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

蔡霞:如果思想空间打不开,路可能越走越窄

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5年11月13-14日在深圳举办。著名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教授蔡霞出席并演讲。她表示,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除了既得利益的势力强大,体制的缺陷积重难返以外,还因为我们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困境。打破改革的僵局,关键在于推进思想解放。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霞:各位领导、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就解放思想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改革的命运。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地强调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信心。

  当时许多人为三中全会决议而欢欣鼓舞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改革在一些领域或者不进反退,或者徘徊停滞。改革的停滞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内在紧张关系。曾经的欢欣鼓舞,现在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对前景预期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

  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除了既得利益的势力强大,体制的缺陷积重难返以外,还因为我们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困境。事实表明,体制、利益、思想三者之间存在着纠缠复杂的关系。打破改革的僵局,关键在于推进思想解放,为此,我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几点粗浅的思考。

  第一,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的禁锢,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曾经是我们打破“两个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然而,不能不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一直停留在观点改变的低层次上。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观点争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观点背后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改变。当下,我们看起来各种观点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但实际上思维方式却是两级相通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大概有几点:

  1.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是不同于自己观点的都是谬误。
  2.强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的多元。
  3.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和平包容的精神。
  4.把不同观念的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用强力来进行压制。

  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难以心平气和地进行不同观点的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当中加以引导,以达到对重大问题的共识。这些问题都表明了,我们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变思维方式才能走出思想困境。

  第二,我们追问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吗?这几年来国内的思想理论争论越发地激烈,一争论就各自搬出马克思主义书上的字句,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仿佛“文革”期间的打语录仗再现。我们在座有很多的老师、老前辈经历过“文革”,这种打语录仗真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我认为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洋洋洒洒4千多万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我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最根本的一点是思想的开放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是带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这一是批判社会现实,二是批判反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极为强烈,他们的思维充满着开放性,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放到社会实践当中去检验,并勇于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修正自己的认识。

  举几个小例子:

  1.比如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序言当中有那么一段话,大意是说25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些具体的步骤设想,现在看来许多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对社会分析的基本观点没有错。

  2.当时法国有些人很教条地搬用马克思的话,并且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还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是跳蚤。”我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词句和观点,但是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我们缺乏思想的开放性,缺乏他们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

  当我们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实表明我们撞了南墙以后是在调整思路,宣传上说这是开创了新局面,进入了新阶段,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反思就出发,忙于往前走。因为缺乏深刻的思想理论反思,一遇到复杂的局面,就容易做本能的反应式的决策,这种本能的反应恰恰受旧的思维方式支配,习惯性地沿用以往的老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复杂问题。需知,老办法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相反,可能造成新的被动。

  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树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地用变化了的实际面对社会的进步,来检视我们的理论,检视我们的观点,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才有思想的不断解放,把实践和理论推向前进。

  第三,摒弃“主义”思维,回到生活的本原看理论。无论是马恩还是其他学者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深刻观察和深入探寻的思想成果,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生活常识,理论是在生活常识的基础上努力把握生活的本质,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但是理论一旦变成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了各种主义,必然地有很强的政治性,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影响。

  实践表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遇到诸如理论的激烈争论。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价值取向是我们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的根本动力。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它就必然有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对未来理想追求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坚持这种价值追求,矢志不渝地朝着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努力,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核心价值理念。

  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始终站在社会民众这一边,他们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活动,始终是自觉地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这些年来,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而有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组织解放思想,为有严重缺陷的体制做辩护。我以为,打破思想禁锢推进解放思想的强大动力,就在于真正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价格取向,真正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五,打开思想空间,才能把路越走越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相应改变。从1992年十四大算起,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地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日益地突出,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突出地反映在近年来社会矛盾冲出的高发和多发,而且至今还没有和平化解矛盾冲突的制度性途径和办法。

  所以本来是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维稳机制,现在也成了“新常态”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似乎在复杂矛盾面前踯躅徘徊,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何以如此?我觉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支撑我们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资源严重不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努力从人类文明转型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这个认识角度的转换和提升,至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人清晰地认识到。

  人类文明发展有共同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趋势和规律就在那里,无论是谁的主观意志和愿望都不可能改变。当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和作用,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人类文明转型一般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此而言,中国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特色讲成中国特殊,不承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思想倾向可能误党误国,有可能使我们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

  承认客观规律,我们就需要放开眼界,打开思想空间,勇敢地去吸收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来探索我们深化改革、和平推进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子。俗话说,“人遇到极难处,想不开就容易走绝路。”其实政党和人是一样的,如果思想空间打不开,路也就可能越走越窄,陷入困境和僵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我们改革的命运。

