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虽然去国多载，余先生对当下大陆政局社会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频繁发言，语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屡屡出版、加印、重印，被奉为经典。我们聊及这一点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本访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电话采访构成，问答部分发表前经余英时审阅修订。

有自由，文化就会自己找出一个方向

问：你在纪念宾四先生（钱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故国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演变也很多。你怎么概括这个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钱宾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国魂"这个问题，钱先生大概有一种想法，中国有一种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可这个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这个志向，要恢复中国原有文化的一种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精髓很难概括，没办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钱先生大概认为就是以儒家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觉得可以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色，我在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里面讲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有一个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思想家各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定型作用和长期影响，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试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孟子解释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

我以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作对比，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之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后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而中国的超越世界——"道"——则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详见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这里不再详论。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特色也分别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政治权力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西方王权必受教会的约制。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须请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开除某一国王的教籍，这个国王便从此失去合法性。内向超越的中国也承认"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权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无正式的教会组织。"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国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须遁行"内心修养"，即正心、诚意那一套。这才可以成为有"道"的君臣，否则便不合格。西方与中国在政治权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现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权分立代替了教会，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更为有效了。

问：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举个例子，共产党在论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它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专政的。事实上这便是过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种现代变相。延安时期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执政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员有特殊修养。这就是儒家的东西被共产党给借用过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认为有"道"的君与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则必通过"心"的"修养"。如果是在西方，人们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共产党员就有特殊的修养呢？我们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会。而中国的内在超越是在内心的，修养也是内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养的没有几个人啊。

再比如说毛泽东，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后来中国文化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答：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对容易，因为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这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一样。佛教仅限于宗教、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则是全面涌入中国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外向超越的文化与一个内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

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处，比如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对于防范权力滥用，十分有效。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中国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现在内在超越。比如中国以前的官制里面有御史制度，这是监督官僚的。还有一个是谏官制度，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间权限也很分明：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审查诏令，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之责。但这些都是在政权内部的，遇到皇帝横起来就不灵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文明能合二为一吗？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没有人权概念，但是有人权意识。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民约》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比如希腊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后才开始被批判。可是我们汉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调人不可以卖自己的孩子为奴，也不可以买别人的孩子为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说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落后的。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如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消灭干净的话，就无法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批评激进主义。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了批评。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碰撞之后，从器物到制度，中国一下子溃不成军。激进主义最后将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认为他们是找错了病根？还是开错了药方？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对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搬过来，这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决的，还有政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权力总是有人会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启蒙和搞新文化这帮人手上。掌权的人不肯放弃权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产生不了压力作用，则政权也不会自动让步。所以这个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国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开的，这是西周以后的新发展。天听老百姓的话（"天听自我民听"），从此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书里面就说，虽然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天沟通，但是天会来听老百姓的民意，听他们的苦衷，然后决定把天命交给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主观念。汉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则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权势。但中国对皇权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阶层的争取，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况士大夫中肯为"道"而坚持的又是少数。总之，中国文化中难有与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国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多数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丢掉了。这也不是我的偏见。比如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领导权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学者反而不受人尊敬。过去我们提到蔡元培、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人物吗？

问：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一个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现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厉害了。比如说中国网络封锁那么厉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许在媒体上出现，文化怎么能够发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东西外，新儒家重新变成显学，民间重读国学也搞得非常热闹。

答：这是一个现象，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潮，因为共产党仍然会严格控制这些东西。他们认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权要用的，比如三纲五常，告诉你不能犯上作乱。所以中共看中的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比如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认为中国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湾做例子。首先政权不再那么专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样文化就会跟着变。因为只要你给它自由，它自己就会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后就是生活。

知识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传承

问：我看到你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在中国"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独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削弱了。出现这种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释一下"士"的形成，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后面的变化。士的出现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学家，基督教有传教士，但都与中国的士不同。中国的士是从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后是士，士是最后一级，再后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国时代出现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国去担任官职。他们的活动不易控制，以致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律中有一条"游士律"，便是对付这些到各国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轴心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突破表现为士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是最早的士。这个士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中国最早的士也有一种宗教的抱负和承担，就是"替天行道"。而这个"道"就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应该是合理的。到了秦汉时代，上述两个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现了后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国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国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中国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这个信仰直到清朝灭了明朝，以满人取代汉人治理天下，才不许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权。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十五、六世纪以下，商业在中国取得空前的发展，商人人数大增，地位也大为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贾之家。那个时候"士商"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个情况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这个行"道"的责任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划时代的宣言。这是士的观念的扩大，士本身慢慢与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士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扩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公车上书"，代表"士"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所以从皇帝到大臣，无不为之震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市、罢工相继兴起，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清朝亡了之后，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无形中由知识人继承了下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应该由知识人承担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为义不容辞。"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现出这一精神。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就成了知识人的责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追求民主要从他们那里开始。Walzer认为这种态度是从中国儒家传统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从权力体系内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学毕业并不必然代表你就会有权力。在西方，人们说知识人有影响力("influence")，而没有权力("power")。如果一个知识人有了power之后，他就已经变成官僚了，是另一个范畴了。

总之，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受西方影响很大，毕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认为中国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领袖，然后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路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后。

问：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现在对"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政治官僚对知识人极其不尊敬的现象。这对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点儿也不错。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产党起家的时候，里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协助，革命无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灭知识人，把他们贬成一钱不值的"臭老九"，这样党才能真正掌权。整体地看，共产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夺取政权以后，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产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敌人。现在中共重视的只是些有工具价值的技术人，比如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尽力压抑，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种"递折子"的心态，渴望着自己的声音被中南海听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去批判社会。

