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杜宝俊:萧景琰的核心地位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

萧景琰的核心地位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
请看杜宝俊从梁国帝都金陵发回的报道:
杜宝俊从苏宅获悉:靖王萧景琰已经被明确为梁国的领导核心,老梁帝已经彻底不再过问政务,颐养天年。
过去两年,萧景琰从一名籍籍无名的郡王,先后被擢升为亲王、五珠亲王、七珠亲王,最后入主东宫,成为梁国的领导核心,出乎很多人意料。
但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
在萧景琰决定夺嫡那一刻起,这场伟大斗争就开始了。
夺嫡的本质,是一场政治斗争。所谓政治斗争,就是我上去,你下来。
当时朝中的局势是:
当朝太子萧景宣和七珠亲王、誉王萧景桓,分别占据了梁国政坛的半壁江山。
朝廷六部,兵部、礼部、户部,属于太子一党;吏部、刑部、工部,是誉王一党。
军方:一品军侯、宁国侯谢玉,节制巡防营,表面中立,实则是太子一党。庆国公柏叶,是誉王一党。禁军统领蒙摯,只效忠皇帝。云南穆府的霓凰郡主,因为和赤焰旧人的渊源,皇帝既忌惮又拉拢,太子和誉王则是极力想收服。
后宫:太子生母越贵妃,宠冠六宫。誉王生母虽然早逝,但皇后是其养母,兼皇后膝下无子,其凝聚党政治力量,都属于誉王阵营。
悬镜司:首尊夏江只效忠皇帝,不介入党争。
老同志纪王、言阙,不问朝政,一个纵情声色,一个一心求道。(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而靖王呢?
因为和赤焰旧人的渊源——从小跟着祁王长大,和林府少帅林殊又是好基友,坚信他们不会谋反,而与皇帝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长年被放逐在外,四处争战,成为一个“武人”,在朝堂毫无根基。
其母亲,虽然育有皇子成年,却也受赤焰一案牵连,仍是嫔位,芷萝宫堪称冷宫,既无越贵妃的宠,也无皇后的势。
要破局突围,简直是难于登天。
但靖王一开始并不想夺嫡,甚至都没动过这个念头,因为觉得不可能,直到一个号称麒麟才子的梅长苏出现。
最终让靖王下决心参与这场冒险游戏的,是不想看着国家,落入太子或誉王之手。这两人,在朝堂恶斗十几年,他们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与民争利,搞得整个政坛乌烟瘴气,严重破坏了梁国的政治生态。
想当年,祁王主政,激浊扬清,大梁上下,是何等进取,何等明快。
而如今,内有灾殃,外有边患,朝廷却如此气象,有识之士有的归隐山林,远离了朝堂,因为哀莫大于心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靖王决定要拿到这个至尊之位,为了梁国,为了赤焰军,为了祁王,为了小殊。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你决定了?那就去做,不用管我,无论结局如何,你我母子共担。
告诉了贴身将领列战英,获答复:永远跟随。
一个以靖王为核心的团队成型,身边是梅长苏、静嫔、列战英。
昭仁宫中勇救霓凰郡主,靖王赢得了云南穆府的好感。而梅长苏坦白身份,让未婚妻霓凰郡主,偕同整个云南穆府,倒向了靖王。
滨州侵地案,拔掉了誉王在军方的党羽庆国公柏叶;
兰园藏尸案,打掉了太子的党羽——户部尚书楼之敬;
妓馆杀人案,同时折掉了誉王的两个尚书——刑部尚书齐敏、吏部尚书何敬中。
萧景睿生日宴,扳倒了威名赫赫的一品军侯谢玉。
和自己气味相投的沈追,补缺了户部尚书;曾在自己手下做过事的蔡荃,补缺了刑部尚书。
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忠勇谋国之人,过去因为朝堂风气不正长期受冷落,却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虽然明面上没有说破,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与靖王保持一致,朝堂之上,时时处处维护靖王这个核心。
悬镜司高阶掌镜使夏冬,听到谢玉招认的赤焰一案原委后,和自己的师父夏江决裂,和靖王因赤焰案形成的心结打开。夏冬,也加入到了靖王阵营。
禁军统领蒙摯,先是调自己的部下寿春去靖王府探路,再亲自直闯密室,当面剖白,抬出赤焰渊源,心情愉快地被靖王收服。
梅长苏雪天亲自登门,以一句“血仍未冷”说服了老同志言阙出山,襄助靖王。
在太皇太后丧期,靖王守灵期间的表现(好像是不吃零食),赢得了朝臣的一致赞扬。
私炮坊爆炸后,靖王亲赴一线,抚恤灾民,受到了从皇帝到朝臣、舆论的一致好评。
五州灾荒,靖王主理救灾,不贪污有章法,稳定了局面,更是受到朝中赞扬,“上马能战,下马能治”。
后宫之中,最是安静的静嫔,让终日鸡飞狗跳的皇帝,找到了一个心灵港湾,升为静妃。
天平逐渐倾斜,终于迎来质变。
太子萧景宣,不修德政,没有拧紧人生的总开关,先是勾结原户部尚书楼之敬(另案处理,已执行死刑)开设私炮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引发爆炸致上百名百姓死伤;还结党营私,假手宁国侯谢玉(另案处理,流放贵州)打击异己,刺杀朝廷重臣。更严重的事,在太皇太后国丧期间纵情酒色,妄议中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贬为献王,逐出京城。
与此同时,靖王从郡王升为亲王。
政治敏锐的蔡荃和沈追相视一笑:新的格局开始了。
面对靖王的蹿升,不甘心的誉王和惶恐的夏江,联起手来,利用赤焰军旧将卫峥,设了一个局。最终在梅长苏主持、老同志纪王、言阙等人的协助下,破了此局,还把夏江拉下马,彻底断送了誉王的帝位。
誉王挟持皇后,发动武装政变时,梅长苏开始了豪赌:一旦赢了,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靖王的至尊之路了。
老天庇佑,赌赢了。
万安山猎宫平叛,靖王打动了老皇帝。
虽然不是朕最优秀的儿子,但还是把他送入了东宫。
中书令柳澄的孙女成了太子妃,柳家兄弟——一个中书令,一个礼部尚书,加入了靖王阵营。
通过言阙,争取到了夏江发妻的支持,清理了夏江余党,消除了政治隐患。

大义面前,萧景睿说服了自己的母亲——莅阳长公主,举告谢玉,掀开了赤焰翻案的序幕。
终极对决时刻。
莅阳长公主首告,蒙摯、霓凰、蔡荃、言阙、纪王、柳澄先后站出来,一声声“臣附议”,就是一声声“维护靖王这个核心”。
大是大非,没有模糊的空间,必须旗帜鲜明,必须亮明态度。
确立靖王这个核心,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名实相副。
过去两年,在靖王的推动下:
朝廷吏治上:反腐倡廉,激浊扬清,选贤用能。(有人说反腐说政治斗争排斥异己,可看看太子、誉王、夏江、谢玉、楼之敬、齐敏,哪个不是罪大恶极?哪个不是罪有应得?)
国家法度上:推动了军马制和驻防改革,有效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裁撤了悬镜司,让朝廷法度归于统一。
民生问题上:抚恤私炮坊爆炸的受灾民众;对南方五州的灾民进行良好的安置。
对外关系上:平定了五国的入侵,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更重要的是:平反了赤焰冤案,全国人心大顺。
如果这不是伟大斗争,什么是伟大斗争?
靖王成为梁国的核心,正是在领导和推进这一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
从备受冷落的王子,到全梁国的核心,这是梁国干部群众的郑重选择,符合梁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梁国的发展和长治久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杜宝俊:为什么要维护张无忌这个核心

编辑评论:无论本文作者观点如何,这都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推荐阅读。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其最高权力——教主一职的承续,是由上一任教主指定接班人,同时交接信物——圣火令。

圣火令是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铸,刻着他毕生武功精要,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成为教主令符。不难理解,圣火令本质是明教的理论体系,身为教主,如果不掌握这个理论体系,就失去了“道统”上的合法性。

对新任教主来说,上一届教主的指定,赋予了“法统”合法性;再掌握圣火令,有了“道统”上的合法性,这样才能有令有权,有名有实。

但是,到了第31代教主手中,圣火令丢失。这导致32代、33代教主(阳顶天)有权无令,用灭绝师太的话说,“这教主便做得颇为勉强”。其实就是这两任教主虽有教主之权,但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后来,阳顶天猝死密道,遗书也未能传出,导致明教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上一任教主失踪,没有遗嘱指定接班人,没有圣火令,这下一任教主如何产生?

