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龙：怎样看懂艾胖子

赵子龙，艺术评论人、策展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曾多次参与、策划大型艺术展览，曾担任《艺术时代》副主编，为《证券日报》、《投资者报》、《上海证券报》等撰写艺术市场评论。现致力于艺术品电商的探索和实践。

此文章经由赵子龙本人授权转载，来自赵子龙公众微信，ID：artbase。最近赵子龙将更新《十分钟看懂西方美术史》。（另透露一下：17号全球摄影人档案将对赵子龙进行专访哦！为了让你们提前了解他，主页君特此转发他的文章与你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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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懂》系列第一次对准艺术家。本编最近的几次讲座中，总有人一听当代艺术就提到胖子，不禁感慨，胖子真的是厉害，远不仅仅是出风头那么简单。称呼他为艾胖胖，是避免被查封看官们看不到——比如上次关于东莞事件的评论就是转发超过4万次后被割了。

不止都敏俊教授有一个遥远的星，地球上的艾胖子也有。2010年，国际天文学会批准将小行星83598星命名为“艾weiwei星”。本编承认看不懂都教授，但是本编今日让看官们看懂艾胖子。

要知道，艾胖子之所以这么牛逼，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单凭艺术家身份旱地拔葱。单纯写写画画做俩装置，再出名也不会出到哪里去。看懂这个胖子，看官得分两段——一段先天，一段后天。

先天上，此胖子绝非方力钧那类90年代流浪圆明园的屌丝可比，他算是典型的官二代。他的父亲艾青在1932年初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那可是鲁迅鼓捣的事；1941年在延安担任《诗刊》主编，参加毛爷爷主持的文艺座谈会；随后被打成右派，后得到平反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懂历史的人当然知道，平反之后的干部日子好过多了。尽管在访谈中艾胖子一直都说自己跟父亲没啥关系，但实际上这天然光环罩在头上你不想要也熠熠生辉。

后天上，艾胖子是个极其聪明，情商极高的人，他的聪明是一种理性聪明，他从一开始对政治和社会的判断就比大多数人更清晰。1979年星星画会之后，中国大部分前卫艺术家开始苦逼兮兮地过了十年盲流屌丝的日子，艾胖子果断去美国，直到93年父亲病重才回——邓爷爷南巡、没饿死的方力钧们被美国人从农村里找出来是在1992年，那时候也正是王石、王功权、冯仑等大腕们下海的时间。

如果选择回国，我想不到比这更适合的时间。

即使在美国，胖子也断然没有仅靠领取帝国主义救助而活。他在美国纽约就开始一边当艺术家，同时给中国文艺兄弟们提供帮助——有一摞照片记录了他在纽约曼哈顿东三街一间12平米小屋里的一干当时很穷的过客：陈凯歌、谭盾、徐冰、翟永明、金斯伯格、舒婷、北岛、冯小刚——光他帮过的这票兄弟，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90年代初他担任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最重要的是，当国内艺术家们还在靠《美术》上那几张马蒂斯、梵高、毕加索小分辨率的图惊叹的时候，艾胖子已经把安迪沃霍尔、杜尚、博伊斯给吃透了。在当代艺术的启蒙上，胖子领先了国内艺术家一个世纪。

更不用说，胖子是“鸟巢”的设计艺术顾问，光是建筑界的名声，他就没少拿。不然他在草场地盖得方格子工作室有谁会知道，得大奖更是不可能。

所以呢，在这个胖子被看官们知道以前，他就已经很牛逼了。这些牛逼的经历让他在2004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起来之后，变的更牛逼了。不过仍然有那么几年，当代艺术家是方力钧王广义们的天下，那时候胖子还没有直接将艺术指向政治。直到2008年之前，这个胖子仍然没有发飙。

在2008年之前，胖子在做两方面准备：一是专拣西方当代艺术大师研究吃透消化，二是融入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在中国许多美术学院都还在研究这一笔该怎么画、艺术家们不食人间烟火沉浸在唐宋元明之中修炼的时候，胖子已经明白了未来的艺术趋势——开放以后的中国会走向艺术的社会化、时尚化、商业化。后来他的艺术中，把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尔合体之后进行了最适合中国的使用，稍后介绍。

在看胖子的作品之前，还是有必要说一说当代艺术这三位大神。杜尚把小便池放在展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艺术回到生活”；博伊斯整的那些事都是“艺术回到社会”；安迪沃霍尔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艺术回到传播”——而胖子把这三样都用活了。

胖子从2001年就开始做装置艺术，可是一直不温不火，没有今天名气大。2001到2008年这段时间，老外猛炒的中国当代艺术方向是“过去的政治”，所以对文革、历史的反思题材特别吃香，画一张红卫兵风格就能热卖。这段时间中国的当代艺术主要讨论的还是历史与文化，直接切入现实的很少——所以这段时间成就了走政治路线的方力钧、王广义们和走文化路线的徐冰蔡国强黄永砯们。

胖子也曾做过这方面的文章：2007年，他参加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是“童话”——将1001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带到德国卡塞尔市，这意思就是咱们以为卡塞尔牛逼哄哄，中国人也只当一次旅游。其实这就是典型地讨论“文化交流”问题的作品，与蔡国强跑到外国去鼓捣“火药”，徐冰鼓捣中国“文字”是差不多的事——不过，胖子这件作品里面隐约闪烁着三位大神的影子——让艺术回到普通人身上，回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并且像安迪沃霍尔那样把作品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事件。此前1981年，大神博伊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开始种著名的《7000棵橡树》——不过博伊斯玩的是树，胖子玩的是人——而熟悉三位大神的西方人一看就懂了。

胖子真正的牛逼，从2008年开始了。其实，说穿了不是胖子牛逼，是时代牛逼，只不过那些牛逼的故事都让这个胖子给用了。他从三位大神身上提取出来的三样东西，开始具体到中国——生活、社会、传媒——他悟到了，中国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三样神器：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社会和政治、互联网传媒。那么结合到一起，就可以这样描述：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体现中国政治制度下的老百姓生活，把它们做成艺术——这就是胖子牛逼的全部秘密。

2008年中国发生三件事——地震、经济危机和互联网爆发。胖子选择了中国人最关心的地震。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大众的意见开始参与到地震中来，胖子挨个调查地震中遇难的学生们名字，最后收集到5196名遇難學生的年齡、地區、學校、班級等完整信息，然后把它们印到一个大板子上当做作品展出，同时制作了调查过程中与遇四川警方碰撞的《老妈蹄花》——胖子用这件事让自己的身份成了“异见者”而获得上至知识分子下到老百姓的认可，真正成为公众人物。而那件写满学生遇难者名字的大牌子，即使没有艺术史知识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牛逼的是那些名字组合到一起的力量，而不是胖子。2009年，在德国慕尼黑美术馆展出作品“So Sorry”，将9000个书包在展览馆外墙组成汉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纪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同理，牛逼的是那些书包，而不是这种形式。你在义乌批发市场上弄9000个书包也这样摆起来，就没多大意思。