答：前一种"递折子"型的知识人是从过去那种"邀君宠"的士中演变而来的，即《水浒传》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士"很多。现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领袖上台，必有许多知识人"递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都纷纷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都是从道的力量，即一个合理的秩序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承认的。后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从这个好的传统中变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你曾举过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虽然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断，所以仍然不断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国好像就断掉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这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俄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和文艺传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许多诗人和作家，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加迫害，但并不禁绝他们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开放"("glasnost")之后，立刻出现了异议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开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泽东是从"诛心之论"的传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们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动，这是苏联所没有的。比如苏联的芭蕾舞还是传统的，没有动。但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样板戏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国文化传统扫除得十分干净，文化创新已绝无可能。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单位便只有饿死一条路了。在国民党时代，他们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现不了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历史变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个秩序

问：当年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你觉得到了今天，我们摆脱了当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了吗？

答：是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苏联是十多个小国组成，解体后各自还能发展。中国几乎没有亡国之后各地方还能各自发展的余地。这就导致中国转一个身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转身的长期过程中出现的。但不幸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走上反文明的歧路。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转入正途，则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内部的改变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把海外的东西拿过来当工具，对自己的体制又不去改变。但是后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乱了中国自我发展的节奏，也给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后掌政的机会。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一个最激烈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要把中国建成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体"比起中国以前传统的"体"还要更糟糕，因为传统的"体"至少是开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进行洋务运动，开国会、新学堂等等这些都开始了。中国转到共产党之后就转不动了，也没有落实到一个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体系。要走出这个僵局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历史很难假设，就算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能够继续延续，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答：是不能假设，但是至少有机会。国民党没有力量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会上尚有活动空间，可以反过来给政权以压力，逼它调整。台湾的民主化便是显例。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便是有无问题了。"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会是一个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不会有人有好日子过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认为在毛的时代，中共通过农村的生产队、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再加上户口、粮食配给等制度安排将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邓的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禁。

答：集权控制搞到最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么这个政权也就麻烦了。这是共产党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一个八字评论，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我的这个看法："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下台都是因为政治加紧这一块无法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好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党控制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还是在维系着邓小平的这条路。

但是这两个东西很难连在一起，经济放松之后，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现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现了王功权。两条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这个身体会被撕裂。

问：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一个大历史变局之中的话，你认为哪些力量将会对这个变局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答：我觉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在走一条很险的路子。农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里面不敢用电、不敢用水、不敢用电话，这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动能力，但是这个界限你很难划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关的，哪些是跟政治无关的呢？政治、法律、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就只有崩溃，出现流血、地方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等，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发生了。

问：所以你觉得中国的转型会是刚性的。

答：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的软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它非得找出一个合理的秩序，否则无法停止。但是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这个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认真地问，难道民主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吗？

答：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中国传统观念也强调"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关键。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步骤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长期违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许有人会说变革社会里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认社会改革也可以为起点，但社会改变到某一程度最后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它怎么可能保证永远公正？他们又不是圣人。

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则政权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证不流血而改变政权的制度。这一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觉得台湾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义大极了。

问：你提到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通古今之变。比如春秋战国、汉晋、唐宋和明清这些历史变局都是你的关注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

答：规律性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些"变"都是社会起了变化，要求一个新的秩序出现或者对原有的秩序进行很大的改变。春秋战国是因为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变，出现了一个郡县制。这个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变得重要起来。汉代就在地方办了一些学校，老百姓读书读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个体制不是贵族垄断的了。这个变化久了之后到了晋朝和六朝，世族门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权虚化。这就变成一群人垄断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举制度出现，把门第代替了。到了宋朝，这个改变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东西作为教本，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科举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里面商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又导致了清朝中叶的绅商合作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出现变化，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不是基本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化的调整，这个调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个确定的秩序出来。这一关过了，中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总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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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从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几句好心劝告“别把执政党逼进墙角”和我对她的维护，引出博粉一片乱骂，真有点始料不及。一如往常，还是理性温和派和激进愤怒派两极分化。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意见多元是常态也是好事，但极端意见占上风，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有病得治，我们没见过哪个医生是拿臭骂病人当药方的，更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把病人杀了，病就没了”的，可为什么就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好心人偏偏要拿治死病人、再造一个健康人当成治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让革命意识形态洗了脑。

　　革命的逻辑，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这明明是120%的混账话，旧社会其实是母亲，新社会是儿女，哪有为了生儿子要杀死老妈的道理？对待政治体制的道理也一样，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再加上好运气，就算是把旧体制整死了，生出新的好体制的概率也不比1%多多少。不信你把孙文从水晶棺里拉出来问问，问问他凭什么搞二次革命、让中华革命党党徒按手印效忠他个人、把苏俄势力引进中国、生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一个半列宁主义的党？不就是因为先前的辛亥革命越革越完蛋，越绝望吗？

　　前面说过，龙应台在香港请我吃饭，说起对马英九的失望，我给她鼓劲，顺便说起中国知识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脆”，像瓷器一样，一击就碎，太没有韧性，动不动就“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豁出去胡干蛮干，总之是不负责任。“不抱任何希望”，那里头包括你自己就对了，其实你是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放弃努力、抛弃责任了。其实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们的教导--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阶级敌人绝对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消灭一条路，没有任何温情的余地，还谈什么“希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态度是：只要还有一线亮光，我就决不放弃努力。诸位，现在一线亮光总还是有的吧？

