妻书》百年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断续入选语文教材，选文重复率都很高，但香港却从来没有。国共两党为何在这方面达成一致？其核心理由何在？台湾1998年部选和民营教材为何都没再选？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出了很多种书，有很多会议和纪念。很多种书只不过是赶趟的赚钱货，没有看到什么真知灼见，并没有使人获得知识的增益和 对苦难中国的更深理解。很多会议，只不过是花纳税人的钱，为一些“研究者”找个游山玩水的机会。诸种纪念中，有两种纪念引人注目，一是大陆自我贴标签的 “伟光正”纪念，不用说这样的纪念是对辛亥革命的歪曲；二是台湾接续民主自由理念的纪念，这才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旨意相符。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来重读黄花岗烈士之一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应该有特别的意义。

    得老实承认，我重新解读林觉民的《与妻书》，不是为 了赶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趟，任何圣化神化辛亥革命的做法都应引起我们必要的警惕。引起我重新解读林觉民《与妻书》兴趣的诱因，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带着嘉年 华心态的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毋宁说是我对《与妻书》一百年来断续选入大陆和台湾语文教材的这个事实感兴趣所致。从1906年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现代教育 走过了百年之路，但教育领域和其它领域一样，不管走过多少荆棘之路，从来都缺乏深细的探究，使得我们的血泪苦难和走过的弯路价值不大，这也就是我们“多 难”却永远无法“兴邦”，更无法利民的原因之一。

一

    由于对中国官方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材所选内容的不满，我在让自己的女儿到学校学习的同时，星期日于家中召集另外几位朋友的小孩，一起给他们选教一些古文，名 之为“课众子文”。我所先古文注重情趣、情感、生活、真善美，而比较少选那些宏大叙事的东西。如张君嗣的《与所亲书》、陶渊明之“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南史·隐逸·陶潜传》）、颜真卿的《寒食帖》、王维《山中与裴秀才书》、柳宗元《送薛存义序》、苏轼《与米元章札》、《与毛泽民》、、郑板桥《潍县署 中寄舍弟墨第二书》、林觉民《与妻书》等。教读方法，是我先讲字、词、句，理顺大意，然后讲与作者相关的背景，多从日常生活着手，并联系当下之人事，再告 知“众子”，为何要选这样的文章。课短者要求背，课长者要求熟读，同时让他们提任何稀奇古怪的问题。如此一来，“众子”还比较有兴趣，并不觉得学古文有多 难。

    当我选讲林觉民《与妻书》的时候，讲了课文和相应的背景，并讲了童安格、齐豫等所写的与此有关的歌曲， 再提及今年拍摄的《百年情书》。然后我首先提问，这课文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孩子们大抵说的都是：林觉民很爱国、爱妻子。我就问他们这两种爱有无矛盾？孩 子们如梦初醒，立马说的确有：爱一个人爱到去赴死，而这个死是不是他妻子要的呢？为国家死就是爱她的表现么？是不是国家好了，她的爱就得到了寄托？国家好 了，她永远失去了丈夫，那她心情能真的好起来么？我说，你们这些问题都很好，读书就是要如此认真思考，才符合读书求真的目的，而不是接受他人给你的答案， 更不用说所谓惟一正确的答案。

    我接着给他们说，《与妻书》情感是真挚的，也算得上感人肺腑，但我们却不可在 感动中不去思考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好的国家，由于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做保障，在很多时刻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大或者说很少 有冲突。当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紧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外敌入侵的非常时刻，迫不得已，不得不舍弃些家庭利益，为共同保卫国家做贡献，因为保 卫国家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不受侵害。但在正常的时代，在多数时刻，我们却应该把家庭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意谓着先个人和家庭，再及社会和国 家。这样的秩序很重要，不可颠倒，一个人自称或者号召他人“大公无私”，这都是谎言，没有大公无私的人。一个人要自爱、爱家人，才有可能真正爱别人，而不 是爱别人后才最终爱自己，否则不符合人性中的天然自利秩序。

    正是由于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情感的冲击力太 大，林觉民在《与妻书》和《禀父书》里都强烈地表现了一种家国之间的内在逻辑紧张，其自相矛盾处在在多有，但百年来却几乎没有认真就此解读过。他为了说服 自己的妻子和父亲理解他赴死的用心，有意用国家利益覆盖家庭利益，可谓把家国不能两顾和“忠孝不能两全”的理念冲突展现到了极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 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这种以 国家为重、以天下为念，为救国而敢牺牲自己，自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我们却不能不注意这种家国紧张之下，林觉民内心的痛苦纠结。

    再者，我们也应当注意，林觉民固是先觉者、是先烈，但他依然是新旧转型时代的人物，他之爱妻子和孝父亲，固出至诚，但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他这封信也并非没有 可议之处。我们不能强求林觉民像现在的人一样有男女平等的视角，但我们要注意到，他除了让妻子在他死后清贫自守外，他特别说“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 吾不是处”。“以吾所志”是为国家牺牲，但“以吾所志”是否就是其妻陈意映的所志呢？显然这样的悖论（包括家国紧张）——这种悖论就像《圣经》中亚伯拉罕 献出以撒一样令信仰不决者抓狂和无解——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是很难自解的。因此林觉民死后两年，陈意映郁郁而终，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能不说是林“以吾所 志”而强陈接受的必然悲剧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林觉民让陈意映像他一样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 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我们固然要学习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同时多为他人着想的高尚情操，但问题在于天下人的永福在哪里？一 个人可能永远幸福么？不可能。那么为一人谋永久的幸福亦不可能，更何况为天下人谋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每个人的体验是很不相同的，要替别人谋永福 （别人需不需要、接不接受你谋的永福尚在其次）难度不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我们对“福”字的理解停留在福利层面，虽然比较着实，但依然不可能谋到永 福。一个人若是只有“为他人谋永福”这种情感和思想，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样的想法若是被政治机会主义者拿来欺骗民众，并将其制度化，就是通往如假包换的 奴役之路。林觉民当然不能为他这种思想被政治投机人士利用后的专制后果负责，但说他这想法除了情感上高尚外，其思想品质并不高明，应该算是持平之论。

二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不完备的语文教材资料来看，林觉民《与妻书》（台湾教材大多叫《与妻诀别书》）一百年断续入选大陆和台湾的语文教材，而据姚素珍的《香港 中学文学教学研究》一书所列香港语文教材来看，似乎香港不曾选入此篇。台湾大多选在初中，大陆则多选在高中。大陆似除文革时的语文教材中没有选入外，其他 时段断续都有入选。而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前，其语文教材中很多时候都选有此篇。蔡美惠在其所著《台湾中学国文教学研究》一书里将1985年部编、 1998年部编的语文教材和民营教材作了篇目方面的对比，我发觉除了1985年部编选入了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外，连1998年部编（台湾教育部编）教材 也未选入此篇，更不用说那些民营出版公司所编的教材了。这里面蕴含着一个什么信息呢？

     按我的揣度，台湾在1987年进入民主社会后，后来实现了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两党轮替，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不需要过度阐释辛亥革命，用选民的选票即获得了轮 替执政的治理合法性，因此不再像从前那样从党国意识形态角度重视林觉民的《与妻书》，于是从中学语文教材里暂时告别了。再者台湾追求独立的呼声在近二十几 年从来没有断绝过，去掉林觉民《与妻书》是否也是台湾本土政治正确的需要呢？当然这样处理，也完全可能是教材编写者自己的选择，因为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该 是中立的，而不能夹入政党私货，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教材编写进入私营编写竞争时代，就是其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