  最后,借用林达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的手里。”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完了。

转载自:共识网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李剑芒:说“水军”

李剑芒说水军:

说到“圈子”,我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中国“圈子”。

在令狐掌管国新办的年代,网络上有组织比较强大的水军是国新办的四大水军。不要以为官方水军都是像司马南那样的五毛(他确实是四大水军的头目之一)。用官爷的话说“占领舆论阵地不是左派打倒右派,更不是右派打倒左派,而是左中右都是我们的人”。国新办水军有两只在左翼,两只在右翼,通过两边对骂来控制网上热点话题的设置权。

因此不要相信网民有多大的力量,那些你认为民间巨大力量的,十有八九是人家的设局。没有官方左右水军的对敲热炒,草民的冤情再悲惨也炒不成网上热点新闻。右翼水军一般试图拉拢网上已经知名的自由派人士,能拉来你就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为了他们圈子的利益服务,拉不来就把你搞臭。

令狐后期把官方水军主要用于政治派系的工具,蛤蟆之所以被炒成了蛤蟆,网上死了好几次,就是这些官方水军的功劳。包子上台后,把这些水军的经费给切断,通过国信办夺了国新办的网络控制权,使得原来的“圈子”乱了套,各奔东西相互践踏。但很快这些人会围着各个官爷的利益组成新的“圈子”。都打着民主的旗号,可背后的老板都是党内部的大爷。

泡面说水军

国新办是块牌子,现给人感觉团中央走上前台,因这块牌子被揭掉而已,兵源一直是那些人,某些“右派”替某人洗地说团系水军是新军,实胡说八道。原总指挥部在中办秘书局综合信息室,十八大后被端。下边有N次水军N多传播公司,寻找大V转他们制作的官谣,再制作纸本内参返销老同志,以影响政局。

某已撤并宣传机构五毛部队有四支,两支极左,两支偏右。在令夫人谷被控制后,被刘部长(团)、孔丹(极右太子)等接管,中国的左派大多是极右太子在出资支持。该机构下,有一传播公司,承接重庆卫视一些政论性节目制作,而制作费畸高,或为地方卫视同类节目之4一5倍。这是重庆金援北京水军之一证据。

整个宣传、外宣掌握在团手里,奥运前推大外宣,几百亿收购海外中文网。秘书局综合信息室编几份纸制内参。其一为海外媒体中国报道摘编类;其二为网络动态类。某系在海外之对国内政治人物定向敲打,编入一;某系网谣让大V转发混淆视听者,编入二。内参供高层阅读,这些高干读的内参也是令狐系谣言。

某系通过所谓外媒编制传播组织化谣言,辅之萱萱水军“右派”谣洞,出口转内销,扭曲高层信息,打击国内政敌。禁止和封杀与海外中文网不同的言论,让国内精英以海外中文网为现实认知之中国图景,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网络的统治力量,是重庆的原同盟者。在新媒体,人家布局十多年。

12年底13年初,秘书局综合信息室被撤编,最早在网上揭露其事的是夏商等。如李伟东等右派水军,传谣无数,安然无恙。他们原从某部级单位拿津贴,每个人头2000左右有计件工资,其余以战养战,服务对象地方当局企业主。天下公言股东即是李伟东等,这间经营小家电的公司,养了些研究员,负责包装大V。


吴稼祥:让世界的心脏跳动

【演讲实录】吴稼祥:让世界的心脏跳动
2015-10-26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吴稼祥(77级经济系校友)


1904年,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发表演讲提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是中亚,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全世界,中亚是世界的心脏。1919年一战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把这个思想扩充为一本书,发给在场每一个人。所以麦金德思想后来能够传遍全世界,这就是英国版的地缘政治学。

从那以后,对中亚的争夺,就是世界各大帝国放在首要地位的战略。回望更早的历史,过去成吉思汗的马铁蹄曾经踏遍中亚,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疆土是马其顿帝国的四倍,罗马帝国的两倍,但是只有大不列颠帝国的1/2。因为当时成吉思汗帝国大概有2200万平方公里,大不列颠帝国加全部殖民地大约是4200万平方公里。成吉思汗是通过马蹄征服中亚的,但是这种征服很快像春天的雪一样融化了,因为马蹄是不可能长久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成吉思汗没有完成的事情,习近平正在用“一带一路”完成。“一带一路”环抱了欧亚大陆,顺带把非洲也包括进来,甚至把整个地球包括在里面。其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中亚这颗心脏是一颗死的心脏,从来没有真正跳动过,只是在冷兵器时代被游牧民族用马蹄敲打过。但是现在习近平让他恢复跳动了,通过什么?通过动脉。因为一个心脏要跳动,不能没有动脉,一带一路就是他的动脉。这个动脉是什么?大陆上的动脉就是从中国的西部通过中亚进入波斯湾,然后继续到东欧和中欧,最后到西欧。其间以高铁贯通。

