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1日星期六

陈齐乐:莆田系四大家族上海资产大起底


    今年“五一”期间,大学生魏则西之死,再次唤起了舆论对莆田系民营医院经营模式的关注,此前早已屡受争议的莆田系一时之间成为了全民公敌。
    上世纪90年代末,太原《都市生活》周刊发出第一篇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报道后,莆田系游医们开始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从太原街头“多过米铺”的性病诊所,到肿瘤生物免疫疗法(DC-CIK),15年间,莆田系游医们登堂入室,转战多个领域,在导流、经营、资本运作模式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尤以资产体量最为庞大的“詹、林、陈、黄”四大家族为甚。
    在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后,这些游医中的佼佼者们或将目光投向更广的产业领域,或引入现代企业组织模式,更有甚者,开始以台湾长庚医院为模板,背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高校展开合作,意图打造民营医院的“2.0版本”。
    据国家卫计委网站披露,截至2013年10月底,全国共有医院2.4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3440家,民营医院10877家。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则宣称拥有全国超过80%民营医院会员,也就是说,莆田系控制了全国80%的民营医院。
    而上海因为地处经济中心,成为了莆田系资本布局的重点。
    导流有术
    要成为百度推广的一个环节,詹、林、陈、黄四大家族首先要拥有自己的网站。其实,早在百度推广机制形成之前,他们就已经对网络导流深有心得,除去大量活跃于新浪微博、大众点评等平台的专业水军,四大家族对于自营网站的建设和运营同样关注。
    据笔者调查,于2003年8月注册的“上海仁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林氏家族为包装上海地区医院专门设立的公司,其注册仅比仁爱医院晚了18个月。该公司备案了包括“仁爱健康网(www.renai.cn)”、“上海远大胸科医院(www.yodak.net)”在内的11个网站。
    同年6月,陈氏家族则成立了“上海健桥医院有限公司”,法人陈国雄,实际控股者陈国兴,其备案网站数更是多达24个。此外,陈氏还为“上海闵行虹桥医院有限公司”备案了8个网站,关键词全部为“虹桥医院”。
    詹氏于2009年4月注册的“上海万众医院有限公司”亦拥有12个备案网站。细查这些网站名称,可以发现,除了医院本身的名称外,四大家族还喜欢“地区+疾病”的命名方式。比如万众医院备案网站有“上海男科医院(www.wznzyy.com)”、“失眠抑郁网(www.smyyrx.com)”;仁爱医院有“心胸疾病网(www.shyuanda.org)”、“脑瘫网(www.naotan.com.cn)”;健桥医院则有“孕育网(www.dnlc.cn)”。这些网站所提供的咨询、预约服务,与百度的推广一起,构成了导流病人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互联网还不能满足四大家族对导流的需求,那么全媒介载体的投放,以及针对外地来沪人员、单身年轻女性和老年人的一整套筛选、引导机制,则可以构成更加直接而有效的手段。
    笔者调查发现,电视广告、公共交通视听载体、一些都市类报纸社区版等是莆田系常见的广告投放对象。同时,有些医院还会在公立三甲医院,诸如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等内布设医托,以“专业、人少、私密性强”等作为卖点哄骗年轻单身女性前往就医。
    而医托多为中老年妇女,混迹于患者中,难以分辨,有时还会挑选公立医院周日休息时间出现;或者,有些还会以“免费会诊”的方式进入社区。比如,沪申五官科医院曾先后进入闵行区虹桥镇、梅陇镇、颛桥、浦东三林、周家渡等地社区,为老年人诊断白内障;西郊骨科医院则在长宁区多家敬老院为老年人测试骨密度;南浦妇科医院还在松江泗泾镇为外来务工女性检查妇科疾病。这些检查的目的,无非是要被检查者前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此外,莆田系还通过58同城等平台销售体检套餐,及单位福利体检承包,四大家族也以“便宜”吸引了众多本地居民。
    一名就医者孙筱婷(化名)向笔者表示,2013年,她听同事介绍,团购了上海仁爱医院的体检。“同事说这家医院的态度还可以,就和另一个同事团购了一起去。检查好后,医生开始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要求做微创手术。我信不过,就去公立医院又检查了一下,一点儿事都没有。后来听说其他两个同事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舆论所建构的“一锤子买卖”的印象不同,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甚至发展出了“VIP会员”制度。另一名就医者华姿(化名)表示,2010年,她被上海真爱女子医院诊断为“重度宫颈糜烂”,前后花费1万元治疗费后成为该院的VIP。
    吸金有方
    通过上述方法,四大家族的医院筛选出了信息严重不对称,辨识能力弱,且易受医生左右的群体。
    接下来,医院还会对他们进一步细分,策略性地采取不同应对方式。但其核心,不外是“恐惧消费”。“再不治就要转癌症了!”这句话可谓“莆田系”的“名言”。
    在诊断阶段,针对被廉价体检吸引而来的顾客,医院会以某项指标不正常为由,要求顾客进行进一步的自费检查。针对身体有恙的顾客,医院则会立刻进入全面检查,随即“确诊”大量疾病。由医托或社区导流而来的顾客往往已经过诊断,直接进入治疗。在治疗阶段,这些医院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其倾向于夸大某些非病理性、或对身体无害的常见症状,或干脆虚构疾病,诊断结果往往可以导向医院最拿手且费用不菲的治疗方案。
    以男科来说,常见的虚构疾病有包皮过长、前列腺炎、阴茎敏感、精囊囊肿;以妇科来说,则有阴道炎、宫颈息肉、尿道炎、急性膀胱炎等。
    由于事实上顾客并没有生病,或仅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炎症等轻症,医院为了推销治疗,就要对这些顾客的症状进行错误归因,制定几乎没有效果的疗法,甚至引导不同病症的病人实施相同的手术。
    比如通过腹腔镜治疗事实上不存在的宫外孕,通过微创、激光手术切除鼻息肉、“淋巴滤泡增生”等“病灶”,或实施鼻中隔偏曲手术、包皮切除手术这类对病人求诊疾病毫无治疗效果的疗法;或是治疗并不被视为疾病的宫颈糜烂。某些医院甚至要求病人在切除包皮前先做背神经阻断术。
    配合上述各类手术,医院还会布置准备大量的点滴、中药治疗、术前清洗、红外线照光消毒、太空舱、各类B超等辅助手段,有的还会设置时间长度不等的各类物理、中药疗程,每期疗程都极其昂贵。由于这种疗程一般没有治疗效果,时间不断延长,更加方便医院延长周期,最大程度地消耗病人钱财。
    2007年,徐天护(化名)的妻子在上海虹桥医院被诊断为某恶性妇科疾病。“一次护理2000元以上,还有各种调理的药,来回花了两万多元。最后,我们换了家医院,马上就看好了。”
    据笔者了解,莆田系医院为了延迟顾客对费用的敏感,医生一般不会告知整个诊疗过程的具体项目,不会告知每个检查和手术针对什么疾病,也不会告知检查和手术的具体费用,病人只有在付费时才第一次知道。
    知情人士说,在这些莆田系医院的科室里,顾客可以见到两个医生,一个负责诊断和恐吓,一个负责陪同顾客缴费,对顾客的心理和决策施展双重攻势。这种纯粹为了获利而遂行的手术在诊断报告中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2013年底,李若兰(化名)在上海南浦妇科医院被诊断出“多种重度妇科炎症”。同时,“就诊当天,还被查出疑似子宫息肉,主治医生洪晓敏要求我立即手术。在未明确告知治疗方案的情况下,让导医盯着我交了4000元手术费。且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做了宫腔镜检查及宫腔镜手术。手术前本来还做了影像学诊断,但报告单上无任何影像,仅有简单的超声描述和超声提示。最令人气愤的是,我从来没要求全身麻醉,主治医师也未告知。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说,宫腔镜手术不能进行全麻,更不能在有‘重度炎症’的情况下做!”
    笔者查阅上海市卫计委发布的《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2014)》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宫颈管息肉、阴道残端再生物都可以用“宫颈息肉切除术”来治疗,而该治疗项目价格标准仅为280元/次,即使是“经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其收费也仅为900元。
    而李若兰向笔者提供的“上海南浦妇科医院门急诊医药费明细账单”显示,“宫腔镜检查”一项的费用就高达1500元。