    林觉民为了安慰父亲和妻子而着意体现的国家至上观念（当然也可能是他内心本身就认可国家至上观念），以及他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想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 这两面，使得他这篇文章百年来断续入选大陆和台湾的语文教材。台湾选入此文的教学目的何在，虽然没有看到鲜明的说辞，但我想主张为国家牺牲、圣化辛亥革 命、维持国民党彼时的统治合法性，应算是入选目的。大陆选入此文的教学目的则是，“领会作者所阐述的个人幸福要服从革命需要的观点”、“学习革命先辈牺牲 一己，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光辉思想和高尚情操”。我正在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其中一章就是写百年来中国语文教材选文重复率研究。通过对语 文教材选文重复率的研究，观察政府需要和主张的语文教育核心理念何在，整个社会被灌输的价值观重心何在，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与妻书》的断续 重复共同入选大陆和台湾语文教材，其核心理由，其实不在倡扬民主自由理念。说点更准确点，大陆入选的核心理由至今不在争取民主自由，而台湾在1987年以 前入选语文教材，其核心理由也不在争取民主自由。那么大陆和台湾断续选入《与妻书》的理由何在？那就是国家至上教育观在起着重要作用。

    林觉民的《禀父书》着重谈到排满救国、《与妻书》着重谈到牺牲一己救国，自然是由他所处时代民生艰困、列强环嗣的局面所致。国家至上的观念，或许在民族生 存危亡的时刻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对国家在危亡时也有一定的凝聚力，但其副作用以及对人的毒害是相当明显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选入此文作为教材，都离不了国家 主义教育目的观在作祟。国家主义教育观，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伤害，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教育目的观，主张把国家利益凌驾在个人利益和自由之上。国共两党灌 输这样的教育目的观，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统治合法性，以国家这样的大词来限制和剥夺个人利益与自由。如果说台湾解严前的国民党统治，实行的是轻度国家 主义教育观的话，那么共产党实行的就是重度国家主义教育观，因此前者是威权政府，后者是极权政府。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固多，但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之 深入骨髓，洗脑愚弄，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的原因。爱国主义泛滥，六十年来在大陆已经变成一个不能质疑的巫术了，这便是国家至上主义教育观一个明显的恶 果。

三

    据史料记载，黄花岗之役战死八十六人，有名有姓者七十二人，故名之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个“七十二烈士”的通用称呼，置那十四位无名者于不顾，就非 常讽刺地展示了中国人纪念先烈的庸俗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所谓的纪念，言不由衷、敷衍塞责不说，还充溢着空洞的被党派操纵的意识形态词汇，除了国家、民族等 被置换的概念外，根本不见对死者个体及其后代椎心泣血的体恤和慈悲，仿佛那受害者及其后代，可以通过这些空洞的意识形态强加，能获得真正的安慰。这种只见 宏大叙事，不见个人叙述；只有国家民族标签，不见亲情奠忌；只有赶节式的嘉年华会，而没有真正对其亲人有心灵关爱和物质助力的所谓纪念，只不过是满足一些 政治机会主义者的道德正义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生在一个时刻强调“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顾大家”的意识形态语境里，而这样的语境是没有统治合法性的统治者加意维护的。换言之，即 便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之前，我们也不缺乏国家、民族一类大词的替代品。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在《语言的艺术》一书中说：“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 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之所以会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看和听（主要是体验），是因为我们所处群体的语言习惯很容易受到某些阐释 选择的影响。”也就是说，官式的所谓纪念，在我们这个没有尊重个体生命传统的社会，都着眼于国家民族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对个体生命的蔑视。如此一来， 其实奋斗者的死难跟自己所奋斗的事业和得到的后果，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吊诡，自由云乎哉？林觉民一句“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拿来形容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吊 诡却天衣无缝，六十年来大陆官式先烈的命运无不如此。

    意味深长的是，今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可林觉民的后人都拒绝采访。他们的说辞是“不靠先人的英名过日子”，“请允许我们有不说的权利，只作为普通人平凡 地生活”，“要了解林觉民，直接来故居参观好了”。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也不辱没先烈之英名。媒体对此的解读是，林觉民后代做人低调谦谨，但问题恐怕没有 这么简单。近百年来国共两党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夹杂着各种暗渡陈仓的两党政权合法性的算计，以及国家民族至上的宏大叙事的抽象纪念，哪是把自己的先人 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之后代所乐意参与的呢？作为先烈的亲人，他们暗自饮泣、独自受痛的时候，那些抽象的宏大叙事之所谓纪念，哪能化身他们分毫的苦痛？因为 只有他们才真正在承受失去亲人的悲苦，有些悲苦甚至几代人都无法愈合。

    前不久我与二十位台湾清华大学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座谈，讲到此一问题，我说台湾争取民主时林义雄的三个女儿的惨死和郑南榕的自焚，你们台湾有多少人还记得？ 有多少人真心纪念他们？可是，对于林、郑二家的亲人来说，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这些伤痛也许在很多代后都还会成为这两个家族伤痛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创 伤哪是那些充满着空洞大词的所谓纪念所能平复的？就连一些民间的纪念歌曲，都太过浪漫而讲大道理，显得纪念缺乏真诚和人道的质素，齐豫的《觉》的歌词算比 较好，但除了“我留守着数不忘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其它还是不太能从 陈意映的角度去体会她生活的悲伤与苍凉。何时我们的纪念不流于形式，不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而真正着眼于对个体的关怀，并以此形成尊重个体生命、个人自 由、生命无价的传统，那么对过往先烈的纪念才会真正变得有价值。

转载自：阳光时务

哈维尔：难以预知的历史

难以预知的历史

瓦茨拉夫·哈维尔

                            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 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 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 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 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 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 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 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 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 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 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 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 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 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 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 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 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 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

转载自： 法广 哈维尔： 难以预知的历史 : http://t.co/mNWNY0R

高光俊：如何识别中共特情

 

如何识别中共特情

高光俊

作者简介

   湖北云梦县人，40岁。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刑事侦察专业，同年任教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1年因组建地下政党和组织六四学运在北京被捕，后脱逃。1993年逃亡至欧洲。1994年到达美国。1997年毕业于美国杜鲁法学院。

用间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各组织和团体惯用争斗手法。在中国历史中，用见更是出神入化，创意万千，以致称之为三十六计中至为重要的一计。只要有团体存在，就会有间谍的出现。一个成功的领袖必须具备识别间谍,使用间谍和反击间谍的智慧和能力。海外民运近二十年中不断有中共特务的传闻。硬件软件特务嫌疑真假难分，很大程度上成为民运分裂的原因之一。而这正是用间者成功的标志。笔者愿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奉献给所有有志推翻中共，实现中国民主的人士，以供参考！

 

一.我的刑侦专业经验

1979年夏，我接到了期盼已久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欢快,庆祝之余却有一些疑问：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究竟是个什么专业？报考志愿之时，西南政法学院只有一个法律专业，从未有什么"刑侦专业"，这个专业学些什么，毕业后分配在何处工作，为什么事前不公布出来让我们选择，如何挑中我等等疑问不得而知。九月份入学后才慢慢明白。

