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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


  ——2008.11.23在港大的讲演(修改稿)
 
  陈婉莹:周舵先生是个历史人物,我们非常荣幸,历史人物走进了我们的课堂。A historic figure enters the classroom of HKU. 他是个非常传奇的人物。He is a legend. He was born in India. And then his parents married there. He was ther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Maybe he'll tell you more if you ask the right question. The four gentlemen of Tiananmen, you'll find him too.  I was in New York at that time. I was just fired from my job. I'm kind of lucky because my paper at that time, the paper that fired me, came out entirely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colleague walked out and quit. So I was saved the trauma.  Those were the historical times. Next week will be the last class. One of our early sessions is about Tiananmen. You've watched the film.The facts of tiananmen are still fuzzy.  We want to look at the facts and some of the facts are still unclear. And he was there until the bitter last moment. I'm not gonna introduce or talk about all his life because it's all in that website. He went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下放,插队。(周舵:就是把你插到生产队里头去)and then he became an economist. He became one of the intellectual,one of China's first public intellectuals. Because when there is a critical moment, he stood up and tried to do something and spoke up for the public. So tonight is all his. 他在这里我不敢讲话,不敢讲中国问题。I think he wants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is perspective on how China is gonna evolve or change.中国的改变。欢迎。
 
  周舵:你们敬爱的钱钢老师是我的老朋友,很老很老的朋友。1986年……
 
  钱钢:我插一句吧,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88年的一个深夜。我在大连……
 
  周舵:不对吧?
 
  钱钢:是88年……突然我住的宾馆里多了一个客人。我们俩住一个单元。他这个人一见面就说非常理论性的话。他当时一个词就把我震住了,他说,我坚决反对多数暴政。那个时候我满心里想的是多数决定论,他说的多数暴政让我想了好几个晚上。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周舵:钱钢老师在打到北京我家的电话里就跟我说,让我讲讲我的“宏论”。但我没有什么宏论,我只有谬论。而且不是一点点谬论,是成体系的,一堆一堆的谬论。再加上我正好又感冒了,头脑昏昏的,搞不好我要开始胡说八道了,所以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
 
  如果从你们的职业兴趣角度,你们感兴趣的是这个题材,但是我不想讲这个。因为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非常宝贵。第二呢,是因为我对你们的期望值要高得多,期望你们不仅仅作个媒体职业人,还要作一个真正的精英。在今天的西方,尤其在左右翼民粹占优势的地方,“精英”是个骂人的话,政治不正确,几乎和“反民主”同义。但我已经说了,我这儿讲的东西全是谬论,横竖是要招骂的,所以我不在乎。更何况我是中国人,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学说从来主张“选贤任能”,贤能者,精英也,所以我有恃无恐。因为后边要讲到“精英层次论”,所以我要顺便先作个铺垫,给“精英”下个定义。简而言之一句话:仰望星空的人就是精英;只看自己脚下的,是群众,是老百姓。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创造历史的,从荆棘丛中开路的,是精英;跟着走的,“搭便车”的,是群众。精英不精英,不在于贫富、知识高低、社会地位或出身如何,精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眼光和胸怀。只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哪怕你是扫大街的清洁工,你也是精英,早晚有一天你会脱颖而出。在座各位,你们只要睁开自己的双眼看一看历史,而不是闭上眼睛胡扯,立刻就可以看清历史的真相,和我们习焉不察的“奴隶们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一套民粹宣传相距十万八千里。远的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列宁,不会有十月革命;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中国十之八九会走回“一.五计划”那条老路。
 
  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做“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
一,西方文明例外论;
二,四大革命与现代化三模式;
三,精英层次论;
四,政体四分;
五,六分法模型;
六,共和中庸主义;
七,文化保守主义。
贯穿起来,主题就是一个: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我们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化。
 
  “工具”是什么意思,要解释起来可以讲很多很多。我这儿有一个讲稿,比较详细的,电子邮件应该都发给你们了。我今天只能从其中抽几个要点来讲,非常概括,因为时间太有限了,而这个题目确实内容太多。如果讲稿你们还觉得不够,那就等以后看我的书。
 
  我说的工具不是指锄头,镰刀,机床,这些物质性的生产工具,是知识分子所使用的一套特有的工具,抽象的符号,从语言文字、逻辑数学、科学方法,到各种门类的学说、理论、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道理不仅适用于工匠,同样适合于知识分子。工具的意义之重大,我认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也许可以说,制造工具的能力,就是人的本质,文明的本质,就是评判文明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我们知道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中国就落后了,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落后,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很多原因。而我特别要强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具落后,尤其是我们这套思想工具落后。而且一直到现在,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文化缺少这些好的工具,好的方法之外,非常不幸的,从1949年以后我们又从西方文明当中拿来一些非常坏的东西。我要直截了当的说,其中最坏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生插话:毛泽东思想怎么是西方的?
 
  周舵:问得好!事实上跟惯常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是个非常非常西方的东西,除了法家和厉行法家那一套残酷政策的秦始皇之外,跟中国传统文化没什么关系。这我后面会解释。
 
  西方文明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最好的东西,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它文明都没有的,我们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把它学过来。但是,我们学习的成绩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完全学错了。西方文明当中也有最坏最坏的东西,也是中华文明包括其它文明没有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刚才说的马列毛。我们现在的社会转型不光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自由民主现代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另外的转型,就是从1949年以后的这一套,从制度到思想观念,这一整套东西向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困难要大得多。在座一部分同学是从大陆来的,香港同学这个问题可能还不那么严重。可怕的就是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像现在没有人在乎什么主义了,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不是这样的,大大的不然!这算是一个引子吧,那我就开始讲这七件工具。
 
  第一件,叫做“西方文明例外论”,就是要弄清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现代化”是怎么来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要求我们真正读懂历史,中国的和西方的。必须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和想象力,从中抽象、概括出历史的内在逻辑——这逻辑不是摆在桌子上的苹果,不会自动现身。“史实”是一回事,对史实的“解释”和理解是另一回事,要想得出正确的解释并不容易。我也不敢担保我的解释唯一正确,提出来仅供诸位参考。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套西方中心论,这个东西在西方人脑子里也是根深蒂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西方才比较普遍的开始反思这一套西方人的文明傲慢。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西方文明是典范,西方文明一直是优越的,而所有其它文明要么就是走了邪路要么就是发育不良。我读史的结论恰好相反。首先我们要肯定,西方现代文明确实非常优越,比我们的传统文明优越得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一直优越,恰好相反,这是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落后。这是我的第一个谬论。你们听了之后一定觉得“啊,这可能吗?”可能!我不指望我现在能说服你们。我给你一个Bigshock,回去自己读历史,从另外一个不同视角读历史。你比较一下,是我这个解释更好还是传统解释更好。我不能说太详细,西方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它为什么独特我可以讲很多,我抓住其中一个要点来讲。通常,不同的文明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有的文明有一个共性,就是当它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都要走上专制王权这条路,当然我说的是现代之前。只有西方文明,每当它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都被一个强有力的外力打断了,然后它又从头开始。至少有三次大的中断。第一次大概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早在这之前,大约公元前2600—前1250年,在希腊南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米诺斯文明。有近代西方学者大为感慨说,公元后17世纪的欧洲王室,还赶不上公元前17世纪米诺斯王室所享受的舒适程度!请特别注意这句话!近代之前欧洲的“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据认为,这个米诺斯文明是从埃及传入的。它又传入希腊本土,成为迈锡尼文明。顺理成章,这个米诺斯—迈锡尼文明是王权专制。这是目前已知的,希腊文明最早的源头。西方人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后来非常偶然的考古发现才发掘出来。在此之前西方人追溯自己的文明起源只是追溯到荷马时代,就连荷马时代很多历史学家都说不作数,都是传说而已。后来就有一位死心眼的人,认定特洛伊战争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于是跑去挖特洛伊城,谁都没想到,还真让他给挖出来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许多人跟着到处挖,最终西方人就知道了还有个米诺斯文明。米诺斯-迈锡尼这个专制王权的文明,到了荷马时代之前300多年,就被野蛮人给中断了,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个野蛮人就是当时的希腊人,什么多利安人等等几个部族。这是第一次大的中断,然后就导致了长达300年的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文明倒退到极为原始的状态。直到荷马时代,大约公元前800年,文明才又开始复苏。恰恰就是因为它这样的原始性,说得不好听,就是野蛮性——我这是不带价值判断的——说得好听就是年轻,生气勃勃,于是才会有希腊的古典城邦的民主。一些史家认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始野蛮文明对高级发达的专制主义文明的彻底毁灭,成为出现雅典城邦民主的先导。以现代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民主”完全不够格——它是极少数成年男性自由公民才有权参与的“精英民主”,妇女、奴隶、外邦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移民)被彻底排除在外;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个人自由”,每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集体利益;它很不稳定,容易滑向极端民主,然后被僭主的独裁取代;它极其好战;尤其让现代人难以接受的是,它以奴隶劳动为必要前提。好战与奴隶制,由此成为铸造西方文明性格的两大基因,而这两样东西在中华文明当中,是从春秋时代就被儒、墨、道诸家强烈批判的,更别说后来的佛家。少量的家奴、奴婢当然一直存在,但西方式的大规模(经常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制度化、社会常态性的奴隶制,我们却是从来没有过。你就想想孔夫子那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你哪怕是拿人形的俑作陪葬,也是降低了人的尊严,你是要断子绝孙的!这是多么早熟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奴隶制”硬安在中国人头上,不客气地说,那是对中华文明的极大污蔑,你还谈何爱国主义?

