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醉豚:关于626韶关种族冲突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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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醉豚:关于626韶关种族冲突惨案

六二六韶光惨案,是政府的民族政策导致的。

汉人女工被强奸的事情在广东经常发生,但是由于作案者大多能够得到有效处理,很少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这次因为涉及到维族群体,而且传说是涉案者被 政府释放而不受惩罚的事情重复发生之后,才导致大规模群体仇杀。政府说厂方已经证实强奸之事纯属造谣,但是这是政府的说法,大众的常识是:强奸案件需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非工厂领导可以作出结论的。官方的另一个说法是被打死的维族工人只有2人,这明显和视频看到的不符合。更有宣传者到新疆传言斗殴者是酒 醉而死,这种官方谣言已经不能欺骗任何人。

在新疆,一些穆斯林公职人员和学生被禁止去清真寺礼拜,甚至有些人被禁止蓄须。他们的宗教信仰被限制,民族自治权几乎没有,这是事实。

在东南沿海,到处是新疆小孩小偷,到处是新疆流氓团伙,这些人即使被抓,也很快放出来,政府的纵容导致新疆流氓团伙肆无忌惮,导致当地民众对新疆人极度反感,这也是事实。

东南沿海的新疆流氓,最擅长就是把犯罪事件民族化,把一个维族人的犯罪问题上升为"民族问题",而这一招往往奏效。耐人寻味的是,在新疆本地,一个维族人犯了罪,要是有人试图上升到"民族问题",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任何试图煽动"民族问题"的人必将受到严惩。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流氓团伙就成为东南沿海城市的大害。据说一些地方公安采取的办法是:武警换上便衣,和社会流氓混在一起,参与对新疆流氓集团的 械斗,当场打死打伤一批,让这些新疆流氓团伙消失。这个办法很不合法,也很不人道,但是得到了的当地居民的叫好,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击新疆流氓集团。

在中国,最高的准则不是民族和谐和民族平等、信仰自由,而是国土不分裂,民族不暴乱。为了"安抚"新疆维族,避免刑事案件成为民族暴乱的导火线,政 府不惜采取包庇维族罪犯的办法,这在东南沿海相当普遍。但是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流氓打着"民族"的招牌做护身符从事抢劫、盗窃活动。这只会损害维族人在汉人 中的形象,更激化群体之间的矛盾。由于新疆流氓团伙的增多,政府也一直强调"民族"问题,造成了维族人在内地违法犯罪可以拥有不受处罚的特权这个既成事 实。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政府支持这些新疆流氓在内地作案,是为了故意损害维族人的形象,便于镇压新疆叛乱的时候得到内地汉人的支持。

当地群众对外来的维族群体的仇视,实际上是仇视一个犯罪不受应有处罚的特权群体,而不是一个民族仇视另一个民族。正如他们仇视那些宝马撞人不受罚的 权贵,仇视那些抢尸体制造自杀案件的人。这些年的群体事件,大多出于民众对特权阶层的仇恨,而这些特权阶层的背后,都是国家暴力。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把 流到内地的维族群众变成了这样一个特权团体,但是同时也剥夺了维族人本该拥有的信仰权和自治权。

该给他们的要给他们:宗教信仰自由,民族自治。犯罪豁免权不是应该给他们,就绝不该给他们。

中共政府的宣传机构一直在设法禁止宗教信仰的自由。不仅新疆、西藏有这问题,汉人也一样。由于中宣部的丰功伟绩,普通民众对其他宗教所知甚少,甚至 有些人以为穆斯林不吃猪肉是因为猪是他们的祖宗。无知导致的种种误解,明显不利于民族和谐。同样,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扭曲,对法轮功教义和对法轮功信 徒的妖魔化,都导致了制造仇恨的后果。可以说,很多仇恨都是政府的宣传机构煽动出来的,虽然政府一直禁止煽动民族仇恨,但是它自己客观上在煽动仇恨。不论 是宣传上的扭曲,还是赦免新疆流氓的刑事犯罪,实际上都是在制造民族仇恨。

现在的穆斯林大多数不是激进的原教旨穆斯林,他们能够跟世界各种文化和平共处。马来西亚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马来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成为 恐怖分子,相反的,那时候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其中大多数是华人,他们到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回到东南亚搞共产主义革命,搞暗杀、埋地 雷、纵火。

现在的伊拉克,普通民众并没有因为伊斯兰信仰而敌视美国人。那种大规模的敌视,只能是萨达姆、金正日之类的独裁者操纵媒体煽动出来的。

宗教问题和种族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难题,只是有些国家处理得比中国更好一些。在马来西亚,我曾入住一家华人开设的酒店,每个房间都有指向麦加 的箭头,而抽屉里放一本中英对照的《新旧约全书》。在新加坡,甚至在地皮昂贵的市中心,也有设立在大楼地下室的清真寺。在一些大商场和大学校园里,有穆斯 林祈祷室。在中学里,孩子们可以选修宗教课程。在新马泰长大的华人孩子,绝对不会说出"猪是穆斯林的祖先"这类蠢话。如果在中国的学校里,少开一些《马哲》、《邓论》、《毛概》之类的垃圾,开设一些宗教讲座和各民族文化介绍,或许会更有利于种族和谐和宗教和谐。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典审 判,也可以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并没有因此跟其他种族造成大的冲突。中国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点别人的经验呢?香港和台湾可以一国两制,难道新疆和西藏就不可以一国两制?

