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洪振快:我看革命、改良之争:兼评“口炮党”

这两年,看到很多无谓之争,深感厌烦。这几天朋友圈中又有人在争吵革命和改良,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想说几句。首先要说明,一个人的社会主张如何,那是宪法赋予的思想自由权利,他人即使不赞成(那也是思想自由权利),也应该尊重,但恶意攻击他人于法律、于道德均不受支持,每个人都应该克制。
关于革命、改良话语之争,个人看法如下:
第一,未来不可预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个人都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2001年11月9日下午,正是昆明书会期间,在一家五星级饭店,老板叫我:小洪,快来看电视。随后,我看到了飞机撞向大楼的画面。震惊!震惊!还是震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世上有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美国的FBI很牛B,获取情报的能力全球少有比肩,然而,他们事前没能准确掌握这个飞机撞大楼的信息。这件事,说明社会进程中总有让人不可预知的力量,一个人或一群人很难掌控全部的信息,哪怕美国政府这么强大的力量也做不到。因此,个人要有谦抑之精神,不可太自以为是。
20世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社会变革事件,大概非前苏联垮台莫属。事后虽有很多研究,分析种种因素,得出必然垮台结论。但在发生前,有谁能够预料?又有谁能够预料是在什么时候垮台?没有。
再说个中国例子。辛亥革命“成功”,当时谁能预料?“革命党”预料到了吗?武昌起义仓促,枪声响起时,并没有人预料会成功,黎元洪被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也说明其并不认同革命,也没有预料革命会成功。事实上,当时社会主流并没有认为满清王朝一定会倒台;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不是袁世凯骑墙观望,故意拖延,清政府迅速镇压、扑灭起义并无问题,未必会引起全国连锁反应,武昌起义的结局与革命党已经组织的众多失败的起义并不会两样。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之能“成功”,流血得以避免,袁世凯的功绩要大于孙大炮,当时各界推选袁世凯当大总统,并非是孙大炮的谦让,而是无论实力和贡献,袁都可孚众望。
因此,面对社会大变革,面对一个大国崩溃解体这么重大的事,这世上没有人能够预测,盖因其太过复杂,谁也无法事前掌握所有信息,而且发生过程中还有不可预知的重要人物的个人选择等因素,故没有人能预知,谁也不要把自己当神仙。
目前的中国,可能正在变革之中。但正如四年前没有人想到现在会是这种局面一样,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四年后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不确定、不可预知才是实际情况;若有共识,不确定、不可预知才是最大的共识。数月前,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位对中国政治极有研究、剖析现实极为深刻的政治学者说,现在他们政治学圈中,对未来没有什么共识,只有不确定才是唯一的共识。
第二,真正的变革是制度变革——解决“公权力困境”,而非推翻某个皇帝。
真正的变革,不是希拉里(或川普)代替奥巴马(一人代替另一人),共和党代替民主党(一党代替另一党),而是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核心问题是解决“公权力困境”。
所谓“公权力困境”,指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公权力(国家、政府),对外维护共同体安全(军队),对内维持基本秩序(司法),为此必须赋予公权力合法使用暴力,这是文明的要求;但公权力拥有的合法暴力,却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对外维护共同体安全,对内维持基本秩序,而反过来对共同体的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甚至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人类社会的困境由此而生。这种困境,即“公权力困境”。
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尤其是过去百年,更加明确地展示出这种“公权力困境”。突破这个困境,迄今为止,只有一条较为稳妥的路径:宪政。即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其具有威力,但又不伤害个人自由。然而,实现宪政,并非易事。为了避免“多数人暴政”和民主可能引起的混乱,最好是要先有法治。然而,没有民主,又很难实现法治,因为掌握公权力者从不会自动放弃权力。这就是转型的困境。世界各国转型,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经验,英美是成功典范,法、德、西班牙等曾经代价高昂,属于失败典型。
第三,社会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变正式制度,但很难改变非正式制度。社会变革需要夯实根基,确保转型成功,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不可缺少。
历史复杂,现实更复杂。以历史经验推测现实变革,并无一个颠扑不破的可视为“真理”的方案或路径。世界各国转型经验,学者研究很多,但也没有提供确定不疑的公理或定律。对于中国,也没有人敢说一定如何变革。在不确定之下,可以做一些确定的事:即制度变革要获得成功,避免变成劣质民主,致使转型反复乃至倒退,就得在非制度方面促进,夯实根基:正是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需要补课。不知道何时变革,但这方面的工作永远有意义,应该更加尽力地去未雨绸缪。
从理论上说,社会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制度变迁。制度是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别,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就文化传统来说,长期的专制传统,会对国民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一定的塑造,对社会转型造成不利影响,而民主、法治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转型会比较顺利,这已被各国转型实践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一场社会运动,可以迅速地改变正式制度,但很难一下子改变非正式制度,这正是英美传统的国家转型比较顺利、社会代价较小,而法、德、西传统的国家转型普遍不顺、社会代价较高的原因所在。从世界范围看,西欧、北欧与中欧、东欧,北美与拉美,英属殖民地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转型顺利与挫折,社会运转良好与失序,再再证明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何时变革不确定,但应该在社会层面做好准备,提高转型成功的概率,这是一个理性、负责任的知识人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和情怀。
第四,变革要获得成功,社会精英的德性非常重要。社会变革需要华盛顿式人物。
英国“光荣革命”成功,美国“独立革命”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失败。虽然都是“革命”,实质既有差别,结果更是迥异,这与精英的德性不无关系。
英国精英,在长久的历史中一直抵制国王的专制权力,形成理性、温和、有条件的妥协、不崇尚暴力等德性;而法国精英在长久的历史中则迎合王权,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可怜的一点特权而向国王摇尾乞怜,成为专制者的奴仆,其浪漫主义、激进、不妥协、崇尚暴力等性格特点,德性远不如英国精英。两国精英德性的差异,不能不说是两国“革命”的后果完全不一样的重要原因。
英国精英德性最伟大的传承者是华盛顿。美国能够奠定宪政基石,与华盛顿的德性和选择关系甚大。华盛顿领导“独立革命”成功,掌控军队,威望如日中天,要想当国王亦非不可以,事实上当时也有人劝其当国王,但是华盛顿不仅在制宪会议中克制自己,而且在总统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谦抑而完全没有私心私利,华盛顿的伟大德性,成就了美国宪政。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转型成功,需要有德性的精英,更需要华盛顿式人物奠定宪政、民主的根基。
华盛顿向议会交出军权
↑功成不居,华盛顿向议会交出军权。某些人无寸功,即想着抢位子,其品行、境界之低下,与华盛顿可谓天壤之别。
第五,革命还是改良,应据时势而定,无须争论。个人更应秉公心去私欲。
中国百余年转型的挫折,不能不说与二千余年专制传统遗留的非正式制度有关,也不能不说与长期受专制传统浸润的精英德性不足有关。孙、袁、蒋、毛,都不难发现严重的德性缺陷。尽管中国未来变革具有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即不会一蹴而就,肯定需要付出高昂代价。
秦失其鹿,惟有德者得之。未来变革要成功,领导者必须是有德之人,其德性应如华盛顿,需以公共利益克制一己之私,且需具有谦抑、包容等性格。
观近年所谓革命、改良的争议,看那些对改良的无理指责,不能不感到厌烦。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攻击柴静、茅于轼、贺卫方、资中筠等受人尊敬的言行。他们攻击柴静,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想像,之后也没见他们公开道歉。改革派、公知顶着压力,在揭露真相、普及常识、争取权利方面,已经做得很多,即便推动正式制度良性转变没有取得效果,那也并非他们之过;而在非正式制度方面,他们所做的显然有利于公众理性心态的形成,对转型成功的奠基工作,不可不谓尽心尽力。结果是他们被官方打压、毛左围剿,身心承受极大压力,他们出于良知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心愿而自动放弃了本可得到的更多体制内好处,本应得到理解和尊重。相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不知道口炮党(此处仅指看到的发表某些言论的个体,非指群体,群体内个体有很大差异,很多人是我尊重的朋友)对社会进步到底作了什么有益工作。
由于转型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的是“真理”,自己设想的路径是最好路径,因此应该具有谦抑精神。对于一个希望推进公共利益的人来说,更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言行是否就是推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而有些人对历史、现实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仅凭简单思维就意图指点江山,对自己的言行是否就是推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根本无意识、无判断、无确信,就对他人的行为无端指责,对他人进行诛心之论,这都是无德之表现。
革命还是改良,选择何种路径,应据时势而定,本无须争论,社会变革也不会按哪个人设定的路径发展。革命还是改良,其内容本属复杂,并无高下之分。推翻一个皇帝,改换一个朝代,更换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样的“革命”不是真有价值的革命,可能连改良都谈不上,因为换上来的可能更加暴戾,权力更大、更无法约制;而改良可以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方面以量变换取质变,实现真正的变革,这些又可以说是真革命的。因此,革命或改良不是形式上的,要看有没有真正推动文明进程。给自己贴个“革命”标签,然后就自封掌握真理,他人都可以打倒在地,这是红卫兵的思维。
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诚意,是持公义还是藏私心,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看其言论是否主要针对不受约制的公权力。若不是,而是喜欢对他人放横炮,基本可以判定其缺乏德性。
转载自:作者微信

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

牟其中:冯仑你为什么非逼我说?