此时明教有左右光明二使(杨逍、范遥),四大护教法王(黛绮丝、殷天正、谢逊、韦一笑),还有五散人(说不得和尚,铁冠道人、冷谦、周颠、彭莹玉)。即使不算失踪的范遥和黛绮丝,中央也有九巨头。地方上则有香主、堂主;军队方面有五行旗。

杨逍、范遥地位虽高,但二十多岁,显然无法服众;殷天正虽老,但实力又欠缺;五散人,顾名思义,就是顾问角色,既无根基,能力也不够。

阳顶天执政时期,靠过人的能力和手腕,成为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这也导致后阳顶天时代,这群人中并没有木秀于林者,能够成为当仁不让的新核心。

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选举一说,即使选举,也很难有人能得票过半。

于是,明教分裂了。

地位最高的光明左使杨逍,虽然守着光明顶,但政令也不出光明顶。

用周颠的话说:你职位虽然最高,旁人不听你的号令,又有何用?你调得动五行旗么?四大护教法王肯服你指挥么?我们五散人更是闲云野鹤,没当你光明左使者是甚么东西!

光明右使范遥,毁容隐遁。

紫衫龙王黛绮丝出走;白眉鹰王殷天正另立门户;金毛狮王谢逊精神失常;五散人和杨逍因教主之争,更是赌气不再踏入光明顶。

由于统率无人,一个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闹得自相残杀、四分五裂。置身事外者有之,自立门户者有之,为非作歹者亦有之,从此一蹶不振,危机百出。

直至引来生死存亡之祸——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这一点,明教高层看得很清楚,就像韦一笑所言:六大门派所以胆敢围攻光明顶,没将本教瞧在眼里,还不是因为知道本教乏人统属、内部四分五裂之故。

对于明教高层来说,需要一个领导核心,这是共识;谁来做核心,这是分歧。

即便大敌当前,这个分歧也无法调和,五散人+韦一笑+杨逍,一言不合就动手。终于导致了七大高手被圆真所乘,明教教众面临被六大门派砍瓜切菜的死局。

这个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张无忌。

首先他是殷天正的外孙、谢逊的义子,是明教“自己的孩子”。

其次他武功高强,品性纯良,德才兼备。

第三他早就有恩于五行旗、杨逍,更是挽狂澜于既倒,在光明顶救下了整个明教,这政绩,是不世之功,形同再造明教。

所以,明教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教主产生了,他既没有法统,也没有道统,他是由明教各派系于危急时刻共同拥戴产生。

由杨逍挑明:我们决定了,你来当教主。

张无忌一开始是推辞的,说,我一个武当派传人,怎么能当明教教主呢?你们另请高明吧!

但最终,张无忌思虑再三,还是答应暂摄教主之位,这就叫:苟利江湖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杨逍等人,作为明教的高级干部,虽然彼此多有不睦,但在大局意识上,都无可挑剔,不然也就不会有五散人违背誓言,重上光明顶助拳了。即使上一开始不情愿的周颠,被说不得和尚问了一句“你是明尊火圣座下的弟子不是?”后,也放下与杨逍的旧账。

因为他们都清楚,只要张无忌出任教主,成为明教新的领导核心,那中兴可期。不然,用彭莹玉的话说,“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残杀、大起内哄的老路上”。

更重要的是,彼时异族统治者占领中原,要想恢复汉室河山,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而明教就是中国抗元大业的领导核心,张无忌教主就是明教的领导核心,这是事业的需要,是明教高度集中统一的需要,是明教实现坚强有力领导的需要。

对明教上下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维护张无忌这个核心、维护核心的权威,就是全教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过去,杨逍一直自认为是明教一人之下的二把手,但在核心意识方面,仍是头脑清醒。他告诉张无忌:“我们都是你的属下,在你跟前,连坐也不敢坐,还说甚么长辈平辈?”

殷天正也第一时间解散了天鹰教,重归明教,让明教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打从今日起只有张教主,哪个再叫我一声’殷教主’,便是犯上叛逆。”以实际行动维护明教的团结统一,维护张教主的权威。

张无忌出任教主之后,马上就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自今而后,从本人以下,人人须得严守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尊崇党章,为人民服务)

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要团结不要分裂)

本人请冷谦冷先生担任刑堂执法,凡违犯教规,和本教兄弟斗殴砍杀,一律处以重刑,即令是本人的外公、舅父等尊长,亦无例外。(反腐无禁区,没有铁帽子王)

第二件事。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双方门人弟子、亲戚好友,都是互有杀伤。此后咱们既往不咎,前愆尽释,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对外和平共处,造福江湖)

对于第一件事,明教教众的反应是:众人躬身说道:“正该如此。”

第二件事,就不同了:众人听了,心头都是气忿不平,良久无人答话。

此时真是一个大写的尴尬,新核心的权威,面临考验。

周颠想不通,跳出发问:“倘若各门派再来惹事生非呢?”

张无忌道:“那时随机应变。要是对方一再进逼,咱们自也不能束手待毙。”

铁冠道人站出来了,他说:“好罢!反正我们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教主要我们怎样,那便怎样。”

铁冠道人的话虽然有道理,但谁都知道,这么说,并没有真正认同新教主的新理念,没有做到“认识上一致、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同心、情感上认同”。

人就怕比较,接着出场的彭莹玉,水平就高出一大段位。只听彭莹玉大声道:

“各位兄弟:中原各门派杀了咱们不少人,咱们也杀了各门派不少人,要是双方仇怨纠缠,循环报复,大家只有越死越多。教主命令咱们不再寻仇,也正是为咱们好。”

这一席话的效果是:众人心想这话不错,便都答允了。(张无忌任命了冷谦为纪委书记,还应该任命彭莹玉为宣传部长。)

总之,这次光明顶会议,确立了以张无忌为教主的明教中央,结束了明教长达30年的内乱与分裂。张无忌以大无畏的担当,从严治教,对外修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元大业,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至于革命果实被教内野心家阴谋家朱元璋窃取,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转载自:微信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像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则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子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
2010-11-28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洪振快:口炮党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革命党的心态和魔障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近代思想家,政治业绩与学术学果均有大成,著有《饮冰室合集》。