在广东,虽然有很多维族人,但是你很难看到清真寺。我相信礼拜和祈祷对减少穆斯林的犯罪率是有效的。如果在广东多设清真寺,在有穆斯林的工厂和社区设立足够多的祈祷室,工作安排上允许他们一天几次祈祷,可以降低犯罪率。

共产党人不善于利用宗教统治。他们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禁止宗教信仰的自由,二是让共产党员披上宗教人士的外衣去操纵宗教组织。《星岛日报》就报道过 2起这类事件:维吾尔族人包尔汉,1949年久入党,却一直保密党员身份。在耶鲁大学获得神学博士的李储文牧师,被红卫兵打到半死的时候居然摸出一个党证自保。后来此人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外事办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赵复三牧师,在1964年夏作为革命干部奉命 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负责批判神学的任务,并在1980年代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天安门大屠杀后,赵复三背叛共产党。

此外,傅铁山、赵朴初、丁光训之类的宗教界名人,也都被怀疑为打入宗教界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亲密朋友"。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傅铁山是唯一一 个跳出来声明支持屠杀的宗教界名流。荣毅仁副主席死后被证实是一个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多年的一个"托儿"。那些宗教界名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是永远隐瞒真实身 份的党托。

那些历史悠久的宗教,能够流行这么多年,说明他们是能够和统治者和谐共处的,否则早被统治者灭绝。但是共产党似乎缺乏和这些宗教和谐共处的能力。没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统一,会让他们心神不宁。

追求民主宪政而坐牢的刘晓波,签署《零八宪章》的人,被不断妖魔化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被妖魔化程度更高的法轮功信徒,以及地下基督教会和失去宗教自主权的维吾尔人,他们有一个共性――被剥夺了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

造成626惨案的最大原因,不是参与屠杀的汉人具有先天性的暴戾,那制造强奸案件的维族流氓也不过是点燃了导火线,真正的元凶是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正是这种长期执行的民族政策制造了种族仇恨这个火药桶。

那些杀人的汉人,在这次冲突中表现得非常残忍。但是平心而论,他们长期以来是受害群体。在广东,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护着新疆人。镇压汉人群体事件 不会有大问题,但是镇压维族人,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地方政府迫于当地民众压力清理新疆流氓的行动,有时候竟然要借用黑社会和便衣联手的方式。广东的新 疆维族人不是是弱势群体,实际上,跟新疆维族人住在一起的广东汉人才是弱势群体。

他们应该做的是去问责这个政府,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是无效而徒劳的。这些被愤怒和正义感充满的人们,只能把仇恨发泄在那些他们可以对付的人身上,就是那几百个新疆人。我不能否认他们杀人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复仇的正义感,但是这种正义感又是多么残忍而毫无理性。

626冲突中那些被杀的人,大多数无辜的。但是在某方面,他们也是有过错的。在内地,每当一个新疆人犯罪被抓的时候,总有几十几百的维族同胞站出来为这些罪犯制造"民族事件",从而把自己这个群体变得拥有更多的豁免权。当然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维族人在新疆长期受到的压制和政府对维族人的不信 任,导致他们心理上上更敏感,而更容易不明是非地抱团。从效果上来说,这些人不仅在损害汉人的利益,也在损害维吾尔人的利益,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了 维族人被妖魔化,导致了一些汉人对新疆人的普遍仇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与了支持少数新疆流氓的活动,都用实际行动损害维族人自身形象。用阴谋论的话来 说,他们是政府妖魔化维吾尔族的助手。

这次的626韶关冲突虽然很惨,但是跟历史上规模庞大的种族冲突相比算不了什么。既然历史上更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的种族灭绝都没能导致维汉之间长期的仇恨,这些偶发性的民间冲突更不该成为两族人民冤冤相报的借口。

维族人在新疆被边缘化,被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和自治权,并不是普通汉人对他们做的。普通汉人和维族人一样,也被限制了宗教信仰自由,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治权――他们到现在也没有选举统治者的权利,他们也跟维族人一样,不断地有突发事件反抗政府,也不断被镇压。

当汉人仇视维族人,当维族人仇视普通汉人的时候,他们都容易忘记:

其实不论汉人还是维人,大家都是一个笼子里的奴隶。

转载自:饱醉豚博客


郑恩宠:防亡党司法执法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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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宠:防亡党司法执法大培训

高龄八十八年的中共已严重丧失公信力。今年以来中组部举办大规模基层干部进京受训,在律师所建党,但民生与腐败问题有增无减,民众网上抗议声空前壮大。
 
今年七月一日,中共建党八十八周年。大陆民众是如何看待中共?客观讲,目前的中共只有公权力没有公信力。民生和腐败问题考验着中共执政能力。今后的中共是强势执政党,还是一个「维持会」?得让历史来解读。
 
中共政法系统的全国大培训
 
继中共县委书记和县级公安局长分批到京集训后,二千多名县纪委书记于五月八日起,分批到京受训。中共出台两份文件,要对纪委扩编并将纪委书记在党委常委中排名前移,给纪委配备汽车、录音笔、摄录机、照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地方财政有困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在培训第一节课中讲:「积极预防,妥善处理群体事件。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建立健全大规模集体上访和群体事件预警机制」。
 
近日,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全国第三次预防职务犯罪会上说:「要着力加强民生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至今三千五百名县级检察长到京培训已达八期。
 
九月一日至年底,一千名县法院院长将分四期到京受训,中级法院和所有基层法院院长们也在近一年内全部进京受训。
 
司法部受训对象是各级新任厅(局)长、监狱管理局长、劳教局长、监狱长、劳教所长、还有相当一部份律师所党书记。六月二日,全国监狱长培训班已开学。江苏省公安厅今年要将所有「九长」,即一一○指挥长、国保队长、治安队长、派出所所长、交巡警队长、刑警队长、经侦队长、禁毒队长和看守所长进行轮训。
 
国土资源部在北京、厦门将(乡镇)国土资源所长举办培训实验班。去冬今春中共已对六十万行政村党书记进行轮训。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各级组织部长培训后,再组织万名部长下基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没有外部竞争和监督的政党,面对亡党失政新形势,只能以自我培训这种走过场形式来应付。
 
五月十二日至廿六日,二百名各地律师事务所党书记分二期进入位于河北保定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习。应对一半以上律师所没有中共组织,甚至相当一部份律师所内只有加入民主党派的律师而无中共党员的局面。五月廿六日起,上海律师所党书记集中受训,上海现有九百一十三个律师所,建立中共党支部三百八十四家,全市九千零一十九名律师,中共党员百分之三十四。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指出:「保稳定是全国律师首要政治责任」。一位参加受训律师讲:「拉萨事件中,有的律师没有想到国家利益,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帮助喇嘛宣传所谓喇嘛受迫害的不正当言论......」。沈阳大学要新开设信访方向专业,培养专门对付访民的干部,耐人寻味。
 