  限于古代的历史条件,这个城邦民主免不了要衰落,先被马其顿征服,然后又被罗马征服。罗马出现的一个东西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叫共和。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独特的,跟希腊有非常大的关系。共和政体是一种被认为是吸收、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长处的混合最优政体——执政官由君主演化而来,元老院代表贵族制,公民大会是民主制的延续。民主也好,共和也好,在古代都属特例,它们很自然的还是要归于王权专制,这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干扰,很可能,它就像我们秦代以后那样,走向一个一个专制王朝的历史循环了。幸好(还是不幸?取决于你的立场),这时候从北方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日耳曼蛮族,一直冲击欧洲500多年。它又进入到一个黑暗时代,又一次文明的大倒退,这一退就倒退了一千多年。这就把希腊罗马非常辉煌的古典文明又全部毁掉了,只是一些残余留在教会里,后来通过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输回来,然后又陆续的发现了一些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这样才有了文艺复兴。这第二次大的中断,对我们说的现代文明至关重要。它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封建,而这个又是西方独有的。我们如果要勉强拿中国的历史作一个比较的话,只能说我们西周是最接近封建的,从那之后就没有了,秦以后只能叫做皇权专制。就连西周那个封建跟这个西欧封建也差距太大了,我认为根本不能套到一起,不能算是同一种类型。照此说,我们就根本没有封建。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大套“封建专制主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完全是食洋不化,西方中心论的生搬硬套。说什么“不照搬西方那一套”,那就请从此地开始吧!你整个的制度、观念、文化等等全都是照搬西方的,谈何“不照搬”?搬来的还是最坏的!
 
  总而言之,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专制,是专制就不可能是封建,封建和专制恰好是对立的。专制是指有一个权力中心,它能够统治一切。而封建是权力分散,多元权力相互制衡。它是王权、贵族、基督教会,到中世纪中期之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自由城市,还有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几大力量之间的多元博弈与制衡。——顺便说一句:贵香港许多地方可见“英皇某某”的名号,都是乱译,英国只有国王king,没有过皇帝emperor。——封建欧洲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能够把其它的权力全都统治起来,这就不可能是专制。而恰恰是到了近代,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专制王权才开始兴起,这时候它们才形成国家,所谓民族国家。西方这个nationstate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西方的国家创立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而当它又开始走向专制王权的时候,非常幸运的,从英国开始发生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巨变,就是所谓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条西方特有的历史路径非常非常重要。之所以有现代化,恰恰是因为有封建这么一个非常原始、落后、分散的——我们姑且把它叫“制度”,其实可能连制度都算不上,因为连国家都没有。kingdom不是国家,充其量可称之为“王室属土”。你理解这个之后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会产生“现代化”这个东西。我们恰恰需要问的是,西方为什么会有现代化,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近代科学整整一套这些东西。这是需要有非常高的洞察力,又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的。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别的解释都不如我的解释好。但是我不强加于你们。
 
  不管是纵向比,和西方文明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比,还是横向比,和同时期的中国、印度或阿拉伯文明比,封建的欧洲都是野蛮落后得不像话(顺便说一句:文明比较只能要么纵向比,要么横向比,没有像我们那些可爱的文化激进派那样斜叉着比的,拿现代西方比古代中国!)。直到公元16-17世纪前后,西方整体的文明水平才开始差不多赶上希腊罗马时代。非常幸运的是,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上,演化出了现代文明当中最重要的因素——自由宪政,使得整个欧陆的专制王权立足未稳,又被适时发生的“现代化”进程打断。这是第三次大的中断。“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中产生,恰恰在于这之前西方文明这种没有被长期稳固的专制文明所驯化的“蛮性”,这种相当落后的原始性——日尔曼蛮族残余的部落民主(战士大会,选举制,“王在法下”,等等),以及封建贵族约束、抗衡王权的自由精神,基督教“教权高于王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人人都是罪人”这一点上,国王也不能例外)的教义,再加上许多其它必要条件的幸运的凑集,包括独立自治的自由城市的兴盛,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入,再发现和普及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国策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极其特殊的英国国情,等等,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重要的条件,“现代化”都不会发生。而所有这些必要条件中国几乎一样也没有(四大发明除外),当然也就决不会存在自行演化出现代化的任何可能性。这其中完全谈不上一切不同文明迟早都要遵行的什么“历史必然规律”,也不存在每个文明内部先进社会形态依次替代落后社会形态的单线历史进步这回事。很明显,造就了现代化的,不是什么不断上楼梯式的进步,什么“螺旋形上升”,相反,是两次巨大的文明倒退,一次300年,一次1000多年的文明黑暗!这和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大不相同。我们的许多学者,枉费一生的心血去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伪问题,实在令人叹息。大前提错了,满盘皆输,注定徒劳无功。就好像有人买彩票中了头奖,你非要搜肠刮肚,穷究“为什么我就没中头奖”,为此搭上一辈子的功夫,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或者,我们中国人原本脑筋没什么问题,是被某人给搞坏了?
 
  以上讲的是“原生型现代化”。其它国家向这个现代化学习,于是有了“次生型现代化”,现代文明向全球扩散,所谓“全球化”。“学习”一定有成绩好坏之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就得研究这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性,于是就有了第二件工具——“四大革命与现代化三模式”。首先,我把“现代化”的要点提炼出来,这就是“四大革命”。按历史顺序,分别是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这里的“革命”是借喻,最终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意思,可能是个拉得很长的渐变过程,和我们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完全不同。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无法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源的瓶颈约束:秩序建立、社会安定,经济就繁荣,人口就增殖,而农业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土地的数量有限,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下降,直到大规模的饥荒发生,社会就要动乱,秩序瓦解。二是专制制度内在的腐化趋势,腐败、衰老的毒素不断积累,早晚也要导致制度失效、秩序崩溃。“现代化”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以宪政革命和民主革命解决了政治老化腐败问题。宪政革命建立起自由秩序,就好比发明了一种定期和平、合法地清洗政体腐败毒素的技术,使政治制度得以永葆青春。在这个法治、宪政的自由秩序的基础上,渐进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自由秩序成为自由平等秩序,再加上19世纪社会主义兴起之后逐步制度化的福利国家,这样一种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责任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就是迄今为止文明人类所经历过的,实际存在、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的“现实最优”。理所当然,它就是我们现代化的目标。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却恰好相反,他不是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而是用所谓“辩证法”的哲学思辨凭空虚构出一个近乎十全十美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一个纯粹逻辑思辨的“理论最优”,毫无根据的认定它是“必然”要实现的,然后用它作评判标准,把此前的一切人类文明都说成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不道德、不合理的东西,顶多只有“历史性的价值”。这就等于把现实存在的全部人类文明一笔勾销,把改进一切现实问题的可行办法全都架空,唯有等待那个乌托邦即不存在的一揽子彻底解决了。更要命的是,马克思又用一套极度简化并且毫不妥协的死硬两分法立场——善恶、正邪、敌我、贫富、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截然二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看待人类文明和历史,主张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残暴血腥的破坏性手段,去实现那个子虚乌有的虚幻目标。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乌托邦空想性,和二元截然对立性不是他独有的,据我看,这是西方文明的两个根深蒂固的致命缺陷,有其深远的宗教的,哲学的,和逻辑的根源。这两个东西倒确实是中华文明所没有的,你好好看看我们那个阴阳相生、相反相成的太极图就够了。所以,我们既不要有盲目的文明傲慢,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把自己的文明历史说成一团漆黑。这个话题今天不能细说了,还是回到“四大革命”。
 
  四大革命首先发生的是宪政革命,从英国开始成型的。这个宪政革命是什么呢?就是贵族一直在跟王权斗,背后经常有教会的支持,随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就是城市市民。在这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英国,它非常幸运的居然能达到一个力量的平衡。如果王权过于强大,把贵族,把教会等等都压服了,就会走向专制,像法国,像欧洲大陆就是走的这个路。如果王权过于弱小,贵族分裂的力量过于强大,就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发生。德国就是这个问题,意大利也是。它们后来为什么走向法西斯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要靠军事强力来完成国家的统一,于是就形成了军国主义的尚武传统。英国却非常幸运,这个国家统一得非常早,从1066年的诺曼征服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中央政府,同时贵族也非常有力,于是就形成了贵族和王权之间的一个平衡,才有议会政治整个这套东西,才有1215年的大宪章,才有1688年以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套我们今天叫做自由宪政的东西。这个对于今天我们说的现代文明至关重要,也包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关键。没有这个宪政,后来的一切“现代化”都是不可能的。这宪政革命是最早发生的,你往前追溯至少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这个大宪章。然后第二个发生的是科学革命。要解释科学革命又要讲很多很多东西,跟希腊的学术,跟罗马法,跟基督教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法国启蒙运动把“黑暗时代”这个黑锅都扣到基督教身上是非常不公正的,事实上教会反倒是中世纪欧洲最有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的那些毛病则不过是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的整体文明水平罢了。同时,基督教和罗马教会又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有非常大贡献的。这个话题我就不能再讲了。第三个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如果没有科学作基础的话,就不会有现代性的机器大工业。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中华文明对世界有非常大的贡献,这四大发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以逻辑-数学和观察-实验(或假说-演绎)方法为核心的系统科学,所以这些技术发明全都是偶然发生的,偶然碰出来的。火药是炼丹术炼出来的,指南针也是不知道怎么摆弄磁石然后就弄出来了。只有有了科学——近代科学——之后,人类才有可能根据他所发现的科学规律,有意识的去从事一系列发明。所以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只有当科学理论去指导技术发明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科技昌明的世界。第四个就是民主革命,逐步推行以普选制为主要内容的平等政治权利。民主革命不是直接从英国来的。英国的民主革命开始得比较晚,从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开始走民主化的这个路。最早应该是从,如果按照我这种“自由民主”(也就是宪政和法治下的民主)的说法,是从美国最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那种民主不是主流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的民粹民主,革命的激进民主。而美国又是英国模式的改良版。所以这四大发明都应该算是英国的贡献。我认为英国的这个传统是非常了不起的。好了,然后就发生了现代化。在英国发生的叫做原生型的现代化,从它的历史传统里头自己长出来的。这东西一旦出现之后,就好比一个基因突变产生一个全新的物种,它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竞争优势,逼着其它文明你要么学习它要么被它消灭。文明跟物种不同就在这里,不同物种它很难相互学习。老虎跟猫学上树,那是忽悠,讲故事,不可能的。但文明相互之间是可以学习的,于是就有所谓后发现代化,次生现代化。全世界的国家,包括当时欧洲的国家,都要回应英国所搞出来的现代化的挑战。传播到中国,发生了实质性影响的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这之后,我们中华文明面对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怎样回应这个挑战,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好好向它学习。学它真正好的东西,千万别学坏的。