此后，胖子专门拣大众关心的具体社会事件做文章：维权、反强拆、反对网络管制等等，每一样都是微博上的首要话题——这些话题既是老百姓关心的，也特别能体现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还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与此同时，有无数艺术家还窝在工作室里琢磨这一笔到底是像范宽还是像李唐——注定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

胖子把自己变成明星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打上艺术的标签，这正是艾迪沃霍尔的秘密。平常人蹲下站起来大众不会关注，而安迪沃霍尔蹲下再起来就会引发大家的狂热追捧，今天中国胖子也做到了这个地步。不过他比沃霍尔更先进，安迪沃霍尔时代只有摄像机，而胖子拥有互联网——这是唯一一次中国艺术家走在商业的前面——那时候互联网金融还没有开始抢钱，而这个胖子已经以艺术的名义进行了一次众筹。

2011年11月1日，胖子摊上大事了。这次，对方不再跟他玩文化艺术游戏，因为这胖子玩艺术太专业。对方祭出最牛逼的杀手锏：经济调查。熟悉中国的人们知道这东西的厉害，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多大的明星，只要爆出你偷税漏税，你必难翻身。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做出对发课公司补罚税款1522万元决定，并且按现行的诉讼法规定，胖子的公司须交纳其中的845万元或提供相应担保才有诉讼资格。

那么胖子是怎么把这件祸事又一次变成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唯一一件真正体现了互联网精神的作品呢？

首先，2011年11月2日，胖子的母亲高瑛声明以艾青故居为发课税案提供担保，第一举就逆转了形势——文学先烈的故居能随便碰吗？谁知道这要碰出什么事？紧接着好戏开始，11月4日，胖子的支持者在网上发起借钱运动，通过支付宝、邮政汇款、银行转账等方式汇款，甚至有人夜间隔着墙往他家里扔钱。截止2011年11月13日，胖子从支持者那获得借款近3万笔，总金额居然有903万元！关键是，最后胖子弄了一堆很有艺术感的借据，裱装起来，成了艺术！

这件作品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不明原因，得不到传播，许多人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经典的作品，没有之一。这件作品到底是什么手法甚至是不是艺术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胖子以艺术的手段真真实实地解决了一次大麻烦，同时又借此在一次成为公众人物，3万次心甘情愿挡都挡不住的送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中的奇迹，也是堪称一次小型的选举，每一分钱都是选票，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民众的声音，无论对错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杜尚提倡的让艺术回到生活，博伊斯发动大众一起参与艺术的行为，安迪沃霍尔用自己明星身份处处引发的疯狂，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作品——这胖子的思路，与商界中马云的思路如出一辙。

今天，无论懂不懂这个胖子的艺术，大众都知道了这个人，都本能地以为只要这个人做出来的，一定是牛逼的艺术。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体现中国当下政治制度下的老百姓生活，把它们做成艺术——这就是胖子牛逼的全部秘密。

赵子龙公众微信，ID：artbase。

全球摄影人档案微信号: sheyingdangan

转载自：全球摄影人档案

冉云飞：在不自由的时代如何互为异见者

冉按：经常有年轻人以及颇有阅历的成年人来信，要我谈谈与他人特别是与亲人朋友意见有异，怎么处理的事。老实说，我这方面也没什么独得之秘，只不过有些自己的感悟说出来让大家去体会。观念之不同，是人之一生常见的事，首先放平自己，想想他人为何如此想，而不是一听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或者快速打入另册，更不要以说服他人为己任。这是一篇四年前的旧文，有些朋友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现转于敝公微，让有此困扰者自己悟。2014年4月14日于成都

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社会正加速溃败。一些看到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只要看上去“繁荣”就没有问题，其实这正是大问题之所在。对一个健康社会的评价指标，如果只拿畸形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衡量，没有正义和公平，其偏颇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令整个社会深感不安的是，这个社会早已没有能让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疆土上、在表面的政治结构上，这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和国家，但其实从骨子里看，这是个人们互不信任、人心分裂、价值观不堪收拾的碎片化时代。请大家温习下面两人的对话：明末首辅王锡爵面对明末人心分裂的危局，困惑地向当时供职吏部的大学者顾宪成问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宪成非常直截了当地答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众位看看，明末与当今到底有何不同？

有人会说，当今与明末完全相同。不对，这话不准确。当今之坏更甚于明末，为什么呢？明末不管怎么样，不鼓励家人互相攻讦，还以亲亲相隐来处理亲人之间与国家的关系。但四九年后的中国，彻底破坏了这一切。换言之，明末民众与官方的对立是有目共睹的，但民众与民众之间，家人与家人之间，尚未价值分裂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更进一步地说，明末一家人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不会像今天这般分裂对立。虽然官方要民众为了向组织交心，不惜夫妻反目、父子攻讦、兄弟阋墙的做法，在如今无法完全实施了。但这种高压下将个人孤立和原子化的做法，依旧是民众挥之难去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警察（国保、国安等）给家人打电话，告知其亲人，正在做“违法之事”时，家人的反对非常激烈、恐惧不安的原因。

几十年的高压与恐惧，使得亲人们都已经变得麻木胆小，只求灾祸不要降临我。即便降临了他，他也期望自己能够承受，不到万不得已，既不维权也不反对。更要命的是，官方通过制造人为的信息不对称，将所有的人打造成接受不同信息渠道的人，成功地在价值观上分裂了大家，这一点在亲人之间也未能幸免，这是比明末更糟糕的地方。在这种糟糕的境况下，加上官方对你自身的打压、骚扰、威胁，会使得异见者心烦意乱，如再碰上至亲不理解，就很容易将怒气发泄在他们身上，更进一步加深亲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如是循环往复，必然使异见者意难平、心绪不宁，随着与亲人裂隙的扩大，恶言相向，仳离析产，终至让有司达到你家破人亡的地步。你纵有革命意志，恐怕理智将退出你的审视域场，更何能智慧地处理人事，这就是有司成功地毁掉一个观念和行动的前驱者的基本路径。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要处理好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正遭受被有司离间而家破人亡的痛心事实。