貌视强大的中共,从未像今天那样受到大陆民众的不满、反抗和挑战。
 
民生欠帐巨大,四分三人口无社保
 
中共有多强大?民众对他还有多少希望?那就要搞清中共还有多少家底?据日前公布的《○八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八年末,上海、辽宁、新疆等十三个做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帐号的试点省份,共计积累一千一百多亿元,这对于全国各地实际庞大的个人帐户空帐,只是杯水车薪。
 
○八年底,全国个人社会保障基金帐户空帐规模达一万四千亿元,而在○四年底这个数字是七千四百亿元,四年间增加一倍。九七年养老制度改革时,政府没有承担相应转制成本,这就是中共执政六十年留下民生欠帐的一部份。胡锦涛主政还有三年,做实全国养老金空帐至今没有时间表。大陆至今仍有四分之三人未纳入社保范围,○八年底全国有社保帐号的公民为二亿多人,农民工二千四百多万人占在城市从业农民工百分之十七。而五千万公务员、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仍享受计划经济模式,由财政支付相对高额养老金。 ○九年一月,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七,未来还有多少国民对中共寄于希望?
 
史无前例公务员「超国民待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研中心主任陈淮,五月底在《经济观察报》发文:「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是,不少地方正采取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的方式,大兴土木给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加上各种明暗的税费优惠,一些部门的公务员往往可以只用市场价若干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产权房。还有一些单位,一边给公务员发着住房补贴,另一边又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集资房、货币、实物保障两头享受......」。
 
九八年,中共宣布全面停止福利分房。 ○七年,国务院廿四号文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一律停止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不得新征用或新购买土地集资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出售。大陆各级政府利用对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压低土地价格,进行财政暗补和明补为公务员提供超低价产权房现象是公开掠夺公共资源和百姓财产的行为。除了当年苏联和东欧之外,世界上无论富国、穷国、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几乎找不到另一个例证。今日的中共不仅走向了全面腐败且程度已达史无前例。
 
五月十四日,上海卢湾区政府直属永业房产集团公司一批员工举报,该公司两任高层挪用上亿元保险金并拥有多处豪宅。五月廿五日,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审理了五十五岁局级干部范宪(任双钱集团公司董事长)腐败案。范涉嫌将五套商品房、七套商铺和一处公寓会所侵吞,涉嫌挪用公款五千七百万元、贪污一千七百万元和受贿近九百万元。
 
六月四日,上海当局抛出交通大学昂立股份公司(上市)副董事长兼总裁蓝先德等三人在第二中级法院受审。三人贪污、受贿数千万,豪宅多处,以平民愤。当天上海出动数十万警察、特警、武警及机关干部和城管大队等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及主要街区道路口执勤,以防范「民变」......
 
中国网民舆论占尽上风
 
大陆各地二千万访民震惊中共并令海外各界刮目相看。近来人们又发现数千万对中共腐败不满的年轻网民登上社会舞台与访民一起形成共同维权抗暴阵势。
 
○八年十一月,温州干部赴美旅游消费清单网上曝光,评论网页高达八万多个,有一个网页评论高达八千多条。一个线民登高一呼,几百万线民呼应。有数百万点击率的网上「群体事件」就有杨佳案、湖北邓玉娇案,孙东东的访民百分九十九精神障碍案、躲猫猫案、南京天价烟案、张家港太太组团出国旅游案、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贫困县委书记戴五十二万元名表案......
 
大陆目前客观存在二条舆论阵线,一条是中共自上而下控制报刊、电视、电台发布的舆论,事实证明其公信力早已江河日下。官方即便是合理的主张,往往因为居高临下说教式的错误表达方式而被唾弃,加上言行不一又被人们看不起。另一条是民众用手机短信和网路自下而上形成民间舆论阵线。主要针对涉腐、涉富、涉权三大领域。在涉及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司法黑暗、城管暴力、环境生态恶化、官员谎言、征地拆迁、用人制度、房价过高等问题上民间舆论占尽上风。
 
几年前,安徽池州一个孩子划花了老板的车,老板打了孩子,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小问题,经几个线民报导,激怒了众多与该纠纷无直接利益的民众加入到这个事件中,线民上网,访民上街,最后发展到民众冲击政府,烧砸警车......民众将平时积累的对中共各级政府不瞒,通过一个具体小案例,对看不顺眼的官员动真格,产生一个个小型「光州事件」。
 
民众在网上摆出一副不处理当官的就不甘休的架势,结果发现当局十分被动。线民曝光一个官员,当局只能去查处免职一批干部,几乎成了定律,结果大大鼓舞了民众士气。网路打破当局长期以来分而治之的体制,网路本身没有地域时空之分,只要有人在网上开了第一枪,立即在海内外网路上掀起了能量极大的公民群体表达,官方喉舌往往败下阵来......
 
中共今后的国际形象取决于对国内的善治,当前及今后中共的政绩是不是泡沫式高速经济数字的增长。民生和腐败问题是决定中共今后命运的二大关键问题,若不从体制、机制去治本和痛改前非,那么中共命运不仅仅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是掌握在十三亿国民手中。历史证明,现代政治文明主要是政党文明。国家权力来自国民授权才是合法的权力。执政党权力只有回归国民的权利,这个权力才会生生不息。一个执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史」,而取决于它能否适应国内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应变力,跟得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无论执政党的口号多么漂亮,但最终的落脚点还要看民众是否获得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七月号

冉云飞:通往公民社会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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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通往公民社会的几种方法

冉按:这是为《开放》杂志写的稿件,刊于七月号,易名为《网络与公民社会》。杂志或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对自由民主的争取,对自身权益和尊严的维护,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潮流。但由于专制政府统治过久,占有诸多社会资源,使得民众从思想的开放程度上,到对诸多权益的维护上,其能力都有明显的不足。这种能力的缺乏,其原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政府掌控所有媒体、垄断信息发布的权利——对不利于官方的信息就禁绝,对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无限夸大——使得民众对真相缺少了解。缺少对真相的了解,对多元信息的自我判断,人就不容易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衡度。更为可悲的是,在做出了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选择后,还对伤害自己权益的人感恩戴德,这样的吊诡与讽刺,不只伤害我们的实际利益,也损及我们的尊严与智商。

