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日星期二

杜宝俊:处理任志强的逻辑

编辑评论:任志强微博言论被留党查看一年,微博、推特上炸了锅,称此举动与习对知识分子最近的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论述相违背。看了杜宝俊和李北方的评论文字,会发现对共产党员任志强的处理,其实并没有违背共产党自身的逻辑,跟风叫骂起哄容易,冷静思考才能发现这其中的逻辑。
任志强的处分结果下来了。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区委批准:
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同志多次在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和其他公开场合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决定给予任志强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从“两学一做”看党的逻辑》(回复425提取)一文中,杜宝俊曾说:
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来看,有一些党员: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

还有一些党员,用习的话说,“想说什么说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也就是所谓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就像酒桌上讲低俗段子的党员毕福剑,微博上把党和人民对立的“优秀党员”任大炮。

当时,有读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拿毕姥爷任大炮举例不妥。

精读党报(jingdudangbao)的工作之一是“解局”,所谓“解局”,就是要呈现背后的逻辑。那处理毕姥爷任大炮的逻辑是什么?杜宝俊推荐《南风窗》主笔李北方的一篇文章,《一个非党员眼里的任志强》,话比较糙,但逻辑是清楚的。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阅。

如果还有共产党员不能理解,那真的需要好好学习下党章了,否则距离违纪只有50米。


一个非党员眼里的任志强

任大炮志强好像摊上事儿了。大炮一向敢说,总是跟出门忘吃药了似的,他不缺拥趸,也不乏骂声,一副快意江湖的模样。但这次有点不一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央媒体,发表了党媒要姓党的指示,大炮又不高兴了,接连发微博冷嘲热讽,随后,网上密集出现对大炮的反击,措辞都很强烈。另一方面,海外媒体和一些公知大V都跳出来,力挺任志强。好一番热闹景象。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是热闹几天就又过去了?还是有个说法?这一次任志强恐怕难过这一关。我希望是后者,所以也来凑凑热闹,争取让这个目标尽早实现。
我的看法是: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必须被开除出党——谁让他们不主动退党呢?
跟其他人从党的立场出发批判任大炮不同,我认为,党之所以必须开除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完全是因为这是纠正社会道德伦理的错乱、修复道德滑坡的危局的需要。党是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领导力量,在维护底线上,党也不能含糊;党不但要走在前头,也要为社会兜住底。
社会上有和尚不守戒律的事情。然而,大众并没有因此认为和尚不守戒律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有的和尚不守戒律,和大众仍坚持认为和尚是应该遵守戒律的,是并存着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虽有跌破底线的事情发生,但道德伦理底线仍然存在着。
再打个比方。人非圣贤,谁都可能做点错事,甚至坏事,区别在于做了错事坏事自知不自知。知道错了,就能改正,就善莫大焉,真正可怕的是干了坏事不还不知耻。
这不是什么难理解的道理吧?如果承认这个道理,那就要承认,最能体现当今社会的堕落的现象之一是党员反党。
任志强反不反党?这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他的言论都在那里,大家也都看到了,没必要重复。任大炮虽然也说过他爱国爱党,但这除了增加他的无耻,毫无用处。
党员贺卫方反不反党?出来给任大炮辩护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反不反党?这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他们无论如何狡辩他们是爱党爱国的,都只能增加他们的无耻。
比党员反党更堕落的是,党员反党还成了件很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说“更堕落”呢?因为破戒的和尚虽然有,但花和尚没有成为僧界的明星,没有哪个花和尚敢于说自己才代表了佛教的正确发展方向。但反党的党员敢,贺卫方就敢说自己才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公知大V就敢把任大炮树立为说真话、有良知的楷模。
入党,是一个人成年以后做出的自主选择,党员不是天生的身份,入党不是被迫的。入党是要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党”的。宣誓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在圣经上发誓,中国也开始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对宪法宣誓的环节。宣誓,诉诸的是人的灵魂,相信人有道德底线,相信人能够对自己的誓言负责,是基于人心中的道德力量是一切事业的最后依归这样一个假定。那么,一个拿宣誓当儿戏,拿自己的誓言当放屁的人,还配称做人吗?答案是显然的,不配,这样的人虽然也用两条腿走路,实质上禽兽不如。
任志强说,他被共产主义的口号骗了几十年。好吧,退一步说,他年轻的时候政治氛围跟今天不同,入党是跟风之举,后来发现被共产主义骗了,那应该怎么办呢?退党嘛!党章规定了党员有退党的自由。但是他为什么不退呢?为了捞实惠而已。这样的货色,难道不是禽兽不如吗?
党,不仅是指组织上的党,也指党的宗旨和理念。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反党?当然有,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党也不能强迫每个人都同意党的宗旨。反党的人,可以呆在党外。已经混进党内,但又不同意党的宗旨的,那就必须滚出去。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伦理底线。
和尚动了凡心,应该怎么办?还俗呗。诸位,你能想象一个和尚一边花天酒地,一边指责自己被佛教教义和戒律欺骗了,要求“改革”,号召“推墙”吗?不能,没有那么脸皮厚的和尚,但是有那么脸皮厚的共产党党员,他的名字叫任志强。当然,跟任志强一样的党员还有。
好吧,他们赖在党内不走,一边吃饭一边砸锅,算他们脸皮厚,他们不是人。那么,党组织在干什么呢?党组织应该怎么做呢?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党员,当然也不是从党的立场出发说这些话的,我的着眼点不是党建;我关注的社会伦理底线。党组织对反党的党员不闻不问,还把任志强这种货色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是突破底线的事情。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一举一动都有示范性作用,好的方面有,不好的方面也有。既然党员可以没有党员的样子,那屠户就可以没有屠户的样子(于是有了注水肉),卖牛奶的就没有卖牛奶的样子(于是有了三聚氰胺),开饭馆就没有开饭馆的样子(于是有了天价鱼天价虾)……这个话可以无限长地罗列下去。
我不是党员,但我拥护社会主义,支持党的领导。我向党进一言:党应该听得进去批评意见,但党决不可以放任党员反党,不可以容忍这种肆无忌惮的政治乱伦,对于反党的党员,必须坚决清除。任大炮等人只是跳得比较高的,还有多少悄无声息在反党的党员?反腐只是把矛头指向了严重违纪和触犯了法律的干部,这只是最基础的一步,党要焕发生机,带领人民走向新的胜利,必须更进一步,把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人全部清除出去。