  铁窗高墙,关山难越。12月才读到11月5日出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上面有冯仑的文章:《牟其中》。

  骂挨得多了,特别是经历过两次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口诛笔伐之后,筋骨也强壮了许多。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在第三次平反的前夜,再泛起几片沉渣,也就无所谓了。

  第一次全社会口诛笔伐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人合写了《中国向何处去?》,触犯了天条。不但被抓进了看守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模仿批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模式,发文到生产大队一级,组织革命群众天天批判我。《四川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览馆(俗称万岁馆)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反革命罪证展览》,峨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专题片《除恶务尽》,在全国各影院公开放映,情势慰为壮观。

  第二次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距今不久,余波未熄。是我平生第三次坐牢,也就是目前这次牢狱之灾的背景音乐。

  第二次的规模与第一次相比,毫不逊色。据重庆一家报刊的文章报道,有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与书籍,对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批判。第二次批判与第一次一样,是有人组织的。第一次是“四人帮”,第二次是《万言书》。不同的是,第一次参加批判的人是奉命行事,这一次卷入批判的媒体与文章作者,是遭人暗算,落入了有人设计好了的陷阱。其实,他们也是反对《万言书》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挑战的,俗称梁山兄弟打架——不打不相识。估计今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关于我与《万言书》的那场民营企业家是否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争论,不是本文的主旨。再说,中央当时已组织力量调查过了,结论是“都是一些人身攻击”,所以这里就不介绍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欢迎登录南德网站(网址:www.nandegroup.com,和夏宗伟在新浪实名注册的个人博客),我们已将今年9月24日《经济观察报》已发表的《1997:牟其中现象》和《万言书》中的有关材料,放到了那里。

  所以,骂挨得太多了,挨的超级大骂太多了,也就总结出了一套如何挨好骂的经验:“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让人去说吧。不然,早就血灌脑顶,气绝身亡了。

  但是,冯仑这次不同,他文章的要害既不是是非之争、毁誉之辩,也不是得失之论,而是一个有关真伪的道德问题。

  这就触及了他自己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的道德底线。

  是非、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

  恰恰是在这里,冯仑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我们先来看看冯仑在文章中的自我矛盾。

  冯仑在该文中称,1989年以后,他把一篇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的文章,帮牟其中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冯仑认为他此举为牟其中“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冯仑讲的这篇文章的准确标题是《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首发于1989年8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

  还是这个冯仑,还是在他自己写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写到:“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后面一个冯仑,戳穿了前一个冯仑的谎言。

  我们再作最善意的假设,冯仑在1989年9月于海南遇到南德职工汪兆京之前,已在向牟其中暗送秋波了,或者冯仑只是发生了记忆上的错误?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大段故事,我不讲出来,今天冯仑也不可能知道。

  牟其中为改革开放在四川两次坐牢之后,直奔中国改革的圣地北京。当时举目无亲的牟其中,只得投亲靠友,争取在京城立足。

  那位副总编,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后在《中国青年报》成都站工作。作为四川人的牟其中,自然与他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投亲靠友的牟其中到京后,自然经常往《中国青年报》跑,也常去东坝河副总编家中拜访。

  牟其中经常与这位副总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比较一致。当时牟其中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自己的观点,力劝学生理性,副总编都发排了,但却被不同意见的同事们撤了下来。

  但在当时,这个题目太敏感,还是拿不准是否能发。副总编先是在京城主流媒体总编每周一次的聚餐会上吹风,有人又去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副总编安排了一名年纪非常之小的记者来南德取了些文字材料。不久,这篇报道出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名叫冯仑的人。给自己头上装饰完光环之后,冯仑开始妖魔化牟其中了。

  冯仑文章称,牟其中以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的身份给邓小平祝寿,他大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有没有给小平同志祝寿之举,我的确没一点印象了。但对小平同志砥柱中流、无私无畏的伟大品格,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果当年真有祝寿之举,今天的我,还甚感欣慰: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做人要讲良心。但我当时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劳改释放犯了呢?

  第一次进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到万县将我们释放。虽然内定是死刑,还没宣判。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让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进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审查一年。万县(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那位负责人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又把我抓了起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发了内参。小平同志纠正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的错误。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对我又作了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到了万县,我又自由了。为此,《人民日报》在1985年2月发了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中央党校有一个机构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阶层与“四人帮”斗争的材料,《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被当作民间自发反“四人帮”的典型收入的。这位负责人的弟弟就在这个小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监狱,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还是应该要有点法律常识的。既然是劳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辄用拳头说话的莽汉。

  冯仑文章中说,牟其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冯仑呈现在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流氓、劳改犯了。但冯仑玩的是危险的游戏。自以为已经把牟其中关进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难辩,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冯仑错了。今天的监狱,虽然森严、严格,但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书、读报,还可以研究著述。武汉几个监狱中,都有不断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个人,还出版了几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过我的诉讼代理人公布真相了。冯仑仓皇出逃南德时,正如冯仑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号的军博大院租了两层办公。一层为设备层(半地下室),一层为地平面一层。冯仑出逃之后不到两个月,南德鸟枪换炮,搬到了永定路21号,整整一个大院,有主楼、配楼、设备房,但就是没有地下室。南德的飞机业务即将成功之时,代理南德与俄罗斯签定外贸合同的那家北京国营公司,策划南德分管飞机业务的经理曹立国将样品偷走,即可撇开其代理身份,变为主体。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为文件都是他们出面签定之后,再将副本交南德存档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为“相关文件”与曹立国发生冲突。

  曹立国窃走样品之后,送到了这家国营公司。南德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窃走的样品。曹立国行窃之后逃走,南德的有关人员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如何能将其“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随当年与曹立国一同离开南德的几个年青人,目前还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见此文。若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捆起来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总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就请站出来为冯仑作证。

  再来看看我这位莽和尚鲁智深当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在香山,有两位南德员工与人发生过斗殴,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审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当时在南德工作的两名警卫。他们的名字叫吕会臣、杨建森。这两名警卫自己相约游香山后,乘植物园到苹果园的公交车返回南德宿舍楼。由于他们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着平平,乡土味很浓,于是有人欺侮他们,要他们让坐。警卫不从,此人就动粗,想不到这两位貌不惊人的乡巴佬原系训练有素的中南海贴身警卫。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答:“没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挡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断了。”

  收容之后,经调查,最后决定调解。条件是动手的这名警卫付医药费和误工经济损失三万余元。警卫自然赔不出来。我知道之后,让南德保卫处送了张支票过去,领回了人。后来此人对我感激得不得了。

  我曾经一拳打得一个流氓缝了五针(也许更多,至今也不清楚),但不是在香山,也不是为了抢凳子,是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八一路,时间是1985年。当时南德还在重庆。一天晚上,我、夏宗琼与南德职工肖元生三个人去八一路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火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了,一些社会痼疾又沉渣泛起。重庆的一些商贩有了几个钱,常常包养一名卖笑女招摇于茶楼酒肆。夏宗琼有几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锅店老板把她当作卖笑女了。开始则言语轻佻,继之动手动脚。我忍无可忍,大声斥责。他竟然把我当成嫖客,说要机会均等。一怒之下,我一拳过去,他血流满面,双方扭打了起来。幸好旁边就是较场口派出所。经值班民警询问,老板如实交待,被训斥教育。但面颊挨了一拳,血流满面,警察让我掏出5元作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是3针、5针还是8针,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冯仑爱人小王,年青漂亮,穿着也很新潮。若小王遭遇流氓,被人调戏,不知冯仑这位自诩为“传统士大夫精神享受”的人,能否仍能谦谦有礼地施教于流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相信,冯仑也会一怒为红颜的。土匪化、流氓化牟其中之后,该来展示冯仑这位男子汉笑到最后的胜利风采了。