  都是现代化,但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得到的成绩很不一样。我们前年有一个很轰动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这个纪录片有很大贡献,可以说它是央视第一次把历史事实按它的原貌介绍给了中国人。在那之前都是歪曲的,全都是按照马克思那一套框框片面选择能够说明它的东西,如果说明不了就伪造。这个是第一次原汁原味的把事实告诉你。但是它缺少什么呢?它缺少分析。你看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我们向它们学习什么东西啊?每一样好像都应该学。这就需要归纳,需要把它提炼成理论。这就是“现代化三模式”。
 
  三种模式,一个是英美模式,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的模式。一个是德日模式,太右的过于保守的模式。还有一个法俄模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是革命的激进的,太左的一个模式。真正成功的就是第一个,英美模式,另两个都是相对不成功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自由民主,就是英美模式向全世界传播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英美模式,尤其是英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左加中右的欧洲模式,因为英国和美国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差别,我就不能讲了,只说一句,美国模式实际上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是一个英法的混血儿。法国大革命的极左影响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好的,而古典自由主义如果不混合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局限也很大。所以美国是个非常混杂的东西,同时它又是个西方世界中的另类。它向全世界推广的东西里头就带有传统的先天不足,以及因为它的特殊性而无法仿效的成分。偏偏很多美国人又很天真,头脑简单,认定美国的一切都是模范。其实普世价值和任何一个崇奉这套价值的实例(比如国家)都根本不是一回事,任何一种抽象和从中抽象出来的实际事物都不可能等同。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既有反西方的,也有热爱西方的——把普世价值和美国或者别的西方国家混为一谈,这种幼稚的错误同学们可不要犯。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加以分析的。我对香港特别有感情,原因之一是因为香港就是英国文明和中华文明杂交的产物,这是非常好的杂交优势。有一次在北京和你们的前任港督魏奕信爵士的公子吃饭,我就当面说我是个亲英分子,一个热爱中国的亲英分子。当然,殖民主义有很大问题,让我们很不舒服。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就在圆明园旁边,每当我想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会“怒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但是,舒不舒服并不说明全部问题,很多好东西都是让你非常不舒服的。真理是好东西,“是人皆有一死”是真理,但它让我们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克服——至少是部分的克服——我们那些把好的东西觉得不舒服的价值偏见。
 
  第三件工具,就是“精英层次论”。我毫不掩饰的说我就是个精英主义者。我认为民主就应该由精英领导,当然,要由人民定期授权和经常监督。尤其我们的传统文明和西方自由民主有这么巨大的距离。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个现代化的挑战?就是要由真正了解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好和坏有真正彻底了解的精英,把西方文明好的东西不是移植而是嫁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好的东西上面。移植是不容易成功的,再好的一个优良品种,跟你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都不一样,它活不了。你们知道柿子怎么长出来的?是拿优良品种的柿子作为母本,嫁接在本土的黑枣这个父本上。黑枣结出来的果子就这么小,但是它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适合本土条件,然后把优良品种嫁接在这个东西上。我们只能靠这个办法,就是要由了解西方的精英来主导,因为我们的本土里头,基本都没有我刚才说的现代性最主要的因素。可惜的是,中华不幸,精英们对西方的认知一错再错,政治智慧又不够,先是学德日,原本是有可能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仅指富国强兵,不包括自由民主),无奈戊戌的维新志士们政治上极其幼稚,不但不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的成功逻辑行事,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最大限度地壮大保守势力,竟然以为靠着一个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光绪皇帝就可以大展宏图,使用的又是特别急躁的“全变、快变、大变”激进手段,不失败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接着就是“义和团运动”那一场上层和下层两种极端保守排外势力相互利用的大反动和大失败。等到终于醒悟过来,开始推行清末新政的时候,机会已经错过,合法性资源流失大半。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留下一个权威真空,摄政王又犯下一系列的决策错误,于是有辛亥革命,从此走上法俄道路,激进、激进、再激进;政治革命不过瘾,搞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够用,搞文化革命;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连人种都是低劣的,所以,以上革命都还不够彻底,不解决问题,必须改换人种。最后走到文革大浩劫,算是暂时告一段落。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不应当苛责前人,如果把我们放在先辈们的位置上,我们未必会比他们高明。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西方国家——有一个算一个,毫无例外——把中国推到那条路上去的:用当时盛行于西方文明当中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骄横好战的殖民-帝国主义,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用不平等条约和强权分赃式的巴黎和会。再加上十月革命后苏联斯大林模式表面上的、骗人的一时“成功”,这一推一拉,中国人“一边倒”,倒进斯大林主义的怀抱,走上马列主义全盘西化之路。仔细看看这整个过程,哪一次社会巨变、“历史创造”不是精英们干的?哪一次“群众运动”不是精英们去煽动、组织、领导、操控和利用的?现代化一定是精英引进、精英主导的,因此,精英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精英的领导、驾驭和控制能力,精英自身的核心共识和凝聚力,精英对变革节奏、速度、顺序的把握,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平衡兼顾,包括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处理,等等,就至关重要。
 
  精英是有层次之分的,我试着分出四个层次。最下边这个层次叫职业精英。精英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你的知识,你的血统、出身,等等这些来决定的。你哪怕是个擦皮鞋的,你在这个职业范围里是个领袖型的人物,大家都跟你走,你就是精英。精英就是一个群体里头怀有超越性价值的成员,他能够超出自己的狭隘利益、狭隘眼界和一己的偏好,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为大家着想。这是职业精英,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再往上一个层次叫治国精英。治国精英一定是有全局眼光的,是当制度和基本游戏规则既定之后,他来掌握权力、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再往上一个层次是制宪精英,是他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制定这些基本制度。再往上还有一个层次,就是给制宪精英提供思想理论、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各种各样资源的,制宪精英要靠这些东西来制宪,给他提供制宪的原理,提供“宪法的正义之源”。更重要的是,这四种精英之间要有个东西贯通起来,否则这些精英还是一盘散沙,仍然无所作为。这个贯通的东西就叫做精英共识,就是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社会,我们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沿着什么样的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目标,总之,关于目标和手段的一个基本共识。非常遗憾,现在没有,中国还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需要精英起来发挥作用的时候,非常可能,造成的结果就至少是像“六.四”那样,一个正义的事业最后失败得非常惨。一个正义的事业为什么会失败,以至于到现在还翻不了身?其实我整个思考都是从这里来的。由这些沉重而痛苦的思考,才有了我这里的六分法模型。
 
  第四个工具叫政体四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出发,这是成功的基本前提。这就要求你要对中国的现实做一个准确的判断,你必须要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作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过去都是在用那个“两分法”,一边是专制,一边是民主。不对呀!专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对立的,这你们听上去好像又是谬论。专制和民主不是对立面,民主搞不好本身就是专制,而且是最可怕的一种专制。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它的对立面是一人统治或少数人统治。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哈耶克讲得非常清楚,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至上性权力即所谓“主权”的地方,就一定有专制,就一定没有自由,因此,如果民主就是这种绝对性的“人民主权”的话,那当然就是专制!不久前听凤凰卫视的一位名嘴谈泰国政局,他就说,民主就是绝对要服从多数人的意志!那少数人怎么办?就活该倒霉吗?谁能保证,你自己就不会有成为少数的时候?多数人的权力也一定要受限制,才会是自由民主,否则就是多数暴政。这是第一。第二,两分法通常来说都是一个太粗糙,太不好用的工具。当然太复杂的工具也不好用,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主张至少要四分。专制你要把它区分成普通型专制和极权主义。极权主义英文叫totalitarianism,它和这个despotism或者其它的各种专制,包括我们从秦一直到清的皇权专制非常不一样。极权主义是到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现代型的超级专制。详细的定义我就不能多说了,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极权主义又分成两个子类型,一个是极右的,一个是极左的。极右的就是纳粹主义,极左的就是列宁主义。这个极左的极权主义它本身又可以再细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有差别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是有差别的。简单说来,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还没有定型的极权主义,一旦定型了,就变成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把列宁主义制度化,固定起来。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边倒”,倒向斯大林模式这个我称之为“官僚制的极权主义”。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全世界的共产党都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斯大林的阴影下走出来又能够维持它的那些信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找出路,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最后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东西叫做民粹主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我所谓极左的“民粹型极权主义”的一个顶峰。这是我对专制主义的一个简单的梳理。
 