批评社会不公、行动上的维权者，特别是所做之事，只关涉公共利益的异见人士，一般说来，道德感甚至道德优越感都比较强，易于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是亲友分裂和互相指责的开始。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没被有司骚扰前，有往来的朋友，之后往来稀少者或者不往来者，也是有的。但我并不就此与他们决裂，更不恶言相向，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因此悲伤的必要，这并不超出我对人性的基本判断。我的做法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可之事，并不强迫别人认可及参与，就像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从改变自己开始。我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把批评社会不公，视为自己所尽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自我修炼之事，这是我漫长人生的一部分，我并不以此自傲，更不强求亲朋好友的支持和认同。要言之，即便是在一个糟糕且黑暗的时代，只要你自己改变了，你的部分世界就改变了。直白地说，改变你自己，坚定、韧性、宽谅、平和地去面对亲友对自己的不公，这样你的生活圈子就会好很多。当我们遭遇不理解时，改变自己虽然困难，但总比改变世界要容易得多。改变世界的豪情，应该更多落实到改变自己的点滴努力之中，庶几能免更多的日常困扰。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令是中国民主自由了，人们的观念也会互相撞击，更不会搞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就是说，我们得有互为异见者的心理准备。在一个价值倒错、信息渠道不畅、价值观分裂的时代，互为异见者就更是常事一桩。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和民主社会的互为异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要包容他人，互为异见者，但有人不准备包容你，特别是官方。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如此困境将是长期存在的。我的做法是，尽最大努力批判政府和制度，和个体打交道时，因人而异，尽量不把对方妖魔化，更不侮辱其人格。诚然，当他侮辱你人格时，你也应该让他知道这样无济于事的道理。你随时应该告知他，其职务行为也是应有边界的，你可以而且应该将你的枪口抬高一寸，这对大家都好，并告知其不应结私人梁子。结私人梁子为公家的事背书，得不偿失的道理，你应该尽量让他知道。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事，应该少做，这才符合一个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而不被虚幻的官家正义所困扰。

在不自由的时代要做一个异见者，本身就是难事，何况还要互为异见者呢？但你既然要做一个异见者，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被他人批评、反对，甚至辱骂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不能忍受一些不理智的批评、反对乃至辱骂，那么你就落入他们丧失理智的圈套。大家都不讲规则的话，你一定赢不了比你更不讲规则、更没有底线的他。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赢不了不说，连和平相处的机会也丧失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异见者处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陷入非此即彼、敌我对立的二元思维中，因为总是认为自己所做之事对到不容置疑，就容易在道德气焰上逼人，同时也固执地听不进一些本来有可采纳之处的意见。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错误，虽然不容易，但你内心随时要自我提醒，不仅对自己的亲人要如此，哪怕是面对有司这样胡搅蛮缠的家伙，也应该如此想想。

我不是道德高标，是个缺点多多的人，从来也没想过做道德完人，也不是说我在对待亲人利益和社会批评之间的冲突上做得多么好。我说出以上这些话，来与同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的朋友共勉，这并不是我在这方面就做得多么好，值得来教训大家，只是说出来让大家分享我的一得之愚。我的浅见是，如果你想为社会公正做得更多，你就应该给家人做同样多或者是更多，而不是内外有别到于外面的公正做得很多，而对自己的家人关心得不够或者很少，这本身就颠倒了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不要被大公无私所困扰，先私而后公看上去不够高尚，并且不具备在道德上的煽惑激情，但这个秩序却包含着天然的人事稳定准则，我们不能丢掉这样的常识。在内外不能兼顾，在家人和社会公正有所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尽最大限度地协调这层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给亲友的困扰，这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驼鸟式的回避，只能积累问题，无助于双方的融洽。

下面将我昨天与人在推特上与此有关的推文转于下，以便大家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整体观察：

1：兄弟而途人之，以及职业革命家那套不顾亲人死活的高蹈大义，我认为不甚可取。其实与家人在意见不相同的情况下，友好相处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异见者行走于世重要的第一课。虽然艰难，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2：做事以自己的能量为限，做到问心无愧，不逾此律，必能持久而有寸进。做事时，并不是比赛谁更勇敢，而是谁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于社会稍有助益即可。至于家人，我们应该常怀愧疚之心去爱他们，但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3：中国的民主自由必然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当然需要有领跑者，但你作为一个跟随者壮大民主自由的队伍，就是为自己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有时不能与家人友好相处，是我们太峻急地要实现民主自由的心情有关

4：我从不主动向家人灌输自己的观点，更不需要他们遵从我的意见。当他们问我对某事看法时，我会坦诚以告，并准备接受他们的反驳，求同存异。在生活中尽量做到民主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可能比一味地向他们诉说某种理念更重要

5：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跟至爱亲朋，都因观念之别，而无法友好相处的话，我们怎么与陌生且观念、利益相左的人相处呢？民主自由的精义肯定不只赞同某事，大家可能时常互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没有包纳的情怀，于大家都有害。

6：在这个被官方愚弄而价值倒错的时代，不只是你与至爱亲朋可能在观念、利益上分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不理解，随处可见。别的不说，翻墙者与墙内人群都因信息来源及渠道不一而分歧多有，但互相歧视不解决问题。

7：乌有之乡的网友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该网友比较有爱心，是做义工时我们认识的，他亦曾帮助过我。由于互相尊重，时常的争论也不会失和气。我与体制内一些朋友之往来，率多类此。

2010年9月8日9：29分于成都

转载于：冉云飞微信

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虽然去国多载，余先生对当下大陆政局社会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频繁发言，语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屡屡出版、加印、重印，被奉为经典。我们聊及这一点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本访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电话采访构成，问答部分发表前经余英时审阅修订。

有自由，文化就会自己找出一个方向

问：你在纪念宾四先生（钱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故国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演变也很多。你怎么概括这个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钱宾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国魂"这个问题，钱先生大概有一种想法，中国有一种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可这个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这个志向，要恢复中国原有文化的一种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精髓很难概括，没办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钱先生大概认为就是以儒家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觉得可以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色，我在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里面讲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有一个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思想家各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定型作用和长期影响，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试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孟子解释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

我以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作对比，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之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后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而中国的超越世界——"道"——则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详见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这里不再详论。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特色也分别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政治权力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西方王权必受教会的约制。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须请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开除某一国王的教籍，这个国王便从此失去合法性。内向超越的中国也承认"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权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无正式的教会组织。"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国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须遁行"内心修养"，即正心、诚意那一套。这才可以成为有"道"的君臣，否则便不合格。西方与中国在政治权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现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权分立代替了教会，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更为有效了。

问：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举个例子，共产党在论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它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专政的。事实上这便是过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种现代变相。延安时期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执政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员有特殊修养。这就是儒家的东西被共产党给借用过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认为有"道"的君与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则必通过"心"的"修养"。如果是在西方，人们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共产党员就有特殊的修养呢？我们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会。而中国的内在超越是在内心的，修养也是内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养的没有几个人啊。

再比如说毛泽东，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后来中国文化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答：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对容易，因为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这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一样。佛教仅限于宗教、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则是全面涌入中国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外向超越的文化与一个内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