  冯仑文中说:“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

  我怎么不知道如此重大的安排啊?既然王功权知道,就是一个证人,请王功权出来说说,是谁奉我之命要去乞求冯仑了?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又是冯仑在撒谎。

  1992年4、5月间,南德飞机业务大功告成。时逢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全国为之振奋。为了答谢各界对飞机业务的大力支持,也为了报答重庆的山山水水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动用了两架换回来的图154客机,向长航租了“江渝八号”轮船,组织了浩浩荡荡600余人的《告别三峡》旅游。从此,“告别三峡”的旅游一发不可收拾,弄得重庆市一票难求、一床难求,中外旅客露宿重庆街头。重庆市还向中央告了我一状。最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劝阻评论,说是商人的无知炒作,“三峡永远不会消失”。幸好没点我的名。

  在筹备期间,夏宗琼曾请示我,说她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内容是表示他们希望回到南德。我说,可以,但要对出走的事说清楚。并说,可以先以朋友的身份参加《告别三峡》旅游活动。活动期间,我没见到王功权。旅游结束之后夏宗琼又向我说,王功权等人回来要求独立建个公司。我说,不可能。以后再没听说过此类事了。不知冯仑是否是把这段往事改编了一下?

  关于向冯仑借钱的事,也非冯仑所言。我被捕之后,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预审,要给我介绍一位律师。我推脱付不起律师费,办案人员刘兵权说,有一个人,原来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辞职下海当起了律师,自愿免费为我服务。我问:“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刘答:“为你作律师,就是大广告。”一天,这位律师来看守所见我,说冯仑来到了武汉,与他见过面。这位律师说:“冯仑表示,只要老牟你给他写封信,他就可以借给你一笔钱做律师费。”我了解冯仑的为人,此时只会落井下石,怎么会搭手相救?但我无法说服这位专案人员派的律师,又不能闹僵(当时这是唯一的能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于是就当面给冯仑写了他文章中说的那个纸条。律师为了证明他的确与冯仑有联系,就拨通了冯仑的手机,让我把纸条上的内容又说了一遍。我这个人虽然虎落平阳,但借我欺世盗名之徒还真不少。

  半年前,一位在江西庐山脚下自费营建大佛,自称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发誓要把平生赚的几亿人民币敬献给我佛如来的人,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信口开河,说他早年曾与牟其中有一面之缘。也与冯仑向律师讲的一样,要给我一笔钱打官司。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这句话经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之口,传到了我耳中。我认为又是一个冯仑,但这位记者坚持。几年来这位记者贴着钱帮助我打官司,自然希望我的财政状况能有所改善。为了教育记者揭开轻信寡诺之徒的嘴脸,我就如实地把他在餐桌上如何讲、我因此向他借钱的经过写给了此人。从此,此君再也没有露过面。记者与律师一样也受到了教育。冯仑洋洋洒洒数千言,但满篇皆谎言。对此还真难办。若要一一反驳,谁又有闲心去一一核对?所以,我只有捡一句话可以驳倒冯仑谎言的,或者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讲法。冯仑说,我与朱邦义争江湖老大,为会面地点他不好安排。幸好冯仑说了我与朱争的内容是“控制信用社”。冯仑说“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可是,南德至今为止也从未投资、参股全国无论南北的任何一家信用社,金融活动中几乎与任何信用社也无什么大笔的资金往来。除了1992年与上海前进学院的蔡光天合作,抹不开蔡要找合伙人筹建前进信用社的面子,投了10万、也许是20万,应付了一下,后又立即撤出了之外,我还真不知道南德如何“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了。冯仑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惜冒着谎言被揭穿之后身败名裂的代价,必须说谎呢?

  他有一块十几年来令他日夜寝食难安的心病。此病不除,随时都有山崩地裂的危险。这病爆发的引信,掌握在牟其中手中。所以,牟其中被捕之前,虽然恨得牙龈发痒,也只能隐忍不发。牟其中进了监狱,冯仑的机会来了。落井下石,使牟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自从牟其中被捕之后,我们总能经常看到冯仑以知情者的身份,对牟其中落井下石的评论。

  即使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冯仑也说“不能笼笼统统地把他(牟其中)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但是,这位不是骗子或坏人的牟其中,在遭遇到了社会上最大的不公平——因为我们都公认司法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的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又自称是知情者的冯仑,不去捍卫社会的公正,为什么却要反反复复,不断说谎,来证明牟其中这位司法腐败的受害者是一名土匪、流氓呢?

  说穿了,冯仑对施加于牟其中头上的司法腐败感恩怀德。因为司法腐败为冯仑除去了多年的心头之患,所以冯仑要小骂大帮忙。冯仑的心病就是他自称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的那次背信弃义、卖友自保的仓皇出逃。

  南德当时的这一安排,与我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认识有关。文革初期,我也十分狂热。几年下来,四川饿殍横野的现实,令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于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了写在《中国向何处去?》中的那个结论“一个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与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但是,在进一步对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得失的研究中,我又发现,不断革命、迷信暴力,才是民族复兴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主持下,通过不断改良,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的努力之中。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期,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的结论,也是我政治认识、政治行为的准则。

  具体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解释,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宗的观点。

  作为一个文艺人士的金庸先生,在80年代初期都已认识到了“我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

  所以,简言之,综观我的言行,可以归纳为两点:坚决拥护、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决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92年香港《明报》出了我的专刊,对我的评价是:“政治上非常保守,经济上非常激进。”我从心底就认为学生不是坏人。坏人是那些沽名钓誉,对中国问题只有皮毛之见,骗取了学生信任的所谓“精神领袖”。这些人,轻率浮燥,陶醉于红旗、马靴游行队伍中,游行中的夸夸其谈,指点江山,大难临头,跑得比谁都快,撇下一广场的学生,群龙无首。冯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与精神领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凡风声一起,跑得比谁都快。这几十个改革精英中,有的被国家机关请出了大门,面临断炊之虞(冯仑在文中不是承认没工作、没工资吗?),有的虽未清理出门,但科研经费断了,操办的项目停止了,留学经费发生了困难等等。我认为,这些人没跑,政府也未追究刑事责任,总还得生活吧,总还得搞科研、上项目、继续留学吧?他们都是国家多年培养的栋梁之才啊。当时南德做成了冰箱业务,赚了几百万元。于是,只要有人介绍,只要没受到刑事处分,我就尽力支持一下。以什么名义呢?就当不上班的顾问吧,一个月几百元,聊济无米之炊。留学的、搞科研的,资助几万元。最大的一笔记得是赞助国家银行的国际金融研讨会20万元。

  今天,这批人,又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做官的,已官至常务副部级;研究学问的,有的已成为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商的,都当起了老板、总裁了。冯仑就是在如此背景之下,进入南德的。他进来之后,又介绍了一大批。文章中说的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由他介绍的,是假话,不然,他从南德逃跑之后,南德还能完成前后历时三年的飞机业务吗?他说的三分之二,确有其事,但是是指南德资助的这批精英,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他介绍的。我1987年秋天才初到北京,一年之内,还高攀不上那么大一批精英。

  这就是《万言书》中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章中,定性牟其中为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学者们的经济后台的由来。

  冯仑刚到南德,我对他也没十分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谈话,也不会安排工作,因为我对这一批人的方针就是救济。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处在门厅过道给他安放了一张桌子。印象深,是因为我看见他每天枯坐、无聊,太难堪了。既然拿了钱,总得找点事干吧。于是他提议办一张小报。我说,那就负责办报吧。他介绍进来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办公室,研究开发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认为这些人是书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风头一过,就会走的。也没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设事吧。但这些内部安排,是冯仑仓皇出逃南德之后,南德员工大家才了解到的。1991年5月14日,冯仑代表南德去山东参加了中央扶贫基金会一个会议之后,精神抖擞地返回南德。因为这个会上定了一些可以继续研究的项目。此事可由扶贫基金会一位姓李的处长证明。当时这位处长不相信冯仑逃跑了。他的理由是,会议期间,他与冯仑共住一个标准间,冯仑把南德吹得天花乱坠。大约就是在14日当晚,冯仑下班后,听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冯仑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16日,我、夏宗伟、金少强、俞冰(冯仑的朋友,北大学生会干部),还有冯仑介绍来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们一起驱车,去中央党校冯仑的宿舍看望冯仑。冯仑横卧于床上,以巾裹头,气若游丝,但面泛红光。上午11时左右,中央党校的小车司机小朱进来提醒冯仑,要去医院打针。现在想来,这是冯仑爱人小王下的逐客令。我们只得离开。