2016年4月19日星期二

丁万明:【史镜】为官不学孟尝君

阎克文评:这个应该是迄今对当代孟尝君和他的鸡鸣狗盗军团发出的最严厉警告了,不大敏感或者佯装不大敏感的看官,不妨注意一下最后两段的几个敏感词句,“篡臣”,“豢养底层士人”,“孟尝君绝后”。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贵族养士之风大盛,养士甚至已经上升为诸侯公卿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些诸侯公卿更是把网罗人才、礼贤下士作为展示自己实力和名望的一种手段。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这四位王公贵族被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虽然并称为“四公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高下各异,历史影响各不相同。齐国的孟尝君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孟尝君的争议就在于他的养士实际上搞的是团团伙伙,营造的是一己之私利。
  
  孟尝君以豢养了数千名门客名扬天下,相传追随他的门客有三千多人。孟尝君为人诟病的就是他来者不拒的养士方式。孟尝君养士不问来头,四处招揽收留各国的游士。这些人中既有策士、辩士,也有武士、侠士,既有有一技之长的无业游民,也有有犯罪前科的好色之徒。仅他的封地薛地所收留的“任侠奸人”的“暴桀子弟”就有六万多家,这些人甚至都影响改变了薛地的社会风俗。以至于四百年后司马迁去薛地考察时发现其地与周边邹、鲁等地民风迥异,当地人就认为这是孟尝君当年招来的那六万多不安分守己的人造成的后果。
  
  几千名食客常聚于孟尝君门下,这些人都觉得孟尝君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我们可以想见,孟尝君的名声想不传遍天下都难。但是宋代王安石却认为孟尝君所养的根本不是什么士,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士”为中国古代四民之首。传统社会对“士”的要求很高,“士”的志向担当和克己精神远远高于常人,“士人”要有不同常人的救世情怀,这种救世情怀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孟尝君所养之“士”的身上却看不到这种精神和情怀。正因如此,司马光也认为,孟尝君“是奸人之雄也”,这与王安石对孟尝君的看法倒是惊人的相似。司马光在评价孟尝君的第一篇“臣光曰”中开宗明义就说:“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司马光认为,蓄养一个人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被恩泽,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然而孟尝君的养士,不分聪明愚笨,不论好人坏人,一概收留;他盗用国库的薪俸,结立自己的私党,沽名钓誉,对上欺瞒国君,对下盘剥百姓。所以司马光认为孟尝君就是一个奸雄,决不值得颂扬。
  
  司马光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孟尝君养士留下了许多典故。其中最有名的是鸡鸣狗盗和狡兔三窟。鸡鸣狗盗之徒助力孟尝君逃脱了秦昭王的加害,但这纯粹是为了孟尝君贪图荣华富贵的一己之私欲埋单。而孟尝君手下所养最有名的士人是冯谖,他为孟尝君所做的最主要的两件事便是焚券市义和营造狡兔三窟。焚券市义只不过是把孟尝君在自己封邑所放的无法回收的高利贷顺势免掉,从而起到了收买人心的效果。而狡兔三窟更是用秦魏两国对孟尝君的看重做筹码,迫使齐湣王满足孟尝君的私欲和个人利益罢了。所以,以上两件事固然引人入胜,富于传奇色彩,但仔细一想,可以发现孟尝君是一个先私后公的人。《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就指出,孟尝君的“一生活动都在谋求私利,维护其个人的富贵尊荣”,这话可谓一语中的。
  