  学生问:周老师您刚才对专制作了一个梳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极左翼的模式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周舵:马克思是鼻祖。很多坏东西都是从他一路传下来的。当然后来的一些演化就不在他的预计之内了,但是他是脱不了干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毫不客气的说,他是罪孽深重的,尤其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非常奇怪,它在西方反而没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说不定还有好的影响,而恰恰是它专门危害这些不发达的穷国。所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它充满了……至少是鄙视。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民主也一定要区分,至少要两分。一个是刚才我讲的英美源流的自由民主,是在自由宪政法治整个一套基本制度巩固之后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最后实现全民普选。普选就是一个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个成年公民都要享有的平等权利,这就是民主。先自由后民主,才可能是自由民主。请注意,“法治”和“法制”不是一个东西,“法治”是rule of law,法律约束每一个人,尤其是约束政府。“法制”则是rulebylaw,政府用法律管制人民,政府本身却不受法律管束。自由民主之外的另一个民主是非常不一样的,叫民粹民主。它有很多名称,但我觉得最传神,对中国最有用的叫民粹民主。它是那批法国启蒙学者,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卢梭,误读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在法国大革命的中间阶段(激进阶段)被雅各宾派付诸实践,再经过巴黎公社、马克思、俄国十月革命流布全球的,一种反自由、反人权,迫害、剥夺少数,反智、反精英,主张多数穷人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至上性权力的“多数人专制”、“多数暴政”。这种“完全彻底的大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激进主义精英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空想,它一旦付诸实践,一定完全走样,变成要么是一塌糊涂的无政府半无政府状态,要么是善于蛊惑人心,擅长煽动群众非理性激情的“群众领袖”(古代希腊人称之为“僭主”)的个人独裁。文革不正好就是这样?很不幸,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从精英到百姓,所理解的“民主”却正是这样一种向下看齐的,变态的,多数暴政式的劣质化民粹民主,共产党把它叫做“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我们却是完全隔膜,极其陌生。不少想当然的民主天真汉大谈“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能懂”。确实,民主如果就是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然后少数服从多数,那是很简单,别说小学生,说不定黑猩猩都能学会——你可别小看了动物的智慧。但这不是自由民主,是民粹民主。你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民主要是真的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古代没有民主不说,近代以来折腾了上百年也还没有民主?中国人都是准白痴吗?不难想见,要是听从那班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民主乐观派的馊主意,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就立即开放普选式的“一人一票”全民民主,我们的“民主”会是何等丑恶的一副面孔!十之八九,比陈水扁之流还要丑陋不知多少倍。不妨说,这也正是中国非常显著的“特殊国情”之一,这个特殊国情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截然不同。比起欧洲国家,美国是特别民粹的,所以才会选出头脑简单的小布什当总统,但那是极右的民粹,我们却是极左的民粹,恰好相反。对这个中国国情缺乏深刻了解的人,不关心政治还好,他们越是关心中国、热衷民主,越是坏事,还可能坏大事,把中国引向大灾难。

  非常迷惑人的是,这个民粹民主和我刚才讲的民粹型的极左极权主义完全是相通的。当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民主,所有人都会说你说错了,又是谬论。你一定要有这套分析工具,才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民粹民主的顶峰,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西方左派跑到北京来朝圣,把毛泽东当成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当时听那些政治疯子说“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觉得是共产党自己吹大牛。不是的,真是这回事!很多西方左派到今天还在向全世界推销这套东西。尤其你们看拉丁美洲,查韦斯之流,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格瓦拉,卡斯特罗都是这一路,非常可怕的伪民主,真极权。所以塔尔蒙干脆把它叫作“极权民主”,他的一本名著,标题就叫《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查韦斯可是实实在在的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他还要搞全民公决,当终身总统!那不就是民选皇帝吗?叫作“民主皇帝”也不算太离谱吧?自有民主开始,这一流角色就层出不穷,从古希腊的僭主,到近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他们全都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可见,选举,全民公决,那确实是民主,但完全可能和自由宪政的民主背道而驰。台湾民进党搞的民主也是这一路,一点不新鲜,都是举世的极左派玩剩下的。民进党者,改头换面之台湾共产党也,在我等之辈吃尽共产党苦头的大陆中国人看来,这恐怕不能算是冤枉他们吧。
 
  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呢?一定不是极权主义。要是极权主义,我这种人早就杀头一千次都不止了。我们现在享有很多很多自由,只是没有政治自由。你不能去搞政治,你干预政治就要倒霉。你只要不干预政治,你干什么都行。这个就不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不给你留任何自由余地的。我这本书《我是反革命》里就说,极权主义就是你连做梦都不敢做错了,你做错了一个梦都要大祸临头。为什么这么说,你可以查我的书。所以我们一定不是极权主义。很多人说我们30年改革开放,政治上完全没有进步,那是不对的。只不过政治上的变革不是执政党有意识的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一定会影响到、扩散到政治体制而引起的。但它是不是比如说像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之前,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之前那种普通型的专制呢?好像差不多。你如果做一个比较粗的分类,可以把它放到普通型专制里去,也就是说,你只要不和政府作对,政府就不来管你。极权主义不是,它连你脑子里想什么都要管,而且真能管得住!但是,现在的中共和这种普通专制又有一些区别。它还遗留了很多极权主义的东西,甚至在很多地方还相当强大。有一种分类法主张把这个叫后极权。为什么到现在共产党还有这么强的能力——你们不要低估了共产党,它是很厉害的——这个跟极权主义的遗留有很大关系。汶川地震的时候它高度的动员力,现在它一下子能拿出四万亿等等,都是有关系的。也许,现在的中国应该叫做“拖着极权尾巴的威权主义”。?
 
  激进民主、民粹民主的路子千万不能走,于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的选择只能是,走渐进民主之路。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五件工具,“六分法模型”
 
  这是一个政治生态图。这个政治生态图的两个轴,横轴是政治立场或者政治上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主义、信仰。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左和右是从法国大革命传下来的。它含义很多,但基本上无非是,左更多照顾中下阶层,照顾穷人,右呢,相反,偏向社会的中上层。左更强调平等,右更强调自由。有很多区别,大体上就是说左是穷人喜欢的,右是不那么穷的人喜欢的。这个是政治立场。
 
  这个纵轴是政治手段,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下边是激进-强硬-革命,上边就是温和-渐进-改良。中国目前,以至于说,我认为未来20年之内还是这个格局,由六种(或七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在相互博弈。1是极左,是左翼这边最左的,同时在使用手段上也是走极端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不择手段,暴力、欺骗、阴谋诡计什么都可以用。5当然就是极右。3是中左,4是中右。中左简单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极左温和化之后,通常是当它进入到体制内之后,慢慢作为合法的左翼党就开始温和化,因为它要得到多数选票必须要靠近中间立场。中右也是,就是自由主义左翼,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是右的,靠左的自由主义就是中右。也就是说,左派从右派学了一些东西,右派从左派学了一些东西,就变成这两个派别。雷蒙·阿隆,法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他有一句名言,一个人要是在40岁之前没有信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没有心肝,不善良的意思;一个人40岁之后还信马克思就是没有头脑,缺心眼!我把这个话引申一下,左派都是心肠好脑子坏,右派就正相反,脑子好心肠硬。所以左派要向右派学一些智慧,一些好的脑子,它就变成心肠好脑子也不太坏。右派就要反过来,要从左派学些好心肠。小布什第一任时候的竞选口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实际是个非常好的口号。不过共和党可不是自由派,不是自由主义,它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就比自由主义还要右。但它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我脑子好但我要有好心肠。于是乎天下太平,两边都是脑子好加好心肠。所以这两个,中左中右是主流,两个主导力量。然后在一个基本的制度和游戏规则下面,它们合法竞争,谁能得到多数选票,谁就执政。另外那个就做在野党去监督它,但你永远有机会在下次大选时上台执政。就是这个虚线方框a所表示的。这就会有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即所谓人民的利益,卢梭所讲的“公意”,公共意志,亚里士多德讲的“公益”,公共利益,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利益。请注意,“人民”和“全民”并不一定是一个东西,“人民”经常是指一部分人,居人口多数的穷人,底层民众、“劳动人民”,于是,“人民利益”就不是“公益”,是那多数人、一部分人的“私益”。这个公益到底怎么知道呢?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肯定大家都说一定是要满足公益的。但你怎么知道公益是什么?现代这么发达的调查技术,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来知道所谓人民的利益,所谓的公益是什么呢?不可能,不信你试试。你做1000个民意调查,你也不可能得出来人民的利益是什么。
 