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处，比如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对于防范权力滥用，十分有效。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中国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现在内在超越。比如中国以前的官制里面有御史制度，这是监督官僚的。还有一个是谏官制度，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间权限也很分明：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审查诏令，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之责。但这些都是在政权内部的，遇到皇帝横起来就不灵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文明能合二为一吗？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没有人权概念，但是有人权意识。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民约》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比如希腊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后才开始被批判。可是我们汉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调人不可以卖自己的孩子为奴，也不可以买别人的孩子为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说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落后的。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如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消灭干净的话，就无法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批评激进主义。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了批评。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碰撞之后，从器物到制度，中国一下子溃不成军。激进主义最后将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认为他们是找错了病根？还是开错了药方？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对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搬过来，这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决的，还有政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权力总是有人会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启蒙和搞新文化这帮人手上。掌权的人不肯放弃权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产生不了压力作用，则政权也不会自动让步。所以这个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国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开的，这是西周以后的新发展。天听老百姓的话（"天听自我民听"），从此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书里面就说，虽然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天沟通，但是天会来听老百姓的民意，听他们的苦衷，然后决定把天命交给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主观念。汉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则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权势。但中国对皇权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阶层的争取，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况士大夫中肯为"道"而坚持的又是少数。总之，中国文化中难有与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国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多数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丢掉了。这也不是我的偏见。比如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领导权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学者反而不受人尊敬。过去我们提到蔡元培、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人物吗？

问：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一个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现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厉害了。比如说中国网络封锁那么厉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许在媒体上出现，文化怎么能够发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东西外，新儒家重新变成显学，民间重读国学也搞得非常热闹。

答：这是一个现象，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潮，因为共产党仍然会严格控制这些东西。他们认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权要用的，比如三纲五常，告诉你不能犯上作乱。所以中共看中的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比如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认为中国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湾做例子。首先政权不再那么专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样文化就会跟着变。因为只要你给它自由，它自己就会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后就是生活。

知识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传承

问：我看到你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在中国"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独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削弱了。出现这种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释一下"士"的形成，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后面的变化。士的出现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学家，基督教有传教士，但都与中国的士不同。中国的士是从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后是士，士是最后一级，再后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国时代出现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国去担任官职。他们的活动不易控制，以致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律中有一条"游士律"，便是对付这些到各国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轴心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突破表现为士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是最早的士。这个士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中国最早的士也有一种宗教的抱负和承担，就是"替天行道"。而这个"道"就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应该是合理的。到了秦汉时代，上述两个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现了后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国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国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中国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这个信仰直到清朝灭了明朝，以满人取代汉人治理天下，才不许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权。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十五、六世纪以下，商业在中国取得空前的发展，商人人数大增，地位也大为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贾之家。那个时候"士商"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个情况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这个行"道"的责任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划时代的宣言。这是士的观念的扩大，士本身慢慢与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士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扩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公车上书"，代表"士"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所以从皇帝到大臣，无不为之震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市、罢工相继兴起，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清朝亡了之后，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无形中由知识人继承了下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应该由知识人承担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为义不容辞。"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现出这一精神。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就成了知识人的责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追求民主要从他们那里开始。Walzer认为这种态度是从中国儒家传统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从权力体系内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学毕业并不必然代表你就会有权力。在西方，人们说知识人有影响力("influence")，而没有权力("power")。如果一个知识人有了power之后，他就已经变成官僚了，是另一个范畴了。

总之，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受西方影响很大，毕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认为中国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领袖，然后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路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后。

问：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现在对"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政治官僚对知识人极其不尊敬的现象。这对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点儿也不错。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产党起家的时候，里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协助，革命无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灭知识人，把他们贬成一钱不值的"臭老九"，这样党才能真正掌权。整体地看，共产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夺取政权以后，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产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敌人。现在中共重视的只是些有工具价值的技术人，比如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尽力压抑，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种"递折子"的心态，渴望着自己的声音被中南海听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去批判社会。

答：前一种"递折子"型的知识人是从过去那种"邀君宠"的士中演变而来的，即《水浒传》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士"很多。现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领袖上台，必有许多知识人"递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都纷纷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都是从道的力量，即一个合理的秩序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承认的。后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从这个好的传统中变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你曾举过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虽然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断，所以仍然不断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国好像就断掉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这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俄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和文艺传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许多诗人和作家，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加迫害，但并不禁绝他们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开放"("glasnost")之后，立刻出现了异议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开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泽东是从"诛心之论"的传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们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动，这是苏联所没有的。比如苏联的芭蕾舞还是传统的，没有动。但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样板戏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国文化传统扫除得十分干净，文化创新已绝无可能。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单位便只有饿死一条路了。在国民党时代，他们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现不了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历史变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个秩序

问：当年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你觉得到了今天，我们摆脱了当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了吗？

答：是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苏联是十多个小国组成，解体后各自还能发展。中国几乎没有亡国之后各地方还能各自发展的余地。这就导致中国转一个身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转身的长期过程中出现的。但不幸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走上反文明的歧路。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转入正途，则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内部的改变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把海外的东西拿过来当工具，对自己的体制又不去改变。但是后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乱了中国自我发展的节奏，也给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后掌政的机会。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一个最激烈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要把中国建成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体"比起中国以前传统的"体"还要更糟糕，因为传统的"体"至少是开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进行洋务运动，开国会、新学堂等等这些都开始了。中国转到共产党之后就转不动了，也没有落实到一个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体系。要走出这个僵局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历史很难假设，就算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能够继续延续，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答：是不能假设，但是至少有机会。国民党没有力量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会上尚有活动空间，可以反过来给政权以压力，逼它调整。台湾的民主化便是显例。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便是有无问题了。"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会是一个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不会有人有好日子过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认为在毛的时代，中共通过农村的生产队、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再加上户口、粮食配给等制度安排将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邓的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禁。

答：集权控制搞到最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么这个政权也就麻烦了。这是共产党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一个八字评论，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我的这个看法："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下台都是因为政治加紧这一块无法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好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党控制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还是在维系着邓小平的这条路。

但是这两个东西很难连在一起，经济放松之后，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现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现了王功权。两条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这个身体会被撕裂。

问：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一个大历史变局之中的话，你认为哪些力量将会对这个变局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答：我觉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在走一条很险的路子。农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里面不敢用电、不敢用水、不敢用电话，这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动能力，但是这个界限你很难划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关的，哪些是跟政治无关的呢？政治、法律、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就只有崩溃，出现流血、地方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等，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发生了。

问：所以你觉得中国的转型会是刚性的。

答：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的软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它非得找出一个合理的秩序，否则无法停止。但是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这个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认真地问，难道民主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吗？