  《资治通鉴》记载说孟尝君“通傥饶智略”,意思就是通达倜傥,富于聪明才智。那么,孟尝君究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呢? 孟尝君曾经在秦国、齐国、魏国都做过相国。
  
  孟尝君在秦国和魏国为相时间都很短暂,政绩乏善可陈。而在自己的母国齐国,至迟在齐宣王十一年(前309年),孟尝君已经继其父位而为齐相。孟尝君在齐国“为相数十年”,但从总体上讲,他同样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孟尝君在齐国当政时期,采取了远攻近交的错误军事路线,虽然联合韩、魏两国大败楚国,后来又搞合纵攻入秦的函谷关,声势浩大,自己威名远扬,但齐国却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国力反而在连年的战争中消耗很多。再加上孟尝君独断专权,以致天下人都知道齐国有个孟尝君,至于谁是齐王,反而没人在意。
  
  孟尝君早在其父靖郭君田婴尚在的时候,便于齐威王三十三年(前324年)被魏召为相,以加强魏、齐两国关系,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孟尝君与齐湣王关系僵化之后,魏昭王八年(前288年),应魏之请,孟尝君再次入魏为相。这一次,他致力于联合诸国,以求打败齐湣王。秦、魏、韩、赵、燕五国攻齐,燕昭王、乐毅、苏秦等人固然起了主导作用,但孟尝君此时身为魏相,在其中推波助澜力主伐齐,竟然推动秦相魏冉劝秦王伐齐,并厚颜无耻地向魏冉献媚:“你劝秦王伐齐。齐破,你就可以裂土封侯。”这就很让人诟病。
  
  如果说燕国联合五国伐齐,孟尝君以魏相身份推波助澜是为了发泄齐湣王昏庸无道的怨气的话,眼看齐国七十余城相继为燕国所攻占,田单在即墨苦苦支撑,这个时候孟尝君在干什么?他竟然保持中立,既不偏向燕国,也不偏向齐国。俨然一个独立诸侯国的样子。司马光曾经写过一篇专门评价战国四公子的文章,他认为孟尝君养士,损坏了国家大法,树立了私人小恩,靠着投机钻营登上相国高位,看他做的那些事,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能为国为民谋求福祉。他说:“至其晚节,遂挟仇敌以覆宗国,保薛中立,自比诸侯,臣而不臣,孰甚于此!”孟尝君和仇敌为伍讨伐自己的母国,然后又在封地保持中立,把自己当成诸侯,做臣子的不守臣道,再没有比他更过分的了。
  
  这就涉及政治操守、做人大节等大是大非问题了。虽然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频繁,朝秦暮楚已是常态,但那是对一般士人而言的。孟尝君不一样,他是齐国的宗室显贵。他凭借“王者亲属”的身份享受着齐国的财富,以此为资本豢养私人门客,通过私人门客谋一己之私利,眼看着国之重器尽归燕国所有,且不说鼓噪讨伐,就便是冷眼旁观也无法让人接受。
  
  荀子是战国后期最有影响的大学者,曾经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是领袖级的人物,与孟尝君同时代,对孟尝君的评价应该够分量。荀子把为人臣者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四种类型。他说孟尝君就是篡臣。什么叫篡臣?荀子下了个定义:“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对君主不忠,对民众沽名钓誉,不恪守公道正义和规矩,搞团团伙伙,以小圈子的私利为重,这就是篡臣。荀子认为,“篡臣用则必危”。很不幸,孟尝君在齐国两度为相国,但却支持五国联军伐齐,齐湣王身死国也差一点亡,孟尝君的的确确难辞其咎。
  
  我们只能说格局决定结局。孟尝君虽然通过豢养底层士人多次助其转危为安,但对稷下学宫的一代大师荀子这样的绝世大才不用,甚至把后来在秦国大展神威的干才范雎推荐给秦国,这就很让人不齿了。孟尝君最后在薛邑去世。他死后,几个儿子争夺权力,齐、魏两国趁机携手灭掉薛邑,孟尝君绝后

2016年4月17日星期日

张炎夏:上海自贸区到底砸了谁的饭碗?

一、真是来之不易的馅饼

《上海自贸区》的方案早在十年前就与上海洋山深水港的项目一并提出了。据说是以上海保税区的名义上报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却迟迟得不到批准。记得当时的市委书记第一次召我去他办公室时,就叹苦经说:上海越来越困难,过去定下的项目现在都实施不了。

果然,商务部率先向上海发难,部长助理向记者发表声明宣布“上海搞车牌拍卖是非法的”。说老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违法在哪里,是程序还是实体?只是觉得为什么不能事前与上海沟通一下再宣布?这不摆明要上海的好看嘛。而且老百姓也都会认为,没有国务院领导的认可。一个副部长怎么敢指责政治局委员。

紧接着,中央不仅叫停了上海的公务员加工资,还要求降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可同时,外地的公务员工资则大幅度增加(名曰“平衡”),西藏公务员的平均工资甚至从1500暴涨到4000元。很快,上海的公务员开始抱怨上海的领导。我相信,上海这十年来的四任书记(陈良宇、韩正、习近平、俞正声)都感受到了这样的压力。