    最近,微信闻人王五四公开了一篇骂街文,题目竟然是“我保证,以后再说你傻逼时不阐述具体原因了”。在此之前,我对王五四其文是很欣赏的,对其人也很敬重。其文形象生动,酣畅淋漓,文笔极佳,我等自愧弗如。其观点,也都能理解,大致也都认可。其人,曾受打压,公号屡屡被封,都让人敬重。然而,这篇骂街文暴露了其短板:学养、修养均有不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下面仅举其中一例以明之。
    骂街文引用了他认为正确的看法:“晚清1903年至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你来我往,涉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与今天对改良的理论判断上可谓异曲同工。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后,在外部自由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主流普世价值时,今天的改良派还大言不惭说,“推翻皇帝,改换朝代,革命可能更加暴戾更加无法约束。”
    这段话,来自某位人士所写《三谈改良派: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这位动辄拿清末革命、改良争论来类比、论证当下争论合理性的人士,到底对清末的革命、改良争论了解多少,本人不得而知,但动辄指控他人“思维还停留在清末以前的人格分裂症”的自我优越感,本人觉得有必要根据史实打破其幻觉。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争论,而只是想让“口炮党”明白应该从清末革命、改良争论中吸取什么教训。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口炮党”仅指本人所见到的言论已经明显走火入魔的人士,而非指一个群体,群体中各人情况都不一致,很难一概而论,自不应一棒打翻一船人。
    口炮党从清末革命与改良争议中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革命党发起争议的目的不是真正追求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怕革命没市场,甚至希望政府作恶,自己阻挠改良,心态已入魔障。
    首先,这场争论,并非发生在“晚清1903年至1905年”。事实是,争论起自1905年,持续了二年多时间。基本事实不能搞错。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妄断历史,也是学养不足的一个表现。
    论战舞台,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前者由革命党人创办,后者由梁启超主持。《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1126日创刊于东京,后成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新民丛报》于1902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是梁启超宣扬君主立宪等观点的阵地。
    《民报》之创立,目的就是针对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的,因为梁启超是“青年导师”,还是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的立宪主张削弱了革命派的市场,革命派需要以围攻围剿梁启超和其立宪主张,以获取革命主张的市场份额。
    革命派后来取胜,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掌握了话语权之后,把革命宣扬成如何如何正义,凡是与革命为敌的都在消灭之例,故历史真相未必如革命话语所宣扬的那样。百余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当日革命派的思路,会发现其非常怪诞和不符正义。比如,同年发生的革命党人炸五大臣事件。
   19057月,清廷宣布派遣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924日,五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及随员登上火车,出发考察,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当日,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想炸死五大臣,不料因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未掷出即爆炸。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自己被炸身死,从当时所拍照片看惨不忍睹。
    这起炸弹事件的起因,是清政府要改良,引起革命党人恐惧,因为清政府改良,革命就没有市场。炸弹事件的策划者之一杨笃生曾沮丧地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矣。”本来,清廷派员考察宪政,启动立宪改革程序,全国都在热望之中,为何杨笃生会认为“永无再见天日”呢?实际上革命党的心理是,如果考察成功,宪政改革启动,则革命话语将失去市场,因为绝大部分人希望改良而不希望革命。为此,他们要阻止五大臣考察,“击而杀之”。吴樾留下一个绝命书性质的《意见书》,称“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从中可以明白其心理,他认为立宪改良会导致“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地“归附彼族”,且“必日加多”,革命就没有市场了。
    假如不是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而从公共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就会发现吴樾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是否进步,而简单地认为革命就是正确的,谁阻挠革命就要“击而杀之”。在此之前,他们也组织过不少暗杀活动,暗杀对象是清政府中官声比较好的主张改革的官员,包括汉族官员。因为这些官员的改革主张,会使民众认为清政府还有希望,等于消解了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党的这种逻辑,在革命“成功”后没人敢于指责,吴樾后来也被革命党尊为烈士和英雄。但是,当时的公众并不接受这种逻辑。炸弹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谴责,对革命党极其不利。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报界纷纷致电慰问考察政治五大臣;稍后,上海各大报纸如《时报》《申报》《南方报》等纷纷致电表达慰问之意,电言:“窃喜五大臣之无恙,可知圣主贤臣锐意立宪以救中国宜其为天所佑,而绝非凶徒暴力之所能阻抗也。”《时报》发表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在华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刊文批判炸弹案:“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使炸弹袭击,表明他们眼中毫无法律可言。罪犯如果被抓到,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以警告那些无视法律存在的人。”从中可以看到,舆论视持炸弹者为“凶徒”、“暴徒”、“丧心病狂”、“罪真不容诛”。炸弹案发生后,清政府得到舆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则受到舆论谴责和批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革命党的辩解,无非是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目的是巩固满族的统治,因为出于这种目的也不可能真正推行立宪,所以革命是正确的。这样的辩解属于无力的辩解,改变不了舆论方向。
    《申报》刊登的文章,提到了革命党人攻击梁启超的立宪主义与炸弹事件的逻辑关系:“彼党之主义在于倾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机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康有为、梁启超以持立宪主义而为彼党所唾骂者屡矣。”也就是说,梁启超等立宪改革派之所以被革命党唾骂,道理与炸弹事件是一样的:革命党的目标是颠覆清政府,清政府越腐败,时局越坏,清政府越失民心,社会就越乱,革命就越有机会,而立宪改良主张则消解了革命,所以革命党对之视若仇雠,必然要组织围攻。
    炸弹案发不久后的19051126日,《民报》创刊,即发动了对梁启超立宪主张的攻击,开始了持续两年多时间的所谓革命、改良争论。革命党发动的初衷,是想消除梁启超之言论对革命的消极作用,通过矮化立宪派、唱衰清末新政来抬高自己,为“排满革命”造势,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路径之争,革命党的这点私心和不良动机,后世看得清清楚楚,革命党人也不讳言。
  为争论,革命党差不多倾巢出动,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均亲自披挂上阵;而论战的另一方,只有梁启超一人,亦即梁公以一人力战一党。其他人如杨度、徐佛苏等人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并未公开与革命党人论战。梁公是一头猛狮斗一群恶狼。
     从争论之后的百年历史经验来看,当下的口炮党首先要接受一个历史教训:当时革命党发动争论的心态已入魔障,完全背离了高尚的目的、正义的手段。他们不希望看到政府改良,而希望看到政府行恶,社会绝望,自己的主张有了市场,可以火中取栗,但凡不同意其逻辑者就成其障碍,发起围攻,这样的心态无疑已入魔障。因其目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也不管这主张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实行这主张是否会带来灾难的后果,可以说完全无视公义,无视社会苦难。这种逻辑后来被继承,为革命而不顾一切后果,致使之后一个世纪中灾难之深重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未有。当下的口炮党如果不吸取历史上革命党这种已入魔障的心态和逻辑,将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争论的学理明显在梁启超这边,社会现实帮助了革命党,并不证明革命学说的正确和胜利,革命党一直没弄清楚自己成功”的原因所在,给之后百年历史挫折埋下了祸因
  这场争论的结果,革命党方面宣称己方“大获全胜”。后世的革命话语,也多颂扬争论的“正面作用”,即为革命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然而百年之后回头看,革命党的确可能实现了其目的,但在理论上却不仅不能说“大获全胜”,实践上更证明其为“大获全败”。
  争议之议题颇广,差不多涉及中国百余年转型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命题,文字总数则超过百万。删繁就简,核心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应该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革命党的具体主张就是革命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然而,从历史看,当时革命党人阐述的“三民主义”差不多都是错误的,至少是问题多多,理论上浅薄而不自洽。而梁公,证明是近代中国对政治文明理解最深刻者,其洞见虽被革命话语压制,其至今仍不失光芒。