西南政法学院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重点法学院。鉴于中共从未有本科侦察专业，公安部委托司法部在西南政法学院开办首届刑事侦察专业，毕业后由公安部统一分配在全国公安系统。因中央决定仓促，没有时间给同学们选择，招生办根据公安部的标准从数千名报考法律专业学生中挑选100名学生进入刑侦专业，条件是五官端正，身材较高，分数较高。入学后，学院宣布允许两个专业学生申请转专业，结果只有三个学生转专业。现任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便是从法律专业转到刑侦专业的。刑侦专业所开课程除了某些法律课程外，专业课主要有：刑事现场勘查,刑事技术分析,司法精神病学,司法心理学,刑事案件侦查,刑事照相,法医学,笔迹学,指纹学,刑事特情,跟踪守候以及擒拿格斗,驾驶,跳伞,射击。这些课程相当实用，教材以苏联五十年代的为基础，由全国公安系统中经验丰富又有写作能力的官员重新编写，教师有的从公安系统调入，有的是某一专业的专家，如心理学，精神病学。这些课程显得很神秘，绝大部分教材都编上绝密级，其中最绝密的是刑事特情。没有教材，笔记本考完后全部收回，并规定不得对外传播。

1983年毕业时，公安部派两名官员到重庆，从97人中(二人转到法律专业，一人因病未毕业)挑选11人到北京公安部。我被选中。其中7人分在公安部五局(刑事侦察局)，4人分在刚成立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以前是北京有名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我被分配到中央公安学院公安二室(一室为政治侦察，二室为刑事侦察)。当院领导要求我们四人每人选一个特定的课程研究时，我选择了"刑事特情"。

当我开始工作时，正好遇上中共在全国开展"严打"，我被公安部抽调参加"全国公安统编教材委员会"(刘复之挂名主任，他很喜欢挂名编教材)。我负责编写一书。当然编写教材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尤其是这种实用性很强的教材。於是我除了从公安部五局搬回许多卷宗阅读等文件外，还必须到各地公安系统了解刑事特情的实际情况，为此去北京市,广东省,湖北省,四川省,云南省等地公安部门。1985年出版，后再版，至今我成了中共的"反革命"，这本书还在用。为了研究，我又在北京公安局刑侦处五队(专门经营刑事特情的队)工作了大半年，亲自经营刑事特情，又参阅公安局政侦特情的资料作对比研究。

尽管我从大学三年级便立志推翻中共，而一个狭窄的刑事侦察学并不能满足我精神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兴趣，但从1979年到1991年我被捕的12年中，刑事侦察(特别是刑事特情)都是我的专业。尤其我于1986年开始秘密组建地下反共组织"中国民主党"时，我便特别注意研究中共如何破获那些反共地下组织，从中吸取教训。1991年10月26日我被捕然后成功逃脱，中共一连9次向全国发布红色通缉令，但我还是安全地在国内逃亡一年多，最后又成功逃到美国，这一切应该与我对中共公安系统的了解有关。正如当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得知我成功逃到美国后对其他同学所说：高光俊逃到美国说明他的刑侦学到家，我没有白教。但另一方面你们(他们都是公安部和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没有抓到他，又说明你们学得不好！这是一个不涉及到政治的好幽默。但事实上，我的这些同学在我被捕后都回避接触我的案子，从公安部到各地方公安,军队保卫系统，我的许多同学都被问话，尽管他们也是公安,保卫官员。

 

二.刑事侦特和政侦特情

"特情"是"特别情报人员"的简称，即"耳朵","线人","卧底","特务","INFORMANT"的意思，正如和其他所有名称一样，中共总喜欢用新的名词替代旧的称呼，如"公安"替代"警察"，"同志"替代"先生,小姐"。中共使用间谍有着长期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周恩来,顾顺章,潘汉年,彭真都是用间老手。"特情"便起源周恩来二十年代上海的地下活动。中共篡夺政权后，公安部成立了十几个局，其中一局叫政治侦察局，三局叫刑事侦察局(后三局改为治安局，五局叫刑事侦察局)，三局二处一科专业研究刑事特情，所以"刑事特情"有个代号"321"。

1983年中共国安部成立前，所有政治案子均归公安部一局负责，安全部成立后，凡涉外政治案子划归安全部，公安局一局继续负责国内政治案件的侦破，但两局经常发生管辖权矛盾。刑事特情和政侦特情在建立,使用,掩护,培养,秘密据点上没有太大区别，事实上，刑事特情是从政侦特情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今天中共定义下的刑事犯和政治犯界线日益模糊情况，许多刑事特情同时也兼做政侦特情。

 

三.特情的作用

中共破获案子有三大法宝：群众路线,技术侦察和特情侦察。八十年代前，80%的己破案子依靠的是群众路线，那时中共尚未开放，街道委员会,乡村治保会,各机关单位保卫部门和各级共党组织系统在中国形成一个严密的网络，几乎所有陌生的人,奇怪的事,不寻常的线索都会通过这张网反映到公安局，加之社会关系单纯，所以公安局靠群众路线摸底排队便能破案。随着共产主义"美丽光环"的逐渐消失,社会生活日益变迁，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灵了，没有人有兴趣为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尤其是反对共产党的行动。中国公安越来越依赖技术侦察和特情侦察。八十年代末，大约45%的己破案子是依靠"321"。技术侦察在政治案件作用也很大，这主要是从事反共活动人士对中共这两张牌了解不够......技术侦察最初是指纹对比，血型,毛发分析化验,邮检，以及各种现场遗留物的化验分析，从中找出嫌犯。现在的技术侦察成功之处主要是监视监听和截获E-MAIL。由於中共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理论上所有电讯往来都可以截获。一旦某人被确定为侦察对象，他的一切电讯往来便毫无秘密可言。经常听到海外某些民主人士感叹中共太厉害，连他家狗的习性都知道，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凡从他家电话号码打到国内的电话都自动录音，再整理成卷送到安全厅局他的个人档案中，日积月累他的一切生活细节均被中共掌握。现代社会每天有大量的电讯，中共不可能全部都截获整理，於是便有一种电脑过滤程序，即将一个特定词组输入电脑，如"魏京生","民运"，等等，一旦电讯中出现这些关键词组，电脑便会自动记录。技术侦察是死的，特情是活得，所以更难对付。刑事特情在刑事侦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对付我们民运人士，中共善於利用真假特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共这一"法宝"。

举一例来说明特情的作用是如何之大。1985年北京市通县首饰制品厂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案。三千多枚99.99%戒指被盗，当时被列为重大案件。北京数千名警察为侦破此案而奔波。公安部也要求外省公安机关协查。当时北京市市长要求尽快破案。北京市公安花大量人力调查探访，摸底排队，无数嫌疑人被传讯,拘留,拷问。技术侦察结果也毫无帮助。案情毫无进展。无奈之下，刑侦处将戒指成色,图样交给几名特情，希望他们能协助破案。结果一名特情几个星期后便查出作案人。此人是一名中美混血儿，父亲是当年美国驻北京的大兵，母亲是北京人。这名特情交往甚广，自己当然也做些游离犯法边缘或犯法的事情，因为有公安局撑腰，所以基本上没事。此人接到戒指图案后，想出一招：在家请客吃饭。推测那些被请的女士一定精心打扮一番，有纯金戒指者必然戴上。他用三个星期的时间请客，终于一位女士戴着那种图样的戒指出现。顺着卖示很快查到作案者。陈希同还专门请他吃饭(陈也是警察出身)。有一则插曲是当公安局给他钱，以示奖励时，此特情婉绝，但要求公安局帮他要回他的女朋友，他声称女友被人以权势霸占了。公安局副局长一听便说：哪有这种事，谁占了，我来办！当特情告诉占他女友者是万里的大秘书时，公安局所有人都不说话。那特情也知趣说算了，算了，女人有的是！