  又过了两天,接到小王电话,说冯仑应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请10天假。我慌了。冯仑当时已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如食堂、小车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杂务。我让小王告诉我冯仑在那边的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以便碰到具体事务时,可以及时询问。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当晚,我在家中接到冯仑电话,还是小王的说法,10天左右返京。我询问他的电话号码,说便于随时联系。冯仑回答,他在武汉,住的旅馆无电话,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

  我顿时生疑。

  不久,南德门前昼夜停了两辆形迹可疑的小车。凡有人出入,立即尾随其后。有关政治保卫部门开始找员工中的共产党员谈话,说牟其中是阶级敌人,要采取行动。一位被找去谈话的人,还是悄悄告诉了我。他对政保部门的人说:“我与牟其中天天面对面办公,怎么就看不出他是阶级敌人呢?”此时,南德员工才如梦方醒,原来冯仑扔下大家逃跑了。此时的南德,一片恐怖。门外形迹可疑的小车随时可能入室抓人。人人自危。恐怖到没有人敢去公安局送申辩材料的程度。担心进去了就出不来。至今我仍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当年的人事处处长XXX,他独自找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送去了我准备好的申辩材料;另一个是那位高干的女公子,是她把申辩材料送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手上,又转交给了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据这位女公子回话说,主要负责同志说了一句话:“差一点又把老牟冤枉了。”(原话)可疑小车消失了。我又躲过了一劫。但冯仑到底上哪里去了呢?他真的是为朋友的事去了武汉吗?定性冯仑仓皇逃跑是否冤枉了他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冯仑跑后不久的一天,我遇见了今天仍常常在媒体上发表大块文章的海南那家全国最著名的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聊到冯仑,他也是一肚子苦水。该院长证实,5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首都机场有一个航班飞海口。院长乘此航班由北京返回海南。在飞机上碰到了冯仑。仇人见面,份外眼红。对了眼,但没说话。院长介绍,冯仑从北京初到海南,院长当时已是省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冯仑自然要“打虎上山”一番,于是带着院长拜见了鲍彤。可是,清查运动一来,冯仑却反咬一口,去检举,说院长带他去见过鲍彤。认真一查,真相大白,冯仑立不住脚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冯仑是被开除的呢?还是辞职的呢?从冯仑这次的文章中只了解到,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是确有其事的。院长的话,证明了冯仑对我说的去武汉帮朋友的说法纯属骗人的鬼话。他是了解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才撇开大家仓皇出逃的。不久,我去海南。在接机的人群中,有冯仑。但我钻进小车就走了,没见他。不久他又回到南德。此时南德已搬到永定路21号大院办公了。我不见,他闯到二楼办公大厅,拦住我,要求解释。我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武断地说:“我不听解释,你出去。”我的人生格言之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耻与卖友自保、毫无骨气之徒为伍。三分之二的精英都是你冯仑介绍来的啊!假如当年冯仑抛下大家仓皇出逃之后,南德员工与那批精英仍没有察觉,大难将至,自然不会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其结果必然是有关部门踏平南德,抓人、关人。牟其中自然首当其冲。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份权威文件,上面赫然写着:“一些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在政治上失败之后,企图在经济上东山再起。”文件把救助行为政治化了,冯仑介绍来的那三分之二的精英能幸免于难?冯仑就是如此被赶出了南德大门的。

  北京流行一个段子,是讽刺卖友自保、贪生怕死之徒的。段子利用了一句相声台词,把舞台上英雄人物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一句话:“你撤退,我掩护”改为了讽刺贪生怕死之徒的一句话:“我撤退,你掩护”。冯仑连这个贪生怕死之徒都不如。贪生怕死之徒,临逃跑之前还知道通知同伴一声:“我撤了。”同伴也还可以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来调整战术动作。冯仑却说:平安无事,你呆会儿,我去撒泡尿。可却一溜烟,逃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就仍在那儿傻呆着,什么防范措施也没有采取。直到形迹可疑的小车开到了南德大门口,有关部门兵临城下找人谈话了,才临阵磨枪连夜赶材料去申辩。这样的人,也配谈道德?也配谈“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农夫收留了冻僵了的蛇,却被蛇咬了一口。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还能说出真相。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才可能在不久获得平生的第三次平反。

  在此次牟其中案件中,办案人员、办案法院的政治品质、道德水准,不但比冯仑,也比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强多了。2000年8月22日,牟其中被判罪后仅5天,《法制日报》发表了上面派来压制办案法院的指导办案员的文章《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该文引用了办案法院的观点:“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但指导办案员认定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非法占有故意的法律要件,强行判牟其中有罪。此言一出,金融法制大乱,法学界大哗。最高人民法院在牟其中被判有罪之后,不到一个月之内,立即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四个月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强调:“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2003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对牟案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办理。

  2006年上半年,办案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上面写出了再审牟案的报告。对此,《新京报》采访了湖北高法。湖北高法刑庭一位法官的回答是:“对于该案再审的问题,我们已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该报发表于今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

  今年8月中旬,一直坚持牟其中有罪的那位指导办案员,突然一反原来的说法,高调向《法人》杂志、《新京报》等采访报道过牟案的记者宣布,牟其中是代人受过;指办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年受人指使办假案;办完牟案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下海当起了律师。

  牟其中案平反的阻力在哪里呢?在于1999年9月30日,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私自释放了真正的罪犯王向军团伙。据《新京报》2005年8月10日的文章揭露,这个团伙分别在武汉、大连、烟台、广州等地,用同样的假进口手法,诈骗了我国银行资金近百亿元之巨。最近,我们从北京的邹庆案件中,又发现了王向军团伙诈骗的踪迹。所以,牟其中案的平反申请,于2003年胡总书记批示之后,已转化成为了一场腐败势力与反腐败斗争的拉锯战了。因为黑保护伞职务太高,权力太大,放走的王向军团伙和包庇的配合王向军团伙诈骗我国银行资金的某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前行长,又非区区毛贼,比赖昌星团伙凶恶多了。反腐败斗争是国家意志,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余地。但腐败势力一旦破败,如向赖昌星通风报信的福建省公安厅原某负责人一样,有的人是有性命之忧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冯仑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出来了。前面已讲了,本文只讲真伪,不论是非。所以对冯仑文章中想批评牟其中却又不敢挑明的政治错位,本文就不讨论了。但我仍然坚持,中国的改革,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目标只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不少人没想明白。最近,怀疑之声再度渐起。

  但是,牟其中很自信。牟其中“不信千秋无定论”。

  (夏宗伟代笔。来源:个人博客) (本文略有删减)

转载自:恳谈

杜导斌:驳“公知与口炮何者更有价值”

内容懒得看,题目就有问题,谁更有价值?为什么要在公知与口炮两者间作比较?这种比较可能会有答案吗?问这种问题,就是智商成问题。
哪个公共知识人屑于跟个专打横炮的口炮党比高低?不是不比,是不屑,是没时间和必要。只有口炮党人,注意力不在公权力,才时刻惦记着要踩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肩膀出人头地。
被污名化的“公知”,眼睛盯着公权。他们的公共参与造成强权无法为所欲为。同时掌权者还担心这些人借批评收获人望,渐渐坐大。因此,掌权者把公共知识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可这些人说话在理,温和理性,很难抓住把柄,想打击,苦于无从下手,又不能再来场反右或文革,便组建口炮党,伪装成另类公知,美其名曰公共辩论,批评者也当受批评,实则专司对公共知识人的污名化。
无论莫,还是王,仅以批判尖锐性而言,及于杜导斌百分之一吗?
在真正尖锐批判者面前,他们自命理性,在理性批判面前,他们又自吹尖锐。在坐牢的面前,他们自命高明,在真正的精明者面前,又说自己最激进。他们实际上是群精明的算计者,一面时刻计算着离监狱的距离,一面计算着抢占道德高地的时机。
一面不愿从自己作起,言行合一,填进去烈火焚身以成巨变,一面又断定除巨变外一切作为都是白费蜡。一面自知作不了什么建设性工作,对别人作些点滴改进又要装激进b,断然喝止。
总感觉他们是在打配合,侧应正面围剿。因为当局其实非常忌惮那些尽一己之力日拱一卒的持恒改变者,深恐他们一步步力促成局,却苦于这些人的理性,抓不住把柄,想打击,狗咬刺猬下不了口。于是,便有口炮党专司此职,专向这些人泼污,贬低其价值,减弱其影响力号召力,将羊群往往造反处驱赶,然后只要及时灭掉头羊,就可睡大觉,省事多了。
2016-9-26
转载自:笑蜀微信

