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虚假希望》最后的回答

《韩寒们和莫之许们的虚假希望》一文发出，作者的朋友圈纷纷批评。可惜许多批评要么1.没看清楚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作者表达得不清楚），用作者的观点批评作者；2.完全悖离基本辩论原则，要么平行叙事，要么把别人的观点安在作者头上，要么表达情绪或者立场但无论证路径。

此文主要回答一位朋友提出来的问题：“金燕有勇气给口炮党正名为‘政治反对派’么？”这个问题相当有意义，不过要稍微改变一下问法，因为无关勇气，而关乎对事实的分析，那就是：“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吗？”更大的语境，是另一位朋友提出来的：“建议金燕逐渐不用‘口炮党’、‘送饭党’。否则一归类，人们可能忽略你个人观点，想到笑蜀了。”

这确实是我的疏忽，直接用“口炮党”、“送饭党”这些有历史包袱的名词，令人以为我是在为别人辩护。先声明“口炮党”、“送饭党”是分类（category）需要所用的既有名词。之前我的文章不但对口炮党有批评，一样也批评了送饭党的缺陷和韩寒们的局限，并且对社会语境做了很多阐述，可惜注意到的读者未必那么多，文章还没仔细读就情感代入，无法辩论了。这一点我会在方法论里细说。

《虚假希望》一文是我观察、思考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处境多年来言行的作品，和我《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书稿、我2001年开始参与艾滋病运动的脉络并没有分离。所以还请耐心听我从两个方面说清楚我的观点，一是在辩论方法上釐清，二是在概念上釐清。简单的答案，虽然绝大多数口炮党自命为“政治反对派”，但据我的观察，只有极少部分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大部分都不是。不是的那一部分，有些是情绪不满发泄者，有些是抗议者，谈不上政治反对派。

首先要在方法上釐清一些不必要误会。

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前文我提到了具体的人名，这些人名是作为作者出现的，指代了他们的作品，而且都有特定的语境，比如就BBS、博客和新社交媒体不同时代政府和民间言论不同角色下，王五四类比韩寒。我在公共批评中，都是指代作品或工作，和创作作品的具体的人无关。人如其文当然理想，但很多作者的文字不错，人品十分操蛋。以一个人的人品和她的社会关系来评价作品，恐怕是不妥的。因和一个人是朋友，就认可他所有的作品，也可能是不讲理的。更何况有多少人，一生不同阶段的作品迥异，一言蔽之更是不妥。

这就涉及到读者的情感关问题。情感关并不是说我怕得罪人，我相信君子之交可辩可论，哪怕是朋友，也不是说站了立场就可以不去辨析更加细节的问题。我目前就前文收到的很多批评，有中肯的分析说理，但不少是情感反应，表达立场的文字。情感反应把批评分析私人化。一旦私人化，辩论就溢出了一篇文章的讨论边界，解释文本也容易天马行空，或者是断章取义。

第三层是伦理的问题。我们如何处理封闭的和半开放的微信群里消息？任何文字都不能脱离上下文语境独立存在。我们有没有权利在一个封闭的微信群里截取对方的话语片段，在对方不知道内容和对象的情况下，转发给对这个微信群语境一无所知的另一个微信群作为辩论的依据和靶子？或者公开流传？哪怕是半开放微信群里，在缺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应该遵守什么原则来处理你所掌握的信息？封闭的微信群里，第三方转述他者的观点和看法，如何判断可信度问题？还是人云亦云？如果你谴责毕福剑在酒桌上的话语被人录像公开，那你怎么面对封闭、半封闭群里缺乏原始语境的截屏、转发或者转述？而不管当事人在不在场，微信群里及社交网络平台上什么样的言论是网络霸凌？这些新社交媒体时代的基本伦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次辩论。我相信有心的人会去了解所在社会的相关伦理守则，并根据具体的情况有不同的答案。

至于第四种是辩论的修养和形式问题。用生殖器相关的话语来反击作者，只能说自行证明我对一部分口炮党人的主要批评：以文字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口炮党人，也是我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人群（不管他们自己承认不承认），他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观点如何，而是他们的表达形式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这种表达形式和官方的权力控制有许多类似之处，辩论中他们1. 站立场、划圈子、交朋友比讲道理优先，2.话语论述缺乏逻辑，3. 以嘲笑和落井下石为乐，4. 私人化公共辩论。

在概念釐清方面，先要重申我前文的核心话题是讨论三种“虚假希望”（中性名词）：送饭党的、韩寒们的、口炮党的。在政治空间急剧压缩、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有哪几个胜算定定地说自己的方案不是“虚假希望”？因为制造出“虚假希望”并且去实施，“虚假希望”被赋予了意义。前文通篇我的观点是：1. 莫之许对韩寒的评价有待商榷，因为莫之许文章中不应该将历史社会条件切割、拼贴了来评价韩寒，在方法上就有失公允；2. 反驳莫之许所谓的“改良”和“公知”无用论，我阐述虽然政治空间压缩，依旧有人用创新的方式推动社会改变，并且有意义；3.口炮党们对莫之许文字的回应，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失望情绪，也反映了一种反智化和极端化的趋势；4.送饭党人和韩寒们要有智慧创造新的话语体系，进入权力者的话语体系博弈有可能成为压制的共谋。

具体说口炮党人是不是政治反对派。为了对方安全起见不能铺开说。少部分人是政治反对派，他们有政治家的素养、谋略和行动的准备；相当大部分人只是情绪发泄、交朋友，在一个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空间相互靠近取暖，他们连否定当局的合法性与抗议者、和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差别都不清楚，但是一听到别人对口炮党的批评，就做情感反应而不是辩论。这种情感反应和划圈子站立场的行为，往往又以违反基本辩论规则的方式出现。而莫之许关于“虚假希望”的论述，也并不能体现政治反对派的素养。

自认为口炮党的党人能否回答：

进行社会建设的行动，对具体社会现象进行公共批判的言行，就是承认政治合法性了吗？如何区别在既定政治现实里活着和承认政治合法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许多朋友提艾晓明教授昨晚的文字来讨论，认为是对我的批评。艾晓明老师的文字，总体来说更多是一个我的文章的平行论述，谈不上观点交锋。

一，作者身份和作者观点之间要建立起联系，恐怕还要充分论证，目前艾老师关于身份的文字并不能证明我的观点错误。

二，我的文章并没有思想界大团结的议题，而是在谈生产话语的方式创新，以及批评口炮党人的表达方式问题，所以如果用思想界大团结来批评我，恐怕也失去偏颇。

三，我并没有批评口炮党观点激进或者说不允许口炮党存在，也不能要求口炮党人为夏霖等被判刑的人说话，这两者都是违背我的自由观念。我也不认为口炮党人的观点有多激进，不少口炮党人对“我没有敌人”的政治反对是很不屑的。我在前文说“口炮党此时要做的努力，是脱离官方的话语体系进行社会批判，而非压抑送饭党以及韩寒们，消解韩寒们的存在意义”。写前文时，是夏律师被判刑十二年的上午。如果说这个“口炮党人”误伤了对号入座者，那么对不起，我应该把它严谨地规范为“莫之许批韩寒和送饭党人的文章及如推特等平台的公共言论”，不过文章开头我已经设置了这个语境，请不要忽视了。

四，关于当下是否可行的功利性，并不是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民间空间缩减了，NGO工作受阻，不能用来论证莫之许“改良派制造的虚假希望”破灭的论据。我很早就阐述了社会运动的反功利特质。

五，希望口炮党或者莫之许被抓的观点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请重读原文确认否与我有关。我们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压制者作为唯一的解释，而放弃、诋毁日常的、非直接政治性的行动。这是我和莫之许主要的不同观点。

我说出和自己的朋友、前支持者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对朋友的背叛，被公开羞辱和网络霸凌，才是又一次开始感受到当少数的滋味。我准备好面对辩论，但是没有想到是人身攻击和情绪反应。“好朋友们”啊，难道贴一个标籤划一个立场通过嘲笑就可以解释我多年来在艾滋病领域、维权领域的经验和现在的研究认识？看完这篇文章，网友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情，网络粗鄙化、反智化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作为朋友你若还是坚持保持用生殖器相关语言反击的方式、还是将我的家人一起骂来批驳我的观点、还是把转发了我的文章的朋友归到拉黑名单，那么你正是在印证我所说的口炮党人的话语机制和官方相同，请你在微信朋友圈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把我拉黑。我不想日常生活见面时，因为这些粗鄙，降低作为人的尊严感。

转载自：金子小姐

资中筠：我为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

资中筠先生：“中国大学，特别是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名牌大学，招收的是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却用充满谎言的伪史谬论来毒化摧残他们的大脑，让中国真正的思想种苗断后绝育，葬送中国的希望和明天，是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行为!这是我忧虑得非常深的一个问题，有时一想起来，真是忧虑得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郭世佑先生：“我的学生们受历史教科书的虚假知识误导，有时，你稍微要纠正他一下，意图改造他一下，他还要生气，我看他都这样了，没想到，我都不生气，他还生气……”

“青年人如果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能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有志青年了，我很高兴看到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如果他们这样的健康力量能多一点，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新京报：你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时间，学术研究、自由写作、社会活动各占多大比例?

