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7日星期日

周人杰:你是谁的人?

  有位年轻人,刚进基层单位不久,就被同事私底下问询“你是谁的人?”事后很是郁闷:是不是进机关就得“选边站队”,非得成为“谁的人”?难道靠认真工作、正直为人就没有好的前途吗?

  “士为知己者死”,知恩图报、重义轻利,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确理解和把握也可“古为今用”。比如,对领导的信任、组织的任用,确应心存感恩,转化为工作上的中流奋楫,以业绩回报信任,靠实干回报知遇。而对识人善任的“伯乐”常怀感激,亦是人之常情。但同时须清醒认识到,对干部的任用绝不是某个人的恩赐,而是组织行为,领导的推荐提名是在履行选人用人之责,举贤为公是其分内之事。

  决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红军时期,黄克诚因肃反中保护干部险遭冤杀,行刑前千钧一发时,被彭德怀紧急干预“枪下留人”。之后两人数次见面,黄又被彭提拔重用,终成一代名将,但他始终未知此事,始终“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直到29年后,黄才偶然间得知彭的救命之恩。对“私恩”与“公义”的厘清,正是共产党人襟怀坦荡的真实写照。

  “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历史的悲剧反复告诫我们:结党必定弄权,弄权必定营私。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热衷“圈子文化”,迷信“朝中有人好做官”,崇尚人身依附,污染了清爽的政治生态,更与“举贤为公”的宗旨严重背离。这种山头主义者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我们需要“替他们解开”。

  共产党的干部,究竟是谁的人,答案其实很明白。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同志”二字,道尽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最纯粹的关系。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理想与信念走到一起,入职之日起就要扣好第一颗“政治扣子”,时时检身正己,牢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各级干部都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组织观念,自觉抵制“认人不认党”“拜码头不敬组织”的歪风邪气。

  要党性,不要派性;相信“成绩自己会说话”,莫信“大树底下好乘凉”;对味道不正的“老乡会”“同学帮”“战友圈”,洁身自好、敬而远之。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眼睛常往下边看,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凭业绩说话,靠实干进取,干部成长才会按下安全的“快捷键”、驶入健康的“快车道”。

  欧阳修曾被吕夷简诬陷下狱,仍荐人以公心,外举不避仇,举荐其子为宰相。祁奚与蒙冤的叔向不熟识,仍为其仗义执言,冤屈昭雪后两人竟“不见而归”。君子之交,淡然如水。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该抛开无原则的纷争,卸下拉帮结派的包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忠诚纯洁的战士。

转载自:人民日报

杜宝俊:人民日报问“你是谁的人?” 到底什么意思?

 编辑评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路线的分歧,一般人从党媒中是看不出路线差异的。春节后,当网络知识分子猛批“党媒姓党”一说时,看看这篇文章脑子也许会多一个疑问,“如果党媒不姓党,那么姓谁呢?”这个“谁”,同人民日报《你是谁的人?》里这个谁,如果是同一个人呢?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你是谁的人?”,很有意思。

文章以一个刚入基层单位的年轻人,被同事私底下问“你是谁的人?”为开头,说这位年轻人很郁闷:是不是进机关就得“选边站队”,非得成为“谁的人”?难道靠认真工作、正直为人就没有好的前途吗?

进而引出官场中圈子、派性的问题,文章说:

共产党的干部,究竟是谁的人,答案其实很明白。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各级干部都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组织观念,自觉抵制“认人不认党”“拜码头不敬组织”的歪风邪气。

在周、薄、徐、郭、令已经落马的当下,在中共四级党委的换届之年,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发出此问,究竟是什么意思?

杜宝俊从琅琊榜说起吧:

在琅琊榜中,六部尚书,分成两派,户部、礼部、兵部尚书是太子的人;吏部、刑部、工部尚书是誉王的人。

扶持靖王夺嫡的梅长苏,用“剪裙边”的办法,把太子、誉王的干将一一拿下:

兰园藏尸案,拿下了太子的户部尚书楼之敬;

杨柳心妓馆杀人案,一举拿下了誉王的吏部尚书何敬中、刑部尚书齐敏;

朝堂论礼,又拿下了太子的礼部尚书陈元直。

但是,到了最后,梅长苏却放过了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

特别是兵部,一开始还跟靖王作对,在私炮坊爆炸后,上奏折弹劾靖王违规挪用军资救灾。这是为什么呢?