　　“不抱任何希望”的另一个变种，叫作“只能依靠民众智慧”（或“民间智慧”）。这一路人马硬说，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发动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引起的。这要不叫作神话--很经典，我们太熟悉的民粹神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神话。稍微查一点资料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或明或暗的反抗从来就没停止过，中共干部当中从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子恢、陈云，到中层基层的冒死上书建言，实行分田到户的呼声此起彼伏，为什么一直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下场悲惨？小岗村要不是万里、杜老（杜润生）等极力袒护，最终是邓的支持，他们的“草根智慧”只够把他们送进大牢。年广久的案子竟然报到了老邓那里，要不是邓说“不要禁”，那胆大妄为的傻子早就也去吃了牢饭。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企业家和在座的一个科级官员--请注意，一个小小科长而已--一言不合吵了起来，那狗官恶狠狠地说，“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你信不信？”那企业家涨红着脸赶忙赔罪说，“我信我信，我太信了！”--可爱又可敬的，成天唠叨“民间社会”的企业家们，莫非你们从来没遇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狗官，一句话就能让你去死？查查帐就够了不是吗？没毛病也给你安个罪名，那有什么难？不知道重庆那位爷是怎么干的不成？不然你们也用不着急着慌着办移民啦。古人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莫非你们也没听说过？“顶层设计”，无非就是从顶层改起，上边不改，你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那点“民间”成绩，有什么鬼的用？

　　没人说民间社会不重要，说起来，我还是鼓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鼻祖之一呢。1994年从美国回来，我就开始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纯民间公益事业《烛光工程》。那时候我逢人便谈“公民社会”——那可是将近20年前--所有的朋友听到这四个字，全都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结果如何呢？费尽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是上了轨道，而且腾飞在即，哪里想得到，就因为“挂靠单位”的头头换了，我们立刻死掉！这还不算，我们内部还有人把我告了密，说我的“公民社会”是想颠覆共产党。这就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我忧虑的是，要是上边不改革，你们那些“草根智慧”不定哪一天会成了你们的催命符，你们先驱没当成，成了先烈。比方说，你们诸位要是落在重庆那位爷和无比热爱他的那一大帮子老百姓手里，嘿嘿……

　　私下里，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妄测一下你们--堪称中国当下最优秀、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的内心。我很不善良地猜测，你们反对“顶层设计”，除了认识误区甚至望文生义之外，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既恐惧暴政，又恐惧暴民。因为恐惧暴政，就远离政治，去大谈“干好自己的事”；因为恐惧暴民，就拼命谄媚民众，好给自己留条后路，有朝一日一家人别让仇富的老百姓给吊在路灯杆子上。

　　不是这样吗？但愿不是。

　　那么巨量的各界精英居然不知道，民粹的逻辑，“不抱任何希望”的逻辑，离革命的逻辑实在只有一线之隔--顶多50米--这可真让我匪夷所思。我要是想绝望，这倒是最好不过的理由：精英尚且如此，遑论民众！

　　知识分子还一个大毛病是下判断惯于用泛泛而论、大而无当的哲学式大概括，什么二分法，政府/老百姓对立二分之类，不会做科学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调查，不做细分，不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在《南方周末》看了一篇关于“营改增”的文章，只懂个大意而已，不禁感慨系之。我还是教过经济学的，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我们国家几年前唯一的一位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她就对我的教研室主任赞我课讲得好，可我现在看“营改增”文章顶多懂一半而已。可是，有几个激进派朋友认真研究过习李新班子现在正艰难推进的财税改革，比如“营改增”？相关文章能看懂吗？不懂，去努力弄懂过吗？从这个小小事例，可曾想过每一项改革有多困难？先去找一篇“营改增”文章看看，就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实际情况多么无知了。而这只是中国改革难题的九牛一毛。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不但互不沟通、互不了解，而且互相轻视甚至互相敌视。不管责任在谁，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激进革命最肥沃的土壤--详情请上靠垫网“洞见中国”，或者“共识网”参看本人的文章“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鉴于此，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试着沟通学界、政界和商界（比如“共识网”、“共识堂”），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这再好不过。本人鼓吹了十多年的“促成中左和中右的大联盟”，“促成各界精英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说的就是这回事。

　　拿哲学（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当科学方法--还是“最高级”的科学方法--这又是科学素养极差的马克思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你们知道这个吗？反思过自己的思维习惯吗？

　　你们可以说，这不都是“他们”造的孽吗？可是，谁是“他们”？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一个大活人集合成的，那些个人和你有多大差别？“政府”里有理想主义者、改革派，“老百姓”里也有蛮不讲理、胡作非为的痞子，世上并没有一种大把戏，和你一样的人聚成某个群体，拿这把戏一变，他们就变成不是人了，变成魔鬼了，而你偏偏就是和魔鬼完全不一样的天使。逻辑上，这叫作“集合词谬误”，只要有个什么人瞎编一个集合名词，大家就以为真有那个名词的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其中害了无数中国人性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试想想，把你搁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多大不同吗？你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理想追求，他们和你其实差不太多。谁又是“老百姓”呢？我这辈子从来没当过哪怕是最小的芝麻官，我不是老百姓谁是老百姓？可我和你们并不站在同一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整齐划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老百姓”，和“政府”一样，全都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大杂凑，更没有什么政府/老百姓或者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二分这回事。这又是马克思造的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完全虚构的大把戏！阶级斗争就是把全人类一分为二，黑白敌我二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基本前提是认可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任何人不得侵夺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人权”在马克思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宪法、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要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所有这些“旧世界”彻底埋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者无论做出在普通百姓看来是多么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残忍血腥勾当，居然都能毫无愧疚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把他们一切杀人抢劫的罪责全都免除了；不但免除了，还大加赞美呢，说那是建造人间天堂必不可少的。