答：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中国传统观念也强调"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关键。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步骤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长期违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许有人会说变革社会里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认社会改革也可以为起点，但社会改变到某一程度最后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它怎么可能保证永远公正？他们又不是圣人。

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则政权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证不流血而改变政权的制度。这一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觉得台湾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义大极了。

问：你提到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通古今之变。比如春秋战国、汉晋、唐宋和明清这些历史变局都是你的关注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

答：规律性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些"变"都是社会起了变化，要求一个新的秩序出现或者对原有的秩序进行很大的改变。春秋战国是因为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变，出现了一个郡县制。这个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变得重要起来。汉代就在地方办了一些学校，老百姓读书读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个体制不是贵族垄断的了。这个变化久了之后到了晋朝和六朝，世族门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权虚化。这就变成一群人垄断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举制度出现，把门第代替了。到了宋朝，这个改变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东西作为教本，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科举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里面商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又导致了清朝中叶的绅商合作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出现变化，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不是基本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化的调整，这个调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个确定的秩序出来。这一关过了，中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总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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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从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几句好心劝告“别把执政党逼进墙角”和我对她的维护，引出博粉一片乱骂，真有点始料不及。一如往常，还是理性温和派和激进愤怒派两极分化。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意见多元是常态也是好事，但极端意见占上风，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有病得治，我们没见过哪个医生是拿臭骂病人当药方的，更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把病人杀了，病就没了”的，可为什么就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好心人偏偏要拿治死病人、再造一个健康人当成治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让革命意识形态洗了脑。

　　革命的逻辑，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这明明是120%的混账话，旧社会其实是母亲，新社会是儿女，哪有为了生儿子要杀死老妈的道理？对待政治体制的道理也一样，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再加上好运气，就算是把旧体制整死了，生出新的好体制的概率也不比1%多多少。不信你把孙文从水晶棺里拉出来问问，问问他凭什么搞二次革命、让中华革命党党徒按手印效忠他个人、把苏俄势力引进中国、生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一个半列宁主义的党？不就是因为先前的辛亥革命越革越完蛋，越绝望吗？

　　前面说过，龙应台在香港请我吃饭，说起对马英九的失望，我给她鼓劲，顺便说起中国知识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脆”，像瓷器一样，一击就碎，太没有韧性，动不动就“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豁出去胡干蛮干，总之是不负责任。“不抱任何希望”，那里头包括你自己就对了，其实你是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放弃努力、抛弃责任了。其实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们的教导--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阶级敌人绝对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消灭一条路，没有任何温情的余地，还谈什么“希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态度是：只要还有一线亮光，我就决不放弃努力。诸位，现在一线亮光总还是有的吧？

　　“不抱任何希望”的另一个变种，叫作“只能依靠民众智慧”（或“民间智慧”）。这一路人马硬说，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发动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引起的。这要不叫作神话--很经典，我们太熟悉的民粹神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神话。稍微查一点资料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或明或暗的反抗从来就没停止过，中共干部当中从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子恢、陈云，到中层基层的冒死上书建言，实行分田到户的呼声此起彼伏，为什么一直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下场悲惨？小岗村要不是万里、杜老（杜润生）等极力袒护，最终是邓的支持，他们的“草根智慧”只够把他们送进大牢。年广久的案子竟然报到了老邓那里，要不是邓说“不要禁”，那胆大妄为的傻子早就也去吃了牢饭。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企业家和在座的一个科级官员--请注意，一个小小科长而已--一言不合吵了起来，那狗官恶狠狠地说，“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你信不信？”那企业家涨红着脸赶忙赔罪说，“我信我信，我太信了！”--可爱又可敬的，成天唠叨“民间社会”的企业家们，莫非你们从来没遇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狗官，一句话就能让你去死？查查帐就够了不是吗？没毛病也给你安个罪名，那有什么难？不知道重庆那位爷是怎么干的不成？不然你们也用不着急着慌着办移民啦。古人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莫非你们也没听说过？“顶层设计”，无非就是从顶层改起，上边不改，你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那点“民间”成绩，有什么鬼的用？

　　没人说民间社会不重要，说起来，我还是鼓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鼻祖之一呢。1994年从美国回来，我就开始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纯民间公益事业《烛光工程》。那时候我逢人便谈“公民社会”——那可是将近20年前--所有的朋友听到这四个字，全都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结果如何呢？费尽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是上了轨道，而且腾飞在即，哪里想得到，就因为“挂靠单位”的头头换了，我们立刻死掉！这还不算，我们内部还有人把我告了密，说我的“公民社会”是想颠覆共产党。这就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我忧虑的是，要是上边不改革，你们那些“草根智慧”不定哪一天会成了你们的催命符，你们先驱没当成，成了先烈。比方说，你们诸位要是落在重庆那位爷和无比热爱他的那一大帮子老百姓手里，嘿嘿……

　　私下里，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妄测一下你们--堪称中国当下最优秀、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的内心。我很不善良地猜测，你们反对“顶层设计”，除了认识误区甚至望文生义之外，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既恐惧暴政，又恐惧暴民。因为恐惧暴政，就远离政治，去大谈“干好自己的事”；因为恐惧暴民，就拼命谄媚民众，好给自己留条后路，有朝一日一家人别让仇富的老百姓给吊在路灯杆子上。

　　不是这样吗？但愿不是。

　　那么巨量的各界精英居然不知道，民粹的逻辑，“不抱任何希望”的逻辑，离革命的逻辑实在只有一线之隔--顶多50米--这可真让我匪夷所思。我要是想绝望，这倒是最好不过的理由：精英尚且如此，遑论民众！

　　知识分子还一个大毛病是下判断惯于用泛泛而论、大而无当的哲学式大概括，什么二分法，政府/老百姓对立二分之类，不会做科学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调查，不做细分，不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在《南方周末》看了一篇关于“营改增”的文章，只懂个大意而已，不禁感慨系之。我还是教过经济学的，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我们国家几年前唯一的一位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她就对我的教研室主任赞我课讲得好，可我现在看“营改增”文章顶多懂一半而已。可是，有几个激进派朋友认真研究过习李新班子现在正艰难推进的财税改革，比如“营改增”？相关文章能看懂吗？不懂，去努力弄懂过吗？从这个小小事例，可曾想过每一项改革有多困难？先去找一篇“营改增”文章看看，就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实际情况多么无知了。而这只是中国改革难题的九牛一毛。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不但互不沟通、互不了解，而且互相轻视甚至互相敌视。不管责任在谁，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激进革命最肥沃的土壤--详情请上靠垫网“洞见中国”，或者“共识网”参看本人的文章“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鉴于此，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试着沟通学界、政界和商界（比如“共识网”、“共识堂”），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这再好不过。本人鼓吹了十多年的“促成中左和中右的大联盟”，“促成各界精英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说的就是这回事。