太子被废、誉王谋反,靖王成为新的太子,作为废太子的人,兵部尚书李林每天提心吊胆,以至于在靖王传召后,居然还迟到了。


靖王给他派了一个差事,说“春猎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想,牵头拟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二十天后报给我。”

接到任务的李尚书,有点意外,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出去时正好碰到了户部尚书沈追,二人有了一段对话。

沈追:李大人。

李林:噢呵,沈大人。

沈追:怎么这幅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被殿下训斥了?

李林: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沈追: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再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二十天后,沈追告诉靖王: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初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靖王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的,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初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内阁核准了。

镜头切换到了苏宅,梅长苏将写有兵部、工部的木牌投入了炭盆。


管家不解,问:宗主,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梅长苏回答说:因为我不会动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在和沈追、蔡荃对谈时,靖王说,“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沈追为这个表态做了注解,说:

其实多数人在入仕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智,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沈追口中的“朝廷气象”,换个当下的词,就是“政治生态”。

2014年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说,“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杜宝俊看来,十八大后的反四风也好,从严治党也好,打虎拍蝇也好,其指向都是,刷新政治生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

积习已深,非朝夕之功。在拿掉了搞团团伙伙的周永康、令计划后,2015年1月,习近平告诉中纪委全体委员,“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在习看来,“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而政治生态污浊的一个表现,就是门派朋党,从政之人不能以才干政绩胜出,而无能之辈,因为关系强,后台硬,却忝居高位。比如《太阳后后裔》里,姜暮烟这样能力强又敬业的医生评不上教授,走关系的那个垃圾,叫什么来着,却当上了教授。


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说的就是这种污浊的政治生态。

比如琅琊榜中,一身正气、坚持原则的蔡荃在刑部靠边站,而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齐敏,因为有誉王这棵大树,就能盘踞要津。

人民日报今天的文章也说:

“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历史的悲剧反复告诫我们:结党必定弄权,弄权必定营私。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热衷“圈子文化”,迷信“朝中有人好做官”,崇尚人身依附,污染了清爽的政治生态,更与“举贤为公”的宗旨严重背离。

这种山头主义者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我们需要“替他们解开”。
要党性,不要派性;相信“成绩自己会说话”,莫信“大树底下好乘凉”;对味道不正的“老乡会”“同学帮”“战友圈”,洁身自好、敬而远之。

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眼睛常往下边看,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凭业绩说话,靠实干进取,干部成长才会按下安全的“快捷键”、驶入健康的“快车道”。

习近平曾说: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诛一恶则众恶惧,用一贤则群贤至。三年从严治党之后,在大换届即将启幕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此问,呼吁:

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该抛开无原则的纷争,卸下拉帮结派的包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忠诚纯洁的战士。

这不就是沈追劝兵部尚书李林的一段话吗?(完)


转载自:精读党报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杜宝俊:《疯狂动物城》里的政治

 编辑评论:迪斯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无意中映射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最高权力者的政治生存状态,片中为了权力,制造对立、仇恨欲挑战狮子市长的羊副市长也可以在最近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中找到原型。

看了标题,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杜老师,你不会要从《疯狂动物城》里看权斗吧?

答对了!

先简单介绍下剧情吧,看过电影的可以直接跳过此段。

动物城是一个国家,常住居民为各类动物,有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它们和谐相处,因为有其他食物供应,食肉动物并不袭击、猎食食草动物,二者甚至还能通婚。

动物城实行民主选举,有能力者上台执政。目前狮子是市长,羊是副市长。

但羊不甘心做副市长,她要推翻狮子。羊采取的办法是,制造迷幻药,射入食肉动物体内,让其发狂,袭击食草动物,制造族群仇恨和对立,企图让动物城陷入动乱。

狮市长采取的对策是,把发狂的食肉动物都秘密关押起来,向群众隐瞒事件。但不巧,被查案的兔警官撞破。

此事曝光后,狮市长黯然下台。年轻稚嫩的兔警官在记者会上说,发狂的都是肉食动物,可能是它们的本性爆发。导致动物城陷入恐慌,食草、食肉族群尖锐对立。

兔子警官反省自己的作为,认为自己不但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更糟糕了。一个偶然,得知动物食用一种花后会发狂,茅塞顿开,决定追查真相。

在狐狸的配合下,查出策划这一切的,居然是羊副市长。二兽用计,拿到了羊副市长作案的证据,将其送上法庭。

真相大白,发狂的动物得到救治恢复神智,动物城再次恢复了秩序。

读报君要说的,是以下四点:

