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高考，首先想到的是考生，考生不容易，因为是被考的人，想要不被烤糊。平时的用功，考场的发挥都得到一定火候。但是，阅卷者也不容易，尤其是阅作文卷子。有专做高考的媒体人告诉我，现在阅作文，一篇文章就是几秒钟的事儿，什么性质的作文，都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段落该说什么，有就给分，没有就不给。跟语文知识一样，凭采分点给分。至于文章的文采如何，有谁管得？
记得刚恢复高考那阵儿，作文的文采，还是有人理会的，各地考卷中的佼佼者，还会被选到报纸上刊载。当然，真要是看文采，衡文之际，会有许多麻烦。很好的和很差的文章，容易被看出来，除非个别人口味特别特殊。但是，一般性的文章，彼此之间的优劣则很难判断，恰恰，在考场上，这样的作文是最多的。给这个79分，给那个81分，其实很难说清楚为什么。
所以，你就会明白了，为求“公正”起见，中学生的作文训练，为何必须套路化，程序化，说到底，就是标准答案化。何时点题，何时发挥，何时上典故，何时收尾，都得按套路来。只要你被训练成了，写出的作文，分就低不了。方便考生，也方便阅卷。高考把关老师，频繁的训练，不是为了拿高分，而只是让学生别丢分。毕竟，高考不是按一张语文卷录取的。
其实，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也是这个套路。八股文，起承转合，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套路和规矩。考题大多取之于四书，坊间吃考试饭的书商，把四书所有的章句做题目的文章，都找高手做了个遍。进士和举人的名次靠前的八股文，也都被广泛刻印。只要有钱，尽管买来自己琢磨，无需创新，模仿即可。
全国上百万的读书人，能考到应乡试（举人）阶段的，基本上八股文都做熟做滥了。阅卷人也是读书人，真正的好文章，当然多半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四平八稳，合乎规矩，也能踩到采分点的文章。那时没有其他的科目，录取与否，主要看文章。一遍看过去，很难分出优劣来，有时候似乎分出来了，但再看一遍，又含糊了。但是，科举考试的意思，是必须在众多的文章中，拔出几个优秀的来。所以，有的考官，只好在文章的格式，有无错别字上面较劲儿。先把有问题的，淘汰下去，然后再说。进士的殿试，更是这样，阅卷者，除了挑格式、别字，主要看字写的好坏（在其他阶段，为了防止考官作弊，卷子是重新誊写过的，分不出来书法的优劣），殿试主要拼书法，成了公开的秘密。清代儒学大师俞樾，不善小楷，殿试幸好碰上了曾国藩做考官，由于诗文俱佳，在曾的坚持下，被取为第一，但到了皇帝那里，却因为字太丑，被降为二甲第十九名，活生生落了一个状元。看来，即便是在意人才的皇帝，也不能免俗。
乡试以上的考试，各个阅卷人先看阅，然后挑出好的，送给主考和副主考定夺。分阅卷人，就被录取者称为房师，主考和副主考，则被称为座师。做房师难，做座师更难，难就难在衡文。座师要在房师送来的卷子中挑选录取者，往往头更大，看了半天，也分不出优劣来。绝大多数考生，都是练熟了的，文章做的四平八稳，错倒是没有，但就是一个模子，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个别较真的主考副主考，往往直接下去，从哪些被房师淘汰的卷子中，试图能找出个把让人眼睛一亮，觉得不一样的文章来。你还别说，凡是这样做的，真的每每能有收获。越是到晚清，这样的事儿越是多。好些做得老成，纯熟的文字，结果不得售（录取），一些怪文章，却意外得中了。
但是，这样负责任的主考副主考，其实不多。因为这样做，容易被人究弹，说你作弊，弄得不好，乌纱帽就丢了。更多的人，只好硬在送上了的文章里面挑，凭感觉，挑上那个算那个。晚清重臣潘祖荫做翰林的时候，就很红，经常被派下去做乡试主考。跟众多主考一样，面临着挑选的难题。据说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房师们送来的卷子一圈儿排开，他拿一个鼻烟壶，放在中间，转动鼻烟壶，最后鼻烟壶停下来，烟嘴对着那个卷子，就取那个，依次这样的转，名额满了为止。那年月，录取者对于座师，是视为终身的老师的，具有伦理的意义。因而人称他这个座师，是“鼻烟壶老师”。这个事儿，属于传闻，但也有佐证，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一次跟潘祖荫同为殿试阅卷官，发现此老半天不到就完事了，而他则通宵达旦，都弄不完。凭良心说，翁同龢通宵达旦，点灯熬夜判出来的，跟潘祖荫用鼻烟壶转出来的，其实也差不太多。
所以，在科举时代，由于士子们复习得太纯熟了，文章练得太四平八稳了，最后能不能考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成了撞大运。跟文章无关，跟才华更无关。所以有的人，说考上与否，是要看积没积过阴德。明清笔记上，记载某人积阴德而导致子孙成为科门高第的故事，一把一把的。而今天的高考，作文实际上已经被半废了，因为多数的重点中学的考生，都把各种文体练得很熟，套路程式都没问题。到了考场上，大抵不会丢什么分。高考把关老师，追求的也就是这个目的。结果最后的较量，是在其他科门，作文反而无所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教了那么多的课时，学生的作文水平，反而越来越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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