  ▲《民报》发刊词

  排满兴汉,也就是排满革命,实际上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后也曾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提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为推翻满清政府找借口。因为满族掌控政权,排满就是推翻清政府,通过这种借口,可以更好地站在道德高地,煽动、争取汉族人的支持。但是,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控政权的满族属于体制内,包括那些为满族政权服务的汉人都是体制内奴才,也都在打倒之列,暗杀名单包括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中有两人是汉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说体制内的人都有原罪,不是自己犯有重罪,即为协同作恶。后来的发展,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统统打倒。当下,某些口炮党又强调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内皆有原罪。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倒的思维,是恐怖的思维。当时梁启超即反对该主张,认为政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满人手里,包括有“第二政府”之称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汉人,主持两江、两湖、两广等重镇的总督和管理作为满洲本土的东三省的巡抚,也都是汉人,所以认为政权都在满人手里不符事实;更重要的是,“排满”背后隐含“复仇主义”, 以“排满”为手段推动革命,意味着鼓动汉人向满人复仇,是以仇恨作为革命的推动力。梁启超认为,“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所以排满与救国“二者决不能相容”。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宣布“五族共和”,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但在争论中仍然振振有词,志满意得。
  革命付诸暴力。同时孙中山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革命靠暴力、靠武装斗争,这必然导致军权独大、武夫当国。近代革命的结果,就是把抓军权作为第一要务,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掌握枪杆子的人,如何使之尊重民权?孙中山自然也意识到其中的逻辑问题,一方面他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解决的办法是革命时“用兵贵有专权”,即军权为大,“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按照此设想,革命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间要经过“约法训政”即“开明专制”的阶段,以开启民智,训练其政治素养。然而,近代历史证明,这种设想根本就不成立,没有哪个领袖愿意放弃兵权而成就民权。梁启超当时质疑革命党的“民权主义”路径不可能走通,包括如何保证革命党均有高尚的人格,可以保证约法的履行,等等。事实证明,梁启超具有理论洞见和先见之明,“开明专制”(类同威权政治)还不如清政府的统治还有改进空间,离宪政距离更近一些。至于当下现实,口炮党定性为新极权主义,比“开明专制”更专制,连“宪政”的词都不让提,离宪政就更遥远了。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未完)》,《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1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核心是“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此还极为得意,寄望极高。然而,这一设想的错误和灾难,背离民权之远,历史已有明证,就无须多说了。梁启超当时的反驳,差不多也一一应验。
  因此,就争论的学理而言,梁启超差不多可说完胜,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然而,历史并没有珍重梁启超这位思想者,历史的发展转向有利于革命党的方向,即清政府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政治远见,搞出“皇族内阁”,大失民心,满足了革命党的愿望,以致武昌炮响,全国响应,清帝逊位,帝制终结。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成功,而恰恰是体制内改革力量的获胜。
  大清帝国终结前,社会力量分成四派: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介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改良派(立宪派),体制外革命派。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后三派的合力导致的。革命派的武昌枪声,使对体制改良失望的立宪派纷起响应,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而以袁世凯为首的掌握兵权的体制内倾向改良的实力派,没有严格执行体制内保守派的镇压指令,最终后三派合作,逼迫清帝逊位,体制内保守派独力难支,最终拱手让出权力,避免了流血冲突。因此,辛亥革命能称“成功”,并非革命派一派之力,如果体制内实力派全力支持保守派,则革命很可能被迅速镇压,没有立宪派支持和主持各省独立,革命派既难成功,保守派也不会觉得大势已去。因此,没有体制内力量,革命派既难成功,也难以避免流血。
  第三,革命党发动争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即使自己错了也不承认,争论不能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不过制造矛盾和撕裂,并无进步价值和意义。
  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讲理透彻,用语克制。后来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漱溟则回忆“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在革命党一方,则文风粗野霸道,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则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胡汉民则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所以连革命党中的章太炎,也说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辞近诟谇”(卓如即梁启超)。更有甚者,如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本段及后两段主要引用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一文)
  在研究者看来,这场辩论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对于革命党来说,辩论的目的本来不是探求真理,因此即便梁启超把道理说特,他们也不会接受。后来的历史演变,一再证明他们的逻辑和行为方式。
  事实上,这场辩论表明,“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因此,现在有些口炮党人认为辩论正当,有价值,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也是自以为是,完全不懂历史,也不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四,革命、改良依时势而定,梁启超和立宪派并不简单反对革命,而是有更深的考虑;革命是手段而非目的,达到同一目的可取多个手段,革命并非最优选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也讲革命,并与孙文打得火热;在经过游历和思考后,他转而主张立宪。这种转变,有深刻的学理支持。这也就是说,革命党的思维,梁启超完全理解;而梁启超的思维,革命党则未必理解。然而革命党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视梁启超为障碍,发起围攻,制造争论和撕裂。这对革命党固然有好处,但对社会进步这一公共利益则无价值。
  梁启超认为,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手段。革命与改良,本可互相促进,梁启超也不否定革命的价值,也没有说一定不能革命。清末的宪政运动得以展开,与革命党不断起义的行动给清政府造成的压力不无关系。但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立宪,而非推翻清政府。革命可以推翻清政府,但未必能建起宪政制度。仅从建立宪政制度而言,并非只有推翻清政府一条路可行。君主立宪,在当时本是一个更佳选项。对于社会进步来说,暴力革命并不是最佳选项,而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次优选项。如果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整个社会都觉得非革命不可,那也就只能如此。但在此之前,不应当放弃更优的可能。清末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种思路。因此到“皇族内阁”出台,社会彻底失望,立宪派也大多持革命主张,武昌枪声一起,即各地响应,最终共同推翻了大清王朝。但推翻大清王朝并没有建立宪政制度,而且离宪政越行越远。从历史看,完全证明梁启超的主张是对的,证明梁启超的思路是有远见的。
  从辛亥之后的百余年世界历史来看,离宪政较近的是威权(authoritarianism),而非极权(totalitarianism),威权社会容易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而极权通常难以直接转型成宪政民主社会。台湾和韩国转型比较顺利,是威权转向民主。苏联、东欧,从后极权向民主宪政转型,则挫折较多,前途各异,并无必然成功之把握: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转到了民主,其间有波折;波黑、阿尔巴尼亚,明显不成功;俄罗斯立足不稳,近期还在倒退,回到威权。
  综合历史和外国经验,假定中国开始革命,结果会如何呢?前途应当不确定,没谁敢说一定会成功,转型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是高风险。在此情况下,仅仅在高喊革命,而不顾及可能的后果,显然是不负责任。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务,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看历史上革命党的特点,就是会喊口号,以煊惑性的口号忽悠老百姓,最后如何,口号如何实现,忽悠完了完全不承担责任,这是无德之表现。
    口炮党宣扬革命的正当性、抗争的正义性不过是肤浅的认知,道理无人不清楚,根本用不着他们来“教育”他人。口炮党理解不了(或根本不想了解)改良思维的内在深刻性,却以自己的浅薄来揣度他人。更何况,梁启超在论儒家仁政思想时说过一句话:儒家论仁政,只能论证“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套用这句话,可以说口炮党论革命,也是只能简单地论证“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附记:本文快完成时,微信朋友圈中在传共识网将被关闭的消息,口炮党们再次兴高采烈、幸灾乐祸,与他们对某杂志被接管的消息传出去后的表现一样。口炮党的心态,看来的确与1905年的革命党一样,他们希望社会越烂越好,越烂表明他们的主张正确、有市场,所以他们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总认为越烂越忧心,而他们对越烂越高兴,这正表现出他们缺乏公义、德性不足,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是个人主张那点无足轻重的私利。不过我以为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越烂不代表他们有火中取栗的机会,恰恰是清末那种政府对社会掌控较弱的情况,革命才有可能,而极权社会,控制严密,革命几无可能,包括前苏联垮台,都是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体制内人士的原因,导致控制减弱,而不是革命导致的。



转载自:微信

洪振快:我看革命、改良之争:兼评“口炮党”