    为了更好地了解收费情况,5月中旬,笔者还实地走访了另一家四大家族控股医院上海万众医院口腔科。该院口腔全科医师程玉珠向笔者推荐了一款“正在搞活动”的氧化锆全瓷牙套,据她所称,该牙套原价3500元,现在仅售2800元。同样是《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2014)》则显示,“氧化锆全瓷冠”价格标准应为1800元。
    资产腾挪
    由于吸金能力有效而持久,四大家族在上海的业务也水涨船高。
    据天眼查检索公开工商信息显示,詹、林、陈三家在过去三年中分别对旗下医院及企业进行了多次增资。2014年,蓝十字脑科医院被两次增资,资本从2013年注册时的2000万元增至7000万元;2014及2015年,万众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也得到两次增资,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增至1.5亿元。2015年,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本金从3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2016年3月,上海远大医谷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实现增资,资本金从1.645亿元增至2.4亿元。2015年,医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亦完成200万元的增资。
    而唯一没有对旗下企业进行增资的是黄氏。该家族经营虽不出彩,相对稳健。2013年,黄氏旗下上海九龙男子医院有限公司资产总和1187万元,销售总额7260万元,净利润236万元;2014年资产总和1396万元,销售总额8655万元,净利润264万元;2015年资产总和1659万元,销售总额6521万元,净利润177万元。同时,黄氏旗下另一家医院——上海西郊骨科医院有限公司2013年的资产总和为3734万元,销售总额5506万元净利润246万元;2015年资产总和8080万元,销售总额8005万元,净利润260万元。其销售总额和利润均有缓慢增长。
    除对旗下医院及企业增资外,开设新公司,拓展新业务领域,重整产业以确立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是这些医院近年来最热衷的产业运作。
    詹、林、陈、黄中第一个进入上海的是林氏。2000年9月,依托深圳市博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雄厚基础,林新平在徐汇区龙漕路注册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之后,林氏又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注册上海仁爱医院、上海沪申五官科医院以及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之后陆陆续续还设立了上海心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10年)、上海远大医谷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上海医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下设上海医都医院(2015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林氏对旗下产业进行了重构,使其形成了两大板块。一是位于徐汇区龙漕路-石龙路-漕溪路一带的深圳博爱-仁爱系,下设仁爱医院、沪申五官科医院、天大医疗美容医院、远大心胸医院,及各类广告和通信公司。二是位于青浦区联民路的“远大健康城”(尚在施工建设中),其拥有远大医谷/天大医谷、医都投资管理(医都医院)、钱库实业、美华医疗投资、沃美企业管理等附加产业。其重构的方式是通过深圳博爱吸收所有林姓自然人的投资并增资,形成林姓与其他自然人投资者-深圳博爱投资管理-仁爱投资管理-下属医院-附属公司的五层组织架构。
    对于林氏的运作,熟谙莆田系的知名打假人王海表示,“这是学外资企业的做法,主要是为了转移利润以避税。通过在医院之上设立投资公司控股,或将股权分配给投资公司,医院可将利润输送给后者,实现账目平衡。”
    与专注组织与财务管理的林氏有所不同,陈氏家族稍晚布局上海,其经营也更加多元化。2002年,陈国兴在上海注册第一家医院上海闵行虹桥医院。之后,陈氏又分别注册上海健桥医院(2003年)、上海美迪亚医院(2003年)、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2004年)、上海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7年)、美迪西普亚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2008年)、上海汉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汉国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2014年)等。截至2015年,陈氏在上海地区的产业已形成医院、医药研发、房地产、医疗美容、金融五大板块。
    陈氏的产业不完全集中于上海,其资本辐射至全国各地。由陈国雄担任法人的艺星医疗美容集团有限公司在黑龙江、合肥、武汉、烟台、长沙、杭州、昆明、济南、重庆、成都、温州、石家庄、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同名医疗美容医院。莆田仍旧是陈氏的主战场之一。
    “长庚梦”冲突
    “洗白”后的莆田系医院,打造大陆版“长庚医院”是詹氏家族近年来最主要的目标。
    职业医院经理人徐广尚在博客中披露,早在2009年4月,詹国团投资的浙江新安国际医院正式开业时,詹氏就意图以“三级医院规模和超三甲装备的综合性国际医院”的定位为自身正名。
    据笔者调查,詹国团在上海的主要平台为上海华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元(其中詹国连、詹国营、詹国团三人分别投资3900万元、1500万元和5100万元),该公司是浙江与福建两所新安国际医院的大股东。福建新安的注册地甚至就设在秀屿区人民政府大院中,显示出詹国团与莆田地方政府非同寻常的关系。同时,华衡的股东中还有北京五洲投资有限公司法人黄德锋与上海万众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詹阳斌。作为詹氏在上海地区的医院经营主体,詹阳斌及占阳珊的万众医疗得到了詹国团堂叔詹玉鹏的资金支持,其资本运作也显示出了强烈的“洗白”冲动。
    2013年注册成立、2014年两次增资的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不仅是上海地区注册资本最雄厚的莆田系民营医院,而且其经营范围包括神经外科、内科专业,小儿神经外科专业、临床体液、微生物、免疫、血清学专业等也是之前其他民营医院鲜有涉及的。
    更让人对詹氏的社会活动能力刮目相看的是,2015年3月,万众医疗还与上海同济大学合资成立了“上海天佑医院有限公司”,占阳珊担任该医院监事。
    然而,就在浙江新安医院开业后不久,同为莆田系商人的卓国勇、卓国金(曾投资黄氏真美妇科医院)在黑龙江、天津和山西开设了三家与台湾长庚医院同名的耳鼻喉医院,且把“长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在了上海静安区,显示出莆田系新生代对詹氏“长庚梦”的巨大反差。
    虽然四大家族在经营模式上高度个性化,但他们还是在产业联盟与融资平台方面进行了初步合作。
    目前,将詹、林、陈、黄四大家族联系起来的有两条路径。一是“莆田总慧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称“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莆田系”元老陈德良为终身荣誉会长。上海“莆田系”四大家族中的詹国团、詹阳斌、林志忠、陈金章、黄开添分别在该协会中身居要职。二是以上海和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医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医健联资产管理(平潭)有限公司搭建的莆田系融资平台。陈国兴、詹阳斌、黄开添三者分别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上述两大产业实体的成立,似乎标志着莆田系游医们终于从散兵游勇的状态,过渡到了凝聚在四大家族周围的利益共同体。
    截至本稿刊发时,上海同济医学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华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邦泰医院管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等四大家族控股医院与企业均未对《中国经营报》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应,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转载自:《中国经营报》