　　其实哪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回事，那都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不经过无产阶级的授权和同意，由这些激进分子一手操控的、实际上是他们这极少数人的革命和专政。这条革命邪路所制造的无数人间惨祸再雄辩不过地启示我们：对于一切开口闭口“民众”、“人民”、“老百姓”，自封人民和百姓的代言人，却从来拿不出授权书的人们，我们务必要保持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你就是你，张三李四，翠花栓柱，如此而已，少拿“老百姓”说事。至少，别把我算进去，我可没给你授权，让你替我说话。什么是民主？很简单，那就是一套授权程序，和授权者--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什么穷人或多数人--监督、撤换掌权者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非常、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除了所有后发国家都要解决的所谓“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格发展）也就是现代化问题，更难办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十月激进革命造就的“模式”是一个多么污糟的恶臭泥坑，要想从中拔出脚来要费尽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哪一个的深层根源不是这个模式？体制内外的那些极左们现在还在反宪政，足以说明那个罪恶的模式多么根深蒂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换脑子，哪有那么容易？换脑子不像砍脑袋，一刀就解决问题，可是，砍脑袋能砍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制度吗？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只能砍出一个更坏的制度。

　　深究下去，“他们”当年并不是存心作恶，相反，他们满腔热忱，流血牺牲，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制度，可惜得很，完全走错了路，选择了一条代价巨大而后果极坏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路径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代价会无比惨重--我们现在的改革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因为当年学错了、选错了，把邪路错当成了正路，而走邪路会形成“路径依赖”，就像是吸毒成瘾。邓小平等改革领袖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们开始把执政党带上一条正路。历史路径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贬低精英的领导作用、轻视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学习、在根本制度的选择上胡乱“摸石头”的理由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当年的位置上，我们会做得更好吗？谁敢这么保证？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罢了。所以，对于先辈们——不管是自强派、维新派、立宪派，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也罢错也罢，都不妨抱一份“同情式的理解”。照此办理，我们网上的那些刻毒、苛酷、戾气十足的谩骂，庶几乎能够少一点，危害轻一点。

　　再回过头来说蔡霞教授：她是个什么人，她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善意还是恶意，她为什么说这些话，……概不理会，一言不合就大张鞑伐，把人往死里整，以为自己有充分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和正义旗帜下，对所有人作严酷的道义审判--这要不是极左，要不是党文化阶级斗争邪教的毒素深入了骨髓，我真不知道还能作何解释。

　　是啊，不能不问，结这恶果的果树是谁载的。这苦果现在轮到栽树的人自己品尝了！还不即刻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每思及此，我对所有的激进派朋友们就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尽管我决不会赞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了解我真实处境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比我更有资格“不抱任何希望”，更有资格愤怒、仇恨、报复和“推翻”！不了解的，请读一读我的那篇写我母亲自杀的文章，《北京文学》曾经把它选进他们的“文学精品库”，网上都能查到。你们以为我冷血，我不会愤怒、不会为那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发生的不公不义流泪吗？只不过，我历来毫不含糊地坚决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的后果--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不是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决不能仅仅被荷尔蒙驱动，必须用科学理性指导、把控自己的言行，否则，用意再好，出发点再正义，也免不了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祸害。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这条两面挨骂、腹背受敌的最难走的路？--除了我的良知良能、家庭教育和许多好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信仰。目前中国一切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不一定非得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我正在研习的大同教（巴哈伊教），都可以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社会绝对（我主张慎用“绝对”这个字眼，但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当你有了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只从神那儿借来的慧眼，学会了从天上往下、往人间俯瞰，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现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争吵是多么琐屑无聊，甚至等而下之，多么龌龊肮脏。不管信不信，下个决断进门看看--就说偷窥，也得扒窗户不是吗？你在门外能看见什么好东西？实在不行，再退回来也不迟，又没人不让你退出。许进不许出，那一定是邪教，我可没让你进邪教的门--说实在话，你们之所以对宗教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因为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邪教教义--一种装扮成科学理论的无神论邪教--的缘故啊。

　　去借这一只慧眼吧，你们定当受益无穷--这是我最想和激进派朋友们说的一句话。

转载自：共识网

龙应台：“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转载自：共识网

野夫：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

编者按：著名作家野夫著有《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等作品，2012年散文集《乡关何处》荣登2012中国娇子新锐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作家。6月8日，野夫先生应邀来到中欧校友读书会，进行了主题为“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的演讲，内容视野开阔，展现了不同社会景象。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将这次演讲奉献给广大读者。

鸣谢中欧校友读书会微信群，欢迎关注微信：红枫书叶，ID:xiaoyoudushuhui。

以下为上半部分实录：

野夫：各位朋友，周末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交流一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湖-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承”，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江湖”这个词呢，最初源自于庄子。他是相对于庙堂，也就是朝廷来说的，泛指广大的民间。庄子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这个江湖就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真正赋予江湖精神实质内涵的是墨子，因此我们今天就先从墨子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江湖”这个词实际上是被污名化很久了的，一直遭官家打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是指隐约传承在民间的道统。清朝有诗人说——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说的正是这样的一辈草根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体制化”已经无孔不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和身边依旧还有一个江湖。在这人心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古老的善恶是非，永远在口耳相传的天良守则中，酒旗张扬。

