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6日星期三

麦琪:专访冉云飞——感谢神,让我诚实面对自己的光景

2015年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498周年纪念日,著名作家冉云飞在这天决志信主,如今已半年有余,本周他将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麦琪平台第一时间联系到冉云飞老师,在他受洗前对其做了一次访谈,现将采访录音整理成稿,与诸君分享。

全文长一万四千余字,涉及内容非常丰富,文中尽量省略采访者的话,满满都是受访者所说的“干货”。愿上帝使用冉云飞的信主见证,赐更多人饥渴慕义的心来认识真理。

1、不是说我冉云飞信主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主了不起。
问:谢谢冉老师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既是一次采访,也是我们主内弟兄之间的交通。除我准备的采访话题之外,你也可以畅聊,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冉:好的。我首先要阐明一下,我接受你的采访是为了荣耀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受洗对我来讲当然是个大事,但这不是说我冉云飞信主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主了不起。第二,我觉得我受洗归主,一方面有些人会觉得我不好吧,像这样的罪人神居然拣选他,他脾气那么暴躁;有些人可能又会觉得我是这个社会中做公益、社会批评等还比较有担当、有勇气的人,而且家庭也不错,没有过不去的坎,他们会疑惑说,这个人他凭什么要信主呢?肯定会有人难以理解。所以说,在你采访之前,我要先说明我为什么接受采访,单单是为了为主做见证,归荣耀给主。
我也不是什么人的采访都接受,我肯定就只接受你采访,其他的我都不,为什么呢?第一,我对对方的教义不了解;第二,我对对方的灵命不了解;第三,隔远了没有面对面交流的方便,很容易产生歧义。
问: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非常感恩,我们一点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真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信主的,冉云飞老师,他即将成为我在主内的弟兄。在这里,我们曾经在一起查经那么长时间,我多次看到你的圣灵对他的感动,看到他的眼泪,我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那不信主的人更加不明白。主啊,求你借着冉云飞弟兄的信主见证,让世人看到你的荣耀和伟大。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罪人,当我们在领受你的恩典时,我们满满的感恩,若不是你道成肉身走进我们,我们何来拯救。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交通的时间,也将我们口中所说的,心中所想的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让更多人因着罪人蒙恩的故事,就归荣耀与你。以上卑微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2、我信主之前不容易想透自己的人生。
问:先聊聊你的几个标签吧,人称“冉匪”,自称“一个码字的乡下蛮子”、“大学本科,监狱硕士”等等。
冉:哈哈,“蛮子”呢,因为我是土家族,古时候就讲说蛮夷之族。要是别人称我是蛮子,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标签化的侮辱,但我自称“蛮子”是一种调侃;“冉匪”最早是我老师和同学这么叫我,我自己没有称呼过“冉匪”,但我自己的脾气比较火爆,往好了说,是耿直,不能忍气。你想在这个国家,不能忍气,你注定很多事情,在单位上,在社会上,甚至和政府的关系上,充满很多冲突。大学本科没什么疑问,老老实实毕业的,“监狱硕士”是有一回开玩笑,有人在网上瞧不起我,说你就是个大学本科生怎么怎么,我就调侃说我不但是大学本科,还是“监狱硕士”。后来,就有人弄到百度去了,变得好像我真这么说。哈哈,这个纯粹是好玩,开玩笑说的。
问:简单聊一聊你的家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冉:我的人生有很多神奇的事情,我信主之前不容易想透自己的人生。我出生在一个非常穷的家庭,我是父母非婚而生的,按现在的话叫私生子。按道理说,我母亲不应该生下我,我们家里有五个孩子,在三年大饥荒里,直接饿死两个,就剩下了我大哥二哥,后来才有了我。
我家里面非常穷,我在1976年以前常常吃不饱饭,我大哥比我大17岁,二哥比我大15岁,母亲的丈夫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后,我母亲逃荒到外地两三年,之后回来就遇到我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父亲当年是个党员干部,他驻我们村工作。我母亲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他们就相爱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42岁,高龄得子。我和我太太有过堕胎的经历,我们知道大人是多么容易放弃一个胎儿的生命。所以,我常常想按照农村的生存压力和道德压力,我母亲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要生下我啊。信主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出生,本身也是主的美意和保守。
我家境非常贫穷,几代人也没有什么读书人,但是很奇妙,我从小读书很好,后来尤其古文好。我的四外公是个私塾先生,我母亲小的时候,四外公经常背着她去私塾玩,但是不能进学堂上课。但我母亲记忆力非常好,在旁边玩耍时,一些古诗文都背得下来。我六岁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背诵《增广贤文》,唐诗,非常有意思,完全暗合现在的在家教育。她中年得子,特别宠爱我,一天再劳累,睡觉之前,她总会跟我聊天,聊这个诗是什么意思,怎么背诵等等。上小学时,我母亲常常和我一起背课文,我背上句,她接下句。但我母亲其实不识字,她是文盲,就是这样的母亲,完成了对我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后来,我得知自己的父亲记忆力就非常好,所以我明白我的一些恩赐是遗传父母的。当然,说到底也是上帝赐给我的。主让我生活在一个卑微、贫穷的家庭与落后的地方,但是他给我足够的预备,让我有机会读书学习。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书,家里面常常一本书都没有,有时拿着别人的报纸与小人书看半天。很奇怪,天生就爱看书,那种对书的热情,难以用语言形容。你看现在,你不是爱看书吗?主给你预备了几万册书,让你天天看。我家里有查经班,很多人说他们爱看书,我说,好啊,查经的时候你来借啊,主也让这些书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我上高中之前,只进过一次县城,没看见过大轮船,没见过火车。我十八岁来成都上大学,才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坐火车,上大学之后,才读了很多课外书。此前我只读了教科书,就成为我们县里的第二名,我们学校的第一名,考到四川大学。
现在想起来,我对母亲特别感恩,我母亲2004年去世,我这个人在监狱都不失眠,但是那半年我失眠了。因为我觉得,母亲很不容易,当年跟我们一起生活,说起来也有很多矛盾,一个乡村老太太,一个城市里面长大的儿媳,双方有很多属世的争战。对我太太来说,也有很多伤害。王怡曾写文章说过,说我为父亲承担陪伴赡养母亲的责任后,才来爱护自己的妻子。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影响,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夫妻关系。
中国文化是垂直化的,是血缘联结,上面是父母,下面是小孩;但是基督教里,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不是血缘,而是契约。上帝让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中国人就很难理解,包括那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陈鼓应,写过《耶稣新画像》,他完全不知道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是圣约,圣约高过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之间的血缘联结。西方讲究法治,而不是人治,就是这个信仰传承下来的。比如婚姻,基督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就是男女去立约,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以盟约的形式缔结连理。
2010年7月,我小时候一起玩大的一个毛根儿朋友,来成都联系我,我请他吃火锅。我们就左一杯右一杯的喝酒,喝的过程中他就表扬我,说云飞啊,你出了不少书,有社会责任感、对家族也尽责、小家日子过得也不错,重情重义等等。我说你都把我表扬成一朵花了,人生哪有万事如意呢,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比如像我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你说遗憾不遗憾?他端起一杯酒,楞了七八秒钟,说,云飞,我知道你父亲是谁。我说我们从六岁就一起玩,一起上学,都四十年了,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你真能当地下党啊。我问他为何知道而不告诉我,他说你也没问过啊,而且你现在又有这么大的名声,我哪能乱说呢?我担心给你带来麻烦。接下来他就说了不少令人惊异的人事。
经过比电影还传奇的一些细节,2010年12月31日,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二哥(同母异父)的带领下,与我于成都相认了。但姐姐怕父亲直接来,我不认父亲,所以就先来打个头阵,我们先聊聊。然后到了2011年2月20日就是父亲85岁生日,我和姐姐联系好,要给父亲打电话,祝父亲生日快乐,相当要父子相认。结果我在他生日前一天,亦即2月19日就被公安局抓了。我姐非常难过,不知道怎么办,还想花钱看能否把我赎出来,你想想像我那种刑罚105条第一款的罪,哪能用钱赎呢,何况你还没有几个钱?我姐姐的女儿,我外甥女就骗我父亲说,就相当于你文革时办学习班,比较忙,等忙过了这段时间,再给你打电话。
过了半年,我果然从看守所出来了,就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父亲是老党员,我跟他打趣说,就是贵党让我进去的。我父亲就开口给我背诵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我说你是文盲啊,你怎么懂得唐诗?他说,我十二岁给人家放牛,别人在学堂上课,我在旁边听着,老师讲的,我就听懂了,也会背了。我父亲小时候,家里面也是一贫如洗,他曾经做过五年的背夫,就是在大山里背运盐巴之类,是很重的体力活。他自己也很传奇,他的爸妈在他十二岁时去世,后来他过继给人家做儿子。
还有一个更传奇的故事,我母亲是大家族,我外公那边还算比较富裕,但是我外婆一直没有生男孩,我外公就讨了小老婆,过了两年也没生育,我外公去世了。我这位继外婆长得很漂亮,不久就改嫁,嫁到了我姐姐的母亲家做了后妈。也就是说,我与姐姐拥有同一个继外婆。这两家人完全不认识,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
我以前不认识主,特别骄傲,我大哥二哥家的孩子,整个大家族,全是我带出来的,他们都在成都成家立业了。我认为自己就是我们家族的摩西,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我是带领冉家出酉阳,我觉得自己就是神,自己牛掰。我是很狂傲的人,领导家住哪里固然不知道,也从不给领导这个物种送礼。我以前就说,人生得二三知己足矣,有五六个敌人又何惧哉?!甚至说得罪人就是我的一项工作。我非常地恃才傲物,用语刻薄,自然有语言暴力,用此武装自己,攻击别人,自我防御。
感谢主,我从小到大,生活虽然清苦但比较快乐。我的出生虽然非常曲折,但是从来没有人嘲弄我,我的哥哥们比较爱我。我十四岁在学校上农业基础知识的课程,实际就是生物和化学之类,有一天讲课的老师说,人怀胎十月才会生出来。我就想我父亲(其实是哥哥们的父亲)59年就饿死了,我是65年出生的,那我是什么人?我就注意观察我哥哥们,很感动,他们依旧疼爱我,保护我。他们都是大人了,学校里有人敢欺负我,他们就警告对方说,你再欺负我兄弟,我就揍扁你!虽然知道我的身世比较离奇,我母亲不说,哥哥们不说,我也就不问。我这个人特别能装事,懂事也比较早。
90年代中期,流沙河先生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你要是早几年出生,推荐上大学轮不到你,因为你没背景,没后门;你要晚几年出生,上学要交很多钱,你上不起学,不可能读书。你就在那个夹缝之间,从山里长出来了。我后来想,这个确实很神奇,没办法解释,也是主的带领和恩典。