许纪霖:一个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

近来的思想界有一点小热闹。从杨绛去世,扯出如何评价钱锺书夫妇生前的“默存”,再到激烈争议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其道德责任何在,这场久违的争论似乎尚未结束,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混沌一片。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沉默的看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研究者,我的专业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说几句,以试图澄清争论中的一些雾霾。
面对社会不义,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这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却不是一个不正自明、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常识,而是具有内在紧张、冲突和悲壮的实践困境,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做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倘若挥舞一条天然正当的道德大棒横扫士林,必定会误伤贤良、连累无辜。
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在法律上说毋庸置疑,连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何况知识分子乎?问题仅仅在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还是有德性上的亏欠?
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要做道德审判,第一条原则,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都是无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沉默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是指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它属于天赋的、人人都拥有的、自然正当的权利。但自然正当,不等同于道德正当。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愿性选择。一旦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下,而被迫选择沉默,虽然这一选择是“自觉的”,却不是“自愿的”,只能说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选择,其道德意义也因而变得复杂。
沉默的道德意义,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
第一种在自由社会,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言论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依然缄默不语,态度冷漠,不闻不问。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道德上无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发生的不义,与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关系,对自由人的道德要求无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过了一个违背公众利益也包括你个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么代价,却不愿参与公众的抗议活动,只想不劳而获,搭便车,这种沉默既是一种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该受到谴责。
第二种是在非常年代,运动之势,雷霆万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压之下,强迫人人表态,互相揭发批判,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呼喊口号的时候,倘若有人在红色潮中悄然隐身,做一个沉默的“逍遥派”,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在那个年头,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发批判老师、同事,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
将钱锺书与冯友兰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云泥之别。同样面对江青的恩惠,一个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另一个是写效忠信表达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钱锺书夫妇有揭发批判别人的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岁月里,张志新、顾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有所不为,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钱锺书常常让我想到魏晋时代的阮籍。“竹林七贤”众杰,个性刚烈的嵇康被杀,世故的山涛入仕周旋于权力场中,而阮籍则退隐山林明哲保身,司马昭提出要与这位大名士结儿女亲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绝。阮籍、钱锺书虽非道德英雄,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他们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虽非英雄、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
钱锺书杨绛夫妇钱锺书杨绛夫妇
第三种是在威权社会,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不像非常时代那样强迫人人表态,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却又不完全;沉默的权利是有的,甚至沉默为当权者所默许与鼓励,社会的沉默与政治的威权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同谋。然而与非常年代一样,知识分子的议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气与担当。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便成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选择。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发声固然是道德担当,沉默就必定意味着道德亏欠吗?
依我之见,对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道德诊断,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而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审慎。道德评判最适用于“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对于“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则不过是削足适履、强人所难。在非常年代,洁身自好只是少数,沉默反而彰显出正派的低调美德;在威权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对于“不自由意志”所做的不得已选择,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与宽容。因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圣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审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么道德尺度必须符合人性。
从柏拉图、阿奎那到19世纪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义化身自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舆论对其人性的期待会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与鞋匠同样的职业,而非某种精神象征,社会对他们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这一特殊的职业过去是神圣的,担当天命的,现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担当。因此,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令人习以为常,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便引起了争议。
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着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
对政治冷漠,对不义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扫入犬儒主义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然而,被归入犬儒的知识分子,据我的观察,有真伪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价值虚无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者,在他们内心深处,拒绝一切道德的善恶和价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虚无,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为了一己之私利,怎么干都行;不要与哥讨论正义、良知,神马都是浮云!如此“没头脑”的犬儒主义者,都是一些精致的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平时奉行低调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环境险恶,为了自保,不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甚至参与作恶。
然而,混迹在犬儒大军中的,还有一批“装睡的”清醒者,是为“假犬儒”。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善恶,只是缘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敢也无法站出来说话,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于是“外圆内方”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场面上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视的套话,重压之下也偶尔做个把违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静之时,尚存的良知会出来折磨,让自己痛苦一会儿,需要找一两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机会弥补自己良心的亏欠,偷偷给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假犬儒”,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相当普遍,公平地说,可能还是“犬儒”中的大多数。
陈寅恪陈寅恪
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范。然而,从表面观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经历了三朝风雨,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抗议社会不义,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园守护学术自由。陈寅恪所体现的道德,不属于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与勇气的私下表达”。表面来看政治上的确“犬儒”,但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风骨,守得住道德底线;不屑“有所为”,但必定“有所不为”——其实,钱锺书何尝不是如此?
讨论到这里,就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的存在?还是道德的存在?
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个世纪之交,曾经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季羡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征。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成为博学鸿儒的为学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为启蒙领袖,民间有“南王北李”之称,但启蒙方式颇有异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学风浮躁,只问主义,不屑问题,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继承的是“五四”理性主义传统。他如同清代的戴震,义理考据并重,赋予“尊德性”以“道问学”的基础,化启蒙理想为深厚的学理。李慎之继承的是“五四”狂飙传统,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为了鼓舞士气,指点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实践,试图身体力行,杀出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潜思,慎之热忱,道相同而路相异。这不仅是两位启蒙大师的分野,也是追随其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同的努力方向。
三位学界大儒,季羡林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则是知识与道德并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积极地有所作为,而王元化则是低调地有所不为,紧紧坚守为人的尊严。
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
三位学界大儒,孰高孰低?基于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需要有人“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担当道德先锋;也需要有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价值最高。但倘若知识分子徒有烈士之悲壮情怀,缺乏深邃的思想与学理支撑,如此的道德勇气也只是沙滩上的巨塔。何况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并非知识分子一家之专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属性,作为知识分子公民,他的道德实践,最好具有深刻的专业背景,避免成为空头道德家,诚如王小波所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识分子的选择首先是不作恶,有所不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沉默未必是金,但也无可厚非。道德对“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权,对随波逐流的作恶者从严,要求“枪口抬高一寸”,担当作恶者该担当的罪责;而对洁身自好的沉默者从宽,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
“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底线的道德伦理。道德这个玩意儿,不是用来谈论的,而是用来实践的。与其成为空头道德家,不如自我践行,以一己之风范激励士林,改变风气;不能作为底线道德苛求众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同仁。而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
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种相互残杀的戾气。自己不敢直面不义,就将勇敢发泄到同样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处于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觉地产生此类道德强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国为甚。
一个正派的士林,是对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体,对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对任何人轻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问。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点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对子民也充满怜悯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神,有英雄圣人的豪迈,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怜。对凡人提出类似神的圣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圣人之德,但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面,不可被强迫成为圣人——不管这一强迫来自何方、何种名义。
我永远谨记,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价值——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严、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性脆弱。其实,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已。
【注】本文原标题为《不一样的沉默:也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全文转载自:腾讯大家