　　拿哲学（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当科学方法--还是“最高级”的科学方法--这又是科学素养极差的马克思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你们知道这个吗？反思过自己的思维习惯吗？

　　你们可以说，这不都是“他们”造的孽吗？可是，谁是“他们”？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一个大活人集合成的，那些个人和你有多大差别？“政府”里有理想主义者、改革派，“老百姓”里也有蛮不讲理、胡作非为的痞子，世上并没有一种大把戏，和你一样的人聚成某个群体，拿这把戏一变，他们就变成不是人了，变成魔鬼了，而你偏偏就是和魔鬼完全不一样的天使。逻辑上，这叫作“集合词谬误”，只要有个什么人瞎编一个集合名词，大家就以为真有那个名词的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其中害了无数中国人性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试想想，把你搁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多大不同吗？你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理想追求，他们和你其实差不太多。谁又是“老百姓”呢？我这辈子从来没当过哪怕是最小的芝麻官，我不是老百姓谁是老百姓？可我和你们并不站在同一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整齐划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老百姓”，和“政府”一样，全都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大杂凑，更没有什么政府/老百姓或者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二分这回事。这又是马克思造的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完全虚构的大把戏！阶级斗争就是把全人类一分为二，黑白敌我二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基本前提是认可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任何人不得侵夺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人权”在马克思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宪法、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要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所有这些“旧世界”彻底埋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者无论做出在普通百姓看来是多么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残忍血腥勾当，居然都能毫无愧疚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把他们一切杀人抢劫的罪责全都免除了；不但免除了，还大加赞美呢，说那是建造人间天堂必不可少的。

　　其实哪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回事，那都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不经过无产阶级的授权和同意，由这些激进分子一手操控的、实际上是他们这极少数人的革命和专政。这条革命邪路所制造的无数人间惨祸再雄辩不过地启示我们：对于一切开口闭口“民众”、“人民”、“老百姓”，自封人民和百姓的代言人，却从来拿不出授权书的人们，我们务必要保持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你就是你，张三李四，翠花栓柱，如此而已，少拿“老百姓”说事。至少，别把我算进去，我可没给你授权，让你替我说话。什么是民主？很简单，那就是一套授权程序，和授权者--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什么穷人或多数人--监督、撤换掌权者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非常、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除了所有后发国家都要解决的所谓“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格发展）也就是现代化问题，更难办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十月激进革命造就的“模式”是一个多么污糟的恶臭泥坑，要想从中拔出脚来要费尽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哪一个的深层根源不是这个模式？体制内外的那些极左们现在还在反宪政，足以说明那个罪恶的模式多么根深蒂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换脑子，哪有那么容易？换脑子不像砍脑袋，一刀就解决问题，可是，砍脑袋能砍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制度吗？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只能砍出一个更坏的制度。

　　深究下去，“他们”当年并不是存心作恶，相反，他们满腔热忱，流血牺牲，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制度，可惜得很，完全走错了路，选择了一条代价巨大而后果极坏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路径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代价会无比惨重--我们现在的改革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因为当年学错了、选错了，把邪路错当成了正路，而走邪路会形成“路径依赖”，就像是吸毒成瘾。邓小平等改革领袖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们开始把执政党带上一条正路。历史路径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贬低精英的领导作用、轻视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学习、在根本制度的选择上胡乱“摸石头”的理由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当年的位置上，我们会做得更好吗？谁敢这么保证？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罢了。所以，对于先辈们——不管是自强派、维新派、立宪派，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也罢错也罢，都不妨抱一份“同情式的理解”。照此办理，我们网上的那些刻毒、苛酷、戾气十足的谩骂，庶几乎能够少一点，危害轻一点。

　　再回过头来说蔡霞教授：她是个什么人，她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善意还是恶意，她为什么说这些话，……概不理会，一言不合就大张鞑伐，把人往死里整，以为自己有充分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和正义旗帜下，对所有人作严酷的道义审判--这要不是极左，要不是党文化阶级斗争邪教的毒素深入了骨髓，我真不知道还能作何解释。

　　是啊，不能不问，结这恶果的果树是谁载的。这苦果现在轮到栽树的人自己品尝了！还不即刻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每思及此，我对所有的激进派朋友们就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尽管我决不会赞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了解我真实处境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比我更有资格“不抱任何希望”，更有资格愤怒、仇恨、报复和“推翻”！不了解的，请读一读我的那篇写我母亲自杀的文章，《北京文学》曾经把它选进他们的“文学精品库”，网上都能查到。你们以为我冷血，我不会愤怒、不会为那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发生的不公不义流泪吗？只不过，我历来毫不含糊地坚决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的后果--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不是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决不能仅仅被荷尔蒙驱动，必须用科学理性指导、把控自己的言行，否则，用意再好，出发点再正义，也免不了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祸害。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这条两面挨骂、腹背受敌的最难走的路？--除了我的良知良能、家庭教育和许多好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信仰。目前中国一切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不一定非得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我正在研习的大同教（巴哈伊教），都可以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社会绝对（我主张慎用“绝对”这个字眼，但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当你有了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只从神那儿借来的慧眼，学会了从天上往下、往人间俯瞰，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现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争吵是多么琐屑无聊，甚至等而下之，多么龌龊肮脏。不管信不信，下个决断进门看看--就说偷窥，也得扒窗户不是吗？你在门外能看见什么好东西？实在不行，再退回来也不迟，又没人不让你退出。许进不许出，那一定是邪教，我可没让你进邪教的门--说实在话，你们之所以对宗教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因为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邪教教义--一种装扮成科学理论的无神论邪教--的缘故啊。

　　去借这一只慧眼吧，你们定当受益无穷--这是我最想和激进派朋友们说的一句话。

转载自：共识网

龙应台：“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转载自：共识网

野夫：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

编者按：著名作家野夫著有《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等作品，2012年散文集《乡关何处》荣登2012中国娇子新锐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作家。6月8日，野夫先生应邀来到中欧校友读书会，进行了主题为“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的演讲，内容视野开阔，展现了不同社会景象。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将这次演讲奉献给广大读者。

鸣谢中欧校友读书会微信群，欢迎关注微信：红枫书叶，ID:xiaoyoudushuhui。

以下为上半部分实录：

野夫：各位朋友，周末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交流一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江湖”这个词呢，最初源自于庄子。他是相对于庙堂，也就是朝廷来说的，泛指广大的民间。庄子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这个江湖就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真正赋予江湖精神实质内涵的是墨子，因此我们今天就先从墨子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江湖”这个词实际上是被污名化很久了的，一直遭官家打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是指隐约传承在民间的道统。清朝有诗人说——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说的正是这样的一辈草根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体制化”已经无孔不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和身边依旧还有一个江湖。在这人心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古老的善恶是非，永远在口耳相传的天良守则中，酒旗张扬。

