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近代思想家，政治业绩与学术学果均有大成，著有《饮冰室合集》。
最近，微信闻人王五四公开了一篇骂街文，题目竟然是“我保证，以后再说你傻逼时不阐述具体原因了”。在此之前，我对王五四其文是很欣赏的，对其人也很敬重。其文形象生动，酣畅淋漓，文笔极佳，我等自愧弗如。其观点，也都能理解，大致也都认可。其人，曾受打压，公号屡屡被封，都让人敬重。然而，这篇骂街文暴露了其短板：学养、修养均有不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下面仅举其中一例以明之。
骂街文引用了他认为正确的看法：“晚清1903年至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你来我往，涉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与今天对改良的理论判断上可谓异曲同工。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后，在外部自由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主流普世价值时，今天的改良派还大言不惭说，“推翻皇帝，改换朝代，革命可能更加暴戾更加无法约束。”
这段话，来自某位人士所写《三谈改良派：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这位动辄拿清末革命、改良争论来类比、论证当下争论合理性的人士，到底对清末的革命、改良争论了解多少，本人不得而知，但动辄指控他人“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的自我优越感，本人觉得有必要根据史实打破其幻觉。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争论，而只是想让“口炮党”明白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口炮党”仅指本人所见到的言论已经明显走火入魔的人士，而非指一个群体，群体中各人情况都不一致，很难一概而论，自不应一棒打翻一船人。
口炮党从清末革命与改良争议中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革命党发起争议的目的不是真正追求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怕革命没市场，甚至希望政府作恶，自己阻挠改良，心态已入魔障。
首先，这场争论，并非发生在“晚清1903年至1905年”。事实是，争论起自1905年，持续了二年多时间。基本事实不能搞错。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妄断历史，也是学养不足的一个表现。
论战舞台，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前者由革命党人创办，后者由梁启超主持。《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后成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是梁启超宣扬君主立宪等观点的阵地。
《民报》之创立，目的就是针对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的，因为梁启超是“青年导师”，还是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的立宪主张削弱了革命派的市场，革命派需要以围攻围剿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以获取革命主张的市场份额。
革命派后来取胜，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掌握了话语权之后，把革命宣扬成如何如何正义，凡是与革命为敌的都在消灭之例，故历史真相未必如革命话语所宣扬的那样。百余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当日革命派的思路，会发现其非常怪诞和不符正义。比如，同年发生的革命党人炸五大臣事件。
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遣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9月24日，五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及随员登上火车，出发考察，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当日，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想炸死五大臣，不料因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未掷出即爆炸。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自己被炸身死，从当时所拍照片看惨不忍睹。
这起炸弹事件的起因，是清政府要改良，引起革命党人恐惧，因为清政府改良，革命就没有市场。炸弹事件的策划者之一杨笃生曾沮丧地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矣。”本来，清廷派员考察宪政，启动立宪改革程序，全国都在热望之中，为何杨笃生会认为“永无再见天日”呢？实际上革命党的心理是，如果考察成功，宪政改革启动，则革命话语将失去市场，因为绝大部分人希望改良而不希望革命。为此，他们要阻止五大臣考察，“击而杀之”。吴樾留下一个绝命书性质的《意见书》，称“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从中可以明白其心理，他认为立宪改良会导致“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地“归附彼族”，且“必日加多”，革命就没有市场了。
假如不是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而从公共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就会发现吴樾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是否进步，而简单地认为革命就是正确的，谁阻挠革命就要“击而杀之”。在此之前，他们也组织过不少暗杀活动，暗杀对象是清政府中官声比较好的主张改革的官员，包括汉族官员。因为这些官员的改革主张，会使民众认为清政府还有希望，等于消解了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党的这种逻辑，在革命“成功”后没人敢于指责，吴樾后来也被革命党尊为烈士和英雄。但是，当时的公众并不接受这种逻辑。炸弹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谴责，对革命党极其不利。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报界纷纷致电慰问考察政治五大臣；稍后，上海各大报纸如《时报》《申报》《南方报》等纷纷致电表达慰问之意，电言：“窃喜五大臣之无恙，可知圣主贤臣锐意立宪以救中国宜其为天所佑，而绝非凶徒暴力之所能阻抗也。”《时报》发表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在华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刊文批判炸弹案：“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使炸弹袭击，表明他们眼中毫无法律可言。罪犯如果被抓到，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以警告那些无视法律存在的人。”从中可以看到，舆论视持炸弹者为“凶徒”、“暴徒”、“丧心病狂”、“罪真不容诛”。炸弹案发生后，清政府得到舆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则受到舆论谴责和批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革命党的辩解，无非是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目的是巩固满族的统治，因为出于这种目的也不可能真正推行立宪，所以革命是正确的。这样的辩解属于无力的辩解，改变不了舆论方向。