这两年,看到很多无谓之争,深感厌烦。这几天朋友圈中又有人在争吵革命和改良,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想说几句。首先要说明,一个人的社会主张如何,那是宪法赋予的思想自由权利,他人即使不赞成(那也是思想自由权利),也应该尊重,但恶意攻击他人于法律、于道德均不受支持,每个人都应该克制。
关于革命、改良话语之争,个人看法如下:
第一,未来不可预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个人都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2001年11月9日下午,正是昆明书会期间,在一家五星级饭店,老板叫我:小洪,快来看电视。随后,我看到了飞机撞向大楼的画面。震惊!震惊!还是震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世上有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美国的FBI很牛B,获取情报的能力全球少有比肩,然而,他们事前没能准确掌握这个飞机撞大楼的信息。这件事,说明社会进程中总有让人不可预知的力量,一个人或一群人很难掌控全部的信息,哪怕美国政府这么强大的力量也做不到。因此,个人要有谦抑之精神,不可太自以为是。
20世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社会变革事件,大概非前苏联垮台莫属。事后虽有很多研究,分析种种因素,得出必然垮台结论。但在发生前,有谁能够预料?又有谁能够预料是在什么时候垮台?没有。
再说个中国例子。辛亥革命“成功”,当时谁能预料?“革命党”预料到了吗?武昌起义仓促,枪声响起时,并没有人预料会成功,黎元洪被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也说明其并不认同革命,也没有预料革命会成功。事实上,当时社会主流并没有认为满清王朝一定会倒台;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不是袁世凯骑墙观望,故意拖延,清政府迅速镇压、扑灭起义并无问题,未必会引起全国连锁反应,武昌起义的结局与革命党已经组织的众多失败的起义并不会两样。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之能“成功”,流血得以避免,袁世凯的功绩要大于孙大炮,当时各界推选袁世凯当大总统,并非是孙大炮的谦让,而是无论实力和贡献,袁都可孚众望。
因此,面对社会大变革,面对一个大国崩溃解体这么重大的事,这世上没有人能够预测,盖因其太过复杂,谁也无法事前掌握所有信息,而且发生过程中还有不可预知的重要人物的个人选择等因素,故没有人能预知,谁也不要把自己当神仙。
目前的中国,可能正在变革之中。但正如四年前没有人想到现在会是这种局面一样,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四年后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不确定、不可预知才是实际情况;若有共识,不确定、不可预知才是最大的共识。数月前,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位对中国政治极有研究、剖析现实极为深刻的政治学者说,现在他们政治学圈中,对未来没有什么共识,只有不确定才是唯一的共识。
第二,真正的变革是制度变革——解决“公权力困境”,而非推翻某个皇帝。
真正的变革,不是希拉里(或川普)代替奥巴马(一人代替另一人),共和党代替民主党(一党代替另一党),而是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核心问题是解决“公权力困境”。
所谓“公权力困境”,指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公权力(国家、政府),对外维护共同体安全(军队),对内维持基本秩序(司法),为此必须赋予公权力合法使用暴力,这是文明的要求;但公权力拥有的合法暴力,却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对外维护共同体安全,对内维持基本秩序,而反过来对共同体的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甚至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人类社会的困境由此而生。这种困境,即“公权力困境”。
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尤其是过去百年,更加明确地展示出这种“公权力困境”。突破这个困境,迄今为止,只有一条较为稳妥的路径:宪政。即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其具有威力,但又不伤害个人自由。然而,实现宪政,并非易事。为了避免“多数人暴政”和民主可能引起的混乱,最好是要先有法治。然而,没有民主,又很难实现法治,因为掌握公权力者从不会自动放弃权力。这就是转型的困境。世界各国转型,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经验,英美是成功典范,法、德、西班牙等曾经代价高昂,属于失败典型。
第三,社会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变正式制度,但很难改变非正式制度。社会变革需要夯实根基,确保转型成功,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不可缺少。
历史复杂,现实更复杂。以历史经验推测现实变革,并无一个颠扑不破的可视为“真理”的方案或路径。世界各国转型经验,学者研究很多,但也没有提供确定不疑的公理或定律。对于中国,也没有人敢说一定如何变革。在不确定之下,可以做一些确定的事:即制度变革要获得成功,避免变成劣质民主,致使转型反复乃至倒退,就得在非制度方面促进,夯实根基:正是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需要补课。不知道何时变革,但这方面的工作永远有意义,应该更加尽力地去未雨绸缪。
从理论上说,社会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制度变迁。制度是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别,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就文化传统来说,长期的专制传统,会对国民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一定的塑造,对社会转型造成不利影响,而民主、法治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转型会比较顺利,这已被各国转型实践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一场社会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变正式制度,但很难一下子改变非正式制度,这正是英美传统的国家转型比较顺利、社会代价较小,而法、德、西传统的国家转型普遍不顺、社会代价较高的原因所在。从世界范围看,西欧、北欧与中欧、东欧,北美与拉美,英属殖民地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转型顺利与挫折,社会运转良好与失序,再再证明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何时变革不确定,但应该在社会层面做好准备,提高转型成功的概率,这是一个理性、负责任的知识人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和情怀。
第四,变革要获得成功,社会精英的德性非常重要。社会变革需要华盛顿式人物。
英国“光荣革命”成功,美国“独立革命”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失败。虽然都是“革命”,实质既有差别,结果更是迥异,这与精英的德性不无关系。
英国精英,在长久的历史中一直抵制国王的专制权力,形成理性、温和、有条件的妥协、不崇尚暴力等德性;而法国精英在长久的历史中则迎合王权,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可怜的一点特权而向国王摇尾乞怜,成为专制者的奴仆,其浪漫主义、激进、不妥协、崇尚暴力等性格特点,德性远不如英国精英。两国精英德性的差异,不能不说是两国“革命”的后果完全不一样的重要原因。
英国精英德性最伟大的传承者是华盛顿。美国能够奠定宪政基石,与华盛顿的德性和选择关系甚大。华盛顿领导“独立革命”成功,掌控军队,威望如日中天,要想当国王亦非不可以,事实上当时也有人劝其当国王,但是华盛顿不仅在制宪会议中克制自己,而且在总统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谦抑而完全没有私心私利,华盛顿的伟大德性,成就了美国宪政。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转型成功,需要有德性的精英,更需要华盛顿式人物奠定宪政、民主的根基。
华盛顿向议会交出军权
↑功成不居,华盛顿向议会交出军权。某些人无寸功,即想着抢位子,其品行、境界之低下,与华盛顿可谓天壤之别。
第五,革命还是改良,应据时势而定,无须争论。个人更应秉公心去私欲。
中国百余年转型的挫折,不能不说与二千余年专制传统遗留的非正式制度有关,也不能不说与长期受专制传统浸润的精英德性不足有关。孙、袁、蒋、毛,都不难发现严重的德性缺陷。尽管中国未来变革具有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即不会一蹴而就,肯定需要付出高昂代价。
秦失其鹿,惟有德者得之。未来变革要成功,领导者必须是有德之人,其德性应如华盛顿,需以公共利益克制一己之私,且需具有谦抑、包容等性格。
观近年所谓革命、改良的争议,看那些对改良的无理指责,不能不感到厌烦。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攻击柴静、茅于轼、贺卫方、资中筠等受人尊敬的言行。他们攻击柴静,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想像,之后也没见他们公开道歉。改革派、公知顶着压力,在揭露真相、普及常识、争取权利方面,已经做得很多,即便推动正式制度良性转变没有取得效果,那也并非他们之过;而在非正式制度方面,他们所做的显然有利于公众理性心态的形成,对转型成功的奠基工作,不可不谓尽心尽力。结果是他们被官方打压、毛左围剿,身心承受极大压力,他们出于良知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心愿而自动放弃了本可得到的更多体制内好处,本应得到理解和尊重。相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不知道口炮党(此处仅指看到的发表某些言论的个体,非指群体,群体内个体有很大差异,很多人是我尊重的朋友)对社会进步到底作了什么有益工作。
由于转型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的是“真理”,自己设想的路径是最好路径,因此应该具有谦抑精神。对于一个希望推进公共利益的人来说,更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言行是否就是推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而有些人对历史、现实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仅凭简单思维就意图指点江山,对自己的言行是否就是推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根本无意识、无判断、无确信,就对他人的行为无端指责,对他人进行诛心之论,这都是无德之表现。
革命还是改良,选择何种路径,应据时势而定,本无须争论,社会变革也不会按哪个人设定的路径发展。革命还是改良,其内容本属复杂,并无高下之分。推翻一个皇帝,改换一个朝代,更换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样的“革命”不是真有价值的革命,可能连改良都谈不上,因为换上来的可能更加暴戾,权力更大、更无法约制;而改良可以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方面以量变换取质变,实现真正的变革,这些又可以说是真革命的。因此,革命或改良不是形式上的,要看有没有真正推动文明进程。给自己贴个“革命”标签,然后就自封掌握真理,他人都可以打倒在地,这是红卫兵的思维。
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诚意,是持公义还是藏私心,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看其言论是否主要针对不受约制的公权力。若不是,而是喜欢对他人放横炮,基本可以判定其缺乏德性。
转载自:作者微信

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

牟其中:冯仑你为什么非逼我说?