 

四.特情的选择

特情的选择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是派人渗透某一组织提供情报；"拉出来"是选中组织中某成员，逼迫他(她)成为特情。两种方各有利弊。"打进去"者不易获得组织其他成员的信任，但易于被公安局控制；"拉出来"者正好相反。所以公安经常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

什么人可被选择为特情？总体上讲两大类：中共称之为"红色人员"和"灰色人员"。严格讲，打入某组织中公安便衣不叫刑事特情，中共公安很少用这种方法破案，尤其是现在，原因有二：一是太危险；二是担心他们被同化，"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特情均不是在编的公安人员(中共公安部派遣局真正派遣的在编安全人员到海外极少，且大多数只执行单一联络作用后返回，当然还有外交顾虑)。

所谓"红色特情"是指思想上主动要求打击所谓"犯罪"活动且行动上又从来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可想而知这种人很少，且作用不大。这类特情比较成功的是那些与某一个人或组织有仇恨的人。如一个女儿被强奸杀害的父亲；被骗了大笔金钱的商人；仍然信仰共产主义者，等等。大量的特情是所谓"灰色情报"，即首犯"罪犯"，或正在"犯罪"的人。这类特情活动能量大，不易被识别。但公安部仍然有一些选择原则：

首先是原则上选择从犯，不选首犯,主犯。因为一个"犯罪"组织的主犯首犯是活动的发起人,组织者，思想上不易被攻破。另外从社会效应上，打击首犯,主犯能起到所谓"威摄"作用，如果选为特情，则无法处置。但如果这个组织已被破获，所有成员被捕判刑，也有可能选择正在服刑的首犯,主犯让他们打入另一组织，或者利用他们过去的"声望"，放到江湖上搜集情报。

其次是选择有某一有弱点的成员。如好色,嗜酒,吸毒,贪财。现在是这类人容易被击破。

然后是选择某一成员与他人有矛盾者。理由同样是容易分化。

 

五.特情的培训

刑事特情都有一个培训期，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但都是个别训练，并无特别程式。训练地点多半在公安机关的秘密据点，或看守所,监狱。训练内容是什么情报重要；如何掩护自己；如何取得信任；必须遵守的原则；如何传递情报；如何接头联络；何时不惜暴露自己而制止"犯罪"；参与"犯罪"的最后底线(如特情不可开枪杀人，当然这个底线要根据不同案件的性质和范围而定)。当然，训练的一大内容是不可缺少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正义感和良心启发。

 

六.特情的控制

大凡带过321的警察都承认最难的是如何控制刑事特情。我在此用四句话概括这一领导控制原则：晓之以理；施之以惠；动之以情；示之以威。"理,惠,情,威"四者之中作用不同，效果不同。实践的体会是用"理"最好，"惠","情"次之，"威"是最后手段。一个从道理上认同的特情是最有效果的。他(她)可以自发地排除一些困难，为公安机关卖命，这就是中共极为推崇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中共的全面腐败和极端的不公让几乎所有的公安人员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加之共产党在全世界崩溃，中国被迫实行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制度，尽量晓之以理是控制特情最好的办法，但却最不易成功。

"施之以惠"包括两个方面：给予特情金钱；给予实际好处(免于起诉,提前释放,照顾生意等等)。给现金已经无多大效果，因为公安机关特情经费有限，又被挪用，倒是实际好处比较有效，但往往形成交易，一锤子买卖，没有好处特情就不干。

"动之以情"就是要警察将特情当兄弟姐妹看待，逢年过节请吃饭,送礼，书记,市长,局长接见等等，但许多警察却把握不住界线，结果兄弟们变成哥儿们，最后不知道谁控制谁。现在黑社会组织的存在，也是其中形成的原因之一。

"示之以威"很简单，不当特情则逮捕判刑，抄查公司，公布隐私......这个"威"也经常使一些特情逃遁或阳奉阴违。

四种方式经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但这些控制手段都不能长久。因而特情经常被淘汰。平均一名特情大概只能用两到三年。下面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公安局是如何控制一名特情。北京市公安局二处选好一个特情，其能力很强。开始希望从思想教育入手控制他，但此人说他舅舅在美国是一个普通工人，却能定期汇钱给他养活全家并生活得富裕，所以他不相信社会主义中国比资本主义富裕。警察无言以对，只好说帮助打击犯罪是人民的基本原则。他说83年"严打"时他被抓，纯属于某个警察的报复(后查他说属实)。公安只好用"施之以惠"的办法让他假释，条件是为公安局提供所需的情报。此人当然同意。假释后确实帮公安局破了一些案子，提供了不少情报，之后他又不愿与公安局来往，总是推脱没时间，公安局又用"示之以威"的办法，让消防局以检查防火为由，威胁要关闭他的餐馆。此人无奈又继续作了一段特情，之后又不干。公安局再次查封他的餐馆，这次他不妥协，干脆卖掉，到深圳做生意去了。

 

七.秘密据点

全国各地有许多公安机关的秘密据点。秘密据点的目的最初只有一个：与特情接头联络。后来有人主张：鉴于公安机关经费紧张，秘密据点要有另一个目的：营利。此门一开，加之中共的腐败蔓延，许多秘密据点的目的完全改变，变成公安机关的摇钱点和公安人员的逍遥窝。秘密据点的性质决定其必须选择特种行业，特别是服务行业。可想而知，这些服务行业秘密据点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共规定政府机关不得经商，但公安部门以秘密据点为由要保留这些行业，这也是人们经常看到或听到某某娱乐场所的后台老板是公安机关。自司法部成立后，公安部不再管理监狱，从此这一块肥羊没有了，营业性秘密据点成为公安机关的额外财源。国安部更厉害，不仅国内有，国外不少企业均为其秘密据点。任何干涉均被用"国家安全需要"为由驳回，中纪委也难以插手。

 

八.政侦特情的特点

政侦特情与刑事特情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长期布线，"下闭棋"(周恩来语)，"做到永远敌中有我"(彭真语)。在国内，公安机关从破获的"反革命"案中选择易于掌握的人，放出后以"灰色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即常常散布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言论，以便引起那些反共地下组织的注意，待其成为其中成员并掌握全部组织情况后，公安机关便"收网"；或者在公安机关确定某人为某地下反共组织领导后，利用各种机会靠近其人，从生活上帮助其人，从而取得其信任，继而打入组织内部。掩护一名已经成功的特情在全部组织破获后仍不暴露是特情工作的最高艺术。大部份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只能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用完就断绝关系。

 

九.狱中特情

由於中共法律缺少对犯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许多人是在没有有力的证据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捕的。中共判案总是侧重犯人口供，因此审讯便变得格外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往往两种手段：攻心和拷打。当一个犯人软硬不吃时，公安只好用最后一招：狱中特情。他们从狱中其他号子选择愿意合作者放入犯人的号子，甚至从外地调来特情关进狱中。这种特情首先会装出一副硬汉，和看守吵架，甚至打看守，然后当然被看守"毒打"一顿，以赢得犯人的尊重。然后在生活上给犯人帮忙，最后"帮助"犯人如何"逃避"审讯，从而摸清犯人的全部案情。公安在"提审"特情时往往逐步布置工作进展，也趁机用好饮食犒劳特情。所以一个正在被审讯的人要警惕狱中特情往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1.是否此人是新进来；2.是否真的被看守打得厉害；3.是否合情合理地表现为"硬汉"；4.他的案情如何；5.每次此人被审讯完后是否嘴中有肉酒烟味，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不向任何同监犯吐露自己的案情。