曾金燕:《虚假希望》最后的回答

《韩寒们和莫之许们的虚假希望》一文发出,作者的朋友圈纷纷批评。可惜许多批评要么1.没看清楚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作者表达得不清楚),用作者的观点批评作者;2.完全悖离基本辩论原则,要么平行叙事,要么把别人的观点安在作者头上,要么表达情绪或者立场但无论证路径。
此文主要回答一位朋友提出来的问题:“金燕有勇气给口炮党正名为‘政治反对派’么?”这个问题相当有意义,不过要稍微改变一下问法,因为无关勇气,而关乎对事实的分析,那就是:“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吗?”更大的语境,是另一位朋友提出来的:“建议金燕逐渐不用‘口炮党’、‘送饭党’。否则一归类,人们可能忽略你个人观点,想到笑蜀了。”
这确实是我的疏忽,直接用“口炮党”、“送饭党”这些有历史包袱的名词,令人以为我是在为别人辩护。先声明“口炮党”、“送饭党”是分类(category)需要所用的既有名词。之前我的文章不但对口炮党有批评,一样也批评了送饭党的缺陷和韩寒们的局限,并且对社会语境做了很多阐述,可惜注意到的读者未必那么多,文章还没仔细读就情感代入,无法辩论了。这一点我会在方法论里细说。
《虚假希望》一文是我观察、思考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处境多年来言行的作品,和我《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书稿、我2001年开始参与艾滋病运动的脉络并没有分离。所以还请耐心听我从两个方面说清楚我的观点,一是在辩论方法上釐清,二是在概念上釐清。简单的答案,虽然绝大多数口炮党自命为“政治反对派”,但据我的观察,只有极少部分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大部分都不是。不是的那一部分,有些是情绪不满发泄者,有些是抗议者,谈不上政治反对派。
首先要在方法上釐清一些不必要误会。
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前文我提到了具体的人名,这些人名是作为作者出现的,指代了他们的作品,而且都有特定的语境,比如就BBS、博客和新社交媒体不同时代政府和民间言论不同角色下,王五四类比韩寒。我在公共批评中,都是指代作品或工作,和创作作品的具体的人无关。人如其文当然理想,但很多作者的文字不错,人品十分操蛋。以一个人的人品和她的社会关系来评价作品,恐怕是不妥的。因和一个人是朋友,就认可他所有的作品,也可能是不讲理的。更何况有多少人,一生不同阶段的作品迥异,一言蔽之更是不妥。
这就涉及到读者的情感关问题。情感关并不是说我怕得罪人,我相信君子之交可辩可论,哪怕是朋友,也不是说站了立场就可以不去辨析更加细节的问题。我目前就前文收到的很多批评,有中肯的分析说理,但不少是情感反应,表达立场的文字。情感反应把批评分析私人化。一旦私人化,辩论就溢出了一篇文章的讨论边界,解释文本也容易天马行空,或者是断章取义。
第三层是伦理的问题。我们如何处理封闭的和半开放的微信群里消息?任何文字都不能脱离上下文语境独立存在。我们有没有权利在一个封闭的微信群里截取对方的话语片段,在对方不知道内容和对象的情况下,转发给对这个微信群语境一无所知的另一个微信群作为辩论的依据和靶子?或者公开流传?哪怕是半开放微信群里,在缺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应该遵守什么原则来处理你所掌握的信息?封闭的微信群里,第三方转述他者的观点和看法,如何判断可信度问题?还是人云亦云?如果你谴责毕福剑在酒桌上的话语被人录像公开,那你怎么面对封闭、半封闭群里缺乏原始语境的截屏、转发或者转述?而不管当事人在不在场,微信群里及社交网络平台上什么样的言论是网络霸凌?这些新社交媒体时代的基本伦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次辩论。我相信有心的人会去了解所在社会的相关伦理守则,并根据具体的情况有不同的答案。
至于第四种是辩论的修养和形式问题。用生殖器相关的话语来反击作者,只能说自行证明我对一部分口炮党人的主要批评:以文字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口炮党人,也是我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人群(不管他们自己承认不承认),他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观点如何,而是他们的表达形式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这种表达形式和官方的权力控制有许多类似之处,辩论中他们1. 站立场、划圈子、交朋友比讲道理优先,2.话语论述缺乏逻辑,3. 以嘲笑和落井下石为乐,4. 私人化公共辩论。
在概念釐清方面,先要重申我前文的核心话题是讨论三种“虚假希望”(中性名词):送饭党的、韩寒们的、口炮党的。在政治空间急剧压缩、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有哪几个胜算定定地说自己的方案不是“虚假希望”?因为制造出“虚假希望”并且去实施,“虚假希望”被赋予了意义。前文通篇我的观点是:1. 莫之许对韩寒的评价有待商榷,因为莫之许文章中不应该将历史社会条件切割、拼贴了来评价韩寒,在方法上就有失公允;2. 反驳莫之许所谓的“改良”和“公知”无用论,我阐述虽然政治空间压缩,依旧有人用创新的方式推动社会改变,并且有意义;3.口炮党们对莫之许文字的回应,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失望情绪,也反映了一种反智化和极端化的趋势;4.送饭党人和韩寒们要有智慧创造新的话语体系,进入权力者的话语体系博弈有可能成为压制的共谋。
具体说口炮党人是不是政治反对派。为了对方安全起见不能铺开说。少部分人是政治反对派,他们有政治家的素养、谋略和行动的准备;相当大部分人只是情绪发泄、交朋友,在一个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空间相互靠近取暖,他们连否定当局的合法性与抗议者、和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差别都不清楚,但是一听到别人对口炮党的批评,就做情感反应而不是辩论。这种情感反应和划圈子站立场的行为,往往又以违反基本辩论规则的方式出现。而莫之许关于“虚假希望”的论述,也并不能体现政治反对派的素养。
自认为口炮党的党人能否回答:
进行社会建设的行动,对具体社会现象进行公共批判的言行,就是承认政治合法性了吗?如何区别在既定政治现实里活着和承认政治合法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许多朋友提艾晓明教授昨晚的文字来讨论,认为是对我的批评。艾晓明老师的文字,总体来说更多是一个我的文章的平行论述,谈不上观点交锋。
一,作者身份和作者观点之间要建立起联系,恐怕还要充分论证,目前艾老师关于身份的文字并不能证明我的观点错误。
二,我的文章并没有思想界大团结的议题,而是在谈生产话语的方式创新,以及批评口炮党人的表达方式问题,所以如果用思想界大团结来批评我,恐怕也失去偏颇。
三,我并没有批评口炮党观点激进或者说不允许口炮党存在,也不能要求口炮党人为夏霖等被判刑的人说话,这两者都是违背我的自由观念。我也不认为口炮党人的观点有多激进,不少口炮党人对“我没有敌人”的政治反对是很不屑的。我在前文说“口炮党此时要做的努力,是脱离官方的话语体系进行社会批判,而非压抑送饭党以及韩寒们,消解韩寒们的存在意义”。写前文时,是夏律师被判刑十二年的上午。如果说这个“口炮党人”误伤了对号入座者,那么对不起,我应该把它严谨地规范为“莫之许批韩寒和送饭党人的文章及如推特等平台的公共言论”,不过文章开头我已经设置了这个语境,请不要忽视了。
四,关于当下是否可行的功利性,并不是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民间空间缩减了,NGO工作受阻,不能用来论证莫之许“改良派制造的虚假希望”破灭的论据。我很早就阐述了社会运动的反功利特质。
五,希望口炮党或者莫之许被抓的观点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请重读原文确认否与我有关。我们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压制者作为唯一的解释,而放弃、诋毁日常的、非直接政治性的行动。这是我和莫之许主要的不同观点。
我说出和自己的朋友、前支持者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对朋友的背叛,被公开羞辱和网络霸凌,才是又一次开始感受到当少数的滋味。我准备好面对辩论,但是没有想到是人身攻击和情绪反应。“好朋友们”啊,难道贴一个标籤划一个立场通过嘲笑就可以解释我多年来在艾滋病领域、维权领域的经验和现在的研究认识?看完这篇文章,网友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情,网络粗鄙化、反智化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作为朋友你若还是坚持保持用生殖器相关语言反击的方式、还是将我的家人一起骂来批驳我的观点、还是把转发了我的文章的朋友归到拉黑名单,那么你正是在印证我所说的口炮党人的话语机制和官方相同,请你在微信朋友圈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把我拉黑。我不想日常生活见面时,因为这些粗鄙,降低作为人的尊严感。
转载自:金子小姐

资中筠:我为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

资中筠先生:“中国大学,特别是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名牌大学,招收的是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却用充满谎言的伪史谬论来毒化摧残他们的大脑,让中国真正的思想种苗断后绝育,葬送中国的希望和明天,是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行为!这是我忧虑得非常深的一个问题,有时一想起来,真是忧虑得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郭世佑先生:“我的学生们受历史教科书的虚假知识误导,有时,你稍微要纠正他一下,意图改造他一下,他还要生气,我看他都这样了,没想到,我都不生气,他还生气……”

“青年人如果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能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有志青年了,我很高兴看到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如果他们这样的健康力量能多一点,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新京报:你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时间,学术研究、自由写作、社会活动各占多大比例?