一,国家、民族、阶级是政治属性,但肤色、地域、人种虽然是自然属性,但只要能被政治利(cao)用(nong),也是政治属性。

在动物城里,饮食习惯——食肉or 食草,就被操弄成了政治属性。

本来,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动物。狐狸小时候会犯浑,兔子也会咬人。年少无知、青春期的躁动、叛逆,并不专属于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

这两种动物的区别,就像中国豆腐脑甜党和咸党一样,是一种多样性而已,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读报君可以引用3月3日下午,俞正声主席工作报告里的内容来谈这个问题:

在人民政协,‌‌“同‌‌”是基础和前提,就是共同致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我们团结奋斗的最大思想政治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异‌‌”是客观现实和重要特征,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利益诉求、知识背景、社会阅历、生活方式等不尽相同,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认识总会存在差异。

食肉动物、食草动物的‌‌“同‌‌”,或者说‌‌“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无论是狮子市长,还是兔子警察,抑或其他动物,都多次说过这句话。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价值观是相同的。

‌‌“异‌‌”,其实食肉,还是食草,这是一个饮食习惯问题,即‌‌“生活方式不尽相同‌‌”。

但这种不同,却给政治势力操弄,提供了可能性。最终导致动物城内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尖锐对立,几乎断送动物城的未来。

现实中的人类政治,可比动物城丰富得多:

本来都是美国人,却因为肤色问题,形成了种族歧视和压迫;

本来都是台湾人,却被分成了‌‌“本省籍‌‌”、‌‌“外省籍‌‌”,政治势力就能煽动仇恨和分裂,从中取利。

本来都是一样的公民,但一旦贴上‌‌“地‌‌”、‌‌“富‌‌”、‌‌“反‌‌”、‌‌“坏‌‌”、‌‌“右‌‌”的标签,那就成了‌‌“贱民‌‌”,处处低人一等;

无论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还是《1984》里的‌‌“仇恨日‌‌”,古今中外都一样。

差异化、多样性本来是让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但却被用来制造隔阂和对立,悲夫!

二,当权者是要维稳的;挑战者想破局,必然要搞事

动物城里接连出现了14个动物发狂失踪案,且都是食肉动物。

读报君把这个事件称之为‌‌“发狂-失踪‌‌”案。因为这是两码事。‌‌“发狂‌‌”,是羊副市长策划的;‌‌“失踪‌‌”,是狮市长采取的对策。

狮子市长,是动物城的最高领导人,来自食肉动物,能力强,但它是少数派。

羊副市长,是狮子市长的副手,来自食草动物,是多数派。她认为,狮子之所以任命她为副市长,是为了争取食草动物的选票。

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动物城是一个民主政体,领导人通过选票上台。

羊副市长不甘心做副手,想取代狮子成为市长,但如果只是比拼政治纲领,似乎信心不足。毕竟羊看上去很小,也不像很有能力的样子,虽然食草动物数量占优势,但由于在动物城,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是——食肉、食草动物没有本质区别,投票时,食草动物不会因为羊食草就投票给她。

成熟的民主社会,理性的选民已经超越了最简单的自然属性,是要看政纲或者参选人的魅力的。白人也会投票给奥巴马,台北市民也会投票给蔡英文。像2004年台湾南部农民‌‌“含泪也要投阿扁‌‌”的情况越来越少。

那如果让食草动物对食肉动物完全失去信任并且持有戒心呢?

这就是羊副市长做的,让食肉动物发狂,袭击、猎食食草动物,制造族群对立、煽动仇恨。

当食肉动物发狂案例出现后,狮子市长被动接招,把这些发狂的动物秘密关押起来。然后封锁消息,以免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导致社会不稳。

换位思考,很多人可能都会和狮子市长采取同样的措施。不过,‌‌“捂盖子‌‌”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即狮市长内心深处其实既对食肉动物缺乏自信,又对食草动物有信任。因此,只能是被动‌‌“维稳‌‌”。

读报君可以判断,狮子市长肯定清楚,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而是一场阴谋,其目标正是自己。它甚至知道,幕后主谋就是羊副市长,但是,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无法下手。唯一破局的办法,就是先把这些发狂的食肉动物控制住、关押起来,以换得时间,尽快查清楚真相。

从狮市长在收容所气急败坏来看,在已经出现了14起发狂案例的情况下,它仍未查清案情,也没有好的对策。

羊副市长也知道,她制造的发狂动物,都被狮市长被秘密关起来了。但她占据主动,可以从容不迫地继续制造更多食肉动物发狂案,再去煽动它们的家属去报案,去上访,去闹事。制造问题——左右开弓——围猎市长。