资中筠：我1996年退休后继续研究、写作，想补补课，我原来是学文学的，有好多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没有好好读，希望能安静地读一些经典。

如果没有公共活动，每天我大概花6小时读书、写作，累了就弹几十分钟钢琴，弹钢琴时我很快乐，这是一生的爱好，钢琴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新京报：你对目前的这种状态满足吗?

资中筠：个人私生活上，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我清心寡欲，衣食无忧。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种本能，我看到很多问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忧心忡忡。

新京报：你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你的著作《锦瑟无端》、《闲情记美》反映您的审美趣味，退休后你有音乐，有钢琴，有书籍，为何要来管这些困难的事?

资中筠：我本来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闲情记美》那样子的散淡，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就关心起那些感时忧世的事情来了，而且一旦关心起来就欲罢不能。我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中，这些闲情逸致是很奢侈的。我精力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觉得我来日无多，就想赶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多写一点出来。另外也受外界的推动，比如今天我就被推动着接受你的采访。

新京报：有力不从心、沮丧想放弃的时刻吗?

资中筠：当然，我经常沮丧，看得更明白，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越多，就越痛苦。我个人的力量又是很有限的。我不幻想，我写几篇文章有多大的作用，不过是扔一块石头在水面上，激起几个浪花而已。

新京报：你在《斗室的天下》扉页上题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当前中国你最忧虑的是什么?

资中筠：每个时代都有代表社会良知和高层次的精英，能够支撑民族精神，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垮过。但现在整个社会太功利了，太趋炎附势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对年轻人有何期待?

资中筠：我不想提出太高的要求，一定要为什么而奋斗之类，只期待青年人不要太趋炎附势、能守住底线，这个底线不要太低。另外，要对自己诚实，尽量不说假话。

青年人如果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能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有志青年了，我很高兴看到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如果他们这样的健康力量能多一点，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资中筠寄语新京报

“我家里有新京报，每天都看，我觉得新京报还相对说来比较关心民间疾苦，还能报道一些真相。我希望新京报能继续关注民间疾苦，尽量反映真实情况。”

同题问答

1、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资中筠：小时候我最崇拜居里夫人，想做发明家，当然这是少年的梦想。长大以后，我所有的职业都是别人安排的，现在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了，精力已经不济，所以能做多少算多少，很难说实现什么理想。

2、新京报：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资中筠：坚持做一个正直诚实善良的人。

3、新京报：坚持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资中筠：坚持带来快乐比痛苦多，做一个正直的人晚上觉也睡得比较安心，整个人比较平静。

4、新京报：如果能够选择，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资中筠：从学校开始，好好读书，做学术方面的研究。

5、新京报：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资中筠：对家庭，对父母很愧疚，跟他们划清界限，跟他们疏远，到最后也没能够跟他们很深地说开心里的话。另外就是老伴去世，对我是个很大的损失，有些话跟别人没法说。

6、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资中筠：我没有座右铭，现在我认为我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7、新京报：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资中筠：没有好好读书，从20几岁到50岁之间，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如果我有心，业余的时间，还是有书可读的。

8、新京报：你最看中朋友的什么特点?

资中筠：诚实。

9、新京报：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吗?

资中筠：用诗经的一句话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个人来讲，我很满足，无所求，对于国家民族，我忧心忡忡。

余世存：中国的启蒙，还停留在开药店的阶段

　　导语：有人说余世存不似当年锋利了，有人说，他从鲁迅变成了胡适，但人到中年的他似乎对这种符号性的表达不甚在意，他说，他想的是超越，超越旧一辈学人对中西的两极化批判。

　　余世存认为左和右都容易在中国陷入极端，而这种极端其实又是一种社会的“类人孩”现象的体现，我们拿来许多主义，奉上神龛，但却没能让任何一种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这种不能落地生根的结果也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固守精英话语的失败。

　　他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启蒙对于社会应该是饭而不是药，药不是常态，而饭才是坚实的、日常的需要，而唯有基于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启蒙才能成为一种正常的、有效的东西。

　　嘉宾介绍：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著有《非常道》、《老子传》、《大时间》、“立人三部曲”等。

　　近代历史书写很少重视人

　　搜狐文化：在您的新书“立人三部曲中”，为什么会想要通过为人立传这样的形式来书写历史，这和中国比较重人的历史书写传统有什么关系吗？

　　余世存：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我好多年前就一直希望中国有孔子和司马迁的学识和传统，能够通过对人的阐述、纪传来回现当时的人生社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受教育的这些年，无论是一百年还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史学传统也很少重视人，大家都被革命叙事、意识形态的叙事，甚至故事趋势，阶级斗争的趋势，吸引过去了，被一种大的历史观吸引过去了，对人个体的感受，个人的经验、悲欢离合，大家关注的太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史学中的空白。

　　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感受，其实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媒体在开辟的文史类的专栏中，有很大一部分专栏是用来写人的，这说明普通的大众媒体，他都能感受人是最重要的，或者人是大家最有兴趣了解的。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能够安顿我们当下，安顿我们自身，或者让我们当代人能够找到这种立身的坐标。

　　搜狐文化：您在三部曲的《安身与立命》这本书里，对鲁迅还有胡适等人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描述，感觉还是比较新颖的，但是也给人一种现代社会学的解构的感觉，您怎么会想到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一个人?

　　余世存：因为谈胡适鲁迅太多了，角度几乎被大家说尽了，但是唯有物质生活对他们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大家说的不够。这点其实又回到了唯物史观，就是人在社会上的表达，他的精神状态，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形态来决定的。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角度，只不过这个角度是被我们遗忘了很久了，然后我重新捡起来，让大家确实耳目一新。包括当下也是，我觉得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谈历史人物的时候，确实欠缺这种把人还原到他的具体情景中去，中国古人讲知人论世，如果你对这个人的身体生理特征，还有他的收入的来源，他的生计的压迫，你都没有感悟的话，就空谈他的理念，我觉得是很不够的。

　　“立人三部曲”其一《盗火与革命》

　　搜狐文化：有点空中楼阁的感觉。

　　余世存：对，比如我其实在这套书里面，关于弘一法师有一个发现没有写进去，就是弘一法师能够毅然出家，而且出家之后修行特别苦，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我没有看更多的材料，但是从他的日记和书信来往中看得出来他是大病小病不断。人在生病当中，他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病一旦好了以后，就会以更加严格的作息规律来要求自己，然后我们很多人就只去抽象的去谈弘一法师是一个了不起的自律性很强的高僧，他不知道他的自律是来源于这种状况。

　　要超越胡适和鲁迅的体系：不以两极评中西

　　搜狐文化：您在“立人三部曲”的序言当中写到，您20多年来的写作其实是有变化的，从最开始的锋利，到现在的这种为人师的更加温和的感觉，有人说您是从鲁迅转到了胡适，您怎么理解这种说法？

　　余世存：鲁迅还是一个愤青，我也有过自己愤青的时代，有那种以批判为己任，甚至以批判为唯一的表达方式的那种时代。但是人到了中年，继续剑拔弩张，继续对周围世界进行一种不可调和的批评，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年龄最终要对这个世界，不是说是做和解，而是说要进行一种平实的介绍和理解。这样的话，在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更为客观的表述当中，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关系就能显示出来，而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恶也能显示出来，就像我虽然成为胡适，但是我没有变成符号意义上的胡适，比如说胡适是在体制内的，他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的大文人，而我还是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在体制外做自己的言说。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几代人，应该在观念上，在人生的认知或者说认同上要超越鲁迅和胡适，很多人还是匍匐在胡适和鲁迅的体系下面。虽然我当时也受惠于胡适和鲁迅，但是这些年自己的读书思考和阅历，让我觉得对他们应该进行超越。

　　搜狐文化：那目前来讲，您理解的这种超越表现在哪些地方？

　　余世存：表现在比如说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认知上面，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的判断上面，比如说他们把中西总是放在体和用的两极里面选择，要么是中国的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中体西用，要么是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旗手们说的，充分的西方化，就是西体中用。这种对中西文化的认知还是显得不够真实，或不一定接近中西文化的本质。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人立身处世的一种经验表达方面，我觉得也是跟我今天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对启蒙的看法，对表达的看法，总是认为有一种唯一的权威的东西在那，现在我胡适或者是鲁迅，我找到这个东西了，我应该把它说出来给你们听，你们就应该去学习。这种启蒙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是落后了，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精英分子，他总是认为我们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应该做学生，我们必须去学西方，这样就让国民和我们知识分子永远处于一个受指导的状态。他们不理解现代人格的一种本质，就是说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是一个成年公民，你有自己的头脑、理性，就像康德，你就可以勇敢的运用你的理性。