  中左、中右这两个主导力量轮流执政,于是就像这样一条一条波动的曲线一样,中左上台就往左跑,但是不会跑太远,有一个内在平衡机制把它拉回来。它要跑太远跑到共产党极左的位置上是做不到的,选民不同意,一定会把它拉回来。不光选民不同意,制度也不同意,传统也不同意。所以说它这个左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左派都有尽量左的冲动,当它跑得太左了之后,一大堆的毛病全出来了,选民就不满意,把它选下台。于是右派上台,就往右跑,也同样不能跑太远。就这样互相交替之后,你发现它是围绕一个中线在波动,“人民的利益”就是这条中线。没有这套机制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它是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只有通过这个中左、中右平等竞争,然后长期来看,发现它有一个波动的中心C,这叫人民的利益。它是在一个不大的幅度L和R之内一左一右往前跑,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不是一条直线往前跑,一定是你往左偏了一点赶紧往右打回来,这样围绕一个中线往前开。
 
  我们中国倒霉在正好相反。我们是极左加上极右,极左是共产党,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成了极右,这两种势力在做长时期的殊死搏斗,中国整个就是一个极端主义的绞杀场。于是中国就在一个非常大的震荡幅度A和B之内来回绞杀。这就别说自由民主,基本的经济发展什么都谈不上。所以我这个课题的副标题就叫做极端主义批判。对中国来说,最危险的是三种极端主义。1这是一种,就是新毛派。极右5包括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金融风暴跟它有非常大的关系。像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也是极右,但他们是在星号*的位置,极右的主张,但不用极端的手段。激进民粹民主也可以放到这里,因为中国情况很特殊,我们就勉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把它放到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它在西方是极左,正相反。激进民粹民主不光是认为可以把西方很成熟的那一套制度照搬到中国来,只要推翻一个反民主的坏政权,民主马上可以速成。从根本上说,它的致命问题是观念里根本就没有人权保障、有限政府、自由宪政和法治这整整一套东西。还有一个7,是在这个位置,它实际上是一条线,它可能偏左一点,7-1,也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成为一种中派极端主义7-3。这叫做成“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害国主义,新法西斯。当它站在中间立场的时候,作为民族主义,它认为我们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大家利益完全一致,我们一致对外。所以它非常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把国民一条线划开,这边是自己人,对面是敌人,它主张不要在内部搞分裂,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要一致对外,富国强兵,“实力决定一切”,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极端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是害国主义。我也是爱国主义者,但我是亲西方的,亲英的爱国主义,绝对不是反西方反美的。我对美国有很多批判,但我承认美国有非常多的好东西我们要学过来。它那个宪法非常了不起。
 
  这三种极端主义一定要把它控制住,消灭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一定不能成为主流,要让这两个温和中派成为主流。
 
  还有2是邓派,是现在共产党的主流派。它实际上是从1这个极左立场开始转变的。请注意,我这个是政治生态图,不包括经济因素。从政治上来说,我认为共产党未来的前途就是走到3,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它作为一个左翼党是不可能走到右边去的,否则它就一定瓦解,四分五裂了。它一定要变成中左,千万不要变成7,新法西斯!就我所见,共产党往中左走,中左加中右,培育这两个主流,这个观点是我最早提出的,赵紫阳还特地两次让人传话给我,说他非常同意我的观点。很高兴,现在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的结果,《炎黄春秋》谢韬先生从去年开始,然后一大拨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跟上来了。同时要让中右在体制外充分发育起来,中左中右这两个成为主流之后,中国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邓派2推到中左3,让中右4迅速发育起来,然后把1、5和7这三个东西压住。
 
  还可以加上一个6,当年的胡和赵,胡耀邦赵紫阳。他们是往中左走的,比邓更接近中左,本来是完全可能走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可惜,被保守势力妄加罪名拉下马,于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倒退了十几年,以至于形成今天权贵资本主义黑恶势力大泛滥的局面。
 
  至于具体操作方案,可以提几个要点。首先要达成精英的共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论更新的过程。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其中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这个“政治权利”起初并不包括在“基本人权”之中),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真正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同时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托利党辉格党,19世纪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大众的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目前已经到了认真推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的时候了,否则,“官商匪三位一体”的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必将导致社会治理的失效。扩大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也类似,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做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官员队伍应当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文官),执政党任命政务官,文官职位则应当向全社会,当然也包括执政党的党员开放,按考试成绩终身录用。执政党内部应当逐步建立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监督,以及自基层党员民主选举逐级递进的民主化机制。“服务型政府”则理所当然应当把凡是市场和民间社团办得了的事情让渡出去,一个兴旺发达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合法有序参与,防止无政府无纪律、情绪化街头群众运动和社会动乱的重要社会基础……总而言之,凡是符合渐进有序、可控民主化的大原则,有利于、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方法和步骤,都可以尝试,并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业的商业计划书那样完全理性、逻辑化的精确操作方案。

  第六件工具,“共和中庸主义”,是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当代系统论-控制论的,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的,西方政体类型学说的角度,来说明“自由民主”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多元动态平衡、利益兼顾的中庸原理为基础的共和主义混合制度。“幸福的家庭都相似”,高明的智慧从根本上都是相通的——都是对于纷乱多变,看上去茫无头绪的万千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永恒的齐一性、规律性的认知和感悟。“中庸”不是机械地在两个极端之间取中,更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原则的抹稀泥,它的基本涵义包括“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一,目标尽可以高远,但这理想目标必须是现实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人间天堂”;二,力求“帕累托改进”,所谓“增量改革”,尽量争取在不损害任何人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增进社会利益总量,而不是从某种教条式的“正义”原则出发,把不经全民充分协商同意的片面主张强制施之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正义目标的实现应当朝前看,不应当是朝后看的算历史老帐,因为正义的追惩可以没有止境,往往弄到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的地步。建立在开放的、自由平等的讨论和协商而达成的社会共识、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和游戏规则,显然不可能经由偏袒社会某一部分成员——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强者或弱者,靠着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煽动斗争与仇恨,通过暴力和“专政”方式达成。毋庸置疑,“和谐社会”与“中庸共和主义”是一回事,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则完全对立。
 
  最后,第七件工具,“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精英主义”,说的是一个好社会除了要有好的政治制度,好的经济机制和好的社会结构之外,还必须有好的文化——信仰、价值体系、哲学、伦理道德、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必须有判定文化好坏的标准,必须奖励好的文化、鼓舞人民去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或者,换个时髦的说法,中华民族的振兴,除了发展硬实力,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培育软实力,制度和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硬实力令人畏惧,软实力使人爱敬,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王道”、以德服人即软实力,贬低“霸道”、以力服人即硬实力的,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具有融合异民族异文明的凝聚力的秘密所在。中华文明的再次辉煌,一定要回归这个“令人爱敬”的伟大传统。肯定中华文明有一个伟大传统,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正和“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积极的正面的贡献,没有它对当时极为强大的极端保守势力的强力冲击,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就可能寸步难行。“五.四”的问题在于,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而为激进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打通了道路,与法国启蒙运动激烈反传统的“理性僭妄”打通了导向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如出一辙。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才知道,除了法国启蒙运动之外,还另有一个苏格兰启蒙运动,两者分别为法国的激进革命和英国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辩护。法国启蒙学者推倒上帝,把人类推上神座,以为有了科学理性,人类便无所不能——不仅有资格审判全部人类历史和文明,按照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性逻辑推演出来的全善全美的天国理想,把前现代的整个人类文明判定为不合理、不道德而一笔抹煞,进而,认为人类有能力在彻底抛弃这些“过时、陈腐”的历史垃圾的一片空白之上,按照一套自以为是的理想蓝图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与此相反,它强调人类文明是像生命体一样有机生长的,各个成长发育阶段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浑然一体,绝不能理解为截然对立、相互取代,一个接一个的所谓“彻底革命”。
 
  好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人性”有一个全面、深切的,科学的了解,这门科学就是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创立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马斯洛坚决反对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学派把人仅仅看作与其它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动物种类,反对排除价值观、撇开是非观念来研究人的行为,反对文化相对论和道德虚无主义。马斯洛认为,整个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这些准则是可以用科学来证实的——通过深刻剖析人类当中“出类拔萃之辈”的生活,通过科学地描述处在最良好的社会条件下的最出色人物的价值观,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价值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人的生物性质中的一部分,是本能的而非后天获得的。“人性”即人的本性,最充分地体现在这些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人格得到最完善发展的,“自我实现”的最优秀分子的身上,而不是体现在人的动物式的低劣本能和精神病态者,或者处于中间水平的大多数平庸者的身上。一个好社会,无非就是能够为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最良好条件的社会,而好的文化,就是由这些“自我实现的人”所创造、所分享的文化。
 
