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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

周舵:中共现状与海外民运前途

(北京) 周舵 (作者为1989年6月2日绝食的“四君子”之一)
  要点:
  1)民运已经“边缘化”;
  2)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3)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早春三月,应某基金会之邀,我重访美国。这个基金会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要我接受采访。趁便,我临时决定在哈佛大学作一次关于渐进民主的演讲,又应邀给哈佛的本科生讲了两堂课。时隔七年,美国还是如此诱人地美丽,而且──与中国大不相同──美丽得如此 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刚刚离开。在演讲中我说起七年前“逃离美国”,不是因为美国不好,恰恰相反,美国太诱惑我,我担心,时日稍长,我会动 摇了回国的决心。在洛杉矶的姨妈、表弟、表姐妹们,在台湾的舅舅,苦 苦劝我长留美国,至少,拿了绿卡再回国,两位老人甚至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酸酸的,并不好受。 我自问: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讨厌的品质之一)了?亲戚 们问我回去的理由,我说:两个字,爱国,或者,六个字:我是个爱国狂(亲西方的,不是反西方反美的)。这个理由她们不能接受,问我中国有 什么好,值得你爱?

  这个质问,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爱可爱的东西吗?我想回 答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好,她可爱、优秀、有什么“优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我实在找不出中国比美国优越之处),恰 恰相反,因为她是如此不幸,如此多灾多难,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无法卸 除的沉重责任。

  爱国不是出自理性认知,不是来源于优劣比较,对我而言,爱中国是 溶于我全部血液中的东西。我为中国的每一个缺点痛心,为中国的每一点 进步高兴得要流泪──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艾青诗);

  但我没有这么说──虽然是实情但难免被人解说为自我拔高──我只能说,留在美国很好,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可以说虽不在天堂也离天堂不远了,只不过,这就象翻日历,除去数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从现在开始 ,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天堂大概都是这个 样子吧)。中国却恰好相反,每日、每时都在变,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做 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就这样,我逃离了美国。回国后的种种经历,千言万语无法尽述,我 会选择一部份写在明年杀青的加长的“六?四亲历记”(题目是:《血腥的黎明》)当中。在这里,我只能提及一点:我本应经常把国内的情况通 报给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但由于种种不便,我似乎是失职了。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些弥补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与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之间,隔阂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这当然不是好事。从我“关注人权,支持申奥”的声明 受到的批评来看,这个隔阂和误解确实不容小视。

  让我先从三点建言说起。

  一.边缘化的危险

  余英时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谈到中共的“痞子化”,极为中肯。事实上,共产党和几乎一切革命党一样,大体上由两部份人组成:理 想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边缘群体。所谓“边缘群体”,是指那些在大动荡的时代,从原本有序的社会职业分工位置上被排挤出来,又找不到新 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失 去土地的农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阶段,是激进知识分子为主流,正是他们鼓动、组织、领导那些边缘群体起来造反。随后,这一类人逐渐被排挤 出领导核心,边缘人日益成为主导。边缘人的不择手段、非道德主义、赤 裸裸的实力主义和残忍冷酷,便成为革命党的常规。这大概应该算是一种 “革命的内在逻辑”吧!

  有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痞子文化”)的大书,很值得推荐: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着《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 年9月),我极为钦佩的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评述 杜亚泉(杜亚泉先生是近代最早注意该问题的学者)的一段话: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 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 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份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 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 生计,疾恶官吏,仇视豪富为其特色。

  这部书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好, “阳儒阴法”也罢,都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谓“隐性文化”即游民文化、痞子文化,它“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 一统天下”。自秦始皇以后,争夺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拼杀之中,有成功的“豪杰”,从刘邦、朱元璋到毛泽东;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 、吴广到张献忠、李自成,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流民群体的杰出代表;所谓 “江湖侠客”,正是游民的理想;影响中国人(从担夫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远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乃一代又一代游民的经典 教科书。这个反贵族、反主流社会,反知识、反道德的游民文化,已经成 为中国人灵魂深处一种最坚执的情结和本能,每逢乱世,必定冒出头来大显神威。及至近世,再被激进知识分子抹上一层民粹主义的油彩,它就尤 其威力无比,真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九四年回国伊始,就向刘晓波、王丹和其他民运朋 友极力告诫“千万不要边缘化”的理由所在。当然,边缘化不是我们选择的,但责任在谁并不影响其危害性。如果我们脱离主流社会,脱离广大民 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日益封闭,成为一个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自 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小圈子,民运就死定了。请注意:我所谓“主流社会 ”,是指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发育着的、代表未 来的主流。