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张鸣:阅卷的困境

一说到高考,首先想到的是考生,考生不容易,因为是被考的人,想要不被烤糊。平时的用功,考场的发挥都得到一定火候。但是,阅卷者也不容易,尤其是阅作文卷子。有专做高考的媒体人告诉我,现在阅作文,一篇文章就是几秒钟的事儿,什么性质的作文,都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段落该说什么,有就给分,没有就不给。跟语文知识一样,凭采分点给分。至于文章的文采如何,有谁管得?
记得刚恢复高考那阵儿,作文的文采,还是有人理会的,各地考卷中的佼佼者,还会被选到报纸上刊载。当然,真要是看文采,衡文之际,会有许多麻烦。很好的和很差的文章,容易被看出来,除非个别人口味特别特殊。但是,一般性的文章,彼此之间的优劣则很难判断,恰恰,在考场上,这样的作文是最多的。给这个79分,给那个81分,其实很难说清楚为什么。
所以,你就会明白了,为求“公正”起见,中学生的作文训练,为何必须套路化,程序化,说到底,就是标准答案化。何时点题,何时发挥,何时上典故,何时收尾,都得按套路来。只要你被训练成了,写出的作文,分就低不了。方便考生,也方便阅卷。高考把关老师,频繁的训练,不是为了拿高分,而只是让学生别丢分。毕竟,高考不是按一张语文卷录取的。
其实,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也是这个套路。八股文,起承转合,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套路和规矩。考题大多取之于四书,坊间吃考试饭的书商,把四书所有的章句做题目的文章,都找高手做了个遍。进士和举人的名次靠前的八股文,也都被广泛刻印。只要有钱,尽管买来自己琢磨,无需创新,模仿即可。
全国上百万的读书人,能考到应乡试(举人)阶段的,基本上八股文都做熟做滥了。阅卷人也是读书人,真正的好文章,当然多半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四平八稳,合乎规矩,也能踩到采分点的文章。那时没有其他的科目,录取与否,主要看文章。一遍看过去,很难分出优劣来,有时候似乎分出来了,但再看一遍,又含糊了。但是,科举考试的意思,是必须在众多的文章中,拔出几个优秀的来。所以,有的考官,只好在文章的格式,有无错别字上面较劲儿。先把有问题的,淘汰下去,然后再说。进士的殿试,更是这样,阅卷者,除了挑格式、别字,主要看字写的好坏(在其他阶段,为了防止考官作弊,卷子是重新誊写过的,分不出来书法的优劣),殿试主要拼书法,成了公开的秘密。清代儒学大师俞樾,不善小楷,殿试幸好碰上了曾国藩做考官,由于诗文俱佳,在曾的坚持下,被取为第一,但到了皇帝那里,却因为字太丑,被降为二甲第十九名,活生生落了一个状元。看来,即便是在意人才的皇帝,也不能免俗。
 
乡试以上的考试,各个阅卷人先看阅,然后挑出好的,送给主考和副主考定夺。分阅卷人,就被录取者称为房师,主考和副主考,则被称为座师。做房师难,做座师更难,难就难在衡文。座师要在房师送来的卷子中挑选录取者,往往头更大,看了半天,也分不出优劣来。绝大多数考生,都是练熟了的,文章做的四平八稳,错倒是没有,但就是一个模子,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个别较真的主考副主考,往往直接下去,从哪些被房师淘汰的卷子中,试图能找出个把让人眼睛一亮,觉得不一样的文章来。你还别说,凡是这样做的,真的每每能有收获。越是到晚清,这样的事儿越是多。好些做得老成,纯熟的文字,结果不得售(录取),一些怪文章,却意外得中了。
但是,这样负责任的主考副主考,其实不多。因为这样做,容易被人究弹,说你作弊,弄得不好,乌纱帽就丢了。更多的人,只好硬在送上了的文章里面挑,凭感觉,挑上那个算那个。晚清重臣潘祖荫做翰林的时候,就很红,经常被派下去做乡试主考。跟众多主考一样,面临着挑选的难题。据说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房师们送来的卷子一圈儿排开,他拿一个鼻烟壶,放在中间,转动鼻烟壶,最后鼻烟壶停下来,烟嘴对着那个卷子,就取那个,依次这样的转,名额满了为止。那年月,录取者对于座师,是视为终身的老师的,具有伦理的意义。因而人称他这个座师,是“鼻烟壶老师”。这个事儿,属于传闻,但也有佐证,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一次跟潘祖荫同为殿试阅卷官,发现此老半天不到就完事了,而他则通宵达旦,都弄不完。凭良心说,翁同龢通宵达旦,点灯熬夜判出来的,跟潘祖荫用鼻烟壶转出来的,其实也差不太多。
所以,在科举时代,由于士子们复习得太纯熟了,文章练得太四平八稳了,最后能不能考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成了撞大运。跟文章无关,跟才华更无关。所以有的人,说考上与否,是要看积没积过阴德。明清笔记上,记载某人积阴德而导致子孙成为科门高第的故事,一把一把的。而今天的高考,作文实际上已经被半废了,因为多数的重点中学的考生,都把各种文体练得很熟,套路程式都没问题。到了考场上,大抵不会丢什么分。高考把关老师,追求的也就是这个目的。结果最后的较量,是在其他科门,作文反而无所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教了那么多的课时,学生的作文水平,反而越来越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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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伟山:新媒体与网络群体性事件——专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