  具体而言,这个“好的文化”当然必须是和好社会的其它子系统相适配的,它的核心价值,应当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法治、民主……这些人类普适价值。其次,它的内容,应当是能够充分满足如马斯洛所归纳的全部人类低级和高级需要的。第三,它应当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不能是和专制主义相配合的文化大一统。第四,在多元文化之中又应当有核心、有主流、有引导,而不是价值虚无主义,无好坏高下之分的文化相对主义那一套。第五,这种主流文化不应当是由某一部分人,更不应当是由政府强加给全社会的,只能通过类似科学共同体形成“范式”(paradigm)的方式,以开放的、自由平等的讨论来形成。第六,为了开展这样的文化讨论,首要前提是要对我们目前的文化现状作出不怀偏见的分析判断。依照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现有的多元文化包括1.正在发育成长的现代性主流雅文化;2.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精英文化;3.传统民间草根文化;4.游民痞子文化(参看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5.民粹主义文化(系统阐述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激进主义革命文化(“样板戏”为其代表作);7.大众商品娱乐文化;等等,它们之间不是无高下好坏之分的,那种“多元文化之间没有高下好坏之分”的立场仅仅是文化激进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一家之言。一个平铺的、甚至是向下看齐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好社会。好社会一定是鼓励人们向上升华的,因此,什么是“上”、什么是“下”,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充分说理的、有坚实论据的分析评判。我的初步看法是,上面所列举的七种多元文化当中,前三种经过适当的取舍之后大体上是好的,后四种是不好的或不够好的。很多同学喜欢追时尚,他们不知道,实际上那不过是“唯新是尚”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商品娱乐文化杂交出来的伪贵族趣味,涂上贵族油彩的暴发户趣味而已。你们不要以为旧的东西全都是坏的,新的东西才是好的,而且越新越好。错,非常错!我就坚持认为,科技是新的好,文化却是老的好。所谓时尚,那些东西99%都是泡沫——可能有1%或是千分之一将来能留下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文化精品,人类所创造的最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一定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考验。时间是一个最权威的筛子,会把沙子筛掉,把真金留下。没有经过这个筛子,通常都是泡沫,十之八九是泡沫。当然不全都是泡沫,新的东西最终一定会有东西被筛选之后会留下来。比如说现在这些歌星巨星,也许像Michael Jackson,50年之后可能在音乐史上有关于他的一句话。其他不会有任何痕迹留下来,一定的。但是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勃拉姆斯,一万年以后仍然是大师,受万人景仰。不信你活一万年以后看看我这话对不对。
 
  好了,我就讲这么多,一堆谬论。欢迎大家提问。任何问题。
 
  (问答部分涉及的历史内容,已被删节,请谅解!)

全文转载自:共识网

周舵: 答胡德平问

(2010.10.7)周舵: 答胡德平问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44183713.html

周舵:西方应该怎样推广民主?

摘要:中国的改革派不得不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安抚、说服保守派,又要严防激进势力崛起。西方显然应该更多些耐心、宽容和帮助,而不是一味苛责和嘲讽,千万不要帮倒忙。

   在全球推广民主是西方国家的神圣使命,这是多数西方人的共同信念,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人民的认同。我个人毫不怀疑,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必定成为全世界文明国家共享的普世价值,然而,我并不认为全球实现民主化的前景,和西方国家推广民主,两者必定成正相关。非常遗憾,仅以“阿拉伯之春”为例,事实表明两者其实是负相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的实际效果,完全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能不令人深思。

  三类国家

  问题首先在于,西方国家不区分非西方国家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用一种教条式、一刀切的草率手法处理全球民主化进程,所谓“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等等)便是其典型。

  尚未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1,与前东欧国家类似的,与西方地缘接近、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融合度比较高,原极权制度是被外力──苏联红军的刺刀强加的国家;
       2,中国、俄罗斯、越南、古巴等有着深厚反西方传统的,“内生型”共产党国家;
       3,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迄今为止,西方在这三类国家推进民主的实际效果大相径庭。

  对于1类国家,西方推行“颜色革命”表面看效果显著,但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从精英到民众,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认同度很高,原本就具备实现民主化的内因;更重要的是第二,苏联的强力干预退出。没有这两个内、外因素,“颜色革命”用力再大,民主化也不容易成功。而对于2、3类国家,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说,“颜色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有害。

  由于“颜色革命”的基本设想是颠覆性、带敌意的“政权更迭”,在第2类国家引起的反应,是让执政党及其拥护者更加警惕和抗拒民主化;又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对内有着相当强的控制力──第一,这些国家的政权是内生的,不是外力强加的;第二,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帝反殖”即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而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股强势潮流;第三,极权主义政权原本就对整个社会具有超强的控制力,这些“后极权”国家既延续了极权政权的控制力,同时又正在进行改革和转型,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人民对于“改革红利”合理期盼(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国家富强)基础上的合法性;第五,中国的改革更是效果显著,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当高。加上2008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败绩,以及“颜色革命”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恶果,凡此种种,西方在中俄等国推行“颜色革命”便适得其反,反而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平添了巨大阻力。

  第3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比较亲西方的专制国家;和更加传统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后一类国家的传统合法性程度很高,所以基本不为“颜色革命”所动;而恰恰是相对亲西方的、世俗化程度高的、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权反而更加软弱,内部分裂也更加严重,“颜色革命”也就越是容易得手。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旧专制统治者尽管不民主,却是亲西方的,并且在国内实行著有效治理,而“颜色革命”的结果却是,要么瓦解了国家基本秩序,形成无政府、半无政府状态,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渊薮;要么换上来一些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主义者,比被推翻的旧专制者更加专制和保守──总而言之,“颜色革命”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其次,“颜色革命”的推手们严重误解了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合理顺序。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国内秩序的建立,所谓“国家建设”。为数众多的西方激进派误以为秩序不重要,或者秩序是天经地义的,以为政治现代化就等同于民主化(其实民主化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其中一环),而民主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专制统治者,只要推翻他们,民主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事实上,非洲的许多失败国家不是因为不民主,是因为缺乏政府的有效治理,缺乏国内秩序。用推行民主解决有效政府的缺位,完全是诊错病、开错药。

  好民主与坏民主

  国家秩序又可以粗分为两种,专制秩序和自由秩序。历史事实是,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曾不约而同,选择了专制秩序,因为专制秩序很“自然”,合乎常理;只有英国是个罕见而幸运的例外,居然自发演进出自由秩序,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等等一整套制度设置和思想理论,然后先是传播到英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再向全球传播,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很“人为”,很复杂,需要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条件,难于维护而易于崩坏,远不是什么“全民普选、多党制和新闻自由”那么简单。非常遗憾,当今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恰恰就是普选、多党制加新闻自由这个“三位一体”。

  政治现代化的第三步才是民主化,进而把自由秩序变成自由平等秩序,即有着良好治理的自由民主。第一“秩序”,第二“自由秩序”,第三“自由平等秩序”──这才是代价小、成果显著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普选就万事大吉。

  迷恋“颜色革命”的西方人没有分清好民主和坏民主。好民主,就是上述英美传统的,上承古代罗马共和,从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制和基督新教的英国发源的自由民主;坏民主,则是深受古代希腊城邦民主影响,经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发扬光大,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推向极端的,法俄类型的,主张多数人统治、甚至是多数穷人绝对权力,排拒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民粹民主。对此一宏大题目,这篇小文无法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本文作者的两篇文章:《南方周末》2014年5月10日31版“何种民主” ,或共识网发布的“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非常遗憾,“颜色革命”在非西方国家推行的,恰恰是、或者基本是民粹民主。

  “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是黑白、敌我二分的民主vs.专制,从这种理念出发,很自然就会产生“圣战”式的冲动。但是,民主和专制根本就不是对立面。民主的核心含义是多数人统治,其对立面是一人统治或少数人统治;而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而且,民主与自由不是和谐的浑然一体,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因此,自由民主是不容易建立、更难于维护的,它要求相当苛刻的条件。需知民主有好坏之分:民主与自由联手,就是好民主;民主压倒、排斥自由,就是坏民主;更重要的是,用“圣战”式的办法推进民主,其内在逻辑就是外力强制;外力强制既反自由又反民主,其效果不佳,乃是势所必然。

原文首发:华尔街日报
转载自:共识网


周舵:浅评荣剑的两篇文章

本文为周舵先生2012年的旧文,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深思,推荐阅读。

  老友荣剑君近来在敏感话题上发力甚猛,且每发一文都短信提醒本人关注。如果再没有回应就太不够意思了,所以有这篇浅评。不求谁对谁错,只为追求真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而已。

  先说《价值一千元的灵魂》(见共识网)。荣君这篇大作,我不但全部赞成,而且很想写一篇《“讲话”是个什么东西?》响应,但拖来拖去,看到李银河的文章“唾面自干”,觉得不必再废话了,照转就是(见文末附录二)。只说一句:什么叫极权主义制度的“文化政策”——应该叫作“毁灭文化的政策”——看这篇《讲话》就是。再补充一件亲历事实:1972或73年夏,我去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想买几本文学书当教学辅助材料。眼前景象说来如今的中国人估计根本不会相信:全部书架都是马恩列斯毛五个人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只有一个书架陈列着其它书籍,我数了数,总共13种!当然也都是什么样板戏、大批判文章、工农兵诗词选之类。这就是当时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全部书籍之总和,其它一切人类文明文字概在被严禁的“封资修”之列!如果有谁能告诉我,自有“书籍”这东西以来,除去日耳曼野蛮人反复扫荡西欧那五百年之外,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曾经把文化毁灭得如此彻底的,哪怕再找出一个例子,本人重奖!这就是《讲话》的“精神”终于得到彻底贯彻之后的伟大成绩。秦始皇、希特勒的焚书,比起大革文化命,可就太不成气候了。

  荣、李二君痛斥的这些无耻文人,究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根本就没心没肺?著名作家们尚且如此,西红市“唱红黑打”那一套大行其道还有什么奇怪?温总理担心文革重演,他没说错啊!

  再谈《中国的制度与革命》(见共识网)。同意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不同意见。

  1.价值判断和原因追问

  荣君说,之所以人们都没能预料到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对革命的价值否定遮蔽了对革命原因的追究。这话未免武断。且不说喜爱革命、大力鼓动革命的历来大有人在,他们也没有预料到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反对革命的,也不乏既看到了革命的负面后果、又研究了革命原因,并且提出了防止革命之道的明智之士。荣君当然是有感于当下现实而发,那么,稍微看一看当今我国众多反对再来一次大革命的学者专家,有哪个是不研究革命的原因,并且不谈防止革命的办法的?荣君批的根本是个不存在的伪问题。

  2.专制政权只能用革命方式更替吗?