一:真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相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立足之本,没有真相,表面的正义就会遮掩更多的不义与丑恶。既然真相这么重要,那么作为民众,我们如何获得真相呢?二十世纪以降、由于我们得技术之惠,可以从一些渠道获得有效的解决。传统传媒、书籍杂志、网络手机等,都是不错的渠道。但问题在于,这些看上去能透露真相的工具,既可以为民众所用,更容易被官方盗用劫持。

的确如此,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只让民众听他们想让他们知道的,看他们能看到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信息上的路径依赖。有不少民众几乎天然地相信政府的说辞,把政府常年挂在口头上的“相信政府”当成不折不扣的御旨来信守。与此同时,信息的准确与否,几乎是毫不批判地以官方发布者为标尺。谎话说尽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信息垄断、权力胁迫之下,成了毋庸置疑的权威媒体。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官方只允许你转发或者相信这三家机构的时候,它们为什么成了准确与权威的化身了呢?

以中国官方几十年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传统传媒的控制是相当出色的,其出色的标志,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信任官方权威机构和政府说辞的人。但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手机通讯业的发达,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再也不能被官方完全控制了。互联网的即时性、互动性,以及发布信息和意见的快速、多元,都是此前传统传媒中的任何一种不可比拟的。这十几年官方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制造金盾工程封堵民众了解国外更多更真实的信息,但在网民越来越多的今天,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失败的边缘。

正是因为金盾工程耗费纳税人的血汗而又功效不大,官方才进一步强行要求各电脑生产商安装旨在限制多元信息和言论自由的绿坝软件。且不说这种软件质量之低劣,已为人所破解,就是这款软件强大到能监控任何信息的地步,就必然让民众了解信息的热情止步吗?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怕被请去喝茶,不怕你加诸他的罪名的时候,那么你再强大的过滤功能也等于零。用绿坝软件来监控民众,恐吓他们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是建立在官方对自己能力过于自信的基础上。正由于诸多信息的开放,人们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更多的人敢于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勇气像恐惧一样,也是可以传染的,有勇气的人越多,所有对信息阻隔的工具都将失效,一切真相将会因此大白于天下。

二:传播

有多元的信息,还要靠我们每个人来传播。而现在互联网的传播技术,相对互联网早期有极为不同的变化。即时通、推特、饭否等工具比相对传统的BBS、博客传播得更为迅捷。更为重要的是,消息的发布没有事先审查制度,使得凡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发布者,必定使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不致因人为的阻隔而有所遗漏。

真相是民主自由的利器,是专制者的软肋。之所以官方能够遮掩真相,不只在于他们能垄断信息源,更在于他们能掌控信息流,传播路径和渠道完全为他们所左右,正所谓源流尽在他们的主宰之下,要想探寻真相,那便是难上加难。信息来源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必然使更多难以在传统传媒上面世的消息,得以在互联网的空间内传播,从而使那种想瞒天过海的对他人利益的侵犯,得以减少,或者将所受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如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便是网友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外地网友前往参观声援,网上各种舆论风起云涌,使想掩盖事实的官方受到很大的压力。虽然官方受尽一切办法来打压对邓玉娇案真相之揭露,而且从故意杀人到故意伤害,到最终防卫过当免于刑责,有许多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邓玉娇亦没有得到真正的无罪结局,但最终这个漏洞颇多的结局,也是经民众特别是网民博弈而官方妥协的结果。

邓玉娇案清楚地表明传播对于揭示真相的重要性,同时更加立体化地展示一个地方案件如何演变成全国性案件的过程。由于网络的全国乃至世界化特性,使得那些伤害民众利益的案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变得分外令人瞩目。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南康群体事件,以及写此文时正在发生的湖北石首抢尸案、江苏江阴和山东东明重度环保污染致民众患病案等,均陆续受到各地网民的关注,使得这些欺压民众的地方政府的恶行劣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曝光,这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换言之,互联网的广泛性,即时性,新闻发布源流的多元性,使得任何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与民众有关的事件,都成了事实上颇受关注的全国性事件。

从周曙光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开始,现在有更多的网友加入了事实上的“公民记者”的行业,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通过博客、BBS展示出来,甚或通过饭否、推特加以及时迅捷的直播。当然传播真相的过程中,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南康事件中报道的醉葫芦就曾被当地国保请去喝茶,接受调查。但当所有人都视这种官方的威胁性调查为无物,把传播真相当作自己作为公民份内事的时候,无疑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公民记者的行业,传播真相会成为一个上好的公民训练场所。

三:教育

大陆官方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成分论、血统论的悖论,给那些地、富、反、坏、右之外,有问题的子女一个出路,名之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教育在中国大陆就不是只有学校教育一义,更重要的在于社会教育的改造性和强制性,比如你到华北革大去洗脑也叫接受教育,比如知识青年因为城市的就业而被赶到乡下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真正的教育,应该摒除强制性,摒除改造和洗脑。

但问题在于四九年后的中国教育,党委进驻学校,党化相当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文课和政治课重叠,以至于在文革时期的教材中,连数学课程里都夹杂着许多毛泽东语录,其意识形态的严重毒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四九年后的教育,不仅是教学方法、考试内容上严重受党化的支配,特别是教材的编写方面有相当大的问题。在一个以普及教育为要义的工业化时代,教育的规模性促成教材的编写变得极为重要,因此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

与我同住一院的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上世纪四十代上小学一年级,第一课是“天亮了,天亮了,快起来,快起来”,而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课则是“毛主席万岁”,而2002年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教材有所改观,第一册的最后一句依旧“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从中可以约略而直观地看出国共两个朝代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程度。但现在也有些人在做编写教材的努力,如谢泳、夏仲义、钱理群、摩罗、任不寐等编写的大学、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就以探求真理、审美教育、培养公民为要旨,虽然只是小范围内使用,但所起到的公民教育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