我们为什么说墨子精神是江湖的始祖，是相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的思想代表着庙堂，代表着朝廷，而墨子思想代表着江湖，代表着民间，而且墨子是一个行动派。墨子的主要思想大家知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他的主要价值观。你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人多抢劫人少的，不能因为富贵去侮辱贫穷的，不能因为高贵而在贫贱的人面前傲慢，不能因为你狡诈去欺负愚氓。墨子的第二个思想是“兼爱”，第三个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大欺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就是义气的“义”，义这个字是江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道家的是“道”，那么墨家的就是“义”。至今的江湖社会都是以“忠义”二字，为他们的第一守则的。

形容墨子的一个重要的词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披头散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要有利于天下。他自己称自己是北方的“鄙人”，就是粗人，这个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且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早形成社团并行动的始祖。墨家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头目叫“钜子”，墨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社团，他们除了练武功，还发明一些守城的机械装置。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科学技术据说还很先进，能够很有效的阻止敌方的进攻，因此墨家经常组织帮助弱国，扶弱抗暴，帮弱小的国家守城。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去帮宋国守城，一下死了七十多个人。这个宋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殉葬。所以说自战国以来一直到汉初，墨家这一派是很茂盛的。所谓的朱家、郭解，都是墨子的徒子徒孙，朱家、郭解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侠客。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中，游侠精神，游侠之士都是一个非常高度肯定的人群，所以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除了为帝王作传以外，还专门作了《游侠列传》，而游侠不就是社会上的类似于荆轲、高渐离这样一些屠狗之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好打抱不平的勇士。

韩非子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是以自己的武功和勇敢去违抗统治者的一些禁令，因此在墨家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的一些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以侠义为精神的墨子之流，必然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到了汉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专制思想的提出，这加剧了墨子墨学的消亡。在战国那个时代，墨家是唯一可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儒家是为统治服务的，而墨家是为整个民间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种分庭抗礼的一种状况。木心说“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生、平等、博爱的先驱。”

简单地划分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庙堂和江湖，庙堂就是属于朝廷，属于统治者。江湖就是属于民间，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江湖，实际上就是来谈谈民间道统的一种传承。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庙堂和江湖就是两个世界。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像墨子他们要直接发起行动，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就是我们古代的隐士。不管是墨家游侠子弟，还是消极的这些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走江湖”这个口头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经常戏称自己是走江湖的人，走江湖这个说法，其实宋朝元朝以来，是禅宗的一个口头禅，叫“走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宋元以来禅宗在佛教里面发展最多影响最大，而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往往隐居在江西、湖南的深山中间，当时全国那些很多修禅宗的和尚，都要到江西、湖南这些名山里面去拜访这些禅宗的高僧大德，这样这些往来全国的和尚们就称自己是走江湖的，走江西、湖南的。

虽然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江湖社会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这种江湖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隐隐传承，从来没有断过。到了明代，大家知道商业在明代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业发展形势好了必然带来很多游商、坐商。坐商就是坐在本地看门面的，行商就是跑单帮的，也包含现在搞物流货运的。这样的商人多了，这个民间社会开始发育。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游民多了，游民多了他必然要慢慢形成自己一个行帮，各行各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民间组织，用现在的话来说各种行帮的诞生，也就是商会的概念。他这种行帮，兼有一定秘密社会的特征，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一些报价方式，有他们的接头暗号。因为每个商人出远门，尤其在古代那个时代，希望得到当地的朋友帮助，因此需要每个人组织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感，因此在明代的时候各种行帮、各种民间组织开始产生。比如石匠、木匠他们可以有一个行帮，因为石匠、木匠他们都是奉的同一个始祖，就是鲁班。鲁班既是石匠也是木匠，就是修赵州桥的。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石匠木匠他们拜的老祖也还是鲁班。铁匠也有铁匠的始祖，剃头匠也有剃头匠的始祖。

多数的行业都在历史中去找一个自己的始祖，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些这个行业的基本规矩，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大家到各个地方拜码头的时候，都会行使自己那一种交接方式，这就是他们内部的暗语。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比如在武汉，卖鱼的，河鲜行，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一套秘密暗语，一种报价方式。包括乞丐，乞丐有“丐帮”，这并不是武侠小说虚构出来的，丐帮是一直都存在的，包括现在当代社会丐帮都是存在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丐帮大会，实际上民间也有，我参加过几次，也看到了他们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广大的民间的各种自发组织，最初是以商会行帮为主要特色，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组织开始向一种政治组织转变。像明末的一些遗臣，以郑成功为主，逃 到 台湾的这批，因为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要恢复大明江山，他们在偏居台湾这一带的时候，想到为了团结弟兄们有组织的抵抗所谓的外族侵略，当时最初 在台 湾以军队为主成立了天地会。天地会为了向内地渗透，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派了一批弟兄登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洪英，是最有贡献的郑成功的部将，洪英 他们在 内地慢慢发展，天地会在内地发展的这一支派，就是大家知道的洪门。

洪门的弟兄到大陆来做一些游击战，对清朝进行一些反抗，作为一种秘密的帮会组织，他必须有很完整的一套制度，那么由洪门又派出兄弟，去当时清朝的主要粮道 京 杭大运河，当时漕运负责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为了打入整个漕运团队，就派了三个兄弟到漕运组织里去帮清朝运粮食，这个叫漕帮，后来就是清帮。洪门最 初的 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电影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陈近南，他从台湾派过来就到了四川的雅安，建了一个山头，这就是整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帮会——哥老会的源头，后来又叫袍哥。

也就是说在清初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江湖社会最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且在清初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家对满人有着很深的反抗情绪，所以说这种政治组织，在清初的秘密社会里，很快的在底层人中形成了串联。

但是到了清中期，由于最初的那些政治人物都慢慢的消亡了，人民的仇恨也渐渐的随着一代一代老去，新生的一代慢慢的遗忘了，因此帮会到了清中期的时候，实际 上 他的革命性就开始退化，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的组织。他与统治者不做一种硬性的抵抗了，大家自己抱团打天下，而且这个打天下已经不带有政治目的了，而是弱势者为了自己团结不被他人欺负。