　　启蒙应该是饭而不是药

　　搜狐文化：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是以一种以一对多的从上到下的一种启蒙，这可能跟社会上的知识结构也有关系。

　　余世存：对，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导致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欠缺一种文化产品，或欠缺一种特殊写作，就是社会通识文本，我们缺中产阶级和小康家庭的那种读物，我们的读物都是学院派的，都是像鲁迅胡适这样的精英分子写的。我们就认为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我们就应该处于一个受指导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是孩子，永远是学生，这个导致一个什么状况呢？你看最近的30年，知识分子也在做这个工作，几乎总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大师，我们要这个大师引进过来。

　　搜狐文化：就包括80年代之后轮番上场的各种主义。

　　余世存：对，今年引进一个萨特，明年引进弗洛伊德，后面引进福柯，最近几年还是这样。就像刘瑜写的一篇文章说，你今天施密特了吗？施米特又成了大家热衷的大师，从精英，知识分子到读书界，到普通人，都认为施米特多了不起。

　　这是对启蒙的一个特别大的误读。这个误读其实我最近才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教治心的，还有一个说法是儒家是开饭店的，道家是开药店的，佛家是开百货店的，我们中国人，如果用启蒙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到饭店里面吃饭，这是我们日常的饮食，而不是说去药店或者是百货店去猎奇，或者是吃药，就是说，中国从胡适鲁迅到现在知识分子的启蒙，都启蒙在开药店的阶段，没有给大家开饭店。

　　大家都以追求深刻、追且前沿为时尚，他不愿意也不能平实地跟普通人做对话和交流，这样导致我们普通人无书可看。我们普通人要读书，也是在读专家学者的著作，各种社会读书会推荐的书目，都是高大上的，比如一窝蜂地读《沉思录》、托克维尔，等等，这都是吃药式阅读、补课式阅读，不是公民式阅读，不是常识阅读。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著

　　原哲学的缺失让中国学人在现象里打转

　　搜狐文化：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启蒙，从中国近代以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可能算第一次启蒙，到后来80年代是第二次，您自己也提到，第二次是比第一次有超越的，虽然可能现在看来两者都有问题，那您认为这种超越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两者在目标或者是内涵上面有哪些区别？

　　余世存：第一次的启蒙是一种没有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匆匆忙忙得出判断，要么说中体西用，要么说全盘西化。

　　第二次启蒙的成绩是很大，但是只不过现在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主体的认知。我对第二次启蒙的代表，或者是象征人物，我是锁定在钱钟书、费孝通这些人身上，我认为他们的观念和眼光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像钱钟书他生前说东西方的经典都读过了，读过了之后他的认知是什么呢？他的认知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中国文化，不是说像鲁迅说的不要读中国书了，他说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说明地球上的这种人类的文化，东南西北各方的文化，在它的终极关怀上，其实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我们没有必要说舍弃东方去拥抱西方，或者说回到东方去拒绝西方。

　　像费孝通当年也说了，也是16个字，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说我们肯定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是美好的，但是在现代这个世界，我们也要承认别人的文化也是美的，只有这样美美在一起，我们才能实现世界大同。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搜狐文化：然后有说法是当今这些学人，还不如之前那一批，您觉得这之间存在一种学术传统上断裂吗？

　　余世存：是的，这种一百年来的中国的哲学思考，大家有点熟悉的，像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理解，还有像毛泽东所谓一分为二的说辞，这种哲学思辨都还是过于肤浅，没有上升到康德他们那种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去，也没有回应二十世纪现象学的流行。现象学的流行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作为现象来研究，最终不是说悬隔他的本质，而是最终要追究他背后的本质，现在我们都只是在现象里面打转争论，我们没有去研究，去思辨他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点是中国哲学没有向前走的一个大问题。冯友兰教授激活了宋代理学家们的成果，他意识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发展，不是靠仇恨到底，所以他说像毛泽东这种斗争哲学，行不通的，这个只是一时的现象，真正能够让这个世界永恒下去的，他说是“仇必和而解”，这是宋代理学家的一个观念。当然我们也很遗憾，冯友兰的观念跟我说的钱钟书这些观念一样，大多数知识界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没有在他们的思索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推，把他们的思考夯实在一种坚实的哲学上面去。

　　“类人孩”广泛存在导致中国公民社会缺失

　　搜狐文化：像当年刘小枫等人当年也很受现象学的影响，包括西方的各种主义，宗教思想，但现在他可能就开始提倡，比如说重回西方或者是中国的传统，包括像80年代福柯小组等等学人，他们也开始提出这种观点，然后您也重新开始看易经了，您怎么看当今中国知识界这一种回溯的趋势呢？

　　余世存：回溯的趋势我觉得是蛮好的，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的本原文化，都需要现代人去了解，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汇通它。关键的还是我说的这种本原哲学的缺失，缺失类似于一种世界观的一个东西，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因为我们缺这样的东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阐述和理解还是会被当下绑架。我们在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那些遗老遗少觉得，我们应该拒绝西方了，我们应该回到中国，那么他就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的神的不得了，看作是一种每一个字都有微言大义的东西，而且他们都能够替古人解释出很多东西来，这种阐释的经典被当下的他自己绑架了，他如果诚实的追问一下自己，他自己在当下是否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那个东西，是否已经实现了他的自身的一种安顿？

　　《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

　　比如说一个中国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西方的那种现代理性和现代科技的成果，完全是已经习以为常，他用手机，用电脑，甚至他跟人交往的方式都是西式的，那么他就不应该再在他的文本阐述里把中西当做一个对立的，当做一个必须进行选择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拎出来，否认很容易被这些学者的言词所左右，包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假如说他内心里面仍然有“天地国亲师“的观念，仍然有对朋友的义气，对亲人的孝顺的观念，那么他在他的信仰皈依上，他选择基督教，那就也是有问题的。他还是把中西当成一个对立，他就认为中国落后，应该去选择西方，而基督教是为西方，所以他就应该去皈依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无视历史事实，或无视他自己生活的本身，也就是说他没有从他的安身立命中追问他的原哲学的形态，用那种东西来指导他的言论。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还是容易把自己当学生，当孩子，我们要受指导，或者说我们要去当病人，我们要去吃药，他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成年人，我们不需要去吃古人的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吃西方人的药，古人和西方人顶多可以当做饭来吃。现在的我们突然陷入空前的危机，比如说我有了抑郁症，那么我可以去念金刚经，可能对我有好处，那个时候经典就变成药了，而不是饭了，但是日常生活来讲，古今中外的特别是遥远的那些经典，那些宗教信仰的形式，他应该化做当下日用的饮食，为我们所知道。

　　搜狐文化：您提出的这种“类人孩“的概念，您觉得一来它和中国的传统的比如说尊卑秩序，二来和近代的创伤的民族记忆，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会矮人一等，是否有关？

　　余世存：有的。怎么讲呢，在现代社会看来，前现代的个体成员，基本上都是类人孩，就是说他没有这种现代意识，所谓的现代意识就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他不是公民，他是子民，子民其实也是孩子的意思，也是臣民，是矮人一等的，所以在我们社会，别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是那些五六十岁的那些成功者，他们所谓的成功的秘诀，其实都是装孙子，还是一个“类人孩”的状态，他永远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判断，正常的认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社会不具备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特征。

　　你比如说，中国这么多年的所谓的大众媒体评选出的或书，每年的十大好书，这些十大好书其实都是精英的读物，我们知识分子推荐说，这是经典的好书，我们推荐给大众读，骨子里还是把大众放在一个受指导的位置。

　　搜狐文化：而且很多书本身感觉也是有指导性的。

　　余世存：对，这些书对大众社会来讲它又显得高深了，又显得晦涩了，所以它跟大众之间是一个疏离的关系，我们总认为这些书让大众读了就能完全启蒙，但是大众不会读这些书，他是一个不搭界的状况，这是一个情况。

　　搜狐文化：社会反而有一种比较病态的感觉。

　　余世存：对，人特别容易亢奋，所以左和右在现代中国都是有点走极端，都是容易亢奋，这个我觉得就是吃药吃多了，没有吃这种饭，没有把自己的安身立命建立在一个健康的历史阶段，各种三观都是来自于大学教授或者那种大知识分子写的书，读起来本来就费劲。所以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么多年的启蒙当中，最没有完成的就是把自己也社会化了，大部分知识分子还认为自己是精英，他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个社会的一员，我要给这个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日常的饮食，我要开个饭店。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缺真正的通识作家，我其实有点佩服安妮宝贝，我觉得像她这种建立在自己经验上面的写作是立得住的，因为立得住所以有受众，而且受众真正是从他的书里面能够受益。