 

十.海外民运中的特情

海外民运是公开与中共对抗的组织，无论主张体制内政治改革，体制外和平演变，或者暴力革命推翻中共，中共一概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无论主张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的王策，主张暴力革命的魏泉宝,张林，或者有意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与中共表面修好的周勇军，都一样被中共判刑。中共当然决不会放弃在海外民运中布置政侦特情，任何轻易判定民运中无中共特情都是政治上的过於麻木和掉以轻心。

海外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民运中的中共特情都是国家安全部所派，其实公安机关政侦部门也插手这项工作。一个例子是89年学运时，天津市公安局政侦处发展了一名学运领袖为特情，此人工作非常有成就。从而使中共天津市委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学运的动向。天津的学运没有北京成功，李瑞环得以提升，应该与此有关。89学运后，此人被"判刑"一年，"服刑"一年，其实是被培训了一年，准备让其以"学运领袖"身份来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打入民运组织。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亲自与其谈话。最后此人因与他人争女友而将女朋友杀死，不得已他被判刑，没有来美国。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当然有成功派出的例子。涉外案子由安全部管辖，这个原则绝对不是确定的。

向海外民运组织中派出特情只是中共了解,控制民运的手段之一.其他手段有：中领馆负责收集"敌对组织"的官员从公开的报纸,杂志,电视收集有关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和组织情况；利用记者身份收集情报；派人参加民运的公开活动以收集情报；安全部利用电讯控制收集情报。由於海外民运组织活动多为公开或半公开，中共有关民运情报的主要来源不是从特情处获得。另外一个被许多民运人士忽略的是：中共从所谓亲民运的组织和人士中获取有关民运的情报，这个范围比较广，读者可细心体会，即使我们认为理论上应该极为反共的组织和个人，为了某种利益与中共交易而牺牲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我们有些秘密活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政治斗争中，我们民运的法码较轻，所以容易被牺牲掉。

什么样的人会被中共选择为政侦特情呢？事实上这与是否坐过牢，是否被通缉，是否长期居住在海外或刚刚出国，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或其他地区没有必然联系。中共选择政侦特情的首要条件是：忠於党，信仰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但忠於党，信仰社会主义者几乎很难找到，即使有，这种特情来到海外后很容易被西方的文化所同化，信仰崩溃后便反戈一击或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因而对派遣政侦特情的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几乎全部集中在"热爱祖国"这一点上。普通的人往往不去仔细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区别，简单地认定反中共者即反中国者。纽约一些侨团便是依赖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为中共服务。民运中特情的思想支柱(如果有的话)便是基於这一点上。

与刑事特情一样，政侦特情的建立主要还是靠"抓把柄"和"做交易"。这些"把柄"和"交易"包括：提前释放；放妻子,儿女,父母出国；允许回国探亲；提供资金；回国后入党提干；照顾其海外或国内生意；保守其吐露的秘密,供出的线索,组织或个人等等。这种方法比较实用，但缺点是一旦"把柄"无效，"交易"结束，这种特情往往会消失。

如何识别中共在海外民运中的特情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或者一个绝对的原则，应该综合各种因素加以判断。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个人是否为中共特情：

1.生活简历，一个民运人士的生活简历应该符合中国社会活动的发展。生活简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应该是清晰的,合理的。一定的生活经历必然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中共给特情伪造的简历在这方面往往容易出现漏洞。例如一个"大学生"并没有相应的知识水平；"坐牢着"没有具体狱中生活的经验；"教授"没有真正教授的学生和课程；"无军警背景者"无意暴露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反常的东西都与其简历不符。我们民运组织应具备对其成员简历的基本调查能力。

2.思想基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道理一样反映在我们民运人士身上。大部分民运人士本身遭中共迫害而走上反共的道路；另外一部分其父母,亲戚被中共摧残。最后从理论上憎恨中共。只有少数部分民运人士是从纯粹理论分析基础上走上追求中国民主自由之路。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既没有本身和亲戚遭中共迫害之苦，又无思想理论上对中共独裁憎恶的基础，我们就应该考虑其对中共之恨来自何处。这种思想基础的分析同样可运用在国内外发展民运组织成员之中。

3.言行，与刑事特情的底线不可亲自杀人一样，政侦特情也有其活动的底线。在国内，这个底线很容易判断：特情决不会参与暴力行动。在海外，由於不存在民运暴力行动，这个底线比较难以掌握，但基本一个政侦特情不会充当组织的发起者,领导者；不会主动发起组织反共活动，而只是在某一行动已经展开或正在筹备时参与进来；不会尽一切努力促成民运各组织联合起来，而会从中设法阻止这种统一；不会旗帜鲜明地参与民运思想,方法,策略的争论；不会经常发表攻击中共的文章......民运中的特情由於其工作性质，他(她)将尽量与所有民运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尽可能多地参与各种民运活动；尽量少说话，多问多听；尽量少表达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给民运组织或个人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帮忙......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掌握情报。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有些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中共的特情。中共安全和公安机关发展特情时从没有要求特情履行手续。绝大部分特情是被安全,公安从"交朋友"入手发展。一些能回家的朋友常常被公安部门约见谈谈，态度非常友好，希望大家"交个朋友"，有时甚至装出一副急欲了解西方社会的样子，诱人开口，也经常问起海外某民运人士的情况。我们有些朋友自以为没有谈别人的政治活动，只是告之某民运人士的近况，所以无害，心安理得。殊不知安全,公安人员将一切记录在案，既可以后用之攻击，这些朋友已经在提供情况，又可对付其他民运人士。所以对公安,安全官员的约见,最好拒绝，万一不行，则一概否认认识某民运人士，以免上当。

特情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挑拨民运组织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这一特点容易与某些民运人士个性或品德有毛病相混淆。特情往往到处散布谣言，拨弄是非，写匿名文章......

海外民运人士中几乎一半以上者曾被攻击为中共特务,这可能正是中领馆或极个别特情所为，而附和者则或者是不明真相；或者害怕特情的破坏；或出於个人恩怨，这显然是被中共很好地利用了。

我们和中共的斗争将是长期而残酷的，真正的反中共特情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开始。那些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国内地下工作的民运人士一定要学会鉴别中共特情，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找出中共特情，又要不伤害自己的同志，同时更要学会掌握中共特情，策反中共特情，利用我们理论和道德的优势从事"反间"运动。在国内从事地下反共活动的勇士们，要首先将其活动地区的中共特情名单掌握住，让中共失去耳目，从而放心开展活动，同时选派我们自己的特情打入中共内部或从中共内部策反他们为我们所用。满清能提早入关很大程度上是崇祯中"反间计"误杀抗清良将袁崇焕；周恩来能逃脱国民党的追捕是成功地利用间谍钱壮飞。一个成功的政治组织必须掌握这一双刃剑，既要用之保护自己，又要防之伤害自己。

转载自：高光俊-如何识别中共特情

张宏良：谁在指挥新华社带头围攻孔庆东？

 