  铁窗高墙,关山难越。12月才读到11月5日出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上面有冯仑的文章:《牟其中》。

  骂挨得多了,特别是经历过两次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口诛笔伐之后,筋骨也强壮了许多。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在第三次平反的前夜,再泛起几片沉渣,也就无所谓了。

  第一次全社会口诛笔伐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人合写了《中国向何处去?》,触犯了天条。不但被抓进了看守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模仿批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模式,发文到生产大队一级,组织革命群众天天批判我。《四川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览馆(俗称万岁馆)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反革命罪证展览》,峨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专题片《除恶务尽》,在全国各影院公开放映,情势慰为壮观。

  第二次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距今不久,余波未熄。是我平生第三次坐牢,也就是目前这次牢狱之灾的背景音乐。

  第二次的规模与第一次相比,毫不逊色。据重庆一家报刊的文章报道,有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与书籍,对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批判。第二次批判与第一次一样,是有人组织的。第一次是“四人帮”,第二次是《万言书》。不同的是,第一次参加批判的人是奉命行事,这一次卷入批判的媒体与文章作者,是遭人暗算,落入了有人设计好了的陷阱。其实,他们也是反对《万言书》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挑战的,俗称梁山兄弟打架——不打不相识。估计今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关于我与《万言书》的那场民营企业家是否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争论,不是本文的主旨。再说,中央当时已组织力量调查过了,结论是“都是一些人身攻击”,所以这里就不介绍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欢迎登录南德网站(网址:www.nandegroup.com,和夏宗伟在新浪实名注册的个人博客),我们已将今年9月24日《经济观察报》已发表的《1997:牟其中现象》和《万言书》中的有关材料,放到了那里。

  所以,骂挨得太多了,挨的超级大骂太多了,也就总结出了一套如何挨好骂的经验:“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让人去说吧。不然,早就血灌脑顶,气绝身亡了。

  但是,冯仑这次不同,他文章的要害既不是是非之争、毁誉之辩,也不是得失之论,而是一个有关真伪的道德问题。

  这就触及了他自己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的道德底线。

  是非、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

  恰恰是在这里,冯仑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我们先来看看冯仑在文章中的自我矛盾。

  冯仑在该文中称,1989年以后,他把一篇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的文章,帮牟其中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冯仑认为他此举为牟其中“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冯仑讲的这篇文章的准确标题是《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首发于1989年8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

  还是这个冯仑,还是在他自己写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写到:“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后面一个冯仑,戳穿了前一个冯仑的谎言。

  我们再作最善意的假设,冯仑在1989年9月于海南遇到南德职工汪兆京之前,已在向牟其中暗送秋波了,或者冯仑只是发生了记忆上的错误?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大段故事,我不讲出来,今天冯仑也不可能知道。

  牟其中为改革开放在四川两次坐牢之后,直奔中国改革的圣地北京。当时举目无亲的牟其中,只得投亲靠友,争取在京城立足。

  那位副总编,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后在《中国青年报》成都站工作。作为四川人的牟其中,自然与他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投亲靠友的牟其中到京后,自然经常往《中国青年报》跑,也常去东坝河副总编家中拜访。

  牟其中经常与这位副总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比较一致。当时牟其中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自己的观点,力劝学生理性,副总编都发排了,但却被不同意见的同事们撤了下来。

  但在当时,这个题目太敏感,还是拿不准是否能发。副总编先是在京城主流媒体总编每周一次的聚餐会上吹风,有人又去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副总编安排了一名年纪非常之小的记者来南德取了些文字材料。不久,这篇报道出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名叫冯仑的人。给自己头上装饰完光环之后,冯仑开始妖魔化牟其中了。

  冯仑文章称,牟其中以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的身份给邓小平祝寿,他大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有没有给小平同志祝寿之举,我的确没一点印象了。但对小平同志砥柱中流、无私无畏的伟大品格,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果当年真有祝寿之举,今天的我,还甚感欣慰: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做人要讲良心。但我当时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劳改释放犯了呢?

  第一次进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到万县将我们释放。虽然内定是死刑,还没宣判。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让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进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审查一年。万县(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那位负责人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又把我抓了起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发了内参。小平同志纠正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的错误。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对我又作了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到了万县,我又自由了。为此,《人民日报》在1985年2月发了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中央党校有一个机构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阶层与“四人帮”斗争的材料,《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被当作民间自发反“四人帮”的典型收入的。这位负责人的弟弟就在这个小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监狱,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还是应该要有点法律常识的。既然是劳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辄用拳头说话的莽汉。

  冯仑文章中说,牟其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冯仑呈现在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流氓、劳改犯了。但冯仑玩的是危险的游戏。自以为已经把牟其中关进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难辩,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冯仑错了。今天的监狱,虽然森严、严格,但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书、读报,还可以研究著述。武汉几个监狱中,都有不断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个人,还出版了几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过我的诉讼代理人公布真相了。冯仑仓皇出逃南德时,正如冯仑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号的军博大院租了两层办公。一层为设备层(半地下室),一层为地平面一层。冯仑出逃之后不到两个月,南德鸟枪换炮,搬到了永定路21号,整整一个大院,有主楼、配楼、设备房,但就是没有地下室。南德的飞机业务即将成功之时,代理南德与俄罗斯签定外贸合同的那家北京国营公司,策划南德分管飞机业务的经理曹立国将样品偷走,即可撇开其代理身份,变为主体。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为文件都是他们出面签定之后,再将副本交南德存档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为“相关文件”与曹立国发生冲突。

  曹立国窃走样品之后,送到了这家国营公司。南德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窃走的样品。曹立国行窃之后逃走,南德的有关人员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如何能将其“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随当年与曹立国一同离开南德的几个年青人,目前还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见此文。若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捆起来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总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就请站出来为冯仑作证。

  再来看看我这位莽和尚鲁智深当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在香山,有两位南德员工与人发生过斗殴,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审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当时在南德工作的两名警卫。他们的名字叫吕会臣、杨建森。这两名警卫自己相约游香山后,乘植物园到苹果园的公交车返回南德宿舍楼。由于他们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着平平,乡土味很浓,于是有人欺侮他们,要他们让坐。警卫不从,此人就动粗,想不到这两位貌不惊人的乡巴佬原系训练有素的中南海贴身警卫。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答:“没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挡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断了。”

  收容之后,经调查,最后决定调解。条件是动手的这名警卫付医药费和误工经济损失三万余元。警卫自然赔不出来。我知道之后,让南德保卫处送了张支票过去,领回了人。后来此人对我感激得不得了。

  我曾经一拳打得一个流氓缝了五针(也许更多,至今也不清楚),但不是在香山,也不是为了抢凳子,是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八一路,时间是1985年。当时南德还在重庆。一天晚上,我、夏宗琼与南德职工肖元生三个人去八一路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火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了,一些社会痼疾又沉渣泛起。重庆的一些商贩有了几个钱,常常包养一名卖笑女招摇于茶楼酒肆。夏宗琼有几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锅店老板把她当作卖笑女了。开始则言语轻佻,继之动手动脚。我忍无可忍,大声斥责。他竟然把我当成嫖客,说要机会均等。一怒之下,我一拳过去,他血流满面,双方扭打了起来。幸好旁边就是较场口派出所。经值班民警询问,老板如实交待,被训斥教育。但面颊挨了一拳,血流满面,警察让我掏出5元作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是3针、5针还是8针,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冯仑爱人小王,年青漂亮,穿着也很新潮。若小王遭遇流氓,被人调戏,不知冯仑这位自诩为“传统士大夫精神享受”的人,能否仍能谦谦有礼地施教于流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相信,冯仑也会一怒为红颜的。土匪化、流氓化牟其中之后,该来展示冯仑这位男子汉笑到最后的胜利风采了。