我们为什么说墨子精神是江湖的始祖，是相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的思想代表着庙堂，代表着朝廷，而墨子思想代表着江湖，代表着民间，而且墨子是一个行动派。墨子的主要思想大家知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他的主要价值观。你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人多抢劫人少的，不能因为富贵去侮辱贫穷的，不能因为高贵而在贫贱的人面前傲慢，不能因为你狡诈去欺负愚氓。墨子的第二个思想是“兼爱”，第三个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大欺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就是义气的“义”，义这个字是江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道家的是“道”，那么墨家的就是“义”。至今的江湖社会都是以“忠义”二字，为他们的第一守则的。

形容墨子的一个重要的词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披头散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要有利于天下。他自己称自己是北方的“鄙人”，就是粗人，这个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且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早形成社团并行动的始祖。墨家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头目叫“钜子”，墨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社团，他们除了练武功，还发明一些守城的机械装置。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科学技术据说还很先进，能够很有效的阻止敌方的进攻，因此墨家经常组织帮助弱国，扶弱抗暴，帮弱小的国家守城。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去帮宋国守城，一下死了七十多个人。这个宋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殉葬。所以说自战国以来一直到汉初，墨家这一派是很茂盛的。所谓的朱家、郭解，都是墨子的徒子徒孙，朱家、郭解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侠客。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中，游侠精神，游侠之士都是一个非常高度肯定的人群，所以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除了为帝王作传以外，还专门作了《游侠列传》，而游侠不就是社会上的类似于荆轲、高渐离这样一些屠狗之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好打抱不平的勇士。

韩非子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是以自己的武功和勇敢去违抗统治者的一些禁令，因此在墨家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的一些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以侠义为精神的墨子之流，必然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到了汉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专制思想的提出，这加剧了墨子墨学的消亡。在战国那个时代，墨家是唯一可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儒家是为统治服务的，而墨家是为整个民间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种分庭抗礼的一种状况。木心说“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生、平等、博爱的先驱。”

简单地划分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庙堂和江湖，庙堂就是属于朝廷，属于统治者。江湖就是属于民间，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江湖，实际上就是来谈谈民间道统的一种传承。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庙堂和江湖就是两个世界。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像墨子他们要直接发起行动，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就是我们古代的隐士。不管是墨家游侠子弟，还是消极的这些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走江湖”这个口头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经常戏称自己是走江湖的人，走江湖这个说法，其实宋朝元朝以来，是禅宗的一个口头禅，叫“走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宋元以来禅宗在佛教里面发展最多影响最大，而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往往隐居在江西、湖南的深山中间，当时全国那些很多修禅宗的和尚，都要到江西、湖南这些名山里面去拜访这些禅宗的高僧大德，这样这些往来全国的和尚们就称自己是走江湖的，走江西、湖南的。

虽然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种江湖社会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这种江湖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隐隐传承，从来没有断过。到了明代，大家知道商业在明代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业发展形势好了必然带来很多游商、坐商。坐商就是坐在本地看门面的，行商就是跑单帮的，也包含现在搞物流货运的。这样的商人多了，这个民间社会开始发育。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游民多了，游民多了他必然要慢慢形成自己一个行帮，各行各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民间组织，用现在的话来说各种行帮的诞生，也就是商会的概念。他这种行帮，兼有一定秘密社会的特征，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一些报价方式，有他们的接头暗号。因为每个商人出远门，尤其在古代那个时代，希望得到当地的朋友帮助，因此需要每个人组织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感，因此在明代的时候各种行帮、各种民间组织开始产生。比如石匠、木匠他们可以有一个行帮，因为石匠、木匠他们都是奉的同一个始祖，就是鲁班。鲁班既是石匠也是木匠，就是修赵州桥的。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石匠木匠他们拜的老祖也还是鲁班。铁匠也有铁匠的始祖，剃头匠也有剃头匠的始祖。

多数的行业都在历史中去找一个自己的始祖，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些这个行业的基本规矩，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大家到各个地方拜码头的时候，都会行使自己那一种交接方式，这就是他们内部的暗语。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比如在武汉，卖鱼的，河鲜行，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一套秘密暗语，一种报价方式。包括乞丐，乞丐有“丐帮”，这并不是武侠小说虚构出来的，丐帮是一直都存在的，包括现在当代社会丐帮都是存在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丐帮大会，实际上民间也有，我参加过几次，也看到了他们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广大的民间的各种自发组织，最初是以商会行帮为主要特色，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组织开始向一种政治组织转变。像明末的一些遗臣，以郑成功为主，逃 到 台湾的这批，因为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要恢复大明江山，他们在偏居台湾这一带的时候，想到为了团结弟兄们有组织的抵抗所谓的外族侵略，当时最初 在台 湾以军队为主成立了天地会。天地会为了向内地渗透，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派了一批弟兄登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洪英，是最有贡献的郑成功的部将，洪英 他们在 内地慢慢发展，天地会在内地发展的这一支派，就是大家知道的洪门。

洪门的弟兄到大陆来做一些游击战，对清朝进行一些反抗，作为一种秘密的帮会组织，他必须有很完整的一套制度，那么由洪门又派出兄弟，去当时清朝的主要粮道 京 杭大运河，当时漕运负责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为了打入整个漕运团队，就派了三个兄弟到漕运组织里去帮清朝运粮食，这个叫漕帮，后来就是清帮。洪门最 初的 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电影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陈近南，他从台湾派过来就到了四川的雅安，建了一个山头，这就是整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帮会——哥老会的源头，后来又叫袍哥。

也就是说在清初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江湖社会最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且在清初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家对满人有着很深的反抗情绪，所以说这种政治组织，在清初的秘密社会里，很快的在底层人中形成了串联。