民国时期,教育界、知识界特别活跃,哪怕是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后期,教育中的党化影响也是非常小的,不像今天中国这般无孔不入,教育愚民的程度甚深,对教师和学生的控制极严。在今天学校教育依旧受到诸般掌控和毒化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对教育做点滴的努力。特别互联网兴起后的社会教育,对学生清洗他们脑子中官方的毒化,是有一定效用的。一些朋友常常感到生不逢时,很感叹民国时期办同仁杂志同仁出版社之如何风光,被查禁后明天就可以立马申请,卷土重来。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机会,即你可以开博客,每天发表自己的见解,相当于办一张个人的报纸,持续不断地向社会运输自己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而这种因符合民众的利益,使得受众的关注度一定不低。事实上,正是如此,国内有许多写作博客(包括推特、饭否等微博客)的人,正像民国时期的陶行知、晏阳初们办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运动,现在许多人也在办着“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教育”与此前的许多教育颇有不同,直观、互动、及时,还有各种观点和信息的交锋,使得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模糊起来。由于互联网的百科全书性质,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了强大的搜索功能,变成一本大家可以查询和阅读的“电子字典”,另一方面相对能干的人在其间贡献了较多的有知识含金量的东西,使得所有的人有自动学习的机会。再者,由于互联网吸纳知识并无参与人数的限制,使得受互联网这种社会教育人数大大增加。大家在互相探讨、切磋、批评之中,习得了宽容、理性的精髓,就像毛向辉先生的“分享主义哲学”一样,使合作、沟通、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一种可能,从而为做一个良好的公民打下了基础。

四:行动

中国有个古老命题——“知行合一”——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困扰,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总是纷争不休,没有结果。知不易,行亦困难,没有哪一件是可以轻松做成的。按常理,任何一个行动,在你行动之前一定要知道它的意义及目的何在,而不是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知永远在行的前面。知道一件事值得去做,这个行动有意义,最终能够去实施这个行动,这中间有极大的距离。我认为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在知的过程中,在行动的道路上。

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固然不好,但没有计划的盲动也未必就能结出良好的果实。社会学者刚多赛说过:光做好事是不够的,还必要用好的方式去做。也就是说,那种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一切为了目的论”,往往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所以我对那些以高尚的目的为诱饵,其手段却恶浊不堪的所谓行动,总是充满疑问,因为大陆的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号召”下“成功”的,对于此种无视手段的目的论,大陆的民众有足够的切肤之痛来怀疑它。

比如去年5.12大地震中的救灾,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也不是没有善心与善行,但他们的善心和善行却充满着许多表演性质。有些演艺明星去的时候怕媒体不知道,完全像带着一帮狗仔队一样去灾区“到此一游”,有的甚至把受助者当作市恩的对象。在行善的过程中,不顾及受助者的尊严和心灵,这种“行善”的行动,其有害性是相当大的。但同是在帮助当地受灾者的情形下,台湾建筑设计师谢英俊就地取材、注重环保、造价较低、参与性强,使当地民众参与建房的同时,学会了建房技巧,互相帮助,从而使单纯的受助活动,变成受助和自救的混合努力过程,从而使民众达致一定意义上的民治(by the people)效果。这是NGO组织做灾后重建的最高状态。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志愿者来说,有的连做志愿者的经验都很少,更不用说在如何行善的过程中,学会尊重他人,最重要的是引导灾民习得自治的本领,完成由他助到自救的转型。

我曾给志愿者做过一次演讲,提到建筑设计中尊重当地民俗民风,甚至尊重在外地人看来比较迷信的因素。如果当地民众重视开窗采光的风水(风水也不全是迷信,也有堪舆学上的意义),只要在不损害建筑结构,不破坏安全和防震性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习惯很多时候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看上去不够科学,却负有其他物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情感寄托。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清明节去给逝去的亲人和祖先烧纸钱,根本没用,却依旧乐此不疲地去做一样,这是情感的领地,科学不是万能的。那种把科学万能地尝试到灾后重建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可逆料的麻烦。

说到培养公民意识的公民行动,就不能不说到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为了调查5.12大地震中学生死难者名单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在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行动之前,四川的谭作人、谢贻卉驱车乡下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写出了切实的报告,惜乎谭作人为此事被捕,而致此事最终搁浅。但艾未未调查小组遍及四川灾区,几十位志愿者忍受当地官员、警察等人的刁难、阻扰,拿出五千多信实可靠的名单,真是可感可佩。这些参与的志愿者多为年轻人,但他们理性、隐忍的踏实作风,却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在受到警察盘问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要求警察出示证件,没收物品需要警察出示清单。别小看这些小小的对警察来说算是“刁难”的举措,却正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尊重的基本做法,这对当事双方都是一个极好的法治教育,对培养公民理念,也是一个直接的训练。

关于行动中培养公民意识,并不只是直接去做事才叫行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用你的见证作改变》,就提倡大家用力所能及的办法,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如不买任何造假媒体的账,如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继而买《炎黄春秋》,给北京公盟法律中心每个月捐几元钱的款,细水长流,彰显爱心与力量,这也是难得的公民训练。做这样的事,在恐惧感遍布全身的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并没有什么危险,但却可以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来做出自己的赞同与反对。此种事情积少成多,汇细流而成江海,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五:思维

我曾在博客上回过一封大学生的来信,名为《不要被仇恨所束缚》。其中有几点都谈到思维问题,兹摘几个小标题—— “不要在思维上成为反对者的俘虏”、“思维雷同,很不经济”、“不要模仿草包,做思维上的恐怖分子”——并引两段文字作为我为什么要谈“思维”的变革,对公民养成之重要的证据。我对法轮功遭受官方的迫害,有相当的同情,但我很遗憾,对他们模仿共产党的思维与做派,并不认可。

“官方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所犯下的过错有目共睹,这样的结论,我们是通过艰辛的现实感受及众多资料证明,从研究所得,不是信口雌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义愤所困,不惜歪曲事实,来曲就自己的观点,以利打倒敌人,保存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讲,尊重事实比所谓的‘胜利’ 更重要。《九评共产党》的观点也许有可采之处,但他们的思维路径,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跟班和影子。很多时候,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实是一种宿命的反噬。仇恨的反噬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争取自己的幸福并不需要去仇恨他人,哪怕这个‘仇人’是巨大的共产党。制造敌人不能带来快乐。对共产党思维和做派的模仿,使得法轮功所得到的同情反而减少,这种伤害,他们至今似乎不知,不能不为之一叹。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互相描黑,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蠢事。