更令上海领导心惊肉跳地是胡总书记上任近四年都不来上海,甚至走到与上海交界的昆山村落也不进上海。这在上海人眼里,就是一个中央对上海的警告。直到2006年6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胡总书记才第一次进上海。这与李克强一上任立即在上海召开华东各省一把手会议形成巨大反差。

众所周知,《上海世博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国际政治活动(先后来了一百多国家的元首),时间、规模、影响都远远超过奥运会(奥运会先说会来80个,可是最后没几个)。可是中央不但不出一分钱,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都只字不提。直到今年温总理在再总结他十年的政绩时才提了一句:成功举办过世博会。

在土地问题上更加让上海为难的是,超过50亩土地转性就需要国家发改委批。上海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迪士尼乐园》项目,国家发改委竟然只批了116公顷地,比我们这里的农家乐面积还小。等于是要在世界最大的都市建最小的迪士尼。据说条件还是放弃欧洲空客大飞机组装项目给天津。

更让人费解地是,上海早在上世纪末就与浙江订立了租借浙江嵊泗的大小洋山岛发展深水港的协议。对上海来说,洋山深水港对解决上海的发展瓶颈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这个完全由上海自己投资开发的项目先前一直得不到中央的认可。直到2006年6月12日胡总书记来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原日程中只有参观农业项目的日程并无参观洋山港的安排,陈良宇知道后立即密谋安排胡先去与洋山港相邻的浦东孙桥参观农业大棚,然后“顺便”安排总书记“路过”洋山港,以求获得总书记的表态。6月11日晚,他亲自召见孙桥的老总张明华,亲自布置他千万不能拖延总书记在孙桥停留的时间(后来果然只停了17分钟)。

意外的是,总书记一到上海,给了陈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就是新华社给政治局常委的“内参”,上面介绍了我在上海金山区廊下镇搞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方案,就是怎样在不改变“联产承包”体制的情况下实现规模农业的模式。胡向陈提出不去孙桥要去金山我这里参观。如果这样,那洋山就去不成了。陈良宇非常愤怒,半夜把我和当时的镇长(现在的区农委主任)召到他在康平路的办公室,由当时负责农业的副市长胡延召、市委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副主任王战、市委秘书长范德官和他的大秘秦裕(也兼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负责审问我们。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镇长更是直哆嗦。后来才知道陈以为我们背着他私自给中央写材料“搅了”上海洋山港的“大局”,“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事前汇报,太没组织观念了!”。我那时才真正知道洋山港对上海居然有那么的重要。

可是我们也很冤枉,当时有一叫冯亦珍的新华社记者对我下乡种地很有兴趣,一直要求跟着我去现场看怎么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搞规模农业”。是她没打招呼就写了一篇采访报上去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篇报道后来竟然被上海新华分社作为《国内动态清样》参给了政治局常委。于是才有总书记要来金山实地看看的故事。我和镇长也是在批斗现场才看见这份东西的。这才知道是真给上海闯下大祸了!

据说陈当天夜里就向总书记汇报说:金山的经验还不成熟,秋收以后参观会更好。所以我从他那里出来,还没走进家就接到他的电话,要我和他“统一口径”,就是总书记那里的人来电话也要这样说。陈向我许诺,虽然总书记这次可能来不了你这里,但是11月的时候他还要来上海的,一定安排书记去你们那里。

于是,短短地几个月,我的地里就竖起了标志性建筑(仿卢浮宫入口的全玻璃建筑)、采用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物联网控制的全自动种地、还建了上海唯一的农业机场,添置了2架农业飞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革也大获成功。可是很遗憾,9月16日,陈被双轨,总书记11月也没来上海,大概就此“忘记了”我们。区委吴书记尧鑫同志则很快罢免了我的农业国企《金廊农业公司》老总,毫不客气的让区机管局收了我的车和驾驶员,还禁止政府部门买我们的产品《金山博士米》,禁止农民向我们交售稻谷。“农业生产方式改革试验”被迫中止。当时的市委书记(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同志还想支持我一下,提出要来看我,并且通知区委做好接待。可是吴尧鑫书记竟然让区委办公室向俞正声发文说我是前市委书记的人,有6大罪状,要俞书记不要来。幸好,俞正声书记没轻易相信,还让市委办公厅组成专案组由厅领导亲自挂帅来我这里逐一调查,这才洗刷了我的清白。事后,这位吴书记在组织部长的陪同下亲自登门向我认了个“错”,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不过在此之前,我已经因为他们的“揭发”被陈良宇案“中央工作组”召去东湖宾馆“喝”了咖啡,差点没被“双轨”。若非俞书记的“保护”,恐怕我早已经被吴书记送进大牢,今天都不敢多想。还好没多久,这位厅级领导吴书记终于离开了金山,后来听说他在18大代表唯一候选人的情况都没有当选,去了人大下面的一个农业会当主任去了。