　　中国人的知识活动与安身立命分裂

　　搜狐文化：像您说的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的不健全，是不是和社会中层，包括比较健康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缺失有关，从而导致了两极化？

　　余世存：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几年中国的中产阶层更加式微，更加衰落，而且更加没有安全感，如果中产阶层能够有底气的话，中国人也不至于现在对自己的国家这么没有信心，所以从上到下，两个标准。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仍然是把学英语当作一个工具，学英语确实是很重要，但不是说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功利地去学英语。从知识分子到国家领导人，到老板们，他们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家庭的奋斗目标，以及自己孩子的奋斗目标，都是要出去的，这就说明他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归宿，当做一个安身立命的地，这就说明他们对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认知是缺失的，是不够健全的，好像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不能安身立命。

　　但我觉得真正的能够安顿自身的那些人，无论在哪都能安顿好自己。所以陈寅恪这些人不出国、不流亡，他在那种年代，他还是能成全自己，成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和对中国有信心的一个比较好的态度，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都以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为荣，以出国旅游为荣，以出国去移民为荣，那就说明他们的知识活动跟他的安身立命是分裂的，这个分裂确实也是当下中国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中国人没有强大的外力的压迫之下，中国人特别容易任性，任性到自己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对自己的人格分裂不以为然，这一点是很糟糕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压力是来自于内在的，比如说从小到大，父母家长和世界都知道撒谎不对，所以一个人一旦撒谎都会对他的心理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他会惴惴不安，他就觉得整个世界会小看他自己，这是一种内在的安放，中国人欠缺这样一种内心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这种人格分裂，在当代的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强烈。我觉得只能靠强大的外力来逼迫中国人，做个言行一致的人，做个表里如一的人。

　　搜狐文化：这种外力应该由谁来完成呢？

　　余世存：一是用我们以前的话一个是外国势力，还有一个熟人社会，就是圈子和熟人社会，像过去宗法传统是有这个压力的，假如你不忠不孝，你在这个村子是待不住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现在是个陌生人社会，所以我们去做一次坑蒙拐骗，做一次伪劣产品，我们不仅仅挣到钱，大家还不追问我发财的来源，还认为我成功了，还很羡慕我，这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社会让他这么横冲直撞地走，就说明社会也很撕裂。

　　体制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防火墙

　　搜狐文化：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存在着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和体制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强的联系，不是分离的，而有一个“出世”和“入世”的区别，您认为现在这种传统还在延续吗？因为现在似乎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余世存：我觉得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现代的知识分子是有机的，或者用我的正义论的说法，就是知识分子可以在体制里面去服务，但是你这个服务的时间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你必须退出来，退出来你才能够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才能够进行自由的思考，就像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当代的中国缺乏原创性的哲学的思考，就是因为到了大家都在体制里面，在体制里面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防火墙内的思考，体制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防火墙，他绑架了或者他影响了你的思维，甚至于很多知识分子在体制里面，他就完全被国家的课题，被单位的课题就绑架，最后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

　　你看我原来，我原来帮于光远这些老共产党人改过一首诗，于光远他们老年之后，经常相互走动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会思想，所以他们写了一首诗叫做“我们不会思想”，我觉得这个认知是很对的。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体制里面，你久而久之就是没有思想，这个是很累的状况，这跟西方的学术体制是有差别的。

　　《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

　　搜狐文化：西方要相对独立一些。

　　余世存：对，西方的学术体制是鼓励你去创新的，鼓励你去做奇谈怪论，去做探索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这次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我在这个采访里面说了我这些年，我建构的自己的一个哲学思考是时空四象模型，而且我认为这个时空四象模型他是回应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对现代人，对人类的文明的解释都是很有趣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一阴一阳之为道”，这个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但是世界历史的写作，没有遵循这个原则，没有遵循阴阳，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的一个大学的教授，孙隆基他写新世界史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说原来埃及是太阳神崇拜，他门口的一个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月亮崇拜，这样的话“一阴一阳之为道”，孙隆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只是陈述了这个事实。

　　我只不过在跟媒体聊天的时候，把我这个话说出来了，但是他们媒体根本不敢发，你就看出来中国不仅是体制，就媒体本身他都有各种绳索束缚。

　　知识分子不属于统治阶层

　　搜狐文化：许纪霖在一篇文章中说说其实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精神，如果要您定义，您怎么定义知识分子这种存在？

　　余世存：对知识分子的无论是定义还是判断，也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对东方出现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都是怀疑的，而且都是不太看好的，因为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属于教授，医生，律师，这些人在担负社会的功能，而不是说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整天在那里清谈。当然由于东方的几个国家的灾难过于深重，在统治者和大众之间，确实是没有中间环节，从工人农民和商人当中，涌现不来这种批评现实的人物，所以需要有一批人能够担负起这样的功能，这是过去历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必要性的一个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一方面是需要你的工作，既然你是代人立言，或者是说代民众说话，你还是应该把自己当做是民众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自己超越民众，而不是说自己有这种精英意识。法国的社会学家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地位较低的统治阶级的合伙人，这导致知识分子的一种虚荣和骄傲，他真以为自己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合伙人，虽然地位低一点，但是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其实就应该像普通大众那么去生活，去思考，去完成你的人生的安身立命的事情。

　　搜狐文化：其实我感觉鲁迅他其实是比较能够真的体会到他所关心的那一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的，现在很多学人声称自己是继承鲁迅传统的，在表达一种鲁迅的精神，包括您的老师钱理群先生，您认为他们是真的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吗，以及您觉得当今还需要像鲁迅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吗？

　　余世存：没有，但是确实需要。因为我曾经研究过最近10年的网络上的哪种类型的文章，就是模仿的文章，模仿鲁迅文章最多，一旦我们的社会出了一个什么事件，如果知识分子不在现场说话，我们的网友就会借助于鲁迅的文体来写东西，比如说“纪念刘和珍君”，包括用“论雷锋塔的倒掉”写上海那个楼倒掉。

　　这就说明对我们社会进行归纳，进行命名，进行判断，最深刻的还是鲁迅，只不过因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在了，所以网友只好借助于他以前的文章来回应当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虽然知识分子一再想驱逐鲁迅，但是鲁迅还是能够逆袭回来。

　　今天的知识分子其实欠缺鲁迅的真诚和敏锐，首先是真诚，你只有真诚才能够如实地对社会进行描述，但是很可惜，我们是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搜狐文化：您一直在强调退场的问题，您觉得可能学者到了完成他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应该要退场，还有像您之前到云南，有一个暂时的退场，听自己会有这种阶段性的考虑吗，关于退场这件事情？

　　余世存：退场的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矫正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就像我如果不去云南，我永远以为在北京的这种知识圈子里那种生活方式是特别重要，特别美好，特别唯一的，而且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东西，但是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边陲地带，你回看北京那种东西，你就发现他其实是很虚无，很虚幻的一个东西，而且那个城市，他的知识的生产和创造，跟我们的生活关联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是他可以校正我们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搜狐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麦琪：专访冉云飞——感谢神，让我诚实面对自己的光景

2015年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498周年纪念日，著名作家冉云飞在这天决志信主，如今已半年有余，本周他将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麦琪平台第一时间联系到冉云飞老师，在他受洗前对其做了一次访谈，现将采访录音整理成稿，与诸君分享。

全文长一万四千余字，涉及内容非常丰富，文中尽量省略采访者的话，满满都是受访者所说的“干货”。愿上帝使用冉云飞的信主见证，赐更多人饥渴慕义的心来认识真理。

1、不是说我冉云飞信主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主了不起。

问：谢谢冉老师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既是一次采访，也是我们主内弟兄之间的交通。除我准备的采访话题之外，你也可以畅聊，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冉：好的。我首先要阐明一下，我接受你的采访是为了荣耀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受洗对我来讲当然是个大事，但这不是说我冉云飞信主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主了不起。第二，我觉得我受洗归主，一方面有些人会觉得我不好吧，像这样的罪人神居然拣选他，他脾气那么暴躁；有些人可能又会觉得我是这个社会中做公益、社会批评等还比较有担当、有勇气的人，而且家庭也不错，没有过不去的坎，他们会疑惑说，这个人他凭什么要信主呢？肯定会有人难以理解。所以说，在你采访之前，我要先说明我为什么接受采访，单单是为了为主做见证，归荣耀给主。

我也不是什么人的采访都接受，我肯定就只接受你采访，其他的我都不，为什么呢？第一，我对对方的教义不了解；第二，我对对方的灵命不了解；第三，隔远了没有面对面交流的方便，很容易产生歧义。