文摘编辑评论：狗咬狗！

谁在指挥新华社带头围攻孔庆东？

张宏良

近日；新华社率领中国80多家媒体围攻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事件，引起了中国网民极大的愤怒，在网民的愤怒声讨之下，加之此事背景复杂敏感，涉水极深，新华社难以应对有关质疑，便自行撤除了发表仅仅两天的“讨孔檄文”。

新华社的“讨孔檄文”虽然不长，但却是典型的新华社风格——霹雳而下、字字如刀、一击毙命、不留血痕，开篇第一段便直取孔庆东性命：“连日来，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用三句粗话拒绝记者采访、并通过微博炫耀粗话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北大宣传部回应称已经找孔庆东了解情况，事件正在调查中。如此把粗鲁当个性的公共舆论事件，值得关注”。这里，要特别注意三个关键用词：“舆论哗然”——表示孔庆东已经引起社会公愤；“北大正在调查中”——表示所在单位要对孔庆东进行处理；“值得关注”表示对孔庆东的处理结果会被关注，谁会关注？新华社的特殊身份自然会告诉人们，至少是中央一级领导在关注。为了防止和避免北京大学犯糊涂或者装糊涂放过孔庆东，新华社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北京大学：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也就是说，要把孔庆东赶出北京大学，赶回东北老家去。倘若此时恰巧有哪个北大领导想借此升官，或者恰巧有哪个北大领导想整孔庆东，等于是天上掉下来一把尚方宝剑，完全可以趁机把孔庆东置于死地而无需承担任何风险。显然，新华社“讨孔檄文”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什么叫杀人不用刀，什么叫杀人不见血，新华社这篇“讨孔檄文”，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相比之下，高俅害林冲，则完全是极不上道的小儿科。

看了新华社“讨孔檄文”，人们不禁要问，孔庆东究竟犯下何等大罪，新华社非要置孔庆东于死地不可？新华社的解释是孔庆东骂人，教授骂人触犯了“法律和道德底线”，所以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显然，新华社明显是在撒谎，因为就在此前不久，声称被孔庆东骂的南方系媒体，就在媒上公开骂人，并且骂得对象还是全体国人，骂得方式极其下流：一是为摧毁中国高铁发展，南方系报纸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出《他妈的“奇迹”》；二是今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南方系报纸总编用极其下流的方式在微博中辱骂全体国人说：“要纪念9.18事件，中国女人就应该在这一天拒绝和老公上床，真正抗日”。可以说多年来，南方系辱骂中国人，辱骂中国文化，辱骂中国历史，辱骂中国革命，辱骂中国共产党，辱骂毛泽东的此类污言秽语比比皆是，挑出其中任何一句来，都比新华社指责孔庆东那句“他妈的”（况且孔庆东究竟有没有骂过这句话，新华社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要更加跨越“法律和道德底线”，如果“他妈的”真的属于跨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话。既然南方系媒体对为国捐躯的三百万抗日将士的肆意亵渎，对13亿中国人民的下流辱骂，新华社都能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那么孔庆东一句“他妈的”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更不至于要置于死地。如果说一句“他妈的”就要开除回家，那么南方系如此下流的“抗日”新解，是不是应该关进监狱！新华社都是文化人，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显然，要置孔庆东于死地的并非新华社，而是另有他人，新华社只不过是奉命要结果林冲性命的董超、薛霸。

新华社究竟是在替谁出头，非要置孔庆东于死地不可？新华社自己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意遮掩，反倒泄露了背后的黑手。新华社“讨孔檄文”中只说孔庆东骂人，却绝口不提骂的是什么人，显然，新华社是在故意回避，故意遮掩；为什么要回避和遮掩？是因为孔庆东骂的是南方系报刊，南方系报刊是众所周知的汉奸媒体，而新华社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国家通讯社和汉奸媒体勾结在一起，属于典型的政治乱伦。既然属于乱伦——无论是政治乱伦还是生活乱伦——则肯定不愿意昭示于人，所以新华社才竭力回避和遮掩，只是新华社不知道政治乱伦的可怕后果。去年我们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乱伦》一文中曾经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与一个家庭一样，必须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逾越的绝对禁忌和伦理底线。一个男人再没有女人，也不能把母亲姐妹当女人；一个女人再怎么艰难，也不能把父亲兄弟当嫖客，这就是至死不可跨越的伦理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跨越。对于国家和政党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跨越的政治禁忌和政治伦理，就是绝对不能与汉奸共舞”。因为“一个国家，无论是穷人政权，还是富人政权，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强大国家。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一旦让汉奸势力坐大，结果就只能是动荡和祸乱。”“纵观欧美国家历史就会发现，工业社会数百年以来，尽管社会制度和政治文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有一条始终没有改变，就是绝不宽恕叛国罪，惩处叛国贼始终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当今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军事尖端技术与美欧并列，可是却前所未有地遭受到周边弱国的欺凌，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乱伦使国家陷入了内乱边缘，根本没有力量抵御外侮。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和利益；南方系是公开的汉奸媒体，代表的是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国家通讯社和汉奸媒体勾结在一起并充当汉奸媒体的政治打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已经基本沦丧，距离亡国之日也就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所以，新华社与南方系联手，绝非是一般性的政治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标志，它标志着中国有可能会重演南宋时期的亡国悲剧。

如果再了解一下新华社与南方系联手围剿孔庆东的背景和原因，就会更加清楚新华社与南方系联手的可怕后果。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美欧等西方国家危机的不断加深，美欧等西方国家采取了转嫁危机的传统方法，采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手段向中国转嫁危机：通过中东北非战争抬高世界能源和资源价格以打击中国制造业，加剧中国通货膨胀；迫使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和欧洲债券，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把美国滥发美元的通货膨胀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迫使中国接受转基因种子，控制了中国的农业和超市，进而控制了中国副食品的定价权，中国从猪肉到大白菜，价格涨跌完全被操控，中国老百姓完全变成了外资砧板上的待宰羔羊；指挥亚洲周边国家瓜分中国东海、南海资源，以肢解中国相威胁，迫使中国把越来越多的财富拱手献给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的结果，就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危机越来越严重，可是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低，股价指数越来越高；而中国则相反，经济增长规模越来越大，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股价指数越来越低，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买不起房。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是时至今日，美国股价指数从6千多点上涨到12000多点；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股价指数却从6100多点下跌到1600多点，为什么中美之间经济发展状况与股价指数完全相反？就是因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的结果。目前中国在美欧等西方国家转嫁危机的打击下，经济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连郎咸平那样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都被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震撼了，在到处奔走呼号：完了，全完了，中国至少会萧条30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以乌有之乡为平台，以爱国学者为前锋、以广大民众为主体的民间抗战队伍，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后一支抗战力量。正是因为如此，乌有之乡为代表的这支抗战力量，便成为要肢解中国的国内外颠覆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孔庆东这位孔大和尚，恰恰是这支抗战队伍中影响最大、名头最为响亮的抗战大和尚，从而注定了孔大和尚今天被围剿的必然命运。这就是新华社充当南方系打手，必欲置孔庆东于死地的政治背景。