  冯仑文中说:“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

  我怎么不知道如此重大的安排啊?既然王功权知道,就是一个证人,请王功权出来说说,是谁奉我之命要去乞求冯仑了?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又是冯仑在撒谎。

  1992年4、5月间,南德飞机业务大功告成。时逢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全国为之振奋。为了答谢各界对飞机业务的大力支持,也为了报答重庆的山山水水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动用了两架换回来的图154客机,向长航租了“江渝八号”轮船,组织了浩浩荡荡600余人的《告别三峡》旅游。从此,“告别三峡”的旅游一发不可收拾,弄得重庆市一票难求、一床难求,中外旅客露宿重庆街头。重庆市还向中央告了我一状。最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劝阻评论,说是商人的无知炒作,“三峡永远不会消失”。幸好没点我的名。

  在筹备期间,夏宗琼曾请示我,说她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内容是表示他们希望回到南德。我说,可以,但要对出走的事说清楚。并说,可以先以朋友的身份参加《告别三峡》旅游活动。活动期间,我没见到王功权。旅游结束之后夏宗琼又向我说,王功权等人回来要求独立建个公司。我说,不可能。以后再没听说过此类事了。不知冯仑是否是把这段往事改编了一下?

  关于向冯仑借钱的事,也非冯仑所言。我被捕之后,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预审,要给我介绍一位律师。我推脱付不起律师费,办案人员刘兵权说,有一个人,原来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辞职下海当起了律师,自愿免费为我服务。我问:“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刘答:“为你作律师,就是大广告。”一天,这位律师来看守所见我,说冯仑来到了武汉,与他见过面。这位律师说:“冯仑表示,只要老牟你给他写封信,他就可以借给你一笔钱做律师费。”我了解冯仑的为人,此时只会落井下石,怎么会搭手相救?但我无法说服这位专案人员派的律师,又不能闹僵(当时这是唯一的能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于是就当面给冯仑写了他文章中说的那个纸条。律师为了证明他的确与冯仑有联系,就拨通了冯仑的手机,让我把纸条上的内容又说了一遍。我这个人虽然虎落平阳,但借我欺世盗名之徒还真不少。

  半年前,一位在江西庐山脚下自费营建大佛,自称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发誓要把平生赚的几亿人民币敬献给我佛如来的人,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信口开河,说他早年曾与牟其中有一面之缘。也与冯仑向律师讲的一样,要给我一笔钱打官司。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这句话经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之口,传到了我耳中。我认为又是一个冯仑,但这位记者坚持。几年来这位记者贴着钱帮助我打官司,自然希望我的财政状况能有所改善。为了教育记者揭开轻信寡诺之徒的嘴脸,我就如实地把他在餐桌上如何讲、我因此向他借钱的经过写给了此人。从此,此君再也没有露过面。记者与律师一样也受到了教育。冯仑洋洋洒洒数千言,但满篇皆谎言。对此还真难办。若要一一反驳,谁又有闲心去一一核对?所以,我只有捡一句话可以驳倒冯仑谎言的,或者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讲法。冯仑说,我与朱邦义争江湖老大,为会面地点他不好安排。幸好冯仑说了我与朱争的内容是“控制信用社”。冯仑说“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可是,南德至今为止也从未投资、参股全国无论南北的任何一家信用社,金融活动中几乎与任何信用社也无什么大笔的资金往来。除了1992年与上海前进学院的蔡光天合作,抹不开蔡要找合伙人筹建前进信用社的面子,投了10万、也许是20万,应付了一下,后又立即撤出了之外,我还真不知道南德如何“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了。冯仑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惜冒着谎言被揭穿之后身败名裂的代价,必须说谎呢?

  他有一块十几年来令他日夜寝食难安的心病。此病不除,随时都有山崩地裂的危险。这病爆发的引信,掌握在牟其中手中。所以,牟其中被捕之前,虽然恨得牙龈发痒,也只能隐忍不发。牟其中进了监狱,冯仑的机会来了。落井下石,使牟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自从牟其中被捕之后,我们总能经常看到冯仑以知情者的身份,对牟其中落井下石的评论。

  即使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冯仑也说“不能笼笼统统地把他(牟其中)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但是,这位不是骗子或坏人的牟其中,在遭遇到了社会上最大的不公平——因为我们都公认司法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的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又自称是知情者的冯仑,不去捍卫社会的公正,为什么却要反反复复,不断说谎,来证明牟其中这位司法腐败的受害者是一名土匪、流氓呢?

  说穿了,冯仑对施加于牟其中头上的司法腐败感恩怀德。因为司法腐败为冯仑除去了多年的心头之患,所以冯仑要小骂大帮忙。冯仑的心病就是他自称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的那次背信弃义、卖友自保的仓皇出逃。

  南德当时的这一安排,与我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认识有关。文革初期,我也十分狂热。几年下来,四川饿殍横野的现实,令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于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了写在《中国向何处去?》中的那个结论“一个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与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但是,在进一步对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得失的研究中,我又发现,不断革命、迷信暴力,才是民族复兴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主持下,通过不断改良,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的努力之中。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期,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的结论,也是我政治认识、政治行为的准则。

  具体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解释,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宗的观点。

  作为一个文艺人士的金庸先生,在80年代初期都已认识到了“我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

  所以,简言之,综观我的言行,可以归纳为两点:坚决拥护、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决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92年香港《明报》出了我的专刊,对我的评价是:“政治上非常保守,经济上非常激进。”我从心底就认为学生不是坏人。坏人是那些沽名钓誉,对中国问题只有皮毛之见,骗取了学生信任的所谓“精神领袖”。这些人,轻率浮燥,陶醉于红旗、马靴游行队伍中,游行中的夸夸其谈,指点江山,大难临头,跑得比谁都快,撇下一广场的学生,群龙无首。冯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与精神领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凡风声一起,跑得比谁都快。这几十个改革精英中,有的被国家机关请出了大门,面临断炊之虞(冯仑在文中不是承认没工作、没工资吗?),有的虽未清理出门,但科研经费断了,操办的项目停止了,留学经费发生了困难等等。我认为,这些人没跑,政府也未追究刑事责任,总还得生活吧,总还得搞科研、上项目、继续留学吧?他们都是国家多年培养的栋梁之才啊。当时南德做成了冰箱业务,赚了几百万元。于是,只要有人介绍,只要没受到刑事处分,我就尽力支持一下。以什么名义呢?就当不上班的顾问吧,一个月几百元,聊济无米之炊。留学的、搞科研的,资助几万元。最大的一笔记得是赞助国家银行的国际金融研讨会20万元。

  今天,这批人,又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做官的,已官至常务副部级;研究学问的,有的已成为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商的,都当起了老板、总裁了。冯仑就是在如此背景之下,进入南德的。他进来之后,又介绍了一大批。文章中说的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由他介绍的,是假话,不然,他从南德逃跑之后,南德还能完成前后历时三年的飞机业务吗?他说的三分之二,确有其事,但是是指南德资助的这批精英,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他介绍的。我1987年秋天才初到北京,一年之内,还高攀不上那么大一批精英。

  这就是《万言书》中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章中,定性牟其中为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学者们的经济后台的由来。