问：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非常感恩，我们一点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真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信主的，冉云飞老师，他即将成为我在主内的弟兄。在这里，我们曾经在一起查经那么长时间，我多次看到你的圣灵对他的感动，看到他的眼泪，我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那不信主的人更加不明白。主啊，求你借着冉云飞弟兄的信主见证，让世人看到你的荣耀和伟大。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罪人，当我们在领受你的恩典时，我们满满的感恩，若不是你道成肉身走进我们，我们何来拯救。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交通的时间，也将我们口中所说的，心中所想的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让更多人因着罪人蒙恩的故事，就归荣耀与你。以上卑微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2、我信主之前不容易想透自己的人生。

问：先聊聊你的几个标签吧，人称“冉匪”，自称“一个码字的乡下蛮子”、“大学本科，监狱硕士”等等。

冉：哈哈，“蛮子”呢，因为我是土家族，古时候就讲说蛮夷之族。要是别人称我是蛮子，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标签化的侮辱，但我自称“蛮子”是一种调侃；“冉匪”最早是我老师和同学这么叫我，我自己没有称呼过“冉匪”，但我自己的脾气比较火爆，往好了说，是耿直，不能忍气。你想在这个国家，不能忍气，你注定很多事情，在单位上，在社会上，甚至和政府的关系上，充满很多冲突。大学本科没什么疑问，老老实实毕业的，“监狱硕士”是有一回开玩笑，有人在网上瞧不起我，说你就是个大学本科生怎么怎么，我就调侃说我不但是大学本科，还是“监狱硕士”。后来，就有人弄到百度去了，变得好像我真这么说。哈哈，这个纯粹是好玩，开玩笑说的。

问：简单聊一聊你的家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冉：我的人生有很多神奇的事情，我信主之前不容易想透自己的人生。我出生在一个非常穷的家庭，我是父母非婚而生的，按现在的话叫私生子。按道理说，我母亲不应该生下我，我们家里有五个孩子，在三年大饥荒里，直接饿死两个，就剩下了我大哥二哥，后来才有了我。

我家里面非常穷，我在1976年以前常常吃不饱饭，我大哥比我大17岁，二哥比我大15岁，母亲的丈夫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后，我母亲逃荒到外地两三年，之后回来就遇到我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父亲当年是个党员干部，他驻我们村工作。我母亲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他们就相爱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42岁，高龄得子。我和我太太有过堕胎的经历，我们知道大人是多么容易放弃一个胎儿的生命。所以，我常常想按照农村的生存压力和道德压力，我母亲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要生下我啊。信主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出生，本身也是主的美意和保守。

我家境非常贫穷，几代人也没有什么读书人，但是很奇妙，我从小读书很好，后来尤其古文好。我的四外公是个私塾先生，我母亲小的时候，四外公经常背着她去私塾玩，但是不能进学堂上课。但我母亲记忆力非常好，在旁边玩耍时，一些古诗文都背得下来。我六岁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背诵《增广贤文》，唐诗，非常有意思，完全暗合现在的在家教育。她中年得子，特别宠爱我，一天再劳累，睡觉之前，她总会跟我聊天，聊这个诗是什么意思，怎么背诵等等。上小学时，我母亲常常和我一起背课文，我背上句，她接下句。但我母亲其实不识字，她是文盲，就是这样的母亲，完成了对我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后来，我得知自己的父亲记忆力就非常好，所以我明白我的一些恩赐是遗传父母的。当然，说到底也是上帝赐给我的。主让我生活在一个卑微、贫穷的家庭与落后的地方，但是他给我足够的预备，让我有机会读书学习。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书，家里面常常一本书都没有，有时拿着别人的报纸与小人书看半天。很奇怪，天生就爱看书，那种对书的热情，难以用语言形容。你看现在，你不是爱看书吗？主给你预备了几万册书，让你天天看。我家里有查经班，很多人说他们爱看书，我说，好啊，查经的时候你来借啊，主也让这些书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我上高中之前，只进过一次县城，没看见过大轮船，没见过火车。我十八岁来成都上大学，才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坐火车，上大学之后，才读了很多课外书。此前我只读了教科书，就成为我们县里的第二名，我们学校的第一名，考到四川大学。

现在想起来，我对母亲特别感恩，我母亲2004年去世，我这个人在监狱都不失眠，但是那半年我失眠了。因为我觉得，母亲很不容易，当年跟我们一起生活，说起来也有很多矛盾，一个乡村老太太，一个城市里面长大的儿媳，双方有很多属世的争战。对我太太来说，也有很多伤害。王怡曾写文章说过，说我为父亲承担陪伴赡养母亲的责任后，才来爱护自己的妻子。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影响，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夫妻关系。

中国文化是垂直化的，是血缘联结，上面是父母，下面是小孩；但是基督教里，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不是血缘，而是契约。上帝让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中国人就很难理解，包括那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陈鼓应，写过《耶稣新画像》，他完全不知道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是圣约，圣约高过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之间的血缘联结。西方讲究法治，而不是人治，就是这个信仰传承下来的。比如婚姻，基督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就是男女去立约，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以盟约的形式缔结连理。

2010年7月，我小时候一起玩大的一个毛根儿朋友，来成都联系我，我请他吃火锅。我们就左一杯右一杯的喝酒，喝的过程中他就表扬我，说云飞啊，你出了不少书，有社会责任感、对家族也尽责、小家日子过得也不错，重情重义等等。我说你都把我表扬成一朵花了，人生哪有万事如意呢，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比如像我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你说遗憾不遗憾？他端起一杯酒，楞了七八秒钟，说，云飞，我知道你父亲是谁。我说我们从六岁就一起玩，一起上学，都四十年了，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你真能当地下党啊。我问他为何知道而不告诉我，他说你也没问过啊，而且你现在又有这么大的名声，我哪能乱说呢？我担心给你带来麻烦。接下来他就说了不少令人惊异的人事。

经过比电影还传奇的一些细节，2010年12月31日，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二哥（同母异父）的带领下，与我于成都相认了。但姐姐怕父亲直接来，我不认父亲，所以就先来打个头阵，我们先聊聊。然后到了2011年2月20日就是父亲85岁生日，我和姐姐联系好，要给父亲打电话，祝父亲生日快乐，相当要父子相认。结果我在他生日前一天，亦即2月19日就被公安局抓了。我姐非常难过，不知道怎么办，还想花钱看能否把我赎出来，你想想像我那种刑罚105条第一款的罪，哪能用钱赎呢，何况你还没有几个钱？我姐姐的女儿，我外甥女就骗我父亲说，就相当于你文革时办学习班，比较忙，等忙过了这段时间，再给你打电话。

过了半年，我果然从看守所出来了，就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父亲是老党员，我跟他打趣说，就是贵党让我进去的。我父亲就开口给我背诵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我说你是文盲啊，你怎么懂得唐诗？他说，我十二岁给人家放牛，别人在学堂上课，我在旁边听着，老师讲的，我就听懂了，也会背了。我父亲小时候，家里面也是一贫如洗，他曾经做过五年的背夫，就是在大山里背运盐巴之类，是很重的体力活。他自己也很传奇，他的爸妈在他十二岁时去世，后来他过继给人家做儿子。

还有一个更传奇的故事，我母亲是大家族，我外公那边还算比较富裕，但是我外婆一直没有生男孩，我外公就讨了小老婆，过了两年也没生育，我外公去世了。我这位继外婆长得很漂亮，不久就改嫁，嫁到了我姐姐的母亲家做了后妈。也就是说，我与姐姐拥有同一个继外婆。这两家人完全不认识，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

我以前不认识主，特别骄傲，我大哥二哥家的孩子，整个大家族，全是我带出来的，他们都在成都成家立业了。我认为自己就是我们家族的摩西，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我是带领冉家出酉阳，我觉得自己就是神，自己牛掰。我是很狂傲的人，领导家住哪里固然不知道，也从不给领导这个物种送礼。我以前就说，人生得二三知己足矣，有五六个敌人又何惧哉？！甚至说得罪人就是我的一项工作。我非常地恃才傲物，用语刻薄，自然有语言暴力，用此武装自己，攻击别人，自我防御。

感谢主，我从小到大，生活虽然清苦但比较快乐。我的出生虽然非常曲折，但是从来没有人嘲弄我，我的哥哥们比较爱我。我十四岁在学校上农业基础知识的课程，实际就是生物和化学之类，有一天讲课的老师说，人怀胎十月才会生出来。我就想我父亲（其实是哥哥们的父亲）59年就饿死了，我是65年出生的，那我是什么人？我就注意观察我哥哥们，很感动，他们依旧疼爱我，保护我。他们都是大人了，学校里有人敢欺负我，他们就警告对方说，你再欺负我兄弟，我就揍扁你！虽然知道我的身世比较离奇，我母亲不说，哥哥们不说，我也就不问。我这个人特别能装事，懂事也比较早。