资中筠:我1996年退休后继续研究、写作,想补补课,我原来是学文学的,有好多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没有好好读,希望能安静地读一些经典。

如果没有公共活动,每天我大概花6小时读书、写作,累了就弹几十分钟钢琴,弹钢琴时我很快乐,这是一生的爱好,钢琴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新京报:你对目前的这种状态满足吗?

资中筠:个人私生活上,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我清心寡欲,衣食无忧。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种本能,我看到很多问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忧心忡忡。

新京报:你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你的著作《锦瑟无端》、《闲情记美》反映您的审美趣味,退休后你有音乐,有钢琴,有书籍,为何要来管这些困难的事?

资中筠:我本来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闲情记美》那样子的散淡,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就关心起那些感时忧世的事情来了,而且一旦关心起来就欲罢不能。我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中,这些闲情逸致是很奢侈的。我精力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觉得我来日无多,就想赶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多写一点出来。另外也受外界的推动,比如今天我就被推动着接受你的采访。

新京报:有力不从心、沮丧想放弃的时刻吗?

资中筠:当然,我经常沮丧,看得更明白,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越多,就越痛苦。我个人的力量又是很有限的。我不幻想,我写几篇文章有多大的作用,不过是扔一块石头在水面上,激起几个浪花而已。

新京报:你在《斗室的天下》扉页上题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当前中国你最忧虑的是什么?

资中筠:每个时代都有代表社会良知和高层次的精英,能够支撑民族精神,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垮过。但现在整个社会太功利了,太趋炎附势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对年轻人有何期待?

资中筠:我不想提出太高的要求,一定要为什么而奋斗之类,只期待青年人不要太趋炎附势、能守住底线,这个底线不要太低。另外,要对自己诚实,尽量不说假话。

青年人如果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能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有志青年了,我很高兴看到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如果他们这样的健康力量能多一点,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资中筠寄语新京报

“我家里有新京报,每天都看,我觉得新京报还相对说来比较关心民间疾苦,还能报道一些真相。我希望新京报能继续关注民间疾苦,尽量反映真实情况。”

同题问答

1、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资中筠:小时候我最崇拜居里夫人,想做发明家,当然这是少年的梦想。长大以后,我所有的职业都是别人安排的,现在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了,精力已经不济,所以能做多少算多少,很难说实现什么理想。

2、新京报: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资中筠:坚持做一个正直诚实善良的人。

3、新京报:坚持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资中筠:坚持带来快乐比痛苦多,做一个正直的人晚上觉也睡得比较安心,整个人比较平静。

4、新京报:如果能够选择,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资中筠:从学校开始,好好读书,做学术方面的研究。

5、新京报: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资中筠:对家庭,对父母很愧疚,跟他们划清界限,跟他们疏远,到最后也没能够跟他们很深地说开心里的话。另外就是老伴去世,对我是个很大的损失,有些话跟别人没法说。

6、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资中筠:我没有座右铭,现在我认为我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7、新京报: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资中筠:没有好好读书,从20几岁到50岁之间,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如果我有心,业余的时间,还是有书可读的。

8、新京报:你最看中朋友的什么特点?

资中筠:诚实。

9、新京报: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吗?

资中筠:用诗经的一句话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个人来讲,我很满足,无所求,对于国家民族,我忧心忡忡。


余世存:中国的启蒙,还停留在开药店的阶段

  导语:有人说余世存不似当年锋利了,有人说,他从鲁迅变成了胡适,但人到中年的他似乎对这种符号性的表达不甚在意,他说,他想的是超越,超越旧一辈学人对中西的两极化批判。
  余世存认为左和右都容易在中国陷入极端,而这种极端其实又是一种社会的“类人孩”现象的体现,我们拿来许多主义,奉上神龛,但却没能让任何一种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这种不能落地生根的结果也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固守精英话语的失败。
  他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启蒙对于社会应该是饭而不是药,药不是常态,而饭才是坚实的、日常的需要,而唯有基于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启蒙才能成为一种正常的、有效的东西。
  嘉宾介绍: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著有《非常道》、《老子传》、《大时间》、“立人三部曲”等。