3、我原来认为自己还不错,但其实我特别糟糕。
问:你在分答上说自己“爱无能”,可否具体聊聊。
冉:我开玩笑说,我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招惹女人,这个经历能写一本忏悔录。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就是靠死皮赖脸加勇敢,我追求她。我喜欢一个女人,就不怕被拒绝,喜欢就敢去试。当然不是说没被拒绝过,但是从来不当一回事。我以前不信主,引用经文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失恋了,找个新的,哈哈。我以前读圣经就想,这个说得好,这说的是我呢。
今年是我和妻子结婚二十周年,我们结婚也是奉子成婚。说白了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没什么责任感,就是不想结婚,就想玩,想多交女朋友。现在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想想真说的是我。怀上我们的女儿小苒后,我妻子坚决要生下来,我说那就结婚吧。我岳父岳母也不认可我,说我是个不可托付的人,只差说是个烂人。现在想来,真的很烂,脾气大,家里穷,还带着自己的母亲。
我太太年轻时很漂亮,她现在有不少老年斑,这是随时提醒我自己,这都是我造成的,因为我让她堕了几次胎。我年轻时放浪不羁,现在看来确实就是个烂人,我成为教育专家,也是因为我完全不懂怎么做父亲。做了父亲后我完全慌了,就去看各种与教育关的书,因此对教育钻研得比较深广。感谢主的保守,我想受洗之后,会去读神学院方面的课程,以前我装备了很多世俗的教育内容,现在系统重装,让神来更新我,希望使用我为祂做工。
按照传统上讲,我好像做得还不错,但我经常拿自己开刀,没信主以前只算是开玩笑,说自己“爱无能”。我这人对外好战,对家里人能忍。但让我深感破碎的是,我以前读了五遍圣经,完全没读懂。后来才明白,圣经说你心里在怨恨人,就是在杀人。感谢主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你想想,在别人看来我对女儿不错啊,还给她写特别感人的家书。按中国文化来说,作为父亲我对女儿的教育是不错了,但我其实常常对她有很多不满,心里有怨恨,只是不说出来。怨恨就是杀人啊,我对女儿,甚至对妻子,对我妈都有怨恨,我对自己最亲的人都有怨恨,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杀了自己的亲人千百遍了。别说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这样高难度的“爱”了,你爱自己的至亲爱得如何?我觉得不怎么样。连这点都不能做到,我还能爱谁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没有安全感,没有磐石,不懂得什么叫爱,只会抱守一些自己也未必做得到的道德教条,自我称义。这个事情特别破碎我,让我看清了自己的污秽,我原来认为自己还不错,但其实我特别糟糕。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做教育专家,还给别人讲怎么做父亲,这不是搞笑吗?
中国文化最容易犯道德主义错误,我太太信主十年了,2006年4月16日她受洗。我那个时候,去受洗仪式上发表讲话——“在内人受洗会上讲话”。我说:蒙王胖子怡的邀请,让我来聊几句。特别像领导来视察工作,现在想想觉得特别搞笑。又有一次,王怡请了一个刘弟兄来分享,讲完了之后请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四点,最后一点是不撒谎,我说前三点我做得到,最后一点,我知道撒谎不对,但是我做不到,我也不想改。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我为什么不敢做一个基督徒》。那时候,苏小和弟兄评论说,基督徒不是道德称义,我当时完全不理解他的批评。现在想想啊,人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光景,这个过程很痛苦,你要彻底真诚地看清自己。另外,你知道人有自我偶像化的倾向,又有很多诱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非常阻扰人归向主,很难弃绝。
我太太信主也是很蹊跷的事,2005年冬天,美国有个单位邀请我去访问,我太太朋友不多,我怕她在家里寂寞无聊,我说你去王怡那里查经吧,反正大家都认识,就当参加读书会。我回来后,她信主了,而且她信主也很奇妙,是她听错了。当时是个马来西亚的牧师在讲,有口音,流沙河先生的妻子站起来了,我太太也站起来了,她其实没太搞明白站起来是什么意思。站起来就意谓着绝志信主。
我太太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也不好,她从小娇生惯养,是跟着婆婆长大的,但是主却拣选了她。信主后,她还是有变化,但是很慢很慢。我就说她,基督徒都像你这样,我还信什么信?我不是基督徒的几十次方了吗?在我眼里,只有王怡,余杰,杨小凯这些人有担当,有能力才算基督徒,这说明我那时候完全不理解什么叫恩典。我们这个文化缺乏恩典,是人看人,人审判人。你看牛掰的人信主了,你也去信,和你看有的基督徒做得差你就不信,是一样的,其前提就是把基督徒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是信靠人而非信靠神。
昨天我和朋友聊天说,教育都是引导,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权柄的。有人说罪人怎么引导罪人,我说保罗是不是罪人,他可以教育我们不?王怡是不是罪人?他可不可以教育我们?当然可以,因为有圣灵保守他们。我在87年就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是多马中的多马,问题多极了,神迹奇事怎么可能,五饼二鱼怎么可能,天上降玛娜是怎么回事?我信主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是从主掌管的角度来说,这是必然的,神拣选了我的亲朋好友,也借着他们来祝福我。