6月13日,总书记如陈所愿去了洋山港,并表示了对建设洋山深水港的支持。很快,东海大桥(公路桥)完工,东海二桥(铁路桥)开始启动。可是,陈一被抓,国务院就令上海把洋山岛归还浙江。所以直到今天你去洋山港可以看见岛上的奇怪景象:工商和税务都是浙江的。这起码就意味着今后洋山深水港所有的发展从此都要先经由浙江审批。这还让上海怎么发展?于是,洋山深水港最重要的配套工程,奉贤平安镇的全球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专用编组站和东海二桥(铁路专用桥)都停工到今天。

所以当李克强总理问杨雄市长“你是要政策和是要改革”时,他都乐傻了:这么多年连保税区都没争取到,现在一下子掉下个“自贸区”。岂不是飞来一大馅饼啊!!!

二、上海为什么更需要“自贸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上海十年前是不敢申请“自贸区”的,所以只申请了“保税区”。而且这个“保税区”主要是为洋山深水港服务的。因为上海原先的计划仅仅是要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这个“目标”至今还偷偷摸摸地不敢公开说。因为大家都听说当时的高层非常崇拜和欣赏新加坡,很多政策也都“政出新加坡”,甚至他把政府的人才培训都放在新加坡。

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新加坡的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因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非洲和欧洲来的货物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方面,大船的运费大大低于小船的运费,货主都希望用大船装运;另一方面,大船因为太大,船上货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单一,而且许多港口不能停靠大船(比如上海)。因此船东往往选择分段运输,先用大船装到一中转港,然后再改到小船分别运往目的港。因为新加坡距离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澳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几乎是等距离。而且又是大船的必经之地,再加之新加坡又是自由贸易港,转船没有手续和税赋。所以,它自然就成为船东的首选中转港。甚至中国大陆的期货交易虽然在上海,但是货物的交割地点多数选在新加坡。新加坡仅仅每年的期货交割的金额就超过2万亿美元以上。

直到洋山深水港建成以前,新加坡是世界第一大港,由此成为世界物流的中心。众所周知,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金融中心又一定会派生出商业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中心……。为了处理自己的货物,世界各国的银行都需要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度,外资银行就近千家,银行需要员工就是几十万,为银行服务的行业则需要更多的人。新加坡想不发达都做不到。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发达的工业城市也几乎都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被迫通商的口岸。上海解放前就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后来船越造越大,上海的大陆架地形导致大船进不了港,再加之中国的计划经济导致上海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身份,于是上海慢慢地失去了国际物流中转中心的地位,失去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世纪末,陈还是常务副市长,专家告诉了他“物流必然促进发展的”的道理后,即下定决心要发展深水港。好在上海的地缘优势是一直存在的:不仅距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俄罗斯远东是等距离,而且距离比新加坡近上千海里,意味大船可以多走上千海里,运费就更低。而且上海还有新加坡所没有的优势,就是有二条大河(长江和京杭大运河)贯通北京杭州和上海重庆。还有铁路、公路覆盖到全国所有的地方。而且上海自身的建设也需要大量货物,所以她不会像新加坡那样几乎是纯粹的中转港。运抵上海的货物起码有一多半是不需要转运出去的。这就是说,把上海作为中转港口,优势要远远超过新加坡。如果上海不仅有免税区,还有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上海就会多出比新加坡更多的外资银行。还会产生上百万个白领的工作机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上海欠缺的仅仅是没有深水港和自贸区的政策。没有深水港,大船进不来;没有自由贸易区,不能设立外资银行,国外的货物就不能或者不便在上海中转、交割。

所以,上世纪末上海就开始筹划在大小洋山岛上建设深水港。在中央以没有资金(其实天津就一次拿去4000个亿)为由拒绝批准以后,上海即决定完全自筹资金建设。其实天津港是不可能成为中转港的,因为船进天津后无论再去哪里都是绕道,不仅增加运费,还浪费时间,所以不会有船主选择这样的路线。更况且天津还不是不冻港!

上海洋山深水港的一期设计吞吐量就是2000万标准集装箱,是新加坡的二倍!加上当时上海港的吞吐量也已经接近1千万标准集装箱,因此这3千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转运出港甚至转运出国的。如果没有免税政策或者没有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洋山港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特别需要的《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原因。

三、《上海自贸区》既砸新加坡的饭碗又搅美国控制中国的好梦

表面上看是中央迟迟不批上海自贸区。其实真正在背后成功施加影响延滞项目批复的黑手应该来自新加坡。新加坡免费“培训”了大量中国领导,这给他们干预中国的事物提供了便利。因为新加坡最清楚,它的发达完全取决于它的世界物流中心地位。所以,它才会认为"上海自贸区开始运营之日就将是新加坡走向衰败之时",并且它千方百计地阻止一切能够导致中国可以绕过马六甲的项目。十年前,为了能充分利用西部的炼油设备(因为新疆的石油已近枯竭),中国计划修建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到新疆喀什的输油管.这样,中东到新疆的石油就不必再绕道马六甲从上海运到新疆,可以节约80%的路程.可是新加坡知道后居然和中国竞争瓜达尔港的经营权。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它在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击败中国后,竟然故意闲置十年不经营!其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拖延我们建设的时间。终于,是巴基斯坦受不了,赶走了新加坡把中国找了回来。可是新加坡又通过各种公关手段游说印度,说什么瓜达尔港威胁印度的安全。挑拨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其实翻开地图看看,这个瓜达尔港怎么又会和印度的安全扯上边!