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今年以来，不仅仅是孔庆东，而是越来越多揭露美国阴谋的学者纷纷陷入了围剿之中，右派带路党在围剿孔庆东，“左派带路党”在围剿张宏良，另有一部分人死缠烂打“双司马”——司马南和司马平邦，还有韩德强、张勤德、黎阳、王小东、何新、郎咸平等越来越多的爱国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被妖魔化的重围。被妖魔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还是卖国，只要你爱国，特别是既反美又爱国，那就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毛派还是自由派，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统统都在妖魔化和围剿之列。在所有被围剿的爱国学者当中，孔庆东不仅名头最响亮，而且战斗力最强，是抗美爱国力量的首席大和尚，所以只要打掉孔庆东，转而再消灭其他人自是不在话下，于是孔庆东就成为新华社率领80多家媒体集中围剿的对象。之所以要由新华社出战而不是由南方系出战，这是由当今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一是南方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汉奸媒体，虽然汉奸媒体攻击中国党和政府，可能会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助阵，但是汉奸媒体围剿抗战力量，则肯定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抵抗，目前绝大多数网民对新华社围剿孔庆东的强烈愤慨就是证明；二是新华社在老百姓眼里代表国家代表政府代表官方，中国“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固有逻辑，决定了如果由新华社出面围剿，会让大家产生党中央号召批判孔庆东的错觉，而中国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又会让人们感到这是党中央发出的围剿毛派和爱国力量的政治信号，许多地方官僚就会在这样一个信号鼓舞下，趁机对毛派和爱国力量大开杀戒。这就是安排由新华社出面的奥妙所在。只是当今中国汉奸势力对爱国力量的疯狂剿杀，把本来五光十色的中国政治派别迅速分化成为两大派——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体制内外的毛派共产党人以及党内外的社会主义者，会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真正的民主派，结成强大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样，“左派带路党”和右派带路党也会形成“左右合流”的分裂势力，其规模甚至会超过抗战时期的伪军力量，对此中国人民一定要有所准备，中华民族崛起前的最后一次大决战，将不可避免。有的网友说，目前对孔庆东等爱国学者的围剿，就是美国对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次“斩首行动”，此话不无道理。

或许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堂堂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会甘愿充当南方系的政治打手？新华社是国家明媒正娶的原配老大，南方系不过是勾搭成奸的一只野鸡，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妾而已，为什么原配老大甘愿充当卑微小妾的带头丫鬟？据知情人撰文透露，新华社的“讨孔檄文”，是由新华社驻广东分社起草、成稿，其中还提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只是不知道广东省委宣传部是默许还是审阅），最后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并且找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署名。该文还透露，新华社广东分社前社长是著名的右派大佬、后来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此人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期间，把中国传媒出版业变成了黄色海洋，推动中国陷入了醉死梦生的糜烂状态，唯一残存的严肃题材就是反毛反共反人民，以及文化自虐和自我妖魔化；南方系报刊隶属的广东省委宣传部，现任部长极其特殊的秘书出身更是惊天动地，如果再考虑到新华社广东分社曾经一度是已经叛逃美国的新华社前任社长许家屯的政治自留地，南方系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就初具轮廓了。但是，单凭这些远远不可能把新华社变成南方系的政治打手，南方系能够成为中国媒体领域的实际老大，还是因为它特殊的美国背景。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点名要求单独会见南方系报纸总编，否则，奥巴马总统拒绝会见任何媒体，立刻返回美国，由中国承担一切后果。中国方面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亲去广州专机陪同南方系报纸总编进京接受奥巴马会见。奥巴马如此过分的举措，不仅远远超过了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甚至远远超过了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即使抗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对汪伪政权的要求，也不过如此。奥巴马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无非是在用这个举动向人们显示，中国南方系媒体的政治地位，远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之上，至少在美国看来必须如此。

可见，目前南方系媒体在当今中国的特殊领导地位，并非是中国政治生活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美国对“中美国”政治力量干预和安排的结果，如同秦桧在宋朝的特殊地位是金国安排的，李鸿章在清朝的特殊地位是八国联军安排的一样，南方系势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则完全是美国安排的。此前我们就曾多次指出，美国正在竭力推动“中美国”由经济共同体向着政治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已经“中美共有”（是共有中国经济而不是共有中美两国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政治上的“中美共治”。目前打造超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特殊地位的南方系媒体，就是实现“中美共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最近以来，包括目前剿杀中国爱国力量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也证明了南方系势力已经确实充当起了“中美共治”的美方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的太上皇——无论多么天大的事情，只要南方系说小就是小，甚至会完全小到无；相反，无论多么不相关的事情，只要南方系说相关就是相关，甚至会相关到乾坤颠倒的程度。此前我们一直呼吁关注的康菲公司和高铁就是典型。

美国康菲公司雇佣中国石油工人在中国油田上，把一桶2美元开采成本的石油，以120美元卖给中国，这种近乎明火执仗的抢劫还不算，今年又为增加石油产量造成漏油事件，毁掉了中国唯一的内海渤海湾。如此天大的事情，南方系居然能够十分轻松地一手遮天，把此事化解得风平浪静、渺无踪影。美国康菲公司仍然在继续把2美元开采成本的中国石油以100多美元卖给中国自己，仍然在继续污染中国渤海湾……现在渤海湾究竟被污染到了什么程度，被媒体封锁得严严实实，没有哪个中国人知道，人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对此事批判最激烈的孔大和尚和张宏良，双双陷入了不同的围剿之中。

如果说在康菲漏油事件上，南方系对美国利益保护得天衣无缝，那么在高铁事件上，南方系则对美国战略计划执行得完美无缺。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第三条欧亚大陆桥（包括俄罗斯那条）高速铁路，将把欧亚非大陆八条铁路线连接起来，形成能够把欧亚非大陆连接成为一体的巨大铁路网，这个铁路网的建成意味着欧亚国家将不再依赖穿越地中海的欧亚唯一运输线，意味着中国将彻底突破美国的C型军事包围和岛链封锁，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的海上霸权地位将会由此终结。显然，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战略格局，于是，美国启动南方系媒体，借助与高铁没有任何关系的“7.23动车事件”，掀起了讨伐中国高铁的舆论大潮，再加上行政和金融方面的配合，不到3 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中国第三条高铁建设，国内一万多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部瘫痪，与高铁建设相关的20多个国家的中国协调组全部撤回。结果就是，本来已经有希望冲破的美国军事包围圈，再次变成了无法突破的铁墙铁壁；本来有希望建成的资源和能源通道，再次化为泡影；本来有希望夺回的国内通货膨胀控制权，再次拱手交给了美国……

现在，南方系的攻击目标又转向了国企，只是很少有人明白南方系攻击国企的可怕后果。本来，控制了外贸定价权的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给中国制造业留下的利润空间就极其狭小，现在，又通过中东北非动乱危及欧亚运输线，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抬高了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完全吞没了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中国制造业随时都会陷入坍塌，一旦中国制造业发生大规模坍塌，资产已经被掏空的中国银行业的潜在灾难，超过40万亿的地方债和企业债的潜在灾难，30多年货币增加800多倍的潜在灾难，环境和生态已经濒临崩溃的潜在灾难，就会一起爆发出来，造成中国经济大动荡、爆发恐怖性通货膨胀……届时，唯一能够抵御灾难的只有国有企业，唯有动用国有企业的力量迅速控制关键产业，才能有希望摆脱困局。如果任凭南方系动用媒体、金融和行政三大力量，如同摧毁中国高铁那样，逼迫几个关键产业的大型国企私有化，把产业控制权交给美国，到时候根本不需要美国一兵一卒，甚至比打垮利比亚还容易地不需要一枪一弹，单凭通货膨胀和经济、社会动荡，就能够把中国变成比当今巴格达、苏尔特悲惨千倍万倍的人间地狱。目前，他们在围攻孔庆东的同时，已经疯狂地扑向了中国电信业，把中国电信业作为引领外资瓜分国企的突破口。对电信业的围攻，也是由中国买办集团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私生子——南方系发起的，南方系大棒一挥，国家发改委、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立刻扑了上去，要把中国电信业的国企大卸八块，大卸八块的理由就是多家竞争可以降低价格。这种说法完全是在放狗屁，当今中国老百姓已经亲身体验到了所谓竞争降低价格纯粹是丧尽天良的王八蛋理论！猪肉、副食品是完全竞争的商品，可是价格却如同长了翅膀一样，直插云霄；日化产品通过完全竞争被外资垄断后，一瓶洗发水的价格甚至超过了一台洗衣机的价格。可以说，如果是国企垄断，国家还可以一声令下把价格降下来，如果是外资垄断，老百姓除了自杀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况且把矛头指向中国电信业极其阴毒，中国六大门户网站已经被外资或外国势力所控制，如果中国电信业再落入外资手中，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中国就只有等死的份了。