  近代历史书写很少重视人
  搜狐文化:在您的新书“立人三部曲中”,为什么会想要通过为人立传这样的形式来书写历史,这和中国比较重人的历史书写传统有什么关系吗?
  余世存: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我好多年前就一直希望中国有孔子和司马迁的学识和传统,能够通过对人的阐述、纪传来回现当时的人生社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受教育的这些年,无论是一百年还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史学传统也很少重视人,大家都被革命叙事、意识形态的叙事,甚至故事趋势,阶级斗争的趋势,吸引过去了,被一种大的历史观吸引过去了,对人个体的感受,个人的经验、悲欢离合,大家关注的太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史学中的空白。
  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感受,其实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媒体在开辟的文史类的专栏中,有很大一部分专栏是用来写人的,这说明普通的大众媒体,他都能感受人是最重要的,或者人是大家最有兴趣了解的。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能够安顿我们当下,安顿我们自身,或者让我们当代人能够找到这种立身的坐标。
  搜狐文化:您在三部曲的《安身与立命》这本书里,对鲁迅还有胡适等人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描述,感觉还是比较新颖的,但是也给人一种现代社会学的解构的感觉,您怎么会想到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一个人?
  余世存:因为谈胡适鲁迅太多了,角度几乎被大家说尽了,但是唯有物质生活对他们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大家说的不够。这点其实又回到了唯物史观,就是人在社会上的表达,他的精神状态,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形态来决定的。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角度,只不过这个角度是被我们遗忘了很久了,然后我重新捡起来,让大家确实耳目一新。包括当下也是,我觉得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谈历史人物的时候,确实欠缺这种把人还原到他的具体情景中去,中国古人讲知人论世,如果你对这个人的身体生理特征,还有他的收入的来源,他的生计的压迫,你都没有感悟的话,就空谈他的理念,我觉得是很不够的。
  “立人三部曲”其一《盗火与革命》
  搜狐文化:有点空中楼阁的感觉。
  余世存:对,比如我其实在这套书里面,关于弘一法师有一个发现没有写进去,就是弘一法师能够毅然出家,而且出家之后修行特别苦,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我没有看更多的材料,但是从他的日记和书信来往中看得出来他是大病小病不断。人在生病当中,他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病一旦好了以后,就会以更加严格的作息规律来要求自己,然后我们很多人就只去抽象的去谈弘一法师是一个了不起的自律性很强的高僧,他不知道他的自律是来源于这种状况。
  要超越胡适和鲁迅的体系:不以两极评中西
  搜狐文化:您在“立人三部曲”的序言当中写到,您20多年来的写作其实是有变化的,从最开始的锋利,到现在的这种为人师的更加温和的感觉,有人说您是从鲁迅转到了胡适,您怎么理解这种说法?
  余世存:鲁迅还是一个愤青,我也有过自己愤青的时代,有那种以批判为己任,甚至以批判为唯一的表达方式的那种时代。但是人到了中年,继续剑拔弩张,继续对周围世界进行一种不可调和的批评,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年龄最终要对这个世界,不是说是做和解,而是说要进行一种平实的介绍和理解。这样的话,在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更为客观的表述当中,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关系就能显示出来,而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恶也能显示出来,就像我虽然成为胡适,但是我没有变成符号意义上的胡适,比如说胡适是在体制内的,他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的大文人,而我还是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在体制外做自己的言说。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几代人,应该在观念上,在人生的认知或者说认同上要超越鲁迅和胡适,很多人还是匍匐在胡适和鲁迅的体系下面。虽然我当时也受惠于胡适和鲁迅,但是这些年自己的读书思考和阅历,让我觉得对他们应该进行超越。
  搜狐文化:那目前来讲,您理解的这种超越表现在哪些地方?
  余世存:表现在比如说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认知上面,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的判断上面,比如说他们把中西总是放在体和用的两极里面选择,要么是中国的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中体西用,要么是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旗手们说的,充分的西方化,就是西体中用。这种对中西文化的认知还是显得不够真实,或不一定接近中西文化的本质。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人立身处世的一种经验表达方面,我觉得也是跟我今天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对启蒙的看法,对表达的看法,总是认为有一种唯一的权威的东西在那,现在我胡适或者是鲁迅,我找到这个东西了,我应该把它说出来给你们听,你们就应该去学习。这种启蒙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是落后了,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精英分子,他总是认为我们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应该做学生,我们必须去学西方,这样就让国民和我们知识分子永远处于一个受指导的状态。他们不理解现代人格的一种本质,就是说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是一个成年公民,你有自己的头脑、理性,就像康德,你就可以勇敢的运用你的理性。
  启蒙应该是饭而不是药
  搜狐文化: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是以一种以一对多的从上到下的一种启蒙,这可能跟社会上的知识结构也有关系。
  余世存:对,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导致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欠缺一种文化产品,或欠缺一种特殊写作,就是社会通识文本,我们缺中产阶级和小康家庭的那种读物,我们的读物都是学院派的,都是像鲁迅胡适这样的精英分子写的。我们就认为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我们就应该处于一个受指导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是孩子,永远是学生,这个导致一个什么状况呢?你看最近的30年,知识分子也在做这个工作,几乎总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大师,我们要这个大师引进过来。
  搜狐文化:就包括80年代之后轮番上场的各种主义。
  余世存:对,今年引进一个萨特,明年引进弗洛伊德,后面引进福柯,最近几年还是这样。就像刘瑜写的一篇文章说,你今天施密特了吗?施米特又成了大家热衷的大师,从精英,知识分子到读书界,到普通人,都认为施米特多了不起。
  这是对启蒙的一个特别大的误读。这个误读其实我最近才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教治心的,还有一个说法是儒家是开饭店的,道家是开药店的,佛家是开百货店的,我们中国人,如果用启蒙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到饭店里面吃饭,这是我们日常的饮食,而不是说去药店或者是百货店去猎奇,或者是吃药,就是说,中国从胡适鲁迅到现在知识分子的启蒙,都启蒙在开药店的阶段,没有给大家开饭店。
  大家都以追求深刻、追且前沿为时尚,他不愿意也不能平实地跟普通人做对话和交流,这样导致我们普通人无书可看。我们普通人要读书,也是在读专家学者的著作,各种社会读书会推荐的书目,都是高大上的,比如一窝蜂地读《沉思录》、托克维尔,等等,这都是吃药式阅读、补课式阅读,不是公民式阅读,不是常识阅读。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著
  原哲学的缺失让中国学人在现象里打转
  搜狐文化: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启蒙,从中国近代以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可能算第一次启蒙,到后来80年代是第二次,您自己也提到,第二次是比第一次有超越的,虽然可能现在看来两者都有问题,那您认为这种超越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两者在目标或者是内涵上面有哪些区别?
  余世存:第一次的启蒙是一种没有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匆匆忙忙得出判断,要么说中体西用,要么说全盘西化。
  第二次启蒙的成绩是很大,但是只不过现在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主体的认知。我对第二次启蒙的代表,或者是象征人物,我是锁定在钱钟书、费孝通这些人身上,我认为他们的观念和眼光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像钱钟书他生前说东西方的经典都读过了,读过了之后他的认知是什么呢?他的认知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中国文化,不是说像鲁迅说的不要读中国书了,他说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说明地球上的这种人类的文化,东南西北各方的文化,在它的终极关怀上,其实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我们没有必要说舍弃东方去拥抱西方,或者说回到东方去拒绝西方。
  像费孝通当年也说了,也是16个字,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说我们肯定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是美好的,但是在现代这个世界,我们也要承认别人的文化也是美的,只有这样美美在一起,我们才能实现世界大同。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搜狐文化:然后有说法是当今这些学人,还不如之前那一批,您觉得这之间存在一种学术传统上断裂吗?
  余世存:是的,这种一百年来的中国的哲学思考,大家有点熟悉的,像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理解,还有像毛泽东所谓一分为二的说辞,这种哲学思辨都还是过于肤浅,没有上升到康德他们那种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去,也没有回应二十世纪现象学的流行。现象学的流行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作为现象来研究,最终不是说悬隔他的本质,而是最终要追究他背后的本质,现在我们都只是在现象里面打转争论,我们没有去研究,去思辨他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点是中国哲学没有向前走的一个大问题。冯友兰教授激活了宋代理学家们的成果,他意识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发展,不是靠仇恨到底,所以他说像毛泽东这种斗争哲学,行不通的,这个只是一时的现象,真正能够让这个世界永恒下去的,他说是“仇必和而解”,这是宋代理学家的一个观念。当然我们也很遗憾,冯友兰的观念跟我说的钱钟书这些观念一样,大多数知识界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没有在他们的思索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推,把他们的思考夯实在一种坚实的哲学上面去。
  “类人孩”广泛存在导致中国公民社会缺失
  搜狐文化:像当年刘小枫等人当年也很受现象学的影响,包括西方的各种主义,宗教思想,但现在他可能就开始提倡,比如说重回西方或者是中国的传统,包括像80年代福柯小组等等学人,他们也开始提出这种观点,然后您也重新开始看易经了,您怎么看当今中国知识界这一种回溯的趋势呢?
  余世存:回溯的趋势我觉得是蛮好的,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的本原文化,都需要现代人去了解,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汇通它。关键的还是我说的这种本原哲学的缺失,缺失类似于一种世界观的一个东西,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因为我们缺这样的东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阐述和理解还是会被当下绑架。我们在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那些遗老遗少觉得,我们应该拒绝西方了,我们应该回到中国,那么他就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的神的不得了,看作是一种每一个字都有微言大义的东西,而且他们都能够替古人解释出很多东西来,这种阐释的经典被当下的他自己绑架了,他如果诚实的追问一下自己,他自己在当下是否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那个东西,是否已经实现了他的自身的一种安顿?
  《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
  比如说一个中国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西方的那种现代理性和现代科技的成果,完全是已经习以为常,他用手机,用电脑,甚至他跟人交往的方式都是西式的,那么他就不应该再在他的文本阐述里把中西当做一个对立的,当做一个必须进行选择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拎出来,否认很容易被这些学者的言词所左右,包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假如说他内心里面仍然有“天地国亲师“的观念,仍然有对朋友的义气,对亲人的孝顺的观念,那么他在他的信仰皈依上,他选择基督教,那就也是有问题的。他还是把中西当成一个对立,他就认为中国落后,应该去选择西方,而基督教是为西方,所以他就应该去皈依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无视历史事实,或无视他自己生活的本身,也就是说他没有从他的安身立命中追问他的原哲学的形态,用那种东西来指导他的言论。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还是容易把自己当学生,当孩子,我们要受指导,或者说我们要去当病人,我们要去吃药,他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成年人,我们不需要去吃古人的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吃西方人的药,古人和西方人顶多可以当做饭来吃。现在的我们突然陷入空前的危机,比如说我有了抑郁症,那么我可以去念金刚经,可能对我有好处,那个时候经典就变成药了,而不是饭了,但是日常生活来讲,古今中外的特别是遥远的那些经典,那些宗教信仰的形式,他应该化做当下日用的饮食,为我们所知道。