摘要:新媒体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作用在于:新媒体对于社会和政府的双向赋权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网络形成的虚拟关系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媒体表面的多元化和信息自由表达,有可能导致言论和观点的极端化,这并不利于理性的沟通和问题的解决。很多变动的因素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了网络群体性事件,未来的研究应该避免新媒体中心论或媒体决定论。
裴宜理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燕京学社社长,主要研究中国政治问题。她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中国社会:变革、冲突与抗争》等著作享誉学术界,体现了她对中国冲突与抗争的历史性思考。2014年6月,本文作者对裴宜理教授进行了专访,就网络事件的现实影响和学术研究进行了探讨。经过沟通增补,现以采访为基础整理成文。裴宜理教授分析中国网络事件中强调的历史、政治和媒体的综合视角,对当前学术界研究有很强的启发。
抗争、政治合法性与历史的视角
苗伟山(以下简称苗):正如您曾经评述的,中国的抗争政治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学者们在这些群体性事件和抗争活动上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学者于峥嵘就指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基于物质利益的诉求,而非政治性的活动。美国传播学学者Castell也强调,中国网络中的民主变革仅仅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诉求,大部分网民只关心娱乐和社交活动。对此您如何看待?
裴宜理(以下简称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抗争活动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其中一些政治抗争确实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但是,正如你指出的,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抗争活动也都是基于物质诉求和情绪发泄。我想,这种情况在今天也是一样的。
从不同国家比较的角度看,我认为对于中国绝大部分的抗议者而言,就像世界上大部分的抗议者,大多数的抗议都是基于个人生计,具有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诉求。农民的抗争大部分是关于土地的,工人的抗争往往是为了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中产阶级则更加关注自身权益和子女教育等话题,这是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所关注的议题。尽管抗议活动中确实涉及到政治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经济抗争的背后有更根本性的政治目标,我对此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大多数人大部分情况下的抗议并不诉求于彻底的政治变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抗议都是政治性的,因为总会涉及到社会改变、资源分配和大众动员等等。
总之,抗争活动的政治化发展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很多因素的复杂过程,例如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沟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来自外界的压力,社会对于政府的态度的转变等等。只有当所有这些都具备的时候,常规的抗议活动才会朝着政治化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上作出了很多努力,通过不断发展经济使得国家更加强大和繁荣。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抗议活动大部分是为了物质利益,那是不是只要我们不断发展经济,满足人们的这种物质诉求就可以减少这种抗议呢?有学者就提出质疑,中国政府目前的合法性是基于经济的绩效合法性,而非意识形态的。这种合法性高度依赖于经济发展,因此具有一定风险和不稳定性。
: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首先,如果我们以马克思·韦伯的原意来正确地使用“合法性”这个词,经济发展不等同于合法性。在我的观点中,韦伯谈论的合法性是研究为什么大家支持一个政府,即使在经济表现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的合法性抗议来源于三个层面:首先是魅力,也就是说领导人或者政党有一种能吸引大众追随他们的魅力,即使和大众利益不一致。第二是传统,人们认为当下应该遵从这套规则是因为历史上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第三是合法合理性,通过选举等形式确定了国家的权威。如果人们仅仅因为经济追求一个政党,这不是合法性。我确信很多人眼里的中国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不应该局限在经济表现,因为中国也有经济的低谷期。
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即时出现危机,人们仍然会支持政府。美国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在当时同为候选人的布什和戈尔中出现了关于选票的争议,但是美国大众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是我眼中的合法性,即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权利或者利益受损但仍然认可和接受,这是合法合理性绩效。我非常相信中国政府的革命合法性,因为在普通人看来,中国政府推翻了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带给了中国独立、秩序和繁荣,因此大家认可其合法性。所以,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合法性,不要只关注现在的情况,还要回顾历史。1961年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抗议,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非常认可政府,因为毛泽东有领袖魅力。
我想对于大部分普通中国人来说,也许大家都很反感腐败,也许大家会对某项国家政策心存不满,但是当你问中国政府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普通大众一般会说,这些都典型的“中国问题”,现在官员的腐败和古代官员一样。如果人们说这些问题不是中国式的,这是苏维埃的,我认为这时就没有合法性。给予了革命很多习俗和传统的合法性,这是非常的有效和重要的手段。
:我想用两个调查回应您的说法,一个是国家权威合法性,在一项全球性调研中大众对中国满意和认同很高(在研究的72个国家中排名13)。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国家满意度调研项目的结果中,中国的得分又比较低。这是不是也验证了您说的,社会大众可以批判政府,也可能心存不满,但是总体上他对这个政权还是满意的、信任的。
:是的。但是值得商榷的是,“合法性”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意味着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国家和政治背景中用不同的语言来问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你理解的合法性和我理解的合法性可能不是一回事情,因此我们的回答也可能大相径庭。尽管这样,我认为这项调查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确实支持了我所讨论的,也就是尽管人民对于政府可能有很多抱怨,但是他们并不质疑其合法性。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享有很高的合法性,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相对较低。美国刚好相反,美国人都很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认为其合法性很高,但是中央联邦政府却一直被质疑。
:我的疑惑是,您的解释这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出发,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中来看待这些问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海外工作学习的背景,他们可能更加倾向这种横向比较,而非诉求中国历史。
: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左派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菲律宾华侨,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最爱国的。他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在菲律宾华人在当地不是社会的主流,受到了很多的排挤,因此他们特别希望中国强大,心理上对于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强。因此,我觉得可能和个人的经验感受有关,是不是越难融入它国的主流文化或受到相对不太公正待遇,自身对原来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会越强烈呢?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猜想。
:有意思。我想说的是,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不同社会群体的问题,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可能和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状况和个人遭遇有关系,这类人群会对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和质疑。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大家都为中国近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政府的政治体系受前苏联影响很大,但是两者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中国有非常丰富和悠久的革命传统,因此中国政府能非常灵活的以各种方式有效动员大众,积极响应群众的需求,及时应对不同的抗争。在全球化融合的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国家的政治体系中也许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特征和元素,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传统特色。我不认为简单的模仿美国的政治运作对中国来说是合适的,美国的政治也很特殊,这是它殖民历史的产物,而且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建议中国的政治思想家应该很认真的思考中国以往的历史和当下的国情,哪些是中国特有的?哪些对中国的发展是有效的?长远来看哪些能带来真正的政治进步和改革?中国的道路和未来应该由中国人自己选择,我希望中国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系统。
:您谈到的关于中国的政治体系特点,让我想起了一个研究。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很多人都担心同样是权威国家的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是中国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稳定性,有学者就比较了这种阿拉伯之春和中国之冬的区别,认为正是中国政治中这种特殊的中央-地方代理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别的国家那样爆发针对中央的大规模暴乱,因为大部分的抗议活动是针对地方政府的。
:我很多年前也读过类似的研究,认为中国政治系统的精英将责任授权给地方政府,从这个角度看,当下的中国延续了这一传统。在封建社会中,人们认可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将相关问题归结到地方政府身上。中央政府也很明确的要求,地方政府要倾听老百姓疾苦,解决地方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如果某个地方出现了抗议,中央一般会通过罢黜地方官员来安抚老百姓,因此抗议成为了中央政府了解和管理地方政府的有效手段。所以,我坚信中国政府能延续这么久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有时候我们将抗议理解为不稳定,但是抗议和稳定是如此紧密的链接在一起,这取决于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下抗议如何被控制和吸收。所以我也一直认为中国政治系统能长时间的保持稳定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地方性抗议加强中央的统治,这是非常特殊的,在别的政治体系中少有。
:所以您认为这是政府的技巧和策略吗?