90年代中期，流沙河先生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你要是早几年出生，推荐上大学轮不到你，因为你没背景，没后门；你要晚几年出生，上学要交很多钱，你上不起学，不可能读书。你就在那个夹缝之间，从山里长出来了。我后来想，这个确实很神奇，没办法解释，也是主的带领和恩典。

3、我原来认为自己还不错，但其实我特别糟糕。

问：你在分答上说自己“爱无能”，可否具体聊聊。

冉：我开玩笑说，我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招惹女人，这个经历能写一本忏悔录。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就是靠死皮赖脸加勇敢，我追求她。我喜欢一个女人，就不怕被拒绝，喜欢就敢去试。当然不是说没被拒绝过，但是从来不当一回事。我以前不信主，引用经文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失恋了，找个新的，哈哈。我以前读圣经就想，这个说得好，这说的是我呢。

今年是我和妻子结婚二十周年，我们结婚也是奉子成婚。说白了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没什么责任感，就是不想结婚，就想玩，想多交女朋友。现在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想想真说的是我。怀上我们的女儿小苒后，我妻子坚决要生下来，我说那就结婚吧。我岳父岳母也不认可我，说我是个不可托付的人，只差说是个烂人。现在想来，真的很烂，脾气大，家里穷，还带着自己的母亲。

我太太年轻时很漂亮，她现在有不少老年斑，这是随时提醒我自己，这都是我造成的，因为我让她堕了几次胎。我年轻时放浪不羁，现在看来确实就是个烂人，我成为教育专家，也是因为我完全不懂怎么做父亲。做了父亲后我完全慌了，就去看各种与教育关的书，因此对教育钻研得比较深广。感谢主的保守，我想受洗之后，会去读神学院方面的课程，以前我装备了很多世俗的教育内容，现在系统重装，让神来更新我，希望使用我为祂做工。

按照传统上讲，我好像做得还不错，但我经常拿自己开刀，没信主以前只算是开玩笑，说自己“爱无能”。我这人对外好战，对家里人能忍。但让我深感破碎的是，我以前读了五遍圣经，完全没读懂。后来才明白，圣经说你心里在怨恨人，就是在杀人。感谢主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你想想，在别人看来我对女儿不错啊，还给她写特别感人的家书。按中国文化来说，作为父亲我对女儿的教育是不错了，但我其实常常对她有很多不满，心里有怨恨，只是不说出来。怨恨就是杀人啊，我对女儿，甚至对妻子，对我妈都有怨恨，我对自己最亲的人都有怨恨，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杀了自己的亲人千百遍了。别说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这样高难度的“爱”了，你爱自己的至亲爱得如何？我觉得不怎么样。连这点都不能做到，我还能爱谁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没有安全感，没有磐石，不懂得什么叫爱，只会抱守一些自己也未必做得到的道德教条，自我称义。这个事情特别破碎我，让我看清了自己的污秽，我原来认为自己还不错，但其实我特别糟糕。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做教育专家，还给别人讲怎么做父亲，这不是搞笑吗？

中国文化最容易犯道德主义错误，我太太信主十年了，2006年4月16日她受洗。我那个时候，去受洗仪式上发表讲话——“在内人受洗会上讲话”。我说：蒙王胖子怡的邀请，让我来聊几句。特别像领导来视察工作，现在想想觉得特别搞笑。又有一次，王怡请了一个刘弟兄来分享，讲完了之后请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四点，最后一点是不撒谎，我说前三点我做得到，最后一点，我知道撒谎不对，但是我做不到，我也不想改。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我为什么不敢做一个基督徒》。那时候，苏小和弟兄评论说，基督徒不是道德称义，我当时完全不理解他的批评。现在想想啊，人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光景，这个过程很痛苦，你要彻底真诚地看清自己。另外，你知道人有自我偶像化的倾向，又有很多诱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非常阻扰人归向主，很难弃绝。

我太太信主也是很蹊跷的事，2005年冬天，美国有个单位邀请我去访问，我太太朋友不多，我怕她在家里寂寞无聊，我说你去王怡那里查经吧，反正大家都认识，就当参加读书会。我回来后，她信主了，而且她信主也很奇妙，是她听错了。当时是个马来西亚的牧师在讲，有口音，流沙河先生的妻子站起来了，我太太也站起来了，她其实没太搞明白站起来是什么意思。站起来就意谓着绝志信主。

我太太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也不好，她从小娇生惯养，是跟着婆婆长大的，但是主却拣选了她。信主后，她还是有变化，但是很慢很慢。我就说她，基督徒都像你这样，我还信什么信？我不是基督徒的几十次方了吗？在我眼里，只有王怡，余杰，杨小凯这些人有担当，有能力才算基督徒，这说明我那时候完全不理解什么叫恩典。我们这个文化缺乏恩典，是人看人，人审判人。你看牛掰的人信主了，你也去信，和你看有的基督徒做得差你就不信，是一样的，其前提就是把基督徒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是信靠人而非信靠神。

昨天我和朋友聊天说，教育都是引导，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权柄的。有人说罪人怎么引导罪人，我说保罗是不是罪人，他可以教育我们不？王怡是不是罪人？他可不可以教育我们？当然可以，因为有圣灵保守他们。我在87年就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是多马中的多马，问题多极了，神迹奇事怎么可能，五饼二鱼怎么可能，天上降玛娜是怎么回事？我信主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是从主掌管的角度来说，这是必然的，神拣选了我的亲朋好友，也借着他们来祝福我。

4、上帝对我的带领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

问：冉老师多年来一直为公义发声，也参与很多社会公益，在你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精神资源支撑你做这些？

首先，还是要提到我母亲，我记得小时候每到大夏天，我母亲就会用乡村的那种老鹰茶，熬一大木桶茶水，放在家门口，让过路的人喝，完全没人管，自己喝，喝了走人。我就问我母亲说，我们家里面这么穷，你做这个干什么呢？她就跟我说，你走老远路，有一口热茶水喝，是不是好事情啊？我想想这个确实是好事情，母亲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要关怀他人。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基督徒，90年代我读到史怀哲的传记，非常震撼，我觉得基督徒做到这个份上，太令人佩服了。后来，读到关于德蕾莎修女的书，她那句话说，“主啊，求你破碎我，让我拥抱整个世界”，也非常感动我。当然现在看，从归正的角度讲，这个话还是有可商榷的地方。你说让我拥抱整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是把自己当神么？是自我称义么？这个话我引用过好多次，但王怡和英强也没指出来过。他们俩可能觉得我这人过于骄傲，这事情需要神慢慢带领我，让我去领会。王怡给我传福音很多年，出了新书就送我，《美的惊动了中央》、《不服从的江湖》送我，我就马上读了，但是《与神亲嘴》之类送给我，我就笑笑，放在一边不读。现在想来，我是何等有福，我身边这些朋友，也常常让我想起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非常感恩。

问：聊聊你怎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

冉：我当年有机会当记者，有机会做公务员，但是我觉得记者会撒谎，我不去；当官我不是这块料，我有自知之明。当年我们单位点名要我，说这个人是人才，我们要了。我辅导员就说，这个人要的地方很多，你们要他不一定选你们。我那个时候，读了很多书，但还是想当编辑，我读了康明斯的书（《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觉得这个人太牛掰了，他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发现者，我觉着太厉害了。我就到《四川文学》杂志来了，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很器重，我就认认真真的编东西，升职称也很快，成为作协全委会委员之类的。89年之后，我对政府与社会很失望，开始读民国时期的书，尤其开始注意胡适，开始研究他的思想。

在做了两年编辑之后，我慢慢就觉得这个工作好无聊啊，每天都要读很多烂东西，实在忍不住了，心想与其看这么多烂东西，还不如自己写。我三十岁以前，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没什么计划，我根本就没想过当作家，搞研究。我结婚以前，就是个月光族，上半个月把工资花光，就到朋友家去蹭饭，你能想象吗？然后到了96年，我已经31岁了，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小苒快要出生了，花钱在即。我的大学老师冯川、阎嘉，就跟我说，冉云飞，我们要出一套书，你来写里尔克吧，我胆子大，你说写我就写。这就是第一本书——《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写完的时候小苒才出生八十天，从此就开始写作赚钱。上帝对我的带领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我本来只是享受阅读的过程，但阴差阳错就走上这条道路了。很多人说，看到孩子二三十岁不知道干什么，心里很着急。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完全没人管我，不知道干嘛，浪费了很多时间，但读了不少的书。现在我对时间特别敏感，非常自律，这和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