我们有时看到有思想的人,常给我们茅塞顿开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他渊博的知识,雅健的笔墨,风趣的话语,逻辑的力量,得体的风度,在在都给我们以教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所谓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粗浅的理解,就是他不被现存答案所囿,他常会换位思考,他总是相信人的局限胜过相信人的完美。我们是接受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长大的,这是我们终身都要警惕的。为了衬托自己的伟大,不惜把对方描黑或者妖魔化,这种弱智化的草包思维,陷我们于不义久矣。”

很遗憾,有很多机构和个人因受大陆官方的迫害,而同样使用官方颠倒黑白的方式来批判官方,从而进入一个无法自解的泥淖之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们热爱民主自由,应该实事求是,不完全被利害所捆绑,而尽量以是非来评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长期以来毒害中国人甚烈。国人之间缺少信任、充满敌我思维,被仇恨所捆绑,这在一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人身上也体现非常充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这样的思维在中国依旧有广大的市场,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写于成都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7月号

转载自:冉云飞博客

傅国涌:方励之为何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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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方励之为何出走?

编者按:本文从梁启超到方励之的境遇,探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民主进程,何以如此坎坷艰难?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如昂山素姬、哈维尔、金大中式的民主殉道者为国运作出道德承担。

梁启超晚年对政治已颇为厌倦,把重心转到了文化上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张东荪回忆,在北伐前二三年他住在协和医院,准备动手术时,张曾向他进言,文化运动未有 不含政治改革的,故仅文化运动是不够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所以不愿再谈政治,就是对于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相隔二十年后,张东荪在写《理性与民主》一书时,回想起这句话,无比的感慨,认为:

「中国之始终未能走上民主轨道,可以说就是因为没有人肯作民主主义之殉道者

必须有人和迷信财神与送子观音那样,不惜徒步登山,数夜不睡,以迷信于民主主义,则民主方会发生力量。

环顾海内,这个天赋的天命应该降在梁先生身上,他竟未曾担起,岂不可惜。为什么他最相宜呢?

就是我以为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道德的挣扎,即对于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种抗争,可以说是纯粹出于道德的动机。」

梁启超晚年对民主失去信心

自戊戌变法以来影响中国至大、至深,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追求了大半生的梁启超先生,到他生命的黄昏竟然说自己「对于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这确实令人遗 憾。张东荪的惋惜不是一声轻轻的喟叹所能了的,而是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立在我们的面前。从他写下这番话,又是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依然踯躅在民主的大门外,更不要说上轨道了。通往民主的路为何如此艰难?固然首先是因为环境的阻力,比如掌握权柄的人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既得利益不肯放弃眼 前的利益,多数人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苟且偷生,追求民主的动力不够......

在这些因素之外,我们不能不说,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的追求者、宣导者,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世人视为民主旗帜的人物,本身也没有负起足够的道德上的责任,在根本上,缺乏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追求民主不能不诉诸道德要求

中国人追求民主之路,如果从梁启超那一代起已有一百多年了,最近这三十多年来,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到波澜壮阔的一九八九年,也曾高潮迭起,国人 并不缺乏民主的诉求,而且曾经产生出了具有影响力和象征性的代表,比如方励之先生、魏京生先生。但是,他们先后都选择了流亡,作为个体生命他们因此可以减 少许多切身的痛苦,我无意评价他们个人的选择,也决不是在指责他们,何况魏京生先生已在牢狱中熬过了漫长的十八年。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这个选择给我们民族 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极权社会里好不容易浮现出来的民主象征,他们曾是千万追求民主的国人心目中的希望与信心,如果他们坚持留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这个饱受折磨的民族共命运,与被蹂躏、被损害的同胞一同承受现实的苦难,整个民族在精神道德上就有一个可靠的向心力,在无所不在的强权对面,就有一座撼不动的精神 座标。

任何一个时代,要产生出这样的座标需要有很多的契机,不是说有就有了,只有各种因素集于一身才会成就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一旦产生,上天就赋予他一重使命, 这个使命是超越于个人生命之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处在历史当中的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担负这样的使命,能不能以殉道者的姿态,坚守民主的理想,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确实,这不是现实的理性计算,不是具体的力量权衡,而是清清楚楚的个人利害抉择,不仅可能带来个人处境上更大的逼迫、更大的难处,甚至是严重的伤害,由此产生的道德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

道德从来都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不是用来责人,乃是用来律己的。在极权向民主转型的过渡时代,新生的民主力量要想与强大的反民主力量抗衡,不能不诉诸这样的道德力量,我们当然明白民主最后的生根要靠制度,没有制度安排上的保证,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社会,但是这个制度的建立却有赖于道德的动力。没有这种道德的榜样,没有先行者以自我牺牲所作出的示范,一个长期被专制奴役的民族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圣经》中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中国的民谚也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今天林昭受到那么多人敬仰的原因所在。

倘若方励之六四后不出走

历史的创造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有幸被历史选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关键时候的选择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方励之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处演讲,提倡民主, 在年轻学子中如雷贯耳。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浪潮诚然不是他鼓动起来的,而是历史的大趋势,但是不能否认他多年来的思想言论就是构成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他的 影响力当年无人出其右,拥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乃至「中国的布鲁诺」等称誉。

然而,他最终既不是萨哈罗夫,也不是布鲁诺。如果说,「六四」枪响之时,情况危急,大军压境,局势不明,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他走进美国大使馆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一年多之后,北京已结束戒严,局势平定,作为被通缉的「黑手」,他坦然走出美国大使馆,充其量也就是接受几年监狱的命运。按照当时全国的民气、民 心、民意,更不用说国际社会的舆论,他入狱只会使他赢得巨大的声誉,只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以他的声望,即使在狱中,他在肉身上也不至于受到多大的伤害。

据说,他事后的解释是,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被时代推到浪尖上的知识份子,关键时刻是不是能承担起民族的苦难,有勇气接受包括牢狱在内的命运安排,坦然地面对一切向他袭来的横逆。这不仅是个人的勇气问题,更是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感到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戊戌变法虽然被绞杀了,但是有一个甘愿以身殉道的谭嗣同在,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线的温暖。十多年后,那个杀了谭嗣同的王朝就崩溃了。

二十年后,重读方励之先生八十年代的那些言论,我对他依然怀抱足够的敬意,他毕竟是一个开风气者,一个推动过历史进步的人,斑斑史册永远也无法抹掉那一页。 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也是毋庸讳言的。他的选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伤到底有多深,或许今天还测不出来。这是历史深深的无 奈。在太平洋彼岸,午夜梦回之际,也不知道方先生对此是否有过反省?