  冯仑刚到南德,我对他也没十分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谈话,也不会安排工作,因为我对这一批人的方针就是救济。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处在门厅过道给他安放了一张桌子。印象深,是因为我看见他每天枯坐、无聊,太难堪了。既然拿了钱,总得找点事干吧。于是他提议办一张小报。我说,那就负责办报吧。他介绍进来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办公室,研究开发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认为这些人是书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风头一过,就会走的。也没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设事吧。但这些内部安排,是冯仑仓皇出逃南德之后,南德员工大家才了解到的。1991年5月14日,冯仑代表南德去山东参加了中央扶贫基金会一个会议之后,精神抖擞地返回南德。因为这个会上定了一些可以继续研究的项目。此事可由扶贫基金会一位姓李的处长证明。当时这位处长不相信冯仑逃跑了。他的理由是,会议期间,他与冯仑共住一个标准间,冯仑把南德吹得天花乱坠。大约就是在14日当晚,冯仑下班后,听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冯仑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16日,我、夏宗伟、金少强、俞冰(冯仑的朋友,北大学生会干部),还有冯仑介绍来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们一起驱车,去中央党校冯仑的宿舍看望冯仑。冯仑横卧于床上,以巾裹头,气若游丝,但面泛红光。上午11时左右,中央党校的小车司机小朱进来提醒冯仑,要去医院打针。现在想来,这是冯仑爱人小王下的逐客令。我们只得离开。

  又过了两天,接到小王电话,说冯仑应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请10天假。我慌了。冯仑当时已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如食堂、小车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杂务。我让小王告诉我冯仑在那边的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以便碰到具体事务时,可以及时询问。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当晚,我在家中接到冯仑电话,还是小王的说法,10天左右返京。我询问他的电话号码,说便于随时联系。冯仑回答,他在武汉,住的旅馆无电话,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

  我顿时生疑。

  不久,南德门前昼夜停了两辆形迹可疑的小车。凡有人出入,立即尾随其后。有关政治保卫部门开始找员工中的共产党员谈话,说牟其中是阶级敌人,要采取行动。一位被找去谈话的人,还是悄悄告诉了我。他对政保部门的人说:“我与牟其中天天面对面办公,怎么就看不出他是阶级敌人呢?”此时,南德员工才如梦方醒,原来冯仑扔下大家逃跑了。此时的南德,一片恐怖。门外形迹可疑的小车随时可能入室抓人。人人自危。恐怖到没有人敢去公安局送申辩材料的程度。担心进去了就出不来。至今我仍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当年的人事处处长XXX,他独自找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送去了我准备好的申辩材料;另一个是那位高干的女公子,是她把申辩材料送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手上,又转交给了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据这位女公子回话说,主要负责同志说了一句话:“差一点又把老牟冤枉了。”(原话)可疑小车消失了。我又躲过了一劫。但冯仑到底上哪里去了呢?他真的是为朋友的事去了武汉吗?定性冯仑仓皇逃跑是否冤枉了他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冯仑跑后不久的一天,我遇见了今天仍常常在媒体上发表大块文章的海南那家全国最著名的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聊到冯仑,他也是一肚子苦水。该院长证实,5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首都机场有一个航班飞海口。院长乘此航班由北京返回海南。在飞机上碰到了冯仑。仇人见面,份外眼红。对了眼,但没说话。院长介绍,冯仑从北京初到海南,院长当时已是省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冯仑自然要“打虎上山”一番,于是带着院长拜见了鲍彤。可是,清查运动一来,冯仑却反咬一口,去检举,说院长带他去见过鲍彤。认真一查,真相大白,冯仑立不住脚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冯仑是被开除的呢?还是辞职的呢?从冯仑这次的文章中只了解到,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是确有其事的。院长的话,证明了冯仑对我说的去武汉帮朋友的说法纯属骗人的鬼话。他是了解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才撇开大家仓皇出逃的。不久,我去海南。在接机的人群中,有冯仑。但我钻进小车就走了,没见他。不久他又回到南德。此时南德已搬到永定路21号大院办公了。我不见,他闯到二楼办公大厅,拦住我,要求解释。我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武断地说:“我不听解释,你出去。”我的人生格言之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耻与卖友自保、毫无骨气之徒为伍。三分之二的精英都是你冯仑介绍来的啊!假如当年冯仑抛下大家仓皇出逃之后,南德员工与那批精英仍没有察觉,大难将至,自然不会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其结果必然是有关部门踏平南德,抓人、关人。牟其中自然首当其冲。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份权威文件,上面赫然写着:“一些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在政治上失败之后,企图在经济上东山再起。”文件把救助行为政治化了,冯仑介绍来的那三分之二的精英能幸免于难?冯仑就是如此被赶出了南德大门的。

  北京流行一个段子,是讽刺卖友自保、贪生怕死之徒的。段子利用了一句相声台词,把舞台上英雄人物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一句话:“你撤退,我掩护”改为了讽刺贪生怕死之徒的一句话:“我撤退,你掩护”。冯仑连这个贪生怕死之徒都不如。贪生怕死之徒,临逃跑之前还知道通知同伴一声:“我撤了。”同伴也还可以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来调整战术动作。冯仑却说:平安无事,你呆会儿,我去撒泡尿。可却一溜烟,逃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就仍在那儿傻呆着,什么防范措施也没有采取。直到形迹可疑的小车开到了南德大门口,有关部门兵临城下找人谈话了,才临阵磨枪连夜赶材料去申辩。这样的人,也配谈道德?也配谈“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农夫收留了冻僵了的蛇,却被蛇咬了一口。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还能说出真相。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才可能在不久获得平生的第三次平反。

  在此次牟其中案件中,办案人员、办案法院的政治品质、道德水准,不但比冯仑,也比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强多了。2000年8月22日,牟其中被判罪后仅5天,《法制日报》发表了上面派来压制办案法院的指导办案员的文章《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该文引用了办案法院的观点:“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但指导办案员认定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非法占有故意的法律要件,强行判牟其中有罪。此言一出,金融法制大乱,法学界大哗。最高人民法院在牟其中被判有罪之后,不到一个月之内,立即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四个月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强调:“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2003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对牟案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办理。

  2006年上半年,办案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上面写出了再审牟案的报告。对此,《新京报》采访了湖北高法。湖北高法刑庭一位法官的回答是:“对于该案再审的问题,我们已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该报发表于今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

  今年8月中旬,一直坚持牟其中有罪的那位指导办案员,突然一反原来的说法,高调向《法人》杂志、《新京报》等采访报道过牟案的记者宣布,牟其中是代人受过;指办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年受人指使办假案;办完牟案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下海当起了律师。

  牟其中案平反的阻力在哪里呢?在于1999年9月30日,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私自释放了真正的罪犯王向军团伙。据《新京报》2005年8月10日的文章揭露,这个团伙分别在武汉、大连、烟台、广州等地,用同样的假进口手法,诈骗了我国银行资金近百亿元之巨。最近,我们从北京的邹庆案件中,又发现了王向军团伙诈骗的踪迹。所以,牟其中案的平反申请,于2003年胡总书记批示之后,已转化成为了一场腐败势力与反腐败斗争的拉锯战了。因为黑保护伞职务太高,权力太大,放走的王向军团伙和包庇的配合王向军团伙诈骗我国银行资金的某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前行长,又非区区毛贼,比赖昌星团伙凶恶多了。反腐败斗争是国家意志,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余地。但腐败势力一旦破败,如向赖昌星通风报信的福建省公安厅原某负责人一样,有的人是有性命之忧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冯仑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出来了。前面已讲了,本文只讲真伪,不论是非。所以对冯仑文章中想批评牟其中却又不敢挑明的政治错位,本文就不讨论了。但我仍然坚持,中国的改革,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目标只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不少人没想明白。最近,怀疑之声再度渐起。

  但是,牟其中很自信。牟其中“不信千秋无定论”。

  (夏宗伟代笔。来源:个人博客) (本文略有删减)

转载自: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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