5、很多时候，人容易把恩典当成自己的能力。

问：你在信主之前，对宗教信仰是什么看法。

冉：我什么书都看，信主之前，也把圣经当文化书籍看，诺亚方舟，大禹治水，这都是大洪水记忆嘛，从这个角度理解，非常简单。很多人因为读书多，信不了主，是因为他们把理性当作神了，法德是比较重视理性的，英美就比较重视经验一些，我们不少知识分子比较靠近前者。但是，我在没信主之前，也不认为理性可以搞定一切，我觉得理性有局限性。但是，中国的读书人特别容易把文化和历史当成崇拜物，给这些东西赋予神圣性，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多少有些关系。 

另外，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官方持无神论立场的国家，但是民间并不是无神论的，我以前生活在乡村，有很多泛灵论的东西，比如说著名的湘西赶尸。我记得我小时候生重病，乡村的赤脚医生，他用红布盖着水，然后用筷子怎么一划拉，让我把水喝下去，病就好了。我觉得圣灵和邪灵，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可能有点像西医和中医，邪灵也起作用，这个灵对你有用，对别人可能就是副作用。但是圣灵是大有能力的，就像西医一样，可以重复验证疗效，是可以真正医治人的。

问：这是一个神学院学生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罪的问题。

冉：我在2006年就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当然还不是如今这样的认识。罪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跟随着每个人，我现在和你聊天，也都在时不时心里默默求主保守我，不要说骄傲得罪神的话。我的罪很多，自我称义，道德主义，爱无能，把自己当主等等。为什么说需要经常求主赦免，就是因为罪很多，我信主后，对这一点越来越认识深刻。说实在的，主的恩典很多，但是人很多时候容易把恩典当成自己的能力，我以前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信主后，才理解了什么叫顺服，比如说顺服教会权柄，上福音班和门徒班；顺服牧者的权柄，要尊重王怡牧师和英强的教导，我清楚这种顺服的权柄乃是来自神的。如果不是神的动工，我很难去理解这些事情。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灵命上的婴儿，安静的顺服，很有平安和喜乐。

问：去年10月31日决志信主，到现在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

冉：变化还是不少，每天祷告，自己祷告，吃饭祷告，和太太一起祷告。我现在对小苒也是，她不单是我的女儿，也是我主内的姊妹，我现在为她祷告多过那种传统上的教育。为她祷告，求神带领，祷告就是信靠神，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我没信主之前不喜欢带太太出去，现在我去哪里，就特别想带着她。有时候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生命在成长，老我渐渐褪去，新我正在长成。我求主继续带领我，翻转我，燃烧我，让我有更多的心志，为祂作光作盐，让我更多的信靠神，而不是去追求世俗的利益，去追求人的赞美。这八个月来，除了阅读圣经外，我还读了几十本信仰方面的书，内心非常渴慕多了解，我今天读的是《风闻有你》，一本基督徒的信仰记录。前两天读的也是传记，是李慕圣弟兄的自传，叫《上山之钥》。 

6、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意思？

问：信主之前，你就博览群书，家里更是藏书万卷，请问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你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冉：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意思？我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意思？是的，写东西有快感，也赚钱，也来名声，但是它有什么意思？有些可能会留下来。但是，留下来就完了吗？会不会贻害了人呢？第二，就是对死亡的困惑和惧怕，人都要死的呀，你忙活啥呢，跑那么快干嘛，跑去死吗？死亡会让人颓废，让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中国人最容易沉迷于肉体的享乐，滥情糜烂。凡是有钱有名有权的男人，都容易以交很多女人为荣，容易把这个当成荣耀。我们的文化对罪不敏感，甚至女人都觉得这样的男人有本事，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年轻的时候，用圣经上的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淫乱。当然，这不是伦理意义上的淫乱，比如与有亲属关系的人发生什么关系。但一般的男女关系非常混乱，招蜂引蝶，贪图美色。人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有多么污秽。我是罪人，蒙主恩典，我真的是一辈子配不上主的恩典，求神坚固我背起十字架，对主的恩典有回应。 

问：聊聊你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尤其是一些亚文化情结，比如江湖义气之类。

冉：主早就知道我这个人爱世界，胜过爱天堂。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主早就知道我喜欢名望，喜欢利益，贪恋美色，缺点一大堆。我在体制内工作，如果说我去安心混体制，或许会混得比较好。我当过人大代表，2001年还参加过全国青创会，这虽然不算什么，但总是很多人说的体制“正道”吧。幸好得主的保守，没有去参与更多的歌功颂德。

后来，互联网逐渐起来了，我本来对不公平的事情比较敏锐，就开始写批评政府的文章，看的人越来越多，人还是喜欢被表扬，说写好猛啊。但那时候我还是成都市人大代表，经常上电视，发文章，吃喝玩乐，忙得不得了。写批评文章多了，就开始和官方产生剧烈的冲突，玩到后来水火不容，这样的情况下，到07年的时候人大代表也不当了，它把你开了。因为我是“无知少男”进去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男的。06年至11年，写了五年两千多篇时评，批评政府的各个方面，直到写进监狱。现在想来，真是蒙恩得很。

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世俗生活土壤，比如说江湖义气，就是讲血缘和地缘。第二就是讲个“义”字，这个“义”字，不能说没有一点契约的味道。但没有纯粹的契约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性情上的相投。这种江湖道义形成了中国的底层社会，追求某种模糊的，却并不能绝对化的“道义”。信主之后，肯定会对这种底层文化有合理的批评和梳理，不会认为血缘和地缘是最重要的。但是，从人要正直，要诚实这一点来说，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相融之处。

我信主之前，因为写批评政府的文章，被主流生活圈的一些人蔑视过，排斥过；信主之后可能又会被另外一些人蔑视吧，比如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些人，过于热爱中国文化的一些人。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对我造成困扰，信主是神对我28年的熬炼。以后肯定会有试探，也有争战，但是我有足够的心里准备，对主忠心。即便有跌倒，也必忏悔，求主赦免，因为祂已经胜过了这世界。

7、不信上帝，就不会真正相信平等。

问：这个问题来自王小安姊妹，她说，跟一位作家朋友聊天时，他说读了十几年圣经还是信不了，冉云飞信主对他震动很大，他觉得自己也会信，但现在还是没信。请问冉云飞老师想对这位朋友说点什么？

冉：首先，求主带领这位朋友，让圣灵在他内心做工，最好是能去查经，能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读圣经不是一种隐秘的个人修行，圣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求神带领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让自己走进团契生活，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的灵就会在他们中间运行。

问：接下来的问题来自舒姊妹，她说，有些人说读圣经第一句话“神创造天地”就觉得滑稽可笑，读不下去，怎么办呢？

冉：我读圣经第一句话，不会觉得滑稽可笑，我是觉得可信度有问题，但是我又解释不清楚天地是怎么来的。以我的了解，宇宙大爆炸也是没有解释清楚，科学不但无法解释宇宙的来历，科学连人都解释不了。我信主之前，不明白人为什么非常难以理解自己，也不会互相理解，我常常不太理解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德尔菲神庙那句话，人啊，认识你自己。你觉得既浅显又玄奥。心理学自1879年创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多了，认知科学到现在，神经元、脑海马等，这些都拿来解释人，但人还是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为什么呢？

我信主后，才意识到，人有神的形象，神的那部分你认不清，所以你终生不会完全认清自己，也不会完全认清别人。举个例子，你内心有爱，是为什么呢？是神让你内心有爱（因为你是神造的），你才有爱，不然你怎么解释你内心有爱？所以，人啊，认识你自己，应该还有后半句话：人啊，要想认识自己，你必须认识神。我可以看清自己的肉体，看清自己的欲望，但是我怎么能看清自己良心的运动呢，我完全看不清。

信主之前，我是自己的主，比如喝酒，用宋石男兄弟的话说，我常常是伙同别人把自己搞醉。我们这个文化里，对人的评价是有问题的，那么多喝酒的诗，一个文化人喝酒，狂狷，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耿直，豪爽，有才气。因为受专制太久，烟酒成了一个发泄渠道，但久而久之，大家都很赞赏这种状态了。但我现在吃饭，哪怕外出吃火锅，却经常搞忘喝酒，即便偶有喝酒，也从没醉过，完全没有喝酒的心瘾了。也就是说，心瘾被拿掉了。如果我信主之前，你说我信了主一定不会再滥酒，我一定觉得你是在搞巫术。因为以前我母亲、沙河师及师母、岳父母、我太太、女儿等，都多次劝我少喝酒，但我今天听了，明天又犯，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自律已然绝望。哪知不再自己作主，信靠主，倒得到了自由，这真是神奇。