海上丝绸之路是通过南中国,也就是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经过东南亚辐射到新加坡,然后辐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再带动北非、红海、地中海,通过南欧到达西欧。这样通过两条大动脉,血管确实已经连通了。这个血管在大陆上就是铁路、高铁,海上就是万吨巨轮。将来大家可以考虑买相关股票。

有了血管还不够,还得有血液,所以现在成立了“一带一路”相应的丝路基金,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银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亚洲投资银行,而首先是个亚欧银行,因为英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又不仅仅是亚欧银行,也是亚洲、大洋洲、南美洲的银行,因为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也在里面。这个银行甚至是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在货币国际化之前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笑的。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投票权只有百分之三点几,跟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国内M2发行量已经超过美元,但是人民币现在不是国际货币,也不是储备货币。这一次一揽子货币计划实施之前,人民币的汇率是在上海的一个交易所里决定的,这个非常可笑。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多讲,整个货币改革过程,我觉得讲起来会非常精彩。

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或者说对世界秩序的话语权还有控制权,军队只是不发言的、笼子里的一头猛兽,每天发言的主要是货币。英国当年的世界霸主地位是靠金本位这个货币体系来实现的。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在1944年以后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决定的。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是美国霸权地位开始衰落的第一个里程碑。到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海啸应该是美元霸主地位衰落的第二个里程碑。


美国都发生金融风暴,但中国没有,这当然首先是拜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所赐,所以没有发生这个危机。但无论如何,对亚投行的诞生,美国人为什么这么警惕,而且让人感到这么难以接受,是因为亚投行将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挑战者。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国际秩序,至少在货币这一层面上,就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

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访问英国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加速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比如伦敦交易中心人民币直接交易等业务获得进一步拓展,以及获得英国在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方面对中国的进一步支持。这样从商贸意义上和国际贸易角度来看将来的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就从双边贸易走向单边贸易时代。以前我们的国际贸易是用人民币来买原材料,用美元买产品,汇率波动是国内外贸企业无法估计的风险。美国可以通过影响汇率对中国的贸易施压,比如一直逼着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限制中国产品出口,这方面的动作甚至可以让中国死一大批企业。


但是未来人民币如果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成为自由的资本项目予以自由结算的话,将来中国的贸易就是单边贸易,我们可以用人民币买原材料,也可以用人民币来出口我们的产品,如果做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贸易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本文节选自2015年10月24日吴稼祥先生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校友返校日的主题演讲《让世界的心脏跳动——习李三年来做了什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吴稼祥,北京大学77级校友,经济系毕业,曾经在中宣部、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供职。后赴美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三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的他,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近年来出版了《公天下》等反思改革的作品。尤其在去年两会期间,其连载作品《泡面传奇——中国当代政坛的生死对决》引发社会热议。

韩叟:沟马简史

沟马者,山沟马列也,以耄祖为旗帜,以计划经济为主张,长期经营财宣纪三机构,与改革为敌。

改开之初,陈李姚宋四兄弟立财经帮,陈又亲任东厂提督,再加宣传左棍力群来附,气势汹汹,连斩胡赵二帝。

李陈推江继位,邓勉从之。初,江受制沟马,改革偃息。邓乃南巡,逼姚宋退休,又解除杨家将兵权,江曾推进市场经济,提出三个代表,改革又兴。

江跳船,李不堪,沟马甚急,幸朱来投,以人民币耄像为投名状。沟马大喜,以朱掌财经,胡布局人事,徐图再起。

时姚宋退休,以绩溪入常卡储位为条件,邓同意,同时赋江以隔代指定权。后江退胡继,师宋听令惧妻,八大包衣位居要津:令刘胡周张袁张罗,是为青驴派。

曾,江之军师,十六大任常务书记,态势乃储君也,沟马以鲁能案狙之,曾退休,并荐习以自代。然令狐不服,欲夺储,并联络薄氏组织晋系,系内有一国母及七常第六,皆晋籍矣。
和谐八年,江病,薄乃大弄,以图相位。次年初,病愈,沟马弃薄,薄骑虎难下,困兽犹斗,终致落马,一弹拆除。

令不甘,造乱以自重,策动抗日打砸抢、瞎子逃美及一系列恐怖袭击,又操纵八大谣渠,广布江曾贾周习温谣言。法拉利事发,令被逐出核心,犹不收手,继续剿周以清君侧。

令狐被查,晋系崩盘,水军无首,孔刘等趁机接盘。习李大规模推出改革举措,红二核心利益受损,乃策划股灾,庆丰断然出手,抓《财经》、中信、证监会以警之。

今沟马式微,东厂提督亲赴闽,力阻查苏而不可得……

许纪霖: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当中被认为是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然而,就在一百年前,这个名字却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早年为志士,晚年成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很少有现代中国人物像他这样两次轰动,且形象逆转。究竟是拥掌了权力后的汪精卫变坏了,还是二者之间有隐匿的人格暗线?