无论洪门、青帮、哥老会，这是当时的几大民间社团。他们虽然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但到了清中后期，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是半公开身份的，朝廷也并不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发现他们是在维持各个地方秩序，这样的秘密社团和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革命组织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边缘生存方式，比如说赌博、娼妓、行业垄断、欺行霸市，这个是在各个国家、时代都存在的，这样一些边缘化地区，政府的手插不进去，普通守法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参与进去。这样一些边缘地区，就是社会民间组织和秘密帮会他们插手掌控的一些地方。那这些领域你不能把他说成是纯粹的犯罪组织，秘密社会和犯罪组织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犯罪就是打砸抢偷盗绑票等，但是真正的江湖社会，他们章程严格规定了几不准，很多纪律你拿到现在来看，完全可以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 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到了清朝后期，革命党兴起，在孙中山领导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深深知道江湖社会的作用，于是他必须要借助于江湖力量， 他自己在美国专门加入了洪门。所谓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的致公党，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叫致公堂。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在海外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的募捐主要是靠这些江湖社会的力量。在革命党这一支力量里面，有很多会党，同盟会，兴中会等，都在清末秘密准备革命中间形成互相联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 命、新军造反、宣布独立，实际上都是帮会组织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结束中国的帝制，江湖的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牺牲了众多弟兄，花费了大量钱财，这样 才有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由于中华民国的诞生与帮会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到了民国的时候，帮会就可以合法化存在了，在整个民国帮会都是合法化的。大家知道的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民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袍哥，很多军政两届的大佬，商人都是江湖帮户组织里面的人，更不要说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江湖大佬都是合法存在的，都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是党国要人都愿意结交的对象。

当共产党开始起来，1927年公开跟国民党分裂，开始武装起义，走到武装革命的路上，他们也知道要利用帮会的力量。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帮会子弟，大家知道的贺龙，他是湘西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这都是有历史资料准确记载的，像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也是加入了青帮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是帮会身份的， 包括红军长征中间，兵源损失很大，很多袍哥子弟因为老大号召加入也都加入了。

1950年之后共产党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其中这个运动当中有个分支叫消灭反动会道门，就是一统江湖，剿灭整个原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江湖行帮，整个民间组织全部取缔。其中的大佬，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普通的会众要求限期到政府登记，宣誓不再参加帮会活动，监督改造。所以到了1950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基本被摧毁，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完成了体制化。任何的民间组织在1950年之后都不复存在，必须要产生的组织，那也由国家政府设一个部门来取代。比如工会、农会、妇联、工商联，以及我们今天的各种官办协会，包含红十字会——连社会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都要由政府变成一个部门来领导，这就叫体制化。完全体制化之后，民间的道统受到了巨大的摧毁。因为体制化不能替代民间的道统，实际上无法做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面，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包括美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种原来的江湖社会都存在着，青帮、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海外留学，如果有机会接触，非常普遍。

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要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江湖社会帮了共产党。因此在台湾戒严时期，对江湖社会是不允许合法注册的，也打压，但是 没 有 像我们大陆采取的这种判刑和摧毁的方式，江湖帮会只是不让你合法注册，其实洪门、青帮一直以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延续存在着。台湾从80年代解除戒严之后，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民主转型，完成之后现在的台湾，江湖和帮会就可以合法注册登记了，台湾过去传统的江湖是老三大，洪门青帮白莲教，所谓的一青一红一白莲。 后来国军的国二代，也就是眷村子弟，为了和当地原著民争夺空间，也形成了自己的帮会，这个就是著名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台湾后来的原著民子 弟为了对抗外来人成立的帮会，于是也成立了天道盟。现在台湾的新三大江湖帮会就是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原来老的青帮、洪门、白莲教就开始衰弱了。

我去年到台湾去拜访了他们洪门的总会长，也拜访了四海帮，正好他们帮主死了，新的帮主接权，也去参加了他们老帮主的追悼会，就在台北市中心租了个几千人的大 广场，广场非常气派，完全合法存在，他们还有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警方联系，协调关于在这个追悼会期间警方应该怎么配合。四海帮的副帮主是我一个老朋友， 他亲自接待我，详细跟我讲过他们帮会的生存状态和现状，让我比较近的了解了一下台湾帮会的存在状况，他们现在注册叫四海同心协会，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不能叫什么帮，于是他们就叫协会，他们堂口分布到全岛，警方掌握他们所有资料，也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不取缔他们的帮会。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高度打压，对民间社会的高度警惕，严禁民间社会的发育，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看上去完全是一盘散沙。我们说的传统的江湖道义、江湖精神都是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取缔的，都被污名化了的，因此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已经乱了套，盗亦无道了，过去是盗亦有道。

虽然民间组织没有了，江湖行帮、帮会没有了，但是江湖精神在民间我还是知道一直在隐秘传承，我笔下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人物，说明这种江湖精神是杀不死、绞不灭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也是一定会存在的。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存在，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刚才谈了台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虽然是一国两制，江湖社会实际大量存在。

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万个，主要允许的有作公益的、慈善的、支教的，真正做维权这块的还是高度警惕的，至于做其他的，还是非常严禁的。 还有一些同乡会、同学会，还有一些行业的商会，现在也开始慢慢允许发育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无孔不入的管控社会，没有一个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是危险的。

我们就拿欧洲来说，我去年在荷兰被邀请去那三个月，做了浅层的一些调查。荷兰那么小一个国家，他的政府更加小，荷兰最大的组织翻译过来叫“水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民间管水的埝会。因为荷兰是一个高度要依赖运河的一个国家，他的水会是他最大的民间组织。荷兰的水会诞生了一千多年，人家一千多年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运河、湖泊、河流。整个政府远远不如他们这样一个水会大。去年荷兰有半年时间是没有政府的，但是各个运输、灌溉、航道井然有序，整个社会不会发生任何崩溃，这个就是整个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像著名的日本的“山口组”，大家知道他一直是黑社会、暴力犯罪组织。去年日本方面也邀请我去过，我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实际上山口组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他作为这个江湖的帮会也是合法存在的，只是警察掌握他所有情况，他帮会组织的任何成员具体犯罪了，那警察谁犯罪就抓谁，该怎么判怎么判，他不能因为个别成员的 犯罪就全部取缔整个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说现代的江湖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那么现在的江湖精神我们要给他一些新的内涵，江湖中原来讲的“忠、义、信”很重要。那公信力，就是我们应该在社会提倡的。江湖中原来的扶弱抗暴，我们用今天的概念来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这都是一种传统江湖精神的现代化。那我们把传统江湖应该要合法化，要把他从秘密社会走出来，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是个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江湖这个话题很大，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单独陈述。我今天只能泛泛的讲到这里，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探讨，我们接下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交流，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得错误的地方可以批评，大家如果感兴趣先读一些书的话，中国其实关于帮会啊江湖的书相当多， 比如说纯粹谈江湖的谈民国期间的，真正民间底层江湖的《江湖丛谈》，连阔如先生写的，写的非常好。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帮会史》，很多很多相关的书大家可以参考阅读，实际上我们谈江湖是为了把江湖和今天的民间社会挂钩来谈，民间社会不充分发育，政府组织不慢慢缩小，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不妙的，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转载自：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