因此,狮市长必败无疑。

三,警察姓狮至关重要


狮子市长能不能不败?能,‌‌“警察姓狮‌‌”即可。

刚才说了,动物城是一个民主政体,领导人上台是要靠选票的。民主政体的一个特点是——军队国家化。在动物城中,军队就是警察,其职责是维护动物城的秩序和每一个动物的安全。市长违纪违法就抓市长,副市长违纪违法就抓副市长。它是中立的。

前面说,系列动物发狂案,狮子市长肯定清楚,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而是一场阴谋,其目标正是自己。它甚至知道,幕后主谋就是羊副市长。但是,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只能被动接招——发狂一个,关押一个,发狂一个,关押一个。

如果警察姓狮,绝对忠诚,听狮指挥,而且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忠诚,狮叫干什么就坚决干,狮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那就太简单了,先把羊副市长双规即可,查她!非法收受青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兽谋取利益;违反动物城道德,与犀牛通奸;妄议狮子市长……总能找出几条罪名吧。

更重要的是,只要双规了羊副市长,调查她的周边关系、通话记录,很快就能抓到那几个制造迷幻剂的羊同伙。动物城系列失踪案也就告破了。我们相信,一旦案情公布,全城动物都将谴责批判羊副市长。

搞不好还会看到这样一幕:冰川区、热带雨林区、沙漠区的动物,都会先后表态,坚决拥护动物城查处羊副市长这个‌‌“口言善、身行恶‌‌”的‌‌“城妖‌‌”,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狮市长周围。

四,如果羊副市长得逞,动物城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这是一部正能量的电影,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虽然只靠一个录音笔,而且是一个兔子+一个狐狸完成的。

那正义如果没胜呢?如果羊副市长继续策划食肉动物发狂案,那动物城的政治发展,会是什么路径呢?

读报君开开脑洞,会是这样:

由于狮市长已垮台,发狂的食肉动物不会再被关押起来,它们将游走在动物城,袭击食草动物,造成全城恐慌,食草、食肉族群尖锐对立。

这种尖锐对立出现后,食草、食肉族群不再彼此信任,族群隔离、互相戒备。

极端情况下,即便没有被注射迷幻剂,食肉、食草动物也会彼此袭击。就像太平洋大逃杀的那艘渔船,只有杀死对方,自己才会安全。

羊副市长占据行政资源,代行市长之职,可以利用食草动物的恐慌,聚集选票,循民主路径,当选市长。

但一个为了市长职位,不惜撕裂族群、制造仇恨的政客,绝对不会甘心就此罢休。

我们很难指望羊市长去推动族群和解。族群和解,羊市长的执政基础就没了,下一次能否连任,很难。一旦食肉动物再次上台,启动真相调查,羊市长就是罪人,就要入狱。

为了维持统治,羊市长必须要持续制造、利用食肉和食草的对立,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因此,动物城的未来只有两个:

一是独裁,羊副市长江山永固,执政到死。食肉动物被戴上铁口罩,或被隔离起来,沦为政治贱民。

二是内战。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爆发战争。要么一方彻底消灭一方,要么动物城一分为二。

无论哪种未来,动物城都将倒退300年。

因此,读报君想说的是:多样性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它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差异化不应该成为被操弄的对象,成为制造对立、煽动仇恨的工具。