关于汪精卫研究,大陆、港台、日本和欧美学界,成果都不算太少,但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直至最近,我读到了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惊喜地发现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让他从天空堕到深崖的,其实是同一个性格逻辑。这一悲剧不仅属于汪个人,也是汪伪政权中没落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的集体归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

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级为伍。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

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不中。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下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

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格。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满的留日学子。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在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

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革命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绝路。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做的是荆轲刺秦王之梦。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甘愿铤而走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

《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

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翻滚。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从谭嗣同、吴樾到汪精卫,晚清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终极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看起来似乎是与儒家的仁学混杂为一体的革命乌托邦,其实乌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虚无主义意识。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层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有机宇宙观。这套宇宙观是每个人生命之意义所在,它可以让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天变了,道亦变了。大变局当中,原先让人觉得确信无疑的价值变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谱的,只是人自身,即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创造的意志。于是,距离近代自由意志说只有一步之遥的阳明学在晚清大为流行,青年汪精卫也是阳明先生的虔诚信徒。但此时阳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天理”,只是一个惟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当实在的价值归于虚空的时候,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了革命者的心灵。

19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暗杀。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

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

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造光明。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

当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的时候,警察从汪精卫的贴身夹衣中搜出他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文章,问他为什么,汪精卫骄傲地回答:“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何等的豪迈,又何等的自恋。血气方刚的汪精卫要用鲜血书写历史,也书写自己。他不在乎暗杀行动成功与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开展示,是激起公众同情与呼应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充满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学,美学的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在血的公开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后,在最前台的,正是一种甘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动戏剧。

中国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民报》的文章已经让年轻的汪精卫声名大噪,实现了“立言”,但这还不够。继续立功吗?绝望的汪精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作长期打算。人生苦短,对于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与其苦撑待变,不如以片刻的轰轰烈烈,以带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间的死亡进一步实现“立德”之业。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瞬间的牺牲,无须长年修炼与知识积累,只须有意志的决断,下得了决心舍弃肉身。

舍弃肉身绝非容易,需要一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汪精卫早年父母双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与心灵创伤,汪精卫有非常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苦短的恐惧:“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和何所为,次情何所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无常?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流行一种“小我”与“大我”论,“小我”是形体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的自我,只有当个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个人之生命方能获得永恒的、不朽之价值。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腾越有多种途径,汪精卫选择了其中最简单、最壮烈、也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方式:牺牲。

本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汪精卫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

历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卫成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党人里面以圣人出名。民国初年,在革命党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推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他已经写入了历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德是一种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卫因名成功,也为名所累。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纷纷封官加爵,胡汉民做了广东都督,宋教仁积极角逐责任内阁总理,但汪精卫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革命家发起组织了“进德会”,高调宣布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新文化、新风俗与新氛围。上海的舆论如此评价汪精卫:“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然而,汪精卫毕竟从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他。孙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队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学的汪精卫为他所崇敬的孙总理召回,从此卷入国民党最高政治。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又成为与蒋介石、胡汉民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马。

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以这三条标准衡量,身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

汪精卫不缺激情,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不仅是文人革命家,还是诗人革命家。清末民初有一个南社,是革命家们饮酒作文、吟诗唱和的文人团体,汪精卫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有如此说法:旧南社的代表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因为汪是诗的,廖是散文的。汪精卫的旧体诗,无论是早年的慷慨激昂,还是后期的孤芳自怜,在近代中国诗坛皆为上品。然而,诚如曹聚仁所说,从南社出来的诗人政治家,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们以诗人的激情从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作为一个“游士”团体,由两拨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士组成。曹聚仁说过,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就是陈英士的“武治”与南社的“文治”。从陈英士(陈其美)到蒋介石,从社会底层中来,在上海滩混迹良久,有浓郁的帮会习气,大局判断准确,政治手腕灵活,下得了狠手,宁可我负人,不可我负人。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在残酷复杂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清高单纯的“观念人”永远不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行动人”的对手。汪精卫在政治上像一个长不大的“文青”,虽然对权力没有过度的贪欲,却对政治自身之价值缺乏必要的尊重,“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一遇挫折,为人误会,立即负气一走了之,以显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纯洁,出污泥而不染。