  荣君又武断了。这就等于断言,古今中外就没有制度改良一说,唯有革命一途。鄙人以为,这不过是1949年以来的诸多伪学论断之一。但荣君不会如此低智商,他的问题,我认为是在“概念定义不当”上。这应当属于高级错误。概括言之,我们谈革命和政治制度,不能不首先把“革命”和“专制”两个基本概念定义清楚。

  什么是“革命”,历来、并且至今歧义纷繁,我专门写过一篇辨析文章,不想重复了,照录于后,见附录一。

  什么是“专制”,我反复申说,必须区分两种专制:普通专制和极权主义(参看拙作“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之“政体四分”一节)。普通专制以渐进改良或改革(包括政变)方式走向民主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土耳其、南韩、台湾都是最值得参照的好例子。极权主义的民主转型,也少见革命的事例,要么是战败后由外力强加,如纳粹德国;要么是通过改革,如苏联、东欧(注意:前提是我们把“革命”界定为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1949年的革命这种类型),而中国、越南、古巴走这条路的机会也很大。私下里我甚至怀疑,极权主义改良成功的几率说不定会更大,原因之一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强大组织力有可能比较能抵御社会彻底失序——冒昧说说,仅供参考。

  为什么要如我所说的这样界定“革命”,不妨再补充一条理由:否则的话,革命根本就用不着我们担心和反对!政变,“天鹅绒革命”,等等,有什么好担心和反对的?那明明都是大好事么!我们担心和反对的仅仅是社会彻底失序而已。如此宽泛地界定“革命”,“告别革命”根本就是个不存在的伪问题!又是先设定一个没有人主张过的极低智商的伪问题,然后痛批之——荣剑老弟啊(也包括秦晖君),省点劲,留着干点别的事岂不更好?

  (别生气,逗你玩的。)

  附录一:多歧义的“革命”

  《炎黄春秋》2008年第一期秦晖的大文《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十分精彩。仅有一处,我认为欠周详,就是对“革命”这个关键词的诠释——秦晖说,“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美国《独立宣言》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在秦晖的大文中,“革命”就是“反抗暴政”,“以暴抗暴”,“改变或废除政府”。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革命”是个歧义纷繁的多义词。如果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划分“科学”和“前科学”的标准的话,各门社会科学可能除经济学之外,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建立范式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每个基本概念都要有严格、单义、公认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现状却几乎是恰好相反。在这种不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只能是:第一,“要建大厦,先烧出好砖”,必须对于自己使用的、词义不统一的基本概念给出尽可能清晰、严谨的定义。第二,这个定义应当尽量不超出习惯用法的范围,尽量避免“横空出世”、“别出心裁”。第三,由于习惯用法是多义的,作者应明确说明自己在这多义中的取舍;第四,当选择的习惯用法实在不够用时,说明作者自己的附加义。

  本文并不涉及作者自己对于“革命”的定义,只限于对“革命”一词的习惯用法作最简略的分类。

  首先,从词源说,“革命”一词最初是占卜术士预言“命运之突然转折”,从“revolution”的构词法便可看出这一“转折”、“回旋”的含意;用于政治领域时,则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即今人所称的“政变”。《独立宣言》所言“革命”即此义。美国革命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改成共和制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基本政制仍然是英国式的自由宪政。是美国人基于联法抗英的立场,夸大了这一“革命”的实质意义。

  其次,革命本身并没有方向性,可以往未来革,也可以往过去革。指向未来者为激进革命、左翼革命,指向过去者为保守革命、右翼革命(“激进”也是个多义词,既指目标,多指向未来;也指手段,与“渐进”相对)。照此,英国17世纪的内战和短命的共和创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属于前者,而美国革命则相反,属于后者,即恢复被当时英王剥夺的“英国人的自由”这一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古就享有的传统习惯权利。所以,美国“革命”是既不“彻底”,又是往回“倒退”的,和我们习惯理解的激进革命恰好相反。

  第三,左翼革命又有程度(“彻底性”)之别:最不“彻底”的是政治革命,即除政权更替之外还伴随政治制度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然后是“社会革命”,不仅有以上两点,还要对社会基础建构如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更彻底的是“文化革命”,即除以上三点外,还要对文化(观念、信仰、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

  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对革命的理解就仅是第三种含义——左翼的、极端激进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的,也就是说,极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而不是秦晖所说的含义,当然就更不是美国式的保守革命。秦晖所说的“革命”,如今叫做“政变”。

  附录二:李银河:那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唾面自干的知识分子

  最近听到100名作家手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闹剧,也看到了周国平和叶兆言对自己行为的解释,觉得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几十年没再看这篇文章了,但是其中的一些话却一直鲜活地活在记忆中,比如说知识分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说知识分子只是一些“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为艺术而艺术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等等。隐约记得最仇视知识分子的党棍柯庆施说过一句更露骨的话:知识分子就是一群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些话曾经像雷雨天的气压,沉重地压在知识分子的头上,让他们觉得无比压抑,喘不过气来,无法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篇讲话有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它不承认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也是人类有价值的劳动,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而不是被其它劳动者养活的寄生虫,这就是“皮毛”之论的谬误之所在。它认为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就是不劳而食,无耻地被劳动人民供养。直到1980年代,这个错误才被纠正过来,虽然用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归类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无论听上去有多么别扭,知识分子总算摆脱了寄生虫的地位,被“扶正”了。其实,人类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艰辛,更杰出,创造出来的价值更多,为人类的福祉贡献更大。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不仅应当有与体力劳动者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劳动价值更高。这就是在商品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往往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原因之一。

  第二,它完全彻底地扼杀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原本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创造美的艺术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美。而这篇讲话却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彻底改变,将其改变为为某个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的宣传工具。凡是不符合这个目标和功能的,统统被否定,被批判。这就是一大批曾经的文学家(如茅盾、沈从文等)后来完全不再写作的原因。这篇讲话的效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独立人格的、唾面自干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们不能全怪他们,如果1957年打了右派,那就不但做不成知识分子,连人都做不成了,50万知识分子精英在他们的大好年华就是这样悲惨地生活过来的,如果那还能叫生活的话。那个可怕的年代过去了,人们也还难免心有余悸。这100名知识分子参与这场闹剧也许就是因为心有余悸,我愿意这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真的很可悲,差不多就是柯庆施所说的那样的人了。

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

周舵:中共现状与海外民运前途

(北京) 周舵 (作者为1989年6月2日绝食的“四君子”之一)
  要点:
  1)民运已经“边缘化”;
  2)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3)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早春三月,应某基金会之邀,我重访美国。这个基金会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要我接受采访。趁便,我临时决定在哈佛大学作一次关于渐进民主的演讲,又应邀给哈佛的本科生讲了两堂课。时隔七年,美国还是如此诱人地美丽,而且──与中国大不相同──美丽得如此 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刚刚离开。在演讲中我说起七年前“逃离美国”,不是因为美国不好,恰恰相反,美国太诱惑我,我担心,时日稍长,我会动 摇了回国的决心。在洛杉矶的姨妈、表弟、表姐妹们,在台湾的舅舅,苦 苦劝我长留美国,至少,拿了绿卡再回国,两位老人甚至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酸酸的,并不好受。 我自问: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讨厌的品质之一)了?亲戚 们问我回去的理由,我说:两个字,爱国,或者,六个字:我是个爱国狂(亲西方的,不是反西方反美的)。这个理由她们不能接受,问我中国有 什么好,值得你爱?

  这个质问,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爱可爱的东西吗?我想回 答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好,她可爱、优秀、有什么“优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我实在找不出中国比美国优越之处),恰 恰相反,因为她是如此不幸,如此多灾多难,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无法卸 除的沉重责任。

  爱国不是出自理性认知,不是来源于优劣比较,对我而言,爱中国是 溶于我全部血液中的东西。我为中国的每一个缺点痛心,为中国的每一点 进步高兴得要流泪──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艾青诗);

  但我没有这么说──虽然是实情但难免被人解说为自我拔高──我只能说,留在美国很好,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可以说虽不在天堂也离天堂不远了,只不过,这就象翻日历,除去数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从现在开始 ,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天堂大概都是这个 样子吧)。中国却恰好相反,每日、每时都在变,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做 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就这样,我逃离了美国。回国后的种种经历,千言万语无法尽述,我 会选择一部份写在明年杀青的加长的“六?四亲历记”(题目是:《血腥的黎明》)当中。在这里,我只能提及一点:我本应经常把国内的情况通 报给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但由于种种不便,我似乎是失职了。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些弥补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与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之间,隔阂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这当然不是好事。从我“关注人权,支持申奥”的声明 受到的批评来看,这个隔阂和误解确实不容小视。

  让我先从三点建言说起。

  一.边缘化的危险

  余英时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谈到中共的“痞子化”,极为中肯。事实上,共产党和几乎一切革命党一样,大体上由两部份人组成:理 想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边缘群体。所谓“边缘群体”,是指那些在大动荡的时代,从原本有序的社会职业分工位置上被排挤出来,又找不到新 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失 去土地的农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阶段,是激进知识分子为主流,正是他们鼓动、组织、领导那些边缘群体起来造反。随后,这一类人逐渐被排挤 出领导核心,边缘人日益成为主导。边缘人的不择手段、非道德主义、赤 裸裸的实力主义和残忍冷酷,便成为革命党的常规。这大概应该算是一种 “革命的内在逻辑”吧!