:不总是这样的。中央政府当然是很乐意没有抗议,我不认为中央政府想看到抗议。但是当面临这些抗议,他们会很好的理解并有效的利用这些抗议。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政府认识到将不同的抗议分离的重要性,他们努力控制好这么多不同性质的抗议,使之不和其它地方发生的抗议结合起来,例如关于住房的抗议和环境污染的抗议不要结合成为更大的社会运动。这种技巧其实由来已久,如果我们回到清朝,你会看到清朝政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中的抗议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需求,例如有些是关于社会民生的,有些抗议并没有超过某种界限,因此不同抗议的惩处方式和力度都有所不同。所以我认为,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系统已经意识到了将不同抗议分类开来,并将之区分对待的重要性
新媒体的双向赋权、网络极化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抗议的形式,也使得政府想要将来自不同地区和种类的抗议隔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分享情感和塑造身份。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但关于新媒体对社会抗争的作用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首先,新媒体不仅赋权给社会大众,将来自不同领域和地域的人民连接起来,但是同时也赋权给了政府。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更好的了解人们都在想些什么、谈论什么、关注什么、以及哪些人群在网络上连接在一起,因此可以更好的了解和控制这些社会网络。同时,不仅是普通大众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政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更加有效地利用网络向社会传播自己的信息。因此,政府和社会都通过网络进行互动和演化,很难在短期内对新媒体的作用做一个判断。
其次,网络中形成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这种网络关系的本质。例如你和我这种人际沟通,在虚拟网络中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进行沟通。这和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面对面交流时,我会对你有一种更加直观和私人的感觉,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可能不太会像在现实环境中那样去信任在网络环境中建立起的关系。这种虚拟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它和现实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想还是有待研究的。
第三,我觉得很有趣,或者说存在很大问题的是社会媒体容易让人们变得很极端。这是很奇怪的,因为社交媒体首先是非常私人化的,人们直接面对的是屏幕上的各种文本和音视频,但是为什么这些介质会有这么强烈的情感和极端化的效果呢?我认为在美国的政治中,也许不是唯一的解释,但是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原因,那就是社会媒体的使用使得美国的政治越来越极端化。美国一些利益集团,例如美国的枪支协会,非常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使得某些政治观点变得很情绪化和极端化。在中国,在全世界,抗议活动都变得越来越暴力和极端化,不容易妥协,这也有可能是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关。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具体机制,这种说法也确实为时过早。因为很有可能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下,抗议活动也会变得更加极端和暴力。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也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前些年,很多人强调社交媒体的正面作用,例如大家可以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大量的理性讨论和思考。但是我认为社交媒体也存在着潜在问题,因为网络是匿名的,你并不知道自己与谁在进行沟通,即使对方在网络上标注了姓名,在现实中和在网络上沟通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匿名性有可能会带来责任和社会约束的丧失,从而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从政治的影响,也许是弊大于利的。
:您提到了新媒体带来的极化现象。目前中国网络上这种现象也非常严重,大家往往就一个话题争论的不可开交,但是更多的时候网民关注的是立场态度,而非讨论话题的本身。还有学者专门就中国网民的立场做了调研,认为中国网络中右派占了绝大部分。
: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极化越来越严重。美国的话语变得越来极端化,我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和媒体密切相关的。媒体鼓励所谓的辩论,但是这种辩论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它并不是想要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仅仅是促进争论,使人们因为观点的分歧越走越远。今天美国的媒体中有很多这样的节目,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但是往往各持己见,而非是真正地思考什么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可能并不由媒体引起的,但是因为媒体而加剧——媒体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但实际导致了言论和观点的极端化。虽然你提到的研究认为中国网民中右派占了大部分,但是我想可能在中国极左的人,相比较他们的实际数量,影响力可能更大。这其中的很多人和政治领导之间有很强的关系,同时在中国有一种普遍认知,认为民族主义和左派的革命性心态有关。中国左派的民族主义,美国和日本右派的民族主义,这些激进的心态如果被利用,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对您刚提到的现实关系和网络关系很感兴趣。很多人认为网络拓展了我们的社交网络,但是和现实中的家人、朋友、工作伙伴等关系比较起来,这种网络关系更多是基于兴趣的弱关系。在社会运动、集合行动中,这种弱关系能起到作用吗?
:网络关系也许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人,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聚集。但是说到真正的社会运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持久性。在一些革命性运动中,人们需要同伴之间更多的信任,相信同伴不会背叛自己,相信他们有着共同的承诺。特别是有在风险的社会运动中,这种信任尤为重要,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实生活中的信任。例如谈到教育,现在流行的幕课(MOOC)很棒,各种电子资源也很丰富,我们也在尝试使用这些,但是它们都不能取代现实中面对面的授课。对于社会运动,道理是一样的。在短期内,社交媒体有可能将很多人同时聚集起来,但是对于一个持久的社会运动而言,特别是面临着潜在的危险,我认为,大家还是需要私人的关系网络和现实中的信任感。
:在新媒体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态度。如果不太精确的划分,这里有乐观论、悲观论和中间态度,您觉得自己属于哪种类型:
:我想自己可能介于中间态度和轻微悲观之间吧。我和于建嵘教授在这方面有过很多讨论,他认为新媒体在中国更多的是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于教授特别强调说因为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新媒体起到的作用可能不同。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因此新媒体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我认为于教授自身在实践中就在积极使用新媒体造福社会,例如组织大家为贫困地区捐赠衣物和书籍,利用微博开展“随手拍”活动解救被拐卖的儿童等等。新媒体在慈善、灾难救助和帮助弱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新媒体上的大部分时间也许并不是从事这些活动。所以我的观点可能比较中立,甚至稍微偏向负面。目前有的研究认为新媒体具有改变中国的力量,我认为这种观点高估了新媒体的民主化能力,低估了中国政府的能力。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政府也在不断学习如何使用新媒体来和社会进行互动,如何运用新媒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只是使用新媒体来玩网络游戏或者看视频,并且很多网络内容也可能是非常暴力和不文明的。
:您有没有关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在台湾进行抗争活动其实并不是非常危险。事实上,台湾的很多活动非常政治化,有的甚至是过度政治化。这和台湾的政治体系有关系,台湾的民主化还不是很成熟,当然美国的也不是太成熟。我认为台湾人民已经过度卷入了政治活动中,但是实际上最后大家也可能是旁观的很多,真正有切实行动的比较少。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阿拉伯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态和媒体情况,最终的结论是比较其被炒作的媒体的力量,政治才是阿拉伯之春的决定性因素。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我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是我赞同这个观点,政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治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关于政治的研究需要基于比较。说到阿拉伯之春,非常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政府正式的关闭了网络之后,人们才走上了街上。因为大家上不了网络,只能出来街头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大众可以自由使用网络,正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电脑前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参与到政治中去,也不可能真正的与他人有效互动。政治(Politics)这个词中Polis的意思就是城邦,实际就是彼此之间的交流,社区中人们面对面的沟通
说到传统媒体的作用,我虽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阅读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我认为传统媒体的作用还是很大,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电视还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次是报纸,然后是网络。当然对于知识分子和学生,网络可能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过去的几周,我呆在中国,浏览了中国的电视和报纸,获取了很多和国外报道不同的新闻。
:回到您说到了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您提到人们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参加现实社会中抗议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网络就像一个安全阀,大家通过网络发泄心中的不满,因此也就降低了实际行动的可能性?
:这很难说,因为涉及了很多因素。比如说如果中国没有发展互联网,社会抗议比起今天是多是少呢?你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很多因素在不停的互动中共同塑造了抗争活动,互联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新媒体是抗争活动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文来源:苗伟山,《新媒体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学术交流》,2015.3:209-213(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16年5月3日星期二