汪精卫虽然聪明、敏感,但对政治和国内外大势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他是诗人出身,对人对事对大局对未来皆是一厢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武汉时期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主政国共合作,他对苏俄的本质以及对华战略懵然无知。三十年代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政,成为主和派主角,乃至后来响应近卫首相发起和平运动,他对日本政坛的复杂格局也缺乏了解,以至轻信日方的承诺,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过来却被日本利用。身为参与党国最高决策的政治家,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对世界大势缺乏前瞻性把握。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决心与耐力,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大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局势逆转。他看到的只是一时的中日实力比较,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以为抗战下去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投降。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他汪先生个人的牺牲来拯救民族的牺牲。在大局的判断上,诗人出身的汪精卫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犹如下一盘偌大的围棋,毛与蒋有政治家独特的大局感与时空纵横感,而汪精卫,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计较、恐惧与冲动。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汪精卫的性格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一流的政治家不仅要有一己价值的信念伦理,而且须时时在信念与现实之中作“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动之后果,这就是现代政治家担负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须对动机神圣负责,后果可以交给上帝。但责任伦理不同,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当缺少明确的价值之神为你导航之时,政治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的沉重,天使与魔鬼之间,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于是投身政治者不得不“政治成熟”,具备韦伯所说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大素质。在抗战陷入困顿之际,汪精卫在战与和之间的抉择,不是赌客的博弈游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对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验。价值伦理对“义”(符合人类价值的民族大义)负责,责任伦理对“势”(国际大势中的抗战最终结局)担当。而汪精卫,因为他的虚无与短视,既对“义”无所执着,也对“势”严重误判,身为党国要人,他以诗情美学从事政治,将政治当做诗来写,姿态看似崇高,却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价值执着和责任担当。

反复端详汪精卫中年后的照片,在这个帅得让所有女人都能动心的俊男脸上,看不到一般人以为的汉奸脸上的那股邪气,却发现这是一个严重自恋的男人。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经以一己之身血书历史,以壮烈的牺牲召唤革命,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文人的清高可以误国,但未必卖国,但汪精卫的自恋,变态到自以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觉地将自身与国家合一,是众生仰望的观音再世。

当一个人自以为与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现实感与判断力,再也听不见旁人的劝说。陈公博等再三劝说汪精卫不要去日本输诚,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精卫生气地回答:“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袁世凯称帝,乃是受了周围人的欺骗,而汪精卫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犹如神魔附体。这个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卫心中的幻影。在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他并没有确定的价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等同为一。当他绝望地发现中国无望打败日本,而民众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他的烈士情怀再度爆发,决意像晚清那样,再次牺牲一己,以身饲虎。拯救天下苍生。

然而,他徒有精卫鸟的意志,却缺乏后者的耐心。这个文人革命家无论是文字还是口才,皆有勾魂摄魂的魔力,却在复杂的政治面前常常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动辄言牺牲。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胡适之看透了这位老朋友,认为汪精卫有不可救药的烈士情结:“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此刻,汪精卫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刺杀摄政王前夕写《革命的决心》的情景:“恻隐之心迫于内,而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这位从小熟读阳明语录的旧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但汪氏的良知,与阳明的良知不同,已经剥离了超越的、客观的绝对价值,而异化为自我定义的唯意志论,良知的践行成为空洞无物的意志抉择了。圣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恋的汪精卫绝对相信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为自己的牺牲所感动。然而,同样的牺牲,这一次却压错了筹码。

汪精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也是这个阶级的。作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他被社会的剧烈动荡抛离出体制,又试图以激进的革命方式重返中心,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但这些游士们脱离了自己的乡土之根,又疏离于城市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于是成为自由漂泊的无根一代,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但游移不定,既无恒产,亦无恒心。抗战期间落水的汪伪汉奸们,有一些共同的阶级特点,不是传统士大夫遗老遗少,就是充满才情的文人小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汪精卫所代表的,是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人格,他们“更多从‘文化’视角而非从政权或‘实体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中国’,他们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而共产党的兴起,则将根本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打倒旧的统治阶层,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和建立在这套社会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观念。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可看作是这种‘文化中国观’的表现。”


汪精卫的一生,颇为奇特。这位在破落士大夫家庭中出身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德性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志士与汉奸的,正是同一个性格之逻辑使然。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而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已。



Twitter Updates

Twitter Updates

    follow me on Twitter