4、上帝对我的带领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
问:冉老师多年来一直为公义发声,也参与很多社会公益,在你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精神资源支撑你做这些?
首先,还是要提到我母亲,我记得小时候每到大夏天,我母亲就会用乡村的那种老鹰茶,熬一大木桶茶水,放在家门口,让过路的人喝,完全没人管,自己喝,喝了走人。我就问我母亲说,我们家里面这么穷,你做这个干什么呢?她就跟我说,你走老远路,有一口热茶水喝,是不是好事情啊?我想想这个确实是好事情,母亲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要关怀他人。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基督徒,90年代我读到史怀哲的传记,非常震撼,我觉得基督徒做到这个份上,太令人佩服了。后来,读到关于德蕾莎修女的书,她那句话说,“主啊,求你破碎我,让我拥抱整个世界”,也非常感动我。当然现在看,从归正的角度讲,这个话还是有可商榷的地方。你说让我拥抱整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是把自己当神么?是自我称义么?这个话我引用过好多次,但王怡和英强也没指出来过。他们俩可能觉得我这人过于骄傲,这事情需要神慢慢带领我,让我去领会。王怡给我传福音很多年,出了新书就送我,《美的惊动了中央》、《不服从的江湖》送我,我就马上读了,但是《与神亲嘴》之类送给我,我就笑笑,放在一边不读。现在想来,我是何等有福,我身边这些朋友,也常常让我想起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非常感恩。
问:聊聊你怎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
冉:我当年有机会当记者,有机会做公务员,但是我觉得记者会撒谎,我不去;当官我不是这块料,我有自知之明。当年我们单位点名要我,说这个人是人才,我们要了。我辅导员就说,这个人要的地方很多,你们要他不一定选你们。我那个时候,读了很多书,但还是想当编辑,我读了康明斯的书(《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觉得这个人太牛掰了,他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发现者,我觉着太厉害了。我就到《四川文学》杂志来了,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很器重,我就认认真真的编东西,升职称也很快,成为作协全委会委员之类的。89年之后,我对政府与社会很失望,开始读民国时期的书,尤其开始注意胡适,开始研究他的思想。
在做了两年编辑之后,我慢慢就觉得这个工作好无聊啊,每天都要读很多烂东西,实在忍不住了,心想与其看这么多烂东西,还不如自己写。我三十岁以前,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没什么计划,我根本就没想过当作家,搞研究。我结婚以前,就是个月光族,上半个月把工资花光,就到朋友家去蹭饭,你能想象吗?然后到了96年,我已经31岁了,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小苒快要出生了,花钱在即。我的大学老师冯川、阎嘉,就跟我说,冉云飞,我们要出一套书,你来写里尔克吧,我胆子大,你说写我就写。这就是第一本书——《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写完的时候小苒才出生八十天,从此就开始写作赚钱。上帝对我的带领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我本来只是享受阅读的过程,但阴差阳错就走上这条道路了。很多人说,看到孩子二三十岁不知道干什么,心里很着急。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完全没人管我,不知道干嘛,浪费了很多时间,但读了不少的书。现在我对时间特别敏感,非常自律,这和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

5、很多时候,人容易把恩典当成自己的能力。
问:你在信主之前,对宗教信仰是什么看法。
冉:我什么书都看,信主之前,也把圣经当文化书籍看,诺亚方舟,大禹治水,这都是大洪水记忆嘛,从这个角度理解,非常简单。很多人因为读书多,信不了主,是因为他们把理性当作神了,法德是比较重视理性的,英美就比较重视经验一些,我们不少知识分子比较靠近前者。但是,我在没信主之前,也不认为理性可以搞定一切,我觉得理性有局限性。但是,中国的读书人特别容易把文化和历史当成崇拜物,给这些东西赋予神圣性,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多少有些关系。 
另外,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官方持无神论立场的国家,但是民间并不是无神论的,我以前生活在乡村,有很多泛灵论的东西,比如说著名的湘西赶尸。我记得我小时候生重病,乡村的赤脚医生,他用红布盖着水,然后用筷子怎么一划拉,让我把水喝下去,病就好了。我觉得圣灵和邪灵,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可能有点像西医和中医,邪灵也起作用,这个灵对你有用,对别人可能就是副作用。但是圣灵是大有能力的,就像西医一样,可以重复验证疗效,是可以真正医治人的。
问:这是一个神学院学生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罪的问题。
冉:我在2006年就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当然还不是如今这样的认识。罪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跟随着每个人,我现在和你聊天,也都在时不时心里默默求主保守我,不要说骄傲得罪神的话。我的罪很多,自我称义,道德主义,爱无能,把自己当主等等。为什么说需要经常求主赦免,就是因为罪很多,我信主后,对这一点越来越认识深刻。说实在的,主的恩典很多,但是人很多时候容易把恩典当成自己的能力,我以前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信主后,才理解了什么叫顺服,比如说顺服教会权柄,上福音班和门徒班;顺服牧者的权柄,要尊重王怡牧师和英强的教导,我清楚这种顺服的权柄乃是来自神的。如果不是神的动工,我很难去理解这些事情。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灵命上的婴儿,安静的顺服,很有平安和喜乐。
问:去年10月31日决志信主,到现在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
冉:变化还是不少,每天祷告,自己祷告,吃饭祷告,和太太一起祷告。我现在对小苒也是,她不单是我的女儿,也是我主内的姊妹,我现在为她祷告多过那种传统上的教育。为她祷告,求神带领,祷告就是信靠神,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我没信主之前不喜欢带太太出去,现在我去哪里,就特别想带着她。有时候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生命在成长,老我渐渐褪去,新我正在长成。我求主继续带领我,翻转我,燃烧我,让我有更多的心志,为祂作光作盐,让我更多的信靠神,而不是去追求世俗的利益,去追求人的赞美。这八个月来,除了阅读圣经外,我还读了几十本信仰方面的书,内心非常渴慕多了解,我今天读的是《风闻有你》,一本基督徒的信仰记录。前两天读的也是传记,是李慕圣弟兄的自传,叫《上山之钥》。 