  请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去设法接近 、了解、体谅和同情海外华人的主流意见?更不用说,国内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到企业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用一句“他们都是中共的应声虫”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离列宁的职 业革命家阴谋小团伙有多远?共产党尚且有“三大法宝”──党、军队、 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 敌人”,而我们,除了理想、热忱,主张和口号之外,还有什么?

  二.极端主义的陷阱

  极端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早就是民主理论界的共识,本来不必赘 言。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这块土壤上,民主不得不从ABC说起。这既是由 于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多少民主化的资源可资凭借,也由于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对非主流的激进民主极为亲切和熟知),更是由 于执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自由民主 理论自身的模糊、混乱、不完善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和中国人的普遍见 解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理论,一直落后于民主实践,是最近二、三 十年,才逐渐清晰和完善起来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不停地争论之中,远远谈不上成为大多数人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认为,“极端主义”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去定义。从目标角度说,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正确、正义、 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宽容)其他的目标(主义、主张、立场、价值观……);从手段的角度说,极端主义者坚持,为了达 成这个唯一正确、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这两方面可以合而为一,也可以互相分离,成为仅限于目标范畴的极端主 义(如哈耶克、诺齐克),或仅限于手段范畴的极端主义(如机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种极端主义: 极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右(各种暴力推翻共产党,不计代价地推行“休克疗法”的政治派别),以及狭隘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陷阱。详细的论证,收入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预计明年出版,此处不便多说。

  按照我“渐进民主论”的“六分法模型”,欧洲自由民主的主导类型 ──中左+中右(我所谓“中派的联盟”即中左、中右的竞争─合作)是中国民主化的合宜目标,美国式的过份偏右不适合中国(无法仿效);途径 (手段)是渐进有序地培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别成为体制内、外的主流 ,同时,防止社会大动荡,尽力防止三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顺便提一句,按照这一模型,迄今为止,国内近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没有切中要害。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种左派?如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和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右,两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既竞争又合作便是;如果是新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和暴力颠覆中共的极右, 那也同样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两者都是不容争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杀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决没有任何反对何清涟女士的意思。只不过,我建议她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细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 极左之分,右派有中右和极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个好用的分析工具。

  极端主义不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处处与自由民主为敌(不管其信从者主观认知是否如此),而且,各种极端主义派别互相之间也是既你死我活,同时又互相激发──一个极端的崛起,一定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 。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从本?拉丹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值得美国人警惕和反省的是:你的自由民主再好,如果你用极端主义的手段去推行,也 会引起本?拉丹式的疯狂反弹。照此下去,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到最弱者 不久也有能力毁灭人类的世界上,最终除去同归于尽,不会有别的结局。共和党右翼的“北风主义”,自恋式的一意孤行,就多半会有这样的效果 ;只有金大中式的“阳光政策”,曼德拉式的海一样宽阔的胸怀,才能使民主化少些坎坷和反复。当然,象“九?一一”如此震撼性的事件,不是这样三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容日后再谈。

  我要请求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离极端主义有多远?我们真 懂自由民主吗?我们具备实行民主的资格了吗?