我原先对家务事，什么都不做，一点都不内疚，扫帚倒了都不会扶那种，我坐牢出来后，突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觉得对我太太特别亏欠。我跟老婆说，以后我们家的碗筷我来洗，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神已经在动工了，内心平安喜乐极了。以前觉得我赚钱，你管家务，是理所应当的，社会分工嘛。但是你想想，这种关系看起来很公平公义，但是没有恩典，没有爱。

我现在特别理解主在我出母腹之前就拣选了我，没有主的保守，我就活不下来。今年在美国大急流城，许国永弟兄发生车祸，我第一次跪地祷告，圣灵就感动我说，主啊，没有你的保守，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活。忽然就真正理解圣经上所说，没有我的许可，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的话。这个事情对国永弟兄一家来说，是现实意义上的苦难，就像约伯的苦难一样。但是，人要是不认识神，就无法理解苦难，也很难理解基督教。苦难背后，若是没有恩典和救赎，苦难本身就没有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苦难没有敬畏，非常麻木，对生命也没有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必须要认识神，你不认为我们都是受造物，平等怎么来？我说习近平跟你平等，你信吗？他信吗？但是，上帝说你我都是受造物，这就是平等的来源，没有这个，平等就是人虚造的，属于意淫。不信上帝，就不会真正相信平等，到最后，就完全变成谁拳头更硬，谁更厉害，就更相信丛林规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

8、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力军，都喜欢在地上建立天国。

问：对自己前方的路，自己的服侍有什么异象。

冉：求神带领我。主对我的保守是长久的，我以前的知识愿主使用，我以后可能会在教育领域、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对比、冲突、张力等方面有文字侍奉。比如我最近写的文章，关于胡适的家庭教育，其实就是初信主的一个观察结果。胡适先生是我很佩服的知识分子，但就连这样的人也有很多缺陷，为什么呢？靠自我称义的自律，是很难直面自己很多罪性的，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以后也会写文章，深度剖析胡适为什么不信主。我研究胡适很多年，他关于信仰的看法代表着不少知识分子的想法，值得深入挖掘。

民国时期很多著名的基督徒，比如陶行知、傅葆琛、张伯苓、晏阳初等，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把排序搞错了，本来应该荣神益人，但他们把益人放在荣神之前，搞成了社会福音，目标是在地上建天国，解决地上的问题。1922年—1927年的“非基运动”，对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很大的考验，不少人跌倒了。这些年，很多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如上诸位的精神内核是儒家熏陶出来的。说得不好听点，别人都认不出你是基督徒，从你身上看不到基督的样式，那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当然，益人没问题，但是你要注意，首先是要荣神。搞反了关系，走到最后就是建世上天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大行其道。比如蔡元培先生他们喊的口号“劳工神圣”，劳工有什么神圣的？国家有法律，保护好劳工的权益，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就可以了。将一批人神圣化，这是典型的造神运动，等到马克思主义一来，劳工就被收割做党员了。民国时期，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看起来做的不错，但是信的不好，信仰的排序有问题，比如吴耀宗、赵紫宸等人，在49年后鲜有不跌倒的。我不是苛求这些属灵长辈，而是说我们要更多地看清自己的属灵光景。

所以说，社会福音运动其实是一种NGO，跟基督教信仰有一点关系，但对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很少关心。中国民间的NGO主要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比如宋代的朱熹，其实也是个社会活动家，还有吕大防、吕大临他们著名的“蓝田公约”，也是乡村地域自救。朱熹所设立的社仓、义仓，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时候买进来，储备起来，遇到饥荒，就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但是你注意，中国的这种开仓放粮，很大程度是救助熟悉的人，不熟悉的陌生人，对不起，你想要得到救助就很难。这种观念，和基督教非常不同，传教士给中国带来NGO观念的巨变，他们是无差别救助，服侍人，因为这是服侍神。自然不会有施舍的观念，更不会拿救济他人的事迹，为自己脸上贴金。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力军，都喜欢在地上建立天国，盯住属世，很少乃至从不属天，民国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对超越的价值，对天堂，似乎总是很隔膜。1807年，马礼逊来华，1919年有了和合本圣经，圣经被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每过大概一百多年，就会有奋兴运动，我相信神有美意。如果人不信靠神，有一点成就，还觉得是自己能干，欧洲是这样，美国也在步后尘。很快把自己当上帝，整个就世俗化了，社会出问题的概率就大增。我们信靠神，属世生活的平等自由、社会救济，主都会赐福给我们，这个因果关系不能搞反，否则你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只是满足人的欲望罢了。

我非常感谢王怡牧师，英强弟兄，他们带我信靠主，归向主，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多的人值得感恩。2012年我去贵阳，张坦弟兄陪我逛旧书摊，逛完了我们一起吃饭，然后，阿信弟兄来了，我们就在饭桌上聊天。阿信弟兄之前借了我两本关于台湾的书，一年多了都不还我，我问他什么时候还，他有点支吾，我没听清楚他说还不还。我就抓起一个杯子，朝他砸过去，他也没生气，笑嘻嘻地说，师兄啊，书会还的，要不在你家里开个查经班吧，如何？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信主啊！就叫尼哥底母查经班吧。我觉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砸了还不生气。我当众让人家出丑，也不好，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愧疚，我就顺口接下来说，可以呀。就这样，查经班办起来了，我完全是下意识的，根本没怎么考虑。现在想起来，就会明白，原来这都是神的安排。办起查经班之后，我是这家的主人，不可能缺席，在查经过程中所得甚多。这一办到今年6月8日，已经整整三年了。

我们这一代信主的基督徒，真的要把自己摆上，否则不但自己不会真正认识福音，还有可能把别人带进沟里。像戴德生、伯格里等等一批传教士，这样的精神，我们中国文化是不理解的。我们是从地缘、血缘上来理解人，而他们是从天国从属神的角度来理解人，所以戴、伯诸传教士客死中国，对于他们是“死得其所”。用不着像中国文化一样担心，大丈夫功成名就，若不体面回乡，就相当于锦衣夜行。在我们的文化里，无法理解传教士的精神，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就会明白，他们是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了，他们是属神的人。

9、被神弃绝，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问：聊聊你对中国的政治环境及未来的看法。

冉：民主自由绝对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最终药方，欧洲今天是民主自由的，但你看德国法国等国家，问题多多，不少人完全失去了荣耀神的观念。世俗化程度太高，完全不把信靠上帝当回事。美国未来如有衰落，必是因基督教在美国的衰败。比如说福利国家，很多人就不把工作当作荣耀神的一部分，人就偷懒，宁愿领救济也不去工作。

民主自由固然是中国民众迫切想看到的，这是中国人的现实盼望，但是这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真正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信靠神来一步步更新这片土地。民主自由是神所赐的普遍恩典，但不是解决我们短期问题的福音，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眼光，对永生和复活没有盼望，有些人甚至追求自以为是的公义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其实上个世纪很多中国人就是如此。信仰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石，中国必须被上帝更新，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其他的祂按着自己的意思，就加给我们了。我们需要有恒切信靠仰望上帝的心，否则在世上建天国的野心，往往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开始。

问：对你的读者们聊几句。

冉：我早年在体制内混得还算不错，有些人看我写的文章，觉得很有才华，后来我转向批评时政，有些读者就觉得我太偏激，就不做我的读者了，选择抛弃我。我信主以后写文章，很多人可能也不喜欢，我认为这都很正常。我想说，如果你一直是我的读者，你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冉云飞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求神保守我的读者有一颗open的心，去了解你曾经喜欢过的这个人，他的变化历程。他不是疯子，也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他经过28年的信仰争战，走到今天，现在要诚心地信靠主，这里面绝对有值得诸位思考的理由。

求主保守我，让我有更多的爱来给我的读者们解释这份信仰，让我带着爱意来面对攻击，让我带着恩慈来理解别人对我的抛弃。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弃绝，唯有不信主，被神弃绝，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这样傲慢暴躁的人，充满深深罪污的人，意识到神的恩典和大能，祂对人的翻转，祂对人的做工，祂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我期待大家想想，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信靠了主，愿大家不是盲目排斥，不是咒骂，不是蔑视，而是去了解。求主保守更多知识分子信靠主之后，把自己摆上，而不仅仅是理念上，文化意义上做一个基督徒。信主后，肯定会面临有很多天路历程的争战，对于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我也有很重的负担传福音给他们，我希望主装备我，引领我，让我有更多的能力和爱心，来传讲祂的道。

冉云飞，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交通。若没有你圣灵的运行，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深入的交流，在你里面我们愿意敞开彼此，这实在是感恩。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的罪无处不在，我们一不小心就开始颂扬自己，求你拿掉我们自义骄傲的心，求你拿掉我们被罪所包围的心，求主带领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时代，彼此成全，互相效力，为传扬你的名而作光作盐，为我们属灵的未来而奔走天路。以上卑微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全文转载自：麦琪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