所以,连瓜达尔港这样的对新加坡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中国的石油安全影响很大)的项目新加坡都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对上海样山深水港和自贸区项目新加坡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它们先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强大的公关力量对中国高层施加影响意图阻止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开发,在上海宣布将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建设洋山深水港后,新加坡明白阻止洋山深水港建设已无可能,于是把重点转移到阻止上海获得自由贸易区地位。因为,没有自由贸易区的地位,国际货物中转就无法实现。日、韩、朝的货物就不会在上海中转,上海洋山深水港就难以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洋山深水港仅仅一期初步建成,吞吐量就迅速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本来,大小洋山岛的缺点是面积太小,远远小于新加坡港口。因此岛上几乎没有场地可供堆货。吞吐量应该不可能爆发式的增长。可是上海人将此劣势转化为优势,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生产商“上海振华港机”为洋山深水港设计了专用的机械,巨型的龙门吊能够直接从大船上将集装箱转运到其它的船上或者火车的车皮上或者驳船上或者集卡上。这样,大船转运就不需要先将货物卸在岸上再转运,集装箱甚至不必落地就转走了。这就大大节约了货主的时间更关键的是大大降低了仓储的成本。

另一方面,上海又设计了长江专用的万吨驳船,去内地的货可以直接卸在万吨驳船上通过长江去西部。东海公路大桥的建成,连通了上海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使得货物可以迅速进入上海和周边地区。按照原先的规划,上海洋山深水港还将配套建设铁路专用桥(东海二桥),在奉贤的平安镇建设世界最大的火车集装箱编组站。这样,发往内地的集装箱也就不必堆放在洋山港,直接卸在火车车皮上再用火车头拉到平安镇的编组站后即可重新根据目的地编组再发往全国各地。相信,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获批,东海二桥和奉贤平安镇火车编组站的项目将迅速启动,洋山深水港的吞吐量最终很可能会突破3千万标准集装箱!

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已经允许其它国家设立外资银行,允许其它国家在上海进行货物交割,这就是说,新加坡的期货交割可以回到上海,仅此一项新加坡就将少收入近千亿!

如果洋山深水港全部建成,自贸区也顺利启动,那吞吐量将爆炸式的增长。开挖“克拉运河”就会“非常必要”,即使有关领导考虑到新加坡的发展而不批准上海去开挖,其它国家也会去开发。而克拉运河一开通,就再也没必要绕道马六甲的新加坡往东亚运货了。因为正是泰国狭长的克拉地区隔开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导致所有从欧洲和非洲去东亚的船不得不绕道经马六甲抵达上海。如果能够在泰国的克拉地区开辟一条运河,那么航程差不多能缩短3天,所有从欧洲、非洲、中东去日本、中国、韩国的船就不再会绕道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而开挖运河的投资还不会超过温总理天津港投资的一半。

其实,上海洋山深水港不仅会砸新加坡的饭碗,还会搅了美国控制中国的美梦。很多人不知道,新加坡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其人均军人数甚至超过朝鲜!他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海空军事基地,章宜机场机场一半是美国的,所有的港口都向美军舰开放。美最先进的战机F35和最先进的战舰濒海战斗舰都部署在新加坡,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的。一旦大陆和台湾或者日本、韩国再发生战事,美国就会通过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而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仅一星期而已。所以新加坡的美军海空基地一直控制着中国的咽喉。而如果挖通克拉运河,美国的新加坡军事基地就失去了意义。这可是美国投入了上千亿美元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啊!这和美国在日本的零碎基地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且新加坡人视美国为祖宗,根本没有日本、韩国民众那样的抵触心态。所以美国最昂贵最先进的飞机舰船都是先布置在新加坡。新加坡每年因此得到的好处至少十几亿。而且今天新加坡能够如此强硬地对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仰仗的是老美的这个军事基地。