专制和被专制相互成全

六十年来,在这个暴力缔造的大一统政权下,这块土地上追求民主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三十多年来,我们一次次听到了民主的吶喊声。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昂山素姬、哈维尔、金大中?为什么三十多年的时光得来的仍然是零?其中原因不能只到反民主的力量那里去寻找,更要在求民主的力量身上去探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反民主的力量变得貌似强大,甚至逐渐找回了他们曾经丧失的一点自信。

专制其实不是靠自己单独就能完成的,专制和被专制是相互成全的,一个民族一旦准备好了告别专制,专制的末日也就即将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之所以 只能处于民主的门槛外,首先是追求民主的人还没有作好道德上的准备,特别是个别曾享有宣导民主的大名、掌握了相当道义资源的人,没有能立定心志,做一个民主的殉道者,甚至放弃了历史曾给予他的重大机会。这是中国民主难产的重要原由之一。

中国的今天,依靠体制自身力量往民主方向演变的可能性,几乎越来越看不到了,强势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贪婪和独占的欲望日益膨胀,像胡、赵那样具有道德感的体制 内领袖已没有产生的土壤。但是,历史又已经走到了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这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这个时候,民间社会能不能产生出具有道 德力量的代表人物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一个民主中国、自由中国殉道?就是这一轮转型能否顺利开始的条件之一。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7月号

张祖桦: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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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桦: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 “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

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

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

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

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

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

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

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

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

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

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

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

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

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

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

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记: 《零八宪章》(珍藏本)通过先生与李晓蓉博士的辛勤工作由开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请先生介绍一下该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张:我因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及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幸赖李晓蓉博士热心帮助,由于她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编辑,加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和蔡咏梅女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得《零八宪章》(珍藏本)一书得以于5月10日顺利面世。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为什么签名?”,选编了12篇宪章签署人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回答了参加联署签名的意义、思考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签署人留言选编”则是从众多的签署人留言中辑录的精萃,充分展现出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高贵精神,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第二部分“评论与争鸣”,选编了9篇相关文章,或论或评,或弹或赞,亦有质疑与辩诘,意在鼓励不同意见的争鸣,尤其欢迎各方人士对宪章文本提出批评与指教。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

第三部分“前波与后浪”,选编了10篇稿件,其中收录的金钟先生和我的答记者问阐述了宪章的由来、旨意和前景,意在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位宪章签署人记述接受警方传唤乃至抄家经历的生动文字,说明中国当下的人权现状与官方对外宣示的“伟大成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牟传珩先生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最后一部分“附件”,内容弥足珍贵。收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亲自翻译的英文版《零八宪章》;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的文章:“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零八宪章》的联署人面临政府的打压”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翻译的《七七宪章》中文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对《零八宪章》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零八宪章》签署人名单(第一批到第十二批)。从传播的角度看,本书的问世对于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 《零八宪章》无疑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与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关系?

张: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既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示,也受到英国1215年《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益。同时,它与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之前的“民主墙”运动)有着直接的精神纽带。《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大都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零八宪章》中的主要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都曾经提出过,我本人也是由于“六四”才彻底认清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本性,放弃幻想,从体制内进入民间投身争取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事业。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过程。后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先贤的探索实践,奉献牺牲,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就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发掘的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记:支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中的诉求,无疑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壮大。请先生谈谈从1989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国在公民社会发育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张:过去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 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 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故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是否能妥善解决时下的难题,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键就看《零八宪章》提出的诸项原则和建议在中国社会落实的情况,请先生谈谈《零八宪章》将在未来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敢妄言预测未来。《零八宪章》自去年12月9日公布以来,从我本人接触到的大量体制内外、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中共高干和警察)来看,90%以上都表示认同和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少数条文有不同意见。完全反对者,我一个也没遇见(只在网上看到一些毛左派的大批判文章,谢谢他们的重视与帮忙传播!)。尤其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宪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传播宪章勇于实践,义无反顾,不怕被传唤、被关押、被抄家,使我深感鼓舞!并从中看到人心所向,希望所在。更加坚定了毅然前行的信心!我深信,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自由民主,不落实人权保障,《零八宪章》的影响就一日不会消失,而且只会愈来愈大。

 

首发:《公民》杂志28期

林渊:戳破川震无法预测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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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渊:戳破川震无法预测的谎言

大陆公民记者翟明磊用了四个月时间,采访多名科学家,在川震一周年前夕,在其博客发表系列报导,揭露地震官员隐瞒许多准确的震情预报,事后毫无认错负责的态度,而官方媒体又加以庇护。

「做中国人难,做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更难。」谭作人这句话,令公民记者翟明磊感到既沉重又难受。二人并不认识,谭作人因发起民间行动调查川震死难学生的真相,三 月底被四川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翟明磊在艾晓明教授拍的纪录片《天堂娃娃》中看到了谭作人被捕前的访谈,深受感动,觉得要做点事告慰在汶川 大地震死去的亡灵,于是用了四个月时间,采访了钱复业、赵玉林、李有才、潘正权、耿庆国、刘兴怀、汪成民、陈一文等多名科学家,在五一二川震一周年前夕, 在其博客《壹报》www.1bao.org上逐日发表了《他们,预测了汶川地震》系列报导,力证中共官方指称「地震无法预测,没有收过地震预报」全属谎言。