《申报》刊登的文章，提到了革命党人攻击梁启超的立宪主义与炸弹事件的逻辑关系：“彼党之主义在于倾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机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康有为、梁启超以持立宪主义而为彼党所唾骂者屡矣。”也就是说，梁启超等立宪改革派之所以被革命党唾骂，道理与炸弹事件是一样的：革命党的目标是颠覆清政府，清政府越腐败，时局越坏，清政府越失民心，社会就越乱，革命就越有机会，而立宪改良主张则消解了革命，所以革命党对之视若仇雠，必然要组织围攻。
炸弹案发不久后的1905年11月26日，《民报》创刊，即发动了对梁启超立宪主张的攻击，开始了持续两年多时间的所谓革命、改良争论。革命党发动的初衷，是想消除梁启超之言论对革命的消极作用，通过矮化立宪派、唱衰清末新政来抬高自己，为“排满革命”造势，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路径之争，革命党的这点私心和不良动机，后世看得清清楚楚，革命党人也不讳言。
为争论，革命党差不多倾巢出动，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均亲自披挂上阵；而论战的另一方，只有梁启超一人，亦即梁公以一人力战一党。其他人如杨度、徐佛苏等人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并未公开与革命党人论战。梁公是一头猛狮斗一群恶狼。
从争论之后的百年历史经验来看，当下的口炮党首先要接受一个历史教训：当时革命党发动争论的心态已入魔障，完全背离了高尚的目的、正义的手段。他们不希望看到政府改良，而希望看到政府行恶，社会绝望，自己的主张有了市场，可以火中取栗，但凡不同意其逻辑者就成其障碍，发起围攻，这样的心态无疑已入魔障。因其目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也不管这主张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实行这主张是否会带来灾难的后果，可以说完全无视公义，无视社会苦难。这种逻辑后来被继承，为革命而不顾一切后果，致使之后一个世纪中灾难之深重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未有。当下的口炮党如果不吸取历史上革命党这种已入魔障的心态和逻辑，将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争论的学理明显在梁启超这边，社会现实帮助了革命党，并不证明革命学说的正确和胜利，革命党一直没弄清楚自己“成功”的原因所在，给之后百年历史挫折埋下了祸因。
这场争论的结果，革命党方面宣称己方“大获全胜”。后世的革命话语，也多颂扬争论的“正面作用”，即为革命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然而百年之后回头看，革命党的确可能实现了其目的，但在理论上却不仅不能说“大获全胜”，实践上更证明其为“大获全败”。
争议之议题颇广，差不多涉及中国百余年转型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命题，文字总数则超过百万。删繁就简，核心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应该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革命党的具体主张就是革命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然而，从历史看，当时革命党人阐述的“三民主义”差不多都是错误的，至少是问题多多，理论上浅薄而不自洽。而梁公，证明是近代中国对政治文明理解最深刻者，其洞见虽被革命话语压制，其至今仍不失光芒。
▲《民报》发刊词
排满兴汉，也就是排满革命，实际上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后也曾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提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为推翻满清政府找借口。因为满族掌控政权，排满就是推翻清政府，通过这种借口，可以更好地站在道德高地，煽动、争取汉族人的支持。但是，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控政权的满族属于体制内，包括那些为满族政权服务的汉人都是体制内奴才，也都在打倒之列，暗杀名单包括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中有两人是汉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说体制内的人都有原罪，不是自己犯有重罪，即为协同作恶。后来的发展，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统统打倒。当下，某些口炮党又强调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内皆有原罪。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倒的思维，是恐怖的思维。当时梁启超即反对该主张，认为政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满人手里，包括有“第二政府”之称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汉人，主持两江、两湖、两广等重镇的总督和管理作为满洲本土的东三省的巡抚，也都是汉人，所以认为政权都在满人手里不符事实；更重要的是，“排满”背后隐含“复仇主义”， 以“排满”为手段推动革命，意味着鼓动汉人向满人复仇，是以仇恨作为革命的推动力。梁启超认为，“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所以排满与救国“二者决不能相容”。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宣布“五族共和”，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但在争论中仍然振振有词，志满意得。
革命付诸暴力。同时孙中山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革命靠暴力、靠武装斗争，这必然导致军权独大、武夫当国。近代革命的结果，就是把抓军权作为第一要务，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掌握枪杆子的人，如何使之尊重民权？孙中山自然也意识到其中的逻辑问题，一方面他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解决的办法是革命时“用兵贵有专权”，即军权为大，“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按照此设想，革命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间要经过“约法训政”即“开明专制”的阶段，以开启民智，训练其政治素养。然而，近代历史证明，这种设想根本就不成立，没有哪个领袖愿意放弃兵权而成就民权。梁启超当时质疑革命党的“民权主义”路径不可能走通，包括如何保证革命党均有高尚的人格，可以保证约法的履行，等等。事实证明，梁启超具有理论洞见和先见之明，“开明专制”（类同威权政治）还不如清政府的统治还有改进空间，离宪政距离更近一些。至于当下现实，口炮党定性为新极权主义，比“开明专制”更专制，连“宪政”的词都不让提，离宪政就更遥远了。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未完）》，《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1期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核心是“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此还极为得意，寄望极高。然而，这一设想的错误和灾难，背离民权之远，历史已有明证，就无须多说了。梁启超当时的反驳，差不多也一一应验。