但是到了清中期，由于最初的那些政治人物都慢慢的消亡了，人民的仇恨也渐渐的随着一代一代老去，新生的一代慢慢的遗忘了，因此帮会到了清中期的时候，实际 上 他的革命性就开始退化，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的组织。他与统治者不做一种硬性的抵抗了，大家自己抱团打天下，而且这个打天下已经不带有政治目的了，而是弱势者为了自己团结不被他人欺负。

无论洪门、青帮、哥老会，这是当时的几大民间社团。他们虽然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但到了清中后期，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是半公开身份的，朝廷也并不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发现他们是在维持各个地方秩序，这样的秘密社团和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革命组织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边缘生存方式，比如说赌博、娼妓、行业垄断、欺行霸市，这个是在各个国家、时代都存在的，这样一些边缘化地区，政府的手插不进去，普通守法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参与进去。这样一些边缘地区，就是社会民间组织和秘密帮会他们插手掌控的一些地方。那这些领域你不能把他说成是纯粹的犯罪组织，秘密社会和犯罪组织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犯罪就是打砸抢偷盗绑票等，但是真正的江湖社会，他们章程严格规定了几不准，很多纪律你拿到现在来看，完全可以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 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在各个地方后来普通人为了寻求安全感，很多也都加入民间组织、帮会，而且是各个地方的绅士、军官、政客都加入帮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体面人加入帮会，那么帮会在各个地方的势力就非常的大，他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官府对当地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尊重，不得不依赖，不得不靠民间社会帮他们维持一定的秩序。

到了清朝后期，革命党兴起，在孙中山领导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深深知道江湖社会的作用，于是他必须要借助于江湖力量， 他自己在美国专门加入了洪门。所谓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的致公党，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叫致公堂。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在海外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的募捐主要是靠这些江湖社会的力量。在革命党这一支力量里面，有很多会党，同盟会，兴中会等，都在清末秘密准备革命中间形成互相联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 命、新军造反、宣布独立，实际上都是帮会组织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结束中国的帝制，江湖的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牺牲了众多弟兄，花费了大量钱财，这样 才有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由于中华民国的诞生与帮会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到了民国的时候，帮会就可以合法化存在了，在整个民国帮会都是合法化的。大家知道的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民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袍哥，很多军政两届的大佬，商人都是江湖帮户组织里面的人，更不要说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江湖大佬都是合法存在的，都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是党国要人都愿意结交的对象。

当共产党开始起来，1927年公开跟国民党分裂，开始武装起义，走到武装革命的路上，他们也知道要利用帮会的力量。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帮会子弟，大家知道的贺龙，他是湘西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这都是有历史资料准确记载的，像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也是加入了青帮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是帮会身份的， 包括红军长征中间，兵源损失很大，很多袍哥子弟因为老大号召加入也都加入了。

1950年之后共产党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其中这个运动当中有个分支叫消灭反动会道门，就是一统江湖，剿灭整个原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江湖行帮，整个民间组织全部取缔。其中的大佬，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普通的会众要求限期到政府登记，宣誓不再参加帮会活动，监督改造。所以到了1950年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基本被摧毁，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完成了体制化。任何的民间组织在1950年之后都不复存在，必须要产生的组织，那也由国家政府设一个部门来取代。比如工会、农会、妇联、工商联，以及我们今天的各种官办协会，包含红十字会——连社会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都要由政府变成一个部门来领导，这就叫体制化。完全体制化之后，民间的道统受到了巨大的摧毁。因为体制化不能替代民间的道统，实际上无法做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面，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包括美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种原来的江湖社会都存在着，青帮、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海外留学，如果有机会接触，非常普遍。

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要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江湖社会帮了共产党。因此在台湾戒严时期，对江湖社会是不允许合法注册的，也打压，但是 没 有 像我们大陆采取的这种判刑和摧毁的方式，江湖帮会只是不让你合法注册，其实洪门、青帮一直以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延续存在着。台湾从80年代解除戒严之后，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民主转型，完成之后现在的台湾，江湖和帮会就可以合法注册登记了，台湾过去传统的江湖是老三大，洪门青帮白莲教，所谓的一青一红一白莲。 后来国军的国二代，也就是眷村子弟，为了和当地原著民争夺空间，也形成了自己的帮会，这个就是著名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台湾后来的原著民子 弟为了对抗外来人成立的帮会，于是也成立了天道盟。现在台湾的新三大江湖帮会就是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原来老的青帮、洪门、白莲教就开始衰弱了。

我去年到台湾去拜访了他们洪门的总会长，也拜访了四海帮，正好他们帮主死了，新的帮主接权，也去参加了他们老帮主的追悼会，就在台北市中心租了个几千人的大 广场，广场非常气派，完全合法存在，他们还有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警方联系，协调关于在这个追悼会期间警方应该怎么配合。四海帮的副帮主是我一个老朋友， 他亲自接待我，详细跟我讲过他们帮会的生存状态和现状，让我比较近的了解了一下台湾帮会的存在状况，他们现在注册叫四海同心协会，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不能叫什么帮，于是他们就叫协会，他们堂口分布到全岛，警方掌握他们所有资料，也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不取缔他们的帮会。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高度打压，对民间社会的高度警惕，严禁民间社会的发育，使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看上去完全是一盘散沙。我们说的传统的江湖道义、江湖精神都是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取缔的，都被污名化了的，因此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已经乱了套，盗亦无道了，过去是盗亦有道。

虽然民间组织没有了，江湖行帮、帮会没有了，但是江湖精神在民间我还是知道一直在隐秘传承，我笔下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人物，说明这种江湖精神是杀不死、绞不灭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也是一定会存在的。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存在，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刚才谈了台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虽然是一国两制，江湖社会实际大量存在。