转载自:张炎夏博客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吴思:出售公正的生意

  上班的时候,老刘给我讲了一件他昨天经历的事情,说他夫人的一个山东亲戚到北京来告状,告当地公安局,他插手帮忙,结果气得昨天一夜没睡着觉。
  事情的起因很寻常,该亲戚家的墙被邻居家的车撞倒了,两家打架,找来了公安局。公安局把两家人都带走,关了一夜,次日该亲戚家的老汉竟被关死了。公安局方面立刻请客,找去了村长,还把该亲戚被抓去关押的孩子的手铐打开,让他也去吃。这么一折腾,才知道老汉不明不白地死了。 过两天,公安方面重新牛气起来,拿出了一份法医鉴定,说老汉是自缢身亡,公安局不负责任。该亲戚不信这份鉴定,开始告状。但是所有方面都不受理,烟台不管,济南也不管,于是就告到了北京。
  这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老刘找一个总政治部专管办案子的邻居,请他帮忙。他看了告状信,先问:他有钱没钱?老刘问要多少钱。总政的人说,至少十万。老刘大惊,说他一个农民,哪里有这么多钱。这么硬的事实还不够吗?
  总政的人也惊道:老刘,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一直生活在外星吗?我告诉你,这钱根本不是我要。公安司法系统有一张全国性的网,一张网罩住了全国。一帮离退休的老家伙,彼此之间有个分工,你华北,我东南,任何一片都有人管。现任的干部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只要你掏钱,他们就能让这案子通天,肯定能给你解决问题。我只是这个网的外围,往这网里拉生意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 他说,前些天福建的一个台商也托人来告,他接了案子,说好了价钱。台商回去后,钱迟迟不打过来,事情就停了,他们就撒手了。没钱肯定别想办事。
  老刘叹道,这不是逼人家拼命闹事吗?
  听了这个故事,我一下想起了“焦点访谈”节目,想到了我当年在报社群工部接待的数以百计的农民。据说“焦点访谈”门前排着告状的队伍,而且也是拿着重金告状。我能猜测到,接待者一定是不耐烦的,因为新闻单位的能力和容量都太小,所告的问题通常又缺乏新闻价值。我在报社的时候办理过两三件有新闻价值的案子,而我打发走的人不计其数。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是一项出售公正的生意,由于价格是垄断的,供应者极其稀少,所以那张网能开出十万元的天价。这就是民主制度和独立司法的短缺的证明,也是这种制度的价值的体现。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潜规则,古人叫做“卖法”和“鬻狱”。卖法者通常出售的是作弊,而我们现在的生意更广,要出售公正。掏钱买公正的人,即使胜利了,他也失败了。出售公正的潜规则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是高额垄断价格,本身就有敲诈勒索的成分。政府已经违背了征税并向人民提供公正的宪政契约。
  如果需求公正的一方掏不起十万,他就得不到公正。我猜哪个台湾商人就是觉得不合算,决定退出交易了。这就意味着制造不公正者的在此得逞,不必担心遭到报应。于是违法者可以肆无忌惮,良民自然也不能继续良了。然后就是黑手党,如果民间的黑手党可以提供稍微便宜一点的公正,他们会生意兴隆,与官商勾结型的黑手党争夺市场份额。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

转载自:共识网

2016年3月27日星期日

周人杰:你是谁的人?

  有位年轻人,刚进基层单位不久,就被同事私底下问询“你是谁的人?”事后很是郁闷:是不是进机关就得“选边站队”,非得成为“谁的人”?难道靠认真工作、正直为人就没有好的前途吗?

  “士为知己者死”,知恩图报、重义轻利,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确理解和把握也可“古为今用”。比如,对领导的信任、组织的任用,确应心存感恩,转化为工作上的中流奋楫,以业绩回报信任,靠实干回报知遇。而对识人善任的“伯乐”常怀感激,亦是人之常情。但同时须清醒认识到,对干部的任用绝不是某个人的恩赐,而是组织行为,领导的推荐提名是在履行选人用人之责,举贤为公是其分内之事。

  决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红军时期,黄克诚因肃反中保护干部险遭冤杀,行刑前千钧一发时,被彭德怀紧急干预“枪下留人”。之后两人数次见面,黄又被彭提拔重用,终成一代名将,但他始终未知此事,始终“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直到29年后,黄才偶然间得知彭的救命之恩。对“私恩”与“公义”的厘清,正是共产党人襟怀坦荡的真实写照。

  “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历史的悲剧反复告诫我们:结党必定弄权,弄权必定营私。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热衷“圈子文化”,迷信“朝中有人好做官”,崇尚人身依附,污染了清爽的政治生态,更与“举贤为公”的宗旨严重背离。这种山头主义者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我们需要“替他们解开”。

  共产党的干部,究竟是谁的人,答案其实很明白。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同志”二字,道尽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最纯粹的关系。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理想与信念走到一起,入职之日起就要扣好第一颗“政治扣子”,时时检身正己,牢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各级干部都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组织观念,自觉抵制“认人不认党”“拜码头不敬组织”的歪风邪气。

  要党性,不要派性;相信“成绩自己会说话”,莫信“大树底下好乘凉”;对味道不正的“老乡会”“同学帮”“战友圈”,洁身自好、敬而远之。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眼睛常往下边看,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凭业绩说话,靠实干进取,干部成长才会按下安全的“快捷键”、驶入健康的“快车道”。

  欧阳修曾被吕夷简诬陷下狱,仍荐人以公心,外举不避仇,举荐其子为宰相。祁奚与蒙冤的叔向不熟识,仍为其仗义执言,冤屈昭雪后两人竟“不见而归”。君子之交,淡然如水。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该抛开无原则的纷争,卸下拉帮结派的包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忠诚纯洁的战士。

转载自:人民日报

杜宝俊:人民日报问“你是谁的人?” 到底什么意思?