因此，就争论的学理而言，梁启超差不多可说完胜，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然而，历史并没有珍重梁启超这位思想者，历史的发展转向有利于革命党的方向，即清政府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政治远见，搞出“皇族内阁”，大失民心，满足了革命党的愿望，以致武昌炮响，全国响应，清帝逊位，帝制终结。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成功，而恰恰是体制内改革力量的获胜。
大清帝国终结前，社会力量分成四派：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介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改良派（立宪派），体制外革命派。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后三派的合力导致的。革命派的武昌枪声，使对体制改良失望的立宪派纷起响应，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而以袁世凯为首的掌握兵权的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没有严格执行体制内保守派的镇压指令，最终后三派合作，逼迫清帝逊位，体制内保守派独力难支，最终拱手让出权力，避免了流血冲突。因此，辛亥革命能称“成功”，并非革命派一派之力，如果体制内实力派全力支持保守派，则革命很可能被迅速镇压，没有立宪派支持和主持各省独立，革命派既难成功，保守派也不会觉得大势已去。因此，没有体制内力量，革命派既难成功，也难以避免流血。
第三，革命党发动争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即使自己错了也不承认，争论不能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不过制造矛盾和撕裂，并无进步价值和意义。
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讲理透彻，用语克制。后来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漱溟则回忆“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在革命党一方，则文风粗野霸道，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则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胡汉民则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所以连革命党中的章太炎，也说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辞近诟谇”（卓如即梁启超）。更有甚者，如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本段及后两段主要引用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一文）
在研究者看来，这场辩论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对于革命党来说，辩论的目的本来不是探求真理，因此即便梁启超把道理说特，他们也不会接受。后来的历史演变，一再证明他们的逻辑和行为方式。
事实上，这场辩论表明，“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因此，现在有些口炮党人认为辩论正当，有价值，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也是自以为是，完全不懂历史，也不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四，革命、改良依时势而定，梁启超和立宪派并不简单反对革命，而是有更深的考虑；革命是手段而非目的，达到同一目的可取多个手段，革命并非最优选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也讲革命，并与孙文打得火热；在经过游历和思考后，他转而主张立宪。这种转变，有深刻的学理支持。这也就是说，革命党的思维，梁启超完全理解；而梁启超的思维，革命党则未必理解。然而革命党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视梁启超为障碍，发起围攻，制造争论和撕裂。这对革命党固然有好处，但对社会进步这一公共利益则无价值。
梁启超认为，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手段。革命与改良，本可互相促进，梁启超也不否定革命的价值，也没有说一定不能革命。清末的宪政运动得以展开，与革命党不断起义的行动给清政府造成的压力不无关系。但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立宪，而非推翻清政府。革命可以推翻清政府，但未必能建起宪政制度。仅从建立宪政制度而言，并非只有推翻清政府一条路可行。君主立宪，在当时本是一个更佳选项。对于社会进步来说，暴力革命并不是最佳选项，而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次优选项。如果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整个社会都觉得非革命不可，那也就只能如此。但在此之前，不应当放弃更优的可能。清末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种思路。因此到“皇族内阁”出台，社会彻底失望，立宪派也大多持革命主张，武昌枪声一起，即各地响应，最终共同推翻了大清王朝。但推翻大清王朝并没有建立宪政制度，而且离宪政越行越远。从历史看，完全证明梁启超的主张是对的，证明梁启超的思路是有远见的。
从辛亥之后的百余年世界历史来看，离宪政较近的是威权（authoritarianism），而非极权（totalitarianism），威权社会容易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而极权通常难以直接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台湾和韩国转型比较顺利，是威权转向民主。苏联、东欧，从后极权向民主宪政转型，则挫折较多，前途各异，并无必然成功之把握：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转到了民主，其间有波折；波黑、阿尔巴尼亚，明显不成功；俄罗斯立足不稳，近期还在倒退，回到威权。
综合历史和外国经验，假定中国开始革命，结果会如何呢？前途应当不确定，没谁敢说一定会成功，转型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是高风险。在此情况下，仅仅在高喊革命，而不顾及可能的后果，显然是不负责任。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务，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看历史上革命党的特点，就是会喊口号，以煊惑性的口号忽悠老百姓，最后如何，口号如何实现，忽悠完了完全不承担责任，这是无德之表现。
附记：本文快完成时，微信朋友圈中在传共识网将被关闭的消息，口炮党们再次兴高采烈、幸灾乐祸，与他们对某杂志被接管的消息传出去后的表现一样。口炮党的心态，看来的确与1905年的革命党一样，他们希望社会越烂越好，越烂表明他们的主张正确、有市场，所以他们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总认为越烂越忧心，而他们对越烂越高兴，这正表现出他们缺乏公义、德性不足，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是个人主张那点无足轻重的私利。不过我以为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越烂不代表他们有火中取栗的机会，恰恰是清末那种政府对社会掌控较弱的情况，革命才有可能，而极权社会，控制严密，革命几无可能，包括前苏联垮台，都是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体制内人士的原因，导致控制减弱，而不是革命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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