  有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痞子文化”)的大书,很值得推荐: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着《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 年9月),我极为钦佩的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评述 杜亚泉(杜亚泉先生是近代最早注意该问题的学者)的一段话: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 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 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份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 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 生计,疾恶官吏,仇视豪富为其特色。

  这部书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好, “阳儒阴法”也罢,都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谓“隐性文化”即游民文化、痞子文化,它“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 一统天下”。自秦始皇以后,争夺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拼杀之中,有成功的“豪杰”,从刘邦、朱元璋到毛泽东;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 、吴广到张献忠、李自成,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流民群体的杰出代表;所谓 “江湖侠客”,正是游民的理想;影响中国人(从担夫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远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乃一代又一代游民的经典 教科书。这个反贵族、反主流社会,反知识、反道德的游民文化,已经成 为中国人灵魂深处一种最坚执的情结和本能,每逢乱世,必定冒出头来大显神威。及至近世,再被激进知识分子抹上一层民粹主义的油彩,它就尤 其威力无比,真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九四年回国伊始,就向刘晓波、王丹和其他民运朋 友极力告诫“千万不要边缘化”的理由所在。当然,边缘化不是我们选择的,但责任在谁并不影响其危害性。如果我们脱离主流社会,脱离广大民 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日益封闭,成为一个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自 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小圈子,民运就死定了。请注意:我所谓“主流社会 ”,是指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发育着的、代表未 来的主流。

  请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去设法接近 、了解、体谅和同情海外华人的主流意见?更不用说,国内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到企业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用一句“他们都是中共的应声虫”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离列宁的职 业革命家阴谋小团伙有多远?共产党尚且有“三大法宝”──党、军队、 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 敌人”,而我们,除了理想、热忱,主张和口号之外,还有什么?

  二.极端主义的陷阱

  极端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早就是民主理论界的共识,本来不必赘 言。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这块土壤上,民主不得不从ABC说起。这既是由 于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多少民主化的资源可资凭借,也由于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对非主流的激进民主极为亲切和熟知),更是由 于执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自由民主 理论自身的模糊、混乱、不完善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和中国人的普遍见 解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理论,一直落后于民主实践,是最近二、三 十年,才逐渐清晰和完善起来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不停地争论之中,远远谈不上成为大多数人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认为,“极端主义”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去定义。从目标角度说,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正确、正义、 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宽容)其他的目标(主义、主张、立场、价值观……);从手段的角度说,极端主义者坚持,为了达 成这个唯一正确、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这两方面可以合而为一,也可以互相分离,成为仅限于目标范畴的极端主 义(如哈耶克、诺齐克),或仅限于手段范畴的极端主义(如机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种极端主义: 极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右(各种暴力推翻共产党,不计代价地推行“休克疗法”的政治派别),以及狭隘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陷阱。详细的论证,收入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预计明年出版,此处不便多说。

  按照我“渐进民主论”的“六分法模型”,欧洲自由民主的主导类型 ──中左+中右(我所谓“中派的联盟”即中左、中右的竞争─合作)是中国民主化的合宜目标,美国式的过份偏右不适合中国(无法仿效);途径 (手段)是渐进有序地培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别成为体制内、外的主流 ,同时,防止社会大动荡,尽力防止三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顺便提一句,按照这一模型,迄今为止,国内近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没有切中要害。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种左派?如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和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右,两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既竞争又合作便是;如果是新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和暴力颠覆中共的极右, 那也同样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两者都是不容争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杀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决没有任何反对何清涟女士的意思。只不过,我建议她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细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 极左之分,右派有中右和极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个好用的分析工具。

  极端主义不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处处与自由民主为敌(不管其信从者主观认知是否如此),而且,各种极端主义派别互相之间也是既你死我活,同时又互相激发──一个极端的崛起,一定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 。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从本?拉丹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值得美国人警惕和反省的是:你的自由民主再好,如果你用极端主义的手段去推行,也 会引起本?拉丹式的疯狂反弹。照此下去,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到最弱者 不久也有能力毁灭人类的世界上,最终除去同归于尽,不会有别的结局。共和党右翼的“北风主义”,自恋式的一意孤行,就多半会有这样的效果 ;只有金大中式的“阳光政策”,曼德拉式的海一样宽阔的胸怀,才能使民主化少些坎坷和反复。当然,象“九?一一”如此震撼性的事件,不是这样三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容日后再谈。

  我要请求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离极端主义有多远?我们真 懂自由民主吗?我们具备实行民主的资格了吗?

  三.读书、回国的重要

  七年前我“逃离美国”还有一个原因,在《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 答傅春雨先生”之中提过两句:对海外民运某些人身上那种极端主义的品 性──粗暴、仇恨、不宽容、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和痞子作风,我 避之惟恐不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海外民运的所谓“争论”,就象一个原始丛林,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上一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眼镜蛇的尾巴 ,被它狠狠咬上一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这就叫“民主斗士”,那么,“Bye bye,再见了斗士”,我与你们无关。

  听听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是怎么说的吧;与之相比,某些“民主斗士” 只能说是有近乎狂热的“斗”,却没有起码的民主素养:一些内在性元规则对于自由民主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使争论非个人化的规则:踢球,不踢人。与个人毁谤博得普遍喝彩的社会相比,在一个专事人身攻击的论战 让位于实际争论的社会里,更可能存在和平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演化 ”(W?Kasper&M?E?Streit)。

并不是说,极端主义者都不是好人。只不过,好人如果走火入魔,可以做 出让世人惊骇不已的大坏事,成为危害人类的大祸害。没有什么理由认为 ,好心一定会办好事。极端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疯狂、非理性、没脑子。从眼镜蛇的角度看,你踩了它的尾巴,它置你于死地,再合理不过。极端主 义也未必都不值得同情。兔子被逼急了,还要蹬蹬腿呢,何况人乎。甚至 我敢说,极端主义者身上经常不乏极可钦佩的品质──勇敢,坚定,正直 ,热忱,严格,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这个美德单子可以开得很长。我 能说的只是:在今日之中国,极端主义危害极大,万万不可行。如果是二十年前,则另当别论。

  我们又万万不可存有幻想,以为极端主义可能被根除。俗语云,“树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几十亿的人类,不可能个个温良恭俭让。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抑制极端主义的势力,缓和它的为害。这要靠执政者和 反对派双方共同努力。

  中共执政者方面:应当充份认识极端主义的危害性,从自身开始放弃极端主义的信念和施政,对各种不同声音,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好,法轮功也罢,以及海外民运的温和派、激进派乃至极端主义派,只要没有极端到真正使用极端主义手段,都不妨对话、沟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否则,如同一只压力锅,底下猛烧火,上边连个出气孔都不留,迟早有一天要总爆发。

  民运方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那一套“中共的专制本性注定不可能接受民主”的造反有理论根本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我在国内眼看着中共一天天在和平演变,令人担忧的反倒是,中共进步得比某些简单化的民 运极端派还要快!──这话听来刺耳,追究起来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罪,但我仍然非说不可,否则我就是一个怯懦的、昧良心说假话的、追着 浪头跑的投机分子。当前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中共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共, 甚至,它能不能叫做共产党尚且大可置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共产党的一整套信仰、价值观、理论和制度)是两回事,共产党里有太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不断地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影响,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尽管发生了“六?四”这样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分道扬镳的大悲剧,他们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眼看着这样的朋友在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呢?

  我要再提一句老话:海外的朋友们,请你们多读书,多回国。我坚决反对那种无根据的信心,说什么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只要推倒专制,民众的民主天性就会迸发出来。正相反,自由民主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小心在意地引入。这就必定意味着精英们首先要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民主,而这不仅仅要生活在民主的空气之中,从事民主的实践,还要系统地接受民主 理论的教育。自由民主不是那么好懂的,它未必比其他学术更容易入门。没有什么比只要有良好愿望,人人都可以大谈民主更可怕的事了。也许, 我们应当互相商量,加上请教专家,开出一份自由民主必读书的书单,不 读完这些书,民主可以免谈。开汽车这样简单的事,尚且要上驾校训练上三个月,民主这种关天大事岂容马虎?

  民主理论是洋人写的,没有几个洋人真懂中国──我就没见过几个。 中共夸口说,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话前一半是胡扯,马列主义不是普遍真理,是极左的 普遍谬说,但后一半却近乎普遍真理。几年、十几年不回国,还谈什么中国问题?从何谈起?我离开中国不过一年多一点,回来之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回感觉,居然就有那么多若干年,甚至一辈子没踏上过中国土地的中国 人、外国人,放心大胆地横说纵论中国的民主,指手划脚,这个对那个错 ,简直叫人哭都不知从何哭起。诚然,不回国怪不得海外的朋友们,是中共让你们有国不得回。但是,谦虚一点,自信和武断少一点,总是应该做到的吧!“知耻近乎勇”,知无知近乎有知。苏格拉底说过: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话不能作极端主义的理解,读作世上没有有 知识的人,但它肯定比“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离真知更近。我不是想贬低什么人,我真是在替很多朋友担心!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则需 要警惕另一种信息不全--被中共的片面宣传误导。

转载自:毕渡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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