 编辑评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路线的分歧,一般人从党媒中是看不出路线差异的。春节后,当网络知识分子猛批“党媒姓党”一说时,看看这篇文章脑子也许会多一个疑问,“如果党媒不姓党,那么姓谁呢?”这个“谁”,同人民日报《你是谁的人?》里这个谁,如果是同一个人呢?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你是谁的人?”,很有意思。

文章以一个刚入基层单位的年轻人,被同事私底下问“你是谁的人?”为开头,说这位年轻人很郁闷:是不是进机关就得“选边站队”,非得成为“谁的人”?难道靠认真工作、正直为人就没有好的前途吗?

进而引出官场中圈子、派性的问题,文章说:

共产党的干部,究竟是谁的人,答案其实很明白。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各级干部都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组织观念,自觉抵制“认人不认党”“拜码头不敬组织”的歪风邪气。

在周、薄、徐、郭、令已经落马的当下,在中共四级党委的换届之年,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发出此问,究竟是什么意思?

杜宝俊从琅琊榜说起吧:

在琅琊榜中,六部尚书,分成两派,户部、礼部、兵部尚书是太子的人;吏部、刑部、工部尚书是誉王的人。

扶持靖王夺嫡的梅长苏,用“剪裙边”的办法,把太子、誉王的干将一一拿下:

兰园藏尸案,拿下了太子的户部尚书楼之敬;

杨柳心妓馆杀人案,一举拿下了誉王的吏部尚书何敬中、刑部尚书齐敏;

朝堂论礼,又拿下了太子的礼部尚书陈元直。

但是,到了最后,梅长苏却放过了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

特别是兵部,一开始还跟靖王作对,在私炮坊爆炸后,上奏折弹劾靖王违规挪用军资救灾。这是为什么呢?

太子被废、誉王谋反,靖王成为新的太子,作为废太子的人,兵部尚书李林每天提心吊胆,以至于在靖王传召后,居然还迟到了。


靖王给他派了一个差事,说“春猎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想,牵头拟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二十天后报给我。”

接到任务的李尚书,有点意外,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出去时正好碰到了户部尚书沈追,二人有了一段对话。

沈追:李大人。

李林:噢呵,沈大人。

沈追:怎么这幅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被殿下训斥了?

李林: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沈追: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再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二十天后,沈追告诉靖王: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初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靖王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的,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初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内阁核准了。

镜头切换到了苏宅,梅长苏将写有兵部、工部的木牌投入了炭盆。


管家不解,问:宗主,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梅长苏回答说:因为我不会动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在和沈追、蔡荃对谈时,靖王说,“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沈追为这个表态做了注解,说:

其实多数人在入仕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智,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沈追口中的“朝廷气象”,换个当下的词,就是“政治生态”。

2014年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说,“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杜宝俊看来,十八大后的反四风也好,从严治党也好,打虎拍蝇也好,其指向都是,刷新政治生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

积习已深,非朝夕之功。在拿掉了搞团团伙伙的周永康、令计划后,2015年1月,习近平告诉中纪委全体委员,“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在习看来,“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而政治生态污浊的一个表现,就是门派朋党,从政之人不能以才干政绩胜出,而无能之辈,因为关系强,后台硬,却忝居高位。比如《太阳后后裔》里,姜暮烟这样能力强又敬业的医生评不上教授,走关系的那个垃圾,叫什么来着,却当上了教授。


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说的就是这种污浊的政治生态。

比如琅琊榜中,一身正气、坚持原则的蔡荃在刑部靠边站,而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齐敏,因为有誉王这棵大树,就能盘踞要津。

人民日报今天的文章也说:

“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历史的悲剧反复告诫我们:结党必定弄权,弄权必定营私。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热衷“圈子文化”,迷信“朝中有人好做官”,崇尚人身依附,污染了清爽的政治生态,更与“举贤为公”的宗旨严重背离。

这种山头主义者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我们需要“替他们解开”。
要党性,不要派性;相信“成绩自己会说话”,莫信“大树底下好乘凉”;对味道不正的“老乡会”“同学帮”“战友圈”,洁身自好、敬而远之。

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眼睛常往下边看,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凭业绩说话,靠实干进取,干部成长才会按下安全的“快捷键”、驶入健康的“快车道”。

习近平曾说: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诛一恶则众恶惧,用一贤则群贤至。三年从严治党之后,在大换届即将启幕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此问,呼吁:

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该抛开无原则的纷争,卸下拉帮结派的包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忠诚纯洁的战士。

这不就是沈追劝兵部尚书李林的一段话吗?(完)


转载自:精读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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