袁伟时: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本文摘自《财经》杂志2014年第30期,原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辉煌·历史危机·现实危险》。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第一,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3000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4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迭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 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而中国人口已接近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已摆脱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如何判断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文革”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当下的危险: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
  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元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有此类措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样的超出中小学教育纲要的措施恰当吗?为什么不用宝贵的资金建设书香校园,让学子们阅读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呢?
  先看《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讲的都是行为规范。真的言行一致,培育出来的是事事看人脸色的小奴才。说了不做,变为小两面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教孩子们这样做,出了事,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是儒学一贯推销的礼仪,2000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养十万思想警察也办不到这一条。你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相信这样的歪理,真是功德无量啊!
  再翻翻《三字经》。这部书全文1722字,涵盖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知识,道德规范和各种人文知识,包括中国的朝代、学术史、典籍史。就学术维度看,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应更新了。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死读《三字经》与之背道而驰。“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它所传递的诸如此类的伦理观念,更值得斟酌了。
  更大的潜在危险:中国人会不会缺席轴心时代?
  再从全球的角度看看中国文化问题吧。上述种种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是对外培植夜郎自大心态,对内灌输尊圣宗经和讲究尊卑等级的思维方法,压制人们的创造力。
  请允许我说个故事:198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获奖后回到日本。当被问到为什么多数日本获奖者是在国外工作时获奖的原因时,利根川进回答:东方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大。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世界第一。这与东方文化讲究尊卑等级是不相容的(大意)。他的箴言很值得中国人记取。
  日本文化在变化,思想自由度与欧美没什么差别了。他们获得诺奖的只有少数人在国外了。而中国人在学术领域依然与诺奖无缘。对挥舞大棒,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把国界插入学术领域并说得天花乱坠的先生们必须大喝一声:你们贩卖的那一套限制自由,压抑创造,是毒害青少年的吗啡,为了中国的发展和13亿人的利益,请收起来吧!
  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中国贡献了孔孟老庄和其他思想文化巨星,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记录。人们说,新的轴心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文化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为此中西文化必须融合。
  何时是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几百年乃至千年后才会有定评。但有几条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17世纪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而欧美有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杰斐逊、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雷蒙·阿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名字。
  第二,新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必然与解决世界两大根本问题紧密联结:一是世界实现一体化。二是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染的美好世界。
  第三,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苦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现实的答复是:没有!没有!
  关键是辽阔的神州没有让思想自由飞翔、自由碰撞的天地。国教派及其追随者所作所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学术领域挑起国与非国的边界,把思想锁进牢笼!
  东西文化融合与期望
  人们津津乐道东西文化融合。无数论者期待用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去纠正或弥补西方现代文化,从而出现思想和学术的奇迹。指望靠老祖宗的余荫飞天!
  让我说句企盼被证伪的话:这是又一个黄粱美梦。
  经过众多先驱努力,东西文化在各领域都已自然融合。
  扫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产品?即使是国画,不也吸收了众多西方艺术的成就?
  一些学者期待用东方价值观念去纠正西方价值观的偏颇。可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足以服人的证据。
  有人说:天人合一是东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性。但命题的提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事,创意是别人的;且天人合一的本义是天人之间的神奇感应,跟人与环境和谐与否毫无关系。这个套路与晚清一些先驱们的西学东源论,异曲同工。从议会到各种机器都是中国固有的,“礼失求诸野”,多好啊!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足以矫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是,各大宗教几乎都有类似的格言。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印度教:“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圣经·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心同理同,各民族人性相同,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
  亨廷顿预言世界将陷入“文化冲突”。西方文明与所谓儒家文明冲突的预言没有实现。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似乎真的惊心动魄;实际矛盾发生在文明人与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之间,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都反对那些极端分子。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
  应该认真进行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各种文化之间应该平等对话,但是也应该坦荡地汲取他者的成就,学者更应有世界人的眼光,不被民族情绪遮蔽自己,冷静地分析各种文化的成败得失,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期望奇迹从天而降是犬儒心态。
  当务之急三件事
  摆正被国教派弄歪的路标后,传承传统文化有很多事要做。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三件事:
  第一,提倡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校园。
  21世纪了。这个时候谈传统文化不要忘记时代背景。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正在走往文明大国的路上。眼睛不要只盯着几部儒家经典,把世界各民族的经典都请进校园,培育世界公民,中国才会涌现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家。
  请谨记:现代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文化选择权属于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文化才能共生并育,不会僵死。不能再走灌输信条的老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须臾离不开自由问难和辩驳。
  第二,捍卫汉语纯洁,医治新华体的痼疾。
  传承中国文化,少讲大话,请从注意汉语的简洁、准确或言简意赅开始。
  “举行会谈”,“进行会见”……这是新华社惯用的句式。那些记者约会,不知会不会说:亲爱的,我们举行吃饭吧!
  记者们喜欢使用方言。提炼方言,丰富汉语是大好事,但要注意文化内涵。“一碗三十蚊”的美食您敢吃吗?改为三十文,与古货币单位衔接,还原这个粤语单词的本来意思会不会好一些呢?老板逃跑,变为“走佬”,与台湾一样写为“走路”,动词、名词定位准确,汉语不变味,多好啊!
  第三,改进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增加古诗文,这是好主意。比重如何,应该认真研究。请注意不要光增加文学篇章。要选一些实用文章,例如信函(尺牍)和其他应用文。中国大陆知识人在使用尊称和问候语中闹的笑话太多了,稍微注意,不难克服,问题在语文课本要改进。