6、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意思?
问:信主之前,你就博览群书,家里更是藏书万卷,请问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你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冉: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意思?我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意思?是的,写东西有快感,也赚钱,也来名声,但是它有什么意思?有些可能会留下来。但是,留下来就完了吗?会不会贻害了人呢?第二,就是对死亡的困惑和惧怕,人都要死的呀,你忙活啥呢,跑那么快干嘛,跑去死吗?死亡会让人颓废,让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中国人最容易沉迷于肉体的享乐,滥情糜烂。凡是有钱有名有权的男人,都容易以交很多女人为荣,容易把这个当成荣耀。我们的文化对罪不敏感,甚至女人都觉得这样的男人有本事,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年轻的时候,用圣经上的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淫乱。当然,这不是伦理意义上的淫乱,比如与有亲属关系的人发生什么关系。但一般的男女关系非常混乱,招蜂引蝶,贪图美色。人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有多么污秽。我是罪人,蒙主恩典,我真的是一辈子配不上主的恩典,求神坚固我背起十字架,对主的恩典有回应。 
问:聊聊你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尤其是一些亚文化情结,比如江湖义气之类。
冉:主早就知道我这个人爱世界,胜过爱天堂。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主早就知道我喜欢名望,喜欢利益,贪恋美色,缺点一大堆。我在体制内工作,如果说我去安心混体制,或许会混得比较好。我当过人大代表,2001年还参加过全国青创会,这虽然不算什么,但总是很多人说的体制“正道”吧。幸好得主的保守,没有去参与更多的歌功颂德。
后来,互联网逐渐起来了,我本来对不公平的事情比较敏锐,就开始写批评政府的文章,看的人越来越多,人还是喜欢被表扬,说写好猛啊。但那时候我还是成都市人大代表,经常上电视,发文章,吃喝玩乐,忙得不得了。写批评文章多了,就开始和官方产生剧烈的冲突,玩到后来水火不容,这样的情况下,到07年的时候人大代表也不当了,它把你开了。因为我是“无知少男”进去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男的。06年至11年,写了五年两千多篇时评,批评政府的各个方面,直到写进监狱。现在想来,真是蒙恩得很。
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世俗生活土壤,比如说江湖义气,就是讲血缘和地缘。第二就是讲个“义”字,这个“义”字,不能说没有一点契约的味道。但没有纯粹的契约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性情上的相投。这种江湖道义形成了中国的底层社会,追求某种模糊的,却并不能绝对化的“道义”。信主之后,肯定会对这种底层文化有合理的批评和梳理,不会认为血缘和地缘是最重要的。但是,从人要正直,要诚实这一点来说,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相融之处。
我信主之前,因为写批评政府的文章,被主流生活圈的一些人蔑视过,排斥过;信主之后可能又会被另外一些人蔑视吧,比如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些人,过于热爱中国文化的一些人。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对我造成困扰,信主是神对我28年的熬炼。以后肯定会有试探,也有争战,但是我有足够的心里准备,对主忠心。即便有跌倒,也必忏悔,求主赦免,因为祂已经胜过了这世界。

7、不信上帝,就不会真正相信平等。
问:这个问题来自王小安姊妹,她说,跟一位作家朋友聊天时,他说读了十几年圣经还是信不了,冉云飞信主对他震动很大,他觉得自己也会信,但现在还是没信。请问冉云飞老师想对这位朋友说点什么?
冉:首先,求主带领这位朋友,让圣灵在他内心做工,最好是能去查经,能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读圣经不是一种隐秘的个人修行,圣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求神带领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让自己走进团契生活,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的灵就会在他们中间运行。
问:接下来的问题来自舒姊妹,她说,有些人说读圣经第一句话“神创造天地”就觉得滑稽可笑,读不下去,怎么办呢?
冉:我读圣经第一句话,不会觉得滑稽可笑,我是觉得可信度有问题,但是我又解释不清楚天地是怎么来的。以我的了解,宇宙大爆炸也是没有解释清楚,科学不但无法解释宇宙的来历,科学连人都解释不了。我信主之前,不明白人为什么非常难以理解自己,也不会互相理解,我常常不太理解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德尔菲神庙那句话,人啊,认识你自己。你觉得既浅显又玄奥。心理学自1879年创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多了,认知科学到现在,神经元、脑海马等,这些都拿来解释人,但人还是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为什么呢?
我信主后,才意识到,人有神的形象,神的那部分你认不清,所以你终生不会完全认清自己,也不会完全认清别人。举个例子,你内心有爱,是为什么呢?是神让你内心有爱(因为你是神造的),你才有爱,不然你怎么解释你内心有爱?所以,人啊,认识你自己,应该还有后半句话:人啊,要想认识自己,你必须认识神。我可以看清自己的肉体,看清自己的欲望,但是我怎么能看清自己良心的运动呢,我完全看不清。
信主之前,我是自己的主,比如喝酒,用宋石男兄弟的话说,我常常是伙同别人把自己搞醉。我们这个文化里,对人的评价是有问题的,那么多喝酒的诗,一个文化人喝酒,狂狷,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耿直,豪爽,有才气。因为受专制太久,烟酒成了一个发泄渠道,但久而久之,大家都很赞赏这种状态了。但我现在吃饭,哪怕外出吃火锅,却经常搞忘喝酒,即便偶有喝酒,也从没醉过,完全没有喝酒的心瘾了。也就是说,心瘾被拿掉了。如果我信主之前,你说我信了主一定不会再滥酒,我一定觉得你是在搞巫术。因为以前我母亲、沙河师及师母、岳父母、我太太、女儿等,都多次劝我少喝酒,但我今天听了,明天又犯,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自律已然绝望。哪知不再自己作主,信靠主,倒得到了自由,这真是神奇。
我原先对家务事,什么都不做,一点都不内疚,扫帚倒了都不会扶那种,我坐牢出来后,突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觉得对我太太特别亏欠。我跟老婆说,以后我们家的碗筷我来洗,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神已经在动工了,内心平安喜乐极了。以前觉得我赚钱,你管家务,是理所应当的,社会分工嘛。但是你想想,这种关系看起来很公平公义,但是没有恩典,没有爱。
我现在特别理解主在我出母腹之前就拣选了我,没有主的保守,我就活不下来。今年在美国大急流城,许国永弟兄发生车祸,我第一次跪地祷告,圣灵就感动我说,主啊,没有你的保守,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活。忽然就真正理解圣经上所说,没有我的许可,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的话。这个事情对国永弟兄一家来说,是现实意义上的苦难,就像约伯的苦难一样。但是,人要是不认识神,就无法理解苦难,也很难理解基督教。苦难背后,若是没有恩典和救赎,苦难本身就没有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苦难没有敬畏,非常麻木,对生命也没有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必须要认识神,你不认为我们都是受造物,平等怎么来?我说习近平跟你平等,你信吗?他信吗?但是,上帝说你我都是受造物,这就是平等的来源,没有这个,平等就是人虚造的,属于意淫。不信上帝,就不会真正相信平等,到最后,就完全变成谁拳头更硬,谁更厉害,就更相信丛林规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