  搜狐文化:您提出的这种“类人孩“的概念,您觉得一来它和中国的传统的比如说尊卑秩序,二来和近代的创伤的民族记忆,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会矮人一等,是否有关?
  余世存:有的。怎么讲呢,在现代社会看来,前现代的个体成员,基本上都是类人孩,就是说他没有这种现代意识,所谓的现代意识就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他不是公民,他是子民,子民其实也是孩子的意思,也是臣民,是矮人一等的,所以在我们社会,别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是那些五六十岁的那些成功者,他们所谓的成功的秘诀,其实都是装孙子,还是一个“类人孩”的状态,他永远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判断,正常的认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社会不具备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特征。
  你比如说,中国这么多年的所谓的大众媒体评选出的或书,每年的十大好书,这些十大好书其实都是精英的读物,我们知识分子推荐说,这是经典的好书,我们推荐给大众读,骨子里还是把大众放在一个受指导的位置。
  搜狐文化:而且很多书本身感觉也是有指导性的。
  余世存:对,这些书对大众社会来讲它又显得高深了,又显得晦涩了,所以它跟大众之间是一个疏离的关系,我们总认为这些书让大众读了就能完全启蒙,但是大众不会读这些书,他是一个不搭界的状况,这是一个情况。
  搜狐文化:社会反而有一种比较病态的感觉。
  余世存:对,人特别容易亢奋,所以左和右在现代中国都是有点走极端,都是容易亢奋,这个我觉得就是吃药吃多了,没有吃这种饭,没有把自己的安身立命建立在一个健康的历史阶段,各种三观都是来自于大学教授或者那种大知识分子写的书,读起来本来就费劲。所以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么多年的启蒙当中,最没有完成的就是把自己也社会化了,大部分知识分子还认为自己是精英,他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个社会的一员,我要给这个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日常的饮食,我要开个饭店。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缺真正的通识作家,我其实有点佩服安妮宝贝,我觉得像她这种建立在自己经验上面的写作是立得住的,因为立得住所以有受众,而且受众真正是从他的书里面能够受益。
  中国人的知识活动与安身立命分裂
  搜狐文化:像您说的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的不健全,是不是和社会中层,包括比较健康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缺失有关,从而导致了两极化?
  余世存: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几年中国的中产阶层更加式微,更加衰落,而且更加没有安全感,如果中产阶层能够有底气的话,中国人也不至于现在对自己的国家这么没有信心,所以从上到下,两个标准。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仍然是把学英语当作一个工具,学英语确实是很重要,但不是说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功利地去学英语。从知识分子到国家领导人,到老板们,他们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家庭的奋斗目标,以及自己孩子的奋斗目标,都是要出去的,这就说明他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归宿,当做一个安身立命的地,这就说明他们对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认知是缺失的,是不够健全的,好像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不能安身立命。
  但我觉得真正的能够安顿自身的那些人,无论在哪都能安顿好自己。所以陈寅恪这些人不出国、不流亡,他在那种年代,他还是能成全自己,成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和对中国有信心的一个比较好的态度,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都以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为荣,以出国旅游为荣,以出国去移民为荣,那就说明他们的知识活动跟他的安身立命是分裂的,这个分裂确实也是当下中国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中国人没有强大的外力的压迫之下,中国人特别容易任性,任性到自己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对自己的人格分裂不以为然,这一点是很糟糕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压力是来自于内在的,比如说从小到大,父母家长和世界都知道撒谎不对,所以一个人一旦撒谎都会对他的心理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他会惴惴不安,他就觉得整个世界会小看他自己,这是一种内在的安放,中国人欠缺这样一种内心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这种人格分裂,在当代的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强烈。我觉得只能靠强大的外力来逼迫中国人,做个言行一致的人,做个表里如一的人。
  搜狐文化:这种外力应该由谁来完成呢?
  余世存:一是用我们以前的话一个是外国势力,还有一个熟人社会,就是圈子和熟人社会,像过去宗法传统是有这个压力的,假如你不忠不孝,你在这个村子是待不住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现在是个陌生人社会,所以我们去做一次坑蒙拐骗,做一次伪劣产品,我们不仅仅挣到钱,大家还不追问我发财的来源,还认为我成功了,还很羡慕我,这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社会让他这么横冲直撞地走,就说明社会也很撕裂。
  体制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防火墙
  搜狐文化: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存在着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和体制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强的联系,不是分离的,而有一个“出世”和“入世”的区别,您认为现在这种传统还在延续吗?因为现在似乎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余世存:我觉得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现代的知识分子是有机的,或者用我的正义论的说法,就是知识分子可以在体制里面去服务,但是你这个服务的时间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你必须退出来,退出来你才能够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才能够进行自由的思考,就像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当代的中国缺乏原创性的哲学的思考,就是因为到了大家都在体制里面,在体制里面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防火墙内的思考,体制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防火墙,他绑架了或者他影响了你的思维,甚至于很多知识分子在体制里面,他就完全被国家的课题,被单位的课题就绑架,最后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
  你看我原来,我原来帮于光远这些老共产党人改过一首诗,于光远他们老年之后,经常相互走动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会思想,所以他们写了一首诗叫做“我们不会思想”,我觉得这个认知是很对的。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体制里面,你久而久之就是没有思想,这个是很累的状况,这跟西方的学术体制是有差别的。
  《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
  搜狐文化:西方要相对独立一些。
  余世存:对,西方的学术体制是鼓励你去创新的,鼓励你去做奇谈怪论,去做探索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这次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我在这个采访里面说了我这些年,我建构的自己的一个哲学思考是时空四象模型,而且我认为这个时空四象模型他是回应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对现代人,对人类的文明的解释都是很有趣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一阴一阳之为道”,这个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但是世界历史的写作,没有遵循这个原则,没有遵循阴阳,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的一个大学的教授,孙隆基他写新世界史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说原来埃及是太阳神崇拜,他门口的一个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月亮崇拜,这样的话“一阴一阳之为道”,孙隆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只是陈述了这个事实。
  我只不过在跟媒体聊天的时候,把我这个话说出来了,但是他们媒体根本不敢发,你就看出来中国不仅是体制,就媒体本身他都有各种绳索束缚。
  知识分子不属于统治阶层
  搜狐文化:许纪霖在一篇文章中说说其实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精神,如果要您定义,您怎么定义知识分子这种存在?
  余世存:对知识分子的无论是定义还是判断,也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对东方出现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都是怀疑的,而且都是不太看好的,因为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属于教授,医生,律师,这些人在担负社会的功能,而不是说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整天在那里清谈。当然由于东方的几个国家的灾难过于深重,在统治者和大众之间,确实是没有中间环节,从工人农民和商人当中,涌现不来这种批评现实的人物,所以需要有一批人能够担负起这样的功能,这是过去历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必要性的一个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一方面是需要你的工作,既然你是代人立言,或者是说代民众说话,你还是应该把自己当做是民众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自己超越民众,而不是说自己有这种精英意识。法国的社会学家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地位较低的统治阶级的合伙人,这导致知识分子的一种虚荣和骄傲,他真以为自己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合伙人,虽然地位低一点,但是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其实就应该像普通大众那么去生活,去思考,去完成你的人生的安身立命的事情。
  搜狐文化:其实我感觉鲁迅他其实是比较能够真的体会到他所关心的那一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的,现在很多学人声称自己是继承鲁迅传统的,在表达一种鲁迅的精神,包括您的老师钱理群先生,您认为他们是真的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吗,以及您觉得当今还需要像鲁迅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吗?
  余世存:没有,但是确实需要。因为我曾经研究过最近10年的网络上的哪种类型的文章,就是模仿的文章,模仿鲁迅文章最多,一旦我们的社会出了一个什么事件,如果知识分子不在现场说话,我们的网友就会借助于鲁迅的文体来写东西,比如说“纪念刘和珍君”,包括用“论雷锋塔的倒掉”写上海那个楼倒掉。
  这就说明对我们社会进行归纳,进行命名,进行判断,最深刻的还是鲁迅,只不过因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在了,所以网友只好借助于他以前的文章来回应当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虽然知识分子一再想驱逐鲁迅,但是鲁迅还是能够逆袭回来。
  今天的知识分子其实欠缺鲁迅的真诚和敏锐,首先是真诚,你只有真诚才能够如实地对社会进行描述,但是很可惜,我们是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搜狐文化:您一直在强调退场的问题,您觉得可能学者到了完成他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应该要退场,还有像您之前到云南,有一个暂时的退场,听自己会有这种阶段性的考虑吗,关于退场这件事情?
  余世存:退场的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矫正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就像我如果不去云南,我永远以为在北京的这种知识圈子里那种生活方式是特别重要,特别美好,特别唯一的,而且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东西,但是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边陲地带,你回看北京那种东西,你就发现他其实是很虚无,很虚幻的一个东西,而且那个城市,他的知识的生产和创造,跟我们的生活关联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是他可以校正我们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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