原文链接:

杜宝俊:处理任志强的逻辑

编辑评论:任志强微博言论被留党查看一年,微博、推特上炸了锅,称此举动与习对知识分子最近的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论述相违背。看了杜宝俊和李北方的评论文字,会发现对共产党员任志强的处理,其实并没有违背共产党自身的逻辑,跟风叫骂起哄容易,冷静思考才能发现这其中的逻辑。
任志强的处分结果下来了。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区委批准:
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同志多次在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和其他公开场合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决定给予任志强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从“两学一做”看党的逻辑》(回复425提取)一文中,杜宝俊曾说:
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来看,有一些党员: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

还有一些党员,用习的话说,“想说什么说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也就是所谓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就像酒桌上讲低俗段子的党员毕福剑,微博上把党和人民对立的“优秀党员”任大炮。

当时,有读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拿毕姥爷任大炮举例不妥。

精读党报(jingdudangbao)的工作之一是“解局”,所谓“解局”,就是要呈现背后的逻辑。那处理毕姥爷任大炮的逻辑是什么?杜宝俊推荐《南风窗》主笔李北方的一篇文章,《一个非党员眼里的任志强》,话比较糙,但逻辑是清楚的。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阅。

如果还有共产党员不能理解,那真的需要好好学习下党章了,否则距离违纪只有50米。


一个非党员眼里的任志强

任大炮志强好像摊上事儿了。大炮一向敢说,总是跟出门忘吃药了似的,他不缺拥趸,也不乏骂声,一副快意江湖的模样。但这次有点不一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央媒体,发表了党媒要姓党的指示,大炮又不高兴了,接连发微博冷嘲热讽,随后,网上密集出现对大炮的反击,措辞都很强烈。另一方面,海外媒体和一些公知大V都跳出来,力挺任志强。好一番热闹景象。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是热闹几天就又过去了?还是有个说法?这一次任志强恐怕难过这一关。我希望是后者,所以也来凑凑热闹,争取让这个目标尽早实现。
我的看法是: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必须被开除出党——谁让他们不主动退党呢?
跟其他人从党的立场出发批判任大炮不同,我认为,党之所以必须开除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完全是因为这是纠正社会道德伦理的错乱、修复道德滑坡的危局的需要。党是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领导力量,在维护底线上,党也不能含糊;党不但要走在前头,也要为社会兜住底。
社会上有和尚不守戒律的事情。然而,大众并没有因此认为和尚不守戒律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有的和尚不守戒律,和大众仍坚持认为和尚是应该遵守戒律的,是并存着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虽有跌破底线的事情发生,但道德伦理底线仍然存在着。
再打个比方。人非圣贤,谁都可能做点错事,甚至坏事,区别在于做了错事坏事自知不自知。知道错了,就能改正,就善莫大焉,真正可怕的是干了坏事不还不知耻。
这不是什么难理解的道理吧?如果承认这个道理,那就要承认,最能体现当今社会的堕落的现象之一是党员反党。
任志强反不反党?这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他的言论都在那里,大家也都看到了,没必要重复。任大炮虽然也说过他爱国爱党,但这除了增加他的无耻,毫无用处。
党员贺卫方反不反党?出来给任大炮辩护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反不反党?这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他们无论如何狡辩他们是爱党爱国的,都只能增加他们的无耻。
比党员反党更堕落的是,党员反党还成了件很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说“更堕落”呢?因为破戒的和尚虽然有,但花和尚没有成为僧界的明星,没有哪个花和尚敢于说自己才代表了佛教的正确发展方向。但反党的党员敢,贺卫方就敢说自己才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公知大V就敢把任大炮树立为说真话、有良知的楷模。
入党,是一个人成年以后做出的自主选择,党员不是天生的身份,入党不是被迫的。入党是要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党”的。宣誓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在圣经上发誓,中国也开始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对宪法宣誓的环节。宣誓,诉诸的是人的灵魂,相信人有道德底线,相信人能够对自己的誓言负责,是基于人心中的道德力量是一切事业的最后依归这样一个假定。那么,一个拿宣誓当儿戏,拿自己的誓言当放屁的人,还配称做人吗?答案是显然的,不配,这样的人虽然也用两条腿走路,实质上禽兽不如。
任志强说,他被共产主义的口号骗了几十年。好吧,退一步说,他年轻的时候政治氛围跟今天不同,入党是跟风之举,后来发现被共产主义骗了,那应该怎么办呢?退党嘛!党章规定了党员有退党的自由。但是他为什么不退呢?为了捞实惠而已。这样的货色,难道不是禽兽不如吗?
党,不仅是指组织上的党,也指党的宗旨和理念。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反党?当然有,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党也不能强迫每个人都同意党的宗旨。反党的人,可以呆在党外。已经混进党内,但又不同意党的宗旨的,那就必须滚出去。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伦理底线。
和尚动了凡心,应该怎么办?还俗呗。诸位,你能想象一个和尚一边花天酒地,一边指责自己被佛教教义和戒律欺骗了,要求“改革”,号召“推墙”吗?不能,没有那么脸皮厚的和尚,但是有那么脸皮厚的共产党党员,他的名字叫任志强。当然,跟任志强一样的党员还有。
好吧,他们赖在党内不走,一边吃饭一边砸锅,算他们脸皮厚,他们不是人。那么,党组织在干什么呢?党组织应该怎么做呢?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党员,当然也不是从党的立场出发说这些话的,我的着眼点不是党建;我关注的社会伦理底线。党组织对反党的党员不闻不问,还把任志强这种货色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是突破底线的事情。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一举一动都有示范性作用,好的方面有,不好的方面也有。既然党员可以没有党员的样子,那屠户就可以没有屠户的样子(于是有了注水肉),卖牛奶的就没有卖牛奶的样子(于是有了三聚氰胺),开饭馆就没有开饭馆的样子(于是有了天价鱼天价虾)……这个话可以无限长地罗列下去。
我不是党员,但我拥护社会主义,支持党的领导。我向党进一言:党应该听得进去批评意见,但党决不可以放任党员反党,不可以容忍这种肆无忌惮的政治乱伦,对于反党的党员,必须坚决清除。任大炮等人只是跳得比较高的,还有多少悄无声息在反党的党员?反腐只是把矛头指向了严重违纪和触犯了法律的干部,这只是最基础的一步,党要焕发生机,带领人民走向新的胜利,必须更进一步,把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人全部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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