8、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力军,都喜欢在地上建立天国。
问:对自己前方的路,自己的服侍有什么异象。
冉:求神带领我。主对我的保守是长久的,我以前的知识愿主使用,我以后可能会在教育领域、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对比、冲突、张力等方面有文字侍奉。比如我最近写的文章,关于胡适的家庭教育,其实就是初信主的一个观察结果。胡适先生是我很佩服的知识分子,但就连这样的人也有很多缺陷,为什么呢?靠自我称义的自律,是很难直面自己很多罪性的,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以后也会写文章,深度剖析胡适为什么不信主。我研究胡适很多年,他关于信仰的看法代表着不少知识分子的想法,值得深入挖掘。
民国时期很多著名的基督徒,比如陶行知、傅葆琛、张伯苓、晏阳初等,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把排序搞错了,本来应该荣神益人,但他们把益人放在荣神之前,搞成了社会福音,目标是在地上建天国,解决地上的问题。1922年—1927年的“非基运动”,对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很大的考验,不少人跌倒了。这些年,很多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如上诸位的精神内核是儒家熏陶出来的。说得不好听点,别人都认不出你是基督徒,从你身上看不到基督的样式,那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当然,益人没问题,但是你要注意,首先是要荣神。搞反了关系,走到最后就是建世上天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大行其道。比如蔡元培先生他们喊的口号“劳工神圣”,劳工有什么神圣的?国家有法律,保护好劳工的权益,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就可以了。将一批人神圣化,这是典型的造神运动,等到马克思主义一来,劳工就被收割做党员了。民国时期,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看起来做的不错,但是信的不好,信仰的排序有问题,比如吴耀宗、赵紫宸等人,在49年后鲜有不跌倒的。我不是苛求这些属灵长辈,而是说我们要更多地看清自己的属灵光景。
所以说,社会福音运动其实是一种NGO,跟基督教信仰有一点关系,但对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很少关心。中国民间的NGO主要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比如宋代的朱熹,其实也是个社会活动家,还有吕大防、吕大临他们著名的“蓝田公约”,也是乡村地域自救。朱熹所设立的社仓、义仓,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时候买进来,储备起来,遇到饥荒,就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但是你注意,中国的这种开仓放粮,很大程度是救助熟悉的人,不熟悉的陌生人,对不起,你想要得到救助就很难。这种观念,和基督教非常不同,传教士给中国带来NGO观念的巨变,他们是无差别救助,服侍人,因为这是服侍神。自然不会有施舍的观念,更不会拿救济他人的事迹,为自己脸上贴金。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力军,都喜欢在地上建立天国,盯住属世,很少乃至从不属天,民国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对超越的价值,对天堂,似乎总是很隔膜。1807年,马礼逊来华,1919年有了和合本圣经,圣经被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每过大概一百多年,就会有奋兴运动,我相信神有美意。如果人不信靠神,有一点成就,还觉得是自己能干,欧洲是这样,美国也在步后尘。很快把自己当上帝,整个就世俗化了,社会出问题的概率就大增。我们信靠神,属世生活的平等自由、社会救济,主都会赐福给我们,这个因果关系不能搞反,否则你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只是满足人的欲望罢了。
我非常感谢王怡牧师,英强弟兄,他们带我信靠主,归向主,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多的人值得感恩。2012年我去贵阳,张坦弟兄陪我逛旧书摊,逛完了我们一起吃饭,然后,阿信弟兄来了,我们就在饭桌上聊天。阿信弟兄之前借了我两本关于台湾的书,一年多了都不还我,我问他什么时候还,他有点支吾,我没听清楚他说还不还。我就抓起一个杯子,朝他砸过去,他也没生气,笑嘻嘻地说,师兄啊,书会还的,要不在你家里开个查经班吧,如何?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信主啊!就叫尼哥底母查经班吧。我觉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砸了还不生气。我当众让人家出丑,也不好,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愧疚,我就顺口接下来说,可以呀。就这样,查经班办起来了,我完全是下意识的,根本没怎么考虑。现在想起来,就会明白,原来这都是神的安排。办起查经班之后,我是这家的主人,不可能缺席,在查经过程中所得甚多。这一办到今年6月8日,已经整整三年了。
我们这一代信主的基督徒,真的要把自己摆上,否则不但自己不会真正认识福音,还有可能把别人带进沟里。像戴德生、伯格里等等一批传教士,这样的精神,我们中国文化是不理解的。我们是从地缘、血缘上来理解人,而他们是从天国从属神的角度来理解人,所以戴、伯诸传教士客死中国,对于他们是“死得其所”。用不着像中国文化一样担心,大丈夫功成名就,若不体面回乡,就相当于锦衣夜行。在我们的文化里,无法理解传教士的精神,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就会明白,他们是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了,他们是属神的人。

9、被神弃绝,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问:聊聊你对中国的政治环境及未来的看法。
冉:民主自由绝对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最终药方,欧洲今天是民主自由的,但你看德国法国等国家,问题多多,不少人完全失去了荣耀神的观念。世俗化程度太高,完全不把信靠上帝当回事。美国未来如有衰落,必是因基督教在美国的衰败。比如说福利国家,很多人就不把工作当作荣耀神的一部分,人就偷懒,宁愿领救济也不去工作。
民主自由固然是中国民众迫切想看到的,这是中国人的现实盼望,但是这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真正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信靠神来一步步更新这片土地。民主自由是神所赐的普遍恩典,但不是解决我们短期问题的福音,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眼光,对永生和复活没有盼望,有些人甚至追求自以为是的公义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其实上个世纪很多中国人就是如此。信仰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石,中国必须被上帝更新,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其他的祂按着自己的意思,就加给我们了。我们需要有恒切信靠仰望上帝的心,否则在世上建天国的野心,往往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开始。
问:对你的读者们聊几句。
冉:我早年在体制内混得还算不错,有些人看我写的文章,觉得很有才华,后来我转向批评时政,有些读者就觉得我太偏激,就不做我的读者了,选择抛弃我。我信主以后写文章,很多人可能也不喜欢,我认为这都很正常。我想说,如果你一直是我的读者,你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冉云飞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求神保守我的读者有一颗open的心,去了解你曾经喜欢过的这个人,他的变化历程。他不是疯子,也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他经过28年的信仰争战,走到今天,现在要诚心地信靠主,这里面绝对有值得诸位思考的理由。
求主保守我,让我有更多的爱来给我的读者们解释这份信仰,让我带着爱意来面对攻击,让我带着恩慈来理解别人对我的抛弃。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弃绝,唯有不信主,被神弃绝,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这样傲慢暴躁的人,充满深深罪污的人,意识到神的恩典和大能,祂对人的翻转,祂对人的做工,祂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我期待大家想想,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信靠了主,愿大家不是盲目排斥,不是咒骂,不是蔑视,而是去了解。求主保守更多知识分子信靠主之后,把自己摆上,而不仅仅是理念上,文化意义上做一个基督徒。信主后,肯定会面临有很多天路历程的争战,对于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我也有很重的负担传福音给他们,我希望主装备我,引领我,让我有更多的能力和爱心,来传讲祂的道。
冉云飞,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交通。若没有你圣灵的运行,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深入的交流,在你里面我们愿意敞开彼此,这实在是感恩。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的罪无处不在,我们一不小心就开始颂扬自己,求你拿掉我们自义骄傲的心,求你拿掉我们被罪所包围的心,求主带领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时代,彼此成全,互相效力,为传扬你的名而作光作盐,为我们属灵的未来而奔走天路。以上卑微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全文转载自:麦琪的礼物