对于任何企图这么干的政治势力,我们都当警惕。

转载自:博谈网

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

郑春浩:现行宪法纠正了1975宪法的重大错误

  已经在我国实行的宪法宣誓制度,在其70字誓词中果断删除了过去一些誓词中对特定的人和特定政治集团的“忠于”,只提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对国家各级官员的这种要求,体现了法治的观念和精神。深刻领会这种观念,能够在提升宪法地位的同时,还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法治的原则。常听到有些人说:“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 前些日子,连人民日报评论员都写文章说“要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说这种话的人太不了解现行宪法了,暴露了他们对法治原则基本常识异常陌生的软肋,他们的脑袋还停留在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如果他们四十年前说这种话,还可以找到根据,因为在文革中,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实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但文革结束后,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消除了文革左的影响,对宪法条文进行了大面积修改和清理。现行宪法就是在1982宪法的基础上,经过三次小量的修正于2004年确定下来的。做这种矫正指导观念的修改是彭真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和大批立法工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现行宪法与1975宪法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现行宪法基本遵循了法治的原则,而1975宪法中有大量违背法治原则的条文。在具体比较这两部宪法的差别之前, 很有必要搞搞清楚, 像宪法、党章这一类文献到底应该写些什么,不能写什么。
  宪法、党章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的总规则。它应该不同于一般性的文章。作为宪法,应该规定国家性质、政权形式,公民的权利义务、各级国家机关的产生办法等;作为党章,应该规定党的纲领、成员构成、组织机构、行事规则、权利义务等。总之,在宪法和党章中只适宜 规定性的内容,而不适宜写抒发性、论述性、回顾性、展望性、歌颂性、表决心式和工作部署之类的非规定性内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宪法和党章中还是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非规定性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的序言和党章的总纲中。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规定性内容到底应该规定什么,不应该规定什么。很显然,只能是规定规则、标准、程序,而不能规定结果!九大党章居然把针对具体人的结果性内容规定进去,可笑地“规定”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这真是犯了基本常识的大忌。到底是不是“最亲密的战友”难道是主观“规定”出来的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主观“规定”太阳永远挂在天空的固定位置上不落下去呢?由谁做接班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进行比较、选择,最终经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的问题,章程只能规定遴选的运作规则,怎么能够规定运作的结果呢?由谁当领导怎么能事先明文 “规定”呢?如果把足球比赛的规则“规定”为不论球踢成什么样都必须判中国队得冠军,这种对结果进行规定的做法是不是太荒唐了呢?
  不能规定结果性或结局性的东西,这是法治原则的起码常识,我们的宪法当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所以要改。当今世界也只有像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才会去规定国家必须由哪个特定的政党来掌权这种对结果性的东西进行具体指认的条文。绝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都不会去做那种自我加冕式的、违背法治原则的可笑规定。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执政党,这只能由人民自愿抉择,而不能由法律来硬行规定。在体现法治精神的文献中,都不应该出现对特定政治集团的具体指认,更不应该出现诸如“永远”、“千秋万代” 之类对其地位进行固化的表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1975宪法和现行宪法的本质区别。1975宪法就存在着大量违背法治原则、对结果性或结局性内容进行具体指认和规定的条文,这些东西和九大党章犯的是同一类错误。现行宪法最大的进步就是在指导观念和整体写法上去掉了那些违背法治常识的内容。现在我们对1975宪法与现行宪法做个对比:

  1975宪法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现行宪法删掉了这一条。

  1975宪法第十一条:“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行宪法删掉了这一条。

  1975宪法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现行宪法改为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当中删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等具体指认性的规定。

  1975宪法第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现行宪法改为第五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删掉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定语。

  1975宪法第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
  现行宪法变更为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
  这当中把“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和“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1975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现行宪法删掉了要求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项义务。另在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第四十一条中增加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也就是说,去掉了拥护”, 加上了批评

  1975宪法没有提到法治和依法治国。
  现行宪法在第五条中增加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使用了“各政党”的提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用“各政党”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把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放在了和其他组织和个人相平等的法律地位上。

  比较两部宪法的差别使人眼界大开。可以看到,现行宪法在正文中,也就所有规定性条文中都去掉了有关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只是在序言这种回顾性、展望性的段落中有所反映,但都不是规定性的。规定性条文和回顾性、展望性表述所用的口气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事情可以回顾或展望,但不能硬性规定。这就如同在足球世界杯的比赛中,你可以用展望性的口吻表达将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战略战术赢得冠军的决心,去憧憬夺冠的前景,但不能企图在比赛规则的条文中明文写上你就是冠军,而且永远是冠军。冠军是要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获得的,而且不能是永久性的。这就是展望性规定性的本质区别。这是法治原则的基本常识,如果连这个区别都分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现行宪法之所以要对1975宪法做这种指导方针性的矫正,大规模清理原有条文,正是考虑到了法治原则的基本常识,避免了九大党章所犯的那种低级错误。改成这样才像个宪法!
  不难发现,不是宪法确定了党的什么地位,而是党自己确定的。那些说“宪法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人,也该好好学习学习法治原则的基本常识了,把你们的脑袋从四十年前拉回到二十一世纪来吧,不要再闹违背法治基本常识的笑话了。但直到现在还一直有人主张用宪法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用法律来要求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是“以党治国”观念的表现。前一个时期由“喉舌”集中抛出的大量宣称强化党的领导的文章,多数都对宪法是否规定了党的领导这一点有意进行了回避,这可能就是顾忌到了宪法的现有写法。只有像人民日报评论员这种低水平不入流的写手,才会去帮倒忙,不知趣地去捅自己的软肋。

转载自网络

Twitter Updates

Twitter Updates

    follow me on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