汪成民函中央责地震局瞒震情

其中受访的中国地震局预测研究所研究员汪成民表示,五一二地震发生后,已去函中央,明确认为这次地震,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要是做好工作,事先是 可以打招呼的(向政府发出警示),因此应当问责。他已成功查证收集了被压制的汶川预测意见二十多条,写成《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汶川地震是唐山地震的翻版》等文章。汪成民是中国地震史上的关键人物,在国家地震局曾主持综合预报组工作,现任地震局长陈建民是他的学生。唐山大地震时 他是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京津组组长,坚持华北有大震的主帅人物,可是文革期间受到当权派迫害,京津组被撤销,他长期没有分配工作。汶川地震后,汪成民受中央委托,支持余震预报,三发三中。目前担任国家八六三课题地震中的智慧化决策的课题负责人。

汪成民感慨地指出,唐山地震后毕竟有一批人出来承担责任,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刘英勇尚且会说:「我要准备坐牢,这件事是给人民欠下的血债」。因为地震前有 对预测可以做得更好的事,他并没有给与支持,感到内疚。而现在更不如唐山的年代了,这批官僚考虑的完全是怎么应付上面和下面。难道八万人的死,都换不来几 句真话?从国家地震局长到四川省地震局长,地震发生至今一年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我们错了。」这是一种政治形势。现今官员们不怕民心,就是全力以赴 维持自己的乌纱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花很多力气和他们争辩,很不容易。从汶川地震前三四年到发生前三两天,一直有不同的尖锐的意见在争论,这样的意 见全部被压下去。更可怕是到现在,官方没有人承认有过关于会否发生大地震的争论。还有人试图在各个方面压制。不久前,打着要广泛听取民意旗帜的中国地震学 会开会,汪成民写了一篇文章要求在大会上发言、讨论,编成会议论文集,却被拒绝,「我们发点言,发表些文章,想当面和局长沟通,尽管这地震局一把手(陈建 民)是我的学生,都被拒绝了,完全回避。陈建民是我从北大选来的研究生,当时在我的课题组成绩不算好,但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常派他搞公关。」

多名科学家曾提出地震警示

根据汪成民收集的资料,汶川地震前曾向政府提出地震警示的,包括:

一、 四川省地震局退休工程师李有才,他自二○○二年得知离映秀镇仅二十公里处将建设紫坪铺水库后,多次给国务院、四川省政府、中国地震局与水利部门写信,指出 该处是强震易发地区,有七点五级大地震背景,不适合建立大型水库,若建库决定无法改变,水库承受的地震烈度必须由原来设计的七度提高到九度以上。其后证实 汶川地震造成该区的烈度为十度,与李有才分析意见吻合。

二、四川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周 荣军与五位欧洲、美国地球物理科学家共同署名在○七年七月《构造学》发表题为〈西藏高原东部边缘北川与彭灌断层的活动板块运动〉一文,指出「地壳撞击的能 量在四川省汶川县积累,并将以地震形式释放出来,北川附近某些断层有可能导致严重地震灾害的潜在风险」。结论与李有才的分析意见完全一致。

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四川德阳市地震局潘正权工程师向四川省地震局反映,三月下旬什邡市发现一些水井变黑的宏观异常,但没有得到省地震局重视。

四、○八年五月十日,中国地震预测谘询委员会委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在家中的电脑收到四川攀枝花市红格监测台传来异常信号,这个距离北川县六百四十公里的HRT波监测台出现了特大地震即将发生的临震预警信号。

五. 中国地震预测谘询委员会委员耿庆国○六年以来反覆强调川、甘、青交界地区应紧急加强监测,并明确提出以红原为中心的四川阿坝州等地区将可能发生七点五级强震,建议要保护大熊猫基地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八年四月廿六日,耿庆国更明确提出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为可能发震的时间。他在四月底把整个天灾预测意见以密 件形式寄给地震局、副总理回良玉,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民政部等部门。

耿庆国在访问中还 披露,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五个月便退休离职的中国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刻意隐瞒事实。孙的其中一项职责是接收整理来自社会的地震预报卡,与「非主流」的地 震预报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孙四月廿七日来到天灾预测委员会开会。与会的耿庆国跟他讲述了五月八日兰州以南至天水的病态磁暴区,以及重庆与昌黎等其他地方的 磁暴异常。推断五月八日的危险点正负十天,川甘青可能的大地震。耿庆国原想按以往的惯例填写预报卡;但孙士鋐说:「算了吧,他们(指地震局官员)烦透你们 了,反正你给我讲了,我也知道了。」长期以来,测震学派是地震局这官场的主流,认为地震可预测的预震学派不被重视,屡受排斥。可是地震局今次惨痛教训中还公然撒谎,令耿庆国怒火中烧。而当时在场知悉孙士鋐听取了耿庆国汇报的天灾预测委员会顾问陈一文亦表示:如果国家立案机关进行调查,他愿意站出来做证。

访问预震专家陈一文不顺利

陈一文是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一九五○年跟随父亲由英国回大陆生活,长期从事科技研究工作。川震后的五月十四日,他在央视九台英语频道直播节目中用英文怒斥中国地震局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重播时这句话却被删掉,引起广泛关注。翟明磊今次访问陈一文也不顺利。陈一文不久前从肿瘤医院出来,二人原本相约在一个休闲疗养山庄会晤,但中途突然换地方,因为陈一文的太太要回来,太太担心他的处境,不愿他接受采访。岂料换了地方,还是让他太太找到,她怒气冲冲赶至喝止:「你好不容易躲到这儿,还在接受采访。你不要命啦!」陈只好微笑告辞说:「夫人担心我的风险,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

在 中共当局严密封锁资讯,层层包庇利用的情况下,即使翟明磊写出了这近十万字的系列报导,可能如他所说,只是触及了真相的一个层面。中共体制的黑暗腐败,几许不可告人的秘密,更是科学家们无法想像。在施政不公开透明、体制缺乏监督制衡、人民没有充份自由反映意见的社会,谁能保证唐山、汶川之后,不会再有另一场地震大悲剧!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