腾讯娱乐:李安专访(第19届上海电影节)

中国电影该如何讲故事?

李安:中国电影这么多,不晓得从何说起。其实我只是知道怎么讲自己的故事,我不是行家,也不是制片人。我不是故意谦虚,我学戏剧出身,对于一个素材里面怎么利用戏剧的冲突性,都是跟我生活里有关系的,是有感而发。故事对我来讲只是一个载体、结构。

就像我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讲的一样,最后剪起来是空的,但是没有一个故事作为想象的结构和载体,那么本身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故事说穿了就是由开始到中间怎么转折,怎么起,怎么承,以西方来讲它的转会多几下,中间一段会引人入胜。经过这个过程,道理会越辨越明,或者也可以越变越模糊,最后把它结尾。

我个人觉得故事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假象。你想跟观众心心相映,是通过情节、音乐、笑、哭,或者用情感的起伏带着大家走的。不管是怎么样的旅程,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怎么交给观众看,观众看了以后怎么去做想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我一直觉得故事好像工作一样,它是一个技术,我们说艺术,毕竟还是一个术。

人生找不到什么答案,道可道非常道。如果你一定要讲出一个所以然的话,可以娱乐大家而且有启发,那就需要一个故事。我个人是把它当做工作来做,其实是蛮呆板的事情。你通过故事的假象,在黑黑的屋子里面和大家做默默的沟通,这对我来讲才是最真诚可贵的,我觉得电影也是这样。

电影明星在行业中的正确位置应该是怎样的?


李安:明星吸引人,大家都喜欢看八卦,本身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无可厚非,它会把电影炒热,这是好事。但是作为电影人自己心里面要有数,最后看的是他们打动人心的品质,思想也好,感情起伏也好。因为人不是看两三分钟的MTV,而他在电影里面看的是自己,所以要拍跟我们的情怀、思绪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陷井。就看你自己的克制能力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电影时机非常好。

另外,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的努力,可能是心里面太急切了一些。我知道的,大家继续努力,会有机会的,在这个荣景中要永续。谢谢。

我自己也用大牌明星。我也为大牌明星说一句公道话。我拍这么多电影,前几部我不相信,拍得多了相信真有“上相”这回事。老天真的不公平,有的人你看到他,你就开始在影像上想象了,有些人演死也不管用。你不得不服气,有些明星确实具有这些特质。而有的人很漂亮、气质很好、很努力、很上镜,但是电影一拍上来大家不喜欢,我看到这种很多。所以多给一点酬劳,你走红毯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走,不会有人看。我的意思是说对从业者来讲,不要忽略我们应做的努力,很多事情大家都需要明星,不要把水涨船高的本性误导了,或者像他讲的不去做筑基的东西,但把钱全花在明星那里也不行。

我知道,很多大牌演员也想演好戏,他一年可以拍好几部,所以他可以分开做他的事业规划。有时候赚钱赚人气,有时候做艺术的经营,这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企事业不需要担心,我知道大多数的电影明星都是很想演好戏的,他们会降价演出。

观众买票进来不是看别人怎么表演,而是看自己的脑子里面想象的自己是在怎么表演。我常常跟不是太大牌的明星讲(笑),我说你不重要,你永远演不到观众想象得那么好,观众是借你的脸来想象他想象的东西,所以不要把你想得那么重要,很诚恳的跟他说做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反映,观众自己会想象。你越少的话,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越多,你是为人民服务,不要是“大家来崇拜我”的感觉。当这个心态剥开以后,心路是很多的,这跟我们大公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非常符合。它本身不是一个强调英雄主义,不是人定胜天的思想。

我这种柔性的、永续的、天人合一的个性,很温柔的个性是我们东方民族的特性,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出路告诉全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一个英雄做一个决定,然后全世界就变成了“迪士尼乐园”,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我们古典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宝藏,有很多东西需要翻新,因为已经古老了。

这一点东西可以给全世界一个新的滋润,第一,你内中需要充实。第二,你在共通语言上可以沟通。大家可以买票获得他心里面需要的滋润。这样走出全世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谢谢。

应该如何兼顾技术与艺术?


李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自求多福吧。我可以两个兼顾,跟我个人的机遇和兴趣有关系,我原来是学戏剧的,不是搞技术的,现在我连电脑也不会用,可是我现在拍片用的是最先进的电脑技术。

我觉得我耳聪目明,我对很多东西都会有感应,大家也会有兴趣。而且我对影像有好奇心,就是这样而已。我和很多技术人员合作的时候,我就先抱歉说我不懂,他们不知道是哄我还是怎么样,他说其实你不懂还好,因为你就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所以我只是知道大概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对于技术和艺术的兼顾程度,我算是一个中间人吧,电影工作者会找到自己的路子,通常做艺术片的导演看不起技术派,觉得是比较粗人做的事情,或者哗众取宠,或者商业片才会这么做。我个人不觉得,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尤其拍电影的人不光是将故事和做戏剧,你怎么看待它,你的看法是什么占到了一半。同样的故事为什么有的人讲的有意思,同样的演员为什么有的人拍起来有味道,这跟技术、手法都有关系,我不会把技术看轻。

我觉得对每一个导演,他慢慢摸索到票房、兴趣以及大家对他的认可来做最大的发挥,步伐扯得越大越高兴,其实我个人的例子也是这样,可能个人胃口比较大一点。谢谢。


青年电影人该如何快速成长?