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万个，主要允许的有作公益的、慈善的、支教的，真正做维权这块的还是高度警惕的，至于做其他的，还是非常严禁的。 还有一些同乡会、同学会，还有一些行业的商会，现在也开始慢慢允许发育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不能完全靠政府无孔不入的管控社会，没有一个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是危险的。

我们就拿欧洲来说，我去年在荷兰被邀请去那三个月，做了浅层的一些调查。荷兰那么小一个国家，他的政府更加小，荷兰最大的组织翻译过来叫“水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民间管水的埝会。因为荷兰是一个高度要依赖运河的一个国家，他的水会是他最大的民间组织。荷兰的水会诞生了一千多年，人家一千多年前成立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运河、湖泊、河流。整个政府远远不如他们这样一个水会大。去年荷兰有半年时间是没有政府的，但是各个运输、灌溉、航道井然有序，整个社会不会发生任何崩溃，这个就是整个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像著名的日本的“山口组”，大家知道他一直是黑社会、暴力犯罪组织。去年日本方面也邀请我去过，我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实际上山口组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他作为这个江湖的帮会也是合法存在的，只是警察掌握他所有情况，他帮会组织的任何成员具体犯罪了，那警察谁犯罪就抓谁，该怎么判怎么判，他不能因为个别成员的 犯罪就全部取缔整个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说现代的江湖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那么现在的江湖精神我们要给他一些新的内涵，江湖中原来讲的“忠、义、信”很重要。那公信力，就是我们应该在社会提倡的。江湖中原来的扶弱抗暴，我们用今天的概念来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这都是一种传统江湖精神的现代化。那我们把传统江湖应该要合法化，要把他从秘密社会走出来，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是个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江湖这个话题很大，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单独陈述。我今天只能泛泛的讲到这里，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探讨，我们接下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交流，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得错误的地方可以批评，大家如果感兴趣先读一些书的话，中国其实关于帮会啊江湖的书相当多， 比如说纯粹谈江湖的谈民国期间的，真正民间底层江湖的《江湖丛谈》，连阔如先生写的，写的非常好。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帮会史》，很多很多相关的书大家可以参考阅读，实际上我们谈江湖是为了把江湖和今天的民间社会挂钩来谈，民间社会不充分发育，政府组织不慢慢缩小，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不妙的，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政府，大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转载自：腾讯文化

万里：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摘要：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 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 和 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 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 呈肺扌∈隆保馐鞘裁凑温呒?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 /SPAN>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 迅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 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转载:万里委员长的文章《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

蒋福财：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国家犯罪破坏人类社会、国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本、最宏观、最深层次的理念和秩序，危害国家、人类社会运行的整体安全，侵蚀国家的国本、人类社会的根本。如果把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比喻成一幢大厦，国家犯罪腐蚀的是大厦的地基和框架，破坏的是大厦的整体安全。

　　国家犯罪产生在国家行为主体履行治理国家职责的国家行为过程中，而国家行为主体又是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国家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并且，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具有无可抗拒的权威。因此，国家犯罪行为一旦发生，直接对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产生损害性的冲击，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的权益产生破坏性后果。而这种损害性冲击对国家、人类社会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破坏性后果及对公民、组织等国家行为对象权益影响的深远性，是任何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不可比拟的。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是非常广泛的，在国家权力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是全面覆盖的，对国家治理秩序、国际秩序、公民权益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

　　同时，国家犯罪作为治理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涉及的都是国家治理、对外交往的大事，都是国家运营的大事。因此，国家行为一旦脱离了秩序和规则的约束而形成了国家犯罪，危害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等系统性秩序和利益。

　　国家犯罪还会直接对国家行为对象产生几乎无可救济的危害后果，对公民权益产生几乎不可救济的损害。作为国家行为对象的公民来说，由于公民与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处于绝对不可能对等的地位，国家、国家行为主体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将对公民产生不可救济、不可抵抗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私力永远也无法与国家公力抗衡。同时，国家行为具有效仿性，对于具体国家行为对象的任何国家犯罪行为，非常容易地被其它国家行为主体复制和效仿而成为普遍性的国家行为，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常态性质的国家犯罪行为。

　（一）国家犯罪破坏国家政权的根基

　　1、国家政权的根基

　　《国家犯罪学》认为，国家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国家政权的存在和稳固，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国家政权，必定被推翻或替代。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为了得到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国家政权必须满足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需求，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益，建立和维护符合国家发展和公民需要的国家治理秩序，谨慎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保障公民有序、幸福地生活和工作。

　　2、国家犯罪动摇国家根基

　　国家的根基是人民，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民基础之上。国家行为是国家行为主体代表国家意志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是国家政权的行为表现，是国家的行为。国家行为的权威性来自于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取决于人民对国家的支持，来自于国家行为本身的可靠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国家行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础。国家犯罪是国家行为形成的犯罪，直接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使人民对国家行为失去信任和依赖，使国家存续的人民基础动摇。

　　3、国家根基动摇是犯罪现象产生的温床

　　如果国家犯罪频繁，长此以往，国家行为在人民心中不再具有任何信任感和权威性。那么，国家将失去人心，国家政权将失去民心，直接动摇了和破坏了国家政权的根基。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国家政权将不能有效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国家无法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国家治理秩序陷入混乱，国家法治精神丧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不仅会葬送国家政权，更会使人民生活在无秩序、无依靠的动乱环境中，失去尊严、幸福、畏惧，必将导致社会出现大规模不当行为，罪恶滋生，犯罪横行。

　（二）国家犯罪从根本上腐蚀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

　　1、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与国家

　　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是国家治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秩序中的基础性秩序。