当今南方系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秦桧、李鸿章！同样也远远超过了此前贾利勒领导的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之所以中国至今还没有变成利比亚，就在于中国还有孔大和尚为代表的这样一批铁血子孙，还有乌有之乡为代表的这样一支抗战力量，这就是美国颠覆势力和中国买办集团的私生子——南方系汉奸媒体，一定要把孔庆东等爱国学者置于死地的根本原因。

面对着军事被包围、经济被掠夺、政治被控制的中国，我们突然感悟到了佛家那句“劫难逃的”的恐怖涵义，我们也更加深深地佩服我们的战略对手美国。此前我们结合苏联东欧、中东北非的社会巨变一再强调，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比任何军队都更加重要。美国为此成立了进攻型和防御型两个网军司令部，以CNN为代表的庞大媒体更是牢牢控制在美国手中。可是反观中国，南方系代表的平面媒体控制在美国手中，六大门户网站同样控制在美国手中，手里仅仅剩下的几家出版社，目前还在进行所谓市场化改革，最终难免也会落到美国手中。接下来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目前愈演愈烈的富豪外逃大潮，就是最好的注脚。春江水暖鸭先知，大船将沉鼠先逃。今年以来，中国富豪突然如同非洲旅鼠般争先恐后地纷纷外逃移民，仅今年（2011年）一年美国一个国家，就接受中国移民100多万，明年2012年至少会接受130万，主要接受对象就是中国富豪。虽然表面上看，这是美国采用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富豪移民，解决美国债务危机的一个措施，但是根本原因，还是政治嗅觉最为灵敏的中国富豪提前闻到了中国动荡的血腥味道。

几天前刚刚结束的日本军演，指名道姓说是针对中国，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亚洲拥有领导权，国务卿希拉里宣布世界各国对中国南海拥有自由航行权，日本宣布对中国东海拥有国家主权，这是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美国国会通过有关中国人民币法案，直接制订中国经济政策，既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更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汉奸媒体指挥国家通讯社围剿一个普通爱国学者，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甚至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是1840年以来第一次。在目前国家面临重大危难的情况下，让新华社充当南方系汉奸媒体的政治打手，率领80多家媒体围攻一个爱国学者，实际上是在向全国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就是他们完全有能力把中国政府变成慈禧太后，把中国爱国力量变成义和团，并且完全有能力再次联手慈禧太后镇压义和团。这是向全国所有爱国力量发出的威胁信号，而且是十分具体的威胁信号，因为人人都会想到，如果说骂一句汉奸都要面临丢掉饭碗的危险，那么打击汉奸岂不是要满门抄斩？如果说连孔庆东那样名满天下的著名教授骂一句汉奸都要遭此厄难，那么一般老百姓要骂汉奸还不会立刻丢掉性命？

无怪乎黎阳、何新等学者也想如同孔大和尚一样破口大骂了，只要还是一个中国人，只要还有一丝一毫中国人的良心，都会忍不住想破口大骂！当年法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当街凌辱处死法奸，今天俄罗斯青年可以尽情地用拳头对付俄奸，至今韩国人仍然在追惩和没收60年前韩奸后代的财产，可是在当今中国，骂一句汉奸都要遭难！这他妈的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就算是在日本鬼子时期，骂一句汉奸也不至于遭此大难吧！

转摘自：乌有之乡

环球屎报：“艾未未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

文摘编辑评语：应该把“艾未未们”仨字儿换成“中国共产党”

“艾未未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

单仁平《环球屎报》

    “借钱还税”的艾未未近日对外媒称，有3万人共“借给他”140万美元（约合880万元人民币）。外媒还援引艾未未支持者的话称，这是在“官方压制”下实现的，响应者比向红十字会捐款“热烈”得多。看来艾未未很愿意让外界相信，他得到的支持是“中国全社会的”。

    3万人，这个数字大吗？中国有13亿人，新浪微博用户据称超过1亿！艾未未希望“借到”1500万元，如今收到的款项刚刚“过半”。如果来款大大超过1500万，“借款人”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艾未未一边喊“谢”一边把多余的钱再退回去，那么这一次的“政治行为艺术”该是多么完美。可惜，艾未未不得不向世界证明，虽然只借到一半钱，但这些钱是如何的“多”。

    艾未未是西方世界全力支持的“持不同政见”的符号。中国对政治有兴趣的人都知道他。不知道他或者记不住他的中国老百姓们，第一个原因是对他这套政治对抗游戏不感兴趣。

     西方支持过中国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西方舆论曾广泛称魏京生是“中国民主之父”。那位“父亲”目前就在美国的某个角落里，搞一些西方记者都懒得报道的“小动作”。

    那是一个长长的，大多是被遗忘者的名单，艾未未是有新鲜感的加入者。西方支持艾未未和那个名单上的其他人，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些围绕他们的小圈子。艾未未等切不可以为，小圈子没有扩大到全社会，完全是由于“政府的压制”。真正的民意是压不住的。30年来，“艾未未们”一拨拨冒头，然后陨落，中国崛起却逆着他们的预言不断成形。他们被从这个大进程中淘汰，才是真正的社会潮流。

     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度，芸芸众生的故事把这个国家撑得满满的，对国家的感受很难统一。中国的大方向有无数扰乱因素，每一个单独的扰乱既容易被互联网时代放大成“时代征兆”，又更容易被更多更大的征兆淹没。艾未未的真正市场在国外，为避免在中国被淹没，他需要不停做出些被议论纷纷的事。

   必须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鼎力支持，艾未未“什么也不是”。中国现实环境对艾未未行为的抑制，实际上是对外部力量借艾未未推搡中国的反作用力。艾未未只是自愿做了西方撬动中国的一个支点。

     当然，艾未未及“艾未未们”未必真的没有机会，中国政府如果犯巨大的错误，如果中国社会在境外舆论的鼓动下失去判断力，未来就很难说。其实，“艾未未们”的前途，是和中国的噩运挂钩的。

    还是“艾未未们”的运气别太好吧。让他们的出现，成为“盛世”中国的警醒。就像上文所说，快速发展的中国永远有一股反向力量，而且他们总是把人民对立面的位置说成是“代表人民”的。从魏京生到艾未未，这样的力量虽从未坐大，却也从未断流。中国的隐忧是永恒的。 

    不知道那3万个借钱给艾未未的人有多少来自中国境内和境外。希望其中的中国人都确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追随一个煽情的口号。

转摘自：环球屎报

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丁东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它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着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着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转摘自：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