李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长的太快。不是说压抑他们,而是说你不要去偃苗助长,我觉得成长是很自然的事情,年轻的导演也是如此。给他一个时间自然发生,给我们自己一个健康环境,晚熟没有什么不好,不要太急。

在中国,电影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因为过去几十年没有,现在有一种新鲜感,热钱也进来了,大家求知的欲望这么高,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高峰,那么年轻人怎么接棒和继续发展呢?因为我是36岁才开张,是很晚熟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蛮感恩自己漫长的幼稚期。一个东西能够感人,能够成熟,能够成立的时候,本身就具有一股自然的力量,生长本身是需要孕育的,不管是环境孕育,还是年轻人准许自己被孕育,我觉得都要鼓励你们不要太急功近利,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

用同样的话大家互勉,现在医药很发达,我们都可以活这么长,急什么呢。我现在61岁,我看我爸爸61岁的时候什么都知道,其实他也是唬人的。我现在摸摸良心,我还是小孩,所以我们7、80岁还可以学习和工作,时间还很长。我儿子也想做演员,我说你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着急。

现在市场好,大家有浮躁的感觉,争相想出头,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幼苗来讲有偃苗助长的影响,电影资源分配不平均。香港和台湾都经过这个路子,我希望大家不要循环,不要像港台一样,走向恶性循环,不能去抢明星,抢资源。

内地电影行业都有哪些大陷阱?


李安:我想简单说,第一个是抢钱的陷阱,跟风很明显。因为观众会审美疲乏,同样的东西会看腻。所以拍电影很艰辛,比如说拍《卧虎藏龙》,我们的武术指导袁和平,他晚上要吃两片安眠药,睡不着的,因为他总是想着要创新。观众对新鲜的东西要求非常高。

另一方面,大家会疲乏。疲乏到他连电影都不想看了,现在不像小时候,不看电影看什么呢,那时候电视都没有。现在不是这样的,你要把观众拉到电影院很困难的,所以特殊性很重要。现在资本多的现象是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电影的生计,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只是说很容易走到这个陷井中去,变成一个疲乏状态,变成不光观众不喜欢这个类型,他连看电影这回事都觉得不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自食其果。

第二个陷阱,刚才徐峥导演也提到过大家的当务之急是去“抢明星”,而不是在内容上做好发挥。这样久而久之,市场已经把这个明星定了,你只需要交货就可以了,不管他好坏,这也是另外一个陷井。然后就是下面的人工分配不均,把钱都花在了明星身上,把电影的制作和场景做的都不够好。其实台湾是最早发生这种情形的,后来台湾市道下去,最后把香港也给害了。因为以前电影最大的市场在某一个年代是台湾,不是香港,最后台湾把香港搞下去了,现在都来这边(内地)了。要自救啊,此风不可长。

大家很期望听到李安导演的答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希望听到您的答案呢?

李安:(害羞地笑)我不是大家肚子里的蛔虫,我真的不晓得。我是一个蛮通俗的人,我关心的议题和我想做的事情,会打动很多人。所以我心里的准则是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懂了,别人不懂,不行。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思路和文法不通的地方。你如果去想象别人爱听什么,然后继续揣测,你常常会猜错。如果我们往肚子里面很诚恳的挖,大家不了解,不欣赏,但是你自己也觉得很踏实,所以没有什么得失之心。

我这个人的命也蛮好的,我做了我最想做的事情,有的人个性比较孤,他最想的事情大家却臭他,他还是要坚持做。有的人天生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比如说喜剧演员知道笑点在什么地方,节奏是怎样的,他一做,大家就会笑,而这个天分我就没有。

我是一个老实人,我扪心自问,好像大家就会被我吸引,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对我这种人来讲,诚信、正心、讲实话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也承认自己有一些天分,我过去是不好意思承认,比较害羞一点,但是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也不害羞了,我确实有一点天分(害羞地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浮动,电影人怎么跟大家接触,这个需要长期的跟观众实验,你最好可以找到共鸣,不然也没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面向,我的天性是比较温和一点,比较敏感,所以观众(看我的电影)就好像看到我,他们比较吃这个东西。当我做一些比较粗暴的东西,比较深入,比较不一样的时候,比如片子里面讲一句粗话,大家就会皱眉头,所以要为别人着想一点。我想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很幸运的,我就讲这么多。


中美电影行业差别大吗?


李安:美国的电影吃全世界,我们人多嘛,当然会超越它。而美国他们不光是票房,还有文化背景,我们很崇拜美国电影,包括他们的明星、文化、想法、内容、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的流行文化,力量非常强大,年轻人一碰到,就会跟着他走。这个力道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琢磨出来。我们的工业“虚心一点”,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但是可以假装自己是年轻人,给自己鼓励一下。我觉得美国的文化、作业方式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也非常僵化,建立起来一个制度,像满清末年的政府一样,不知道拿它有什么办法,很生气,当然也有这种东西。

但是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在美国做片子和跟做国片最大的不同是,国片什么都要下去做。做好莱坞的时候,做任何的细节是在享受和学习,他一个调光或者做任何技术的人,他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后面,器材都是一样,硬体都是一样,但是软体和经验,它的品位、文化背景,这个音真的这么调一下就会让你感受到做电影的乐趣,电影不光是逗你笑或逗你哭,而是很扎实的。

在电影现在荣景的时候,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为后面的人做筑基的工作,不要让年轻人浮躁,好好学习他的基本功,也不要看不起技术。因为艺术的术就是术业,技术是为人任务,各行各业都有专精的东西,都有乐趣,电影是一个整体的、很自然的、很多样性的发展。

当电影起伏的时候,伏的时候还可以延续,而不是一下泡沫化,这些都是要做筑基的工作,编剧、故事的处理、对戏剧冲突、对表演等每一个细节都要有专业的人才在当中,当然还有政策,这些我就不讲了。

我希望跟大家共勉之,鼓励大家。现在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大家好好把握,走到良性的循环,就可以活很长,越来越好,走到世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文化的事情,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希望大家耐心一点,继续努力,好吗。谢谢。

我觉得美国的产生是自然的,现在你突然有一个“超英赶美”的目标在前面,比如说上海菜细火慢炖出不来变成了速食面。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回收人家的东西。你赶快看了现成的东西然后用中国的方式讲一遍,但是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必须要赶上,至少跟它做的一样的强。

向长远说,我心里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人领导话语权,但讲久了也挺烦的,年轻人看的美国编剧书都是这么一套,你看一本,看十本,你看到第四本就会了,就可以把中国的东西上去凑一凑。我觉得短期内,这个会成功。长期来讲,我觉得中国文化比美国悠久很多,现在我们需要现代化,需要赶上普世价值。当然英美主导了好几百年,你必须要赶上去跟他们齐头并进,先在这个阶段把术业、手法、世界上共同的电影语言要学好,这是基本功。

我讲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因为我在台湾成长的,两岸三地的文化中间有断过,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中间这一段连接起来,我们东方民族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和情怀、逻辑,这个还没有变成普及的世界语言。当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以后,才可以到外面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不要去用掠夺市场的概念去做,而是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东西。

在中国拍片像皇帝?在美国拍片像总统?