　　社会秩序的根基在于社会秩序本身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国家的义务在于必须建立和维护符合一国绝大多数人民诉求的社会秩序，伸张社会正义，铲除社会毒瘤，使社会秩序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正义感和精神追求。国家秩序的根本作用是规范了国家政权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范了国家行为主体体系的结构和组成，规定了国家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国家行为。因此，国家秩序的义务在于维系一个国家治理国家体系的完整性、正当性、合法性。

　　社会秩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秩序的存续，是因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天性需求。人类对有序社会秩序的诉求占据了人类对秩序追求的绝大部分。国家秩序是国家政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国家对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性、正当性、合法性需求，是国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2、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为文明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国家秩序的规范，也是因为有着对社会运转占支配地位的、正义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人民日常活动的有序调节。因此，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秩序基础。

　　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需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即使没有国家政权，没有国家事务秩序，只要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且没有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人民一样可以有序地、幸福地、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国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无序的状态常常存在。而这些常常是受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跟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没有根本性关系。中国素有“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虽然这句话更多的含义是指国家秩序的重组，但是，这种国家秩序的重组和混乱是由国家事务秩序的影响而致的，讲的是国家事务秩序的发展是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3、国家犯罪对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事实证实，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人民活动产生的社会束力是不可忽视的，对国家行为主体治理国家活动发挥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社会秩序规范和引导人民的活动，国家秩序约束和指导国家行为主体的活动，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国家的运营和治理都起着其它任何秩序都不可能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约束和规范，或者国家犯罪行为破坏、损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仅仅依靠国家事务秩序的规范和国家行为的强制治理，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被压抑、被强迫的抑郁气氛中，社会缺乏自然的、传统的、传承的人文气息，人民生活缺乏人文关怀，缺少亲情友爱，缺失人伦纲常，人民就会生活在一个自私的、机械的世界，没有了人的感情和天性。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到人民对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对国家行为的服从。并且，在缺乏感情和人性的社会里，人更不可能去自觉遵守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和自愿服从国家行为，一切将坠入混乱。人民生活这样的社会里，产生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家犯罪损毁社会正义

　　1、国家行为具有当然的正义性

　　正义观是所有人内在的根本观念之一。人需要正义，社会更需要正义，国家也需要正义。一般说来，国家行为由于是国家的行为，应当具有当然的正义性，代表了正义。

　　在对秩序的追求中，正义应该是秩序中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国家秩序、国家事务秩序、社会秩序等作为国家运转和人民生活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所以，社会正义是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

　　2、国家犯罪对社会正义和产生犯罪的影响

　　国家行为应当代表社会正义。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实际上就是国家行为违背和抛弃了社会正义。国家行为如果不以正义为目的和价值取向，国家行为将不被社会和人民接受，将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功能和作用，国家治理秩序也将失去作为规范国家和人民活动的可能性，国家也就失去了有序运转的基础。

　　但是，人类对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自然天性。追求正义秩序和社会正义是人类本能，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国家犯罪不仅使国家行为失去正义背景，破坏社会正义，更使国家治理秩序失去正义基础，还使国家失去正义光环。而追求正义的人类本能又会推翻非正义的恶秩序，建立起正义的国家治理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动乱和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犯罪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同时，如果国家行为构成国家犯罪破坏社会正义，则具有强烈的榜样作用。在人民的意识和活动中，多数人的正义观和正义行为都遭到了来自国家犯罪行为的挑战和打击，人民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国家犯罪行为的恶劣行径，形成逐步扩散的不良之风、不法之风。而当这一切成为风气、成为惯常事件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成为一个国家中的惯常现象的时候，当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反而被社会接受、保护、鼓励、默认的时候，则国将不国，社会混乱，邪恶盛行。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产生犯罪才是奇迹。

　（四）国家犯罪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破坏

　　国家行为本来是建立和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的国家强制力量，是国家治理秩序稳定和发挥治理国家功能的根本力量。但是，国家犯罪却带头违反和破坏了国家治理秩序，使国家治理秩序不能全面地实现规范、调节、约束国家运转一切事务的功能。因此，由于国家行为的性质，国家犯罪会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国家治理秩序也会因此变成形式，不能对国家和社会活动发挥规范、调节、指引作用。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上至国家行为主体，下至普通公民，人人行为没有依据，任何活动没有秩序，任何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习以为常的。

（五）国家犯罪破坏国家公信力

　　国家公信力是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国家行为应当体现了国家公信力。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不同，国家行为的权威，来自于国家的公信力，而不是个人权威。同时，国家的公信力也通过国家行为来体现。因此，国家行为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公信力。

　　国家行为构成犯罪，是国家行为失去公信力的一种反映。如果国家行为构成犯罪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则无法判定一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公信度，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如此下去，国家行为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如果国家行为都没有人信了，国家也就没有公信力了。国家和国家行为都没有了公信力，则国家治理秩序就没有了维护主体，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就没有了参考和依据，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了。此时，产生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不足为怪了。

　　正确处理国家公信力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还要妥善处理国家行为中个人意志问题。由于国家行为最终还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来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国家行为中渗透了个人意志。当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时，国家行为能够代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具有国家公信力。但如果个人意志超越国家意志，且个人意思与国家意志追求的理想和目的不相融洽时，国家行为实际上不能全部代表国家。但是，由于国家行为的特殊性，它仍然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仍然会被视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然而，由于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本质上是不符的，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公信力的破坏。而一旦此类行为大行其道，人人将对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行为及国家行为主体失去信心。长期下去，国家将失去人民基础，失去国家公信力基础；人民将失去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却滋生了犯罪的可能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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