  三.读书、回国的重要

  七年前我“逃离美国”还有一个原因,在《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 答傅春雨先生”之中提过两句:对海外民运某些人身上那种极端主义的品 性──粗暴、仇恨、不宽容、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和痞子作风,我 避之惟恐不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海外民运的所谓“争论”,就象一个原始丛林,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上一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眼镜蛇的尾巴 ,被它狠狠咬上一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这就叫“民主斗士”,那么,“Bye bye,再见了斗士”,我与你们无关。

  听听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是怎么说的吧;与之相比,某些“民主斗士” 只能说是有近乎狂热的“斗”,却没有起码的民主素养:一些内在性元规则对于自由民主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使争论非个人化的规则:踢球,不踢人。与个人毁谤博得普遍喝彩的社会相比,在一个专事人身攻击的论战 让位于实际争论的社会里,更可能存在和平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演化 ”(W?Kasper&M?E?Streit)。

并不是说,极端主义者都不是好人。只不过,好人如果走火入魔,可以做 出让世人惊骇不已的大坏事,成为危害人类的大祸害。没有什么理由认为 ,好心一定会办好事。极端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疯狂、非理性、没脑子。从眼镜蛇的角度看,你踩了它的尾巴,它置你于死地,再合理不过。极端主 义也未必都不值得同情。兔子被逼急了,还要蹬蹬腿呢,何况人乎。甚至 我敢说,极端主义者身上经常不乏极可钦佩的品质──勇敢,坚定,正直 ,热忱,严格,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这个美德单子可以开得很长。我 能说的只是:在今日之中国,极端主义危害极大,万万不可行。如果是二十年前,则另当别论。

  我们又万万不可存有幻想,以为极端主义可能被根除。俗语云,“树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几十亿的人类,不可能个个温良恭俭让。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抑制极端主义的势力,缓和它的为害。这要靠执政者和 反对派双方共同努力。

  中共执政者方面:应当充份认识极端主义的危害性,从自身开始放弃极端主义的信念和施政,对各种不同声音,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好,法轮功也罢,以及海外民运的温和派、激进派乃至极端主义派,只要没有极端到真正使用极端主义手段,都不妨对话、沟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否则,如同一只压力锅,底下猛烧火,上边连个出气孔都不留,迟早有一天要总爆发。

  民运方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那一套“中共的专制本性注定不可能接受民主”的造反有理论根本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我在国内眼看着中共一天天在和平演变,令人担忧的反倒是,中共进步得比某些简单化的民 运极端派还要快!──这话听来刺耳,追究起来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罪,但我仍然非说不可,否则我就是一个怯懦的、昧良心说假话的、追着 浪头跑的投机分子。当前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中共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共, 甚至,它能不能叫做共产党尚且大可置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共产党的一整套信仰、价值观、理论和制度)是两回事,共产党里有太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不断地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影响,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尽管发生了“六?四”这样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分道扬镳的大悲剧,他们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眼看着这样的朋友在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呢?

  我要再提一句老话:海外的朋友们,请你们多读书,多回国。我坚决反对那种无根据的信心,说什么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只要推倒专制,民众的民主天性就会迸发出来。正相反,自由民主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小心在意地引入。这就必定意味着精英们首先要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民主,而这不仅仅要生活在民主的空气之中,从事民主的实践,还要系统地接受民主 理论的教育。自由民主不是那么好懂的,它未必比其他学术更容易入门。没有什么比只要有良好愿望,人人都可以大谈民主更可怕的事了。也许, 我们应当互相商量,加上请教专家,开出一份自由民主必读书的书单,不 读完这些书,民主可以免谈。开汽车这样简单的事,尚且要上驾校训练上三个月,民主这种关天大事岂容马虎?

  民主理论是洋人写的,没有几个洋人真懂中国──我就没见过几个。 中共夸口说,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话前一半是胡扯,马列主义不是普遍真理,是极左的 普遍谬说,但后一半却近乎普遍真理。几年、十几年不回国,还谈什么中国问题?从何谈起?我离开中国不过一年多一点,回来之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回感觉,居然就有那么多若干年,甚至一辈子没踏上过中国土地的中国 人、外国人,放心大胆地横说纵论中国的民主,指手划脚,这个对那个错 ,简直叫人哭都不知从何哭起。诚然,不回国怪不得海外的朋友们,是中共让你们有国不得回。但是,谦虚一点,自信和武断少一点,总是应该做到的吧!“知耻近乎勇”,知无知近乎有知。苏格拉底说过: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话不能作极端主义的理解,读作世上没有有 知识的人,但它肯定比“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离真知更近。我不是想贬低什么人,我真是在替很多朋友担心!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则需 要警惕另一种信息不全--被中共的片面宣传误导。

转载自:毕渡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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