李安:过去我觉得是机制不成熟,因为是一个新兴行业,拍电影是集体创作,好几百人在一起,上下游怎么通,所以机制是不是在顺利的运转,行政作业是怎样的,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现在不会这样子,包括我拍《色戒》的时候,离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已经七年,非常不一样。这和现在拍美国片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多。

我什么都自己做的原因是,在好莱坞,因为他们的专业素养很高,有时候我把原则讲出去,我就可以选择了。在这边(内地)你做皇帝,就是大家都听你的,你什么都要去思考,对“自己的权威”当然感觉很好了,但是在创作上来讲是更吃力的。

我一直希望整体素质可以一起提升,彼此大家互相帮忙。因为电影再怎么讲,导演再怎么来做,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不是说导演什么都要管。另外拍国片特别累,因为我是中国文化的底子,所以把“离自己特别近的东西”做成艺术品,本身就具有心理障碍。比如说我做《色戒》的时候,我非常忐忑和害怕,因为有民族的工业在里面,心里面的挣扎比较多,比较难以做艺术的发挥。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艺术是冷静以后的回味,不是近距离的,你要把它做成艺术品是需要一点距离的。我做英语片的时候,因为是第二文化,对我来讲没有那么伤元气。每次拍国片感觉很伤元气,因为挖的比较深,有切身之痛,对自己的责任比较多一点。

我讲这些话都是在发牢骚,你不要理我。其实我都很喜欢,无论是西片还是国片。

中西方电影能融合和交流吗?


李安:我一直不是刻意的追求,我本来是到台湾长大然后到美国生活,这都是我身边的事情。我的成长中是非常中式的教育,比较保守,是天地合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传统文化中成长出来的人。到美国以后,我发觉自己真正的天分是西方的戏剧,冲突强,怎么样好看,我在这方面也是有天分。所以中西方的冲击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不会说因为为东西方交流来拍片,因为我的内在就是东西方,我觉得是中学为体,西学为荣的一个人。信手拈来。
但是我的本性是很东方式,我只能这么讲。至于文化交流的东西,真的是太容易,就是说把故事安排好,元素排好以后本身就是中西交流的东西,它的爆发、冲突、如何收尾、做怎样的表态都是自然发生的,其实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一件事。

人最重要的是面对自己,不管你面对几亿观众,最后大家还是扪心自问,个人点滴在心头的那点东西是什么。包括我跟艺术,跟商业都搭到边,也不是我提前计划好的。我刚开始的《饮食男女》,是为台湾的电影主流观众拍的,它正好是外语片,在国际得了奖,所以是艺术院线发的,那时候中国艺术电影非常蓬勃,我们也有一个身段说不能被好莱坞同化,所以有一个自我意识在那边。我的工作人员在那时候是美国人,也做上手了,包括中国的同事需要了解,我们也跟他们沟通,常常我们不需要解释的东西,你要让他懂,他知道怎么工作,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事情。

我一部一部的拍,不同的题材,不是说有一个类型的名单一个一个勾过去,不是这样的。我蛮相信我可以变成我的电影,我和我的电影一起呼吸和生活,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方式,票房的好坏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再精明的都算不到。


《半场无战事》是在孤独求败吗?


李安:我没有求败。不一定每一个片子都可以成功,只是做一个新的冒险,让我自己保持活力,做最好的东西,真的没有刻意求败(笑)。

李安导演和大家说再见李安:我觉得大家听得好像非常殷切。以中国目前的行业情形来讲,市场在上升,很多钱在这里。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电影梦,我跑世界很多地方,大家讲电影、看电影,好像没有在这里(内地)的求知欲这么强,从记者和大家问问题,到大家听我们讲话的神情,我觉得就有一种很强的求知欲,这非常可贵。

中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国家,有很多的朝气,我在很多其他地方没有办法体会。我觉得这是荣景的一种前奏,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基础做好,希望这个荣景永续。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故事是很动人的,可以给世界贡献很多,我们共同努力吧,谢谢。

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娱乐独家稿件。

野夫:与群友探讨何谓勇气

最近两天,群友关于在这个时代究竟是要小心翼翼还是要勇敢发声的话题,产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借此我也谈谈我的观点——在这个时代,在一个群里,如何勇敢,勇敢的边际大约在哪里?

首先要说,勇敢,在人类古今都是美德。勇闯敢是义之所在。义是五伦:仁义礼智信之二。是四维礼义廉耻之二。无论国家和个人,都当尚义。论语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勇敢的前提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而什么是义呢?义者,宜也,也就是说一切天良认为适宜和应该去做的事情和行为,就是义。

但是,古人又说——仁必及人,义必由我。这个意思是说,仁,这种美德,必须是能够抵达别人的,也就是要让他人感到你的仁爱,没有感到的,只是你内心的仁,那是不能叫仁的。而义这种美德,只能出自于自己,绝不能去要求他人。所以,我以前在牢里就日记写过——在一个无底线的政权面前,你不能要求任何他人去勇敢,勇敢只能是一种自我期许和自我的道德律令

董仲舒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即意为,勇敢也是只能正我,不能拿去正人的。我们这个时代,无数邪恶横行,也有无数义人前仆后继地奔赴监狱。前行者从不能指责怯懦者——你他妈为什么还不跟上来。正如歌中所唱——先行者只是为了不悲伤

在一个群里,几百人,多数都是互相陌生的,聚集在一起的唯一缘由,似乎是多是读书人或者还能接受野哥这个人的人。每个人的职业身份修养和勇敢的程度,不可能一致,也不要求一致。群不是党,群是聚落性质,因此各人心性气质和追求也不一致。如何在此共处,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群,一会正襟危坐,一会嘻哈疯癫,这种群风还算有意义和有趣味,那就继续呆着,继续保有这个群。如果觉得这个群基本扯淡而且三观混乱,那就解散这个群。因为,我只是这个国家的异见者,我还没有勇敢到要组党的程度。我对这个时代的绝望或者期望,都基于一个读书人的良知。我反对它批判它,也都是希望吾族有救,吾辈的孩子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恐惧的度过他们的人生。

我虽曾勇敢过,也付出过,但我内心深深地悲哀——因为骨子里我仍然是一个卑怯的人,在那些伟大的坦克人面前,我们卑微胆怯的像一个老鼠。在近几年失踪乃至绝食的那些兄弟们面前,我唯一敢做和能做的,顶多也不过送一碗牢饭。

不过鲁迅先生也说——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仍然堪谓脊梁。不能不愿上前线的人,力尽所能地为战士收尸,也是一种德行。

也因此,我从不鼓励他人的勇敢和牺牲。你想要做什么,自己去做。狮子出征,一匹足矣;饿狼扑食,一哄而上。真正的战士,舍身取义。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
这个群我若爱惜,只能取保守之态。我若以我真正私下的思想和追求来鼓动和要求大家,既不能保有这个聚落的交流,也不能坚持我自己对真正义气的理解。

也因此,还是希望诸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容比自由还重要——这是胡适先生一生的格言。我一直努力在学习和践行这一格言,真正做到其实不易。

要想激进的交流,这个时代还有无数的群,我和你们都可以换一个玩法。在那样的群里,彼此都是认识和相知很深的,至少多一份信任。我是有过被陷阱的人,我既不愿意再次被陷,也不愿大家因为我而获罪。

因此,最后拱手相拜,希望兄弟姐妹们和睦相处,既谈严肃话题,也可嬉皮笑脸,我本人也就是一个嬉皮笑脸的人。但是,更希望多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少一点完全的乏味乏趣。至于一些具体的行动号召之类,不建议在群里发布。想做的自己去做,自己私下去寻找同志——就像不妨自己去私聊乃至谈情说爱一样。祝福大家。到此为止。

2016.06.22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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